新刑诉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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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为了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缺失，将经济学与法学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引入对该制度的完善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法律经济学的程序效益为视角，首先简要介绍了程序效益分析的基础理论，在阐明程序效益包括成本与收益两个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利用法律经济学程序效益的分析方法，找出制约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明确改革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指导原则，并结合法律经济学中提高程序效益的途径，分别从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两个角度设计出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路径，以此来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效益，以期达到效益与公正的和谐统一，更好地保障各方参与人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效益诉讼成本诉讼收益完善

【引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效率视为诉讼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要求之一，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失赔偿问题采取双轨制来解决，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参加的情况下，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损失的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该制度在设立之初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原本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在程序上方便当事人诉讼，使其免遭诉累，及时弥补被害人因不法侵害遭受的损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不足之处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霍姆斯曾指出：“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是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因此本文试从分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入手，以法律经济学程序效益分析为视角，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进行新的探讨。

一、实然与应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错位

理解法律，特别是要理解法律的缺陷。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上的价值功能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实现诉讼公正

诉讼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在法律体系内部，诉讼法律制度与公正的关系最为直接，因为诉讼法律制度是具体落实、实现公正的，任何一种公正的法律目标都必须经由一个理性的程序运作过程才可转化为现实形态的公正。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刑事案件和附带民事案件合并审理，从而有利于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损失、损失的程度，以及被告人犯罪后如何对待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是否真正认罪、悔罪等问题，正确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准确地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和科以民事责任，实现诉讼公正。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诉讼效益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损失赔偿，而不是让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把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简化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对于司法裁决的整体而言，可以尽量保持对同一事实刑事、民事裁决的一致性；对司法机关来说，可以避免刑事、民事分离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的重复，从而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平民化的精神，在这些案件中，既不需要缴纳诉讼费用，也往往无需支付律师费聘请律师，又不必重新排期候审，在迅速、减少费用成为正当程序要求一部分的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的价值尤其明显。所以，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置于社会这一大环境中加以审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也将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重要要素。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规定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根据我国立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其二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上，由于民事诉讼部分对于刑事诉讼的“附带性”，导致我国当前实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无论是法院做出无罪判决、检察院撤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还是被告人逃脱，由于被告人刑事上的无罪、不予追究或者难以追究，直接导致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的难以实现。既然作为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明显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刑事部分被告人可因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但并不代表被告人对于民事部分就不承担责任；尽管被告人逃脱，但如果法院认为法律关系简单的，是可以对民事部分缺席判决的；检察院撤回的，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放弃追究，但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就放弃了民事赔偿的请求。可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中，由于民事赔偿对于刑事诉讼的“附带”性质，导致法院的刑事审判对民事判决直接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司法机关决定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很难实现，这也意味着在此种情况下，被害人既无法实现复仇和惩治犯罪人的欲望，也无法实现获得民事赔偿的诉求，从而突出暴露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制的内在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又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同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规定：“如果同一审判组织成员确实无法继续参加审判的，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从法理上说，以追求效率为己任的附带民事诉讼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况而无法同刑事诉讼一并审结时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不能为刑事被害人提供较一般民事诉讼更及时有效的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属于重复立法，有害无利；立法涉及成本问题，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另外，由刑庭法官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不会比专业的民庭法官高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审判后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更是与审判权行使的亲历性原则相左。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上述规定使设置该制度的初衷难于实现，应该具有的制度整合功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对被害人的救济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诉讼程序无法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不利于保护社会秩序的安定，立法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出现巨大反差，导致民事赔偿请求很难实现。

二、冲突与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分析

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是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

——[美]霍姆斯

（一）程序效益分析的两个基础理论

1.科斯定理及其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第二定理指出：如果存在实际的交易成本，有效率的结果就不可能会在每个法律规则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序的法律规则。这些影响包括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由避免交易成本的愿望诱使无效率的选择。

将科斯定理运用于对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我们必然会有这样的推论：诉讼程序的设计和选择适用都应充分考虑诉讼成本对诉讼效率带来的影响。为了实现有效率的诉讼结果，立法者、程序参与者都不得不重视诉讼参与各方合意的作用，以期减少诉讼成本。如果诉讼各方能够通过合意达成对争议事项的解决，无论是参与各方本身还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投入都将实现最小化，即实际诉讼成本最低。实际诉讼成本越低，则所获诉讼的结果就越有效率：诉讼各方均在各自的自愿同意下解决了纠纷，最大可能避免因二次诉讼的发生导致的新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新的诉讼成本的增加。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考量，均达到了效益的最大化。

2.波斯纳财富极大化理论

波斯纳在他的财富极大化理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自愿和协商。他认为，一种促进或助长自愿性和协商性的法律制度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偏爱。借助于理假设，每个人都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因而在自愿和协商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想通过交易来改善自己的福利，增加自己的财富。促进或者助长自愿性和协商性的法律制度也就是一个追求财富极大化的制度。而且，波斯纳对“财富极大化”进行了解释，其中的“财富”指一切有形和无形物品和服务的总和。波斯纳对“财富”的此种解释，在将要进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中，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解释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收获的总和。

用波斯纳财富极大化理论分析诉讼程序，至少可以得到一种指导思想的启发：要通过诉讼程序实现财富极大化，在设计程序之初就应当充分注重程序参与者的理性选择，为程序参与者提供协商的机会，尽量使程序能够保证并促进参与者的自愿与协商。在程序的实际运用中，执法者则应指引和帮助程序参与者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有效协商。

（二）程序效益的基本要素

1、诉讼程序的成本

经济学中对成本问题的思考有一个角度是在机会集合范围内以替换的形式进行的，即获得某物品而不得不放弃的另外一种物品的数量。从这个角度出发，诉讼程序的成本应是指程序主体为实施诉讼行为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每一诉讼过程，其中所耗费的司法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源。进行诉讼程序活动既需要相当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人员、法警、陪审员等，还需要诉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鉴定人等参与诉讼活动。（2）物力资源。表现为法院为进行正当的诉讼活动所必备的法庭设施、通讯及交通设备，以及当事人和有关机关为被采取强制措施、被查封或扣押的物品、文件、财产等。（3）财力资源。通常包括法官、陪审员、书记员等的薪金，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公共费、翻译费、律师费，以及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保证金与实际支出费用、执行费用等。（4）时间资源。诉讼中时间的浪费或者诉讼周期的拖延，往往意味着程序主体在单位时间内诉讼活动效率的降低，并同时造成人力、物力或财力资源耗费的增加，因此在诉讼程序中，时间也是一种与经济耗费直接相关的司法资源。这种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国家支付的公共成本两部分。

2、诉讼程序的收益

作为追求财富极大化的主体，从事任何活动都预期获得最大收益。所谓收益，就是一定的投入产出的成果。诉讼程序的收益除了物质性收益，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性收益，如伦理性收益，即理性主体让渡司法投入而追求纠纷的解决、社会秩序的回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正义的弘扬等等。对法院而言，如果其进行诉讼活动存在经济收益，那么该经济收益一方面是指其收取的诉讼费用的数额，另一方面则是解决提交到法庭的争议，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对诉讼各方来说，则是指预期利益的实现或者预期不利益的避免。可见，诉讼成本与效益涉及经济和非经济两种价值体系，所以对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诉讼程序投入的经济合理性，更要考虑诉讼程序的产出能否满足程序参与者的愿望和目的，以及诉讼产出的社会效果。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实践分析

作为单纯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本来享有在诉讼时效内选择管辖法院和时间的便利，而且案件审理期限可长至6个月，可以更加从容地进行诉讼活动；虽需要交纳诉讼费，但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申请缓、减、免并得到批准。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则必须在一审宣判前向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提讼，审理期限短，对当事人的诉讼经验和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决定了刑事部分的审理左右着整个案件的审理进程，而民事部分又受到刑事审判程序的局限，不能严格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管辖、期间和送达、证据交换、时效等规定被迫根据刑事诉讼的特点相应调整、简化，甚至不再适用。反过来，刑事部分的审理进程，也不能不受所附带的民事案件进展情况的影响。

