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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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市居民时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闲暇结构调整”成为现阶段能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积极稳妥地进行闲暇结构调整，需要沿着闲暇的双重性与文化的双路径协同展开。其调整的路径依赖于文化型闲暇的形成过程，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影响城市生活方式，导致整个闲暇结构的形成或变动;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参与调整时所具有的能动性来自文化，城市图书馆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产物，这种与文化与生俱来的依存关系使得图书馆成为社会文化的象征，也使城市图书馆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固有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城市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承担着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推动着文化研究与文化创新。同时，城市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储存、传播、交流文化成果的社会信息服务设施与机构，提供了闲暇消费模式向消费生产模式转变的第三空间，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三维变量整合。城市图书馆第三空间的作用: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态文明理念，从而提高实现从开环的末端性治理到闭环的全过程控制改变的可能性;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社会福利增加和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福利要素的改进;与经济的关系表现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实现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到知识型的服务增长的变革。

2闲暇视角下的城市图书馆资源再配置效应分析

2．1概念模型城市图书馆第三空间中文化型闲暇活动是通过对社会及他人精神财富的消费，同时这种消费过程又是对精神财富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提升个人信息素养、技能素养和文化素养。它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闲暇健身、健心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沟通感情、获得信任和尊重或是地位的象征，实现城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型累积。由此可得，文化型闲暇视角下的城市图书馆资源再配置传导机制是指通过城市图书馆的文化型闲暇消费生产，实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转化性积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从文化型闲暇视角对图书馆的资源再配置机制进行研究，可以整合生态—社会—经济变量，促进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全面推行。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传导机制、社会资本传导机制以及通过沟通机制和学习机制，还存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联动机制。

2．2人力资本效应分析闲暇时间增加，但并没有明显地使效率损失的原因在于，人们延长了学习时间，特别是各种正规教育以及在职培训活动等，而日益减少了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学习时间是教育过程的一种投入要素，通过这种要素使用产生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之所以选择闲暇，是基于有限理性假定，人们相信通过受教育闲暇时间利用可以提高其未来享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对自己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对未来的贴现率。受教育闲暇时间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增加闲暇的动态需求。但需要指出，用于人力资本的闲暇时间使用量随着年龄增加而趋于下降，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当寿命周期一定时，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将随年龄增加而减少;其二，投资成本将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而上升。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市场上所进行的交易可看作是缔约各方之间关于产权的部分或全部转让，这些转让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合约安排来进行。然而，这些转让以及各种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相互协调都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契约制定过程中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执行契约条款的成本。契约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物的交换的损益，而是隐含于物的背后的产权变动所引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产权的核心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约束条件，是对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明确界定。给定制度环境，那么产权分配直接与参与人的谈判力有关。假定给定制度环境，则资产的专用性一般是产权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尤其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以提高其资产专用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2．3社会资本效应分析闲暇时间往往代表了非市场时间的有价值利用。这种非市场时间的有价值利用会产生行为人之间的非市场相互作用的经济效应即社会资本。需要强调这种非市场时间利用的经济效用可能并不是行为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初衷，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例如一个人利用闲暇时间参与图书馆服务，如在大量阅读过程中，进行“重复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产生彼此沟通和信任而获得正外部性;以及这种正外部性感染到读者周围的人而获得正外部性。此外，阅读过程中能够明显改善人的紧张情绪和压力，给人带来快乐，这种快乐会波及相互作用的行为人而获得正外部性。读者获得的外部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反之，社会资本不足，会增加交易费用。社会资本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表现在它有利于成员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节省了协议谈判、拟定和执行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首先，市场体制下仅存在经济交换，双方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任何依赖关系，一次交易的完成就意味着关系的终结。网络体制下不仅存在经济交换，也存在关系交换，交换建立不但是物的量与量的关系，而且建立的是人与人之间质的关系，即使完成一次交换，彼此之间依然存在持续的互动。由此网络交换同市场交换相比，网络交换变为一种重复博弈。经过一系列博弈之后，博弈方就能找到合作解。社会资本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还表现在可以节约信息费用。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社会关系网络在信息获取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张信息网络，较易于发现需求和供给，故交易搜索成本减少，甚至接近于零。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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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依据如上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形下，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并且该项赔偿不以事故的责任划分为前提。言下之意，凡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即12.2万元内予以赔付：(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万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不足部分，则分情形按比例支付。对于保险公司免赔的情况，在第七十六条只规定了一种免赔事由，即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除此之外，保险公司无任何拒赔理由，《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在机动车驾驶人无驾驶资格、醉酒时享有免赔权利。

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该条例规定在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情况下，保险公司在限额内只垫付抢救费用，且明确规定对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享有向致害人追偿的权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免赔事项上明显存在冲突，在司法实务中，保险公司往往以承包车辆的驾驶人无驾驶证、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或车辆的临时牌照过期等各种理由拒绝理赔，扩大自己的免赔权利，而无形之中放大了受害人的损失，其最终导致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争执甚为激烈，各地法院做法也是不尽一致。

伴随着我国机动车的拥有量突飞猛进，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人员伤亡率也持续攀升。机动车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肇事者无力赔偿、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等现象，使交通事故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很多受害人因交通事故而导致家庭贫困。因此，我国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给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及时、合理地填补其遭受的损害。在此基础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所具有的社会管理效用可以更好地促进政府履行职责，促进道路交通安全，进而维护社会大众的安全与权益。根据交强险的公益性质，交强险应当更多的倾向于受害人权利的保障。国家通过交强险制度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购买相应的责任险，以提高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投保面，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经济保障和医疗救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机械的理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如果把该条理解为保险公司只要承担垫付责任，无需承担人身伤亡赔偿责任，这就意味着在机动车方存在严重过错、受害人无过错时，受害人反而得不到赔偿。这显然背离了交强险制度保护受害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因此，即使存在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仍然应当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人身伤亡承担赔偿责任，只是在其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致害人追偿。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还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保险公司交强险的法定免赔事由应当只有一种，那就是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才可以不予理赔。这既可以充分保障无过错或者少量过错的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又可以统一司法应用，给审理此类案件划定同一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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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势（Strength）

