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理论范文
时间：2023-03-31 08:57: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宪法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鉴于总结之前两次对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够深入和全面的缺陷，笔者认为:首先，一个完整的宪法学理论体系要具有系统性，所谓系统，是指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事物的诸多不同层级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宪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要考虑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权力等具体内容的列举，而且也要注重一些抽象内容的概括，例如一些宪法性的原则，宪法的价值体系等。而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层面或者某一个部分加以分析，如此一来就像进入到一个小胡同一样，只会把已经研究到极致的问题反复拿出来进行批判，而不能够从整体上将其加以把握。而笔者认为，对于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个理论体系下最基本的内容，即一些简单概念的含义和内涵，其次，需要将这些概念相互串联起来，使得其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可以把方方面面的内容都罗列进去，这才是一个理论系统，就像一棵树木首先要有树干，其次才可以散叶，开花，结果。而如何实现理论体系的系统化，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进行分析、总结。简单举个例子，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宪法的精髓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宪法学就需要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来为之后的具体内容的制定做好铺垫。而这个系统性的体现，也受到其他一些特性的规制，例如时代性，法律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的管理社会而创设的制度，那么这样一种制度一定会受到它当下所存在的社会与时代背景的影响。会随着不同的社会理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这个理论体系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虽然法律具有稳定性，但是这个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新的社会产生的背景下，它会随着社会的需求而发生变化。但是，同时它又应当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也是相对的，因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是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因为宪法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必须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才能够完成人们赋予它的使命，而如果可以朝令夕改，则会影响到它的权威性，因此，宪法学的理论体系需要一方面维持自己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要适时的随着周围环境和信息等发生的变化，而做出一定的修改。这就是宪法学理论体系系统性的体现，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系，存在于社会中，为服务人类而做出适时的调整，满足社会的需要。
(二)法学性和哲学性的体现
首先，很明确，宪法是一门法学学科，它具有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法学性，最高的法律权威性，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善于发现它的另外一个乃至一些其他学科方面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学方面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因为宪法学，是一门联系着法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最为直接的学科，包括宪法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的联系，宪法有时是体现一个国家政治动向最为直接和明确的内容。而在这些内容中，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内容就是宪法与政治以及与哲学相联系的内容。哲学中的辩证主义思维，对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在建立一个体系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不同的角度，发挥自己辩证的思维方式。此外，哲学研究的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运用到宪法学理论体系中，我们需要了解到宪法是什么，宪法如何产生，宪法的历史沿革和其发展的规律性，宪法对人类社会、国家乃至个人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等。长久以来，人门对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仅仅停留在将宪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加以研究，而没有将其放置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加以认识，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宪法学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没有将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加以研究，从而并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这个学科理论体系的把握。因此，新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注重宪法学研究对象和功能的基础上，注重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哲学中首先解决基本问题的思路放入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在明了基本概念等内容基础上，再对系统整体的内容加以总结，展开发散性思维。
(三)人权和国家利益的体现
篇2
关键词：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法哲学
在一个法治国家，公民基本权利是整个宪法体系与实践的基石；在一个走近权利的时代，公民基本权利是整个社会与全体民众孜孜以求的目标。当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呼喊成为我国大众性话语的时候，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孪生兄弟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其湮没，从而使民众对权利渴望的热情潜伏着一定程度的非理性。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是权利理论和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权利保障不可分割的一面，也是权利得以具体化从而实现的前提或条件。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法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就是要从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把它置放在最一般意义法的背景下探讨其根本原因和终极目标，或者说是法的理念，从理论的深层次上揭示该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其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撑。从法哲学的角度对此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利于权利理论的完善，而且为权利实践提供科学的方向。
一、公民基本权利及其限制的基本内涵
公民基本权利，这一中国式的话语表达，是近代宪法和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其有不同的称谓，英美学者倾向于称之为“人权”(humanrights)，德国习惯于“基本权利”或“基本权”(Grundrechte)，日本则多称为基本人权。我国也有学者用宪法权利来表达此种概念。笔者认为在我国的语境下，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是有差别的，公民基本权利是获得在国家实定法上的承认，是具有法的效力的权利；而人权则是以人性为依据的，在道德意义上和应然层面上的个人抽象的权利主张。为了使理论的交流和对话得以在共同语言的平台上进行，从而减少理论上不必要的歧义和误解，笔者倒是赞同统一使用公民基本权利来表达这一特定的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确认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林来梵教授进一步认为公民基本权利具有固有性与法定性、不受侵犯性和受制约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基本性质。宪法学前辈王世杰先生曾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消极的基本权利、积极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总之，公民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范所确定的一种体现权利的根本性、基础性、决定性与综合性的权利体系，在人的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表明公民的宪法地位，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关系，形成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利益分配和权利制约的纽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基础。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基本法律的规定，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上包括：政治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在社会(特别是一些学者和改革者)中长期被基本权利保护的渴求和呼喊中湮没，弥漫的是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不足及其保障的不完善的话语霸权，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却成为权利话语中的一个隐性问题。当然，这也有一些理论原因，如绝对主义权利理论者基于权利的绝对性否认权利冲突的存在。诺齐克还从权利是边际约束(约束那些在道德上任何人都可以作的行为)的意义上否认权利冲突的存在。功利主义权利者还认为，因为权利具有一种排列权利优先性的原则——利益最大化或福利最大化原则，实际上也否认了权利冲突的存在。其实，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是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不容否定的客观现象，是实践中法定公民基本权利现实化的必要条件和途径。马克思曾言：“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的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形式上，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就是通过一定的合宪形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范围和实现途径作出一定的限制，从而实现权利之间的和谐和基本权利在实践中的实现。其直接目就是为了避免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出现权利冲突的现象，也使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中的裁判有裁量和权衡的依据，对那些可能产生冲突的基本权利，由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对权利的行使和权利范围作出限制性规定。
二、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哲学基础
既然公民基本权利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为什么还要对其限制?要想给出合理的答案，就必须从法哲学的高度寻找其理论根据，奠定其坚实的理论根据。因为法哲学在思想体系的意义上就是指“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价值、信仰、认知和评价等观念系统”，“提供了对法的一般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反思”，只有在此最一般的意义上研究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才能深刻认识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原因、理论基础、价值及其意义所在，进而才能在实践中遵循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推动实践的发展。
