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21 1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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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加害人与被害人 误解
一、刑事和解的内涵：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陈光中教授的概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环节包括：一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有意愿进行和解；二加害人通过一定的行为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达成和解协议，并向司法机关提请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三国家专门机关根据法律和相关原则对当事人进行考察。当公安司法机关确认当事人的和解行为符合刑事和解的具体要求后，便会大致产生以下三种实质结果：一是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提交和解书，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认为案件轻微时，公安机关可以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检察院则可以作出不提起公诉的决定；二是检察院认为和解不能达到完全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仍有必要提起公诉时，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把当事人刑事和解行为写明，使其成为法院减刑的根据。三是当双方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和时解，法院加以审查后做出是否适用的决定。刑事和解的范围一般界限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中国古代唐朝的保辜制度，是指在被害人伤情未定的情况下，官府给予一定期限，让加害者尽力为伤者医治，期满之日再根据被害人伤情对加害人进行量刑处罚的一项制度。1这种制度让加害人积极做出医治伤者以减轻处罚的行为，达到了双赢的局面。其实，可以说古代的保辜制度和如今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不同时代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人性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同样也是给加害人有悔过和弥补罪过的机会，从而达到减刑等目的的制度。它不仅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呵护，同时也体现了对社会关系的维护。它具有以下的作用：
首先：减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开始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刑事和解。其立法背景是当时法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当繁杂，对一个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司法成本极高。因此，检察官面对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常常在惩罚罪犯、保障人权和节约诉讼资源两个目标的选择中，陷入是否起诉的困惑。在司法实践地不断探索，理论界的大力呼声下，立法者终于将其写入刑事诉讼法中。2实践证明，此制度不仅使受害人损失得到及时赔偿，补救了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且大大减少了司法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此外，在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新西兰等）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了一种类似于刑事和解的刑事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它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3
现今中国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司法资源极为缺乏，公安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大案，对一些轻微的刑事犯罪案子同样处于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状态，导致了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公权力的保障，同时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刑事和解能减少短期自由刑，不仅避开短期自由刑惩罚功能弱、威慑力不强却容易给加害人留下“后遗症”的弊病，也可以减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适合，适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其次：“公权力”和“民权利”相互配合，当事人共享益处。
刑法对于一些轻微案件适当收缩权力，退而让当事人平等协商，不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理念，而且可以使民主意识和人权思想得到更好落实。具体而言：
一：被害人能及时得到物质的赔偿、精神的抚慰。
很多案件，被害人往往因为加害人经济上的拮据，纵然法院审判下来，得不到有效执行的现象屡见不鲜。通过刑事和解，加害人或者其家庭会尽全力去筹钱，这样无疑更能使被害人及时得到物质的赔偿。而且，对于一些家庭纠纷或者邻里纠纷，很多时候被害人事后已经原谅了加害人，他们并非真的想看到自己的亲人或邻居受到法律处罚。但此时公权力的不妥协性往往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二：刑事和解不仅使加害人能够减轻或免除处罚；也有利于鼓励加害人改正错误，忏悔罪恶，重归正途。
一方面刑罚的目的主要在于教化犯人，不在于重罚犯人。特别是对于一些“冲动型”的犯罪分子，本来他们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但是被关进监狱后，在与其他罪犯接触中，有可能受到一些不良习性的影响。结果不但可能得不到教化，反而不幸染上恶习，甚至产生极端思想，萌生对社会的憎恶心理。
另一方面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家人共度难关更能使其真诚悔过。即使是要服一定的刑期，他们也会立志认真服刑，改正后回报社会。孙铭伟交通肇事案，其父亲孙林为了挽救儿子一条生命，老人家无暇顾及自己身上有血尿病，一心在为获取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而真诚道歉和为了筹到100万而忙碌奔波。相信家里人对孙铭伟的关爱会感化到他，使得他以后更好做人，报答家人和给予宽恕的受害人。虽然此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的贯彻，但孙铭伟能够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从判决书看，法官在量刑时确实主要考虑了孙林积极赔偿的行为和孙铭伟认罪态度良好这两个因素。
再次：对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也有很大的作用。
当事人握手言和，缓解了社会矛盾的深化，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司法机关居中调停、教化也使法治思想更深入民心。社会成员稳定则国家稳定，这也是此制度的核心价值。
又次：刑事和解制度赋予公安司法机关灵活对待案件的权力，弥补了刑事司法程序死板的缺陷。此外，中国自古有“息讼”的法律文化传统，刑事和解具有较坚实的社会背景。
最后：是对中国传统刑诉理论的突破。
传统理论一味地强调公诉案件只能利用公权力惩罚犯罪分子，当事人不具有任何处分性质的权利。然而刑事和解制度的贯彻落实正意味着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回归，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更好地兼顾了刑诉的两大直接目的：保护人权和惩罚犯罪。
三：民众的误解：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一再强调，各级法院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刑法原则，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从有利于减少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出发，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此，北京、上海等地方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2010年3月，成都市中级检察院出台文件正式承认刑事和解制度，应该说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的创意解读和大胆推行。然而自从它诞生之日，便被一些普通百姓甚至法律学者冠以“花钱买刑” 这个不无讽刺的俗称。如上所述，无论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只要践行者适当贯彻此制度无疑更有利于当事人的利益乃至社会法治的发展。民众为什么会产生此种误解，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原因，为刑事和解的进一步贯彻扫清障碍。
原因之一：民众担心这会造成对有钱人的放纵，更加剧了法律的不公正性。在笔者看来，富裕的人确实更容易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是刑事和解绝非‘花钱买刑’、也不是对富人的放纵。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要求加害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并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也就是说刑事和解不仅要重视物质的赔偿，更要重视思想的教化。“钱”只是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对于赔钱而没有真诚悔过的犯人，司法机关同样可以根据和解制度的条件否认其和解的效力。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司法机关减轻犯罪人刑罚的实质根据，在于加害人真诚悔过体现出其人身危险性较小，而这一因素使得对加害人施以较轻的刑罚显得合情合理。刑事和解的中心不应该是建立在是否赔偿、赔偿多少的基础上。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虽然给予赔偿，但是不能说明其具有真诚悔过的态度，不能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那么即便被害人予以谅解，相应公权力机关也不应从宽处理。”其次，此制度是要严格在法律和法律原则的框架内执行的，绝对不是随便就可以适用的。司法机关作为国民权利保护的最后防线，它应该严格考察当事人和解的行为是否符合此制度的要求，防止当事人滥用此制度，破坏此制度的真正目的。同时，根据“宽严相济”的政策，对于一些严重暴力性、危害性的犯罪分子也不适合贯彻此制度。因此，事人是此制度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和解行为是要在制度的框架内和司法人员的指导下严格进行。一个人不可能成为整个活动的操作者。显然，如果当事人的和解就一定成为司法机关量刑的依据，那刑事和解制度就真的成为一种“民间私了”了，这样也会造成司法机关公权力受制于国民私权利的不良局面。最后：刑事和解要综合参考加害人经济状况。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往往对有钱人课以更加严格的赔偿要求，比如加害人只有已经足额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公安司法机关才会不立案，不起诉或者减轻、从轻处罚。然而对于贫穷之人则适当放松了要求。此外，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试图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帮助被害人度过难关。如果此制度能够得到实行，那么就能大大弥补贫穷人无法充分享受刑事和解的好处的缺陷了。
原因之二：有学者认为此制度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之嫌。笔者认为：从“罪责刑相适应”这个原则的实质侧面看，它禁止不均衡的刑罚，要充分考虑犯罪和犯罪人危害性。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司法机关是基于加害人的认罪态度良好、积极赔偿道歉的表现，认为其危害性较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追究、从轻或者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刑事和解并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外，《刑法》第37条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四条：被告人已经可以赔偿被害人物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06年12月18日最高检《关于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轻微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险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刑事诉讼法》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法罚的，人民法院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等相关法条也可以为此制度找到法律根据。
原因之三：司法机关人员会滥用此制度，利用其权力迫使被害人接受和解，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刑事处罚，最终伤及被害人的权益。甚至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此制度收取利益，同时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钱某借刑事和解之名徇私枉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的确，在如今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总体较低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是，据此就一概否定此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监督制度加以规范，同时健全被害人的上诉制度等渠道不断地加以完善。
总之，由于司法工作人员水平较低，民众情绪化，法治思想不浓厚，相关实行程序和配备制度的缺失和不成熟等因素，使得原本是一个法与情相融合的和谐制度，被冠上了“花钱买刑”这个不无讽刺的说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以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新生物的诞生，给予更广泛关注，让它能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努力从实体和程序上改善此制度存在的缺陷，让这种法情相融的新事物能在我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优势。
参考文献1《中国法律制度思想史教程》——蒲坚
2法国刑事和解程序及其借鉴意义——施鹏鹏
篇2
论文摘要：刑事和解可以更好地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刑罚的报应预防功能，会破坏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甚至会导致司法权力的滥用。因此，司法模式下的刑事和解是相对合理化的选择。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本质探析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和源起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志愿人员)的帮助，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运动在20世纪最后30年内的兴起绝非偶然，它伴随着两个思潮：被害人利益保护和犯罪人复归社会。一方面，被害人学的发展始于对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研究，而且对于被害人有批判的意味，但随后研究重点转到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上，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被害人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刑事和解即为其一，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谅解，对被害人予以行之有效的赔偿，并且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也得到了心理上的治疗。另一方面，监狱矫正政策的失败，引发了如何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反思，行刑社会化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刑事和解恰好应之而出，和解协议的履行成为对加害人执行刑罚的替代措施。如此，出于对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利益考虑，刑事和解成为当然的选择。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本质
在刑事诉讼史上，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刑事追诉权最终完全由国家掌握，人类实现了从愚昧野蛮到文明进步的历史进化，结果公力救济这种依托国家强制力的更富效率的救济方式得以长期存在下来。随着现代诉讼价值中个体自治取向的发展，刑事案件中纯粹的公力救济逐渐受到了来自刑事和解的挑战：在刑事诉讼中能否允许当事人依照其主体意思进行自治?具体而言，被害人是否可以分享本应由国家独占的刑事追诉权，通过与加害人达成谅解而自行免除或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理，公力救济是对私力救济的否定，而后公力救济又须进行自我否定。但是这种“轮回”绝对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态势。刑事和解也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不是对国家独占的刑事追诉权所提出的权利回归要求，而更应看做是对公力救济在更高更深层面的进一步要求。