高州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之间的过渡地带，全年气候温和，适合发展以种植荔枝、龙眼和反季蔬菜等蔬果业为龙头的“三高农业”。境内蕴藏高岭土、磷矿等资源，其中高岭土藏量达7000多万吨，磷矿储量达2亿吨。河流干系较多，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78公里。作为省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冼夫人庙、宝光塔、古城遗址和根子贡园等景点，有利于发展商贸旅游业。属于珠三角五小时经济圈范围，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临近三茂铁路，距湛江港和湛江机场不到100公里，有利于对外经贸往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在高州设立高职分院，辖区建有三所中等职业学校，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技能人才。

（二）劣势（Weaknesses）

高州的三次产业层次低，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关联性弱。目前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暂未形成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农产品仍以鲜活销售为主，荔枝、龙眼等水果市场竞争激烈，价低与滞销并存，果农增收遇瓶颈。工业体系仍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的中小型工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分布较散，未能发挥集群效应。微小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生产服务业发展落后，乡镇多但规模小，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城乡经济聚集效应。

（三）机会（Opportunities）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珠三角部分产业逐渐向外转移，高州可以利用毗邻沿海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加强与珠三角工贸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政策吸引区外转移的企业、资金和技术。粤桂黔高铁正在建设中，计划将于2014底完工通行，作为地处这条高铁沿线的城市，将有利于当地农副产品对外流通，促进对外商业贸易发展。

（四）挑战（Threats）

经过多年探索发展，高州的“三高农业”已颇具地方特色，然而其他地区也相继效仿，荔枝、农眼等水果市场相对饱和，供应量高致使销价竞争大，滞销情况时有出现。粤西的湛江市、云浮市以及茂名市境内的其他县区都会过滤减弱珠三角对高州经济发展的辐射扩散作用。近年茂名市逐渐把经济发展重心向南部沿海区域转移，这对地处茂名北部的高州而言将是一种威胁。

二、高州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模式

（一）以农起步，发展“三高”农业，形成区域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高州许多干部群众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农业以粮为纲，生产结构过于单一。面对这些客观事实，政府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只有充分利用气候优势，发挥山地功能，以市场为导向种植蔬果经济作物，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于是开始大作“农”字文章，积极发展“三高农业”。首先是规划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布局，建立区域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中部鉴江沿岸10个镇沙地多，雨水充足，冬季寒害较少，集中发展香蕉、反季蔬菜；东部气温相对较高雨水少，集中发展荔枝、芒果；西部丘陵坡地多，集中发展龙眼、芒果；北部气温相对低，集中发展杂果、南药。目前已形成东部荔枝、中部香蕉、西部龙眼、北部杂果的水果特色生产格局，多个乡镇被评为广东省专业特色镇，多种农产品被评为全国农业博览会优质金奖。其次是对尚有的荒山地、荒滩和低产农田及林地进行改造，把低产田和山坡地改种水果或其他经济作物，同时大力推广以种植名优水果为主的、“鱼—禽—畜—果”综合经营和“稻—稻—菜”的耕作生产模式，利用产业链进行循环化生产，提高土地的经济产出率。

（二）以农促工，积极发展涉农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为发展工业积累建设资金

“三高农业”为高州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高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5.87亿元，占全市GDP总额的23.45%。为了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政府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建成较为完善的“市—镇—村—组”交通网络。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政府通过提供小额信贷、实行税收优惠和涉农补贴政策，扶持引进涉农的规模专业种植户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干果加工、水果罐头等农副产品深加工，培育一批涉农工业企业。在农村组建生产合作社，与珠三角商贸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和链式生产配送农业，使农产品滞销问题得到缓解。

（三）以工带农，加大招商引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

凭借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依托靠近沿海经济圈的区位优势，高州对外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依据区位优势把涉农工业做大做强，一批中小型农产品加工和涉农商贸流通企业被培育起来。1993年广东省批准设立高州市金山经济开发试验区后，外商慢慢进入高州投资办厂，皮革手套、铸铁件、医药保健、橡胶制品、造纸等产业逐渐发展为高州市的龙头工业。2013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24.2亿元，增加值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35.7%。工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非农收入也因此显著增加。

（四）抓住契机，积极培育和发展旅游商贸产业，逐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作为省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水果之乡和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源地，高州市积极对外宣传当地旅游资源，唱响“古色、绿色、红色”的旅游主打戏。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以及初具规模的旅游业都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品需求，带动了商贸经济发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正在全面推进，商贸网点遍布城乡。2013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188.79亿元，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59.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3.4︰30.4︰46.2，可见以旅游商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已逐渐成为高州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高州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一）改变传统农业经济发展观念，激发民众生产发展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高州市首先从地情出发，出台政策狠抓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工作，提高他们对“三高农业”的认识，改变“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思路，提出利用山坡地和调整部分宜果的低产粮田发展以水果种植业为龙头的“三高农业”。其次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请经营成功人士和农业专家到当地讲授现代农业发展前景和耕作方法，解放群众小农思想，增强发展信心。政府还组织农村干部、民营企业家和有相当经济头脑的群众到珠江三角参观学习取经，开阔他们的视野，树立市场经济观念。