1．人性预设：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理论原点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本文没有必要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性是“恶”还是“善”的探究当中。但是，“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同样应该从对人的分析开始。“人是什么?这无疑是至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因为许多其他问题都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必然对我们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得出不同的结论。”“人类最根本的研究就是对人的研究，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正确。”人性是人行为的出发原动力，也是研究人对象化成果——科学理论的原点。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人性(naturehumanize)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韦伯词典界定为：“人的本性：1．人通过社会获得的行为方式、态度和观念的综合体；2．人的天性和特性的综合体。”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本质的社会性和个体性的总和，并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否定过人性(包括自然属性)在权利中的地位，权利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而人的尊严在于人性需要的满足。人性的各种需要是所有权利的来源，而基于这种人性需要基础之上的人格尊严则是所有权利的基础。“人的权利的最终基础是人本身。不要过于渲染制度的力量、权力的力量乃至传统的力量，要相信无所不在的人性的力量，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力量。”因此，任何制度和理论都应正视人性，让他从唯心主义的巢穴中走出来，把人性需求的满足作为分析权利和权利理论的基础，这也是对人性客观规律的遵循。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作为制度安排的前提，认为应把“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作为制度安排的前提假设。权利主体同样有“无赖”的危险，所以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制约机制——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限制。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早就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毫无疑问……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的预防措施。”既然人不可能是“天使”般的只行善不行恶，对其基本权利也必须进行限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尽管该至理名言常被用以引证权利限制权力之合理，然而笔者认为其哲理内蕴于考究权力限制权利之正当同样适用。马克思还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冲突的角度，认为不仅人的感望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其社会性本质也包含着内部矛盾。总之，权利都意味着一种利益、主张、力量，都具有一种无限欲望性，此种欲望若走向另一个极端，都会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2．利益选择：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就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最原始的基本关系的出发点。作为一个理论的逻辑起点，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研究对象最本质最一般的规定……第二，由此出发，可以揭示研究对象中一切矛盾及运动规律……第三，符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原则。第四……是最后的又是最合理限度内的抽象……”从逻辑起点上分析问题。是认识事物本质的前提和基本路径。准确地洞察事物的逻辑起点，有利于概览事物全貌并解构和把握其内部关系。笔者认为利益符合以上条件，可以作为恰当的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逻辑起点。因为利益选择显示出了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最终的、一般性的出发点，又揭示了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一切矛盾和规律。利益一直是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性因素，社会基本关系都是从利益而发散开来，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由于多种原因，作为分析法学和政治学现象重要视角的利益，在很长的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误解。其实，权利在本质上也可归结为利益，尽管对权利有“自由”、“资格”等不同的理解，但利益却是权利最原始的、最初追求的东西，只不过这种对各种“利益”追求形式及其结果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具有了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加上社会利益驱动机制的既存以及人望的难以遏止，由于对利益的无限渴求，使得权利在享有者手中泛滥成灾成为可能，并且此种道德沉沦趋势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有效限制来矫治这种永远无法消解的“恶”。
对利益的选择，是通过对利益所含的价值进行判断并选择来实现的，对公民基本权利而言，此种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就形成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限制。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就是面对着权利资源的稀缺，对社会价值进行有目的的选择来实现主体的利益。从权利的社会价值来说，每一种权利都代表或表达着一种价值诉求和利益，权利能否受限制，能否被其他权利所压倒，关键取决于有没有高于此权利的价值存在，以及此种价值压倒的正当性，而利益在这种正当性的衡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宪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安排，也是一个社会价值的选择和多元化利益实现的过程。从利益为逻辑起点来分析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不仅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也可以有效合理地解释现实生活中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一些现象。
3．解决权利冲突：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直接原因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权利保障，但其直接动因来源于现实权利冲突的解决。安德列·马莫尔认为“之所以对权利进行限制，关键就是因为权利之间存在冲突”。多元的主体与需求，产生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合宪或合理的权利需求，权利的人性满足需要与权利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的矛盾，导致权利冲突成为必然。其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类：权利与权利间的冲突；权利与权力间的冲突。前者比较好理解，但权利与权力间的冲突同样是权利冲突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表面看来，此种冲突是公民基本权利和权力的冲突，但从实质来看，就是因为权力作为一种公共强制力肩负着满足主体权利需求的职责，当现实情况无法满足所有主体或全部要求时，为了减少权利与权利冲突引起的过多的、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权力作为权利的集合代表渗透到权利与权利的拓扑网中，利用其强制力进行有意识的调配。结果，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就出现了。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既有权利本身性质决定的，也有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引起的，都是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直接原因。“权利主体在享有其为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往往有可能影响到其他人同样为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基本权利体系在动态运动过程中显现出一种混乱状态。”如何消除这种混乱状态?就是尽量消除权利冲突，而消除权利冲突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其进行限制。卡尔·维尔曼认为：“所谓的权利冲突就是两种权利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不能同时被完全行使和享有的状态。”德沃金甚至认为权利冲突是对权利进行限制的最正当或最重要的理由：“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其他的理由取消或者限制权利，而且，自否定保守的观点之前，我们应该清楚，这些理由是否可以适用。这些理由中最重要的理由——至少是我们所理解的——提出了相互冲突的权利的概念，如果涉及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那么与之冲突的权利就会受到破坏。”舒国滢教授也认为：“对于个人而言，其所享有的权利之所以要受到限制，是因为存在着与这一价值同等重要的或较之更高的价值，没有这样的价值或价值冲突存在，那么限制权利本身就是不合理、非道德的。”其实，如果不存在权利冲突的现实和可能性，对权利进行限制不仅是不合理和非道德的，实际上也是非法的。
4．权利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正当性基础
从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根本目的来看，公民权利限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权利的保护，正是此目的为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正当性提供了保证。一个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来源于其保护价值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而要想成功达到保护某种价值的目的，首先就要求实施行为目的的正当性，目的的正当是获取结果正当的前提，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情况下非正当的目的带来正当的结果，但此种非正当的目的并不能获得该结果正当性的道义评价，制度的正当性必须要求其目的的正当。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本来就是通过价值的取舍来解决权利冲突，这是权利限制的直接目的；从权利间的本质关系来看，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来源于权利之间的内在制约，即从权利限制的目的来说，就是因为要实现一定的权利，才不得不限制另一权利。德国法学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有一种著名的内部限制的观点认为，不存在权利本身和权利限制的二元划分，权利本身就蕴涵着权利限制，权利限制实际上就是权利内容的一部分，权利限制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权利的实现而存在。这种观点突出地强调了权利限制的内在性和客观性，更说明了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权利的保障。正如郭道晖教授所言：“限制与保障两者须分主次，保障是主要的，限制是次要的。限制也是为了保障，限制和保障是辩证的统一。”权利保护是的永恒主题，是宪法的基本价值，通过基本权利的限制来实现宪法或的权利保障目的或价值，是一种必然选择，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正当性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奠定了使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正当性的宪法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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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为适应我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兼具研究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具体要求是：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敬业精神，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规范，立志为祖国的法制建设和发展服务。
2.掌握本门学科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工作、法学教学工作的能力或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包括律师、法官、公务员、企业法务人员和教师等）的专门技术水平。具有使用第一外国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并具有初步撰写外文科研论文的能力。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一）基础性知识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熟悉法学的基本理论，并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养成法律人的法律思维，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应当具有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的写作能力；应掌握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
（二）专业性知识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系统而牢固地掌握所在学科方向的专业知识；深入理解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把握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能够熟练运用法学研究方法，并能围绕自己的研究领域独立从事一定的学术研究。
（三）工具性知识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当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学术素养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当热爱法学专业，形成牢固的守法观念和尊重程序的意识；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崇尚科学精神，对法学有浓厚的兴趣；具有将一般性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够将法律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到各项法学研究过程中。法学硕士生应当具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养成良好的法律职业伦理，潜心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学习目的和动机端正，具有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责任感。
（二）学术道德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当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拥护宪法，遵守国家法律，诚实守信，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法学硕士生应当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摒弃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四、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一）获取知识的能力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当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通过阅读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的专业主文献，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具有通过法律实践、学术交流、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良好能力；熟练掌握法学研究所需的基本研究方法。
