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基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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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现代设计的大环境中，传统的装饰艺术文化有被忽视的趋势。传统的装饰基础教学课时大幅度压缩，减少了引导性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设计的创作源泉。传统装饰基础课是创作的根源，是从具象到半抽象再到设计的过渡，是对同一物象进行多种变化可能的探索，是从对物象进行重新构想，或简洁或繁复，它的设计创新的系统方法，也能够和现代设计中思维的形式训练结合，它的扩散性思维和多元化造型手法对创意产业也起着一定的影响。

在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国内的设计教育呈飞速发展趋势，社会经济需要设计教育的大步跟上，创造本土品牌需要设计教育合理结合传统设计教育与现代观感的设计教育。我们在赞叹速度带来的各种丰富便利时，也应该感受到面临的某些问题与困难，中国的设计教育至今还是处在发展探索阶段，尚未真正定型与成熟。在现在各种文化互相交融、影响的全球环境中，作为发展中的中国，怎样在吸收国外先进设计艺术教育的同时，发扬本土设计艺术，在日渐成熟的现代设计领域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培养未来优秀设计师所应思考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人文内涵丰富，东方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有其自己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抛弃原有的艺术文化，那显然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在学习西方设计知识的同时，融会贯通，发展国内设计艺术，在现代感中体现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近些年来，传统的装饰艺术文化有被忽视的趋势，从以往的“工艺美术”教育到现在的包豪斯教育体系，传统的装饰基础教学课时大幅度压缩，学院和学生为了尽快进行专业实践，专业设计课有提早进入低年级阶段班级的现象，这个调整有合理的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从传统装饰基础课程来说，相应地裁剪这些课程的教学时间，一方面会使设计思维的形成少了引导性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设计的创作源泉。WWW.133229.COM另一方面，学生接触到工业设计所带来的抽象思维设计，也可以通过传统装饰艺术课程，得到更好的多元化创作，结合本土文化进行适合现代视觉观念的优秀设计。

一、传统装饰基础课是创作的根源，是具象到半抽象到设计的过渡

传统装饰基础是对具体的物象中体悟，是对原有物象进行再创造，是连接具象与抽象设计的纽带，它既具有现实自然形态丰富的一面，又具有创作中形成的或繁琐或简洁的风格，把作者的观念暗寓其中，有其丰富的艺术魅力。在装饰基础的训练中，通过对植物、动物、人物、风景等抽象的变形，相应地拓宽设计思路，掌握具象事物的最重要特征，掌握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思维链接，运用现代的设计形式，进行图像化的形式设计，使设计更加贴近生活，具有人性化的一面。装饰基础课需要运用提炼、概括等手段，把生活中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创造艺术形象。如果缺少了从自然形态到创作这一环，相应地就减弱了对事物的深入观察。毕加索对“牛”的一系列形象探索，也是在对具象事物的观察和形式构造的探索中创作，“牛”的系列形象展示了从具象、半抽象到抽象的多种变体。康德在他的著作《判断力批判》中的一段话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自然只有在貌似艺术的时候才显得美，艺术也只有使人知其为艺术而又貌似自然才显得美。”可见，对自然形象的探索一直以来是形式美感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传统无法跟上现代设计的思维，其实现代艺术设计的理念在传统装饰艺术中也一样存在，清代的笪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其实就是构成艺术美。“一以当十”、“似与不似之间”，这些传统装饰基础中常用的手法一样用于现在的构成设计中。装饰基础课程的训练内容来源于生活，对设计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快节奏生活的到来，西方简洁主义的艺术冲击，工业化产品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设计，设计是为市场和社会服务，和经济、生活紧密相连，脱离生活只讲究形式的设计难免让人感觉华丽的虚构，一个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设计无特色可言，一个没有自己特色的设计也无优势可言，装饰基础课程的削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装饰艺术的熏陶，在设计教育中，我们现在不是寻求统一的模式，统一的模式只会使设计的路子走得越来越窄，豪无创新的可能，只有发展自己的特色，掌握基础设计步骤，结合现代设计的理念，在加强交流中取长补短，在熟悉本国的传统艺术设计中比较外来先进文化，才能拓宽思路，一方面继续提升本国的传统设计，一方面在激烈竞争中为本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在《2007全国设计伦理教育论坛》上的发言中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

二、装饰基础的多元造型手法对创意产业的影响

创意产业是一个经济名词，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装饰基础课作为创作的基础训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对各种材质的表现，对各种传统装饰艺术的多元化造型手法进行研究，在图形设计、色彩感觉、构图设想、材质应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探索的可能，这有利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而创意需要有这种发散性思维，这能启发在思考中释放自己的个性才能，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在探索中找到更切实的表现方式，更好地在现代设计中把握创新。

从图形设计上来说，装饰基础研究的是从现实物象中提炼、概括，是对物象经过细致的观察了解，在观察中寻找切入点，从这些不同的切入点可以得出不同的思维结果，再通过多元化的造型手法，作多方位的图形设计变形，这就要求对观察对象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进行剖析深入，再进行延展，激发联想，而创意行为就是在这种过程中产生。创意行为需要突破普通的习惯性思维，必须有深入的观察，作多方位的思维，才能有合理的异于常人的创意。创意并非是无物可据，无形自来，创意行为的思维训练中，观察是创造性技法之一，没有形象性就没有审美，也就没有艺术可言，创意的行为起始于设计的初步，装饰基础设计的这种仔细观察多方位思考的发散性思维有助于创意的迸发。

从色彩感觉来说，装饰基础包括研究各种色彩对人类情感的作用，而各种场所、日用品、大到城市建筑色彩的整体规划，都同色彩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对色彩的喜恶，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创意行为，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色彩感觉，那就忽略了人类的感情。装饰基础研究的是人类在生活中积累的各种图形财富，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性色彩，这对掌握不同人群的色彩感情有着很好的探索。

构图设想是一切造型艺术的重要一环，装饰基础设计所涉及的图形中，无论对单独的图形还是绘于各种材质上组合的图形等，都对构图作了细致的考虑。在现阶段的装饰基础课程中，并非是要抱着原有的传统内容不放，而是力求在符合现代设计思维的创作中设想，所思考的内容可以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把传统的精华融合于现代设计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强调用全新的思维逻辑方式融入现有产业实现价值创新，分析具象造型艺术构图设想的三个必要环节——观察、研究自然；抽象、概括自然；引申、表现自然。这三个环节都是在发展的模式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内容通过构图设想进行新的思维来实现创新。