（二）重视教育和技术推广，依靠制度营造“三高农业”发展氛围

在经济发展初期，高州经济发展政策主要突出一个“农”字，通过制定小额信贷、涉农税收优惠和涉农补贴等政策，在社会营造重农促工和以工带农的经济发展氛围。在面临因地处山区招贤纳才难的情况下，高州注重“教育造血”功能建设，建立职业学校培养本地技能人才，尤其加强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的普及、良种和技术推广，并主动走出去与珠三角农业科研院校合作，聘请他们为当地“三高农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支持。

（三）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并重，注重产业的专业化生产与合理布局

基于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山区县要综合分析地情和市场需求，根据不同时期下的区位条件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发展战略，适时有侧重地发展三次产业，做到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两者并重。对优势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形成特色，在产业内外部之间做好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高州的“农业起步、以农促工、以工带农、三大产业齐发展”的路径模式充分体现和贯彻了这一思想。

（四）发挥市场、政府和公共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高州始终把地情与市况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市场需求的“三高农业”，对农业专业户和涉农企业给予信贷、税收、补贴等扶持补助。在农村组建生产专业合作社，并给予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充当区内外企业经济组织之间联姻桥梁，促进当地农业合作社与珠三角商贸企业的合作交流，如今该市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已被广东省确定为学习范例。在搞好交通物流基础建设的基础上，当地政府积极与市内外企业商业协会、村社农户共同培育组建市场体系和构建营销网络，着力搞活商品流通。

（五）利用区内外资源，加强对外合作交流，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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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变风险下的最优消费与投资决策FelixHentschel基于莫顿模型中关于最优消费与资产配置决策的个人幂效用分析，并结合个体时变风险厌恶和个人保持消费水平的假设，建立了数量模型。其模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同时考虑了二元市场的情形。最终得到研究结论认为，人对风险的态度随时间而变，同时会影响个体的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

(二)死亡指数年金产品JakobKlein报告了一种死亡指数年金产品的设计。他首先描述了传统年金产品由于保证给付部分的金额独立于死亡经验，因而保险公司将承担所有与死亡相连接的系统与非系统风险。也因此，类似联合养老保险产品或指数型年金的概念近来引发了热烈讨论。而他的研究则探讨了一种新型指数年金产品，该产品下的死亡和金融风险产生于保单持有人。通过一系列模型的论证，JakobKlein博士发现非系统性风险对该类产品的保单价值有显著影响，其中，死亡连接型衍生产品对于死亡利益的保证范围十分敏感。他认为该类产品所具有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可以显著降低意外死亡对保单价值所造成的冲击。

(三)欧洲偿付能力第二代体系下保险准备金分析欧洲预计2014年实施第二代偿付能力标准，目前正处在紧锣密鼓的测试阶段。欧洲SolvencyⅡ强调全面的偿付能力监管，借鉴银行巴塞尔资本协议三支柱模式，欧盟第二代偿付能力由三支柱构成，分别是第一支柱资本充足要求，第二支柱风险管理要求，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要求。乌尔姆大学的Burkhart，Reuβ，Zwiesler教授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欧洲偿付能力第二代体系下保险公司准备金和自有资本金变动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认为，在欧洲偿付能力第二代体系下，考虑保险公司的准备金时应该体现保单价值的继承性，因为费差益的继承性将会同时影响保单持有人和股东。另外，他们还发现，随着展业成本的增加，保险公司的准备金和自有资金都会增加，而这两者的变动与费差益的变动紧密联系。就准备金的影响而言，它的变动将会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保险公司的自有资金和要求偿付能力额度。

(四)再保险与保险公司绩效复旦大学的冯智坚博士从再保险人的注册地、从属关系、准入情况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再保险和保险公司绩效的影响。他运用美国数据分析得出，再保险分出人的经营表现与附属再保险和国外再保险的安排呈现出正相关的趋势，尤其是如果分出人面对的交易对手，也就是再保险接受人享受税收或监管限制上的优惠，则这种正相关的关系会体现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再保险分出人的经营表现与不被授权的再保险业务之间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

二、灾害经济学讨论

灾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灾害预测、灾害防治和灾害重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兴学科。在世界各类灾害频发的当下，灾害经济学日渐成为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焦点。在本次论坛中，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许闲以中国的数据为例，围绕地震灾害与婚姻之间的微妙关系，向与会者展示了其研究成果。他指出，目前各类关于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均集中于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这类影响往往是突发的，暂时性的。但灾害带来的社会影响却是十分长远的。Cohan和Neria的研究表明，巨灾将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性取向，从而会影响灾后该地区的离婚率。但类似研究目前的局限性在于缺乏对自然灾害与婚姻稳定性等社会问题之间关联性的实证分析。同时，现存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针对单一灾害事件的研究，缺乏普适性。因此许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中国境内近三十年来所有地震灾害的数据，在更好地控制社会、经济变量的基础上研究地震对婚姻稳定的影响。通过对灾后不同年限的数据建立模型，他发现，地震灾害对结婚率和离婚率的影响均显著，并且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越严重，其对灾后的结婚率与离婚率的影响越大。从地理范围划分来看，以省为研究单位，则会出现灾后两年内，离婚率与结婚率会显著提升。而若以地级市为研究单位，这一影响的反映时间会缩短到灾后一年。他认为自然灾害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尤甚，从而会产生对婚姻和家庭稳定的冲击，因此，为了促进灾后社会的全面恢复，对地震灾区的援助不仅应该包含经济物质援助，还应该辅以社会心理援助。