和解是冲突解决的一种常见方式，争议双方一般都被假定促成了冲突的出现，双方需要相互妥协以达成解决方案，因此它是以协议为导向的。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此，双方不是争议者，加害人一方被确定有违法犯罪行为，并已对此在事先做出有罪答辩，而另一方是行为的指向者——被害人。和解中不会涉及加害人有罪或无辜的问题，由于赔偿是犯罪的对价，被害人无需做出妥协，加害人也不应对之有所期望。刑事和解是以对话为导向的，强调被害人的权利、加害人的责任以及对损害的赔偿。虽然绝大多数的刑事和解最终都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冲突解决的重要性却是第二位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促成面对面的对话。因此，恢复性司法的影响在以协议为导向的刑事和解中是很小的，而在以对话为导向的刑事和解中是最大的，前者以加害人为中心，后者以被害人为中心。
由此可见，刑事和解的本质不在于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做出判断，也不在于达成和解协议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而是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的对话，为双方尽快恢复之前的社会关系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途径。刑事和解也不是对国家公诉权的绝对否定，反而意味着公力救济在保护犯罪人利益和使犯罪人回归社会这两个方面要有所作为。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劣势再解读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有益性分析
刑事和解的支持者一般立足于恢复正义理论，强调其对被害人和加害人两方面的基本价值。约翰.R.戈姆认为，恢复正义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第一，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第二，恢复正义理论还强调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第三，恢复正义理论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从报应正义到恢复正义，是对正义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定位。个人正义被虑及，不仅重视了对社会关系的恢复和保护，而且对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利益也予以了全面恢复。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提高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满意度
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满意度与其诉讼地位的变化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都被置于一个卑微的角落，只被视为证人对待。在诉讼进程中又依附于检察机关，只是参与对被告人的控诉。而对于刑事被告人来说，虽然法律较早地保障了其诉讼地位及权利，但由于其诉讼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被害人的诉讼利益相对立的，在激烈的法庭对抗中鲜有了解其行为对被害人的真实影响的机会。被害人和加害人任何一方在刑事诉讼中都缺少诉说的机会。而刑事和解的会商机制为双方提供了这样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平台：被害人在平和的环境中可以对最理想的听众——加害人表达犯罪行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从而减轻其内心痛苦，而加害人通过对自己行为不利后果的理解，也有利于其真诚悔罪。这种犯罪后果的个人化，增加了双方对司法进程的满意程度。
但同时这种高满意程度是与刑事和解的、自愿前提相联系的。研究表明，有40％～60％的被害人拒绝了刑事和解的机会，拒绝的原因有三：第一，认为犯罪太轻微，不值得浪费时间去和解；第二，害怕与加害人面对面；第三，希望加害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同时有鉴于刑事和解多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这种满意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那些参与刑事和解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也不是都会对最终结果感到满意，被害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赔偿请求、感情宣泄等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加深怨恨，而加害人也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对方要挟而不愿达成或履行和解协议。
2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使被害人获得更多的赔偿
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一个初衷即在于对被害人的赔偿，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首要驱动因素也多是为了获得赔偿。和解结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包括损害恢复、赔偿、提供服务(如为被害人义务劳动、看护被害人等)，这类和解主要适用于在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案件中，如人身伤害、财产毁损；另一类是象征意义上的和解，如赔礼道歉、真诚的谢罪、悔悟、赠送礼物等，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如侮辱、毁损名誉等一般适用这种和解。
一般来说，刑事和解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达成了和解协议，但是通过两项对比研究表明，是否参与刑事和解与赔偿协议的履行并无必然联系。被害人利益的恢复有赖于加害人进行赔偿的意愿以及其赔偿能力。由于同时面临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如果被告人对民事责任的积极承担并不必然导致对其刑事责任的减免，则其主动进行民事赔偿的积极性会受挫，但在我国被告人的主动赔偿行为却只是酌定的量刑情节，这种制度设计使得被害人的利益完全寄望于被告人的良心发现，而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和激励措施。因此，如果将之上升为一种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则被告人在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必然会优先选择对被害人进行赔偿，被害人的利益也就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而在被告人缺乏赔偿能力时，宜选择由国家代替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3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对被害人进行心理治疗
叙说理论涉及了对被害人的心理治疗，这一理论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传统对抗式的法庭审判通常会引发刑事被告人的强烈抵触心理，针对被害人的指控被告人可能进行否认或者回避，结果导致被害人“二次被害”，因此即使被害人最终如愿以偿地使刑事被告人获得刑罚追究，但其心灵上的创伤却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治疗。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获得了最理想的情感宣泄对象——加害人，通过双方对犯罪故事的共同分析重构，在叙说者和被叙说者之间产生共鸣，使得叙说者的恐惧和焦虑感降低。
在以对话为导向的刑事和解中，重要的是为被害人和加害人的直接对话提供机会，让被害人表达犯罪对其生活的完全影响，让加害人理解其行为对他人的真实影响，建立并容忍双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局面。对被害人的赔偿虽然也很重要，但相对于这种关于犯罪影响的对话却是第二位的。
4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恢复正义的价值并不只是对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同时也意味着对加害人的保护。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少年犯罪人，目的即在于防止犯罪的标签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刑事和解的高效率使得诉讼进程大大缩短，减少了被告人在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前途时的担忧，也避免了羁押期间被罪犯感染的可能性，并且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和解中，通过倾听被害人对其所受犯罪伤害的叙说，加害人更能切身感受到自己行为对真实的他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而不仅仅是对司法体制的破坏，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加害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倾向于真诚悔罪。
但是，这一点受到了怀疑。Harris认为，由于被告人面临来自被害人、社区和国家的三方压力，所以刑事和解的强制性不是不如，而是甚于现行司法体系。另外，加害人虽然经由刑事和解得以避免了传统司法诉讼的负面效应，但是由于刑事和解关注面的狭窄，只强调犯罪的不利影响，而未在更为深广的背景下分析犯罪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对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意义也是有限的。
5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
犯罪率的高速增长，导致司法机关负担日益沉重，司法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案件的诉讼进程，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都苦不堪言，刑事诉讼成本居高不下。而监狱矫正政策的失败，再犯率的居高不下，也引发了对监禁刑效率的反思。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为前提，双方只是对犯罪事实进行叙说而不发生争议，易于达成谅解，在程序上更加简化，和解协议的接受和履行程度相当高，因此成本得以压缩，而和解效率也比较明显。同时，由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大量存在，刑事和解所节省的司法资源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再投入到对重大复杂案件的处理中，就能带来诉讼效率的整体提高。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负效益分析
由上可知，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更好地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刑事和解制度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然而。和解协议是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妥协的结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刑事和解制度所节省的成本是牺牲什么代价换取来的呢?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虽然体现了恢复正义，兼顾了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双重利益，但是其负效益却更是显而易见的。
1 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刑罚的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
一方面，刑法的惩罚功能在于报应，是基于社会正义的要求。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利益的侵害，而且是反社会的行为。从社会正义的观念出发，对于恶行应该做出否定评价，对于善行应予褒扬。刑事和解使得恶行不必然得恶果，刑罚让步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谅解，即使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完全恢复，却在社会公众的心理上投下了阴影。犯罪毕竟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如果完全允许当事人依照意思进行自治，则会混乱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念。另一方面，刑事和解对刑罚预防功能的削弱，首当其冲的是一般预防功能。刑罚一般预防的功能在于对潜在犯罪人的一般威慑效应，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安抚效应，对不懂法者的一般辨别效应，对守法公民的鼓舞效应。刑法本身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将犯罪行为的不利后果公之于众，不仅寻求的是其潜在的一种威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确立犯罪与刑法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这种必然性联系具有对犯罪进行积极预防的效果。但是在刑事和解的实践中，加害人通过向被害人进行赔偿的方式替代了已由刑法明文宣告的刑罚执行，使得犯罪与刑罚的确定性受到损害。潜在犯罪人可能受到犯罪的诱惑，因为刑罚可以替代；被害人及其家属虽然获得一定赔偿，但是这种赔偿与伤害永远都不能等价；不懂法者则会更加迷茫，因为刑法也模糊了其与民事赔偿的界限；而守法公民的正义感则将受到冲击，稳固的社会心理防线将不复存在。
此外，一般通过再犯率这个指标来反映刑事和解的特殊预防效果，但是各项研究结果之间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Umbreit和Coates在1992年主持的一项涉及4个州的研究中，发现参与刑事和解的少年再犯率为18％，而对照组少年(未参与刑事和解程序)的再犯比例为27％；而在1993年Roy进行的一次研究中，相关的再犯率则分别为29％和27％，参与刑事和解少年的再犯比例竟然略高。考虑到参与刑事和解的加害人更倾向于真诚悔罪，这种自愿选择下的再犯率统计不免让人稍稍感到失望，至少刑事和解的特殊预防效果并不如其支持者所宣扬的那样明显。
2 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刑事和解制度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适用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犯罪行为人，但近年已扩展到成年犯罪行为人；第二，适用范围限于轻微刑事案件。如此便限制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使得其一般没有纳入到正式的诉讼制度之中，而是作为由警察、检察官、法官、社区志愿人员、教会成员所主持的非诉讼程序而存在。应当指出，中外犯罪的外延是不同的。在许多普通法国家，轻罪虽然也有可能被判处12个月的监禁，但一般多为轻微盗窃、、轻微伤害、非法入侵、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等，而这些行为一般在我国属于治安违法行为。犯罪外延的不同使得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移植更缺乏一种适应的土壤。
3 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
权力倾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权力总是倾向于被滥用，并且一般倾向于被最大限度的滥用，权利亦如此。在刑事和解中，这种道德危机则更为明显。就被害人来说，其一般处于主动地位，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趁机向加害人进行要挟，利用加害人急于摆脱危险境地的心理，提出无理的赔偿要求。而加害人可能迫于形势会暂予接受，虽然问题表面上得到了掩盖。但其抵触和愤恨心理却悄然萌发。对于加害人来说，反过来则有可能利用被害人的弱势地位，对其进行威胁、引诱以达成谅解协议，被害人的利益非但没有得到恢复，而且利用刑事和解进行心理治疗的初衷也遭到践踏。可见，由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地位及实力经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司法者的监督审查，权利滥用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4 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可能导致对行为人处遇上的不公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它意味着同罪同罚，在犯罪性质相同、危害程度相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同的情况下，所处的刑罚必须相同，其他因素如地位、权力、金钱等均不得影响到刑罚的轻重不同。而在刑事和解中，对被害人的赔偿一般依赖于加害人的赔偿能力，赔偿协议的履行又直接关系着加害人的不同处遇。因此，有钱人可以“花钱消灾”，以金钱开路，逃避刑事追究；而无钱者却不得不坐牢，即使他们也对其罪行进行了真诚忏悔。这种不公的处遇情境，在目前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中国，可能引发激烈的社会阶层对抗，而一项制度的引入，首要的前提便是社会公众对该制度价值的普遍认可。
5 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可能导致国家责任的让位
刑事和解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和个人私权利如何达到平衡。如果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不涉及公共利益，那么被害人如何与加害人达成谅解和妥协完全是私权自治的范畴。但犯罪远不止是对具体被害人的侵害那么简单，它同时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对公共利益的威胁，因此国家把惩罚犯罪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而非被害人的切身感受来惩罚犯罪。刑法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社会秩序，离不开公众对每一个刑法规范以至整个刑法规范体系的普遍认同和尊重@。而刑事和解阻断了罪刑法定原则所确定的罪犯与刑罚之间的必然联系，刑法得不到应有的权威和支持。如果在刑事诉讼领域，回归到私权自治的原点，国家的责任让位于当事人和解，社会秩序就会失范，那么刑事和解支持者所追求的个人本位前景恐怕最终也只是镜花水月。