虽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因其复杂而延长审限的绝对数量不多，但是因附带民事诉讼而延长审限的比例是单纯刑事案件的两倍，其对案件及时审结存在负面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均被压缩到一个半月内审结，相对于普通一审民事案件6个月的审限来说，审理速度过快，是否过于强调效率优先而影响实体公正的担心并不多余。刑事案件的庭审程序、调点、认证规则等与民事案件差异很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从而享有刑事、民事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承担两种不同的诉讼义务，加上当事人在法律知识、文化素养、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使庭审节奏很难把握。从司法成本看，我国刑事普通程序由于其程序的严谨性和被告人通常被羁押的特殊性，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公、检、法等机关的各项诉讼资源本身就比民事诉讼多，在重罪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全部民事赔偿也不够经济。即使不考虑上述成本，就减轻当事人讼累的作用而言，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亦有限。

法律限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期间是刑事案件立案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并规定未在该期间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不能再提起，避免了刑事程序频繁被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打断，致使审判拖延，有利于刑事诉讼成本的降低。但是，仅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期间限制，并不能保证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实现。原因是我国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刑优于民”，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向民庭提起民事诉讼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在刑事诉讼没有提起之前，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有权向民庭提起民事诉讼。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则不准单独向民庭提起有关民事诉讼，此前向民庭提起的有关民事诉讼除非已经审结生效，否则或者应当中止审理；或者应当根据人的申请撤销向民庭提起的有关民事诉讼，而由他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一旦启动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刑事部分的审理没有结束，附带民事部分是不可能先行判决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期间潜逃或消失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应当将刑事诉讼暂时停止，待上述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因素消失后，再恢复进行后面的诉讼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求不能及时甚至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为进行附带民事部分的诉讼成本只得随着刑事案件的审理进程起伏，被害人没有别的手段将自身诉讼成本降至最低，反而被无限扩大。这对于被害人而言，过于不公，除非放弃要求赔偿，被害人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仅要被拖进刑事案件的整个过程，而且还要承担高额诉讼成本的风险。这种情形下的被害人，即使能够判断怎样的程序对他是有益的，也没有办法去追求更有效益的程序结果。

三、废除与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改革的价值选择

在理论转变为实践的时候，于每一个转折点都会出现棘手的问题。

——安德鲁卡门

（一）改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指导原则

1、兼顾诉讼程序的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

诉讼程序的效益除了经济效益，还包括非经济效益，如社会秩序的恢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全社会公正信念的坚定等。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目标，更多的时候必须重视非经济效益的实现。只有在程序和实体公正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谈论程序的效益才有意义可言。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公正和效益的关系上处于怎样的立场，决定着司法资源的主要流向，是制约程序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可见，在诉讼效益和诉讼公正之间如何侧重，是研究诉讼程序效益首先要确定的基调。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公正处于首要地位。只有在正义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能提高诉讼效率；对诉讼效率的追求，不能妨碍公正价值的实现。如果为了实现诉讼效率而无视诉讼公正，就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在改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时，无论是采用节约诉讼成本的方式还是以增加诉讼收益的途径提高程序效益，都不能以之为终极目标。当然，对程序和实体公正的强调也不能成为忽视诉讼程序经济效益的借口。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应当兼顾，以程序公正为首要目标，以尽可能少的司法投入实现公正。

2、以人为本、尊重程序参与者的自由意志

不论附带民事诉讼如何进行，其本质上还是一种民事诉讼，因此民事诉讼的各种原则在没有特殊情况下，都应当适用它。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无论是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还是法院调解原则都可归结到一点：以人为本、尊重程序参与者的自由意志。而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这方面有很多缺陷，一旦要求损害赔偿就被拖进了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进行赔偿诉讼的形式，甚至不能决定自身诉讼投入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对此，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引进民事诉讼中的体现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调解和处分两项原则。

3、平衡被害人、被告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特殊的民事诉讼，但由于其适用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的民事案件，涉及诸多利益关系，必须作出平衡，以保证该程序不违背公平理念，无损正义的实现。一方面应重视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的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利益平衡，主要考虑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应重视被害人、被告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诉讼程序设计上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学者认识到的，是“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是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言，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其赋予被害人、被告人权利，限定其权利范围的界限。“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如何既实现被害人、被告人利益，又不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实际损害或者形成损害的危险，是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所不能忽略的一环。这种平衡能否建立，直接决定着对该程序是否正义的评价。

（二）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之路径

1、从诉讼成本的角度提高程序效益之设想

（1）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作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基础的刑事案件有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之分，由刑事侵害引起的民事损害情节也有轻重繁简的差异，同时被害人的请求内容有精神损害赔偿和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的不同，请求的对象有针对刑事被告人和非刑事被告人之别，若对此不加以区分，都规定可以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不能保证被害人得到公平的民事赔偿，更可能导致整个诉讼程序的混乱、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因此，应对不同的案件进行梳理，繁简分流，区别对待，限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具体而言，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法院应予以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则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渠道；如果案情复杂，不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案件，则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告知其向民庭或者将案件转交民庭处理，将复杂的民事诉讼排除在外，以此简化附带民事诉讼，提高受案范围内进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具体来说，这两类案件的界限是：一是是否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二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三是是否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严格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是否涉及举证责任的倒置等情形。

（2）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害人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其因刑事公诉人为证实被告有罪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得到便利。特别是在被害人由于贫穷或无知，没有条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更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利益。”但是，如果被害人有条件为自身利益而的时候，或者被害人希望通过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得到更专业维护的时候，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不再是被害人的首选。因此，应当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让其自主决定请求赔偿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中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从而在司法解释中确立了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解决犯罪被害人刑事损害赔偿的两种重要方式，同时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与犯罪后独立的民事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行使选择权，即当事人可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对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权是有重要意义的。

笔者认为，允许被害人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处理：一是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方式的，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法院一审判决之前提出；二是被害人选择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改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重新界定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审理顺序，被害人既可以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之前，也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或者刑事审判之后向民事法庭提出，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案条件进行审查，如果决定受理的，可以按照被害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证据规则依法判决，没必要等到刑事案件审理或审理终结以后，这样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才不会形同虚设，诉讼成本才不会加大；当然，法院如果认为为审理民事案件所必要时，可以先中止民事程序，待与此案有关的刑事诉讼审结后再继续进行。对于民事判决或调解结案后的执行，应完全遵循民事执行的要求。

（3）全面引入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理两个程序过程。发挥刑事和解制度兼顾并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功能，能够及时达成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与履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要求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充分考虑加害人的悔罪态度和社会危害后果，这为刑事和解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基础和广阔的法律空间，而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也契合了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既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刑事审判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武器。但应注意不要过分固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阶段，在整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都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就损害赔偿达成协议，进而结束关于损害赔偿的审理活动。

（4）健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机制。借鉴民事调解的成功经验，发动各种社会资源，扩大调解人的参与面，充分利用民事诉讼中诉调对接的相关梁道，鼓励和确认社会调解在附带民事案件中的作用，支持一切合法的调解结果，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格局，彻底扭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在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应提倡涉及民事赔偿事宜的调解，立案侦查过程中的侦查人员、审查时的公诉人都有权依法对附带民事赔偿事宜进行调解，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便进入诉讼，法院均应支持。对于人民群众、社会机构、其它国家机关参与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不违法，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应视为有效的处理结论。为此必须加强业务培训，特别针对人身损害赔偿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和民事审判政策方面的业务培训，提离刑事审判队伍的民事审判索质和调解能力。从根本上扭转以案寻法，被动办案，对相关民事法律及其精神理解不准不透而适用有误情况的出现，提高调解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同时审判业务能力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高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克服审判人员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畏难情绪，扭转调解、执行上的被动局面。在日常的审判管理中，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质量作为审判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特别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纳入到审判调解的整体布局中，作为法官审判业绩的考核依据之一。借鉴民事调解的相关规章制度，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和刑事政策的相关要求，制定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规范流程，具体规范和指导相应的调解工作，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更有效地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

