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违宪审查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违宪审查；制度；比较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129-01

违宪审查制度就是依照特定程序，对特定法案、机关或个人行为是否违宪做出判决的制度。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修正违宪的法案、机关或个人行为，保障宪法实施，保护人民权利，并对因违宪法案或行为造成权利损失的当事人给予相应救济。美国、德国和法国经过长期的探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其在各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都能够比较有效地保护宪法的实施，维护国家秩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由此也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学习和借鉴。由于国情的不同，三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彼此也具有明显的区分性。

一、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渊源不同

三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的过程和时代都与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密切关系。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被认为始于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但在该判决生效之后的数十年间再没有一宗违宪审查案件出现。而且早在《联邦党人文集》当中就有相关制度构想，并且甚至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有类似的违宪审查判决在州法院做出。但是作为美国发展的标志性事件，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现行的德国违宪审查制度始建于1949年，是随着德国基本法的颁布一并建立起来的。但是德国违宪审查思想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1820年的《维也纳决议案》，其中就规定了联邦议会对联邦政府的行为有违宪审查权，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也规定了有类似职权的联邦法院。魏玛宪法时期德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规定不合理，以致纳粹党人稍用手段便名存实亡。1949年宪法及其违宪审查制度正是吸取了魏玛宪法时的惨痛教训建立起来的。法国违宪审查思想也有悠久的历史，类似的思想最早在1789年革命之后就有出现，并且被当局正式讨论过。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于宪法的认识存在局限，这一思想最终被否决。这一局面到1958年宪法制定时终于得到改观，在制定该宪法时也规定了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权，并且之后宪法委员会也常会行使这项权力。

二、违宪审查的启动方式不同

违宪审查的启动问题是该制度的运行的起点，与整个制度的运行模式有着十分重要关系，美德法三国违宪审查的启动方式截然不同。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于带有附带性的特征，故而其启动都是由普通诉讼引起的，而没有例外情形。美国的普通法院通过审理涉及到违宪的一般案件同时做出违宪裁决，书写于同一张审判书上。由于美国的法院判决具有判例法的特性，故而该判决成为具有一般约束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原违宪法律自动失效，完成违宪审查。所以，没有普通诉讼就没有美国的违宪审查，而没有对当事人自身受到直接现实的侵害就没有诉讼。德国的违宪审查的启动则是另一种制度设计。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专门的提起宪法诉讼，由对违宪案件进行审理；在审理一般案件时发现所适用的法律违宪的，也可以转移至对法律的违宪问题进行审查，但是该一般案件必须停止审理，先进行违宪审查。整个违宪审查的过程中，是不允许普通法院插手质疑法律，其只具有司法的资格，对法律的审查只能由完成。法国的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则是由相应的机构和个人在国会对该法案正式表决前提交给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公民个人不能提起违宪审查，法律被颁布后再发现有违宪情形的也不能再通过违宪审查制度进行纠正，这是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一大缺陷。

三、违宪审查的管辖范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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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权利保障模式现状完善

1问题的提出

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是作为的宪法目的之一，国外关于运用宪法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例非常常见。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吕特案。

【案情】VeitHarlan是一个在纳粹时期拍反犹点电影的导演，声名狼籍。在二战后，他又拍摄了一部影片含有比较强的反犹情绪。而Luth是一个社会活动者，以消除民族仇恨弥补战争创伤为己任。他对Harlan的电影组织群众杯葛和在放映电影的剧院前示威，导致Harlan的影片票房收人下降。Harlan以Luth触犯了他的公民经济利益权为理由，向汉堡法院提出对Luth的禁制令。汉堡法院判Harhtn胜。Luth不服以它的个人言论自由被侵犯为由向提出上诉。

最后归纳说公民间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冲突时候，法庭必须遵循合理平衡的标准来对待。言论自由有社会性的和个人目的性的，当冲突的时候，法庭必须尊重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前提下，进行判决，汉堡法院明显由于疏忽，不能够充分合理的判断背景，由于Luth的社会目的性高于Harlan的私人财产保护的目的性。因此，判luth胜。在德国，1958年的“Luth案”判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该判决中，严肃地申明了这样的观点与态度: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虽仍然在于赋予人民对抗公权力不法侵害个人自由的消极防御权利，但基本权利的整体同时也建构出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或体系，且该秩序或体系中的每项权利均体现一个客观规范，并各自蕴涵一个客观价值决定。

2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

正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一旦遭受到侵害而无从救济，一会造成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二会使得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只是流于形式，丧失宪法的威严。