三、刑事和解对我国现有制度的启示
通过对刑事和解优劣势的比较，不难看出：其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意义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好，而我国法制环境很大程度上又会使其已在国外取得的效果打上折扣；其二，我国缺少接受这一制度的社会观念基础及移植土壤。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刑事和解不宜照搬实行。但是刑事和解的本质所体现的恢复正义、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和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的理念又暗含了现代刑事诉讼精神，因此对我国司法制度予以改良的做法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实行司法模式下的刑事和解是最合理化的选择。
(一)我国现有的刑事调解、和解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
我国刑事自诉程序和刑事附带民事程序中，法官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因此这是与刑事和解最为接近的制度。且这一制度的存在也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首先，在受案范围上，自诉案件的三类受案范围一定程度上是被害人诉权自治的体现，在公民诉权自治和国家公诉权独占之间实现了平衡，对更多体现了被害人利益的案件，通过赋予公民自诉权，既符合了刑罚谦抑性的内在要求，又实现了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加强对少年犯罪人的保护，自诉案件受案范围有适当扩展之必要。其次，法官在诉讼中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有利于维护审判权的独立和和解协议的公信力，防止审判权的扩散，否则社区志愿人员、教会人员、警察和检察官都会拥有事实上的审判权。再次，将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和解置于司法诉讼中，对于和解不成的案件也能及时予以判决，保证了冲突解决的及时性，降低了诉讼成本并提高了诉讼效率。
(二)我国现有的刑事调解、和解制度的完善
由上可知，我国现行的刑事调解、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制度在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利益方面尚有不足之处，必要的配套立法和司法改革很有必要，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补充、完善。
1 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诉讼地位应当从对抗走向对话
刑事和解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对正义的恢复，兼顾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双赢局面离不开各方的和解会商，因此需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一个选择的机会。以往在法庭上，被害人依附于检察机关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其相互敌视仇恨，是难以达到这样一个和谐局面的，而通常是两败俱伤，被害人在法庭上二次受害，赔偿请求遭到抵触，被告人人格尊严受到伤害，也因拒不悔罪而受到刑事追究。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可供选择的诉讼参与机制，即由被害人与被告人选择是否达成谅解，这样既尊重了个人的诉权自治，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恢复。
笔者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势，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诉讼地位应当从对抗走向对话。具体来说，由检察官与被告人进行对抗，被害人不再依附检察官，不再作为证人参与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自主选择是否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在此，公诉人的角色是“报应”，而被害人的角色是“恢复”，两种相反角色的职能发挥能充分保证刑事正义的全面实现。被告人通过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可以进行实体上的处分，承认被指控的犯罪并自愿认罪。这一点在我国《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中都有所体现。
2 加害人的主动赔偿应当从酌定情节上升为法定情节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一方面，目前我国被害人因他人犯罪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的赔偿来进行弥补；另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被告的赔偿行为只是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因此，司法实践中有赔偿能力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常因有后顾之忧而不愿积极履行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被害人与加害人既已达成谅解，则被害人的利益必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也会降低。因此，由法官审查后认为自愿合法的，应当对被告人做出从轻或减轻的处理，加害人的主动赔偿行为应该上升为法定情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制度上激励加害人对被害人利益进行最大程度的恢复。同时也应要求法官对赔偿行为的自愿合法性进行审查，防止权力滥用现象的出现。
3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确无能力履行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情形也客观存在着，如赔偿数目大、罪犯因入狱服刑而无经济来源进行赔偿等。可见，对被害人利益的恢复仅仅依赖于加害人的赔偿也不够的，因此那样不仅会引发道德危机，而且会出现刑罚不公。因此，为使刑事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弥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势在必行。
国家补偿的法律根基何在?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为被告人赎罪?笔者认为，国家责任不仅体现在对犯罪的追诉上，而且有责任预防犯罪的发生。因此，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国家有责任要加以适当补偿。当然，补偿不是无原则地替被告人善后，补偿要依一定的原则进行：第一，补偿要符合先陪后补原则。刑事被害人先行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要求赔偿义务人进行赔偿是刑事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的前提。只有当刑事被害人无法通过刑事程序得到合理弥补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时，刑事被害人才能就自己未获赔偿的那部分物质损失请求国家按照被告人的过错程度进行一定比例的补偿。第二，补偿要符合有补有还的原则。国家替被告人补偿被害人的损失并不是完全无偿的，因为国家没有理由为被告人的犯罪承担全部的责任，纳税人也没有理由拿自己的钱替被告人赎罪，被告人才是责任的最大部分承担者，才是最终的赔偿主体。因此，被告人要靠自己的劳动最大可能地弥补自己的过错，逐步地还清纳税人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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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二)国外刑事和解的实践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已经开始在各国盛行。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差异,各国刑事和解具体的实践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制度在适用宗旨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概而言之,国外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宗旨上,许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吸纳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理念,普遍重视刑事和解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对加害人的教育矫正功能,经济赔偿位居其次。
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少年犯罪是最早适用刑事和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适用对象之一。在成年人犯罪中,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也适用于重罪案件;英国主要适用于轻犯、初犯以及财产犯;俄罗斯的刑事和解仅限于轻罪,即指可能判处2年以下监禁的案件。
第三,在适用条件上,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前提。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双方自愿协商,尤其是受害人的自愿。但各国一般都未以被害人同意为要件,规定只要犯罪人做出和解努力的,即可从轻处罚。
第四,在和解的程序中,一般都要调停人的参与。调停人或由专职的专业调解员担当或由执法官员担当,在和解程序中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关系。
第五,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视适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实践具体表现为四种和解模式: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和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传统“息讼”、“和”文化的思想基础
纵观我国对待诉讼的态度,它有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对“无讼”的追求,对诉讼的厌恶和鄙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比也使无讼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敢轻易涉讼,他们认为一旦涉讼,会更加激化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此,和解是民众、官府解决民事纠纷甚至部分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在我国,这种以“和”文化为基础的“息讼”传统源远流长,这也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二)“宽严相济”的政策基础
近年来,轻型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它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简而言之,宽严相济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这种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借助高压、监禁等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而应当探求理性化、多元化的犯罪应对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需求。
(三)社区矫正的实践基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在判决、决定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至今,我国已有多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了相关的社区矫正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和解制度赖以实施的前提,因此,这些试点活动为我国刑事和解的有效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我国法律对刑事和解规定少且分散,刑事和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现行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很窄,主要集中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并未适用。法律的匮乏限制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亟待构建和完善。
(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具体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判明该案件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确保刑事和解的妥当适用。另外,将案件事实清楚作为前提,也有利于提高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因其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而放纵了部分犯罪人。
第二,犯罪人认罪,双方自愿和解。犯罪人认罪是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基本前提。仅仅有犯罪人单方面的和解意向还不够,和解还必须是基于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如果忽视了被害人的意愿,可能会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有违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理念。因此,只有取得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基于双方的合意进行和解,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即适用于少年犯罪案件以及成年的轻微刑事案件。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犯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是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使其避免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为他们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可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确保被害人能够获得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将和解限定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而将侵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排除在外,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防止刑事和解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第三,家庭婚姻矛盾、邻里或同事纠纷引发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甚至是亲戚、夫妻关系。由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多有悔过、内疚的心理,受害人也有原谅犯罪人的倾向。因此,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恢复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应当尽量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
(三)限定刑事和解调停人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避免和解中可能发生的司法腐败,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有悖于其追诉犯罪的职责,因而主张由社会中立力量来主持。但是如果由社会机关和个人担任调停员,可能会引起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扩大,导致和解的滥用,有损刑法的权威。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应以检察机关和法院为限,以便合理地把握和解的范围,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
(四)强化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保障其积极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及相互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也不能忽视。就监督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备案方式。为了使每个案件都能受到监督,可采用备案制,即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在案件办结后,将有关材料报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结后,将和解协议、处理决定书和裁判文书等送到检察机关备案。
参考文献:
[1]葛琳.刑事和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2]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中国法学.2003(6).