（二）科学研究的能力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能运用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基本原理分析法律现象，提出和解决问题；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備自主地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能追踪学科知识前沿，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具备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运用法学专业领域的理论知识对相关的法律现象和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工作实践的能力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当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应当具备综合应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能与法律实务部门建立紧密联系；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能完成基本的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四）学术交流的能力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生，应当具有较强的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各法律实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学位（Post-Graduate），拥有硕士学位者通常象征具有基础的独立的思考能力。硕士研究生正常毕业并达到学位授予要求以后授予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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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宪法论宪法
宪法学的学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培养学生的理念，认识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树立民主法治意识，学会用法律的方法思考问题，把握一国的精神。传统宪法教学偏重对宪法和宪法学形式内容的介绍，就宪法论宪法，就宪法学宪法，少了对学生在领会其中的精神和宗旨方面的点拨。学生往往学会了具体的知识点。但不知其中的内涵，了解了宪法的规范，但不懂其思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宪法教学的目的只完成了表面。
2、重理论轻实践
宪法学中有很多概念、原理、原则、价值等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掌握对宪法的学习很重要，因而传统的宪法教学在方法上重理论轻实践，老师在课堂上重视理论知识的讲解，教条式的、照本宣科式的上课方式相对较多，而不重视对宪法的概念、原理、原则、价值等理论在实践生活中的体现和所起作用的介绍和探讨。学生往往认为宪法高高在上，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一般情况下是用不上的。这样不但在教学内容上有些误导，而且在教学方法上也很难提起学生的兴趣，没有兴趣就会觉得枯燥，老师上课也就提不起兴致，影响了教学效果。
3、重“政治”轻“法律”
有些老师运用政治课的教学方法上宪法课，使宪法课听起来像政治课，角色和角度把握欠妥，教学效果欠佳。因为宪法学的很多知识点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而在学生原先的政治课程中和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时已经从政治层面作了介绍，从内容上来说学生大多都已熟悉。但是要注意到的是，宪法虽然带有政治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学课程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学课程，而不是政治学课程，一定要运用法律人的思维模式，以法律来看待它。如果像讲政治一样讲宪法，对法科学生的教学就很难达到教学目标。
4、重教授轻讨论
教师讲授，学生接受：教师主动，学生被动――单一的教学方式是宪法学传统教学存在的又一问题。单调的内容、枯燥的讲解，缺乏讨论和互动，被动接受知识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课堂气氛沉重，而且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消化，教学效果不理想。重教授轻讨论的教学方式也是宪法学教学需要改善的一个方面。
二、宪法学教学方法改革措施
笔者在宪法学教学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宪法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尝试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对传统教学方法加以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通过启发式教学，重视学生意识和法律思维基本技能的培养
在宪法学课程的学习中，民主法治意识、意识和法律思维的基本技能非常重要。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指定课外阅读参考书，学生对辅助教学参考书的阅读不但扩展了其知识面，而且可以逐渐养成法律人的思维模式。课堂上，对于学生熟悉的某些知识点从法律问题的角度进行引导，让学生意识到宪法也是法，而且是国家根本大法，意识到宪法学是法学的重要分支，应当运用法律方法去研究和分析。宪法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应当贯穿在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2、通过实例和案例教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宪法学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单纯的理论知识无法满足宪法学教学的需要。教学中引入实例和案例，让学生从身边事中领会宪法的精神，对学生宪法学的学习非常有帮助。比如通常在上宪法学的第一堂课时，我会从身边的事例中引出宪法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国内外著名案例的分析讨论，将宪法学理论融会贯通，方便学生理解。虽然我国的宪法审查制度尚不完善，但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实践中的很多事例开始用宪法原理思考，并出现了宪法意义上的案例，这对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不但改善了教学效果，而且引起了学生的思考，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3、通过多样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
宪法学每章的内容都自成体系，各具特点，涉及到不同的知识领域。可以根据每一章节的不同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不但可以活泼课堂教学，而且教学效果更好。比如，在讲到宪法监督的内容时，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著名案例的讲解让学生分析司法监督模式的产生，启发学生思考：在讲到公民权利时，采取讨论教学方式，结合高考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学生们都经历过的这一阶段发生的实例，将学生分组讨论不同的问题，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学生相对熟悉的某些问题，通过做论文、写作业等方式，让学生从角度谈出自己的看法。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但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知识涉猎应当广泛，应当注意引导学生带着疑问去学习。
4、通过多媒体授课，多方面展示宪法学课程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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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中的调料一―醋（酸）
醋的化学名字叫乙酸，分子式为CH3COOH。醋不仅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有很多用途：1、在煮排骨、鸡、鱼时加一点醋，可以使骨中的钙质和磷质被大量溶解在汤中，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钙、磷的吸收率。2、在烹调蔬菜时，放点醋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还有保护蔬菜中维生素C的作用。3、在鱼类不新鲜的情况下，加醋烹饪不仅可以解除腥味，而且可以杀灭细菌。4、患有低酸性胃病（胃酸分泌过少，如萎缩性胃炎）的人经常用少量的醋作调味品，既可增进食欲，又可使疾病得到治疗。5、醋可以作为预防痢疾的良药。痢疾病菌一遇上醋就一命呜呼，所以在夏季痢疾流行的季节，多吃点醋，可以增加肠胃内杀灭痢疾病菌的作用。6、醋还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将室内门窗关严，将醋倒在锅里漫火煮沸至干，便可以起到消灭病菌的作用。7、杀鸡鸭前20分钟，给鸡鸭灌一些醋，拔毛就容易了。8、铜、铝器用旧了，用醋涂擦后清洗，就能恢复光泽。9、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10、夏天毛巾易发生霉变而出异味，用少量的醋洗毛巾就可以消除异味衣服上沾染了水果汁，用醋一泡，一搓就掉。11、用醋浸泡暖水瓶中的水垢，可以达到除垢的目的。
二、日夜相伴的化学品――食盐、碘化合物
大家都知道食盐的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 这是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增加食物的味道,它是人体组织的一种基本成分,对保证体内正常的生理、生化活动和功能,起着重要作用。Na+和Cl-在体内的作用是与K+等元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细胞、组织液和血液内的电解质平衡,以保持体液的正常流通和控制体内的酸碱平衡。Na+与K+、Ca2+、Mg2+还有助于保持神经和肌肉的适当应激水平；NaCl和KCl对调节血液的适当粘度或稠度起作用；胃里开始消化某些食物的酸和其他胃液、胰液及胆汁里的助消化的化合物,也是由血液里的钠盐和钾盐形成的。此外,适当浓度的Na+、K+和Cl-对于视网膜对光反应的生理过程也起着重要作用。常用淡盐水漱口,不仅对咽喉疼痛、牙龈肿疼等口腔疾病有治疗和预防作用,还具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碘化钾、碘化钠、碘酸盐等含碘化合物,在实验室中是重要试剂;在食品和医疗上,它们又是重要的养分和药剂,对于维护人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碘是人体内的一种必需微量元素,是甲状腺激素的重要组成成分。正常人体内共含碘15 mg～20 mg,其中70%～80%浓集在甲状腺内。人体内的碘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生理作用通过形成甲状腺激素而发生。因此,甲状腺素所具有的生理作用和重要机能,均与碘有直接关系。人体缺乏碘可导致一系列生化紊乱及生理功能异常,如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导致婴、幼儿生长发育停滞、智力低下等。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地区,全国约有四亿人缺碘。
三、慢性的毒药――香烟
篇6
关键词：宪法概念，宪法思维，宪法规范，宪法事实，规范发现，宪法解释
一、引言：谁思维？法律思维还是法学思维？
欲使宪法摆脱昔日人们心目中作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那种形象，其途径之一就是增进宪法的科学化，这就需要加强对宪法问题的宪法思维。宪法思维是一个以宪法概念为起点和工具，对特定宪法事实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在于对宪法事实形成一个新的陈述。在形式逻辑上，这一新陈述既可以是全称判断，也可以是一个假言判断；既可以是肯定判断，也可以是否定判断。在司法实践上，这一新陈述就是一个新规范。
那么，宪法思维和宪法学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吗？这须探究法律思维与法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或者更正人们原来对某一事实的错误认识，并用文字形式将这一事实描述出来。这也是科学之所以被称为描述性而非规范性学科的由来。所谓描述性，指的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亦可称为事实陈述，不涉及价值判断。所谓规范性，指具有评价性，评价需要标准，标准带有规范性质，涉及价值判断，可称为规范陈述。“自然科学、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以及经验性的语言通常被理解为描写性（描述性）科学，而诸如法律或者伦理则被称为规范性科学。”[1]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科学并非总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世界观、自然观、生活态度、科学目的等均作用于科学发现过程，这使得即使是科学研究，也总是在一定价值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法律研究，法律思维无非是以法律概念为工具对一个法律事实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的和结果是发现一个规范。广义上的法律思维主体是法律人，包括立法者、律师、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法律实践者，狭义上的法律人仅指法官。如果将法学视为一门科学，则法学就具有科学的一般属性，这就是发现。只是法学思维主体是法学家，而不是法律实践工作者，法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法律问题，而非法律规范。由于法学研究不仅是对司法实践中各种方法的评说，法律问题的发现还对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蕴涵着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程序创设新规范的可能性。这使得法律思维和法学思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也是为什么英美法学传统并不甚区别“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原因。