三、其他金融问题

(一)金融激励与信贷员表现研究现存的许多关于信贷官员表现与激励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贷机构高层的研究，而在金融危机中的实践表明，非高级管理人员的普通信贷员同样影响着金融稳定。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对普通信贷员进行监管，但缺乏关于金融激励与信贷员行为间具体的量化模型来描述二者之间的关联度。AndreGuettler与他的研究伙伴共同研究了欧洲大型商业信贷机构的信贷员，他们采用了5467个月度信贷数据，建立模型用以观察并预测借款者的事前信用质量以及分析该质量对违约率的影响。随后他们使用了自1996年到2002年的数据以预测2003年信贷违约情况并与实际情形相对比。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信贷员的激励机制如果与贷款信用质量表现挂钩，则信贷员会明显倾向于更加严格的筛选信用良好的借款人。并且，随机抽样后的持续监察将有利于提升或保证贷款的信用质量。

(二)恶意卖空与救助SebastianKranz和GunterLoffler共同研究了交易市场中政府救助行为与不同卖空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公开透明的做空和恶意做空对市场的影响大相径庭，前者有助于提升市场效率同时维持市场秩序，而恶意做空则会对公司造成流动性方面的不利影响。而积极的政府救助类似一个筛选机制，通过对公司质量好坏的甄别，改善整个市场的期望福利，从而将会有助于公开透明的做空行为的盈利而削弱恶意做空的盈利能力。此外，政府救助还会有助于降低公司经理人的道德风险。

(三)信用违约互换是多余的吗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聚焦到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但这些研究往往排除了做空和保证金购买的情形假设。复旦大学胡旭博士认为如果放松了这两项假设，将导致产生对研究成果非常重要的影响。他通过一个一般模型证明了如果允许对相关参照资产的卖空或保证金购买，那么信用违约互换就是多余的。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冗余又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投资者选择交易信用违约互换?如何解释过去十年中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高速发展?胡旭的研究认为，投资者之所以交易信用违约互换是为了寻求一种监管上的空白或者“优惠”。因为卖空和保证金购买都比信用违约互换的监管限制更为严格。更进一步的，他指出信用违约互换对债券市场价格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取决于互换的结构安排。

(四)校友关系网及其对基金表现的影响人际关系分许多种，在中国，常见的社会人际关系有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和校友关系，这些关系中，校友关系常常会对基金经理的表现有所影响。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申宇博士对此开展了他的研究。他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部分基金经理都集中来自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其研究主要希望解决两大问题:其一是强有力的校友关系是否会帮助基金经理获得更可观的超额收益;其二是这些基金经理会否在小范围内共享他们的信息。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申博士对基金规模、校友关系网规模、基金经理年龄、基金公司规模、从业年限等参数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在中国，校友关系的确对基金经理的获取超额收益存在十分重要的贡献。为验证第二个问题，他参考Amihud的研究中提到的私人信息模型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基金经理们倾向于在校友关系网中的小范围内共享他们的信息，并且他发现这些经理几乎会在同时进行做多。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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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现代性后现代性

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很少有人提起，学者更多地是对经济法的现代性给予了关注。而笔者认为，经济法却是后现代之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涵出发，对此进行论证。

一、经济法的现代性之误解

综合学者的观点①来看，主要是从历史起点、内在精神以及制度构成三个方面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以阐释经济法现代性。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法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其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差异，从而得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结论。然而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差异就冠之以现代性之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经济法是否具有现代性，应当从什么是现代性谈起。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在今天，现代性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②”学者宋林飞也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③”其次，现代性还可以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基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以形式理性为核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构起来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现代性还指向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支配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某种内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④。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彰显出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观点看，这个时代深深地订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⑤”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是其根本价值。

社会的现代性也必然会引起法的现代性，法的现代性又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法的现代性包含了现代社会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张“法律主治”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强调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实质性价值判断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确分野，主张消极自由的保护和正当程序，从而对遏制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私人权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二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⑥”，从而是具有人格独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义精神的“自然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秩序负责，并且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则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平等竞争的规则即可。三是个人自由。现代性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观，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内在气质。

从以上来看，法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这一信念直接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说，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现代性观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必然表现或延伸。而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融合互动的产物，并不必然属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两者的互动而催生的新兴法域——社会法域的独立法律部门，因而与现代性以及法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说，现代性并非经济法的特性。

二、经济法的后现代性之确认

现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对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功利主义日渐泛滥，政治系统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为此，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高举批判的大旗，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反对现代主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和对主体中心论的确认，强调的是破碎化、非连续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并不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尽管后现代性在基本倾向上是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的。这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⑦”实际上，后现代性是随着社会及其需求的变迁而发生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人们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显露出来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除去这一点以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和终极指向并没有差别，都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性的断裂，而只是一种‘激进化’形式或者说‘高’形式的现代性。⑧”

后现代性同样对法学理论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从而对现代新观念下法律理念的进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学领域，后现代性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实质理性的弘扬。由于形式理性最终主张的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愈来愈尴尬。人们愈来愈主张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强化对自由和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的倾向。其二，理性经济人的反思——社会人的提出。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变迁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利益、理性追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社会人的假设逐渐取代经济人假设而被提出。在社会人的假设中，人是真实的人、本来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的真实基础。以此出发

所进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对个人自由的质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极端个人自由的实践使得自由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利用和挥霍的权利，而“法律也随即成为‘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压迫性法律⑨”。后现代性的法律思维强调以社会本位的价值信念来克服和修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认自由。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自由精神历经了由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自由、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再向社会本位自由的转向。以社会本位的自由为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不再是个人主义精神、适者生存的社会，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与以关怀的社会。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现代性是对于建基在现论之上的法治理论的批判，从而有助于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理论的重建。

从以上对后现代性以及法的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成长过程正是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建过程的写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能够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以社会自由为出发点和目标，对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抑制自由的滥用，从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诸问题。在经济法领域，对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自由。此外，实质自由是经济法自由精神的又一个侧面。经济法是国家彻底摆脱了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法通过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转，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自我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体现了一种实质自由理念。