艺术的实用性是传统装饰艺术固有的内容，各种图形在材质应用上达到新的视觉感受。装饰基础设计来源于现实中的物象，通过一定的装饰手法对现有的物象进行设计变形，再通过各种材质表现，使图形在材质上达到观赏效果。在设计过程中，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对图形作适合于某种材质的考虑。装饰基础设计在材质应用的练习上对装饰艺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也唯有在实用的基础上才能有所突破。在当今创意时代，具有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的产品，有着广阔的市场，材质上的应用教学，无疑使装饰基础设计能够尝试更好地与现代产业接轨。通过装饰基础的模拟教学，把设计与技术、文化、产品和市场融为一体，这样既有利于传统艺术产业的延伸，又可以为现有的产业拓展发展空间，使创意产业成为可能。

设计归根结底是为经济服务，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设计教育切实了解市场所需，只有跟市场结合，具有特色的个性化产品，才有可能闯出自己的市场，才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找到我们的定位，传统的装饰艺术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使装饰艺术真正成为一种创意产业。

系统的设计思维方法的训练，关注美感设计，包括对生活形态的理解、设计管理、战略和产品计划方面的研究。装饰基础设计是从生活形态中，通过观察事物内部外部结构，进行多种思维变化创作，它是界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思维训练方式，是对同一物体进行多种变化可能的探索，是对物象进行重新构想，或简洁或繁复，它的设计创新的系统方法，也能够和现代设计中思维的形式训练结合。

当然传统装饰基础课从现代设计观中来看，思路上也有陈旧的一面，以往有重技法轻创新、重平面效果轻材质塑造等的现象，我们只有在现代设计教育的大环境中完善装饰基础，才能让传统装饰艺术更上一个台面。

参考文献：

[1]李砚祖：“建构新的设计教育体系，发展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2001’清华国际工业设计论坛暨全国工业设计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2001。

[2]蔡军:“设计·策略·教育——中国工业设计的思考”，《美术观察》，1998.8。

[3]过伟敏：《走向系统设计》，江西美术出版社，南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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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煤炭地质勘查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煤炭地质勘察理论体系方面，也更加的完善和健全，三维地震技术的出现，促使地质勘查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并且相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勘查标准和操作规程，以此来健全和完善煤炭地质综合勘查体系。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有着十分丰富的煤炭资源，种类也比较的齐全，但是却有着比较复杂的赋存规律和开采地质条件，这样就给煤炭地质勘查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对于一些发达地区，后备资源远远不能够满足需求；而那些西部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但是却有着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这样就无法有效开展煤炭地质勘查工作。近些年来，我国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传统的勘查技术，并且结合煤炭资源的具体情况，如地质条件、自然环境等，将单一的勘察技术给有机结合起来。在对东部煤炭进行深部勘查的基础上，开始监测和治理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以此来科学勘查煤层气及各种可再生清洁能源。煤炭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它是煤炭工业生产和发展前提，通过煤炭地质勘查，可以更加安全和高效的开发煤炭资源，并且还可以促使工业能够可持续发展。

二、煤炭地质勘测技术发展状况

（一）煤田地质勘察的走向

盆地地形中煤炭资源的研究让煤炭勘察工作更有保障。其中，《中国聚煤作用系统分析》建立了聚煤作用系统和系统分析方法，为我国开展聚煤盆地煤炭资源开发指明了方向。另外，东部煤田的勘探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东部煤田构造和找煤研究》为实地的煤炭开采奠定了基础，东部地区煤炭开发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煤炭地质勘查工作不断加强，聚煤盆地的综合研究工作不断得到深化。在华北、华东、鄂尔多斯盆地等多地域展开了盆地聚煤规律的研究，从盆地整体的高度上把握我国煤炭资源的聚集形式和规律。

（二）煤炭资源综合勘查技术

每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煤田的地质特点也会有差别。各种新型装备和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钻探的速度和质量，也使我国煤炭钻探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平。煤田地质勘察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勘察的准确率和精度。煤炭开采的钻孔技术业发展迅速，钻探装备不断更新，钻探工艺也进一步改进。这就意味着我国煤炭勘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煤田地质特点，建立独具特色的煤炭综合勘察技术体系。围绕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加强对煤田地震技术研究，提高对煤炭勘查的准确性。三维地震技术在勘探工作中的应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种技术成功的减小可误差，提高了勘探精度。这种技术把查明地质构造的准确率提高到了60%以上，同时突破了各种地形地质条件的限制，对煤炭勘探范围大幅度扩大。

（三）煤炭地质勘查信息化及“3S”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的信息化水平不断加快。在煤炭勘探和开发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发展趋势。为了提高煤炭勘探的准确性，在煤炭勘探中建立类似的系统是很有必要的。从煤炭地质勘查到野外数据采集都要实现信息化和数字化，建立电子版地质报告，以GIS系统为平台，建立《全国煤炭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全国煤炭矿产地数据库》，并初步形成《全国煤炭资源信息系统》框架。重视对煤炭遥感技术的应用。利用遥感技术对地质地形进行测量，绘制高精度地质地图。航测和地理信息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我国水利行业建成的“塔里木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系统”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这个系统采用了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进行数字成图，充分利用地理信息技术。

（四）煤炭和煤气层资源评价

我国完成的三次全国煤炭资源预测和《全国煤层气资源评价》，在我国煤炭工业规划和国民经济宏观决策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要正确进行煤炭工业的宏观决策，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就需要对我国的煤炭和煤气层的资源有合理评价。