一本美国作者所著的《法律研究过程》（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也被翻译为《法律研究方法》，[2]翻开来，通篇所讲的是“什么是首要法源？”（primaryauthority）“什么是次要法源？”（secondarysources）及法律语言、法律术语、怎样使用法律词典、为什么要研究判例？程序规则是什么？法律道德如何等。台湾学者所著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名为“法学方法论”，其全部内容是对充满法官中心的法律、法律类推、类推适用、解释方法等的评说。[3]这样的内容曾经引起我的困惑。我就想，这是谁的方法？这不是法律家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所关心的事吗？作为学者或者法学研究难道与作为纯粹实践意义上的法律家的工作没有区别吗？翻开欧陆法学家的著作，可以看到，欧陆法学家在充分认识到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研究和法律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差异的前提下，在撰文过程中通常将两者等同起来使用。例如，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在谈到法律方法问题时就认为，关于法律方法并非只涉及到甚至也不是主要涉及到“法学”。在权力分立的国家，方法问题的主要对象还是法院。首先的问题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在实践中适用法律规范。这是因为，法学除了教育的功能外还有一个任务，即立法中支持立法者、在法律适用包括法官造法中时支持法院。它也支持着方法规则的发展以及对方法规则适用的批评。并说道：“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在实践中使用的、司法与行政的法律方法就是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批判的重要对象。”[4]因此，从方法思考的主要目的看来，这里涉及的不是“法学方法论”，而是真正相互竞争的法律实践的方法。正因为此，司法实践中法官所适用的包括程序在内的各种规则、解释方法就既是法律实践中的方法论，也构成法学研究的对象，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双重意义上被既作为一种工具，也作为一种术语使用着。只是在此需要注意这一问题，既然实践意义上的法律方法被法学家作为对象研究着，在此意义上两者合一，那也需要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就是，法律方法除服务于实践中的规范发现之外，作为研究对象，它还是学者对法院裁决使用方法的说明与批判，或者批评性讨论。[5]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工具的法律方法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方法并无实质区别。同时，在区分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过程中也可以识别出判例法和大陆法两种法学传统的差异，及两大法系分别注重法学家和法官对法律解释和法律形成影响的特征。此外，英美法研究传统一直注重服从实践中问题的需要，无论是分析、研究，还是推理和判断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少有大陆法传统那样的纯粹学理意义上的抽象与思辨。这或许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英美法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英美法传统中的体现。此处便不难理解霍姆斯那一著名的“普通法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的法律论断所体现的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判例法基础，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即英美理性传统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理性、经验理性和个案理性，大陆理性传统则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理性和普遍理性。
作为一种实践工具，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获得法律和形成法律。德国法理学家就认为“法的获得属于方法问题”，“法律适用的方法也总是法律形成的方法”。[6]由于法律适用者应该将有效的法适用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纠纷，而这一问题或者纠纷就是疑难案件，因此，“方法的任务之一就是指导法院和其他法律适用者从有效的法中去获得法”。“这也是一个符合宪法地、被合理监督且可监督地将一般抽象性表述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纠纷或者问题的过程”。[7]法律方法就是一个涉及到法的发现、法的形成、法的获得的问题。这样，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过程也就可以等同起来。思维的最终结果不外是根据一个确定的、已知的、权威的、实定的或者有效的法去发现一个解决案件和纠纷的规范。具体到宪法而言，在司法适用宪法的国家里，宪法的实施主要是一个法官在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的规范涵摄过程。特别是在疑难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经过精密的证立过程推导出新的规范。这一过程是宪法解释、宪法思维和规范发现的有机统合，它们构成全部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宪法学者对这一过程的客体化或者对象化的结果也是一个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的综合运用，其目的也不出宪法规范的发现、形成或者获得。所以，法律
思维与法学思维、宪法思维与宪法学思维既无法，也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的。
在此，尚需特别明确的是，无论是宪法还是宪法学，都无从能够在纯粹意义上隶属于真正科学的范畴，因为真正的科学只有自然科学才能做得到。康德就曾经坚定地认为：“只有数学才是真正的科学”。[8]这样，按照数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标准，作为从属于法学分支学科的宪法学是无法被称为“科学”的。通常，可将科学划分为规范性、描述性和分析性科学。其中描述性的即为自然科学，是指主体对客体或者对象的客观陈述；而分析性的则为逻辑的，指对某一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说明；而规范性的，则指带有主观的评价功能。按照这一标准，宪法学就不能单独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它既非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也并不是对宪法规范结构的抽象分析，更不只是停留在应然层面的价值判断上，而是对实践具有评价功能。同时，法教义学理论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的学科，可分为三个维度：描述——经验的维度；逻辑——分析的维度；规范——实践的维度。[9]其中，第一个维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第二个维度是对规范的分析，第三个维度是规范的适用和实施。这样，与其说将宪法和宪法学恢复其科学性，毋宁说，宪法学既带有科学品质，也不乏分析性格，还有实施和适用意义上的规范属性。而宪法学的科学性，也就仅限于以宪法概念为依据分析和评价宪法问题，一如考夫曼对法学的科学性所做的评价那样：“法学的科学性只在于一种合理分析不是处处都合理的法律发现的过程”。[10]
二、何为宪法概念和宪法思维？
既然宪法的科学性在于主体以宪法概念为依据解决宪法问题，这就意味着对规范的评说和分析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历史的，更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政治分析将宪法规范——事实视为一种服从既定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交易和利益权衡，属于实质法治主义的政治决断论；历史分析则将宪法规范视为历史的形成；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是对实定的宪法规范进行纯粹应然层面的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是宪法概念和宪法思维？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概念？二是什么是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三是宪法概念和宪法学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何在？
所谓概念，就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被证明为是真的事实陈述，这些陈述必须共同构成一个系统，亦即科学可以理解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而达到的某种结果，且这一系统还须具有说理性和论证性。[11]概念的另外一个替代词是“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12]一个概念的生成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对根源于某一特定或者既存事物的高度抽象。往往，一个概念和语词除了有与之对应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个甚至多个与之区别的事物和指代这一事物的概念存在，概念的相互区别使各自成为区别于他物的存在，从而具备自己的独有属性。《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对“概念”解释为：“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中国古代称为“名”之是也。概念虽在形式上是抽象的，但在实际上却反映了事物的关系，也即“名”与“实”之间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墨子·小说》中指出：“以名举实”。《荀子·正名说》中指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概念既指事物的属性，又反映了具有这些属性的事物。前者就是概念的内涵，后者就是事物的外延。简言之，概念就是事物本身。[13]形式逻辑上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概念本身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明确的了解；对于不易为人了解的概念，必须加以明确的表达。[14]一方面，无论何种概念，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事物中抽象出特有属性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的阶段。概念是思维的起点，有了概念才能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做出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从判断、推理、论证中获得的知识，又会凝结为新的概念。[15]因此，可以这样描述概念的一些特点：事物的本质属性；是特定事实的语词表达；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获得；必须经过说理和证明。
各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概念就是名与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哲学中的物质、意识、矛盾等。法律概念是什么？[16]法律概念和法学概念有区别吗？《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思想家通过具体的法规和案例进行研究以后进行归纳而产生的具有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的概念。概念是法律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并是我们将杂乱无章的具体事项进行重新整理归类的基础。”[17]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概念是由法律制度所确定的”，“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和必不可少的工具”。[18]德国法理学家考夫曼认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法律基本概念的学说，传统上即属于一般法律学说的领域”，他将法律概念区别为两类。一类是“与法律相关的，非原本的法律概念”；一类是“法律的基本概念或原本的或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并认为“最基本的法律概念之一，就是法律规范”。[19]非原本的法律概念是指那些源自于事实，而非取自于法律，虽然他们偶与原本的法律概念相重合，如出生、死亡、物、财产等。原本的法律概念是指那些取自法律上的，亦即立法上的或者制定法上的规范，他们是“纯正的”。虽然有的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思想家抽象出来的，有的认为是法律概念是立法者创立的，有的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创设的，但从上述定义中依然可以看出法律概念的一个共有特性，即法律概念是与实定法律规范或者判例规则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法律概念源自既定的规范，这个规范既可以是制定法上的规范，也可以是判例法上的规范。如果概念是用语言所表达的事实，则法律概念就是以法律规范所表述的事实。只不过这里的事实是法律事实或者制度事实，而不是自然事实。因此，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就是法律所规定的事实，它们与特定的规范连接在一起。[20]也可表述为，一个法律概念或者法律事实是一种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这一认识将为其后的讨论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法律概念可以区分为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创设的概念及法学家所创设的概念。
以此类推，作为法律概念的一个种类，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就是宪法规范的那些事实关系，它们由当为语句组成，调整着国家和社会，并指导着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行为。也就是说，宪法概念就是写入宪法的那些概念，既然它们被写进了宪法，当然也就表达着特定的宪法关系或者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它也就是一个宪法规范。且如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写入宪法的重要概念都包含者若干彼此冲突的理念。”[21]实定法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不是能动的，它们不能自动创设和生成，从概念关系中演绎和推导出来，而只能经由立法者或者宪法修改才能产生新的宪法概念，或者通过法官在个案审理中解释宪法创设出来。这里，必须区别法学家的法律概念证立和作为规范的法律概念证立。如前所述，概念的成立具有说理性和论证性，也就是需要证明，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皆然。一般而言，法律概念的证立包括逻辑证立和实践证立。法学家的概念证立即属于前者，其过程是能动的，他可以将“法律政策的设想或者愿望装进法律概念的语言外壳，之后将预先装入的内容假定为逻辑规范的命令从已经改变过