其次，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参与作用十分重视。在领域，早已有学者⑩认为，应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从设计者即公民的观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这表明在领域，学者已开始关注公民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如此。经济法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身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同时，作为单个个人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1)”，经济自治团体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形式，它是连接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机制和互动结构，形成了其与政府之间、与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应由国家履行的经济功能，在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其自我保障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为国家不恰当地介入私人领域设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其成员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社会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是市场主体组织化的结果，它可以通过自律机制和协调机制来有效解决各成员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冲突，有效地制约了市场的盲目性等缺陷，从而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自治团体表明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张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

再次，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即经济法不仅确认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同时规定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措施，从而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府经济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权利的实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的空间。其一是明确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国家的经济权力予以确认。现代性的形式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张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对称、分配的不公平等。而这些问题是依据传统部门法理论和规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法确认政府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的经济权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二是明确了有效政府的权力框架，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权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和缺陷，例如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就是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对现代性观念下的自由价值的升华与扩展。经济法要求的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对对经济运行的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干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以其自身的特质，充分表明其是张显实质理性和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的后现代之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前文已提到，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关系，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来说，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是对其在制度实践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强调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并不是否认其作为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开性、权威性等等。

①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③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④舍勒著：《“谐调时代”中的人》，载舍勒：《资本主义的本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7页。

⑤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⑥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和课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46页。

⑦高宣扬著：《后现代论》，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9页。

⑨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篇6

关键词：农网改造导线截面

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农网改造，在农网运行管理中的普遍问题是线损很大，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在线路建设中没有顾及导线电能的损耗问题。一般的导线截面选择方法是用经济电流密度值或允许电压损失作为控制条件，但对于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比较低的农电线路，往往不能满足允许的电能损耗值。本文在选择导线截面中，就如何顾及线损率的问题，提出按照线损率选择导线截面的方法，并以此结合经济电流密度值提出综合选择方法，简称jKS法。并分别以线路上负荷集中和线路上负荷均匀分布，这两种情况下列出推导的计算公式。

1负荷集中于线路末端时的计算

(1)按允许线损率计算导线截面：

负荷集中于线路末端，全线采用同一截面。

年损耗电能：A=PmTm(1)

设年允许线损率为K%

则ΔA允=K%PmTm(2)

用损耗小时数τ和年最大负荷计算线路的实际损耗为：

ΔA=3I2mRτ×10-3

=(P2m+Q2m)÷U2×τ×(ρL÷S)×10-3(3)

根据要求：ΔA≤ΔA允，设ΔA=ΔA允，则：

PmTmK%=(P2m+Q2m)÷U2×τ×(ρL÷S)×10-3

则S=τρL(P2m+Q2m)÷10KPmTmU2(4)

将Qm=Pmtgφ代入(4)式，则变为：

S=τρL(P2m+Q2m)÷10KPmTmU2

=τρLPm(1+tg2φ)÷10KPmTmU2(5)

式中τ——年损耗小时数，h

Tm——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h

Pm、Qm——年最大有功及无功负荷，kW、kvar

K——线路允许线损率

U——线路平均电压，kV

ρ——导线电阻率，Ω·mm2/km

tgφ——年最大负荷时的功率因数角正切值

L——线路长度，km

令：Sk=τρ(1+tg2φ)÷10KTmU2(6)

则S=SkPmL(7)

(5)式是按照线路允许线损率K值选择导线截面的计算公式。很明显S和K是成反比例关系。

当U=35kV，cosφ=0.8时，Sk值如表1。

当U=10kV，cosφ=0.8时，Sk值如表2。例1：一条35kV线路输送最大负荷Pm+jQm=1500+j1000，线路长度50km，Tm=4000h，设K%=4%，计算满足线损率的导线截面。

计算过程如下：

按要求：cosφ=0.8，

查表：Sk=5.499×10-4，

所以：S=1500×50×5.499×10-4=41.24(mm2)。

故选取导线为LGJ－50。

同样上述情况，如果用经济电流密度法选取导线截面：

则：

相当于K%=6%时，按线损率计算导线截面：

S=1500×50×3.660×10-4=27.45(mm2)

综合上述两者，需取LGJ－35导线。

此例说明，用经济电流密度法所选取的导线截面在最大负荷情况下的线损率要比通常允许的线损率大。

(2)按经济电流密度运行时的线损率计算：

在上面例题中可以看出满足j值，即线路在经济电流密度运行时一定有一个对应的线损率。

因此，如果结合经济电流密度来确定允许线损率的计算式可由下式推导出：

(8)

比较(8)和(5)式可得出：

(9)

设(10)

则Kj=Kj0L(11)

例2：一条35kV线路输送6000kW负荷，功率因数0.8，Tm=4000h，τ=3500h，送电60km，试选择导线截面。

采用jKS法：

故Kj=Kj0L=0.1959×60=11.75。将Kj代入(5)式：S=3500×31.5×60×6000(1+0.752)÷(10×11.75×4000×352)=107.54(mm2)

故选取导线为LGJ－120。

用jKS程序选择导线截面和采用j值法所得结果相同。也可以在设计中知道线损率(本题中11.75%)，如果认为这个线损率较大，可按当地允许线损率进行修正，最后用修正值选择导线截面。因此用这种方法是满足经济电流密度的最低线损率法。

2负荷沿线路均匀分布时的计算

负荷沿线路的均匀分布这种情况在农村还是比较多的，此时线损率仅是同样负荷集中于末端时线损率的1/3，如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同一截面导线，则在使用式(5)时，K值做相应变化即可，从(5)式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在同样线损率的情况下，均匀分布负荷时导线截面仅是集中负荷时的1/3。