[3]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评介.现代法学.2001(2).
[4]古津贤.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09(2).
[5][日]安部哲夫.德国被害人学的产生和发展.被害者学研究.1998(3).
[6]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人民检察.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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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国；刑事和解；公诉替代程序
一、法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
法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是指：在发动公诉前，对承认自己犯有主刑当处罚金刑或五年以下监禁刑的一项或数项轻罪，或承认自己犯有一项或数项违警罪的成年犯罪行为人，共和国检察官直接地或通过其委派的人间接地提出某种交易形式的建议，从而中断公诉时效的一种制度。从概念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案件无条件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法国刑事和解制度有其适用范围：首先，犯罪行为人是成年人或者其依法是年满13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其次，必须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为前提；最后，对犯罪行为人当处主刑罚金刑或最长五年的监禁刑。
二、法国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
（一）家庭诉讼类案件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而家庭关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处理该类案件时，恢复、重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这类案件也是法国刑事和解程序运用的主要对象之一。该类型的案件主要有：
1、遗弃家庭案。《法国刑事法典》第227-3条规定，“不依裁判决定或经裁判认可之协议，不向婚生、未婚生或收养的未成年子女、直系尊、卑亲属或配偶支付按照《民法典》第一卷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编规定的一项家庭义务而应予支付的抚养金、分摊份额款、应纳金或其他任何性质之给付，未全数履行此项义务应达两个月的，……视同依照《民法典》第373条规定的抛弃家庭”。此类案件是涉及家庭成员的抚养费给付问题，和解协议的达成不仅有效地解决此类纠纷，更重要的是改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社会按稳定和谐。
2、妨碍亲权行使案。《法国刑法典》第227-5条至227-11条对此类行为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第一，刑法第227-5条规定，无法律依据而拒绝将未成年子女送回其监护人处的；第二，刑法第227-6条规定，同子女居住的一方改变住所，而未在有效期内通知有探视权的一方，致使另一方不能行使其对子女探视权和留宿权的；第三，刑法第227-7条等规定，任何合法的直系尊亲、非婚尊亲或者收养尊亲，从实际行使亲权的人手中，或者从委托照管未成年子女的手中，从该子女平时同一期居住的人手中，骗走未成年子女的；第四，刑法第227-8条规定，其他的人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处拐走未成年子女的行为。此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目的在于使纠纷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从内心消除矛盾，维护家庭关系和谐，促进家庭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
3、家庭虐待案。此类诉讼案件主要涉及暴力行为之停止及家庭关系持续问题。依据《法国刑法典》第222一l1条和第222—12条第3款之规定，对合法直系尊亲或非婚尊亲或针对养父养母的攻击行为，构成家庭暴力罪。在此类案件中，受害人与被告人可就停止家庭暴力行为并防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或者解除双方的家庭关系达成和解协议者解除双方的家庭关系达成和解协议。
（二）轻微伤害的刑事案件
包括轻微暴力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7条；第R625-1条）、轻度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R621-2条）、威胁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7条）。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此类案件亦叫做“补偿性和解”。纠纷中加害人是未成年人，受害人一般是成年人。此类案件其最后的赔偿额由社会保险来赔付，即使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已经对受害人进行了全额赔偿。显然，这种制度设计在于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使得未成年人真切地认识到行为的错误，以此来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四）其他类型的诉讼案件
盗窃案（《法国刑法典》第311-1条）、诈骗案（《法国刑法典》第313-1条）、破坏、毁誉及毁损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22-17条）、恶意电话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6条）、轻度破坏古遗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22-2条）。
三、法国刑事和解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完善我国刑事和解立法，规范刑事和解制度
虽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几类案件可以适用和解制度，但刑事和解制度毕竟是在司法框架范围之内运作和进行的，实践中不可避免的有违背立法初衷的行为和现象，所以一方面我们不仅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诉讼环境适当的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另一方面更要严格控制刑事和解制度的滥用，杜绝以此滋生的司法腐败，维护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使得这项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
在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办理的案件范围、刑事和解的宣布形式、当事人达成的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明确，刑事和解的程序仍需进一步规范。从我国试行刑事和解的情况看，我国的刑事和解与法国实行刑事和解的初期非常相似，为避免法国在实行刑事和解初期出现的混乱，应加快全国性的刑事和解立法，规范刑事和解制度。
（二）逐步实现程序分流，建立公诉替代程序
在诉讼大爆炸的今天，诉讼程序的冗长不仅影响司法功能的发挥，更主要的是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刑事和解制度只是诸多公诉替代程序中的一种，因此，刑事和解程序固然可以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实现案件分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纠纷越来越多，且呈现复杂趋势，我国诉讼资源的短缺现以不足应对纷繁复杂的纠纷，因此，在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时，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本土资源，逐步建立公诉替代机制，从而应对复杂的局面。
（三）明确我国刑事和解模式和程序的多样性
法国刑事和解的主要价值在于协调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平衡，提出了被害人、被告人、社区利益平衡理念，对犯罪的处理充分发挥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作用，从而使被害人从边缘化的境地走向诉讼的主体地位，彰显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由此借鉴我国刑事和解的程序应突出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法律的框架内允许和解程序和模式的多样性。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既要实现正义，又不能失去诉讼效率。所以，在我国刑事和解中应注重基层调解组织的作用发挥并辅之以律师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有助于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和作用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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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均为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但目前，中国学术届对辩诉交易和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的间就似乎存在着某种断裂的倾向。实际上，这两种制度原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两者具有通的理论基础，体现了相同的价值理念；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正是刑事和解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两者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本质和表现使他们有了对比的可能。本文希望通过对比借鉴，审视两者的辨证关系，达到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再修改提供帮助的目的。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制度， 一般是指在犯罪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从目前学术界对这项制度的理解来看， 多数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1974年， 加拿大安大略州基切纳市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刑事和解的案例， 被认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 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双方通过面对面的会商， 加害人了解到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被害人有机会对加害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从而降低犯罪行为造成的痛苦。某些情况下， 当事人的亲属、社会公民或其他人员也会参与到会商之中。最终会尽可能地达成赔偿协议， 修复犯罪带来的损害， 从而使犯罪人复归社会， 使被害人权利得以最大限度保护， 以实现刑事和解化解矛盾、全面恢复正义、提高司法效率的刑事政策价值。
二、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辩诉交易"制度，是在20 世纪70 年代伴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刑事案件频发，积案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正式承认其为"刑事司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开始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广泛实施。所谓辩诉交易，又称为答辩交易，指"被告人基于得到政府方的对价的合理预期而作出的对刑事指控答辩有罪的同意。"因此，辩诉交易实际上是刑事诉讼被告人通过同主诉检察官对于控诉、罪状、量刑等方面协商后，以检察官减轻控诉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以迅速有效地结束诉讼程序，追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被告人接受刑事处罚的一种司法制度。
三、形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之比较
（一）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共性与契合。
1. 二者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我国传统的刑事观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 依照这种观念， 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 它侵犯的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因此， 必须通过国家职权活动对犯罪予以追究。这一理念在刑事诉讼上的反映就是对公诉案件实行起诉法定原则， 强调有罪必诉、有罪必审、不允许和解与协商。传统的刑事观在重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 却忽视了个人(主要是受害人也包括犯罪人)的利益。从刑法的机能来看， 刑法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 而长期以来， 我们过于强调打击犯罪， 忽视对个人利益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维护， 在保障个体权益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这与国际刑事司法发展趋势明显不协调。随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无罪推定原则、对抗式诉讼方式、辩护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这一传统的理念将逐步得到改变和革新。要适应国际司法改革的潮流， 最关键的是要在刑事司法领域里， 建立犯罪首先是对个人法益的侵害， 其次才是对国家和社会法益侵害的理念， 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优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 尤其是对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更是如此。而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正体现了这些新理念， 它将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作为刑事诉讼关注的重点， 将解决当事人纷争视为诉讼的根本目的， 体现了对个体权益的保护以及对社会和谐的重视， 因此， 两者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利的重点保护， 顺应了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大趋势。如果二者都能得到很好的运用， 必将实现中国司法与国际司法的并轨。
