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范文
时间：2023-03-21 00:14: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程序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39-01
一、规范行政程序的意义及现状
行政程序不仅是维护公共权力意志的必要过程，更是规范行政人员与公民日常行为和维护官民关系的重要渠道。体制健全的行政程序，即可以达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同时还可以维护法律的施行，能够有效的增加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是我国现在的现状却是经常性的忽略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强化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已是势在必行。现实生活中，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并不重视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过窄而且行政立法不完善。
二、法定程序的界定
根据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此我们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需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公正的裁判的诉讼行为。
判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首要前提是能否准确把握法定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可分为两部分，分别为一般行政程序和法定行政程序。一般程序具有适用范围广、较简易程序相对严格、复杂的特征。一般程序的内容，包括立案、调查、处理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权利、当事人陈述和申辩、送达处罚决定书。但大多的一般行政程序是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由行政机关根据工作经验、习惯，自觉遵守的程序规则。这种程序规则虽被反复适用和遵循，不具有强制性。法定行政程序法具体规定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过程、步骤以及时限，是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行政程序法能够有效的控制公共权力滥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在司法审查中要把一般行政程序和法定行政程序进行区分，要把握好法定程序的范围。
三、一般行政程序厘定
一般行政程序，主要是指政府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在长时间的工作环境当中自然形成并未大多数行政机关所接受和遵守的经验及习惯，因此其虽然在常规工作当中经常为人所使用，但是并不具备法律效应。
违反行政规章以及行政规章以下的规范制度都不属于违法法定程度。因为行政审判依据的是法律法规，而并不是是规章，规章在此过程当中的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参照，此时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就更加的不具备法律效应，甚至都不能够作为参照或者是依据，此时法定程序便只包括法律法规当中所规定的行政程序。
四、一般行政程序的价值
（一）行政程序可以有效的控制行政权
依法行政是通过行政程序规范权力的运行。一般行政程序既具有工具属性，又具有目的属性，二者是统一存在的。只有依靠程序公正，合法，才能控制行政权力滥用、减少和杜绝权力腐败现象。行政程序具有控权的独立价值，但它不是是一种孤立单一的控权制度，而是与实体控权相伴而行，与实体控权共维护着国家法制的运行。
（二）行政程序具有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
只有程序适用公正公平，不偏倚，透明度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才能让人信服，能够主动接受行政决定。在行政时高度公开，可以减少黑幕和、贪污枉法的产生。从而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冲突，提高行政人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工作效率。
（三）一般行政程序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行政程序法的稳定性、层次性和渊源性使得行政程序法具有公正、效率、秩序性。行政程序内在价值体现于具体的原则和制度之中，具有公开、公平、参与、及时性。行政程序的外在价值实现了实体的工具性价值，即行政程序有利于实体法的正确实施、行政程序可以有效地控制行政权、行政程序有利于提高和维护公民的法律地位、行政程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行政程序有利于权利的遏制和腐败现象的消除。
篇2
关键词:行政程序 违法 实体违法
一、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经历若干步骤，采取一定形式和方法，在法定期限内，按一定顺序完成的过程。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统一规范的行政程序法，加上一直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思想的影响，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不重视行政程序，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常见的程序违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步骤欠缺。即某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依行政法规规定的步骤进行，但行政主体违法而未采取或履行相应的步骤。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为行政主体设定相应的程序性义务，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按部就班、不折不扣地履行，其中就包括行政程序不得跳越，即行政主体不能遗漏、疏忽法律预先设立的行政程序而进行活动，否则势必会侵犯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影响法律的公正与严肃。
2.顺序颠倒。即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作出行政行为而构成的违法。行政程序是由若干个步骤、阶段在时间上延续所构成，如同链条一环紧扣一环，从而保证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顺利进行，因而行政程序不得颠倒，即行政主体不能先进行后面的行政程序，再进行前面的行政程序，否则将会导致行为无效。
3.形式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当采取某种法定形式而未采取，或采取了法律禁止的形式，构成程序违法。随着行政法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行为的法定形式的要求也愈加严格，一方面是为了监督行政主体的执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然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以致现实生活中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4.时限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超过法定的时间限制，从而构成违法。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而在我们“依法行政”的建设过程中，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操作的现象并不鲜见，如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给予当事人充分答辩时间和出席陈述时间;或未按法定期限作出裁决，既不通知当事人也不经批准延期的;或已过追诉时效仍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等等。
二、行政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比较
行政实体和行政程序是同一行政主体行为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结，相互依存。前者是行为的内容，后者是行为的形式。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同时受到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范，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差别。实体法决定着行政主体的资格与存在，违反了实体法，意味着主体资格的不合法，因而必然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程序法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资格与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程序法不重要。由于行政主体行使实体权力的形式如何对行政是否科学和民主有极大地影响，因而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但行政程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于违反行政程序的后果或责任承担方式，也应该因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那种认为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观点是片面的。
我们还需要明确的是程序违法中对相对人权益并无影响的情形，一般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但这决非意味着这种违法行为就不受追究。现代法治的要求是违法必究，程序法也是法，违反它也应承担责任，尽管世界各国对这种情形下的法律责任少有明确规定。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法定处罚程序的，由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项规定为追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那种以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责任即是行政行为无效”的观点，是不符合行政法理的，实践中也行不通，而由此得出的“行政行为不因程序违法而导致无效是行政程序法律责任不独立”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其原因在于没有把握行政程序的实质，并混淆了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概念。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有如此差异，似乎与我们前面所言的程序的重要性、程序的价值目标不相符合。但我们认为，这正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区别之所在。实体正义、程序效率都是法的正义的重要内容。那种主张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想法或做法，一是容易放纵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丢失实体正义;二是行政机关不得不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影响行政效率。因此，我们还是应当对实体与程序的正义价值进行具体的衡量取舍，以期更加符合法的正义的要求，提高法的正义的质量，这种对于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采取灵活处理的做法其实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三、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1.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序
(1)审查法定步骤。步骤是程序的重要要素，任何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来进行，否则就可能造成程序违法，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被裁决拘留的人或者他的家属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这里就有一个法定步骤，即公安机关作出拘留裁决后，要告知被拘留人是否要求提供担保，如果公安机关不执行这一步骤，作出裁决就执行拘留(实践中此类情况常有发生)，这种跳跃式的执法行为，就是违反法定程序。
(2)审查法定顺序。这一点要求行政程序中不能出现顺序颠倒，也不能出现顺序混乱。例如，行政主体在进行有关执法时必须按顺序表明身份、说明理由、采取相关措施、作出行政决定，并将有关决定交付当事人，还要告之当事人有关权利。如果违反了这一顺序，将会导致程序违法，又如《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既是对被告诉讼权利的限制，也是为了防止被告以颠倒步骤顺序取得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合法。
(3)审查法定形式。一定的行为必须以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等，若某一行为不按法律规定的形式来进行则属程序违法，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行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未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39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常，对外行使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都应当是要式行为。
(4)审查法定时效。行政程序遵守法定的时效，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法治的高度讲，有行为就有相应时效，而且这种时效是具体的、法定的，违反了法定时效，同样会导致程序违法。
2.对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