如果导线采用不等截面，则需要将负荷适当集中在某几段，然后按段选取从大到小不同的导线截面，见图2。

因线损率一定时，各段导线电流密度相等，线路最经济。

Si=Ii/j

使用上述公式，可以分段计算出每段导线的截面。

3结论和建议

篇7

500km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设想的目的意义目的是使公路沿线广大农户积极参与通道绿色经济项目的开发,尽快使公路沿线的农民富裕起来，把周边村庄土地合理利用起来，开展多种经营。宜粮则粮、宜蔗则蔗、宜桑则桑、宜蕉则蕉、宜果则果、宜药则药、宜林则林、使公路沿线闲置的荒山荒地利用起来，形成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意义是通过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的组织实施，在公路沿线组织办好项目开发的示范样板起到抛砖引玉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形成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向景谷县农户传递信息、传递各项目推广先进成功经验。公路沿线周边的经济示范样板的力量是无穷的，示范宣传成本是最低。方便、快捷、达到宣传推广的最佳效果。

2、500km公路沿线的农业生产现状景

谷境内公路是直接联系县内外的主要通道，是人流、物流、车流必经之地。在公路的两旁居住着许多的农户，从事着各种农事活动。为出行方便，公路沿线两旁居住的农户相对分散，从事二、三产业人员相对较多，住户人员流动性大。生产联动性小。受资源条件所限的环境条件差异，500km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的开发整合不能搞一刀切，应采取综合方式突出重点开发。宜农则农、宜林则林、使其公路沿线生态农业四季长青，永续利用。以威远镇为中心，景谷县500km公路通道的主要情况。国道县城至澜沧江110km，景谷至一号桥66km、景谷至益智60km、景谷至民乐56km、景谷至小景谷（接振太）57km、景谷到风山（接按板镇）50km、永平至边江42km，省国道公路全长571km。

3、景谷

500km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过来的主要组成成分公路周边公路沿线农业生产一应俱全，小而全，没有特色，只要景谷县种植推广的作物在此都能看到，是景谷农业生产的一个缩影。公路沿线的农业主要也是以种植业为主。粮食作物有水滔、玉米、小麦等；经济作物有蚕桑、甘蔗、水果、咖啡、竹子、香料、南药等；林业也是公路沿线生产的一大优势。森林绿化美化景谷的山山水水，保持水土地，调节气候，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为景谷打造500km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建设奠定了基础。

4、打造

500km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发展产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足的学科多、面广。需要组织多部门多方面学科带头人员参与、支持和投入，让大家形成共识，积极参与，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会收到明显效果。所谓的公路沿线绿色经济带，就是在公路沿线，公路周边围绕着绿色产业来做强做大。主要涉足的学科有农业、林业、生物、气象、科技、财税、新农村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公路交通、银行、公司、厂矿、学校等相关行业部门。

5、打造景谷

500km公路尚线绿色经济带实施方法步骤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县上统一组织各乡（镇）分段实施；2008年威远至正兴一号桥、威远至永平、威远到凤山，为组织实施的重点公路沿线地段；在实施过程中保持现有好的传统产业，对有潜力的传统产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提升档次，加快发展；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生产任务，公路沿线的绿色经济带建设以种桑养蚕为突破口，大力推动500km公路沿线绿绝经济带建设步伐。威远镇政府已加大对栽桑养蚕的扶持力度，计划在暖里课里公路沿线，办好6.67hm2联片速生丰产样板，补助桑农500元/667m2，用于种桑养蚕、蚕房建设补助等，加快蚕桑产业发展。

6、结语

篇8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闲消费文化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本文从解析休闲经济的内涵入手,对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路向选择进行浅析和提出建议,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休闲经济;休闲消费;经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休闲消费文化逐渐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观上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

1休闲经济的内涵

所谓休闲经济是以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为考察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成分”之间充当媒介,研究人类休闲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互动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即为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由此可见,休闲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宏观上讲,休闲消费可以视为休闲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经济生活中被赋予重要意义。首先,休闲消费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消费的一种高级形式,它虽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休闲消费,当属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状态,它的出现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基础上”[2]。其次,休闲消费既包括对商品的消费,也注重对新的观念、知识、体验、价值观等的消费。最后,休闲消费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1休闲经济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其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如果能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加大第三产业发展、放宽对服务业管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更长久、惠及面更广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3]而包括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体育业、饮食业和商业在内的休闲消费产业群,即是可以发挥积极而持久作用的经济领域。

2.2休闲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要求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

2.3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休闲消费,为休闲经济增添新的发展动力。现代社会,高效率、快节奏、强竞争的现状经常导致人们心理负荷过大,心理紧张感和压抑感增强。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许多障碍和隔阂,极容易产生交流减少,感情淡化,沟通贫乏,进而产生心理健康疾病。因此,休闲活动就逐渐成为人们缓冲压力、调节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具有的使人轻松、愉悦、自由、互动等特性,必然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从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引导现代人健康、科学、文明生活的必然选择。

2.4休闲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从而减少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休闲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属于劳动密集型领域,需要雇佣大量的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人员文化层次也有较大差别,从高到低都有其对应的工作岗位。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则可以进一步的缓解这一现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2.5休闲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45%,2020年将达到59%,21世纪末达到90%。罗歇•苏认为“娱乐的需要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城市是娱乐发展的一个基地,大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活动的广泛选择。”[5]人类发展的历史已表明,人的休闲生活与城市的发展成正比,休闲活动的多样化与丰富内容将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同时也促使整个城市做出一系列调整,使城市管理与服务更加人性化,从而推动城市休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路向选择