一般来说，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绝对的保障模式，依据这种模式，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其他法规范不能加以任意限制或规定例外情况。在实践中，这种模式通常还伴随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者宪法诉讼制度。由于绝对保障模式是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并通过宪法自身设置的制度而实现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依据宪法的保障模式。第二种是相对的保障模式，即允许其他法规范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加以直接有效地限制或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方式，如宪法规定某种权利“其内容由法律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等，由于这种保障模式乃通过普通法律而非宪法本身来实现对宪法权利的保障，所以又称为依据法律的保障模式。

法治形式较完备的国家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宪法诉讼、违宪审查等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权利保障模式，在保护公民宪法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现状

我国在宪法中也确认了公民所享有的广泛的基本权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和领域。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参加签署人权保障公约，不断促进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方式方面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基本上没有明文规定对某种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或实际上默示性地规定普通法律可以限制某种基本权利，只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以及实践中所形成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则倾向于相对保障方式。我国己经基本形成了的这种相对保障方式，在肯定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宪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在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宪法并没有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这样，宪法在我国的法律适用过程中时常面临尴尬的境地。宪法是各种法律法规的“母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宪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的又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

4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建议

(1)逐步完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方面参考国外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对一些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现行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另一方面完善普通法律的立法，因为在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违宪审查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有人侵犯了宪法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却找不到可以制裁的条款，所以这就需要借助普通法律的立法，将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具体化，通过普通法律的制裁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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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的效力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美]埃德加•博登海默

（一）概念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 宪法效力问题，是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宪法效力的特点

1、最高性

这是宪法效力最重要的特征。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一方面根源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宪法的效力就是"指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根源于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这一理论预设。

2、稳定性

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同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效力的稳定性直接体现了宪法的秩序价值，使人们能够依据宪法的"提示"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从而对未来的生活作出有效的预测、规划、安排，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除了其内容和形式应具有稳定性即不轻易修改、变更外，其效力也必须保持稳定性，这是确保价值得以实现的一般前提条件。"一部有效的宪法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稳定可行的宪法是社会稳定的制度和法律前提"。

3、全面性

宪法效力的全面性也可称为覆盖面的广泛性。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是特殊部门法。其特殊性表现为：一般部门法仅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或几个领域，而宪法调整的是全面的社会关系，即对本国社会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都作了原则的规定①。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决定了宪法效力也具有全面性，即宪法在本国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都全面有效，这构成了宪法效力区别于一般法律效力的重要特点。宪法效力的全面性，即宪法在各个社会关系领域中的有效性，使由此形成的宪法秩序成为一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整个社会都受到宪法的规制和指引。

4、宪法效力保障的专门化与多元化

宪法效力保障的专门化，是指各国家对其宪法的保障呈专门化趋势，包括专门的保障机构、保障制度。虽然宪法学者对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应否具有一种有效的保障仍存有分歧②，但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不仅承认宪法的效力高于一般法律，而且对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设置了一系列保障制度，包括：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法律地位；明确规定修改宪法的特别程序，以保证宪法效力的稳定性；建立宪法诉愿制度，使任何认为自己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在穷尽其他一切救济方法之后，被允许向或其他类似机构提起宪法诉讼，并由司法机关依宪法作出裁决；建立违宪审查度制度，由特定国家机关对立法和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排除违宪的法律、行为。但各国家对宪法效力保障的具体制度、措施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违宪审查制。违宪审查制是宪法效力保障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专门的制度性保障，起源于美国 1803 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从实践看，各国家都是根据自身实际来建立违宪审查制的。根据审查机关及审查程序不同，大体形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立法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即由立法机关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第二种类型是司法审查制，即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第三种类型是特设机关审查制，即由专门设立的机关如、宪法委员会等行使违宪审查权。三种类型并无高下之分，其实质都在于排除违宪的法律和行为，使宪法的普遍效力不受损害，并在立法和行为中得以持续贯彻。宪法效力保障制度多元化发展因于各国的传统理念和制度背景，是主义普遍原理民族化、各别化的重要体现。

二、宪法规范的效力

（一）概念

宪法规范的效力是宪法规范对相关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拘束作用。其效力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宪法的法律效力。其二，的内在要求。

（二）宪法规范的效力的特点

1、宏观调整效力

宪法规范的宏观调整效力，就是宪法规范所具有的按照民主原则和国家政治统治需要。宪法规范的宏观调整效力是通过宪法立法中一系列"禁止"、"鼓励"、"限制"等的条文来确立国家基本政策，通过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来确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国家机构建设的基本原则的规定来确定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地位和关系等，来最终得到充分发挥和表现，从而形成规范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效果的。