对于违法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处理结果，学术界及司法界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只要行政程序违法，不论实体处理是否合法，均应判决撤销。有的认为，只要实体处理合法，程序违法，但未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力，应予维持，不过应在判决书中指出其程序违法。有的认为，只有程序严重违法，才能撤销，一般违法且未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的，一般应予维持。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有些“适当宽松”的规定，即对某些“暇疵”的行政行为予以补正。比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的，包括程序严重瑕疵的，为无效行政行为;在撤销和无效两种纠正方式外，第45条则对“不导致第44条规定的对程序或形式的违反”的行政行为则可视为补正。此外，德国程序法典中还有对某些有程序或形式暇征的行政行为只要其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可不予撤销的规定。又如在奉行“法律程序至上”原则，视“正当法律程序”为法律生命所在的美国也并不是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都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在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时，“除非有特别法律规定，制定规章基本上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以行政机关在颁布某项规定以前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与受此规章影响的各方协商或通过其它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为由宣布规章无效。目前，我国法律意识整体水平不高，行政程序意识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中普遍需要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规定既不宜过于严格，也不宜过于宽松，而宜作一些具体情况与类型的区分。
概括说来，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以公正和效率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如果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但并没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微小，可不认定该行政行为无效。具体说来，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可分以下几种情况作不同处理:
(1)对于任意性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选择。这种选择只要不违反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即不影响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自主选择的程序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行政机关选择的程序严重违背法理、违背基本公正要求，虽不构成违背法定程序，但可构成‘滥用职权’，人民法院可以以滥用职权为根据撤销相应具体行政行为。”
(2)对行政程序中轻微的瑕疵现象，一般不作违反法定程序处理。对于这种情况能补充的责令行政主体补充，不能补充的提出司法建议。
(3)对行政程序混乱，违反法定的、不可改变的顺序，并且损害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判决撤销并责令行政机关依照法定顺序重新处理。
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不同于实体违法，这是由行政程序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并不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程序违法，从严格法治角度讲，是必须撤销该行为的，但从效率上讲，有条件地维持也是可取的。程序违法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影响，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不能陷于形式主义。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程序违法不以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惟一的法律后果。有的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表现为一种“待定”状态，如超出复议期限仍未做出决定的行为，可能会成为相对人提起诉讼或要求其它权利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法律后果。至于是否影响行为效力，则需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作出判决。
注释:
①罗豪才.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47.
②石红心.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责任新论[J].行政法制，2002，(2):9 10.
③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④朱维究、阎尔宝。程序行政行为初论[J] 政法论坛，1997，(3):88～93.
篇3
第一条为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律师管理、法律服务管理以及其他司法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有权依照本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在职权范围内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
违法事实不清楚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种类有：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停业；
（五）吊销执业证书；
（六）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责任处罚相当的原则。
第六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陈述权、申辩权等权利的行使。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因司法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提出国家赔偿要求。
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实行社会监督的工作原则，对于公民投诉或者反映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是否立案决定后告知投诉人；对立案处理的投诉案件，应当办结后将处罚决定告知投诉人。
对于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必须立案处理。
第二章管辖
第八条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对同一违法行为，两个以上的司法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先立案的司法行政机关管辖。
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条对于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有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处罚程序
第十一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根据情况分别适用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第十二条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实施行政处罚时，执法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并填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第十三条适用一般程序查处违法行为，业务工作部门应当立案并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必要时，应当对现场进行勘验和技术鉴定；对重要的书证，可以进行复制。
第十四条案件调查终结后，业务工作部门应当根据案件的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违法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报经机关负责人审批后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二）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按规定不需要听证的，提出处罚意见报机关负责人审批后作出予以处罚决定；
（三）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应当予以处罚，但按照规定需要举行听证会的，提出处罚意见后送法制工作部门，由法制工作部门举行听证会。
第十五条对当事人拟作出责令停业、吊销执业证书、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罚款、对机构处以二万元以上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业务工作部门应即告知当事人在三日内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十六条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会由法制工作部门（人员）主持。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业务工作部门应当在三日内告知法制工作部门，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在十日内组织听证，并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于举行听证会七日前通知当事人。
第十七条当事人超过三日提出听证要求的，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组织听证。
当事人要求听证后，又无故不出席听证会的，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宣布听证终止。
第十八条听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当事人名称以及案由；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以及申请复议、提讼等权利；
（三）行政机关的具体调查人员就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提出证据材料、处罚的法律依据和处罚意见；
（四）当事人就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和有关问题陈述意见、出示证据材料，进行申辩；
（五）行政机关调查人员与当事人就各自出具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处罚的法律依据进行辩论；
（六）当事人进行最后陈述。
听证时双方的意见应当制作笔录，经核查无误后由当事人或者其人、行政机关调查人员和听证主持人签字。
第十九条听证主持人有权对听证过程中听证参加人不当的发言予以制止。
第二十条听证结束后，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在充分听取业务工作部门的意见后提出对该案的处理意见，连同听证笔录一并送交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法制工作部门的意见与业务工作部门的意见不一致时，在提交时应当附上业务工作部门的详细意见。
第二十一条吊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由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后的十五日内，将处罚决定结果书面通知当事人。决定不予处罚的，制作不予处罚决定书；决定予以处罚的，制作处罚决定书。
第二十三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的，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应当载明缴纳罚款的银行。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当场执行的，应当出具统一收据，并应当及时向本机关报告。
第二十五条凡需作出责令停业、吊销执业证书行政处罚的，如果办案机关与原核发执业证书机关不是同一机关的，由办案机关建议或者上级司法行政机关责成原核发执业证书机关实施处罚。
第二十六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送达。
第二十七条决定不予处罚的，如无新的证据，不得再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予以处罚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执行，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
第二十九条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委托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代执行。
第三十条行政处罚案件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负责综合统计，业务工作部门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及时向法制工作部门备案。
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于每年一月份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报送本机关上一年度行政处罚工作情况。
第三十一条司法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后，发现行政处罚错误或者不当的，应当及时纠正。