3.1加强休闲教育与引导,实施休闲经济策略,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休闲经济策略指的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缩短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及增加法定假日,其目的是让工人有更多时间去享受休闲活动。普及性地开展休闲教育,尤其是加强休闲与消费、休闲与经济、休闲与产业、休闲与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迅速形成科学、合理、健康的休闲观念,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广泛地接受并体验休闲活动,营造起一种全社会发展休闲经济的良好氛围。

篇9

【关键词】 低碳经济 经济评价 气候变化

一、低碳经济的起源

在国际社会上,关于低碳经济的起源,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 年2月2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 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表,确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制订出一项新协定,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国外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外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首次出现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术语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1]。

莱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场“A、B发展模式”之争。“A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B模式”则是以人为本,以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它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进行学术和方法论阐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

巴里・康芒纳(2006)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它忽略了整体,忽略了这种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从而粗暴地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

2.国外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当前国际对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是“脱钩”指标评价,以及关注如何提高生态效率的对策与途径。

在脱钩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认为脱钩指标虽然有很多缺点,诸如缺乏与环境容量的自动联系,难以兼顾各国国情以及受环境压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选择的影响等,但脱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研究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标的国家差别,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OECD国家中并且环境与经济的进一步脱钩是有可能的,从而得出结论:在OECD国家,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可以预计,在不遥远的将来,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概念,进一步将脱钩指标由原有的初级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即能源与GDP的脱钩)、次级脱钩(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即CO2与能源的脱钩)、和双重脱钩(同时达到初级脱钩和刺激脱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依据不同弹性值,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等类,使得脱钩指标进入新阶段。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对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驱动力指标的各种可能组合给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国外许多学者都对本国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Panayotou(2003)认同对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并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角度解释了原因: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此时,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4]。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与评价研究为我们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国家差异的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尚无法直接套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方法。

三、国内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内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1世纪以来,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才逐渐增多。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的内涵方面。付允(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金乐琴(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第二,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黄栋(2009)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方面。(2009)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金乐琴(2009)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方式。三是资源禀赋。四是贸易结构。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

第四,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和战略对策。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

2.国内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张雷(2003)运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赵云君等(2004)通过选择多个单一国家的不同样本,发现有些指标的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论断。赵一平(2006)根据“脱钩”和“复钩”的思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对“脱钩”和“复钩”的概念模型,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能源弱“脱钩”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主要矛盾进行识别与分析。脱钩指标研究初步显示出其重要价值。谭丹,黄贤金,胡初枝(2008)首先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儿年来的碳排放量,并总结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特征,进而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测算工业各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变化,分析了工业行业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

四、总结

通过对国内现有低碳经济理论和评价研究的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可以总结出几点结论:一是近年来(下转第9 页)

(上接第 4页)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正悄然兴起,但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体系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有关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文献则鲜有见到;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对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完善,而并没有应用指标体系对区域或者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与实践应用操作尚有一段差距;三是在低碳经济评价方面,多限于某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缺乏对多个城市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没有体现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

参考文献:

[1]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Energy White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M]. London:TSO,2003.

[2] Stern N.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 OECD.Indie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Summary Report, OECDSG/SD,2002.

[4] 付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08(3):14-19.

[5] 朱守先.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及潜力比较分析[J].开放导报, 2009(8):10-13.

篇10

（一）对云服务提供商依赖性强企业在采用云服务（包括共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之后，云服务提供商会针对云技术使用者采用专用工具编写软件，并在特定的解决方案架构上运行，数据存储的结构等也与专用服务软件或架构等相适应，而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相关软件中数据的存储结构等不一定与云技术中软件的数据存储结构一致，当企业需要将云端获取的数据与其他数据相结合进行加工时，必然使云解决方案中的软硬件及数据结构不便与其他软件等兼容。此外，云服务使用企业选定了云服务提供商之后，由于云服务提供商掌控着企业所需的软硬件及相关资源，并且云技术使用企业建立的组织机构与相关业务流程等也是在云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更换云服务提供商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云技术使用者一旦选定了云技术服务，便对云服务提供商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越强，云服务使用者更换云服务提供商的可能性就越低，成本与风险就越高。

（二）企业对于云技术系统中的数据等资源缺乏主控能力一方面，多租户云环境的本质决定了云数据存储会存在“地点盲区”，即如果云服务使用企业的数据是存放在私有云之外的云端，那么企业无法获取数据的现存地点或者是曾经存放的地点。另一方面，企业在采用云技术服务时，数据都是存储在不受企业自身直接控制的外部硬件上，而硬件都是云服务提供商控制的。因此无论云服务使用者采用哪种具体的云解决方案，他们可能都无法获取或检查系统的网络运行和安全事件日志。这些都使得企业对于云技术系统中的数据等资源缺乏主控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

（三）云技术系统中的数据安全性面临极大挑战在云计算技术环境下，虽然企业可以随时凭借密码等方式查询相关数据，但是却无法直接有效地确认数据有没有被损坏、删除或修改，或者有没有被云服务提供商从一个服务器迁移到另一个服务器上。此外，在共有云与混合云的部署方式下，为了满足多租户应用操作的需求，各租户的敏感信息一般都是以明文的形式储存在云端，非完全可信的云服务提供商可能会监守自盗，租户的敏感数据面临极大的泄露风险。同时，当存储于同一云端的多用户数据中的其中任何一个用户的敏感数据成为黑客攻击对象时，云服务使用企业的数据极有可能会面临连带的泄露风险。

二、基于云计算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风险辨析

风险导向审计的基本思路是以审计风险的分析评估为基础制定审计程序，确定会计资料的审点和抽样规模，以验证财务报表是否真实公允。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审计所面临的风险是注册会计师决策编制审计程序的依据，注册会计师通过对审计风险的量化和控制确定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因此，审计风险分析是风险导向审计实施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一）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风险辨析在风险导向审计的理念下，审计风险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首先，审计风险会受到企业的固有风险因素的影响，即被审计单位经营过程中所固有的风险，比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企业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等导致的风险。其次，审计风险受到内部控制风险因素的影响，即账户余额或各类交易存在错误，但内部控制未能控制或发现而存在的风险。第三，审计风险受到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而仍未能发现账户余额或各类交易存在错报风险的影响。