2、微观组织效力

宪法规范和微观组织效力就是指宪法规范具体组织、协调、指导国家权力行使过程的实际效果和作用。宪法规范的微观组织效力是通过宪法立法中一系列"授权"、"命令"、"限定"、"职权"、"原则"、"程序"等的条文来确定各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规则、程序、职权范围和权力行使方式及限度，从而实际发挥作用的。

3、政治确认和制裁效力

宪法规范的政治确认和制裁效力是指宪法规范所具有的对特定主体和事项赋予或剥夺、确立或撤销其政治地位、政治权力、政治效力、政治关系的实际效果和作用。这是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在效力上最典型的不同。从上述宪法规范效力的几种形式可以看出，宪法规范的效力从根本性质上讲是一种政治性法律效力，无论是宏观调整、微观组织还是政治确认与制裁，都是一种政治运筹和政治约束，都有政治目的和政治功能包含其中。

三、宪法效力与宪法规范的效力的区别

首先，宪法规范的效力不能与宪法的效力相等同。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它体现为权威的最高性、覆盖面的广泛性和作用的原则性。而宪法规范的效力则是指宪法规范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所具有的具体约束力，它具有作用范围的特定性和作用方式的具体性，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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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宪法如果不进入司法领域，则只是表面的法；而真正的法，只能在法院的判决中发现，但我国的宪法在如今大搞法制时期却一直迟迟不能进入诉讼，这应该说是一种悲哀。

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就已为美国司法审查奠定了基础，为宪法司法化开创了先河。继后，奥地利、法国等分别建立了、宪法会议，尤其德国在1948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系统专属处理权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综析以上世界各国宪法司法化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山东三位大学生状告教育部以及本文所例举的“第一案”等类似案例都可以有所解决的途径，那就是中国宪法不应再沉默下去，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应势必行。

（一）司法造法与严格执法冲突难免，唯一解决的途径就是宪法司法化。

我国法院法官寻求裁判的依据便是法律，且我国宪法做为母法，其规定的绝大多数权利已由其他法律具体化和量化，法官就从已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来衡量具体的案件，而对于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则哄之门外，我认为这种“法无明文不为之动”的原则是不对的，法官作为“寻求保护权利的人们”的救济者不能借口法无规定或者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判决，否之就会使刚刚被唤醒的中国法律维权的人们推之另一个空间，这将是法制时期的倒退和灾难，若让刚刚起步的中国法官造法来迷补这个空白，又可能会造成司法造法的滥用，而我国宪法司法化，即建立完善违宪审查体系，会使人们有法可依，从而真正地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

正如这起宪法第一案，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没有作出关于此案（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如果这位法官仍坚持“法无明文不纠”的思想，那么这起案件就很有可能以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而不被受理，那么原告齐某的合法受教育权又怎样受到保护呢？宪法又何谈“公民受教育权受宪法保护”呢？“那么这项因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是否便是名存实亡”呢？

因此，我们应改变宪法的这种虚置状况，使其真正地起到母法的作用，唯一之路便是宪法司法化。

（二）宪法司法化会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也会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

一起中国宪法司法第一案，会使人们从中得到许多，最起码会唤醒一些想维权而找不到门路的人。从他们开始会造成一种连锁反应，这便会使我们打破传统旧思想的束缚，使即将加入WTO的人们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并且也有利于更好的与世界接轨。宪法司法化的建立，便会使我国的公民维权有望！

（三）中国宪法司法第一案是宪法司法化的里程碑

我国对宪法条文实际运用的分歧很大，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阻碍，对本起首例曾使法学界沸沸扬扬，许多人纷纷拿起传统保法的牌子，不让现有的母法苏醒起来，这其实是无济与事的，因为宪法司法化趋势是必然的，我们必须走出长期以来流行的宪法误区，摆脱宪法是虚无主义的观念，树立信仰宪法的观念。我认为：1、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是根本法，若我们只是片面强调宪法是根本法、母法，而忘记了宪法作为法的本质属性，则只会将其放之高阁，供人赏之！使宪法与人们的关系为千里之迢。

2、法是具有价值性的上层建筑，若其与老百姓脱离实践的联系，法也就不称其为真正法律，只有宪法参入诉讼，走向司法化就会使老百姓从中尝到甜头，在尝试中也会唤起更多的人维权、维法。

3、违法与违宪要分辨；自古以来我国将违反刑法、民法等法律叫“违法”，而宪法作为根本法、母法无论是三五普法、四五普法、六五普法都对其地位的重要性说了又说，但却没有违宪一说，违反宪法怎么样，如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使宪法走向司法化，实现宪法的法的价值-没有。这一下让违法顶替了违宪，看来老大还是法律，不是宪法，明白人一看便知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守旧思想，使宪法司法化迟迟不进。