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错误或者不当，应当通知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纠正。
第四章行政责任
第三十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处罚工作中，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章规定的，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单位或者个人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允许当事人行使合法权利的；
（二）办案中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的；
（三）严重违反处罚程序，导致处罚错误的；
（四）办案中收取当事人财物的；
篇4
应不应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与应不应该制定行政程序法的问题不同，它并非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这种必要性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可以就已经制定的单行法来讨论这一问题：
第一，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可以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问题。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由于行政处罚的设定和程序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规范，不久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避开行政处罚的问题。再如行政许可法去年生效后，出现了大量所谓将“许可类许可”转为“非许可类核准”的做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规避行政许可设定权、实施程序的规定。如果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逃避程序法适用的问题。
第二，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能够保障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应当表现为对相对人有同样影响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可以享有大体相当的程序权利。但是由于分散式的程序立法，相对人面临行政处罚时可以享有得知处罚理由的权利、陈述的权利、申辩（听证）的权利等；而在面临强度甚至超过行政处罚的行政强制措施时，却不能享有上述起码的程序权利。显然，这种程序的不均衡影响了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可以使行政机关有法律效力的行为统统有程序法可依，让公正的行政程序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可以节约立法资源。我们以行政立法程序为例。立法法规定了行政法规起草过程中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的程序；接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又分别对行政法规规章的起草、制定的程序，规定了与立法法规定同样的程序。那么，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要不要听取群众意见呢？回答是肯定的。还有与抽象行政行为十分接近的定价、政府决策、行政规划、征用土地等要不要听取意见？也要。可见，要不要听取意见是有标准可循的，那就是凡属对群众利益有实质影响的事情，都应当听取群众意见。但是如果没有统一规定，在立法上就需要一项一项规定下去，一方面易产生遗漏，另一方面浪费已经十分紧缺的立法资源。
另外，关于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之前制定了若干单独的行政程序法，是否浪费了“资源”的问题。应当看到这些单独的程序立法，在我们这样程序法制建设经验还不多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经历。另一方面，对统一行政程序法而言，它们是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行政程序法就是起码的程序要求。
第四，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便于执法。我们观察一下分别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下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会吃惊地发现，我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任何一项活动或者作出一个法律行为，就要像学者那样，首先给这个活动或行为定个性，然后再决定适用什么程序，而且一旦适用得不正确，可能造成过程程序违法。这实际上将我们的行政执法活动大大复杂化了。为什么不可以简单地判断，只要这个活动对相对人有影响，就应当遵循某些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因而，制定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程序的最低要求或起码要求作出规定，应该更便于行政执法。
篇5
【关键词】行政程序/效率功能/时限
【正文】
长期以来，法律多是从实体内容角度着眼于结果来规范行政行为。然而，由于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单单侧重于实体法的作法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于是行政程序法开始受到重视。行政程序法通过控制行政行为的过程来实现行政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其正义功能和效率功能上。正义和效率不可或缺，而效率是正义的必要条件，不讲效率又是我国行政实效低下的症结所在，因而强调效率功能对实现我国行政法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
行政程序法是重要行政程序的法律化，行政程序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及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从起始到终结的过程。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来看，行政程序表现为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及时限。行政程序具有科学性、正义性、合理性的特质，体现在行政程序法的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上。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严格的规则。如行政公开，调查取证制度、告知制度、教示制度、回避制度等，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被限定按法定的程序进行，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保护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免遭行政权力的威胁和侵害。行政程序法的正义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效率功能却常被曲解。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指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这里所说的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不同于有些文章所说的“效率模式”，它不是指以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主要目标，更不是指先牺牲正义来提高效率。它在现有的正义——效率侧重基础上探求立法和执法中效率功能的最大化，举例来说，强调效率功能并不是要把原先的二审终审改为一审终审，而是努力从立法上配置使每次审都以最小消耗来完成的制度，并使之实施。对效率功能，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著作《行政法》中写道：“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摩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正因为它们主要是维持公正的原则，可消除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了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这段话从行政程序“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及时实现公正，从而减少相对人利益损失等方面说明了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注：转引自孙笑侠《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另外，行政程序法本身具备了提高行政效率的特质。行政程序来源于漫长的行政实践历史过程，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同类或同样的行为程序不断选择、改进”（注：谌中乐、王敏《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的结果。人们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计了不同的行政程序，对同类行政行为根据其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程度设计了繁简程度不同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而其它的处罚则要适用“传唤、讯问、取证、裁决”的程序。如果前类处罚也适用后面的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投入的资源和成本将大大增加，行政效率自然就不高了。因此，行政程序法设计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离制度意欲使行政资源浪费最小化。
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还因为它的高度规范性和权威性。行政程序法作为独立于行政实体法之外的重要部门法，其本身凝结着正义要素(proceduraljnstice)，这导致程序合理性即行政权力若依严格正当程序行使，那么这个结论就被认为是合理的，非经法定程度不被否定，即“制度设置原则”(rincipleofinstitutionalsettlement)，这体现在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上。因而行政程度法能使行政行为具有确定性、合法性和稳定性，一般一经作出就会产生法律效力，会被服从，这样就维护了行政权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以时限规定为例分析制约效率功能发挥的因素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由其具体制度来实现，其中时限制度最集中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完成行政行为及相对人参与该行为的连续过程。这就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完成的必要的时间限制。以行政许可程序为例，许可行为的各个阶段都涉及时限规定。首先，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30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次，行政许可机关应当及时受理许可申请。第三，对行政许可的审查应当抓紧进行。我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对于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国务院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机关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90天内决定是否批准。最后，许可结果必须及时告知当事人，不得拖延或不予答复。
时限制度直接结合了行政效率和相对人的利益，各国行政程序法一般都在原则规定之外设专门规定。《澳门行政程序法》“在非官僚原则及效率原则”指导下规定了行政机关有“快捷之义务”。该法第5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采取措施，使程序能迅速及时进行，因而，应拒绝作出及避免出现一切无关或拖延程序进行之情事，以及应命令与促成一切对程序之继续进行及作出公正与适时之决定属必需之情节。”同时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期间与延期”。
我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中对时限规定也有所体现，但在立法上还是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效率功能的发挥。如行政处罚程序的期限仅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极少数行政法律规范中，而在《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范中没有时限规定。有时虽有规定但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冲突，造成实践中难以执行的情况。《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对行政处罚没有统一的规定，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行为各个阶段作了相当多但又不尽一致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规定，各法规、规章中和《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修改的内容仅限于行政处罚权的设定，相互冲突的时效规定仍各自有效。除此之外，不少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尽管有时限规定，但立法者经常回避违反此规定的法律责任或只是笼统地提及应“承担责任”而不规定依据什么承担何种责任。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公安机关违反6个月的规定应承担责任”。至于责任形式等没有具体规定，这种规定形同虚设。