2、从诉讼收益的角度提高程序效益之设想

首先，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相互之间严重冲突。其次，将告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规定为人民法院一种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受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有能力请律师来帮助保护自己的权益，被害人如果错过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就要承受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所引起的心理之痛与经济之重，而明确法院的告知义务则可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最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充分体现“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全面确立财产犯罪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对被告人同时处以财产刑和对被害人给予民事赔偿时，民事赔偿应优于财产刑执行。现时，财产犯罪受害人既可附带也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赔偿损失，并可根据生效判决，请求原处理的司法机关帮助执行。

可以说，从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角度考虑，改革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只是完善一个程序的操作，让被害人有选择的机会、使其对程序后果能够形成明确的预期。而如果希望通过增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收益，达到提高程序效益的目的，着力解决好每一桩被害人以附带民事诉讼方式提起的关于损害赔偿的诉讼才是增加程序收益的做法。

【结语】

托马斯.福勒说过：“呆板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确立的初衷，在于“有效保障公民、国家、集体财产不受犯罪侵犯、维护其合法权益，便利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法院办案效率，及时有效惩罚犯罪”。就我国国情而言，这对于那些迫切需要获得损害赔偿，而自身各方面又无法支持进行多次诉讼的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在确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好的途径。

篇2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公诉 影响 应对

一、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院公诉工作的机遇

（一）证据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公诉机关指控犯罪

1.扩展了法定证据外延，使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更加多元。新刑诉法第48条将“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使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更加多元，便于公诉机关更科学准确地运用证据。

2.完善了证据种类，有效保全证据，加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新刑诉法第52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既完善了证据种类，有效保全证据，又加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

3.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明确，在公诉工作中更具有操作性。新刑诉法第53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才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4.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促使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将可调取更多的事实证据充实公诉内容。新刑诉法将现代科学技术、秘密侦查、技术侦查引进到刑事诉讼法中，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解决了长期以来自侦案件因侦查手段受限，取证困难的问题，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将可调取更多的事实证据充实公诉内容。

（二）审判制度的变化增强了公诉工作的主动性

1.庭前会议制度和量刑程序的规定使公诉人更有发言权。新刑诉法第182条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便于公诉人庭前获得律师庭审辩点，作好出庭的充分准备。第193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的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使公诉工作更加主动。

2.简易程序的规定有利于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加强了审判监督。新刑诉法第208条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赋予被告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有利于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增加了公诉工作的主动性。第210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加强了公诉人对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

二、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院公诉工作的挑战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加大了控方举证难度

1.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新刑诉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而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2.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另一方面也将提高侦查机关取证的门槛，进而影响公诉方举证的难度。

（二）简易程序的修改加大了工作量及工作压力

新刑诉法在某种程度上将现行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案件简化审程序加以合并，给基层检察机关带来的难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力、物力和案件量如何匹配，怎样提高诉讼效率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律师权利的扩大使控辩双方更趋势均力敌

1.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具有辩护人身份，“名正”后必然“言顺”。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2.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得畅通无阻。第37条规定：“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在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3.律师阅卷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第38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要将全部案件材料移送法院，废除了1996刑诉只移送主要证据的规定。同时第38条还规定“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四）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增加了庭审的不确定性

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同时又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为确保证人出庭，还规定了相关强制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公诉方仅凭证人证言笔录即高枕无忧的局面，使控辩双方有了“近身肉搏”的机会，使律师可以对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及证明力直接加以质疑，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指控犯罪的效果。

（五）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诉人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1.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新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调查核实权，如何妥善处理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关系，都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一定程度上加大公诉人的工作量。

2.证据种类增加方面。新刑诉法把“鉴定结论”为“鉴定意见”；把辨认笔录归入勘验、检查、侦查实验笔录，增加了侦查实验笔录；增加了电子证据。刑诉法修改后，鉴定意见仅作为鉴定人的意见，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将成为案件审查的重点，这就要求公诉人在审查鉴定意见时首先应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进行审查，同时对鉴定过程和鉴定依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也要进行审查，对于存在疑问的应当及时进行重新鉴定。

3.在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方面。虽然新刑诉法在第187、第188条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和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以及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于公诉人而言，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难度，尤其是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询问和质证的压力时，如何实现良好的庭审效果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基层检察院公诉机关的应对

（一）树牢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更加注重司法人文关怀

1.公诉人作为公益代表人，要平等地保护人权。要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是被追诉的对象，又是因“控辩平等”原则而享有与控方平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

2.公诉人要养成客观、审慎、谦和的工作作风。以和谐的理念、和谐的方式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设身处地地考虑当事人的感受以及实际困难，尽可能地给予司法支持和人文关怀。

3.公诉人要改进办案的方式方法。养成保障人权的执法习惯、形成尊重人权的执法风格，并将这种习惯和风格融入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和细节之中，使人民群众不仅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且感受到法治的人文关怀。

（二）苦练内功，提高公诉人业务能力

1.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扎实培养能力。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加强公诉人建设的决定》，着力培养公诉人“十种能力”。组织公诉人深入系统地学习钻研“两法”，把《刑事审判参考案例》以及最新的司法解释作为手边书，努力做到了然于胸；组织学习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刑事侦查学、法医学等知识，提高综合分析、判断和论证的能力。

2.深入开展专题培训，交流公诉实务经验。按照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专题分类组织研讨，通过评析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公诉业务工作中遇到的复杂疑难问题，促进公诉人员提高分析论证、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

3.定期组织演讲辩论训练，夯实公诉基本功。公诉人基本功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学习沉淀和经验积累。要利用平时学习讨论等机会，有意识地布置演讲、发言、辩论等，逐步培养公诉人举止得体的仪表和严肃认真、沉稳自信的气质，为出庭公诉打好基本功。

（三）做足“功课”沉着应战

1.全面吃透案情，做好庭前预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方面庭前审查案件时，对整个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详细审查，尤其是据以定罪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更要反复推敲，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提高庭前预测能力，将庭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尽可能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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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侦查 律师会见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合理限制

一、新刑诉法下职务犯罪案件律师会见的焦点与挑战

（一）新刑诉法下的律师会见的焦点

1.律师行使会见权的时间提前。新刑诉法则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委托辩护人，删除了原刑诉法第96条“讯问”后面的“后”字，使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从而律师会见时间也会相应提前。

2.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变化。新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辩护人，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

3.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享有“三不”会见权。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享有“三不”会见权，即不经批准、不限时间和次数、不被监听。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除三类特殊案件外，对于其他案件，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会见。改变了以往律师会见需要经“许可”或“批准”的局面。同时第37条第4款：“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排除了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确保了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之间无障碍沟通。

4.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范围进行调整。1996年《刑诉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新刑诉法将这一范围进行了调整，第37条第3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5.增加保障性条款，确保律师会见权的实现。新刑诉法明确了看守所及时安排会见的义务，即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为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行使，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受到侵犯的救济途径。新刑诉法第47条规定了当辩护律师、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或侵害时，有权向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情况属实的，人民检察院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二）律师会见权的变化给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律师会见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相对封闭的状态，使侦查工作趋于开放、透明，而相对应的是辩护律师工作的保密性，使信息不平等的状况有了相反的改变，使侦查工作面临一系列的新挑战。

1.辩护律师自由会见使得侦查期限被进一步挤压。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由于律师会见不受任何限制，有些地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和时间比侦查人员提审的次数和时间还要多。同时，因为律师会见时间的提早，也出现犯罪嫌疑人还没有送到看守所，律师就已去看守所申请会见的情况。

2.律师会见使职务犯罪案件审讯难度增大。律师会见，使犯罪嫌疑人通过律师这条信息渠道，可以清楚的掌握到外部的形势变化，使职务犯罪案件传统审讯中利用信息不透明给犯罪嫌疑人施压的方法基本失效。律师自由会见，一方面可能消除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的心态，另一方面可以从辩护律师处获取外界的重要信息，使犯罪嫌疑人的对抗、侥幸心理和防御抵抗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在秘密会见的情况下，没有第三者在场，又不得监听，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可能会通过言语交流等方式从事违反其职业伦理甚至法律的行为，从而进一步增加审讯工作的难度。