三、煤炭地质科技面临的挑战

目前来看，我国的煤炭勘探和开发工作还相对滞后，地质勘探程度明显不足，如果这种现状得不到改善必定会影响国民经济建设。要正确进行煤炭工业的宏观决策，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就需要对我国的煤炭和煤气层的资源有合理评价。四、煤炭地质勘查技术发展方向。我国的煤炭消耗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而且现阶段里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很高。工业生产基本能源原料都是煤炭，这就预示着在将来的发展中煤炭的供应量会紧密关系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对煤炭资源的消耗在将来工业生产中还会增加，煤炭资源的缺口也会越来越大。煤炭资源勘探在新时期下要提高勘探精度，确保地质勘查质量，为合理使用煤炭资源做保证。建立新的地质勘查机制，创新地质勘查技术，培养精干高效的地质队伍，努力把煤炭勘查工作做好。在煤炭技术勘查上树立科学发展观，对煤炭开发实行可持续发展，重视煤炭资源综合利用。

（一）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

在以后的煤炭资源勘查中主要重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以现代地质理论为指导，依靠高新技术，提高创新能力，从整体上提升煤炭的地质勘探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煤炭勘查，加强煤炭地质基础研究，最大限度的发现新的优质煤炭资源。

（二）明确主要任务

1.煤炭资源综合勘探技术。研究不同地形、地质条件下的煤炭勘查技术，确保对沙漠、黄土层、采空区等复杂地区的合理勘查和开发。加大对东部深部煤田地质勘查力度。进一步发展复杂地区条件下的三维地震技术应用，深化地震勘测技术研究，扩大该技术的应用范围。加强多元地质条件下的信息复合技术研究，建立高准确度地质模型，整体提高煤炭地质勘查精度和地质报告研究程度。加强煤炭地质综合勘探技术研究工作，在地震地质条件较好的地区应该仔细到3-5米的小断层，甚至是1-2米的小断点。如果是复杂地区，就应该达到现有简单地区的探测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岩性探测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同时也让勘探精度显著提高。

2.加强洁净煤技术的地质基础研究。在煤炭资源利用中，洁净煤技术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就全球来看，各国的洁净煤技术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提高了对煤炭资源的利用率。这就要求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将煤岩学、煤化学等基础理论与洁净煤技术的有机结合，了解煤炭形成的原理和过程。另外还要从地质-地球化学角度了解煤炭中有害元素的赋存状态，揭示煤的物质组成在煤炭资源开发中的迁移、富集、转化等物理化学反应发生的过程，为优化洁净煤技术，改善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3.展开煤炭资源评价。在这方面注意应用新的地质理论和评价方法。完成煤炭资源的总体评价才能对煤炭资源总体开发理清思路。清楚了煤炭资源分布优势、储藏状况、开发的难易程度，再在实际的勘探中合理利用，才能做到煤炭资源开发的科学规划。对全国的煤炭资源潜力和国家煤炭规划区资源都要有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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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资本；能源行业；发展路径

2005年开始，在国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能源、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政策的带动下，各地纷纷制定放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实施意见，宣告了一些尚处于“灰色”地带的投资领域的正式开放。但是，能源的各个行业一直都是资金、技术高度密集，公共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国家意图高度体现的敏感。因此，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面临更多的政策壁垒和技术难题。

一、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理论基础

能源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分类成为全球的普遍共识。其中，常规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生物能、水能等；新能源，如：核能、地热、海洋能、太阳能、沼气、风能等。无论是常规能源还是新能源，都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由于传统体制的原因，自然垄断被错误地理解成行政垄断，进而导致部门垄断的投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有企业投资，但是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缺位和非经济职能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这种控制削弱了企业运行的效率。国有企业的结构复杂，导致企业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不作为现象发生得更为频繁。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企业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将所有者、董事会及高级经理人的权利进行有效的分配和制衡，能够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保证资本的增值。

从垄断行业的特征来看，自然垄断产业具有投资需求量大、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等特点，传统理论认为这样的产业需要由少数几家进行垄断经营才符合产业特征，但是垄断容易产生腐败，垄断企业会通过制定高价，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采取不正当竞争来排挤竞争者，导致市场的失灵。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的滞后性，管制又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允许较多企业进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才能迫使垄断企业提高效率，但是众多企业竞争又会损失规模经济，进而陷入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两难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就必须综合考虑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程度，要求二者都做出适当“让步”，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能源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降低了产业的成本，促使价格不断下降，产品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为能源产业民营化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麦金森等人对18个国家的61个公司民营化前后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民营经济进入之后，行业销售、利润和投资以及就业都有相应增长。而从民营资本的出路的角度来看，民营资本实现资本增值，势必要不断拓宽其投资领域。截止至2008年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6.62万亿元，大量的民间资本投资冲动强烈，能源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行业具有投资回报率高，风险大等特征，符合民营资本的逐利性强的特征，符合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同时，放宽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能够有效规避资本向股市、楼市汇集，引发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

二、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现实问题

1、传统体制障碍

长期以来，民营资本无法实质性融入垄断行业，已成为严重影响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障碍。2005年，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行业和领域，加快进行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度被媒体和民间称为“开启民营资本飞天元年”的这一指导意见却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且不说这36条本身的问题，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形式上，暗地里对民营企业仍然心存“戒心”，甚至出台了自相矛盾的公共政策，比如《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明确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强调在电力、通信、石油等领域内国有经济绝对控股。很明显，面对这两个相互“打架”的红头文件，民营企业要想在垄断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仍然困难重重。《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不仅作为单独的一项提出，而且首次提出了改革过程中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明确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负责，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发展水平制定了相关规定，如河北立法叫停能源行业垄断福利，山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能源等垄断行业。但是，由于我国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尚且刚刚开始，我国的电价、油价一直是国家垄断，国有电力、能源企业长期得到政府的价格补偿，这种补偿机制极大地排斥民营资本的进入。同时，各级政府的相关规定只是一份笼统性的意见稿，缺乏明确的实施办法以及惩戒措施，导致民营资本在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2、民营企业自身的缺陷

虽然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获得强劲的发展。但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存在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粗放，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决策随意化，抗风险能力弱，人才短缺，企业家素质不高，短视现象普遍，技术积累和开发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民营企业参与能源开发过程中往往存在急于收回投资、尽快获利的投机意识，在经营理念和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造成资源的破坏。以石油资源为例，这些年来，民营资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石油产业的经营，但更多集中于中下游产业，即流通领域的批发、零售企业争取成品油油源，较少进入开采领域，这其中当然有民营资本规避投资风险的原因，同时更多是因为民营企业存在短视问题，即为获取短期利益，采取破坏性、掠夺性开采手段，严重损耗国家的石油资源储量，忽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大限度利用，给本来有限的石油资源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浪费，同时不注重环境的保护，忽视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新能源，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新能源能够缓解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但是新能源生产背后引发新环境污染，比如生产太阳能板的多晶硅污染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鼓励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势必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无形中增加了社会成本。