公认地，立法完善至少应符合四条标准：一是出台及时，包括及时出台新法律法规和及时检查和修订原有法律法规。二是内容齐全。三是精神一致，实体法与程序法、同等级与不同等级法律法规和谐统一。四是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预期目的具体制度，最主要的是责任制度，因为权利的实现比权利的宣告更重要。根据这些标准，目前有关时限的规定无疑是不完善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行政行为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立法中缺乏预见性、超前性及法律条文简约、内容笼统、适应性不强是产生时限规定空白点及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不规定违反时限制度的法律责任的决定因素是偏向行政主体的立法思想，这样，必然导致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及行政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上的欠缺是制约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之一。
三、充分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条件
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只有通过实现才具有实际意义，而要充分实现效率功能需要完备的外部条件及行政程序法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合理化。
（一）外部支持
提高效率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是行政权膨胀，社会事务繁多而行政资源有限。“鉴于机关的财力总是有限，且通常不足以完成所有的法定职责，考虑行政程序的效率必不可免。”（注：盖尔霍恩、利文《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中译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行政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又决定了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其他法及其他机关对行政效率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效率原则的宪法依据及对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最大支持。
提高行政效率的直接障碍是国家机关重复设置，职能重叠，利益竞争，责任推诿。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基本条件就是各机关分工，统一高效协调运作，避免职能重叠，尽量减少管辖权冲突，从而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另外，行政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充分发挥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还要求相对人对行政程序法的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行为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心理观念作出选择的外在表现。心理观念不同，就会有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效率功能实现的程度也就有差异。提高相对人对法的认同程度，需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认同程度的提高，法实施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会更大。
（二）行政程序法的合理化
行政程序法本身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效率功能的实现，完善行政程序法是发挥其效率功能的内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在理想的情况下，具备如下特征的制度能以较小的人力、财力较快地实现管理目的：1、主体目标明确；2、行政过程步骤紧凑，简化易行；3、相应制度合理相互配合。体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主要制度有：时限、、简易程序，紧急处置，行政终局、复审不停止执行等等。
我国行政程序法确立“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固然重要，但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设计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以上主要制度我国行政程序法律文件或多或少都有规定，问题是如何使它们更加合理。第三部分分析了时限制度的不足，针对时限制度立法上的种种欠缺，当务之急是及时建立详尽的一致的时限制度。第二，明确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合理的作法是：可以取得权利的，超过合理时间，相对人自然取得权利；可以导致义务消失的，超过合理期限，相对人义务自然消失。同时对取得的权利及消失的义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保留审查权。对行政主体方面，违么了时限规定的行政行为是缺乏行政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属于步骤违法的情形之一，应当被变更、被撤销或重新履行。
体现效率功能的制度也亟待完善。制度指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或无法履行法定义务时，依法由他人代而为之，而该务及行政相对人权利。有关行政相对人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请求人转移及《行政复议条例》中复议申请人转移等等，最明确写明的是《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对行政主体的见于《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的委托规定及《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是事务的主体具有可替代性，而使顺利进行的决定因素是人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
制度可以确保行政职权实施的连续性，适当分散行政主体的管理事务，减少行政失职，提高行政效率，制度还能使不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行政相对人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制度尤其是行政主体的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和实践中都不发达，究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行政水平总体很低，行政事务只能由专门的行政人员来管理，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的机关或个人不多。另外行政机关冗员，某一行政人员因故缺席一般不会导致某一职务行为中断，许多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所行使的职权是特权，拖延几天也是无可厚非的。二、对相对人来说，因为法律工作者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多数相对人认为只有躬亲才能放心。因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多是被动产生，如相对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产生。
完善制度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疏散行政机关冗员，确立首长负责下的行政人员“个人责任制”，使行政人员偶然无法或不能行使职务的行为对其产生不利后果，同时引导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从诉讼到非讼扩展。二是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定的条件、形式、程序及责任等内容。
有待进一步合理化的制度还有不少，如听证程序，应增加事后听证的规定。如果行政处罚针对的事实属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实施而来不及事先听证，或者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失如罚款时，都可以由行政机关先作出并实施行政处罚，然后利益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要求举行正式听证。
四、结语
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之一，也是改变我国行政实效低下、实现行政法治的利器。然而，效率功能受到诸如立法欠缺、行政观念错误及行政能力不足等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去培育可能的外部支持力量，并不遗余力地完善行政程序法的具体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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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行政程序内容形式法治化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调整人们行为、实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以一定权利并使其承担相应义务的方式，使社会主体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秩序中，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程序问题，即要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事先的程序安排和规定。其中，追求程序正义则是一个关键点，也是当代法学家所重视的。
随着当前依法治国策略的不断深入，依法行政也在不断的实施中，而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过程——行政程序，则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行政程序，顾名思义，是指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步骤、方式、顺序及时限等，是规范行政权和体现法治形式合理的行为过程。它的种类很多：可以区分为基本程序和非基本程序；外部行政程序和内部行政程序；拘束行政程序和自由裁量行政程序，授益性行政行为程序与负担行政行为程序等。
由于我国现如今是法治化道路，法治的核心是良法之治和法律至上。目前有人则只认为行政程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法定性，这没有充分认识到行政程序相对独立价值，这是轻视程序、恣意行政的源头。把行政程序纳入法治建设轨道，与现代法治精神来整合和规范多样化的行政程序，从而有效的实现行政目的，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当的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的根本保障，这就是行政程序法治化。
对于行政程序法治化，我们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形式上表现为行政程序法也可以称为行政法律制度，即规定行政行为方式与步骤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不仅包括行政程序法典还有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则表现为首先是环境下的行政法治，是司法监督下的行政法治，是授权和控权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形式和实质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统一的行政法治。总之，其最终目的是使我国的行政权力引向良性运行发展的行政程序法治化这种目标模式。
一、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
（一）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目标模式
目前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即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指一国行政程序法因理想效果设计而确定的主要立法目的及整合规则，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总体风格和特征，是行政程序法价值取向或价值模式的法律化。
1、效率模式。此种模式行政程序主要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主要考虑如何更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便于对社会进行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其特征有：第一，注重行政程序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第二，行政行为的步骤紧凑、方式简便易行；第三，对行政人员的职权和职责规定明确；第四，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度极大。
2、公正模式。通过一系列见空行政权行使制度来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达到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从而形成相应的程序体系，也称为权利模式。其特点有：第一重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第二重视行政活动过程顺序的合理性，第三注重对影响公民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程序控制。
当今主流观点就是公正和效率这两种目标模式且这两者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各个国家观点也不同，但对于民主性、价值性和技术性、操作性都极强的我国来讲，认为法律的首要价值是追求社会公正，重点应放在对行政权力运行的控制和行政主体的约束机制上。我国目前距离法治国家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从而决定了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目标模式。