4、我国宪法目前是一部积极法，于是乎许多学者便说，其无法进行论罪科刑，无法进行量裁，宪法不能走向司法化。故证明中国宪法不能走向司法化；这种担忧真是齐人忧天！

5、未来需要我们宪法诉讼改革

在今年年底，我国将加入WTO，而加入WTO的成员国均为法制完善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而我国在法制上却面临着很艰巨的改革任务，尤其宪法作为母法其诉讼程序还是一个空白，这会给将来留下深深的隐患。

6、宪法内容广泛，但其被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却规之有限，难免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权利不要了吗？不，只有使宪法和各法一样都运转起来，才会使公民权利有法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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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宪法如果不进入司法领域，则只是表面的法；而真正的法，只能在法院的判决中发现，但我国的宪法在如今大搞法制时期却一直迟迟不能进入诉讼，这应该说是一种悲哀。

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就已为美国司法审查奠定了基础，为宪法司法化开创了先河。继后，奥地利、法国等分别建立了、宪法会议，尤其德国在1948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系统专属处理权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综析以上世界各国宪法司法化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山东三位大学生状告教育部以及本文所例举的“第一案”等类似案例都可以有所解决的途径，那就是中国宪法不应再沉默下去，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应势必行。

（一）司法造法与严格执法冲突难免，唯一解决的途径就是宪法司法化。

我国法院法官寻求裁判的依据便是法律，且我国宪法做为母法，其规定的绝大多数权利已由其他法律具体化和量化，法官就从已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来衡量具体的案件，而对于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则哄之门外，我认为这种“法无明文不为之动”的原则是不对的，法官作为“寻求保护权利的人们”的救济者不能借口法无规定或者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判决，否之就会使刚刚被唤醒的中国法律维权的人们推之另一个空间，这将是法制时期的倒退和灾难，若让刚刚起步的中国法官造法来迷补这个空白，又可能会造成司法造法的滥用，而我国宪法司法化，即建立完善违宪审查体系，会使人们有法可依，从而真正地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

正如这起宪法第一案，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没有作出关于此案（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如果这位法官仍坚持“法无明文不纠”的思想，那么这起案件就很有可能以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而不被受理，那么原告齐某的合法受教育权又怎样受到保护呢？宪法又何谈“公民受教育权受宪法保护”呢？“那么这项因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是否便是名存实亡”呢？

因此，我们应改变宪法的这种虚置状况，使其真正地起到母法的作用，唯一之路便是宪法司法化。

（二）宪法司法化会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也会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

一起中国宪法司法第一案，会使人们从中得到许多，最起码会唤醒一些想维权而找不到门路的人。从他们开始会造成一种连锁反应，这便会使我们打破传统旧思想的束缚，使即将加入WTO的人们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并且也有利于更好的与世界接轨。宪法司法化的建立，便会使我国的公民维权有望！

（三）中国宪法司法第一案是宪法司法化的里程碑

我国对宪法条文实际运用的分歧很大，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阻碍，对本起首例曾使法学界沸沸扬扬，许多人纷纷拿起传统保法的牌子，不让现有的母法苏醒起来，这其实是无济与事的，因为宪法司法化趋势是必然的，我们必须走出长期以来流行的宪法误区，摆脱宪法是虚无主义的观念，树立信仰宪法的观念。我认为：1、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是根本法，若我们只是片面强调宪法是根本法、母法，而忘记了宪法作为法的本质属性，则只会将其放之高阁，供人赏之！使宪法与人们的关系为千里之迢。

2、法是具有价值性的上层建筑，若其与老百姓脱离实践的联系，法也就不称其为真正法律，只有宪法参入诉讼，走向司法化就会使老百姓从中尝到甜头，在尝试中也会唤起更多的人维权、维法。

3、违法与违宪要分辨；自古以来我国将违反刑法、民法等法律叫“违法”，而宪法作为根本法、母法无论是三五普法、四五普法、六五普法都对其地位的重要性说了又说，但却没有违宪一说，违反宪法怎么样，如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使宪法走向司法化，实现宪法的法的价值-没有。这一下让违法顶替了违宪，看来老大还是法律，不是宪法，明白人一看便知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守旧思想，使宪法司法化迟迟不进。

4、我国宪法目前是一部积极法，于是乎许多学者便说，其无法进行论罪科刑，无法进行量裁，宪法不能走向司法化。故证明中国宪法不能走向司法化；这种担忧真是齐人忧天！

5、未来需要我们宪法诉讼改革

在今年年底，我国将加入WTO，而加入WTO的成员国均为法制完善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而我国在法制上却面临着很艰巨的改革任务，尤其宪法作为母法其诉讼程序还是一个空白，这会给将来留下深深的隐患。