3、融资难问题

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民营资本壮大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投融资矛盾尤其突出。民营资本全面进入能源行业，意味着中小民营企业也能进入这个行业分一杯羹，对于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考虑到国家能源安全及规模经济，全面开放是不可能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最广泛的领域还是新能源行业。但是，银行不原意贷款给规模不大、前景不明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及私募基金对行业的熟悉程度不高，不了解技术成熟度等关键性问题，对投资新能源也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因此，融资难也是限制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三、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发展路径

1、破除行政垄断，为民营资本的全面进入扫除体制障碍

能源行业一直存在着“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距完全竞争还很远，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破除行政垄断，但是这个过程中就会触犯相当一部分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阻力很大。按照美国经验，对于能源行业的管制应该去行政化，因为行政化会由于信息垄断和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寻租行为和行败。其次，加强竞争的培育，竞争的培育要与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和落实相结合，如果不制定更为详细的实施细则，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只能流于形式。山东省在《关于促进和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每年确定的省级重点项目中，民间投资项目要不少于40%；市级重点项目中，民间投资项目不少于50%。类似这样的规定是对民营资本的极大扶持，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保证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持续性，尽量做到具体化。其次，长期以来的政府直接定价或监管，导致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之间的价格差别并不是由从生产到消费的成本和能源品质本身所决定，而是决定于政府与不同能源行业和不同用能终端之间的博弈，各种能源之间存在比价不合理问题。因此，推动能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核心，政府应转变角色，不能直接定价，只能进行价格监管。

2、民企与政府双管齐下，解决资源破坏与污染问题

民营企业在参与能源开发与经营过程中，应树立长期发展的战略思维，不仅重视生产效率与效益，又要重视发展环境的保护，做到统筹兼顾、持续发展。已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批的《能源法》规定在能源领域建立准入制度，因此，对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应设定明确的门槛，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等进行严格限制，严格审查。对于一些污染性严重的项目，应实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企业必须对污染物进行预先无害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才能排放。对于企业新上马项目环评先行，必须在立项前向当地环保局提供生产工艺，做评估报告。无论是什么企业，只要生产就必须清洁生产，保护环境。决不能因为是国家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民营资本的参与就忽视对环境的投入，任何企业都必须按照环境保护法行事。

3、发展多元化的融资形式，破解融资瓶颈

能源行业的特征决定了其进入壁垒高，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开发的前期投入和高额成本，而新能源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化了银行的“惜贷”。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新能源，作为民营资本全面进入的领域，在推动民营资本进入方面，应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方式，除了争取银行贷款外，还应通过私募或风投基金、政府投资、协会支持等来获取资金支持。银行、风险投资及私募基金对民营能源企业的投资主要考察技术含量、企业规模、市场需求和上市前景，说明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关键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和市场问题，企业应加强与投资机构的沟通，通过翔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来获取银行的信赖。吸引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尚德模式”的成功揭示了政府投资成为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破解融资难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快政府风险投资模式的制度化进程。行业协会在解决融资难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创造新的融资渠道，比如建立新能源行业的投资资金。

目前，我国民营资本在能源行业创富，主要集中在煤炭行业和石油行业，而长远来看，新能源行业的创富机会更大。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资本全面参与能源行业不仅是个趋势，也将成为事实。可以想象，只要政府不断破除行政垄断，加强监管以及对民营资本的一贯性支持，民营企业凭借着机制等优势，将在能源行业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马祥民. 对民营企业进入石油开采领域的分析与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8（4）

[2]徐英华. 我国民营石油企业发展的契机、难点及对策建议[J].未来与发展，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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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中文题目。(二号宋体加粗)

2、作者姓名：作者所在单位名称，所在省和城市名称，邮编，如多名作者则分行依次排列。(作者：小四号仿宋;单位等：六号宋体)

3、摘要：150～300字，需有简明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结果、结论等，摘要书写中不能出现本人、本文等第一人称称谓。(五号宋体，摘要两字加粗)

4、关键词：3～8个，每个关键词之间用隔开。 (五号宋体，关键词三字加粗)

5、引言:简要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预期结果和意义等。引言应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不要成为摘要的注释。(内容均为小四宋体，行距1.5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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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1]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2]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3]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4]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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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第一次真正接触“生命权”这一论题，是在200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复习的时候，后来苏州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考研试题考了一道关于生命权的题目。这使我对“生命权”产生兴趣，觉得它有研究价值，平时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2．“和谐社会与法治”课题组成立之后，我向课题组提交了关于生命权的选题。课题客观要求“生命权”与“和谐社会”对接，但我不主张将“生命权”与“和谐社会”泛泛对接。于是，遵循“小选题、宽视野、深挖掘”的原则，我决定将“生命权”与“和谐社会”中最基本的、但被人们长期忽视的“生命和谐”对接。这一想法得到导师谭兵教授的认可和支持。

3．生命权作为首要人权，应当成为和谐社会的“显权”；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命权的认识比较模糊和肤浅，种种漠视和侵犯生命权的现象屡见不鲜。“生命和谐”的提法向来只是在传统的医学、养生学中运用，只为少数医疗和养生界人士所知晓，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不认同甚至不知道生命和谐。

4．目前，学术界很少有学者从“人”的微观层面探讨和谐社会的相关问题，更少有学者对与人的生命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虽然法学学者对生命权有所涉及，但往往局限于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法理学某一学科，研究思路不宽，论述不够系统和深入；对生命和谐尚未出现越出医学、养生学的专门论述；对生命权与生命和谐的关系不曾有过探究。

二、研究价值

期冀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生命、生命权和生命和谐，使生命权的价值不断凸显，使生命和谐成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性话题，进而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珍爱生命，维护生命权，认同生命和谐。

三、主要内容

本论文试图立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人”为中心，对生命权的涵义、特征、属性及其与相关权利的关系进行系统释析，并对生命和谐的涵义、特征、立论基础、意义等进行粗浅论述，进而对生命权与生命和谐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究。