3.律师会见使得职务犯罪案件取证工作难度增大。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同事、亲属、朋友等特殊关系，甚至可能就是案件的当事人。证人与犯罪嫌疑人有着共同的利益驱使或存在着依附关系。普遍存在不愿意如实供述的心态，至少是抱有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其如实作证、积极指证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的心态。现在，辩护律师通过会见，可以使其在侦查人员询问相关证人之前或之后，即与证人接触并开展证据材料的收集工作，同时，相关的证人通过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现实状态，直接对其的证言产生影响，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取证工作造成了困难，进一步增加了证人如实作证的难度。

4.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侦查权是国家的基本权能，公正与效率是其价值目标。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相较于公正，效率应处于更优先的地位。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是其在侦查阶段工作的核心，如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律师会见与侦查讯问的对象都是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在同一时间内不可能既接受讯问又与律师会见，因此侦查讯问与会见在时间上必然存在先后关系。?实践中，侦查权与会见权产生冲突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会见权优先，很可能会丧失审讯良机，影响到正常的审讯工作。同时一味强调侦查权优先，迟迟不允许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会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相违背。

（三）新刑诉法第37条第3款对职务犯罪案件律师会见的影响

根据新刑诉法第37条第3款的相关规定，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辩护律师的会见仅仅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上要经许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5条第2款规定了三种情形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1）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50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3）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应该说界定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范围，但仍然属于粗线条的解释，操作性不强。第2条中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概念不明确，何谓有重大社会影响？如县级检察院查办科级干部、市级检察院查办处级干部是否属于重大社会影响；行贿人同时向三人以上行贿是否属于重大社会影响；关联、窝串案件中有一人属于重大社会影响的，其他人是否属于重大社会影响等等一系列情况，各地检察院有自己的的解读，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里，辩护律师经常会被检察院侦查部门用第37条第3款以各种上述理由限制会见，职务犯罪案件的会见还是比较难。

二、关于职务犯罪案件律师会见的思考与建议

（一）关于立法的思考与建议

1.尽快明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范围。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作可操作性的解释，如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以上、犯罪情况恶劣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是否可以明确多次受贿、共同受贿或索贿等情况属于犯罪情节恶劣；如目前被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用来限制会见的常用理由：有重大社会影响，比如级别高、、群众反应强烈、经济损失大等情形是否属于重大社会影响，何种情形属于重大社会影响应进一步解释，以免被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随意扩大运用。

2.合理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从我国现阶段的犯罪形势、侦查条件以及侦查模式来看，如果允许律师在所有案件中随时凭“三证”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侦查必然难以突破，而且可能引发律师与侦查人员的尖锐冲突，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的初期，即使在法治国家对于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方式，有的西方国家在立法上允许侦查机关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通过控制会见时间的方式限制律师会见权。笔者认为，律师会见权的不限时间的会见权，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超越了目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由供到证”的办案工作模式的现状。当案件出现了律师会见影响到正常的审讯工作的情况时，侦查部门就可能出现滥用新刑诉法第37条第3款中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情况，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是否可以通过合理的限制律师会见时间的方式来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

（二）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适应新刑诉法律师会见的思考与建议

新刑诉法的实施，律师会见给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改变以往传统、粗放式侦查模式的一个契机。

1.转变观念、正确对待律师会见。不少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对律师的认识有偏差，存在着抵触心理。侦查人员正确对待律师工作的性质，认识到律师的参与有利于查清案件、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正确对待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给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从加强自身能力的角度，练好侦查内功，用积极的态度去适应新刑诉法律师会见所带来的改变。

2.强化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工作。为了改变由律师会见带来的不利被动局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该将侦心前移，应转变依赖侦查阶段的工作方法，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突出其他证据的使用，要用证据说话。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前期把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初查质量、强化证据审查上，加强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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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审查逮捕　影响　应对

新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并对审查逮捕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逮捕条件和程序，以及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方面的新规定，对审查逮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基层检察机关的干警，应当及时地作出调整，以尽快适应并运用好新刑诉法。

一、对审查逮捕工作的新规定

审查逮捕是侦查监督部门的重要职责。这次关于逮捕措施的修改，首先体现的是我国刑事司法政策从一律“严打”向“宽严相济”的转变，同时也是总则“保人权”的一种落实。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逮捕条件。修改后的刑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由此可见，新刑诉法在逮捕措施方面作了三项很重要的修改：一是在逮捕必要性方面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二是对“应当逮捕”的情形作出了规定；三是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应当”逮捕修改为“可以”逮捕，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是否适用逮捕问题上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审查逮捕程序。第一，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修改后的刑诉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此规定在赋予检察机关对是否讯问有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从提高逮捕质量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又规定了“必须”讯问的情形，防止错误批捕。第二，增加了审查逮捕阶段证人、律师的参与。修改后的刑诉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此规定增设了询问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减少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行政审批色彩，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加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彰显程序正义。

三是增加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对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与修改后的刑诉法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执法理念相符，且有利于解决实践中一押到底、羁押率过高和超期羁押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但这一规定比较笼统、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丞待完善。首先，应当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规则，包括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主体、审查方式、审查程序等问题；其次，应当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实体性标准，建议依照逮捕的适用条件同时辅之以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作为考量因素；最后，应当建立羁押必要性说理制度。

二、对审查逮捕工作的挑战

针对新刑诉法对审查逮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这个过程给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1．工作效率与时间的矛盾。新刑诉法对逮捕条件的细化及羁押必要性的审查都是逮捕工作的发展趋势，但随之而来的大量背景审查、跟踪监督工作却大大加重了基层检察工作，特别是在基层检察机关案件数量较大、办案人员较少的情况下，导致了办案质量与现行办案时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以往相比较，除了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办案人员还要综合案件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群众反映等因素，及时化解各方矛盾，促进和解工作的进行，而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是对办案人员办案质量与效率的极大考验。

2．审查批捕容易受侦查的影响，成为侦查工具。由于办案人员对案件背景材料的深入了解及对大局的需要，容易将逮捕权变为侦查工具。逮捕是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部分案件的提前介入及案件背景调查，特别是在社会舆论及办案需要的压力下，容易使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将此严厉的强制措施作为对犯罪嫌疑人开展进一步侦查的工具，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导致错捕案件的发生。

3．审查批捕风险评估工作机制的有待完善。由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使得部分矛盾凸显，一些案件在作出决定后容易导致上访事件，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样就让审查逮捕案件的风险评估显得十分必要，但这一机制在具体的操作中尚未完全成熟，容易流于形式。特别是在新刑诉法作出了关于逮捕的新规定后，使部分相似案件在不同背景下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定，群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误解，因而对风险评估的要求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积极应对新刑诉法修改的措

在新刑诉法即将施行之际，作为基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干警，一方面要全面认真学习新的法律，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另一方面要做好应对工作，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对接。

第一，尝试工作细化分工与案件集中管理。针对工作内容增多与时间的矛盾，基层检察工作除了需要上级的支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补强办案人员外，更多的是需要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需要结合各地地域、人员、案件等因素来逐步实践探索，目前在很多地区开始实践工作细化分工与案件的集中管理，通过成立案管中心等专门部门、专门人员对案件统一管理来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提高效率的方式。该措施的施行，一方面可以通过案件的后勤管理规范化，简化办案人员的工作，使案件办理、后续跟踪、报表统计都能按计划有序进行；另一方面，通过对案件的有序分配，让办案人员专注于办案本身，并针对不同办案人员的特长进行有效分工，加快办案的速度。对于新刑诉法下的审查逮捕工作，这类部门的成立可以有效地缓解办案与时间的矛盾，促进办案质量与效率的结合。当然还有更多的方式需要我们在检察工作中逐步实践、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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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检察院 未成年人 执法理念