6、宪法内容广泛，但其被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却规之有限，难免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权利不要了吗？不，只有使宪法和各法一样都运转起来，才会使公民权利有法可保。

因此，这起首例应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里程碑，希望我国宪法真正走向司法化之路。

宪法司法化势在必行。

谈谈我的一点想法

-从我国宪法第一案谈起

1999年1月29日，原告齐某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告上法庭一案，使我从这起貌似简单民事案件，却给法院出了一道大难道的案件中，感到深深地忧思，尤其通过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研究生班的学习，使 我不得不对我国宪法司法化谈谈自己的想法。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宪法如果不进入司法领域，则只是表面的法；而真正的法，只能在法院的判决中发现，但我国的宪法在如今大搞法制时期却一直迟迟不能进入诉讼，这应该说是一种悲哀。

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就已为美国司法审查奠定了基础，为宪法司法化开创了先河。继后，奥地利、法国等分别建立了、宪法会议，尤其德国在1948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系统专属处理权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综析以上世界各国宪法司法化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山东三位大学生状告教育部以及本文所例举的“第一案”等类似案例都可以有所解决的途径，那就是中国宪法不应再沉默下去，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应势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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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本应解决“小贩引起的问题”，却迅速演变为小贩存在就是问题。虽然《宪法》保障人民的劳动权，更没有法律明文禁止街头经营，但城管却把小贩可能造成的破坏当成必然，在实际操作中变成有小贩就是城管的失职，必欲除之而后快。

与其相适应的，是城管执法手段的非法化、暴力化、黑恶化。城管行使的是原属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仍应按照程序来行事。但为“有效”地赶走小贩，城管人员的“三板斧”却无外乎掀摊、没收、打人。在有些地方，城管部门要靠罚没来解决部分经费和人员工资或者雇用协管员，这实际上使他们直接从小贩口中夺食，“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城管变质的最新表现是，它成了变相驱赶外来人口、维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武装”。原广州市城管支队支队长许决华炮轰厉以宁的“宽容小贩说”就是个例子。

城管制度之所以走进这样的误区，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第一，是将所谓的城市秩序，置于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之上。这种病态的政绩观首先来自于体现经济发展成果、维护国际形象，以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政权合法性。之后上行下效，在地方主政者求升迁的意志推动下，在城市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下，很快变成城市管理的指导思想。而二元体制和行政区域划分产生的地方利益，更是造成对外来民众生存权的极端冷酷无情。

第二，是漠视民众的自决权，过分倚重公权力。我们的城市管理理念中，很少尊重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只是将其作为客观的管理对象。小区的业主大会本可以决定小区内小贩经营的时间和区域，但这种自我管理不被允许。繁华地段的小贩，本可以组织起来通过自律、内部沟通、外部协商等，找到小贩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但这种自我组织很难获批。一个城市小贩真的过多，市场经济规律就会让其赚不到钱而离开，但这种自我选择不被信任，非要动用城管人员来严防死守。

而走入误区的城管制度得不到有效纠正的根源，在于行政权过分扩张、难以得到有效制衡。地方政府可以推动地方立法，来为城管谋求法律地位；地方立法机关却没有动力和实际上的能力来叫停随意成立的城管部门。城管部门虽因侵犯生存权等有违宪之嫌，但是法院却无权审理抽象行政文件，更无权审判地方立法是否违宪。而民众在生存受到强权威胁时，却难以找到表达渠道，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更是无从保障。

一旦没有和平途径寻求正义，民众就可能会转向暴力反抗。然而，在我看来，小贩与其说是在“暴力抗法”，不如说是在行使德沃金主张的“反抗政府的权力”。没有人希望看到暴力行为频发破坏稳定，但如果不顾现实情况，一味谴责为了活命而使用的暴力，是不公平并且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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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德国的情况

    德国有28000名法官，1000名检察官。联邦的16名法官都必须从通过州司法部组织的两次国家司法考试（一次是大学法学院学生的毕业考试，另一次是经过两年的实践后才能参加的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的资深法律人中选拔，其中至少有6名法官来自联邦其他法院。联邦法官一半由参议院选举，一半由众议院选举，总统任命。法官当选时平均年龄55岁，任期12年，68岁退休，不能连选连任。的法官在德国非常受尊重。