四、几点说明

1．本论文第一部分“生命权释析”是在占有和消化相对较多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第二、三部分“生命和谐论证”、“生命权与生命和谐关系探究”是在几乎无任何相关原始资料的情况下、凭借作者的粗浅认识与理解完成的。因而，全文具有较强的原创性和创新性。

2．总体看来，本论文是一种探索和尝试，理论性阐释比较多，显得比较抽象。由于作者的智识和水平的限制，文中有些观点不可避免地尚显稚嫩，某些部分说理不够深入、充分、透彻，肯定还会存在许多错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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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初次分配

卡尔．施米特在其《宪法学说》中将宪法划分为绝对的宪法概念与相对的宪法概念进行研究，本文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前提下，将对宪法概念的理解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上。

一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卡尔．施米特的《宪法学况》中认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首先是可以只具体的、与每现存政治统一体一‘道给定的具体生存方式”，”第一层含义：宪法一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统一陛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整体状态”，”第二层含义：宪法一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第三层含义：宪法=政治统一体的动态生成原则”。在本文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是超越了一切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正如刘茂林教授对于宪法的理解与界定”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刘茂林教授认为，宪法应该是从人类诞生的那天就随之诞生的，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消灭的那天也不会消火，同时宪法应是跳脱出”国家”的历史局限性，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法。因此，本文认为，刘茂林教授的观点正是从经济、政治形态和文化的历史范畴中解放出来的，不因各种因素的改变和改变的、稳定的、绝对意义上宪法概念。

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本文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理解为，它是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也会因不同历史阶段、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各学者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而呈现出多样性。

本文之所以主张对宪法概念的研究应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七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仅仪对绝对意义上的宪法进行界定存在其缺陷：绝埘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使得它无限扩张了以宪法概念为实际指导的宪法条文所应规定的范畴，我们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从整体上看问题的同时，又要注重对阶段上的、具体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相对意义上对于宪法概念做出界定，而这里的相对意义是指在现代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尤其又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地域、文化上的局限范围为基础。

(一)我国宪法发展的实际状况

在宪法的内涵演变上，不管是古代宪法、近代宪法、现代宪法或政治概念阶段，法律性概念阶段和立宽体制代名的划分，宪法的内涵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专制社会里的政治概念发展到如今的要求体现民主、自由以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时代精神。任何法律都是时代的主流精神、观念的反映，这点足我们无呵辩驳的。

但具体分析我国的历史、文化情况：当然，在我围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自由、权利意识的却是日益增强，不过对于经历过的中国，也许是深受文化火革命之苦，人们对于当年在政治口号煽动下做出的疯狂行为感到荒唐或不可思议，而留下的后遗症是，人们对政治口号的反感与不屑，同时，任何东西旦与政治口弓挂上勾，便不再受到人们该有的重。我国的宪法发展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冠以“政治口号”的又衔，这不得不值得找们深思，而在界定宪法概念时也应对此加以重视：现如今的情况是，法律的权威性，只有当所制定出的法律能够切实的以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时，才能得到大众的承认，宪法也不例外。而如何使宪法制定后能够很好的得以贯彻实施，本文认为，应该对宪法应该规定调整的范围做出个清晰的界定，以通过限制宪法的适用范围确保其法律效力，而这就要求指导其规定的宪法概念在宪法的调整对象上有着进一步清晰的表述。

(二)宪法调整对象的进一步清晰化

基于上述宪法内涵的演变，宪法所要调整与规范的对象也口趋摆脱传统概念阶级性的束缚，而走向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或以二者为统一体的社会权利、立政关系上来，有许多学者已经将宪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如”宪法是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的观点，这里的社会权利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整体，强调了二者的统一性。

但是，对于这样的界定，本文认为它并没看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分配过程中的重复性，也即分配中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宪法中规定国家的性质及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文化制度及各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及权限，而通过这些内容使国家权力在社会中得到最初的配置，初次分配只是从宏观上把握权力这种资源，并作总体上的配置，而不涉及该权力在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具体运作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可以看成是权利的初次分配，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是保障基本人权实现最主要的途径，而公民具体权利的享有、实现以及救济措施，只能南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律加以规定。

(三)宪法概念的界定及宪法属性的进一步探讨

对于宪法是否为根本法的认识上，由于宪法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初次分配，其他法律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分配，因此其他法律必须以宪法的初次分配为基础，没有初次分配的授权，再分配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晓的，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也就有了依据，这就是宪法根本法属性的体现。

但是同时，有些学者对于宪法是部门法的观点本文也存一定程度上赞同，这里学者认为宪法是部门法，是法的组成部分，并不与宪法是根本法相矛盾，他认为，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根本法，嫌犯具仃和其他部门法相同的共性，即都有作为法所享有的特征：由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性的，规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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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科学生 宪法心理 宪法理论 宪法信仰

宪法学是我国高校法科学生所修的主干课程之一。作为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其开设于法科学生接触法学知识的大一学期。宪法学在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宪法学教学中，随着理论学习的深入，法科学生会形成自身对宪法的情感、认知甚至是一种内心的信仰，而这都与宪法意识相关。在宪法学教学中，宪法意识归属于心理、观念层面的内在专业素养，并未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法科学生整体的宪法意识较为薄弱。从法学教学本身的要求而言，法科学生具备法律意识是教学目标之一，在宪法学教学中树立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更是应有之义。对于将来致力于我国法治发展的法科学生来说，该群体宪法意识的培育彰显了法治建设的深层意义。

一、 法科学生宪法意识问题的缘起

针对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问题，笔者在教学中以是否系统学习过宪法为标准，划分为低年级及高年级学生的调查对象，就该群体对宪法的态度、评价等反映宪法意识的问题展开调查。在高年级组中，对于“是否有兴趣关注宪法”，20%的学生认为“没有兴趣关注，学习刑法民法更为实用”；对于“是否完整读过宪法”，近70%的学生没有完整阅读过宪法，仅有10%的学生完整阅读过；在“宪法是否和我们自身有紧密联系”的问题中，60%以上的学生认为没多大关系。高年级学生是接受过宪法的系统学习，对主要部门法有较为全面、深入了解的群体。从数据显示看，高年级学生认可宪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对宪法没有过多了解，也未将自身与宪法进行紧密联系。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将来的“法律人”，高年级学生都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宪法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表明即使经过系统法学知识教育的学生，宪法意识仍旧薄弱。