新刑诉法新设一个章节，专门就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充分说明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问题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有关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司法理念有了较大的转变，新法修改部分与新增内容对指导今后的法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作为检察工作人员，非常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年司法实践，呼唤有年的，对未成年人实行特别刑事政策，终于在立法层面予以确认并系统化、制度化。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明确何为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该条规定明确了未成人的认定标准，不以身高、体重、智力水平、占有财产、思想素质等为条件，而是只以年龄为唯一认定要素。在我国民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内，均对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做了相应的特别规定。尤其是刑法对未成年人依据不同年龄段，对未成年人可能判处的刑法作了几项特别规定，即未满十四周的未成年人一切犯罪均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只对八种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则绝对不被判处死刑。之所以做出这些特别的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相对成年人而言，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是未成年人普遍身心未臻成熟，社会阅历浅薄，知识储备不足，对自身和社会的认知存在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局限性。根据人的正常发展规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都未达到足够的成熟程度，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应对能力。加上未成年人主要的生活经历在关爱他的父母、朋友身边，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家庭或者学校等熟人社会，缺乏必要的社会阅历，对生活缺乏足够的认知，对社会现实缺少深入的了解，因此，他的整个认知水平是极为有限的，因而决定了未成年人对自身行为的性质不能够做出符合成年人正常认知水平的判断，使得未成年人有极大的可能性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无法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更不用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可能触犯法律。

二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往往相对简单，犯罪行为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多是由于意志薄弱或者是情感冲动造成的，主观恶性不深。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时往往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有些只是出于好奇心理，有些可能出于一时冲动，还有些可能出于好玩取乐，逞英雄实现自我满足。这些都决定了未成年人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二、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新理念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必须充分理解新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转变固有的执法理念，全面拥抱新刑诉法的精神和思想，把自身的工作推向新的进步。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工作需要有较大的改进，首要的是体现在执法理念的转变上。

（一）必须树立起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性理念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就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设立一个章节，本身就是彰显了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新法修订之前，我国已在多部法律中零星散乱地规定了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文，这些条文散见于宪法、刑法及其修正案、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或部门规定当中，但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专门性的法律规定。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定，彻底改变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使对未成年犯罪问题的处理走上发展的正轨。

因此，我们作为检察工作人员，在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时，首先树立的执法理念就是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的这些特殊性，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采取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执法理念，专门就此设立了两项特别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一项特殊制度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也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到犯罪四要素基本问题，更需要全方位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综合性因素。进行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不仅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同时还是侦查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法院定罪量刑以及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考量依据。

第二项特殊制度是设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充分考虑到许多未成年人犯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该制度的实行有利于消除未成年时的犯罪对成年后生活和工作的不良影响，尽最大可能给犯罪的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以及大地消除未成年人对社会的对立情绪，有利于社会长久稳定。

（二）必须树立起保护未成人理念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我国此前在多部法律中阐述了相关精神，但是新刑诉法首次明确将此作为原则性规定确立在法律中，仍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该条款的规定，从根本上要求我们检察工作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必须树立起保护未成年人的执法理念。也就是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上，而不是放在惩戒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社会层面上讲是，是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努力坚守的理念，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从个人层面上讲，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每一个人应负的基本责任。未成年人犯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讲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本身也应当是受害者之一。对他们实行教育、感化、挽救，避免社会对他们进行贴标签，是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的谦抑性原则。就此，新刑诉法以大量条文作了专门性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一般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则是本条的强制性规定，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而把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也作为强制性规定予以规定，是因为考虑到未成年人既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也不具备相应的社会阅历，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在接受讯问时将绝对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本条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成年人分别处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就是在案件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对未成年人进行关押的时候，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分别处理，有利于减少关押带来的弊端，防止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关押场所对未成人造成不利的影响或伤害。应当指出的是，对未成年人分别处理不仅体现在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上，而是应当作为一项处理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三）要树立起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有限惩罚理念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最低限度惩罚理念，突出地体现为新刑诉法用在271条、272条及273条中详细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附条件不制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4章、第5章、第6章规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175条、第176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决定。该条规定了对未成人犯罪不决定适用的范围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适用的条件是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且未成年犯罪嫌人必须有悔罪的表现。第272条及273条进一步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决定的有关条件进行详细的规定。第272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的考验期，监督机关及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需要遵守的具体规定。第273条则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反有关考验规定和遵守考验规定的不同结果，将两种结果明确区分开来，充分体现了对未成人犯罪的有限惩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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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司法公正　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

我国于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设了简易审判程序，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快速处理。该制度运行以来，总体而言效果是好的，但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到来，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剧增，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案多人少的现状成了司法机关面临的难题和瓶颈。由于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案件处理能力有限，已不能很好地发挥程序分流的作用。因此为着力解决这一突出存在的问题，统筹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简易程序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也是改动比较大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增扩

1996年刑诉法第174条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是以下三种情形：（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条规定适用范围比较模糊。对于公诉案件所称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明确是根据法定刑还是宣告刑来确定刑罚。并且如果仅以刑罚的轻重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依据，会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积极认罪的一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法定刑的案件无法迅速审结，难以提高效率。而新刑事诉讼法就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第208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2）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3）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据此，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已扩大至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除了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以外的所有一审刑事案件，同时，新刑诉法第20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删除了原来第三项“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个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范围增加了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也就是说，对于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符合条件的，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显然，立法修改的力度是很大的。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能够使占案件总量绝大多数的简单刑事案件得到快速及时审理，必将大大提高审判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使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将更多精力、更多资源投入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上。

二、赋予被告人自主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指刑事诉讼的主要参加者尤其是被告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选择或者同意接受何种程序审判的诉讼权利。1996年刑诉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但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简易程序的被告人都不符合强制辩护的条件，且适用简易程序实质限制了被告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被告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即意味着放弃了普通程序中的相关诉讼权利。因此，被告人作为诉讼一方当事人，作为审判结果的承担者，应当有权对选择何种程序审判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另外，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也是诉讼效益理论的要求。被告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在判决作出前如不能享有提出意见、表达诉愿的机会，可能产生强烈的非正义感，可能会通过当庭翻供、作无罪答辩等方式来寻求对抗，这样反而会大大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因此，新刑诉法对此作出修改，第211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这一规定，审判人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必须对新《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条件，即被告人认罪的真实性，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自愿性以及案件事实与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与确认。这条的修改，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也是立法的进步。

三、进一步加强对简易程序的规制

简易程序的适用是公正与效率博弈的结果，是对二种价值的协调与权衡。简易程序本身可能更偏重诉讼效率的追求，但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新刑事诉讼法在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同时，也注意加强了对简易程序适用的规制：

首先，限制简易程序适用的情形。新刑事诉讼法在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之外，对在该范围内但具有特殊情形的案件，进行限制适用，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审判公正。新刑诉法第209条规定“有以下情形的，不适用简易程序：（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4）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这也是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及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案件所需要注意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首先，第一条所列的几类人属于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有的在生理上有缺陷，有的在精神上有障碍，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应当充分保障他们的诉讼权利。新刑诉法第3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上述人员，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同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也是为了充分保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诉讼权利。第二条所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一般是指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案件。尽管有些案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或结果也许并不严重，但如果社会关注度高，也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办理，以扩大案件审理的社会影响，回应关注，争取案件的处理取得良好的效果。第三条所称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因为共同犯罪案件案情往往比较复杂，证据相互关联，哪怕一个被告人不承认犯罪事实或者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就可能对全案审查产生影响，因此，全案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其次，确认相应救济或纠错程序。对于不具备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变更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的规定重新审理。”即将案件由简易程序恢复为普通程序，进行重新审理。

四、明确公诉人应当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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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法律地位 权利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的条件

（一）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

要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必须是所遭受的侵害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了犯罪，否则，就不是刑事诉讼的被害人。

（二）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

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受到间接影响的公民有时数量众多，如果让其参加诉讼，首先参与诉讼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也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审理。因此，刑事被害人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享有刑事追诉权及其它诉讼权利