    联邦之外的其他联邦法院法官一般由法官选拔委员会从州高等法院法官、律师、教授中选拔。联邦法官选拔委员会由32人组成，其中16人是各州司法部长（因联邦劳工法院的主管部门是联邦劳工部，联邦财税法院的主管部门是联邦财政部，所以选拔此类联邦法院法官时，由各州相应的劳工部、财政部的部长而不是由各州司法部长任法官选拔委员会委员），另外16人由联邦议会议员推举（被推举者不一定是议员）。联邦司法部长任选拔委员会主席，有提名权，没有投票权。联邦司法部长和联邦法官选拔委员会委员提名联邦法官候选人后，由联邦司法部长召集联邦法官选拔委员会会议，通过秘密投票确定最终人选，再由联邦司法部长报总统任命。

    州法官的选拔没有统一的模式。16个州中，8个州由州议员、法官、律师组成的州法官选拔委员会挑选，另8个州由州司法部挑选，州长或州长授权司法部长任命。州高等法院法官缺额从地区法院、初级法院法官中挑选，地区法院、初级法院法官缺额一般从通过州司法部组织的两次司法考试的人中择优录取。

    联邦检察院检察官缺额由联邦司法部长从州高等检察院检察官中提名，报联邦参议院审查，联邦总统任命。州检察院检察官的选拔与州法官选拔相同。法官、检察官选拔任用争议，由行政法院裁决。

    普通警察由联邦内政部和州内政部从中学毕业生中考录，管理层警察文化程度要求较高，有的要求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有的要求通过司法考试。

    法官和检察官经常交换工作岗位。为了保障司法独立，司法行政部门不能违背法官个人意愿将其调到其他法院。法官和检察官报酬相同，略高于其他公务员，但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工资低于司法部长。警察工资比其他公务员低。法官、检察官退休年龄一般是65岁。

    法官、检察官犯罪，和普通公民犯罪一样按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刑事责任，但负责审理的法院稍有不同，违法违纪的联邦法官、检察官由联邦最高法院纪律惩戒法庭审判，违法违纪的州法官、检察官由州高等法院纪律惩戒法庭审判。

    （二）法国的情况

    法国共有7144名法官，1855名检察官。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国家公务员，同属司法官职系，具有同样地位，两者经常进行岗位交流。

    高等学校法学院学生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毕业时首先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然后司法部按照法官、检察官空缺岗位实际需要择优录取，每年大约录取250人左右。被录取的学生还要接受司法官学校31个月的强化培训。结业时再经过一次司法考试，通过后才能被任命为三级法官（法国法官分三级法官、二级法官、一级法官三个等次）。工作7年后，由法官组成的考评委员会决定其是否可晋升为二级法官，只有晋升为二级法官才可被任命为初级法院院长或上诉法院法官。在此基础上，在两个工作岗位任职满10年，经法官考评委员会考评合格后，可晋升为一级法官，此时才有资格担任上诉法院院长、庭长和最高法院检察官、法官等重要职务。

    最高法院法官、上诉法院院长、大审法院院长由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直接提名通过后，由司法部长报总统任命；其他法官由司法部长提名，征得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同意后，报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总检察官和上诉法院总检察长，由司法部长提名，征求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意见后，由总统在内阁会议上通过政令任命；其他检察官，司法部长提名征求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意见后由总统直接任命。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由总统担任，副主席是司法部长；另有12名委员，由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法院总检察官各任命1人，其他由司法官选举产生。

    法国警察属公务员，约有13万人，另有1.1万临时协警人员。当警察从事司法调查工作时被称为司法警官，听命于检察官、预审法官。警察分三个职系：警长、警官、警员。法国警长和警官的录用和晋升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从外部招录（占60％），另一条途径是从内部招考（占30％），另外10％凭资历和能力经过评选获得晋升。警员基本上面向社会招录，也有从临时人员中招录。参加警长招录考试的人员一般要有硕士学历，参加警官招录考试的人员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参加警员录用考试的人员一般只要求通过高中会考。

    法官、检察官无论违纪还是违法都会受惩处。对违纪法官、检察官的惩处可由司法部长提起或上诉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在权限范围内提起。对法官违纪的惩处决定由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作出，对检察官违纪的惩处决定由司法部长根据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意见作出。对法官、检察官违纪惩处的方式主要有：警告、记录在档、调离、降低工资级别、降低职务等级、解除职务、强迫退休、降低退休金甚至剥夺退休金等。法官、检察官不服违纪惩戒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官、检察官犯罪按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法律责任，只是审判主体不是法院而是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追究检察官的刑事责任，由最高法院总检察官任命的最高司法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的最高司法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