的概念内容中再次抽取出来（解释）”。[22]严格而言，这类概念只是存在于教义学上，是法学家所使用和创设的概念，只是经过了理论和形式逻辑的证立，并没有经过实践的证立，因而不能算做完全的法律概念或者宪法概念，只能称为法学或者宪法学概念。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的实践证立则是立法者或者法官经过了立法程序或者司法程序的证立过程。以“隐私权”、“乞讨权”和“生命权”为例，“隐私权”就是一个由美国法官创设出来的宪法概念，是法官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分别结合对实定宪法规范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解释而创制出来的，因为美国宪法无论在哪儿都没有提到这一名词。我国法学界所讨论的“乞讨权”则是一个学者经过理论论证所创设的宪法概念。“生命权”作为一个宪法概念，虽然存在于外国宪法规范或者判例法上，但在我国却依然属于一个宪法学概念，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宪法概念，不像“隐私权”在美国那样，可以通过判例拘束力而产生宪法效力。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宪法概念就是一个宪法规范这一命题与判断。“隐私权”在美国一俟创设，就产生了判例法上的拘束力，成为一个新的宪法规范。我国学者所讨论的“乞讨权”和“生命权”只是对立法和司法提供一定的学理指导和参考。在没有通过立法或者修宪将其规定为一个实定规范之前，“乞讨权”和“生命权”这两个宪法概念并没有实定法上的拘束力。又以美国宪法上的“默示权力”为例。这一宪法概念就是马歇尔大法官在“麦卡洛诉马里兰州”一案中，结合对宪法第1条第8款第18项规定的国会有权“制定为行使上述各项权力和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需和适当的法律”而创设出来的。还如“道德滋扰”（moralpestilence）这一概念，它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837年的“TheMayorv.Miln”中通过对宪法中的“商业条款”的解释而创制出来的，用以允许对那些本来仅应由联邦政府管制的流通物进行管制或排除。[23]就此，法律概念和法学概念、宪法概念和宪法学概念可以区别并被识别出来。
宪法思维既具有一般思维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独有属性。思维是整个认识活动和过程的总称。宪法思维就是主体以就是以宪法概念（规范）为工具和前提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具体表现为法官依据宪法规范解决宪法案件、纠纷和疑难案件过程中的一个规范证立过程，亦即主体通过一个实定的宪法规范确立一个新规范的过程。前一个规范是实定的宪法规范，后一个规范就属于规范发现，或者价值确立。这里的“价值”是指与事实对应意义上带有评价、规范和指引功能的宪法规范，而非纯粹与法规范对应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应然规范；此处的主体则主要指法官。
三、为什么要以宪法概念思维？
概念是思维的起点，宪法概念是主体判断、推理和论证的起点。解决宪法问题需要以宪法概念思维，亦即以宪法概念思维是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衡量、评判宪法事实（问题）及解决宪法纠纷的客观需要。
概念是任何一门学科大厦的基石，法律概念则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成单位。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也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建筑材料。”[24]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文中指出，王伯琦先生在其“论概念法学”论文中谓：“我可不韪的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还是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法律概念。”并认为，“可见，确实掌握法律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和何等的不易。概念是法律的构成部分，处理问题的思考工具，因此必须藉着实例的演练去理解和运用。”[25]也就是说，包括学者在内的法律人，不害怕大家没有自由的思维，而是太自由了，以至于不按照科学进行思维；不害怕大家不懂得逻辑，而是太拘泥于形式逻辑，不按照法律概念去思维。此即是指出运用一般的法律概念进行科学思维对于一个法律人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结合实例去锻炼法律思维能力。这里的实例，既可以是具体的法律纠纷，也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问题。只有将已有的法律概念结合实例进行思维，才能判断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法律概念才不至于沦为一堆知识的机械累积，而是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
宪法概念以规范形式表现，既是宪法规范对特定事实的高度抽象，也是对一个或者若干个基本宪法关系的精妙陈述。在一般意义上，概念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名”，也即“符号”，其还保有“实”。对概念的掌握不能单纯停留在对它的机械记忆上，而是须对与之对应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透彻的了解。这就要求对所使用的概念有清晰的了解，不仅明确其内涵，也要熟悉其外延。从表面来看，思维也好，写作也好，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文字”或者“符号”游戏。实际上，由于各“符号”不仅有内涵，也有外延，符号游戏就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排列组合过程。[26]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在服从形式逻辑这一基本法则的前提下，又有自己的属性。这就是，既然一个宪法概念就是一个宪法规范，就是宪法所规范的那种事实，则各种宪法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构成各种规范事实之间的关系。对宪法概念的思考也是对宪法所规范的各种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
因此，以宪法概念思维是宪法的规范性要求。作为对实践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宪法始终须面对着事实（问题）或者纠纷。解决宪法纠纷需要以现有的、实定的、有效的宪法规范为依据，对这些纠纷和事实（问题）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形成一个新的宪法认识，因而也就抽象出一个新的规范，疑难案件得以解决。可见，宪法概念或者宪法规范是进行宪法思维和判断的工具。没有宪法概念，就既不可能对各种各样的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也不可能对这些宪法问题形成一个确当的认识，更不可能发现、找出、获得或者形成解决这些宪法问题的思路或者方法。简言之，以宪法概念思维是解决宪法问题的需要。
四、怎样以宪法概念思维？
思维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命题或者陈述。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宪法事实的分析、推理和评判结果所形成的新命题则是一个新规范。这既是教义学上规范分析的任务，也是司法实践意义上法律或者宪法思维的目的与结果。
根据德国法学家的概括，教义学有三方面的使命：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将这种分析概括成为一个体系；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27]这是法学家（者）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社会政治事物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法学家或者学者。学者的宪法评判过程是一个教义学意义上的纯粹学术推理过程，在严格意义上，它不包含着具有实定法上的拘束力那样的规范发现，但却可以发现法律问题，并将法律问题再概念化，从而蕴涵着知识的创新，可指导立法者制定规范，也可在一定意义上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表现为在判例法国家，法学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作为规范法源，故而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思维过程所包含的问题发现有着积极意义。
实践意义上的宪法思维也遵循这一过程，只不过由于主体不同，各自的宪法思维有一定的差异，其所得出的新陈述与规范又有一定的区别。归纳起来，有三类宪法思维主体。第一类是社会公
众就生活中的宪法问题结合宪法规范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社会公众；第二类是制宪者、立法者（修宪主体）按照修宪程序从事的创设宪法规范的过程，思维主体是立法者；第三类仅指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里，法官运用宪法规范，结合司法程序对宪法案件（事实）进行裁断的过程，思维主体是司法者。虽然这三类宪法思维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其共同之处就是以宪法规范对特定宪法事实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
实践意义上第一类宪法思维是社会一般公众以自己的宪法知识对宪法事实的分析评判过程，涉及宪法意识，在此不予赘述。立法者的宪法规范制定因按照修宪程序进行，其所发现问题并非是教义学意义上的学术推理和逻辑演绎，而毋宁说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也是一个各方利益主体的冲突权衡和政治交易过程。司法者的宪法思维既不同于教义学上的学理分析，也不同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宪法实施决定着司法者的宪法思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宪法的司法实施过程是法官就个案（宪法事实），依据具有约束力的既定规范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者获得的新规范被运用于纠纷与个案的解决。这也是一个司法裁断和推理过程。这一推理过程就是一般的法律适用，它包含着“目光的来回穿梭”。法官需要在大量的浩如烟海的规范中寻找挑选出适合于当时的问题或者纠纷的法律规范并予以适用，也就是解释。[28]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括四个步骤：认定事实；寻找一个（或者若干个）相关规范；以整个法律秩序为准进行涵摄；宣布法律后果。在此再次明确，这里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事实，而是规范事实，是指某一事实认定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又因其必须根据法律规定以认识认定为前提调整其内容。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规范涵摄”。由于规范适用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所以，这一规范涵摄事实的过程也并非就是法官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机械地“来回穿梭”，而是将一个有效规范作用于特定事实（问题）。在法官的规范涵摄过程中，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认为规范涵摄过程就是一个演绎推理或者逻辑推理过程。规范涵摄同时包含着规范作用于事实过程中的逻辑推论，这表现为规范的逻辑推理。由于此处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简单事实，而是不确定的事实，故法官并不能机械地将规范与事实对应，宣布结果。在将一个既定规范作用这一不确定的事实之时，蕴涵着新规范获得和形成的契机。这是因为，这里所讲的事实并非一般事实，而是规范事实，即规范规定的事实，而规范对事实的规定并非绝对严密和完整。在事实构成中，立法者有时故意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定义权授权给法律适用者；在自规范颁布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变化中有一些立法故意不予解决的地方；在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中存在着不准确的、有歧义和错误的表达，此即为法律漏洞。这样，司法者在适用规范面对事实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对上述漏洞和空缺予以填补，从而预示着新规范的诞生。
五、宪法思维过程中的概念（规范）创新：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
创新，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发现。如前所述，一方面，抽象出概念的目的既是为了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做出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从判断、推理、论证中获得的知识，又会凝结为新的概念。一个新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将某问题再概念化的过程，它预示着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思维的成立及解决问题的可能。这一状况同样适用于宪法思维。在以宪法概念思维的规范涵摄过程中，不确定的宪法事实蕴涵着新规范的成立契机，因而宪法思维中的概念创新就是一个规范发现。
概念创新并非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发展的结果。在此，思维通过以语言为符号形式的概念作为载体，这一概念承载着大量的事实信息。概念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学理上的，也可称为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一类是在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是主体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抽象思维过程，它需要符合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须有学术源流为依据；二是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高度抽象；三是须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则是一个法官规范证立和推理判断过程，也是一个规范发现和确立价值的过程，即法官造法。美国学者也指出：“判例法可从具体的情境中创制出概念。”[29]这样，宪法思维过程实质上就是宪法解释过程，对宪法问题即对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集中在对宪法规范如何“理解”上，这便是一个“诠释”问题。说到底，理解既涉及到方法论，也是一种程序。程序应在此引起充分注意。前面曾提到，“科学可以理解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而达到的某种结果。”因此，不借助一定的程序，既无法进行解释，也无法取得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所以成为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并进而影响了法解释学，原因就在于它强调程序在获得理解和达成共识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此处的程序主要指交往和对话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如平等地参与、平等地发表意见等。如果没有这种程序上的机会均等，则达成的所谓共识就有可能是独断的，因而也就不具备客观性。宪法解释过程中对宪法规范的理解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司法释宪则需要遵照司法程序规则。借助各种方法论和程序，可以成功地将符号还原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暂时地达成理解。在此，不管是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抑或是历史解释和目的论解释，其目的都在于依据一个实定的和有效的规范，通过不同的方法扩充、更新、发展其内涵，从而为解决纠纷提供依据。至于法官选择使用哪一种方法，则服从于眼前的宪法事实或者宪法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宪法解释方法有很多，法官选择哪一种方法并无一定之轨的原因。而诠释学法学之所以在各种异彩纷呈的法学流派中独占鳌头，就在于在教义学意义上，法解释学和宪法解释学实际上是各种法学流派和方法的汇集，它既有描述——经验的维度，也不乏逻辑的分析，还是一个规范实践的过程。因之，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各种司法解释方法就成为发现规范的工具和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因此，“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新规范的形成过程，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共同认识就是一个新的规范。[30]以新的共识为起点，人们在充满荆棘的问题之路上继续前行，周而复始。