在低年级组中，针对“宪法是否和我们自身有紧密联系”一问，近50%的学生认为没有密切联系；在“获取宪法知识的途径”的问题中，90%以上的学生都提及高中时期政治课程的学习是主要途径之一；对于“是否有兴趣学习宪法”，20%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由于低年级学生尚未接受过专业的宪法学教学，未能从宪法“基本人权保护”、“公民权利保障”的精神中体会到与宪法的关系。高中政治理论影响着该群体对宪法的认识，低年级学生也因此具备一定的宪法意识。

二、宪法意识不同层次对于法科学生的阶段意义

在宪法意识的内在结构中，分为宪法心理、宪法理论及宪法信仰等由低到高的若干层次。在宪法意识培育过程中，各层次的宪法意识在不同阶段影响着法科学生对宪法认识深浅、情感态度乃至内心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一）宪法心理影响研究视角和研究态度

在宪法意识范畴内，宪法心理是宪法意识的初级层次。宪法心理，是对宪法现象的不系统的、直观的、具体的感性认识。法科学生通过高中政治理论的学习，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宪法意识——宪法心理。该时期奠定的宪法心理基础，对法科学生在宪法学教学中的学习将产生一定影响，最为显著的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态度。一方面，法科学生在此前形成的宪法心理主要依附于政治理论，进入到法学专业领域后容易产生研究视角的混淆或偏差。法学与政治学存在学科上的本质差异，基于政治理论形成的宪法心理导致的研究视角偏差，间接影响到法科学生对宪法的态度及对宪法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宪法心理是一种直观、感性认识，其中不乏主体对宪法的初始态度和感受。前期对宪法形成的态度和感受多为个体的感性认识，往往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着法科学生钻研宪法的兴趣。

（二）宪法理论关涉法学知识体系的合理搭建

宪法理论，是相较于宪法心理较高层次的宪法意识，即一种对宪法整体、系统的理性认识。当法科学生从宪法常识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其宪法意识即从宪法心理层次发展到宪法理论的较高层次。宪法学之所以开设于各具体部门法课程之前，归因于宪法在众多部门法中的母法地位。法科学生在大学时期搭建的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添砖加瓦的过程，宪法为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法学精神的最终归宿。在部门法学习中，多数的法科学生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不擅长对法律之间进行联系与比较，其中包括部门法与宪法之间的联系。“宪法学教学所养成的意识，是帮助学生厘清现代庞大法学学科体系的钥匙。”具备宪法理论层次的宪法意识，法科学生才能在各部门法学习中找到宪法的影子，既有部门法对宪法原则规定的具体制度设计，也有对宪法精神的体现。法科学生搭建的法学知识体系将会是一个具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

（三）宪法信仰关乎“法律人”对法治进程的推动

宪法信仰是宪法意识内在结构的最高层次，宪法信仰的树立成为宪法意识培育的终极目标。当前促进宪法实施，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是我国法治工作中的要务之一，国家宪法日及宪法宣誓制度的设立也表明了培育国民宪法意识、树立国家权力行使人员宪法信仰的必要性。多数的法科学生是未来的“法律人”，终究参与到立法、执法、司法领域及法学研究领域，作用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培育，将关系到今后各领域“法律人”宪法信仰的有无。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载体的公职人员，树立对宪法的信仰，时刻将宪法精神铭刻于心，才能够从意识层面运用权力监督的思维适时调整自己行为，以身作则。具有宪法信仰的“法律人”甚至是“宪法人”作为法治建设中的标杆，为社会尊崇宪法、促进宪法实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三、法科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现实困境

公民宪法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法科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也必然经历从观念萌芽、认知发展直至信仰坚定的过程。在法科学生培育宪法意识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研究视角偏差和兴趣欠缺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注意到大多数的初学者对宪法的感受及态度容易局限于此前形成的宪法心理，并存在将宪法学教学等同为政治理论“二次学习”的认识误区，造成研究视角的偏差，对宪法深入研究的兴趣不明显。不可否认宪法学与政治因素的交织，然而初学者宪法意识处于萌芽到发展阶段，其宪法意识在进一步学习宪法的过程中从感性认识的宪法心理发展为理性的宪法理论认知尤为关键。由于法科学生在中学时期大多是对宪法常识性问题的简单理解，形成了掺杂一些不规则认识的宪法心理。从法科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专业性出发，亟需在初学者原有的宪法心理基础上打破局限，摆正法学视角进入到专业领域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思考。

（二）功利化倾向导致宪法理论薄弱

其一，宪法现实运行制度与宪法理论地位的差距。宪法至上的精神和理论始终是宪法学教学中向法科学生授课的重心，但在实践中我国宪法实施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宪法司法化问题尚在探究。法的运行是法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我国宪法未能在司法中直接适用，缺乏丰富、直观的司法案例以供研究，法科学生主要从国外案例及我国的宪法事例中获得对宪法的深度思考。基于功利因素的考虑，法科学生认为宪法在实践中欠缺实用性，对宪法少有深入研究的动力，宪法理论薄弱。

其二，司法考试体系中宪法知识考核比重低。司法资格考试历来是衡量法科学生法学知识功底和法律运用技能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现行司法考试设置的考核结构看，宪法与法理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制史、经济法、国际法、法律职业道德等共同构成司法考试第一卷的考核内容，宪法知识考核比重小，分值低，侧重于现行规定的考核。由此，法科生对宪法的学习方式功利化，仅凭记忆背诵，并未深化对宪法理论的认知。

（三）树立“法律人”宪法信仰的教学目标不明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更多具有宪法信仰的人参与其中。高校的法学教育对法科学生的培养除了要求其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的能力，还应把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情怀、法律信仰作为一项教育目标明确，其中包括宪法信仰的树立。“在当下中国，我们应大力培养精神，培养具有精神的“宪法人”，在法学院中的宪法教学中更是义不容辞。”宪法信仰的树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无法在宪法学教学的短期内完成，客观因素的限制性、宪法意识培育的长期性及内在素养的隐形性致使宪法学教学中对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宪法学教学正是为“法律人”宪法信仰这个最高层次的宪法意识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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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宪法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就是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它有概括限制型和具体限制型两种类型。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权界式义务规范在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方面与明示式义务规范有着重大区别。权界式义务规范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它可以转换成非义务性的表述，其实质是表示权利应当有所约束。关于宪法权利之限制规定能否被视为公民义务规范的争议.可通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予以化解。