    三、审级制度及审理方式

    （一）德国的审级制度和审理方式

    的违宪审查。公民认为联邦宪法规定的个人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求助其他法院无效后，可向联邦提起宪法诉讼。法官、州政府、联邦众议员、州议员等可向联邦提起法律违宪诉讼。联邦政府部门的权力冲突也可向联邦申请裁决。审理违宪案件一般由8名法官共同主持，不开庭审理，过半数通过，一审终审，不需要律师参与。违宪判决被联邦宣布无效的，原审法院必须重新审判，并且要体现出联邦的意见，不得作出与原判决相同的判决。违宪法律或法律条文被联邦宣布无效的，议会也不得制订与无效法律或法律条文相同内容的法律。联邦16名法官每年处理违宪案件6000件左右。州主要审理违反州宪法的案件。

    普通法院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德国的审级不是统一的。每年进入诉讼程序的100多万件刑事案件中，大部分属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其中50％左右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州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公诉，而是书面报经法官同意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处以罚金或1年以下且缓期执行的自由刑。其他轻微刑事案件的一审由初级法院的1名职业法官独任审判或1名职业法官与2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上诉至地区法院，由3名职业法官与2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对地区法院二审判决不服可上诉至州高等法院，由3名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三审（也是终审，一般不能对州高等法院对轻微刑事案件的终审向联邦最高法院抗诉或申请再审）。

    对杀人、、等严重刑事犯罪，由地区法院的3名职业法官和2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一审；对其判决不服可不经州高等法院直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由5名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由州高等法院一审，不服可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地区检察院、州检察院和刑事诉讼被告人均可就地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错误，通过联邦检察院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联邦检察院审查认为上诉理由不充分的，则转达上诉人的辩护人，可重新提出理由；联邦检察院如果认为判决是错误的，则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没有理由的，直接驳回上诉，这种情况占80％左右；最高法院审理法官一致认为下级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可撤销其判决，发回另一法院或原审法院的另一刑事审判庭重审，此种情况占15％左右；还有5％的案件则由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最高法院只进行法律审，不进行事实审。

    对于民事案件，标的额5000欧元以下的由初级法院一审，标的额5000欧元以上的由地区法院一审。少数案件无论标的额多少都由初级法院一审，如房屋出租案。对一审不服可向一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上诉（例外的是，对初级法院一审的家庭婚姻案直接向州高等法院上诉，而不是向地区法院上诉）。无论二审法院是地区法院还是州高等法院，三审都由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向最高法院申请三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如某州的判决与最高法院先前判决不一致；二是有利于促进法律发展，如社会发展导致出现新的法律适用问题；三是有利于保证法律的统一。最高法院只负责法律审，不进行事实审。

    （二）法国的审级制度和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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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作为宪法的下位法，行政法的实施会对宪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哲学的观点，行政法对宪法产生的影响也分为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由于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行政法中必然蕴含某些宪法理念、宪法精神。而行政法的实施不仅仅关系到行政法的发展，更是对宪法理念与宪法精神的宣传。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是法律无法及时进行有效规制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是无法跟上复杂社会现状的变化步伐。这样，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与宪法的稳固性之间便存在激烈的矛盾。而宪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权威性，经常性的宪法修正势必会影响它的权威性。行政法的存在则能迅速反映现实需求，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有效缓解宪法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可见，行政法的实施、发展不仅仅是对宪法表述。相反，行政法具有积极能动的反作用:在以宪法基本理念、精神为指导的前提下，行政法深层次的发展将有利于宪法的创新与完善，是进行宪法修正的基石，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消极影响

当然，行政法的实施、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行政法自然也不例外。行政法具有具体性、灵活性、应急性等优点，能够及时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但是，在行政法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引导。否则会脱离宪法的制约，特别是在缺少常规性宪审制度的环境中。也会影响到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良性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实施、发展也容易对宪法产生消极影响。倘若行政法的实施与发展离开了宪法理念与宪法精神的指导，行政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无法立足于世，也将丧失其民主性、科学性。

二、宪法与行政法关系之良性发展

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所以，为了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一)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回应行政法发展带来的挑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宪法自身的规定也必须做到健全、良好，是一部真正的“良法”。

(二)始终坚持“宪法至上”的基本法律理念

作为法治的最终、最高体现，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倘若宪法不再具有稳定性与权威性，法治社会的建立与的实施也将其最根本的法律依据。所以，“宪法至上”的基本法律理念才是法治社会与国家应当积极追求的价值目标。具体到行政法领域，既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在日常的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做到“依宪行政”。只有做到“依宪行政”，才能以此为基础“依法行政”。

(三)健全、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监督行政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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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提高专利质量的对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违宪审查启动主体之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我国银行商业方法的专利审查标准 美国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救助机制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学业指导制度变迁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青少年体质研究探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研究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美国创意产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会计实践教学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研究 美国“卓越绩效教育标准”对我国高校质量管理的启示 美国阅读能力表现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小学数学课程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地理课程标准对我国地理教育的启示 美国炼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商业方法专利立法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 Brinckerhoff CC. A Look At The U.S. Doctrine of Obviousness-Type Double Patenting[EB/OL]. （2012-06-13）[2013-09-20]. http：///2012/06/13/a-look-at-the-u-s-doctrine-of-obviousness-type-double-patenting/.