（二）基于云计算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风险辨析如上所述，接受云技术服务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审计对象相关风险的变化必将影响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因此，作为审计人员应该能够识别云计算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演化为审计风险的可能性，辨识不确定性因素以及隐藏其中的风险，在评估风险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1.在评估审计风险时，应扩大固有风险评估的范围在云计算的商业应用中，除了部分的私有云之外，其他绝大多数云解决方案都使得企业对云解决方案中涉及的软硬件以及数据缺乏直接的管控。因此，在评估审计风险的固有风险时，除了要针对传统的固有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之外，必须要将云技术服务引发的风险作为评估的固有风险之一。首先，对企业所采用的云服务交付模式进行风险评估。一般来讲，企业采用的云服务模式不同，其自身的控制权就不同，从而企业的固有风险也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在基于私有云的IaaS模式下，企业自身保留的控制程度相对较高，其固有风险相对较小。反之，在基于公共云的SaaS模式下，企业自身的控制程度较低，从而其固有风险较高。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对企业的固有风险进行评估时，需要对企业采用的云服务交付模式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固有风险。其次，增加对签约云服务提供商以及共同租户的风险评估。一是要对签约云服务提供商可能引发的对企业的连带风险进行评估，包括签约云服务提供商对云技术的掌控程度、其控制环境的稳定性、对数据存储控制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等方面。二是要对处于同一云计算技术系统中的其他租户隐含的可能会关联本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估，包括其他租户云技术使用的稳定性、敏感数据被攻击的可能性等。第三，对采用云技术服务的企业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的云技术相关知识与能力进行风险评估。企业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在整个云计算技术的营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主导作用，如果企业管理人员及相关实施人员对云技术毫无所知或者对云技术的使用非常抵触，那么云技术使用企业的固有风险必然随之增加。因此，在评估采用云技术服务企业的固有风险时，应增加对管理人员评估的内容，采取问卷调查法、座谈法等对管理人员及相关实施人员对采用云计算技术的态度以及对云技术相关知识的掌握，尤其是云技术产生的风险及对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能力进行详细了解，确定其人员方面的固有风险。2.对被审计单位基于云计算环境的内部控制风险进行评估笔者认为，云技术的使用会影响到注册会计师在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风险的评估，包括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五个方面。（1）云技术的使用使得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一般包括对员工职业道德和胜任能力、董事会及监事会的参与、管理理念与经营作风、组织机构、权力和责任的规定等方面的评估，企业采用云技术之后，注册会计师评估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环境时需要增加对云技术应用引起的内部控制环境新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一是应增加对员工在云技术应用与风险控制方面的胜任能力的风险评估；二是增加对云技术应用引起的组织机构变化方面的风险评估，比如企业不需要单独的IT部门与相关的运行软硬件，数据计算与存储的软硬件以及数据集中在云端由云服务提供商进行维护、管理；三是权力和责任的规定方面应增加对企业与云服务提供商之间在云服务协议中规定的各种权力和责任可能引起的风险进行评估。（2）注册会计师应针对云计算环境下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风险评估进行再评估。风险评估即确定什么地方可能出错，会有什么影响。通常认为风险来自经营环境的变化、采用新的信息系统、新技术的应用等。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企业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并且对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业务流程、人员的权责分工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注册会计师应合理评估企业在采用云计算新技术后有无合理针对云计算技术带来的变化进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并基于云技术风险对这些内部控制措施的全面性、有效性等进行风险评估。（3）在控制活动方面，应增加对企业针对云技术应用引起的风险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方面的风险评估。包括针对云技术应用加强人员对于云技术知识的培训与风险识别能力的培训；针对云技术应用的新模式重组业务流程以控制云技术应用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对于存储在云端的数据有合理有效的保密、安全措施；与云服务提供商之间责权明确，能有效控制云服务提供商对本企业数据计算与存储的安全。（4）加强对企业人员与云技术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信息沟通的风险评估。在云计算环境下，企业所处的信息化环境有别于传统的信息化环境，即企业的软硬件以及数据都存储在云系统中，由云技术服务提供商管理，因此，企业人员能够及时与云技术服务提供商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并将获取的信息及时与企业内部其他部门和人员进行沟通将是影响云技术应用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注册会计师能否正确评估被审计单位在云技术服务过程中的信息沟通风险成为影响审计风险评估的重要因素。（5）加强对企业云计算环境下内部控制监督措施的风险评估。采用云技术服务的企业由于其对云技术服务商的依赖以及云计算技术自身存在诸多潜在的不易发现的风险，企业对云计算环境下的内部控制措施的有效监督是内部控制实施的必要条件，是影响内部控制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注册会计师必须对企业云计算环境下内部控制监督措施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风险评估。包括企业对基于云计算技术应用风险的内部控制有没有合理有效的监督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得到有效实施。3.对被审计单位在云计算环境下实施的审计程序进行风险评估审计程序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中可能采用的，用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用以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的程序，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审计程序无法充分、适当地在云计算环境中获取审计证据。因此，在云计算环境下，注册会计师能否针对云技术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以及从云技术服务提供商的云系统中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是影响审计风险的新生因素。注册会计师必须针对云计算应用技术构建或是改进审计程序：一是基于云技术调整审计程序的具体实施步骤；二是针对云计算技术环境改进审计程序中的个别环节，比如内部控制测评、运用审计方法获取审计证据、实质性测试所需的审计技术与方法等。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