2. 刑事和解是中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前提
美国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实行国家补偿制度， 因此， 被害人通常不参加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的主体限于检察官和被告人(通常由其律师)， 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一般是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 并不征求被害人意见， 也不以赔偿、道歉作为条件， 交易的结果也无须告知被害人。但是， 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设立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在经济上的损害赔偿主要是通过对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实现的。被害人能否得到经济上的赔偿， 对于化解诉讼各方矛盾， 维护社会稳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为了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裁判的社会效果，实施辩诉交易时， 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要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其他安抚方面做充分的工作间接的经济。在一般刑事案件尤其是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中， 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者损失得到补偿(主要通过刑事和解)， 使被害人身心得到安抚。如果被害人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 或者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利益的行为， 被害人拒绝的，就不得适用辩诉交易。除了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外， 被害人对案件在定罪量刑方面的意见也经常影响着案件的社会效果。虽然被害人的情绪并不能完全代表普通民众的心理， 但是， 被害人对案件关注的强烈程度是一般公众所不能比拟的。因此， 为了促进辩诉交易， 检察机关与被害人进行沟通， 取得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这一环节是不可或缺的， 而这些都是刑事和解的重要内容。所以， 在时下中国， 没有刑事和解， 就不可能有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既是确保辩诉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基础， 也是辩诉交易客观公正的重要保障。
（二、）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区别
一，辩诉交易的主体为检察官和被告人，很多情况下被告人是通过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进行交易，被害人一般不参加。而刑事和解的主体是被害人和加害人、被害人不仅要参与，而且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被害人不愿意适用和解，或不能与加害人达成协议，该制度就无法实行并发挥作用。
二，辩诉交易中不征求被害人意见，也不以道歉、赔偿作为条件，被害人利益可能会因此受到侵害。而刑事和解不仅以加害人的认罪悔过与积极赔偿为适用前提，而且主要以被害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较好的维护
三，外国通行的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在审判阶段适用，由法官进行审查和把关，而我国目前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则主要在审判前程序尤其是在公诉阶段适用，法官介入刑事和解制度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 魏晓娜. 美国辩诉交易根由之探析与品评[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
[2] 黄京平， 甄 贞.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序[ C]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光中， 葛 琳. 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与适用构想[C]M黄京平， 甄 贞.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4] 祁建建. 美国辩诉交易研究[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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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刑诉法的规定可以推导出公诉案件和解必须坚持的双方自愿、合法的原则，但是对于该制度实施必须坚持的一些关键性原则，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的原则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容易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和偏差，甚至导致和解制度的滥用。对于一项新确立的法律制度，为防止制度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有必要确立统领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以有效引导、指导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公诉案件和解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国家专门机关中立原则；公开透明原则。
二、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特别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确保诉讼程序之间有效衔接
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与其他特别程序有所不同，它的实施依赖其他诉讼程序，需要借助其他诉讼程序，嵌入其他诉讼程序中去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其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以便有效衔接。笔者认为，一是应当明确侦查、、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中，如出现和解情形，相应的诉讼程序应当中止，另行启动和解程序，和解成功并作出处理的，相应的诉讼程序终止。和解不成功的，相应的诉讼程序恢复进行；二是应当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受相应的诉讼程序办案期限的限制，以防止无原则纠缠和反复，提高办案效率；三是应当明确和解程序结束、相应司法处理生效后，出现当事人反悔、和解协议变更或存在受胁迫、欺诈而违心和解等法定事由后，诉讼程序应当回转，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积极主持案件，促成当事人双方和解
在今后的刑事和解工作中，检察机关一是要给案件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给当事人创造能够坐下来沟通的机会；二是要明确自身的定位，不能越位参与双方的和解，切实给双方当事人留下公平、公正的司法形象。检察机关不但要关注该和解程序的全过程，更要关注和解后案件终结的结果，看其是否合法，并要了解人民群众对该案件和解的满意度。
四、正确应对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过程中出现反悔的情形
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难免会出现当事人反悔的情形，检察机关应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可以要求当事人赔偿款项一步到位，尽可能不要出现分期付款的情形。对确有履行诚意但给付有困难的，可采取分期给付的方式，但应在协议中附加担保协议书，保证和解协议的履行。另外，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审查案件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保证协议的真实、有效性。对于已经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检察人员也应定期开展事后回访工作，确保达到刑事和解的最终目的。
五、加大对检察人员的培训力度，为顺利开展刑事和解工作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新刑诉法增加了刑事和解程序，对检察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证刑事和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加大对检察人员的培训力度，为刑事和解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检察机关可以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允许律师介入刑事和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形成合力，更好地提升刑事和解效率。
六、明确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监督权，确保公平公正
第一，凡是在侦查阶段达成和解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将和解协议等报检察机关备案，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另外，应赋予案件当事人救济权，对于和解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当事人随时可以向负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控告。
第二，对阶段和解的监督。在阶段，可通过人民监督员对因和解而作出不的决定进行必要的监督。
第三，对审判阶段和解的监督。在审判阶段，应当公布影响判决的和解因素，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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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 刑事和解 被害人权利保护
一、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随着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开展,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为了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我国也为被害人权利保护作出了许多努力,例如:赋予被害人更多的诉讼权利,赋予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我国在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一)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
1、立法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总则规定:被害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和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权利,以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被害人有刑事自诉权和对不公正司法现象的控告权和举报权;被害人属于当事人,并且“被害人陈述”也是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我国现行刑事讼诉法分则规定:在立案阶段,被害人对被侵害的事实和行为人有报案权,并有权要求对其控告行为予以保密并采取保障措施;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对不予起诉的决定有提出申诉和直接起诉的权利;在一审判决生效以前,被害人有权对其不满的判决请求检察院提起抗诉;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对生效判决提出申诉等。虽然相较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已经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但是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1)对被害人控诉权保障不力;(2)被害人上诉权缺失;(3)被害人赔偿请求权保护不足;(4)被害人委托人权限规定不明;(5)没有规定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
2、司法实践现状
第一,在公安机关的执法过程中,存在被害人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现象。具体而言,针对报案,一些警察态度蛮横,对被害人缺乏足够的关心,往往给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关于立案,被害人只是立案材料的来源和被询问的对象,现实中,存在很多由于侦查人员不作为而导致被害人投诉无门的现象;在侦查和移送审查起诉过程中,被害人则基本上是被作为证人对待,无法享有对案件进程的知悉权;而对赃款、赃物的处理中,经常出现由于侦查人员保管不当致使财物被毁损的现象,有些侦查人员甚至把赃款、赃物直接据为己有,导致被害人对法律的失望。