（二）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基本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法典形式的行政程序法，但已经出现不少法律中规定了行政程序规范。如：《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并且制定了一部既符合世界潮流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势在必行，从而这贯穿于指导于其中的基本原则问题自然显得非常重要。
借鉴外国经验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确立如下基本原则。第一，程序合法性原则。这包括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方法等程序规则和法定程序必须得到严格遵守。第二，程序合理性原则。这也称为合比例原则。表现为程序的设定和对法定程序的选择两方面，行政程序在法定范围内的选择必须客观、适度、符合理性。第三，公开、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公开，体现为法律公开、资料公开、决定公开等方面；公正原则则要求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各方，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第四，参与原则。相对人有权参与行政过程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意见要求给予重视。第五，效率、复审原则。既要注重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合法保护相对人权益。第六，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在现在以诚信为特征的社会中，这点原则有助于稳定行政法律关系，从而更加切实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基本制度
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是指在行政程序的各个阶段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起着连接各个阶段的桥梁作用，同时对整个行政程序又具有重要影响的规则体系，其法律价值在于使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具体化，它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能切实保障及推进行政的现代化。
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在我国还未全面确立，仍然还不完善，但为了加快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进程，表现为：第一，信息公开制度。当前当事人的资讯权无从落实，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行政权的公正行使，这就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首要制度，可赋予当事人查阅卷宗的权利可以提出申诉。第二，教示制度。行政主体赋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表明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并如何行使。通过为行政主体设定教示的法律义务，使行政权的行使配合人民权利之保证而调适，有助于使行政权力和相对人权利恢复平衡，达到沟通、协调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第三，听证制度。这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当行政机关在作出一项行政决定之前，应当给予行政相对方参与并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有关事实问题和合法问题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以达到合法、合理的目的。第四，回避制度。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可能会影响行政职权的情况下，依法不得在某一机关、某一地区或不得行使某一职权。第五，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机关应将作出行政决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理由对行政相对人说明，具有说服、自律、证明、保护功能。第六，时效制度。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行为给予时间上限制，以保证行政效率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有效的程序制度。
当然，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如听取意见制度、起草审查制度、表明身份制度、合议制度、顺序制度、行政救济制度、复议制度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体现了行政程序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
（四）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的作用
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一定会有相应的作用，可以有统一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将合理的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护公民权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或烦琐程序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又可以在程序上对行政机关起制约作用，防止其失职，越权和，成为与腐败行为等行政违法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手段。
具体表现为：第一，是开辟公民直接参与行政权行使的新途径。在传统的民主制度中，参与机制的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议会成员和元首，而现如今民主政治也有所扩展和突破，公民相对人可以在正当合理的法律范围内提出抗辩，从而使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合作与协商得到体现。第二，使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具体化，它偏重于将一般公民的各项人身，财产等转化为含有具体内容可即时操作的权利；行政相对人一般由实体法中所规定的义务承担人转化为程序方面的权利的主体，这样通过程序权利的行使，行政相对人可维护具体实体权利不受行政行为侵害又防止其实体义务的非法增加，第三：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为行政合法运行规定了法定程序这是具体化了的和有实际内容和操作形式的内容；给予相对人同等成分机会来陈述理由和要求，明确告知其程序权利以及程序结束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可行性的监控，引导行政权趋于正当.合理，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实行有效监督和制约，以使其达不到偏袒一方当事人或者谋求自身利益的目的。
二、行政程序法治化内容
行政程序法治化要求行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依照法定的程序。既不得越权和也不得失职，一切行政行为要接受监督，违法的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市场经济发展催生的要求，是政治稳定和民主政治制度确立的要求，是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控制以及对政府科学管理的强烈要求，同时法治思想普及这个文化背景又是又一必然要求。没有程序法治，也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法治，在张扬程序正义的今天，行政程序法治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法律上要求内容与形式是一致的，但理想和现实往往是相差很多的，行政程序法治化构想十分全面、美好，但在实践中操作起来还是会存在一些困难和阻碍的。
从我国目前已有法律法规来看行政程序法治化在内容上比较落后，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第一、行政观念顽固存在，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健康发展。传统观念把行政法看为“治民之法”、“管理之法”、“权大于法”，行政机关有案不受，变相“调解”、官官相护等司法不公现象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都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健康发展；
第二，与行政救济衔接的司法审查范围过窄不能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目前我国司法审查范围尚过窄，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立法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等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这不适应民主和行政法治的发展要求，也不符合世界民主法治的发展趋势。如以前认为消防部门对火灾原因及事故责任认定属“鉴定结论”是不可诉行为，现认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是可认行为，从而更大范围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司法不独立及司法腐败，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要司法独立，不应有任何约束，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据法律来裁决受理的案件；法院内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司法腐败出现了问题。不偏不倚进行公正司法，及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对行政程序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第四，行政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随意解释法律广大自己权利，报批程序不履行，关关设卡，乱罚款，乱收费，局部行政执法严重混乱。行政程序法治中包括行政程序立法，立了法公民才可以去遵守，但行政程序立法问题颇多，这是形成行政程序法治化较欠缺，不全面内容的直接原因。体现在行政程序法治缺乏明确的宪法规定；缺乏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往往重视后程序，轻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由行政机关自身设定，往往扩大自己权利，增加相对人义务，义务不对等；行政程序的参与性弱，透明度低，公开性十分不明显，说明理由基本制度也没有得到落实；责任制度不健全，缺乏对行政主体违法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不会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这严重损害行政程序的权威性。
（三）针对问题提出的分析对策
可见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还是有点曲折的，首先存在的那些不利问题和因素则是严重的“绊脚石”，既然问题存在就必须解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解决：
第一，加强现代司法理念的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改进观念。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思想意识有利于促进物质的，反之则阻碍物质的发展。在我国当前，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群众，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十分落后，在他们看来，现在仍然是“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等。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引导人们由传统观念向现代法治观念转变，只有思想上转变过来，行动上就会表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行政机关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的形象；
第二，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就必须有法可依。在我国，当前行政程序法仍然是单行法，在立法上存在严重问题，这不利于依法行政。故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则是当务之急。这样才能从整体上进行规范，引导；
第三，严肃行政执法。执法是法律程序中很关键的一步，要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按规定的权限及程序办事，权责统一，公开透明，严格监督，以防止、权钱交易现象的产生；
第四，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我们要想保证行政程序合法化，保证依法行政，必须加强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
三、行政程序法治化前景的探索
程序就是操作规程，没有程序保障，实体权利义务是无法实现的。当然，如果没有实体规定，行政程序是空洞的和无意义的。实践中有些法律难以操作就是缺乏具体行政程序规定，它是行政机关正确作出行政决定和实施行政决定及提高行政效率，保护公民权益的最基本保障。它包括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程序，其中第二个执法程序则是行政程序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
将行政程序和法治相结合形成行政程序法治化，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处于发展态势中的又一突出表现，是有利于更加接近“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标准。从内容和形式上阐述行政程序法治化，表明行政程序法治化存在着内外二两个方面，研究它有着很重要的实用价值。