一、权界式—宪法中公民义务规范形式之一

对于宪法中公民义务规范的表现形式问题，学界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仅把“公民有……义务”或者“……是公民的义务”这种直接、明确的规定形式(可称之为“明示式”)识别为公民义务条款。事实上，无论在我国宪法还是很多外国宪法之中，公民义务规范的表现形式绝不仅限于人们熟悉的明示式，还有一种“权界式”的义务规范。

宪法在确认某项公民权利的同时又规定公民应当做什么、不得做什么，或者针对所有宪法权利而规定应当如何行使、不得如何行使，这些规定属于对公民义务的规定。这种义务，用李龙教授的话来说叫做“遵守法定权利界限的义务”。简言之，宪法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公民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笔者就称之为权界式的公民义务规范。在各国宪法中，权界式义务规范是比明示式义务规范普遍得多的公民义务规范形式。

1.权界式义务规范的依据

普芬道夫曾说:“义务是对权利和自由的约束，它是通过对我们做一定行为的必要性的抑制来实现的。法理学上一般认为，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什么行为或者必须做出什么行为的规则(规范)就属于对义务的规定。学者指出，识别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主要根据法律规范行为模式部分的文字表述形式，对于义务性规范而言，其文字表述形式多为“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等。所以，宪法若以这些文字对公民权利作出限制规定，就可以看作义务性规范。有德国学者就指出，德国基本法(1949)将公民义务作为基本权利之内涵范围与限制而个别规定，如第5条第3款第二句:“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第14条第2款:“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扯。

笔者提出“权界式”这种公民义务的规范形式，并非一己之见。事实上，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权界式”这个概念而已。例如，日本学者青柳幸

一、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都认为日本宪法(1946)第12条“本宪法保障国民之自由及权利，应由国民不断努力以保持之。国民不得滥用之，负有常为公共福社而利用之责任”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乃是“宪法上的自由与权利之一般义务。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S1条“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规定了一项公民基本义务，可称之为不得滥用权利的义务。我国还有些学者则以宪法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例说明，公民在享有充分权利的同时，又负有不滥用这些权利的义务。德国学者HassoHofmann认为，基本权利的限制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基本义务”。青年学者王错博士认为，既然基本权利存在限制，那么，该限制的部分就成为公民的义务f9]。韩大元教授总结道:“基本义务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一是基本权利中包含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基本义务;二是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的基本义务。

但是，并非所有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都可以看作权界式义务规范。例如，荷兰宪法(1983)第23条第3款:“除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外，任何人都有出境的权利。”印度宪法(1949)第21条:“保护生命和人身自由—除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个人自由。”这种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因为从其文字表述来看，并没有指出公民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要从中获得有关的公民义务内容，只能通过逻辑推导，而“宪法上的义务是不可以根据宪法规范推定的。所以笔者所讲的权界式义务，绝非从宪法权利规范中推导公民义务的意思，推导出来的只是义务的“内容”甚或说“存在”，它不能等同于义务“规范”。

2.权界式义务规范的两种类型

(1)概括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

这是指对各种宪法权利加以总括性、原则性的限制，并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的权利限制规定。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我国宪法第51条、日本宪法第12条之外，还有如俄罗斯宪法(1993)第17条第3款:“实现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罗马尼亚宪法(1991)第54条:“罗马尼亚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必须忠实地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但应指出，有些宪法权利的概括限制规定不宜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因为它们属于直接针对国家的义务性规定，对于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是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规定的。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社，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

(2)具体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

这是指对某项宪法权利加以具体的限制，并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的权利限制规定。例如，意大利宪法(1947)第17条第1款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携带武器和平地举行集会的权利。”第2款规定:“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时，须预先通知当局。”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学是自由的。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

但应指出，有些宪法权利的具体限制规定不宜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因为它们也属于直接针对国家的义务性规定，对于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是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规定的。例如，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1791);“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挪威宪法(1814)第100条规定“新闻出版自由。任何人，不论其写作内容如何，均不得因其所出版或发表的著作而受惩处，但蓄意和明显地表示本人或煽动他人反对法律，藐视宗教、道德或宪法权力、对抗法令，或对人进行诬告和诽谤者除外。”

二、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实质

张千帆教授认为，在宪法中，“规定义务和界定权利的范围是性质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前者要求个人通过积极行为履行义务，后者则只是将个人权利的保障限于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因此，更准确地说，我国宪法第51条“不是在规定公民不得侵犯国家或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义务，而是将尊重集体或他人权利作为自己的权利也享受宪法保护的前提条件”。德国学者VolkmarGotz等人认为，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限制，在内涵、理论基础以及功能上都不相同。VolkmarGotz指出，基本权利之限制的作用在于引导各种不同的自由、法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形成归属和界定的整合，透过基本权利之限制的概念，显示出个人自由的范畴，应该是一种经由宪法与法律所划定的以及各种自由彼此之间所界定的空间，因此，这一空间并非基本义务的作用对象。可见，如何看待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颇有争议。

依笔者拙见，从规范表现形式的角度来讲，不将那些以禁止性规范或者命令性规范予以表述的宪法权利限制规定视为义务性规范，是缺乏法理依据的。然而，规范的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权界式与明示式都是宪法中公民义务的规范形式，但二者在内容上和实质上都有重大区别。内容上的区别很明显，凡是纳税、服兵役、受教育、劳动等义务，在各国宪法中皆以明示式规范的形式出现，对此无需赘述。本文着重分析实质上的区别，这可从规范的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三方面人手。1.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创设目的