第二,在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中,被害人的权利易受侵害。司法进程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对被告人提起控诉,而被害人仅仅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战,这两者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而最终的结局势必是检察机关代表的国家利益优先于被害人代表的个人利益被考量。另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有听取被害人意见的义务。但是该项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极易流于形式,检察官只是“听取”而已,至于听取以后该当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在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被害人的权利存在被忽视的情况。一方面,由于法院不负有通知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的义务,所以现实中大量的被害人不能顺利出庭,致使很多被害人无法当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极具技术性色彩的庭审质证过程中,因为法官主要注重案件事实情况的发现而不强调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常常引发被害人利益遭践踏的情形。
第四,在司法程序运行过程中,周围环境对被害人的伤害。现实生活中,被害人因遭遇犯罪侵害而产生愤怒、恐惧、羞辱、绝望等多种心理反应。而此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尚未被法律界定,社会舆论也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势。这种状况下,被害人因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而遭受非议。更有甚者,因此而精神失常或自寻短见。
第五,在司法程序顺利完成后,犯罪人对被害人二次伤害。由于传统刑事司法只关注如何应对犯罪人,忽视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矛盾的化解,现实生活中,有些被告人把自己所受的牢狱之灾归咎于被害人,甚至在他们刑满释放后报复被害人,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受害。例如一则新闻中曾报道:13岁的赵力宝将14岁的明芳,被害人家属诉诸法院,经审理,黑龙江省通河县法院判决赵力宝赔偿明芳医药费等各项费用9021元。同时,由于赵力宝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被无罪释放。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判决下达一周后,赵力宝夜闯明芳家,当着明芳的面把其母亲杀害。[1]
(二)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1、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能更好地保障人权
人权是现代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法区别于传统法的基本标志。[2]而且,保护人权能促使人人得到应有的尊重,均享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相反,如果人权受到侵犯却得不到相应的救助和补偿,则人权理念会面临信仰危机,甚至还可能导致人们对政府、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2、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能更好地维护刑事诉讼公正
刑事诉讼的公正就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被告人、被害人各自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及时惩罚犯罪分子,有效平复被害人所受到的侵害。在刑事诉讼中,积极有效地保护刑事犯罪直接受害者的被害人并使他们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是保证刑事诉讼公正的重要一环。由于刑事犯罪的追诉权归于国家,而国家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概念,这就决定了其追诉权需由人——检察院来行使。但是现实社会中,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性导致刑事被害人并不具有实质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这就使得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因此,如果赋予刑事被害人真正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则不仅可以对检察院行使追诉权的行为进行监督,而且还能加速侦破、有利结案。
3、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能更好地预防、打击犯罪
“预防、打击犯罪不仅是一项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而且也需要作为犯罪对象的被害人参与的综合治理工程。” [3]现实司法实践中,许多被害人因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而产生对司法公正的怀疑,更多人则纷纷寻找诉讼外的纠纷解决途径。例如:群众性上访、聚众闹事、报复社会等。而在他们寻求私力救济的过程中,被害人很可能成为另一起刑事案件的加害人。比如,在案件中,由于关键证据的缺失导致被告人无罪释放,被害人因其诉求得不到满足、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从而加害被告人;在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罪中,很多教唆者本身都曾经是受害者,但是由于其受害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合法权利没能获得及时的保护,他们也走上了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的犯罪道路。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优越性
刑事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也被称作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性司法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以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司法工作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使得被害人权利保护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可以说,刑事和解制度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有其天然的优越性。
(一)刑事和解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力度
1、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主体地位得以复归
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就是“被害恢复”。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兼顾国家、被害人、加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恢复被加害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而传统的刑事司法理论则奉行国家优位主义,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侵害。传统刑事诉讼结构以公诉为主,公诉方和被告人处于对立的状态,为了防止国家强权对被告人利益的侵害,“被告人中心论”一度成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而直接被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却被忽视了,他们利益能否实现也只能依赖于控诉方的主张。因此,在这种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基本上是无法保证的。
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理念是“恢复正义”,这种理念认为,犯罪所侵害的首先是被害人的利益,其次才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它倡导维持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之间的平衡。刑事和解制度关注被害人并且注重被害人的程序主导作用,从而使得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恢复,显示出了它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积极作用。
2、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的实质利益得到实现
传统的犯罪理念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侵犯,因此,由国家对其进行追诉、打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这样,被告人承担的也就只是其侵害国家的刑事责任,而不包括侵害被害人的刑事责任。对被害人来说,他看到的只是被告人所受了什么刑罚,而不是自己可以从被告人那里能够得到什么赔偿。因此,被害人与被告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完全是不可能平衡的。而刑事和解制度不同,它所追求的就是这三者之间全面的平衡。它不仅要恢复犯罪所带来的被害人的损失还要恢复原本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人获得赔偿是一项核心内容,不仅包括物质损害赔偿还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据一项有关刑事和解实践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比,被害人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能够获得较为充足的赔偿。这些对于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之后生活的平复以及精神上的恢复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刑事和解制度能使被害人免受“二次伤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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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利益；刑罚一般预防
中图分类号：D9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95-03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解读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国外相关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在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掀起了一股热潮。所谓刑事和解，根据学术界通说，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是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谅解、达成一致的私利合作方式来获得对加害人在定罪量刑上的轻缓化或去刑罚化的处理结果。这里的和解的主体为加害人与被害人两个私权利主体，不探讨国家公诉机关与被告人就被告人刑事责任以协商交易的形式达成刑事和解的公力合作模式。①
二、刑事和解的利益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不是经由理论建构而走入实践的，而是在司法实践中自发生成的刑事案件解决模式。②其产生和发展有着现实的利益基础，对于被害人而言，通过加害人的认真悔过、赔礼道歉可以减轻其受犯罪侵害的心理伤痛，与此同时，加害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可以更现实地解决被害人的现实困境和需要。基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率低下的现状，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能更有效地实现；对于加害人而言，和解意味着刑事追诉的终止或刑罚的减轻，通过民事赔偿减免刑事上的责任，免受牢狱之灾的痛苦，对其有如重获新生；对于公安司法机关而言，通过刑事和解结案可以分流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对社会而言，以平和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有助于化解矛盾，恢复犯罪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概言之，对于刑事诉讼参与各方，刑事和解制度均能产生现实可得利益，正如有学者所言之“利益三方共赢”[1]。
三、刑事和解中被忽视的刑罚一般预防
上述利益产生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案件的成功和解。也就是刑事和解在个案中完满实现了，在此基础上总结每个成功和解了的案件所带来共性的利益和好处。显然，刑事和解在这里带来的利益是针对于每一个具体案件的，是个案层面上的利益价值。而从每个具体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产生的好处来衡量和论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制度本身的价值和好处，显然是从个案的角度来评价一项制度的价值。然而，个案利益是否必然等同于制度利益？多方利益共赢在个案层面上实现了是不是意味着从制度角度看，与该项制度有利害关系相关各方都能有所裨益？基于利益角度支持刑事和解的论者显然忽略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个案利益并不等于制度利益，一项案件解决方式的个案价值也不必然代表其制度价值。目前，学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持支持态度的观点和理论都在从个案的层面分析制度的合理性和好用性，而没有看到作为制度本身，刑事和解的推行和适用可能引发的重大问题，其引发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刑事和解的适用将会造成的刑罚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对整个刑罚一般预防功能的破坏，进而造成整个刑罚体系的解构，最终导致法治区别于人治最本质精神的衰退。