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是十分漫长和存在和一定阻碍的，这就需要努力朝着“法治国家”所构想的方向发展。首先要促使实际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引起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对立法理论如立法目标模式和基本原则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从已经有的经验总结和整理新的思路，借鉴其他各国，各地区经验和成果，实事求是有步骤，有计划进行，切不可盲目追求速度，否则会使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朝不好的方向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
行政程序法治化的构想，笔者认为在形式上必须是加快行政程序法典化步伐，尽快地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我国虽然制定了行政许可程序法、行政处罚、强制、裁决等程序法，但这些都是分散的分布于各单行法律法规中。同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化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我国法治建设要取得发展，须符合这种趋势；最为重要的是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国际上讲20世纪是世界各国公法得到显著发展的世纪，达到了制定程序法典的历史。随着中国入世，与世界各国联系更加密切，即国际和其他地区立法经验可借鉴，从国内讲《行政诉讼法》的确立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建设在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上的重大突破，《行政处罚法》第一次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并明确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都表明国内立法条件已趋成熟。
这就要求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化形式步伐必须加快，尽可能全面的制定一部统一的适用于所有行政领域的，规范各部门，各类别行政行为基本程序的行政程序法典。并且要求采用程序与实体内容兼顾方式，但以规范程序为重点；采用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兼顾方式以规范外部程序为重点；应对行政救济程序作原则规定和重要补充规定，另外应采用共通行政程序与类别行政程序兼顾方式，但以规范共通行政程序为重点。
行政程序法治化从内容上须达到构想则是对前面所涉及到的状况进行及时、恰当、有效地解决。要求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审查即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从具体的行政行为扩展到部分抽象的行政行为；转变顽固的传统“官本位”和“家长制”的顽固思想，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行政和司法分开，深化司法改革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严格执法，对行政行为进行切实有效监督，从而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得到保障，尽快使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和前进。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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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海坤黄学贤编：《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应松年的《行政程序法治化》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篇7
（一）打击日益增多的犯罪需要。这些行政执法部门能够将自身在执法过程中取得的涉及刑事案件的材料，就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侦查机关在重新取证时面临证据灭失、证人无法找到的困难。在第一时间取得第一手资料，为后续的刑事侦查及刑事审判提供有价值的证据材料。（二）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在刑事司法领域，更是如此，这要求司法机关及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平。依法行政，这就必然要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取的证据材料也要是依照一定的取证程序。公安及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合理、合法地使用这些证据材料，将不同类型的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证据，可以避免重复取证、重复鉴定，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现行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行政执法证据采用的问题未作任何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无论是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报告、勘验笔录、现场笔录以及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通常是在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时，重新收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会造成很多重要证据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采集，从而充分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基于此，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该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以上规定填补了我国关于行政执法证据刑事司法化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不难发现，这些规定一方面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同时对相关问题也未能更为明确的规定。
三、行政执法证据刑事司法转化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篇8
关键词：公共应急法制；行政程序法；紧急程序条款
一、公共应急法制与紧急行政程序
在抗击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SARS疫情）的公共危机管理中，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机关采取了许多紧急应对措施，如成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定点治疗和严加隔离、紧急征用亟需设施、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等，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也有许多经验教训警示人们：必须全面加强我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建设，也即危机管理系统建设。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机制，包括预防机制、应变机制、资源调配机制以及自动修复机制，涉及到紧急预案、组织机构、物质保障（技术、设备、物资、资金等）、立法、政策、宣传教育（旨在改变信息不对称状态、改善社会心理条件）等制度要素。各国防治非典的政府应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立法实践表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要高效稳定运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应急法制。[1]我国非典防治工作初期阶段公共应急法制保障不力的种种情况表明：没有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就没有高效的突发事件政府管理，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是国家公共应急系统中最重要的非技术支撑体系之一，是有效化解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保障机制。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重大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和实施系统配套的紧急法律规范，来调整公共紧急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有效控制和消除紧急情况，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这就是公共应急法制。本文所讨论的公共应急法制是指：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其核心和主干是宪法中的紧急条款和统一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或紧急状态法。公共应急法制是一个国家在非常规状态下实行法治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常规状态下的法律运作机制相比，公共应急法制具有许多特点。
主要特征有五：（1）权力优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与立法、司法等其他国家权力相比，与法定的公民权利相比，行政紧急权力具有某种优先性和更大的权威性，例如可以限制或暂停某些宪定或法定公民权利的行使；（2）紧急处置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即便没有针对某种特殊情况的具体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也可进行紧急处置，以防止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受到更大损失；（3）程序特殊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过程中遵循一些特殊的（要求更高或更低的）行为程序，例如可通过非常规程序紧急出台某些政令和措施，或者对某些政令和措施的出台设置更高的事中或事后审查门槛；（4）社会配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有关组织和个人有义务配合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并提供各种必要帮助；（5）救济有限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后，如果损害是普遍而巨大的，政府可只提供有限的救济，如相当补偿、适当补偿等等（当然也不得违背公平负担的原则）。应当指出：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大量的即时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中断某些法律规范的实施，甚至暂停或限制公民的部分宪法权利（但不得限制和剥夺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最基本的人权），具有极大的优先性、紧急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因而也具有恣意和滥用的特殊条件和可能，必须对其加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而紧急情况下的特别行政程序、司法程序、救济程序等程序约束乃是最有效的约束机制之一，这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
二、国外行政程序立法中的紧急程序规范
从20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实践来看，针对特殊和紧急情况的行政法治需要，在行政程序法典中专门设立若干紧急程序条款，来规范紧急行政行为，是一种比较普遍和有效的做法。这里以美国、西班牙、日本、韩国、葡萄牙等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为例略加考察。《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76年）》第五百五十二条之一（即《1974年隐私权法》）的第十六款第4项规定：行政主体“在确信按该项规定进行通知期间，公众健康或公共安全可能受到不利影响或重大威胁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该项所禁止的措施。”[2]该法典第五百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在行政相对人依法申请许可证时，行政主体应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而“在撤回、中止、撤销、废除许可证以前，必须（1）书面通知许可证持有人，导致机关采取该项措施的事实或行为；并且（2）给予许可证持有人证明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机会，或者完成法律的各项要求的机会”，但是“除由于当事人的故意，或者公共卫生、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另有其他要求以外”。[3]《西班牙行政程序法（1958年）》第一百三十条第六款规定：“基于紧急理由，依附有主管大臣理由之决定，关于省令中，行政机关组织、公务员制度以及与程序无关之命令，得由前数项之准备程序中除外。” 该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应经内阁或政府代表委员会承认之命令制定案，应于8日前之时间内交付，为获取适切意见之目的所召集之各省大臣会议讨论之。在内阁或代表委员会认为紧急之场合，得简略或省略该程序。”[4]《日本行政程序法（1993年）》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符合下列各项之一时，不适用前款之规定。