但是，这一过程也有一定的风险，缺乏基础、证明或者证明不当的所谓概念创新很有可能是在曲解事物内涵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使得概念创新需要格外谨慎。对于宪法学研究者而言，学术意义上错误的宪法思维很可能使其得出的宪法判断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判断，确立一个本身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一个伪问题和假问题，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因而也失去其科学性和可采性。在实践意义上，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宪法思维有误，一个新的宪法概念或者规范的创新很可能得出一个错误判断，进而对其行为产生误导；对于立法者而言，错误的思维很可能导致形成一个与事实不符的规范，从而使这一规范丧失实际的规范、评价和指引意义。对于司法者而言，错误的宪法思维会使新规范面临着不客观的指责，进而影响个案正义。这是因为，规范发现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创新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着显著区别。实践意义上法官的规范发现必须服从民主法治国家的一般原则，如民主原则、权力分立原则与法治原则等。与前几种规范发现和新概念的确立相比，司法者在解决个案纠纷中的规范发现始终无法回避对自身民主合法性的质疑，即使立法者制定新规范有误，民主合法性本
身就是一块挡箭牌，大不了日后再行修改。法官创制规范则不然，他必须面对诸如是否有代替立法者造法的倾向？是否取代了民主主义机构本身的职能？是否以自身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公众？是否偏离实定规范太远？等问题的质疑。因此，对于宪法思维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和规范发现，法官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证明方法或者司法审查标准，方可从事实中提炼出规范。这一方法或者标准的确立既须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如特定事实须符合历史与传统、人们的基本信念、社会理论、价值观等，也须受到严格的司法程序规则的约束。只有在两者统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和论证过程才比较可靠，所做出的判断即发现的规范才是一个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具备正当性，具有生命力和实际约束力的规范，或者说是一个真实和有效的规范，个案正义才可能实现。
还需要说明的是，法学或者宪法学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创新或者发现并非如哲学那样，是发现真理；并且，法学或者宪法学的概念创新必须借着常识和个案，而非形式逻辑意义上以某一定理为前提的逻辑推演。在严格意义上，这一过程已超出了科学或者形式逻辑范畴，是一个诉诸热情、真诚、执着与投入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事情。这是因为，绝对意义上的真理是永恒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说的真理实际上即为“客观性。法学或者宪法学中的概念或者规范的客观性则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法律或者宪法需要经常立、改、废的原因。特定规范在一个时期有客观性做基础，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丧失客观性；在一个时期没有客观性的主观诉求，在另一个时期则具备了客观性，需要将其上升为法规范或者宪法规范。这一方面是因为宪法和法律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工具属性，作为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存在，虽然其不乏价值属性，但当一定的社会情况发生变化之时，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由于其失去存在的客观性基础，因而法规范或者宪法规范相应地也需要修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事实与价值并非截然对立，事实中蕴涵着价值。美国宪法中的奴隶制及其后的废除，以及法官创设的许多非文本的宪法外新权利就是一例。正因为此，在强调宪法的科学性的同时，不应忽视这一学科独有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即它不是自足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发展变化。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的感悟与认识对宪法学研究颇有启迪。弗里德曼倾毕生精力致力于经济学研究，撰写并发表了被引用最为广泛和影响最大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所提出的范式其后成为实证经济学的经典框架。他在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段话至今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他说：”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进行讨论；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推论和定理促进。“[31]所以，法学家在概念创新过程中，必须借着宪法概念和个案进行推理，经过严密的证立过程，俾使新概念具备客观性，避免独断，
六、以宪法概念思维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以宪法概念思维既是进行宪法学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如何在规范与事实确立恰当联系，解决宪法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公众宪法意识的提高，即使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也呈日益增多的趋势。无论对学术意义上的宪法学，还是对实践意义上的宪法都提出了挑战。学者、政治家和法官，都需要以宪法思维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的判断和形成的认识才可能对我国的宪法学学术研究和治建设有所助益。
首先，以宪法概念思维是深化宪法学理论研究和宪法学科学化的需要。以宪法概念思维说到底是一种方法，目的不外是对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提供专业的理论分析和阐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正确的方法既有助于提炼出符合事实的问题，也有助于提升一门科学的专业化程度。在法学家族中，只有具备专业品质的宪法学才能为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贡献出具备自身学科特性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阐释，指导实践的发展。同时，以法律实践中的各种规范发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作出评价，还可以丰富宪法学自身的研究内容。
其次，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提高宪法学研究过程中的规范化程度。前述分析中所指出的概念创新对于宪法学研究者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即学者不是不可以创造新概念，且学理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对于立法和司法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宪法学概念创新必须遵守规范，必须以人们公认和已知的宪法概念为前提，凭借着实例去进行推演，经过充分的证明，而不是经过纯粹的形式逻辑推论或者凭空自造。否则，所创造出来的概念既可能因缺乏客观性而沦于独断或者武断，也会对立法者和司法者形成误导，进而影响法律或者宪法的正义价值。
再次，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加深对宪法文本的认识。作为规范科学，宪法规范以文本形式表现，这些文本对宪法学和宪法实践具有约束力，是所有宪法思维的规范起点。宪法的规范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是以文本形式表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又可称为文本学。[32]这里的文本并非单纯指宪法典，而是指所有有效的宪法依据，包括宪法判例、宪法修正案、条约等在内的规范文本。另一方面，宪法的规范性还表现在宪法规范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表现在宪法整体价值（规范）秩序、宪法典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规范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规范内部的逻辑结构与关系、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等。严格而言，对规范的逻辑分析最具科学性。无论从加强宪法学学科科学性，还是从指导法律实践的角度而言，都需要提高规范的分析能力，在学术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摆脱宪法对政治、历史和哲学解读的依赖，将宪法纳入规范分析之中。
第四，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增强对各种宪法规范的规范属性和效力的多样性认识。当今宪法已走过了纯粹政治宪法，而进入了多样性宪法范式并存的时代，经济宪法和文化宪法的出现使宪法的规范形式和效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宪法多以严格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规范形式存在，它们对司法有拘束力，可被法院强制执行；经济宪法和文化宪法规范多属于宣示性格，具有纲领性和政策性特点，在文本形式上多样化，其名称也各有分别，规范效力亦不同于传统规范。例如，一些具有经济和文化内容的规范不在宪法正文而在“总纲”之中；有的在名称上冠以“政策指导原则”等，以与传统具有司法强制力的、可被法院实施的规范区别开来。这些规范的属性和效力与传统规范相比有了较大改变。对这些纲领性或者政策性规范，既不可以传统规范视之，也不可简单否定其规范价值，而是须确立其新的规范属性认识，将其视为对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指导。同时，对这一类型规范的违反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违宪形态，相应地司法审查标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例如，立法不作为及其违宪责任的确立即属其一。
第五，以宪法概念思维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它可以指导制定宪法规范和解决宪法纠纷。前述分析多次指出，宪法思维的最终目的和取向是为了解决纠纷，发现规范，宪法思维可以帮助法律人提供这方面
的能力。目前，公众宪法意识的提高和宪法问题的增多对宪法法律人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基本的宪法判断，提供解决问题的宪法思路。以宪法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认识各种宪法问题，并可对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第六，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增进对各种宪法解释方法的了解。凭心而论，我们对各种司法释宪方法的精微之处还缺乏深刻认识，特别是由于我国缺乏违宪审查制度，实践中少有法官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推理和论证机会，客观上缺乏实践这些方法的机会，自然更无从在此基础上发展宪法解释方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无须在深入的意义上学习、识别和领会其精深之处，相反，两大法系的趋同使我们非常有必要熟悉判例法国家法官的活动，对有别于制定法体系的法官法的创制和发展有一个基本认识。
第七，以宪法概念思维蕴涵着宪法发展的契机。以宪法概念思维所从事的规范发现是宪法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里，很大程度上，法官在宪法思维指导下的宪法解释使宪法成为活法，而不致被沦为僵死的教条，或者使宪法成为社会现实发展的桎梏。法官造法虽然不断招致指责和批评，但并未在根本上动摇这一制度。凭借法官的规范发现活动，新的价值和规范通过个案不断被从事实中提炼出来，弥合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既解决了纠纷，也为宪法发展提供了通路，使宪法不必动辄通过修改而历久弥新。
注释：
[1][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2][美]克里斯蒂纳·L·孔兹等著：《法律研究方法》（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英文影印本，2000byAspenPublishers，Inc，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3]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6][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9、290页。
[7][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8]参见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转引自[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9][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10][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1]参见[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12]《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9页。
[13][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14]《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2页。
[15]《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2页。