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可以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追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追诉过程中，被害人还有权行使一系列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申请抗诉等。

二、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

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有关规定：

1.对比1979年的刑诉法，在1997年的新刑诉法中，对于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已经赋予了其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2.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有权委托人参加诉讼；对遭受到的物质损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对于符合条件的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4.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有权就案件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诉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将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

5.对一审判决不服，被害人有权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

6.在判决生效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对生效判决提出申诉。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一）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受到诸多限制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是最大受害者，本应对案件的进展过程有详细的了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被害人对案件进展情况知道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二）被害人没有上诉权

刑诉法规定：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但被害人却并未被赋予上诉权利，而是规定被害人有权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会持着谨慎态度，如果案件不涉及重大权益，不会轻易抗诉，致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满足。

（三）被害人未被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害要求赔偿，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在民事侵权行为中，受损害方尚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而犯罪行为比民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都更加严重，却不能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显然对于被害人来说极不公平合理。

（四）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不到位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刑事部分往往高度重视，尤其是大案要案，司法机关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从重从快地处理，确实是震慑了犯罪分子和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对被害人的心理确实是很大的安慰。而对民事赔偿部分则经常忽视，导致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问题得不到落实，甚至是无法实现的法律白条。

四、对被害人诉讼权利完善的几点建议

（一）赋予被害人广泛的知情权

1.对被害人在案发后的报案、控告，受理机关无论立案与否，都应在一定期限内告知被害人初步处理意见。

2.立案后，如果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在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时，也应在一定期限内告知被害人。

3.审判过程中，人民法院的裁定、判决书应及时送达被害人。

（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由于检察机关对犯罪事实认识的方法、程度等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具有同被害人一样的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对犯罪后果的感受，因此，如果检察机关不抗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护。所以，为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刑诉法应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三）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

在以往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杀人、绑架、抢劫等案件中，经常会出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局面，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物质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因此，赋予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完善法律对人身权利的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因素。

（四）采取措施，加大刑事赔偿的执行力度

在以往的案件中，由于犯罪分子经济条件有限，或者已经挥霍，所以很多刑事赔偿无法执行到位，被害人最后并不能得到足额赔偿。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认识到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重要性；同时综合分析执行难的原因，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大行动力度，切实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五）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据统计，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400万件以上，在这个冷冷的数字背后，是庞大的被害人群体，这其中有大量被害人家庭因为犯罪行为导致的高昂医疗费而债台高筑、还有人因此家中失去经济支柱，生活无以为继。但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被告人经济条件有限或者挥霍一空或者财产转移，还有的刑事案件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为保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权益，建议尽快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得不到犯罪分子有效赔偿或案件长期无法侦破的情况下，让被害人及其亲属得到国家救助。

五、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要性

（一）充分调动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大多亲历了整个犯罪过程，被害人的这种经历，使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及整个作案过程的描述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实践证明，被害人如能在案发后立即报案，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常常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迅速查明犯罪事实；否则，将会贻误时机，导致犯罪分子逃脱，给社会治安带来更大的隐患。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被害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抓获凶手，惩罚犯罪；同时对于犯罪行为带来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赔偿。而要想被害人的合理要求能够实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被害人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赋予其更多的诉讼权利，以使被害人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诉讼进程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司法监督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行使权力时，要坚持司法独立，不受到无谓的干扰，确保司法公正，同时也要接受社会力量的正当监督和检验。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是损失的第一承担者，让其参与到诉讼中，赋予更多的权利，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更直接、有效。

（三）加快诉讼进程，节约诉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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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新刑诉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条款，明确了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义务，改变了长期以来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一般不出庭作证的局面。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的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反贪侦查人员一直在幕后从事调查工作，现在要出庭面对法官、辩护人必定存在诸多不适应，亟需从转变观念、培训力度、获取证据、外部协作以及保障措施等多个路径提高出庭作证能力。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侦查人员 作证能力

新刑诉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据此，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首次在立法上予以了明确规定，为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基础，也是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同时，这也对反贪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和证据收集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反贪人员出庭作证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对比工作现状，刑诉法的修改使反贪侦查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反贪侦察人员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在过去传统司法模式下，实行公、检、法分工协作、相互制约的办案模式，侦查人员出庭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突然需要出席法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还不相适应。同时，我国侦查人员的配备比例只有万分之十，远低于发达国家，反贪侦查人员的比例更低，在实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大背景下，势必增加反贪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这使得对反贪侦查人员的工作要求更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主要是“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证明侦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这对反贪侦查人员规范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严格依程序办案，方能经得起法律的考验。

另一方面，从刑事诉讼理论上来说，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的应有之义，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规范侦查活动、查明案件事实和保障程序公开等方面都具有现实而重要的作用。现在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义务，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就应该积极主动应对出庭带来的挑战，采取有力措施做好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工作。

二、反贪人员出庭作证的意见建议

（一）思想重视，上下级检察机关认真客观面对

新刑诉法将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上提升到了法律层面，这也对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有关领导应引起高度重视，不断加强对侦查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将出庭作证作为业务培训的基础科目；上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要做好调研、调查工作，并加强对下级反贪部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工作的业务指导，要明确实行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强化侦查人员的庭审证据意识、促进侦查人员取证行为规范化、切实提升案件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上级院应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新业务培训，重点放在对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心理承受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抗辩能力和作证技巧等的培训。各院也可自行适当开展模拟庭审演练，或有计划的开展观摩庭，让侦查人员在相对真实的法庭环境中体验庭审中的陈述作证及接受质询等过程，使侦查人员在较短时间内适应这一新要求。

（二）转变观念，充分调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在司法惯性思维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多数反贪侦查人员认为出庭作证接受律师、公诉人和法庭的询问降低了自己的身份，甚至是对行使国家侦查权的质疑，所以出庭作证的事例仍然较少。因此，当前应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努力转变反贪侦查人员原有的思想观念，以积极的心态应对，主动消除出庭作证的排斥心理，增强贯彻执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自觉性。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法律义务，也是追求实现司法公正的大势所趋。应摒弃旧有的作为国家侦查人员没理由出庭接受质询，或已提供相关证据，包括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无必要再出庭作证等陈旧思想，消极排斥心理，应转变观念，认真准备，积极应对。

（三）规范执法，夯实出庭作证的证据基础

反贪侦查人员要提高侦查阶段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能力，确保合法、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达到追诉犯罪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执法工作，在证据收集上做到合法、全面、客观，并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加以固定，那么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说明情况的。但作为一名反贪侦查人员，无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在办案中，应当加强对新刑诉法和检察机关《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掌握合法取证的要求，避免取证程序瑕疵，在侦查中转换侦查思路，变“供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证供”的现代侦查模式，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口供以外的书证和各种可能的间接证据，做到以证据促口供，成功突破案件，达到追诉犯罪的目的。

一方面，严格规范取证行为。反贪侦查工作中必须加强取证活动规范程度，积极组织反贪侦查人员学习新刑诉法和相关证据规则，要求必须掌握规范执法和合法取证的各项要求，以避免取证程序瑕疵和防止自身不当行为造成讯问合法性争议。同时，加强审讯策略的研究和运用，减少直接对抗，以智取胜，通过审讯技巧提高获取言词证据的能力，杜绝非法逼供、取证行为。加强对讯问原理及方法的研究，避免采取容易被认定为非法的讯问方式。另一方面，增加同步录音录像设施建设和技术人员配备。所有案件都要严格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做到“全面、全部、全程”，确保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的一致性。同时扩大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除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外，对询问重要证人，搜查、扣押现场赃物、证物也可以录音录像。要在反贪工作中积极应用同步录音录像，把它作为固定讯问结果、解决争执、排除异议、防止翻供的重要手段，通过同步录音录像证明讯问过程合法性，也促使侦查人员规范讯问方式、语言。