1.因公益上，有紧急为不利益处分之必要，而不能采行前款规定陈述意见之程序时。……”[5]《韩国行政程序法（1996年）》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4项专门规定：“符合下列各目之一者，可不为第1项所规定之通知。（1）为公共之安全或福利，有必要紧急处分之情形。……”[6]从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来看，大都一方面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紧急行政应对措施，一方面也对其作出条件性、限制性、底线性、时效性或保障性的程序规定，以将紧急行政行为纳入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轨道。例如《韩国行政程序法（1996年）》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处分时，除其他法令等有特别规定外，应以书面方式为之。但须迅速作出或事件轻微时，得以言词或其他方式为之。” 又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八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如恐防不采取临时措施将对有关的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或难以弥补的损害，而此顾虑系属合理者，则在程序中的任何阶段，可主动或应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命令采取显属必要的临时措施”；同时，行政机关如“命令采取或更改任何临时措施的决定，应说明理由，并定出该措施的有效期”，“废止临时措施，也应说明理由”，“对临时措施提出的必要诉愿不具中止效力，但有权限机关另有规定者除外”。[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述国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中的紧急程序条款来规范紧急行政行为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以促进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
三、关于设立紧急程序条款的具体建议
鉴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诸多经验教训，在我国尚未将制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法或紧急状态法列入近期立法计划的情况下，笔者深感正在制定中的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对于如何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应当有所回应。故建议在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中增设一节，专门规定紧急行政程序。[8]其主要内容是就重大突发事件导致的紧急情况（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管理措施的适用范围、程序原则、约束机制、补救机制等等加以具体规定。这对于满足公共危机管理的紧急需求，通过控制紧急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权力伤害，具有特殊意义。为抛砖引玉，树立一个讨论批判的靶子，笔者特草拟出《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关于紧急行政程序的4个建议条款，以供立法机关和学界同仁参考。这方面的条款可作为《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三章（行政决定）的一节（作为第九节，置于第八节“简易程序”之后），节名可定为“紧急程序”。笔者所拟条款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条（适用范围）
因重大突发事件导致公共紧急情况特别是公共危机状态下，按常规状态执行一般程序或简易程序不适应公共应急管理的需要时，为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根本利益，以实现公共应急管理目标，可根据行政紧急性原则执行紧急行政程序。
第二条（紧急程序原则）
在公共紧急情况特别是公共危机状态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制定行政规范、确定行政规划、实施行政指导、缔结（含履行、变更或解除）行政合同时，根据公共应急管理的需要，可以灵活确定上述行为的步骤、方式、形式、顺序和时间，变通或者部分省略有关行政程序。[9] 第三条（约束限制条款）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实施公共应急管理，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应履行表明身份、告知事由、说明理由、告知救济渠道等最低限度的程序义务。
尚未处于公共紧急情况和公共危机状态时，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不得以实施公共应急管理为由执行紧急程序。
第四条（事后补救规定）
在公共紧急情况或者公共危机状态消除后，对于需要且能够补充的行政程序手续应当予以完善，对于按紧急程序实施公共应急管理对部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特别损害的，应及时予以适当补救。
注释：
[1] 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而及时完善、认真实施公共应急法制，这在各国甚至国际组织均如此。例如泰国从2003年5月6日起实施新制定的预防非典条例， 2003年5月初召开的欧盟卫生部长紧急会议确定了在欧洲范围内预防非典的基本原则，2003年4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专门签署行政命令将非典列入美国隔离检疫的传染病清单，等等。参见新华网2003年5月7日北京消息《世界各国加紧建立防治“非典型肺炎”体系》、《法制日报》2003年5月10日第三版文章《美国如何防非典》（作者：文昕）。
[2] 该项规定是指行政主体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决定之前应以通知的形式告知该行政相对人并为其提供抗辩机会。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5页。
[3] 这里所谓“公共卫生、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另有其他要求以外”，就包括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特殊行政程序的含义。参见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128页。
[4] 这里所谓“前数项之准备程序”，是指行政主体作出常规的行政决定时应遵循的若干行政程序。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67－268页。
[5] 这里所谓“前项规定”，是指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决定之前给予其陈述事实、辩明理由的机会之程序规定。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44页。
[6] 这里所谓“第1项所规定之通知”，是指行政机关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决定前，应将该决定的有关内容以书面形式告知该行政相对人。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51页。
[7] 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53、495页。
[8] 如果目前尚不能形成必要的共识，也可在其他单行法中就紧急的、特殊的行政程序作出相对分散的专门规定。
篇9
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完整版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障和监督本省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关联法规：
第二条 听证程序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公开举行。
第三条 听证程序实行告知、回避制度，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证权。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各级人民政府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诉或者检举;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法制工作机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诉或者检举。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法制工作机构、各行政机关对申诉或者检举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章 听证适用范围
第五条 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作出下列行政处罚(以下简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一)责令停产停业;
(二)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三)较大数额罚款;
(四)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要求听证的其他行政处罚。
本条前款的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以上罚款。
关联法规：
第六条 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听证组织机关和听证人员
第七条 听证由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组织。
法定授权组织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由该授权组织组织听证。
行政委托组织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由委托的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第八条 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其法制工作机构工作人员主持;行政机关未设立法制工作机构的，由负责执法监督工作的人员主持听证。
第九条 行政处罚听证实行听证会制度。听证会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组成。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由负责听证的机构指定。组织听证的机关可以聘请本单位以外的听证员参加听证。
听证主持人应由在行政机关从事法制工作2年以上或者从事行政执法工作3年以上的人员担任。
听证员设1名以上4名以下，协助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
听证会组成人员应为单数。
听证会应设书记员1名，负责听证笔录的制作和其他事务。
第十条 听证主持人履行下列职责：(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并通知听证参加人;(二)审查听证参加人的资格;(三)主持听证，并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或者与之相关的法律进行询问，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四)维护听证的秩序，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进行警告或者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制止;(五)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并提出审核意见;(六)决定中止、终止或者延期听证，宣布结束听证;(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凡从事听证工作的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应当持有《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并经过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的培训考核。
听证人员培训考核工作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指导实施。
第十二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人有权申请回避：
(一)本案调查人员;
(二)当事人、本案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
(四)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当事人申请听证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回避的，由听证主持人决定;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由举行听证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四章 听证参加人
第十三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
(一)案件调查人员;
(二)当事人及其人;
(三)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及其人;
(四)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
(五)其他有关的人员。
第三人参加听证的，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十四条 听证参加人应当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出席听证，遵守听证纪律，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及听证员的询问。
第十五条 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或者放弃听证;
(二)依照本办法申请回避;
(三)出席听证会或者委托1至2人参加听证，并出具委托书，明确人权限;
(四)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五)核对听证笔录。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由其法定人代为参加听证，法定人享有前款规定的权利。
第十六条 案件调查人员在听证过程中有权与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人可依法查阅、复制与听证有关的案卷材料。