[16]本文在撰述法律概念的过程中没有引用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书。因为《法律的概念》一书所分析的内容并非本文所指的法律概念，而是分析法律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对“法律是什么”的说明，其具体内容是对“法律是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法律是正义”、“法律是规则”这三个命题的反驳。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7][英]戴维·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533页。
[1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488页。
[19][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20]关于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可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4页。另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第九章“法律概念——法律与制定法——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00——224页。
[21][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2][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23][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24][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25]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6]语言哲学认为，“符号”除了其所指代的事物外，也有自己的规则。如语言除了与言说的事物有关系之外，语言本身还服从自己的规则。这一认识因此成为后现代思想流派之一，并促成当代意识哲学的“语言哲学”转向。传统观点认为，人的行动包括思维和写作是由意识支配的，用中国化的说法就是“吾手写吾口”，“吾手写吾心”。但语言哲学认为，人的行动或者写作本身与其说是由思维或者意识支配的，不如说是由语言支配的。这一现象可以更为通俗地表述为：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许多话是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说出的，说完之后自己都奇怪，怎么这样说话？或者说出了这样的话？完全没有受大脑或者意识支配，而是受控于语言自身的法则和冲动。可是，说出去的话，反过来又约束言说者自身。所以，到底是人在说话呢？还是话语支配了人的行动？同时，语言也是法律思维、法律证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语言哲学问题，可参见[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关于法律与语言的关系，可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之第五章“法与语言”，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0——101页。[德]考夫曼：《法律哲学》之第八章“法律与语言——归责行为沟通的过程”，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63——199页。
[27]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
[28][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29][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51页。
[30]实际上，各学科和知识领域殊途同归，最后的问题无不归于“理解”一题上。我们看到，几乎各种学科和知识领域都经历了一个经由价值的、分析的，最后发展到以“理解”和“诠释”为中心的阶段。法学皆然，它由早期的自然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以及各种交叉和边缘性的法学流派，最后发展到诠释学法学占据统领地位的时代。当然，对该问题的思考还牵涉到另外一个更深层问题的追问上，这就是，理解是可能的吗？或者为什么能够理解？对这一问题，哲学家们的回答不同。意大利的维柯1725年认为，我们只能理解历史，因为历史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对我们来说，自然则是永远无法被理解的，亦不可能被我们所理解。德国的施莱尔马赫（1768——1834）则认为，“理解”是将自己投入到另外一个人的境况中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其后又将之补充为“一是对照比较，二是创造发挥”。对他来说，理解是一个通过将自己置入作者的思路之中，重建另外一个陌生人的内心活动的过程，因为人与人之间具有本质上即灵魂的共同之处。对他而言，“感情”与“设身处地”的能力使理解成为可能。狄尔泰吸收了两者的思想，认为理解的基础是前科学时代人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生命把握生命。但由于这一认识只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因而所有观点和理论只能相对有效，只与解释者所生活的世界有关，而不能适用到自然科学领域。参见[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8——182页。而人们究竟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交往，还是误解使人们更能和谐相处？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作者注。
篇7
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所涉及到的关键词都是风险。如何对其中的风险进行界定，是风险刑法理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直接依据。由于风险刑法和社会风险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两者的存在有着统一性和类似性。在对比方法运用的过程中，对风险刑法中的风险的概念开展相应的研究。风险社会中关于风险概念和理论，是由法国的著名社会学者贝克描述出来的。这种风险在传统社会的时候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以人的决定作为前提条件。这种自然风险是指关于自然的破坏所带来的风险，比如说山洪的爆发、干旱带来的灾害、雷电的袭击、暴风等自然灾害。社会的发展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虽然自然风险依旧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风险了。主要的风险转化为了来源于人类自身的工业活动所造成的危险，也就是技术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环境的污染、核辐射、转基因等。所以，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其理论依据是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技术风险。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主要指的是犯罪风险，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便证实了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没有关系的。我国的一些学者把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变得严重广泛化，有的把这种风险扩展到了犯罪风险。这种外溢性的理解，让风险概念的特定性消除，所以风险理论的解释能力也失去了。最终导致风险刑法缺乏现实的基础和风险理论不能够形成合力对接。这是风险刑法开展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它未能深入解读贝克对风险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对风险社会的见解非常的肤浅和狭隘，最终导致其将风险范畴的真正含义曲解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关键是技术风险。风险是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科学及时的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副作用。而风险是不确定的，所以在开展风险控制的时候也是不能够施行和发展以及推进的，刑法不能因为科学探索存在风险就将其禁止，也不能够对其产生的风险进行处罚。刑法和科学领域有着很大的关系，有的刑法的制定干涉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所以，社会中所说的风险的概念和法律中所说的风险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风险社会中会引发很多风险理论，其最大失误就是将完全不相干的风险进行类比和等同。这种建立在没有实际根据基础之上的理论，思想会发生混乱。社会风险和刑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风险”这个含义广泛的词语上，只是建立了一种虚幻的联系，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解构风险刑法中的话语体系
风险刑法没有建立与社会风险的真正联系，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对此，对风险刑法认可的学者中，也存在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完全认同风险刑法，甚至认为应该用风险刑法将社风险社会取代。一些学者相对比较客观，认同的同时也提出了风险刑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些学者是主张将风险刑法中的一些做法引用到传统刑法中，让二者共生互动。而事实上，风险刑法的话语体系跟社会风险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是独立存在的。为了避免风险刑法理论的盲目扩展，必须要通过法教义学对风险刑法理论进行分析。
（一）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关
风险刑法理论的提出，使以法益保护为功能的刑法和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形成对立。刑法教义学自其古典学派产生以来，一直将刑法界定成法益保护法。虽然历经百年，法益内涵产生很多改变。但是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现代刑法的主要功能依然是保护法益，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观是非常虚幻的，无法作为刑法的核心。
（二）危害原则的弥散化
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化的努力，包括其对危害原则进行的重新厘定。风险刑法理论反思了刑法里的危害原则，认为在风险社会下，危害原则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概念也出现了裂变，对概念和定义要学会重新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中的一些概念理所当然的会产生一些变化，其中也包括危害概念的变化。但是如何对这种变化进行评判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产生这个现象是常规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同时也要受到非常规因素的影响。风险刑法理论将危害概念的变化过分夸大了，用去规范化描述这种变化也并不妥帖。在英美刑法中，危害原则是为了确定刑法的边缘化所带来的危害，该理论是由密尔提出的，弗恩贝格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深化和阐述。这样危害的原则要重新定位，危害也具有弥散化等特征，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刑法里的危害和社会风险里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
（三）责任疏离化原则
刑法的基石之一便是责任主义。在德日的刑法中，责任论经历了心理责任、规范责任到罗克辛提出的实质责任这样的演变过程。而风险刑法想通过解构责任主义，证明刑事归责在功能性、客观性和规范性上存在问题。可见，风险刑法对传统刑法的理论存在着一定的误解。而风险刑法本身就有着理论构建中存在的脱节和断裂，其实客观上有所夸大，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分析风险刑法中的立法案例
篇8
对立与合作——公私法关系的历史展开与现代抉择钟瑞友；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王天华；
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介入机制研究吕艳滨；
论公法性质之无因管理李晓新；
法规规章备案论要张水海；
论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吴亮；
论对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司法审查徐亮亮；
行政职权理论范畴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与反思张弘；
行政诉讼法内“合法”与“合理”二分之质疑袁勇；
一国两制的价值及其发展李燕萍；
立法语言中的两对矛盾——从语体角度的研究褚宸舸；杜欢庆；
社会保障政策形成中的政府地位——以2006—2007年社会保障政策为对象胡敏洁；
卫生行业的政府管制——以奶粉与刺五加事件为楔子胡汝为；
城市“禁摩”的法律思考——从政府规制分析的角度邱新；
论电子政务法——内涵、边界及其部门属性金承东；
司法均衡——司法的美国样板与中国未来廖奕；
现代司法审查的理论困境与出路——以美国为例的考察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王从峰；
律师协会惩戒权比较研究张迎涛；
法律原则的结构罗伯特·阿列克西；雷磊；
私法和基本权利:一个怀疑的视角杨斯密；程雪阳；
行政法不成文法源之习惯研究——以行政惯例为中心郑洁；
法源意义上行政法的一般原则研究沈春晖；
作为行政法之法源的公共政策研究余凤；HttP://
艺人的政府规制研究——对一个特殊职业群体的人文关切于立深；
私法化下行政法的发展张弘；周瑞军；
论我国行政法上合法预期的保护——以行政许可行为为对象的分析陈海萍；
行政协助制度的学理评析周春华；
公务员晋升体制：现行分类模式下的反省与选择冯子轩；胡耘通；
“人的尊严”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胡玉鸿；
中国市民社会培育的新起点——以私有财产权入宪与《物权法》的颁布为背景李志强；
一个二元性权利的分析体系——对霍菲尔德权利理论的一种解读陈运生；
宪法学教材之层次刍议——刘茂林教授著《中国宪法导论》读后王书成；
新加坡行政法制述略莫于川；刘玉新；
论现代日本行政法学理论之发展江利红；
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制度之研究——比较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孙凌；
美国行政争端解决法袁勇；
从传统视角审视美国宪法詹姆士·麦克莱伦；李松锋；
篇9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科学发现的心理要素,探讨其对中学物理教学中利用心理因素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创造性的启示。