（四）积极学习，不断提高出庭作证的能力

要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与普通证人出庭的要求有所不同，其作证活动是对检察机关公诉人指控职务犯罪的支持、辅证和说明。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和做好这项新工作，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要注重作证技巧的培训。可以通过观看公诉部门的开庭，以及举行模拟庭审演练，给反贪侦查人员提供一个相对真实的法庭环境，了解法庭结构和审理程序，体验出庭接受质询的过程，以便今后出庭作证时能客观、公正地提供证言。二是做好出庭作证前的准备工作。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为了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同时也是对公诉人指控职务犯罪的支持、辅证。所以出庭前，侦查人员除了对案件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之外， 侦查人员应当加强与公诉人的沟通，详细了解法庭审理出庭作证的步骤和要求，尽可以去了解辩护方攻击的套路，预判律师可能发难的方向和问题，对审判过程中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证据做好准备，掌握回答技巧，避免因某些不恰当的陈述和作证方式而使公诉人陷入被动影响了对犯罪的追诉。三是应着力提高出庭应诉的能力。应诉能力，也就是在公诉案件中证明犯罪、指控犯罪的能力和证明侦查行为合法、反驳不实控告的能力。办案工作中，侦查人员要做好出庭作证的心理准备，对于出庭作证，要有一种建立在扎实取证基础之上的内心确信。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执行法律，反贪干警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勇气，沉着应对，时刻保持检察官的风骨和正义形象。需要出庭的侦查人员在庭上应保持理智稳定的情绪，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回答问题时能抓住重点，以避免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陷入无休止的纠缠或争论。四是侦查人员要有保守职业秘密的认识，对涉及到国家秘密、举报人、未侦破案件的线索及来源、秘密侦查的措施及手段等问题，拒绝回答或采取其他应对措施。出庭作证时的陈述要依据法律、凭借事实，语言要简洁明了，以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为主，便于法官和控、辩双方快速领会，以确认收集证据的方法是合法的。同时，保持谦虚礼让的态度进行作证，以免影响证据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五是侦查人员在出庭作证时要对法官和辩护人给予尊重，庭审过程中要模范履行法定程序和遵守法庭纪律，绝对不能有特权思想。侦查人员应知晓庭审礼节，依规定着装出庭，以展现检察院侦查人员良好的职业精神风貌，同时也对恶意翻供、无理取闹者形成威慑，给旁听者以规范、严肃的印象，树立司法权威，以实现出庭作证效果的最大化。庭后注意总结经验，每一次参加出庭作证后，反贪部门可以组织全局人员进行讨论交流学习，总结经验，为下一次更好的出庭作准备。

三、完善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构想

第一，建议加强与公诉等部门的沟通，建立外部协调机制。例如对庭审中可能面对的提问，公诉部门要引导侦查人员进行全面分析，制定应对方案。在庭审前应与法院充分交换意见，对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的法律概念予以明确并达成共识，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以构建保障制度，例如明确非法证据形式列举项目外“其他非法手段”的外延，明确审讯技巧、心理攻陷策略、言语施压，周旋与骗供、威胁、诱供的界限，让侦查人员在自己心中先形成一个明确的标准。法院在通知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还应一并告知侦查人员本次出庭作证的目的和问题，以便于侦查人员进行必要的准备，这样可避免产生当场语言组织混乱、记忆不清无法回答或耗时长等问题，从而影响庭审进程。与法院沟通协调，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侦查人员可以不出现在庭审现场，但通过即时视频通话等进行质询，同时对画面和声音进行技术处理等，对出庭作证侦查人员进行适当的保护。

第二，侦查人员应掌握出庭作证应答技巧。对超出涉案范围的发问出庭侦查人员可拒绝回答，为避免被告人、辩护人对侦查人员的无端指责，法庭应强化对庭审的控制，尝试建立有关的程序性裁判规则，在进入审判程序后，控、辩双方均可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案件的主审法官主持听证，控、辩双方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沟通、辩论，最后由法院作出裁决。程序性裁判规则能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同时达到真正地缓解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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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自侦 提前介入 侦查理念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由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增加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帮助犯罪嫌疑人依法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讼权利，在维护诉讼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刑事诉讼活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侦部门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证据的收集、判断、使用，在对强制措施的实施等侦查活动中，如今都可能及时地受到律师的监督和检验，这对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促使侦查工作上一个新台阶，提高办案质量与办案效率，但对检察机关侦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本文结合自侦办案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就自侦部门如何消除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的不利影响及规范自侦行为的措施进行了探析。

一、律师提前介入对自侦工作的制约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既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也增强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对抗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加大了惩治职务犯罪的难度，对反贪侦查工作将产生一定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大犯罪嫌疑人拒供翻供的可能，增强其防御心理

由于自侦部门查办的贿赂犯罪大多与各种言词证据有关，物证、书证较少，而且这些言辞证据具有易变、可翻的特点。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除进行从前规定的会见、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等工作以外，还可以行使调查取证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心理变化最大的阶段，是突破案情并取得证据的最佳时机，而此时律师的介入无疑给予犯罪嫌疑人强大的精神支柱，使犯罪嫌疑人具备逃避处罚的对抗心理与侥幸心理，增加了讯问的难度，影响口供的稳定性，将导致大量的拒供、拒证现象出现。

另外，对于侦查人员在审讯中长期形成的自有审讯策略及其运用效果也将受到挑战。自侦案件通常有多个犯罪嫌疑人或牵涉其他窝案、串案，侦查初期因没有完全锁定所有的同案嫌疑人，律师的提前介入很有可能为立案侦查的嫌疑人和未被立案的嫌疑人充当信息交换媒介豍，加之不乏有些律师会通过一些手段帮助犯罪嫌疑人减轻罪责，以至将出现串供、翻证的现象，对自侦工作产生严重干扰。

（二）加大自侦部门侦查工作难度，侦查活动趋于公开透明

对于自侦部门在侦查活动中掌握的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活动以及取得的证据材料，都将随着律师权利的扩大而趋于公开和透明，对于侦查部门是否依法办案，是否规范执法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后发现自侦部门却没有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关键证据，或通过一些非正常途径获取不利于侦查机关办案的证据，将使自侦部门陷入被动或办理案件不当的尴尬境地，降低了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证明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使得口供的获取更加不易，自侦部门查办案件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自侦部门的办案质量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另外，对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将直接影响到自侦部门以案挖案的可能性。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律师“庇护”和认清形势的情况下，一般能够主动交待问题并争取立功机会，这给自侦部门提供了深挖犯罪的线索，但随着律师的介入和帮助，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出于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而减少举报立功，这对侦查人员原有的查案模式增设了阻碍，影响自侦部门办案的数量和质量。

二、自侦部门应对律师提前介入的措施

针对上述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对自侦工作产生的问题，要求检察机关要正确对待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采取以下各项有力应对措施，消除其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拓展侦查思路，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工作要求，以促进反贪侦查活动的深度发展。

（一）强化程序意识，规范侦查行为

面对新修订的刑诉法，自侦部门的任何不规范的行为都将被律师无限放大，将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局面，因此，侦查人员应强化程序意识，坚决依法办案，在侦查活动中自觉遵循相关条款，以严谨规范的行为应对律师的检查，从而保障侦查过程的合法性。

首先，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的，侦查机关应让犯罪嫌疑人制作书面代为委托书或记明笔录，并及时向其代为委托人转达。转达情况也应制作转达通知书或笔录，以备律师签订代为委托书和看守所安排会见时使用。

其次，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但不能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对于此类案件，侦查机关应在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将相关情况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向侦查机关提出会见申请，侦查机关在审查相关资质后，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

另外，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现象，需要充分重视、认真对待。在审讯中既要听取其有罪的供述，也要注意听取其无罪的辩解。

由于辩护律师的会见过程和内容缺少监督，检察机关应对此予以重视，防止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妨碍侦查活动顺利进行。