[4] Halstead DP. Balancing Inequities： Overcoming Double Patenting in Today’s World[EB/OL]. [2013-10-11]. http：///files/upload/DoublePatentingBalancingInequities.pdf.

[5] 葛宏. 论专利“禁止重复授权”原则[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1： 6-8.

[6] 耿萍， 张毅. 浅谈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中禁止重复授权原则的实质性改变[J]. 中国发明与专利， 2012（7）： 56-59.

[7] 孙平. 重复授权审查标准的思考[J].电子知识产权， 2010（4）： 8-63.

[8]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导读[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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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权利救济权自力救济他力救济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入工业。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2]由此可以看到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救济权的规定无疑暴露出中国制宪的不成熟性。如果作为明示的规定来突出权利救济权的重要性，在宪法修改时可以概括列一条“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样既能体现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无处不在”性，又符合宪法作为法的逻辑性。

二、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立法现状及不足

权利救济权作为一种保障权利实现的请求权，其保障方式有“自力救济”和“他力救济”两种方式[3].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诉讼等属于他力救济；正当防卫和自助行为等属于自力救济。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权、申诉权在行政法规和行政复议制度中都有规定。依照多数学者的理解，宪法第42条规定的“控告”权和“申诉”权被认为包含在诉讼权内，因而在此与权利救济权相对应的主要是“控告”权和“申诉”权以及取得国家赔偿权[4]；公民获得赔偿权有《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来调整；而公民权利被侵害后的他力救济大多靠诉讼来完成，诉讼成为救济中最有效、最终极的他力救济方式。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和民法上的自助行为即属于自力救济。

要保障权利救济的实现就必须完善权利救济方式。在他力救济中，国家赔偿在受案范围上有很多限制，且对公民造成的损害，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只赔偿财产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因此这种救济方式的规定与宪法权利的基本精神不相符，需要修改完善。

既然宪法的作用主要为了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并且其作为最高地位的法所规定的权利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时，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国家就有义务为此种情况提供救济，这就涉及到个案中宪法是否可以适用问题。“齐玉芩诉陈晓琪”案件中，创造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先例。这种救济虽属民事诉讼救济的方式，但由于其在个案中增加了使用宪法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因而使公民宪法权利救济范围更加扩大。

当宪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认为普通法律的规定侵害其宪法权利时，在个案中这种救济就涉及到宪法权利诉讼问题。它要求有关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先判定法律的规定是否违宪，从而认定普通法律是否有效。有人将这种宪法诉讼界定为：宪法诉讼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既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确定法律的违宪与否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5].我国没有建立这种制度，从法理上看，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在他力救济特别是国家救济中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公正性、及时性。而在自力救济中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法律的授权性规定，比如正当防卫权。这就要求国家制定法律时，充分考虑到公民自力救济的重要性，权衡利弊，为公民自力救济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又能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免受不应有的损害。在权利救济体系中自力救济无疑是最及时和有效的，但自力救济的条件和方式等问题必须有法律明确予以规定，并使之周密、完善。

三、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权方面的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

由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多样性，这就要求宪法权利救济方式的多元化，即使公民同一种权利受到侵害，也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救济。例如，公民的人格受到侮辱时，受害人可以向公安行政机关控告要求追究加害人的行政责任，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国家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有义务制定并完善各种权利救济方式的法律，并使之成为一种严密的体系，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除规定了立法救济、行政救济等救济方式外，还规定了许多补救措施。例如，被判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大赦或减刑，要求人身保护及司法审查权等。这些都要求国家在创设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时尽更多的注意义务。

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救济是一种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从权利，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公民向国家要求保护的请求权，离开了具体的宪法权利没有谈及此权利的必要，但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往往依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权利救济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或者说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否选择到对自己有利的救济方式。为公民提供严密、完善并切实可行而且又不失公正价值的救济法律制度是国家的一种义务，对公民来说则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救济权。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法上是否规定了公民是否享有权利救济权，而应当关注普通法律是否为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了救济，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宪法具体规定公民的权利救济权不是必须的，而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保护公民具体宪法权利时，该相关法律就必须提供公民的宪法权利救济方式或者权利救济制度，并使这种救济多样化、系统化，并能够贯彻实施，否则这些有关规定公民权利救济的法律是有瑕疵的。

参考文献：

[1][4]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238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案例的法理分析》第329页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