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关注学生像科学家一样“做”科学,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教育也开始注重学生体验科学发现的过程,经历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分析科学发现的心理要素会给中学物理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
一、科学发现中的创造力
科学发现是一种创造。王极盛在《科学创造心理学》中将“科学创造按照发现事实还是创造出产物划分为发现和发明”。他认为,“科学家创立新的学说、新的理论,属于高水平的创造性活动”。
科学发现作为高水平创造性活动,需要具有创造力。创造力又来源于需要和动机,而人的动机又受到人格的影响。
阻碍创造的原因。罗伯特·奥尔森归纳为“习惯、时间、恐惧失败、急于求成、难于从事有目的的智力活动、难于分辨解决方案的优劣、怕被别人批评等”。
罗伯特·奥尔森认为“创造力较强的人,具有强烈的动机和较高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分辨出有价值的问题、确定真正的问题、开放观念寻求答案、运用判断及直觉来寻找答案、使解决办法转变成有用的结果、运用潜意识思考等”。
Feist的研究认为“科学创造人才在认知上具有开放、灵活的特征;在人格上具有支配的、傲慢的、敌意的、自信的、自主的、内向的、动机强的、有抱负的特征”。
王极盛比较了创造型科学家与一般科学工作者的特征,认为在智力因素方面,科学创造人才具有更高水平的思维能力、独立思考、分析能力、联想能力、判断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综合能力、思维灵活性以及观察力。在非智力因素方面,科学创造人才在事业心、勤奋、兴趣、责任心、求知欲、进取心、意志、自信心、意志顽强性、情绪稳定方面表现得更好。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激励学生的成就动机;让学生从思想上独立,独创性的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在独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保持灵活的思维、大胆的怀疑和联想;启发学生思考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判断方案的优劣;鼓励学生亲手实验;培养学生坚定的意志力,和稳定的情绪。
二、科学发现的动机与人格
吉尔福德认为“具有种种必备能力的个体,能否能产生举有创造性质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创造力,还取决于动机和性格特征”。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认为,“科学家的动机也产生于需要,其中不仅包含认知的需要和好奇心,更强调了人们追求共同的、持久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使事物系统化的欲望”。同时他也指出“其他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
同样考虑到科学家自身和社会等因素的还有建构主义者,他们否认科学是描述大自然的,认为科学理论作为科学家的发现不是纯粹客观的。建构主义者卡琳诺尔·塞蒂纳把科学研究定义为建构性的,认为“科学创新或发现是一个定向过程的结果,是有意图的定向研究的结果。因为科学家进行研究时已经有关于科学研究的知识:他们知道什么是科学问题,他们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知道该研究哪些地方、该忽视哪些地方。正是这些有关科学研究的知识引导着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获得创新性的结果”。
中学物理教学中分析学生的动机与人格能够培养学生的兴趣、意志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便于教师对学生动机和人格进行适当的引导和培养。可以通过挖掘学生在生活中的困惑,明确问题和需要;确定其中的关键因素,建立物理模型;用物理知识帮助学生解释现象、解决问题。
三、科学发现的洞察力
卜晓勇,毛加兴通过对DNA分子结构发现案例的梳理,探讨科学发现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认为“强烈的兴趣与执着的追求、敏锐的洞察力等要素是现代科学做出重大发现所必备的”。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吉尔福德提到,“对问题具有敏感新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观念,涉及到对所遇到的奇特的、不同寻常的或令人困惑的事情的觉察”。
洞察力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阿瑞提认为,“许多科学发现就是从以前认为不相同或没联系的事情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联系。但是观察到的现象当然是不够的”。
阿瑞提把发现过程分为原发过程、继发过程和第三级过程。他认为,“科学家观察到某些现象作出的反应并不是对刺激物作出的反应,而是对一种新等级作出反应(这一等级包括:具体指出一种共同特性;并不是用原发过程的方式把这些具有共同特性的事物同一起来;认识到它们属于一种未曾想到的继发等级过程)”。而这种包含了分析和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察力,正是洞察力。
在物理教学中洞察力对学生的学习也是至关重要的,物理学科的抽象性要求学生能够有意识地建立物理模型解决问题,确立事物及其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教师应该提供学生大量的信息和材料;培养学生对有效信息的敏感性;要求学生对事物进行分析和判断。
四、科学发现的想象力
高尔顿在一份研究中报告了他发明的词汇联想测试,他观察到,许多联想单词是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得来的,而别人是不太可能跟他产生同样的联想的,这个发现有极重要的价值。
罗伯特·奥尔森认为“延缓判断及批评是一种技巧,鼓励尽可能多地提出构想,哪怕是荒诞和愚蠢的”。判断可使想象力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想象力则刺激和启发判断。
袁维新在《科学发现的多元解读》中认为,“科学发现是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其作用必须通过逻辑的与非逻辑的思维形式具体地体现出来,其中尤其是通过诱导创造性思维的精华部分——灵感、想象、与直觉发挥作用而曲折地体现出来。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是既存知识的重组,在知识重组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是二元联想,即两个思想或理念,原来是无关的,最后被连结成为相关,而产生创造性”。
为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可以让学生尽可能多的提出构想和假设;延缓学生对解决问题方案是判断或取舍;鼓励学生进行二元联想。
综上所述,分析科学发现过程的心理要素对中学物理教学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利用创造中的心理要素对学生进行培养,是提高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创造性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美〕亚伯拉罕·马斯洛着,邵威等译.科学与科学家的心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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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西尔瓦诺·阿瑞提着,钱岗南译.创造的秘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8.
[4]王极盛.科学创造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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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J·P·吉尔福德着,施良方等译.创造性人才[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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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卜晓勇,毛加兴.科学发现过程中的要素研究——从发现DNA 分子结构谈起[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9]袁维新.科学发现过程与本质的多元解读[J].科学学研究,2008.4.
篇10
Abstract: Our constitution preface stipulated the country's basic problem, as a national fundamental law is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as with the constitution has the highest legal authority.
关键词：宪法序言 法律效力 评析
一、宪法序言的概念与特征
宪法序言，又称宪法前言，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定义。所谓宪法序言，是指由该宪法或该国传统、习惯、理论以“序言”（或“前言”等）的名义所确认的，位于宪法正文之前，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成为该宪法正式文本之有效组成部分的叙述性文字。根据这一定义，宪法序言的特征如下：（1）位于宪法正文之前；（2）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字，主要用以叙述立宪之根据、建国的由来、国家之目的、宪法之地位及有关确立意识形态等，在内容上不属于宪法规范，不适宜写进宪法正文；（3）宪法直接将其确认为序言，或者该国传统、习惯及宪法学理论将其视为序言。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叙述性文字并不总是宪法序言，还要该宪法是否确认它是序言；（4）是正式公布的宪法文本的有效组成部分；（5）宪法序言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我国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
我国现行的宪法序言有一千余字，规定的是国家的斗争历史和通过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建国的宗旨、国家奋斗的目标、国家活动的指导原则以及制宪的根据和目的等，主要是简述了国家的斗争历史和20 世纪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件大事，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确认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强调了宪法的地位和作用，《宪法修正案》第2、4、12、18、19 条根据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在不断对其进行增进和完善。由于其同时又是采用叙述性的文字，由此产生宪法序言是否是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组成部分以及是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问题，我国宪法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1）“无效力说”其认为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立宪机关也特别看重宪法序言，一直将其视为宪法的灵魂。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中大多数原则性规定难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必要赋予其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主要是某种价值观的表述，其价值主要在于使宪法结构更具完整性，本身不具有法规范的属性；第三，宪法序言原则性的规定和事实性的叙述，其结构形式不符合也没有必要符合法律规范的结构要求，因而其法律效力也无从谈起。
（2）“有效力说”认为我国宪法序言与正文一样，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作为宪法的构成部分之一，自然与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同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其修改也都遵守严格的程序；第三，宪法序言在正确解释宪法、使用宪法条文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即在现代宪法体制中宪法序言的职能作用日益体现出来，它具有构成宪法规则的规范性基础。
（3）“部分效力说”认为上述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只针对宪法序言的部分内容，不能涵盖宪法序言的全部。宪法序言仅具有部分法律效力，即它必须和宪法条文相结合，宪法序言才具有法律效力。
对于宪法序言法律效力的问题，笔者有自己一些看法。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更不能与普通法律的效力混同起来。笔者认为宪法序言应该具有法律效力的，笔者认为应该从下面几方面来理解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
（一）从整体角度来考量宪法序言与该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
宪法之所以要设宪法序言，是因为制宪者需要在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中，确认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交待政权的建立过程，并宣布将要实行的有别于之前社会的新的建国纲领和方针政策，以此来表明行政权的合法性。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基本原则等等内容，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我国宪法中，国家的某些基本制度和方针政策是直接规定在宪法序言之中，比如非常具有指导和建设性意义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而这些在宪法正文中是没有重复规定的，可是在我国的国家生活中非常重要不可忽略。
（二）宪法序言对于正确解释和理解宪法正文的内容有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序言已经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的记述, 而应该是宪法产生的根据和源泉,宪法序言是宪法构造中的最高规范,其具体内容是由宪法正文各条款加以具体化的。就我国宪法而言,从规范主义的角度来看,宪法序言的内容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立宪的宗旨和目的、国家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运行中的一些基本现实惯例,现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在整体上应该得到肯定。但对于宪法序言是否构成对国家行为的现实拘束而可以在司法审判中直接适用, 则应该看宪法序言的具体部分是否具有明确的规范对象和范围,是否赋予个人权利等。
（三）我国宪法序言同我国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其通过、修改和解释都遵守严格的法定程序
无论是通过、修改还是解释，宪法序言作为我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定程序，由特定的机关依据宪法的程序通过宪法序言以示其法律效力，或者以明示的方法对宪法典中宪法序言的条文或者文具进行补充调整，或者有权机关依法对其内涵做出说明。这些在世界各国都是通例。
参考文献：
[1]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