第五章 证 据
第十八条 听证的证据有下列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证人证言;
(四)当事人的陈述;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笔录;
(七)视听资料、现场笔录。
第十九条 证据应当在听证会上出示、宣读和辨认，并经质证，凡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由听证会验证，不得在公开听证时出示。
第六章 听证的告知、提出和受理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对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作出《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证告知书》内容包括：(一)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和证据;(二)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三)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及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听证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当事人以邮寄挂号信方式提出听证要求的，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
当事人逾期未提出听证要求的，不得再要求听证。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受理听证后，应进行下列工作：
(一)负责承办案件的机构，应当在3日内将行政处罚认定的主要违法事实、证据的复印件、照片以及证据目录、证人名单移送负责听证的机构;
(二)负责听证的机构接到移送的案卷材料后，应在3日内确定听证会组成人员;
(三)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会举行的7日前，将《听证会通知书》送达当事人;把听证时间、地点等事项通知其他参加人;
(四)公开听证的案件应在听证会举行3日以前公告案由、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听证举行时间和地点。
《听证会通知书》内容包括：(一)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二)听证会组成人员的姓名;(三)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四)告知当事人准备证据、通知证人等事项。
第七章 听证会的举行
第二十三条 听证会举行前，书记员应查明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是否到会，宣布听证纪律。
听证会开始时，由听证主持人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听证会组成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权利，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第二十四条 在听证会调查阶段，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案件调查人员可以向当事人提问。
当事人可以向案件调查人员提问。
当事人的人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向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提问。
听证会组成人员可以向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提问。
第二十五条 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向听证会出示物证，宣读书证，让当事人辨认、质证;对未到会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宣读。
第二十六条 听证会组成人员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暂停听证，待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后再继续听证。
第二十七条 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及其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会，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对于上述申请，听证主持人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费用由申请人支付。
第二十八条 在听证会辩论阶段，在听证主持人的组织下，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和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听证主持人在宣布申辩终结后，当事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 听证会的全部过程应当制作听证笔录。
听证笔录应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
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案由;(二)听证参加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三)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姓名;(四)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五)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建议;(六)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的内容;(七)其他有关听证的内容。
听证笔录应当交给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员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应在笔录上写明。
听证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后，由听证会组成人员和书记员签字或盖章。
第三十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组织听证会组成人员依法对案件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并写出《听证报告书》连同听证笔录一并报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听证会组成人员有不同意见的，应如实报告。
《听证报告书》内容包括：(一)听证案由;(二)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三)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四)听证会的基本情况;(五)处理意见和建议。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根据《听证报告书》的意见和听证笔录，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不处罚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除因特殊情况决定延期举行听证外，听证应当按期举行。当事人申请延期的，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准许。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应当中止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解散，需要等待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当事人或者案件调查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参加听证的;
(三)在听证过程中，需要对有关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四)出现其他需要中止听证情形的。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恢复听证。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终止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解散满3个月后，未确定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经两次通知都不参加听证的;
(三)出现其他需要终止听证情形的。
第三十四条 除延期听证、中止听证外，听证应当在当事人提出听证之日起30日内结束。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当事人是指被事先告知将受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本办法所称案件调查人员是指行政机关内部具体承办行政处罚案件调查取证工作的人员。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
行政处罚制裁特征与区别1.行政处罚是以对违法行为人的惩戒为目的，而不是以实现义务为目的。这一点将它与行政强制执行区别开来。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
2.行政处罚的适用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点使它与刑罚区别开来。刑罚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区别：制裁的性质不同;适用的违法行为不同;惩罚程度及适用的程序不同;制裁机关不同;处罚形式不同。
3.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是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这一点将它与行政处分区别开来。行政处分只能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由行政机关任命或管理的人员。
篇10
(一)无效无效就是针对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违法或者违法情况较为严重，那么其自始都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即使行政主体的正确的。
(二)撤销如果行政程序只是属于一般违法，并且还未构成无效程序时，那么行政行为的法律无效性可以经过特定机关进行撤销。行政行为判定为可撤销范围时，虽然其属于程序违法，但还是具有法律效力。不同于无效行为，假如撤销行为被认为不具备法律效力，需要经过相对人提出，再通过法院或者相关行政机关再进行撤销。
(三)补正补正只是针对行政行为属于程序违法，但是违法程度并不严重，只要行政主体可以自行事后纠正，或者通过其他政府机关责令，将其补正为合法行为。且这种程序下行政行为就开始并不认为是行政程序瑕疵，借此来保持该行为本就具有的法律效力。
(四)变更在程序规则中，法律除了制定一些强制性程序之外，还列举了部分任意程序规则。行政主体在选择合适的程序的时候要在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基础上，只有这样，立法的目标和精神才可以实现。针对程序不当的行政行为，虽然行政相对人无法主张无效或者撤销，但是可以通过申请的方式，对行政主体进行变更，进而保证行政程序的合法性。
二、行政程序瑕疵的救济机制
程序权利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所以，行政程序瑕疵也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规制。具体法律规制途径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行政内救济、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
(一)行政内救济行政内救济的主要含义是行政主体自身进行的救济，其本质是行政主体的内部系统各环节进行的自我救济。因此，行政内救济就包括了两种关系，一种是行政主体自身行政行为存在程序瑕疵的救济，另一种就是以领导关系作为基础的上级行政主体救济下级行政主体存在的行政行为瑕疵。基于这种关系，行政内救济不仅可以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也可以根据程序瑕疵来改变程序，借此实现变更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
(二)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实际上是一种监督的性质。针对行政程序瑕疵，其作用就是司法监督。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相关明文中指出，一旦出现程序违法，就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且就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可以作出重新判决。不难看出，该规定将程序与实体进行集合，即是程序违法而实体合法。如此，就缺失了从行政程序相对独立的性质上对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作出恰当的判断。故而，就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假如确认判决，从而可以实现司法机关确认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性，进而就可以为相对人的诉讼请求提供依据。
(三)行政补偿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害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益时，受害可以依据该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其中“职权”必然包括了行政权，“合法权益”必然包括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早我国法律中就明确指出行政机关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这样不仅是对相对人人身权利的侵犯，也是对相对人财产权利的侵犯，相对人就有权利单独、行政复议时或者行政诉讼时要求国家机关进行赔偿。如果因为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责任时消极怠工，从而出现行政不作为造成当事人权益被侵犯，那么相对人可以先提出判定行政机关不作为是属于行为违法，然后要求获得行政赔偿。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