从创设目的来分析，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课公民以义务，而是由于一些权利或自由本身不可能是无限的，制宪者为了使权利不至于被滥用，协调不同主体的不同权利(如某甲的言论自由与某乙的名誉权或某丙的隐私权可能冲突)，才在确认权利时附加上不得用此权利做某事或者行使该权利应负某种积极责任的规定。可见，这种规定虽然用义务性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规范权利。换言之，制宪者要充分展示其理性，在确认权利的同时，还要划定其边界、设定其条件，才创设出伴随着权利规范的、被笔者称为权界式的义务规范来。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51条，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一般界限或者说条件是“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根据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教学自由的界限是“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根据意大利宪法第17条，集会权利的条件是“不携带武器”、“和平地举行”，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的条件是“预先通知当局”。英国法学家迪亚斯指出过，义务的目的会决定规范的形式。遵守权利界限的义务如果要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就只能是权界式的形式。

2.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出现位置

从在宪法典中出现的位置来看，权界式义务规范总是伴随于权利条款而出现。概括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要么出现在列举完宪法权利之后，这是大多数宪法的做法;要么出现在开始列举宪法权利之前，如土耳其宪法(1982)第二篇“基本权利和义务”之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第三部分即第14条专门规定“禁止滥用基本权利和自由”。具体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总是在确认一项具体的宪法权利之后紧跟着出现，要么规定于同一款，如前引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要么规定在同一条的不同款，如前引意大利宪法第17条第1,2款。而明示式义务规范在宪法中的位置是相对独立的。从整体来看，明示式义务规范当然是与权利规范分离的，有的宪法设立专章予以规定，如泰国宪法(1996)第四章“泰国人民的义务”(第49-57条);有的宪法在一个条文中以若干项予以列举，如蒙古宪法(1992)第17条。就单个条文来说，明示式义务规范也一般是与权利规范分离的(当然，“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这类极少数的规定除外，这样规定只是为了语言简洁)，极少出现一个条文既有权界式义务规范又有明示式义务规范的情形。权界式义务规范与明示式义务规范在宪法中位置的区别，正是由权界式义务规范的特有目的所决定的。

3.权界式义务规范的表述转换

从表述方式的转换来说，正如前文所举例的，有些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由于其表述方式而不宜被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相反，权界式义务规范也可以转换为这类权利限制条款，即把对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如“……除外”，“在……前提下”予以规定。例如，俄罗斯宪法第29条第1款:“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第2款:“禁止从事煽动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这第2款就属于权界式义务规范。但从技术上说，表述方式是可以转换的，即可以把这两款合并，作如下表述: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但从事煽动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以及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的除外。这样，按照本文的立场，就不将其视为义务规范。申言之，权界式义务规范在表述方式上具有可转换性，它可用典型的义务性规范来表述，也可不用典型的义务性规范来表述，而且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原条文规定的主体，没有使原条文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发生变化。而明示式义务规范则不具有这种可转换性。例如，“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这一明示式义务规范若要在转换表述方式之后仍然含有公民纳税义务的意思，就只能转换为授予政府征税权的授权性规范，如“国会有权规定赋税”或者“政府有权依法征税”，显然，如此转换已经改变了原条文规定的主体，条文的宗旨和主要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权界式义务规范所具有的这种表述形式的可转换性是特有的，这正是由其不同于明示式义务规范的实质所决定的。张千帆教授曾说，对宪法权利的限制不宜以义务性规定的方式出现，但他只是以限制权利的根本目的来论证的。笔者在此提出的“权界式义务规范在表述上的可转换性”可以作为一条新的论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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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二、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比较

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之所以将“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作为两种类型分别介绍，主要是与“环境义务”入宪的立法建议有关。根据笔者的统计，世界各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条款的规定，从宪法文本的结构上看，主要规定在“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两大部分。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宪法文本的结构布局的不同以及立宪者的措词爱好的差异，在称呼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有的国家宪法在大标题上用“根本经济基础”，如阿富汗；有的国家用“经济和财务”，如伊朗伊斯兰宪法；有的国家用“国民经济和劳动”，如立陶宛等。而同样是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有的国家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格鲁吉亚等；有的国家宪法在这一章的章名直接用“人和公民”，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国家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如俄罗斯。当然，更多的国家是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分章或分节规定，从而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规定在“基本义务”的项下，如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习惯和方便，采用我国宪法的章节名称将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同章节名称里的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归结到“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称呼项下。

根据笔者的统计和比较，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基本上都出现在章节名称为“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如越南宪法在第二章“经济制度”中规定了“国家机关、武装部队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一切个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立陶宛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经济与劳动”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此外，叙利亚、巴拿马、古巴、危地马拉等国也都将环境义务的条款规定在与“经济制度”有关的章节中；而“义务型”模式中关于“义务条款”的规定都出现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如吉尔吉斯坦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第三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爱护周围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在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中的第十二章“公民的义务”里规定了“公民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此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爱沙尼亚等国都在类似的章节对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我国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条款在各国宪法中的分布规律的归纳与比较，笔者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之所以主要集中在类似于“经济制度”这样的章节之下，是因为它们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而当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时，将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项下显然是不适宜的。结合上文对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主要是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该条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我国宪法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规定，由于各制度没有独立成节，所以，从宏观上看，与大多数国家将类似条文规定在“经济制度”的项下并不矛盾。这样，粗略看来，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似乎与“义责结合型”的入宪模式一致，其实不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明显遗漏了“国家”以外的其他义务主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既不属于“义责结合型”，也不属于“义务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属于已经被我们排除了的“权义结合型”和“权义责结合型”。

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宪法的环境义务条款就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即“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因为是“环境义务”入宪，所以一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采用“义务型”的模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放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更为适宜。但考虑到我国宪法文本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在采用“义务型”模式的国家宪法中对环境权主体的表述一般采用“每个人”、“所有人”或“任何人”，很少有用“每个公民”的字样。如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历史与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义务。”秘鲁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贝宁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维护环境”。这也与它们的章节名称有关，一般是规定在“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义务”、“人民的义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项下，而我国宪法中关于这一主体的描述如果也采用“每个人”、“所有人”、“任何人”这样的字样，显然与章名“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

其次，即使不考虑章名的问题，在第二章最后一条后面增加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从措辞上看也不一致。因为现行宪法第五十二条到五十六条虽然分别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每个条文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启文，陡然增加这么一条以“每个人”开头的法条，从法条的整体结构上看，显得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