为什么要有刑罚，刑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自刑罚产生以来应该考虑的首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也是刑法学界最为核心的课题。①一般而言，刑罚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一是报应，二是预防。②报应目的论是刑罚目的最传统和基本的学说。该学说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犯罪是恶行，恶行应有恶报，而刑罚是给人痛苦的手段，因而作为恶行（犯罪）的恶报。报应论是古老的正义观念，强调犯罪就应该被惩罚，以此就是对正义的实现。“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报应论的经典表达。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老的报应刑理论逐渐显示出弊端而不为人们接受，以预防为目的的新的刑罚目的观开始产生并占据主流地位。刑罚的预防作用是指刑罚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刑罚的意义在于防止未来犯罪的发生而惩罚犯罪。正如近代刑法学的奠基人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2]42刑罚的预防作用包括对被实施刑法的人再犯罪的预防和对其余未犯罪的人的预防。前者是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后者是一般预防目的。与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相比，一般预防是刑罚预防中的关键和重心。一般预防的对象是被科处刑罚的人以外的人。对除犯罪人之外的人，刑罚一般作用体现为威吓，即通过刑罚的威慑作用，预防尚未犯罪的一般人实施犯罪。其逻辑根据如下：由于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动物，之所以人会犯罪，要么为追求犯罪带来的利益，要么为减轻不犯罪带来的痛苦，而刑罚会给人带来痛苦和损失，这样就可以使意欲犯罪的人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而放弃犯罪意念。
四、刑罚的确定性是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关键
刑罚威吓作用的有效性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刑罚与犯罪之间联系的必然性，即刑罚的确定性。贝卡利亚就认为刑罚的确定性对于一般预防的实现意义甚至大于其严酷性。“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法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其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2]50-60边沁则断言“除非存在免受惩罚之希望，否则没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罚恰好是由刑罚之获利而产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会有人犯罪了。”[3]59费尔巴哈认为“刑罚通常意味着痛苦”，它可以通过“心理强制”而使意欲犯罪的人自我抑制违法的精神动向，使之“不发展为犯罪行为”，这就要求市民确信“痛苦与犯罪不可分”，即确信一定的违法行为必然招致一定的刑事制裁，即刑罚要确定且必然到来[4]。刑罚的确定性主要从刑罚与犯罪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角度来预防犯罪的：由于人都存在侥幸心理，而根据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侥幸心理又是犯罪人实施犯罪前最常见的心理倾向。因为有犯罪不受惩罚可能性的存在，不论概率多大或多小，处于侥幸心理的作用，欲实施犯罪的人都会“铤而走险”地认为他会成为逃避惩罚的“幸运儿”。因而要排除这种侥幸心理，在刑罚和犯罪之间确立必然的、确定的、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因果联系就至关重要，只有使犯罪不受惩罚的可能性为零（当然，由于司法和执法过程中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犯罪大量存在，但是至少在立法层面上要如此）彻底打消潜在犯罪人的侥幸念头，才能使刑罚的一般预防能够有效地发挥，刑罚以一般威吓将犯罪“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才能够实现。
五、被害人选择和解主观上的随意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理论界研讨和实务界实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基本是刑事和解的私力合作模式，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行或在公检法机关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和调解下形成的合作与谅解[5]。与西方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代表国家公权力与被告人的私权利的交涉、让步和协商不同，“私力和解”其实主要体现的是民事领域中私权利主体对其享有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权。根据私法精神，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就是权利人可以自由而为行为。区别于行政法权力不可处分要求，在民事领域中，权利人对待自己享有的权利没有被苛以必须行使的义务。权利人可以选择行使权利，也可以选择放弃权利，这种选择是无因的，即权利人做出的选择可以基于任何理由。只要没有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私权利主体做出选择不受任何外力的规制，完全凭借个人的意愿。刑事和解制度等同于将民事权利处分制度引入刑事犯罪制裁领域，强调被害人对其因犯罪而受到的权利侵害可通过谅解的方式以自己的意志自由处置，即将对加害人的刑罚权以民事权利的形式变相转移给被害人，对加害人是否刑事追究以及刑罚的轻重，取决于被害人在民事层面的谅解和权利处分，即在可以和解的案件范围内，被害人对是否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轻重有自由的处分权。尽管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提出的放弃行使权利的意愿还需要公检法机关的审查判断，但上述公安司法机关的审查判断只是对“权利处分”的真实性、公平性起到保障和监督的作用，实质上对犯罪是否停止追究或减免刑罚的决定权仍在被害人手中。因而，刑事和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刑事案件民事化，犯罪行为侵权化的倾向。
由于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是否对加害人谅解其意志的绝对自由性，因而其同意和解还是不同意和解中的可影响因素十分宽泛且不具有确定性。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划分：一是被害人本身，二是其他影响和解实现与否的因素。就被害人本身方面，由于人在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生活经验以及性格特质本身等方面差异，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做出的反应千差万别。被害人同样是社会人的范畴，只是由于其与犯罪行为的关联使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上有了特殊地位，被害人也有一般社会人的个性和差异。不同的被害人对犯罪的理解，对加害人的态度，对侵害的仇恨或容忍程度都因其本身生理、心理、人格、性格等方面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仅从被害人个体差异角度讲，即使面对同一犯罪行为，受到同等侵害，遭遇同样损失，不同的被害人的反应都会大相径庭。
六、影响被害人选择和解的客观因素的不确定性
不仅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谅解在主观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影响被害人谅解与否的客观因素也十分复杂繁多，实践中对被害人的意志选择一般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关于经济赔偿。多数情况下，被害人的谅解与否都取决于加害人是否赔偿以及赔偿多少。在和解协议达成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经济赔偿的数额和标准方面[6]。由于刑事犯罪中，加害人是不特定的，在犯罪行为发生前，加害人根本没有确定性可言，而加害人的经济能力以及由此直接影响的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能力更是无法预估，这都加大了刑事和解的不确定性。而从潜在的加害人角度分析，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或是经济能力相对较强的人似乎可能因经济赔偿能力方面的优势而加大了犯罪不受刑事处罚的盖然性，从而变向纵容和刺激了犯罪的发生。
第二，关于办案机关在和解过程中的作用。刑事案件中主要参与的三方主体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从刑事和解中所获现实利益都可以说是相对的，所谓“三方共赢”中，被害人得到了物质赔偿和加害人真心悔罪的精神补救，能否完全弥补其受犯罪侵害所遭受的痛苦与损失是有待思考的，而加害人即使得到了谅解而免受或减轻刑罚，其必然付出了物质赔付及行为约束等形式的代价，对于减轻刑罚的加害人来说，刑罚的消除更不是绝对的。刑事和解中，真正绝对的纯粹利益既得者是公安司法机关。根据陈瑞华教授在其相关文章中的分析[5]，公安司法机关是现实的受益者，案件和解可以节约司法资源，节省办案成本，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缩短办案时间。而且，对于有些进退两难的疑难案件，刑事和解给办案机关提供了一条两全的问题出路。例如，2002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孟广虎案件[7]，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但是在证据上仍有瑕疵，达不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绝对的定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检法两家容易产生严重分歧。法院既难以根据瑕疵证据定罪，又难有魄力“疑罪从无”宣告无罪，造成两难的尴尬。而通过加害人主动认罪并赔偿损失，同时被害人谅解的平和方式，司法定罪不仅可以顺利实现，解决了“问题案件”的内在隐患，同时也化解了积怨，减少了矛盾，避免越级申诉、上访等不安定因素，保障了司法的安定和秩序。因而，可以说，公检法机关是刑事和解最大的利益既得者，这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自发适用发展，而非通常的由理论、立法到司法这一规律制度运作的原因。如果将办案机关视为一个理性主体，那么他应该也是一个经济人。即它也会以最求最大利益为目标，至少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刑事和解给办案机关带来的上述利益无疑会成为办案机关追求的对象。在追求刑事和解利益的过程中，由于理性主体的逐利本性，难免会积极促成和解的实现。办案机关能动的促成和解的过程中，是否会以公权力身份施加影响，迫使双方作出让步，或是违背当事人意志而“强制”和解，这些情形的可能性都难以避免。
第三，关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本来关系。刑事和解中可考量的不确定因素还包括加害人与被害人间的社会关系。相对于陌生人之间的犯罪，熟人犯罪中可操作性因素更多。因而刑事和解的过程事实上更像一个博弈的过程，理论上讲是双方互谅互让，体恤对方，达成一致，而操作层面，更像是基于双方各种因素的对比和较量的博弈过程。这其中，当事人双方的社会关系、经济背景、知识基础无疑都是和解能否达成或怎样达成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具体在不同案件情况下的不特定因素，在制度层面，或者从事前预见角度，都是不确定和不可知的。
七、刑事和解中刑罚的不确定性对制度利益的损害
追溯国家追诉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就会发现，在个人追诉阶段，刑事案件同民事案件一样由私人告诉，法官居中裁判，国家不充当刑事案件的原告人角色。这种情况下，犯罪能否得到惩罚，犯罪人能否受到追究，都取决于被害人是否可以抓获犯罪人，并有能力提出充分的证据说服法官对其做出有利判决。由于法官是被动消极的，案件裁判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个案件中原告人和被告人具体的力量对比和较量，因而即使是同一种犯罪，得出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两个具体的人的博弈中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是无法事前预知的。后来国家追诉主义取代个人追诉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关键和根本就是为了取消两个具体人博弈的不确定性，上升到公权力追究同一口径下的两个抽象的人的博弈。抽象的人是摒除了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色彩和背景的人，是仅仅充当一定法律角色的人。无论被告人和被害人有何种社会地位，在刑事追究中，均只是实施犯罪的人和受犯罪侵害的人。国家替代受犯罪侵害的人追究实施犯罪的人，仅根据事实和法律，同样犯罪行为的人受到同等追究，博弈考量的因素只是与犯罪有关的法定事实和情节。
之所以从个人追诉主义向国家追诉主义的演进是人类法制史上的重大进步，就在于其使基于具体人、具体情形的个案层面上的刑罚是否实现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基于规则和国家控制的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确定性的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从而保证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谅解与否作为决定刑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的决定因素，被害人的谅解正如前文所述，是私法领域不受刚性规制的自由意志的范畴，具有超出规制范围的可操作性，因而建立于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谅解基础之上的刑罚，正有如地基建立于浮动的沼泽之上的建筑，其刑罚一般预防作用时刻有崩塌的危险。刑事和解恰恰成为了对个人追诉主义的复归。在此基础之上刑罚的确定性的丧失将直接导致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式微，最终导致整个刑法体系的崩溃，而刑事领域作为法治中最为刚性的部分的弹性化，将导致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本质精髓的衰退。因而，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有个案利益与价值的“好用”制度，并不等于其制度层面经得住合理性考验，正如刑讯逼供的个案利益并不能作为对其承认和适用的理由一样，仅仅根据其个案价值，刑事和解也不能上升为制度上经得住正当性考验的合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6,(5).
[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英]吉米・边沁.立法原理――刑法典原理[M].孙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4]张卫平,邱兴隆.费尔巴哈早期刑法思想剖析[J].外国法学研究,1986,(1).
[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J].中国法学,2006,(5).
[6]宋高初.当代中国刑事纠纷处理过程中的“破财免灾”现象评析[J].法学评论,2010,(4).