（二）转变侦查理念，加强部门配合

在侦破职务犯罪难度加大，办案规范化要求提高的情况下，目前的自侦工作一般都是在证据收集得基本完备之后再立案侦查，而这样的侦查决策方法不能适应律师介入带来的变化，传统的初查、讯问、取证方式、案件的组织指挥、办案效率、办案规范化、干警技能素质等，都要逐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和进一步提高，因此迫切需要新的侦查理念，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转变重侦查轻初查的理念，将办案工作重心前移，通过开展有效的初查工作，在立案前律师还未介入，还未造成干扰的阶段，尽可能获取较为充分的证明材料和涉案信息。同时，应当善于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并与相关执行部门相互配合，通过执行部门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方式，增强自侦部门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在重视取证程序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杜绝滥用强制措施、不文明办案以及刑讯逼供等行为，避免给律师可乘之机。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反侦查能力较强，律师提前介入造成查案的干扰和阻力，自侦部门应充分利用其它相关部门的优势，有效整合侦查资源，例如在侦查取证过程中，自侦部门可邀请公诉部门从出庭公诉的角度出发，对于自侦部门的取证工作给予指导与建议，减少证据在法庭上的变化，确保案件质量，从而更从容地应对律师辩护。

另外，公、检、法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任何一个阶段发现非法证据都应当及时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逮捕决定、起诉决定和判决依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要求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证据收集非法性的情况，以及律师的提前介入导致侦查人员与律师之间的联系增多，如何向法官说明情况，如何与律师“打好交道”，保证案件侦查的有效进行，都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一定的公诉素质，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对于保障查案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强化固证方式，改进侦查策略

对于自侦部门在侦查活动中取得的相关证据，取得的程序与方法均应经得起推敲，结合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侦查人员能够转变由供到证的观念，坚持客观、全面地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以及无罪、罪轻的证据，提高证据获取、固定、分析、组合能力，不仅要全面调查取证，更要重视外围调查，注重间接证据的具体应用。

此外，还应重视电子数据证据的的意义，遵循其自身规律，采取合理取证方法，提取有关信息，并制作备份，发挥其证明案件事实的独特作用，力求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程序，提高证据采信力，减少律师介入后证据发生的变化，从而形成完善的证据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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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泉州 侦监 羁押 必要性审查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的一项新制度，是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2013年度，泉州市两级检察院侦监部门认真贯彻执行省检《关于全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规定（试行）》，规范有序地开展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为该项新增业务的探索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 办案情况及分析

2013年，全市两级院侦监部门共建议侦查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84人，侦查机关采纳建议82人，采纳率达97.6%，提出建议人数占全省的27.6%。

1.启动方式：（1）依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辩护人的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38人，经审查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35人，侦查机关采纳建议33人。（2）依职权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49人，侦查机关采纳建议49人。

2.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类型：（1）过失犯罪案件，包括交通肇事案件和过失致人死亡案件；（2）捕后达成刑事和解的故意伤害案件；（3）涉案金额较低的侵财案件，包括盗窃、诈骗和职务侵占案；（4）涉嫌犯罪情节较为轻微或者在犯罪中属于从犯的犯罪嫌疑人，涉及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开设赌场、赌博、非法拘禁、包庇、妨害作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重大责任事故、容留等罪名。

3.建议侦查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主要理由：（1）过失犯罪及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家属积极与被害方和解，并取得被害方谅解的，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2）涉案金额较低的侵财案件，捕后犯罪嫌疑人积极退赃，或者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的追诉标准发生变化，可能不构成犯罪的。（3）涉嫌犯罪情节较为轻微或者在犯罪中属于从犯的犯罪嫌疑人，捕后侦查取证行为已基本完成，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再发生社会危险性的。（4）捕后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出现不适合继续羁押的情形。如惠安县院批捕的张某涉嫌盗窃罪一案，该院侦监科在与监所部门的工作沟通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发现身体不适并被初步诊断为“肝癌晚期”，即依职权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公安机关采纳建议变更为监视居住。（5）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生活不能自理，存在现实困难，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二、主要做法

1.积极部署，加强对基层院的指导。市院侦监处为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2012年8月即部署各基层院开展监督试点工作，探索建立案件分类、跟踪重点、建立台账、定期筛查等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此外，及时组织学习高检院、省院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加强与本院监所处、公诉处及研究室的沟通联系，共同研究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工作办法，强化协作配合。

2.加强沟通，与公安机关形成良性互动。各基层院主动与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沟通联系，共同学习修改后刑诉法的具体规定以及上级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达成共识，建立协作配合机制。石狮、惠安、鲤城、晋江、泉港、安溪、德化等基层检察院分别与当地公安机关联合制定了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实施办法或意见，从制度层面增强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可操作性。

3.认真审查，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1）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辩护人提出申请的，依法启动审查，严格把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35人建议侦查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3人则不予建议。（2）加强捕后跟踪监督，重点针对上述几种案件类型，多渠道了解调查案件相关信息。一是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跟踪捕后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变化；二是强化与监所检察部门、看守所的协作配合，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状况信息；三是将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与刑事和解工作相结合；四是落实权利告知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4.评估风险，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以审查逮捕案件的承办人为第一责任人，在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同时，对案件的执法办案风险进行评估，经过评估和领导审批，确保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不致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也不致引发当事人的涉检涉诉风险。2013年全市两级院侦监部门办理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无一起发生涉检上访或者举报不当执法的事件。

三、存在问题与思考

新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侦监部门在开展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过程中，既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也发现了诸多困惑和问题。

1.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较为争议的主要有两点：（1）该条款规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在理解认识上不一致；（2）有关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如果不予采纳且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如何进行后续的监督制约。

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从广义上讲其实包括三个方面：（1）侦监部门批准（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时，应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2）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环节对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变更强制措施时，应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3）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依据新刑诉法第93条之规定所开展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即通常所说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顾名思义，应当是指继续羁押的合理性审查，并不包括继续羁押的合法性审查。一是因为羁押的合法性审查问题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之中的，检察机关发现羁押不当的，根据职能应依刑诉法第94条之规定予以撤销或者变更。二是刑诉法新增此条款，立法旨意在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羁押措施被过多使用的现象，切实减少不必要的羁押，以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立法机关在此条款赋予检察机关的是一项“建议权”，而非决定权，因此不具有强制性要求。个人认为立法者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检察机关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系基于法律监督的职能，并非诉讼职能，而“在制度设计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基本上属于程序性监督，即主要是依法启动程序或作出程序性的决定来发挥监督作用”，由此检察机关不能直接作出强制性决定，而是提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意见，由有关机关就羁押必要性进行全面审查。二是如上所述，审查的内容指向继续羁押的合理性问题，并非合法性问题，实践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于是否具有继续羁押的必要，在判断和把握标准上往往不一致，因此采用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也是较为妥当的。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有关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回复，如不采纳建议，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21条之规定应当要求其说明理由和依据。如有关机关不按规定时限回复，属于违法行为，可以以口头方式提出纠正意见，经口头纠正仍不反馈处理情况的，可以报检察长批准后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至于有关机关不采纳建议，并按规定时限回复的，检察机关即使认为不采纳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也不宜再启动监督制约措施。

2.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问题。高检院监所厅制定下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认为监所部门可以在刑事诉讼中全程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践中，监所部门基于业务考评的实际考虑，也依职权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客观上造成检察机关内部对审查主体的认识不一致，也影响到审查工作的衔接与配合。

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17条“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的规定，是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职能进行的分配，应当理解为侦查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分别由侦监和公诉部门负责开展，监所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根据诉讼阶段向侦监或公诉部门提出建议。如此设计，也是契合办案实践的：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等向检察机关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案管部门统一受理申请后，可以根据诉讼阶段分别交由侦监或公诉部门进行审查，不会产生究竟要交由哪个部门审查的困惑；二是因为“诉讼监督职能只有由参与诉讼的机关承担，才能节约司法资源，增加监督效果”，侦监或公诉部门的办案人员原先审查过案件，对案情、证据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个人情况都有所了解，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可以侧重审查案件事实、证据是否发生变化、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等，更具全面和效率，而监所部门原本对案情毫不熟悉，要像侦监或公诉部门一样全面审阅案件材料既难以做到也将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如仅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看守所的羁押表现或身体状况等信息就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无疑是冒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