篇9
关键词 ：刑事和解制度；我国现状；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述
1.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背景
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认为刑法的功能是为了惩罚犯罪人，从而对犯罪行为作出否定评价，进而维护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解决刑事纠纷的模式一般是依照侦查、、审判的程序进行的，这种模式认为只要是触犯了刑法，就必须依法定罪量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种传统的司法模式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作用，当今也仍然是各国解决刑事纠纷的主流模式。但是，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刑事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致使刑事诉讼的压力越来越大，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诉讼参与者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协调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与传统对抗方式不同，这种合作协商方式解决纠纷模式的实质就是争议双方或者多方在意思表达一致的基础上决定诉讼程序案件的最终的处理结果。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妥协和交易，但是该方式不仅有助于刑事案件迅速的得到解决，而且容易达成加害人和受害人都相对满意的结果，这种方式即是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①
2.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许多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②还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正义会商，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刑事处罚的依据。③
目前，我国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采用了其他国家比较通行的表达方式，即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④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
1.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
就我国当前的现状来看，用运刑事和解的方式处理公诉案件是找不到任何理论或者法律依据的，虽然从法律上看公诉案件私下现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及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但是对于通过刑事诉讼手段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得很多被害人愿意通过私下解决的方式解决矛盾。随着我国司法观念的不断进步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广为推广，刑事和解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迅速发展，各地方在具体办案的过程中，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利益恢复及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等方面因素做出刑事和解。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规定，但是我国各地方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都有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相关的做法。我国各地方在实践过程中，对于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取得的良好效果是没有异议的，并且各地方司法机关也相应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促使刑事和解制度在各地实践工作的展开。例如2010年7月29日，阜康市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与市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组织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自治区高院、市人大、政法等部门有关领导，召开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座谈会，着力能动规范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刑事和解工作，提高诉讼效率，化解社会中的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与恢复。
2.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1）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要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进行严厉惩处的同时，要求对未成年犯、轻微犯罪、初犯、从犯等予以宽大处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社会的和谐和社会关系的修复，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在案件的处理方式上走多元化道路，这些都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同样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
（2）提高司法效率、缓解司法压力的需要。当前在我国犯罪率居高不下，刑事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据统计我国刑事案件中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大概占60%，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大概占75%，其中大部分的案件是因为生产、生活及邻里纠纷所引起的纠纷。"⑤运用刑事和解制度解决这类纠纷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且能节约大量诉讼资源，从而提高司法效率，缓解司法压力。
3.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问题
任何制度都有其不足的一面，刑事和解制度除了有其积极地一面外，还有不足之处。由于当前我国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没有统一的立法，且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依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规定过于大概，以至于刑事和解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1）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刑法对犯罪的预防和惩罚
刑事和解制度降低了刑法对犯罪的预防和惩罚，尤其降低了刑法对犯罪的预防。刑罚预防功能的目的是使犯罪人对刑罚产生一定的畏惧感，从而不敢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而刑罚的实施宽慰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身心，同时鼓舞普通大众知法守法。但是刑事和解制度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达成的和解协议，使得犯罪人的刑罚得以减轻、从轻或者被司法机关免予，这使得犯罪与刑罚的确定性受到了影响，从而降低了刑法对犯罪的预防。
（2）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一定程度上导致司法的滥用
刑事和解制度实现的主要方式是物质赔偿，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因为富人的赔偿能力较大，实现刑事和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有人说富人可以用金钱使法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穷人则因为没有钱而无法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这时候由于对刑事和解制度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司法人员往往通过自由裁量来促成和解，相同的案件可能会因为犯罪人的赔偿能力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处理结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和解制度可能会导致司法机关及法官对权力的滥用。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1.刑事和解制度的调解机构
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决定了中立性与独立性是作为中间人的调停机构以和调停员必须具有的特性，所以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和现实条件来看，让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调停机构来处理刑事纠纷不仅能够有效的化解矛盾，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而且能够使调解过程更加中立。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且具有一定的调解经验，而作为中间人的调停机构只有具备相关知识素养才能达到其要化解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进而促成双方之间和解协议达成的目的，所以人民调解委员具备作为中间人的调停机构的资格。
除了由人民条件委员会担当调停机构外，我认为司法机关也可以作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调停机构，因为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独立的地位，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而这些条件有利于犯罪人和被害人进行沟通，进而顺利快速地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最后顺利地解决刑事纠纷。
2.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第一，平等、自愿原则。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是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的基础，只有双方的诉讼地位平等了，才能够决定是否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选择哪一种方式进行和解解决刑事纠纷。第二、兼顾被害人、犯罪人利益原则。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不仅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在此同时还侵害了社会利益，因此在刑事和解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在注重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还应当兼顾对犯罪人利益的保护。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其所受到的伤害可以说是最大的，因此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应当提升被害人的地位，使其获得更多表达意愿的权利。第三、合法和适度原则。合法和适度原则是指适用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是应当在现行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下进行，不得与现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背离，除此之外，刑事和解方式结案还应当适度。
3.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对于具备和解条件的其他一些刑事案件也可以进行个案的探索。但是一些特定的案件应当排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范围之外（1）侵害国家安全利益和公共安全利益的案件（2）涉黑及涉恶案件；（3）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性犯罪案件。我认为从我国现行司法实践来看，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犯罪案件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轻微刑事案件是指可能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宣告可能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
4.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根据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特点及各地方的司法实践来看，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解决的案件应当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刑事和解应以加害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真诚悔过及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为基础。第二，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必须是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即自愿。第三，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解决的案件应当以事实清楚明了、证据确实充分且没有争议为条件。
5.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也需要一定的程序。刑事和解的程序一般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一是刑事和解的启动。目前，启动刑事和解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依职权启动模式，亦称积极的启动模式。另一种是依申请启动模式，亦称消极的启动模式即司法机关不主动提出和解建议，只是对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告知当事人有和解的权利。⑥二是和解协议方案的制定、签订阶段。在刑事和解协议方案的制定阶段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面地进行谈话沟通，就和解协议提出书面方案，最后在和解方案上签字。三是审查生效阶段。主持和解过程的中间人将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的书面协议提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这是国家刑事司法监督权的体现，司法机关主要审查和解协议的签订是否属于双方当事人自愿，当事人是否知晓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性质和法律后果，和解协议是否包含了犯罪事实、责任承担方式等，和解协议是否公正合法且符合公序良俗等等。
结 语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人关注是因为它与传统刑事观念不同，在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中，犯罪被认为是"个人孤立的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⑦由此，通过对犯罪分子定罪，处刑来维护这种社会关系，在传统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几乎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被害人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护，但是刑事和解制度则提升了被害人的刑事地位，注重对犯罪所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注重加害人的社会回归，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目前，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中由于立法滞后、理念冲突等原因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刑事和解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总有一天它会为我国的司法发展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J].《现代法学》.2001，（1）.
②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6，（5）.
③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J].《中国法学》.2006，（6）.
④陈兴良.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54页.
⑤参见宋英辉、黄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7页.
篇10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完善
一、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完善的意义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表明，只要适用规则合理，运用程序正当，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刑罚所不可比拟的积极社会效应，它既能节约司法资源，又能弥合人际裂缝，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并且从法治理念的高度来看，刑事和解实际上是对“以人为本”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对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效探索。“以人为本”的精神要求，刑法不仅要保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应当保护犯罪人的合法利益。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将“以人为本”的精神落到实处就要求将犯罪人的正当权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利益衡量和一视同仁的保护。我们必须从缓解司法制度与法律传统的冲突、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平衡保护诉讼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衔接程序和弥补裁判功能局限、消弭冲突及预防再犯等方面出发来审视刑事和解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从对被害人的安抚看,“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中心”,“极大地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从而在传统的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模式中增加了被害人利益的考虑, 使现代刑事诉讼开始追求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三方平衡”。[2]
从犯罪人角度来讲，犯罪人一方面通过与被害人的相谈, 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的程度, 使其真诚悔悟并采取实际行动对被害人予以赔偿来建立和平和社会关系, 从而提升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经由和解之践行, 其被免予起诉、免予受刑之宣告或免于受刑之执行, 可避免刑事追诉所形成之负面效应, 减轻其回归社会适应之困难。[3]
二、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首先，对于检察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认识问题。检察官究竟应该是直接主持双方调解的调停人，还是间接为双方调解牵线搭桥的联络人，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其次，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履行义务的方式比较单一，除了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之外，主要是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赔偿。而基于经济赔偿金的利益考虑会使贫穷的加害人事实上无法真实适用刑事和解，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而刑事和解本身也容易招来“以钱买刑”的各种质疑。
再次，刑事和解适用程序还不太规范。有的检察机关设计了专门的告知文书，有的只是简单口头告知；有的检察官亲自安排双方会谈，有的则委托给律师协会，由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进行安排。程序上的不规范容易使当事人产生怀疑，影响了刑事和解的公信力。最后，刑事和解缺少相应配套制度支持也是目前不能发挥综合效果的原因。
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针对实践中的问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应当明确检察官的定位。检察官在刑事和解中应当最终定位于消极的联络人而不是积极的调停人。检察官过于积极主动将会使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怀疑检察官的秉公执法，这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不利于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因此，检察机关最好能将积极的调停工作转交给专门的民间组织，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其次，要丰富刑事和解的赔偿方式。在双方同意和解的情况下，经济赔偿通常成为检验加害人悔罪态度的一种方式，但却不应成为惟一的方式。再次，要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明确具体的适用程序可以起到规范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的作用，提高刑事和解的公信力的效果。具体的适用程序设计中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步骤：审查，告知，转交，确认。还需要起诉到法院的，做出从轻或减轻的量刑建议，移交法院审判。最后，要构建、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对于刑事和解的完善与发展，建立起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和社区矫正帮教制度的意义重大。其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现行刑事诉讼中没有的，而社区矫正帮教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需要适当修改才能满足需要。
nbsp; 三、刑事和解在立法方面的制度完善
随着司法实践的快速发展，刑事立法上对刑事和解规定的滞后性已越来越明显，修订法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完善立法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目前，刑事和解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还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除了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以及自诉人同被告人的自行和解具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蕴含了刑事和解的一些价值理念外，公诉案件的和解在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中还找不到法律依据。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法律地位尚未被立法确认，没有统一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定，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各地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性。
因此，应在立法层面考虑将刑事和解制度和罪刑法定原则予以补充和完善，并制定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实施细则，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笔者建议在修订刑法时增加一条：“犯罪行为人以悔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是刑事和解。犯罪后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的，对犯罪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在刑事诉讼法中将刑事和解规定为法律制度，建议规定如下：“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刑事和解并且完全履行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犯罪嫌疑人对刑事和解的义务分期履行的，或者虽然完全履行但有必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暂缓起诉决定。犯罪嫌疑人在承诺或人民检察院规定的期限内完全履行刑事和解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从犯罪嫌疑人履行义务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不起诉或起诉决定。犯罪嫌疑人在承诺或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刑事和解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决定。”[4]
参考文献：
[1] 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j]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3, (1): 45.
[2] 马静华、陈斌：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j] . 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8):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