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司法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江乐士先生及其同事们为我们的考察作了精心、周到的安排。我们与香港、澳门的刑事检控部门、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警察署、香港监狱，以及香港法学教育界、香港社会福利署等有关方面的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香港特区律政司由包括刑事检控科在内的五个专司法律工作的部门和一个政务及发展科组成。现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另外，律政司司长还负有对本港所有罪案进行检控的最终责任。

在香港特区，与内地检察院关系最为密切，行使着刑事检控职能的是刑事检控科中的二百余名政府律师。这些政府律师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及区域法院，就各类刑事案件提起起诉。此外，他们在刑事上诉案件中代表政府出庭。

在刑事诉讼中代表控方的律师，其责任是找到足够证据以支持有关的指控。也就是说，控方律师要有理由相信法庭会作出有罪判决，并且从案件的性质来看，提起公诉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当中需要考虑的事项包括：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或损失、法院可能判处的刑罚、犯罪行为发生日期与预计审判日期之间的最迟期限、被告人的年龄、被告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等。

证据是否充分是控方律师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只要肯定案件中有为法庭接受、实质及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的被告人实施了某一项或者多项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的刑事罪行，才可以提出检控。

同时，在审核证据时，要注意供词是否是在自愿情况下作出的。如果政府律师所得的资料，显示并非自愿作出，或是足以影响法庭接受该供词的情况下，便要小心考虑是否继续进行检控。

香港的法官

法官在香港是法治社会的象征。在香港有四级法院，自低至高依次为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及终审法院。

在香港考察期间，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为我们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安排旁听了一宗刑事案件。

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名义提出。该宗刑事案件就是政府律师以港府名义提出检控的。我们旁听的是一宗四名被告人被控一项谋杀罪的案件，由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阮云道大法官审理。

极严重的刑事案件，如谋杀、误杀、、持械行劫和某些罪行，均由原讼法庭大法官会同陪审团进行审讯。陪审团由7人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参加审理案件的全过程，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陪审团在评议中有权对案件作出裁决，但必须坚持多数通过的原则。

引起我们特别兴趣的是，在旁听席上的第一排配有记者专用席位，与其他人员不同，记者是可以在法庭内记录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所有审讯都应该公开，任何公众及传媒都可以随时进入法庭聆听案件的审理。休庭期间，阮云道大法官将我们带到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休息。

过了半小时，庭上工作人员报告阮大法官，辩方律师申请的证人今日不能到庭，阮大法官于是赶往法庭，宣布审理延期。

篇2

关键词：校园欺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年龄缺陷；心理健康

引言

最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事件撼动了大众的内心，校园欺凌事件不但伤害了儿童的心灵，更是触动了家长的神经。面对一个个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孩子，需要政府作出深度思考，应该结合时代需求提出合理改进对策，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制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制，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出现，为学生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健康的环境，并且通过调整和完善刑事司法中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能够为其提供充足法律保障，确保未成年人更加健康的成长。

一、校园欺凌事件的介绍

校园欺凌是一种广义内容和概念，主要是在学生之间蓄意以及恶意借助肢体、言语等形式，对另一方进行欺负、侮辱和伤害的一种不良行为，通常在校园欺凌中出现以下五类，第一，打架斗殴，第二，敲诈勒索，第三，持枪凌弱，第四，性暴力，第五，凶杀案件。校园欺凌通常存在一些特征，残忍、集体和报复习惯，一般是指2人以及2人以上开展的小集体对个人实施暴力，手段十分凶残、侮辱行为，比如扒衣服、拍、下跪、打耳光等行为。导致校园欺凌频发的原因是处于信息爆炸时期，由于经常在网络上接触各种不良信息，容易出现模仿和复制。以及家庭和学校教育方式不恰当，父母对于孩子关爱不到位，教育形式不当行为导致学生出现暴力行为。学校教育仍旧以讲授灌输为主，完全忽略心理健康和相关知识教育，導致学生身上屡屡出现校园暴力。当代校园欺凌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制缺失，施暴者未满16周岁，司法认为对其教育、感化形式进行惩罚，不满14周岁的施暴者甚至并为被纳入到形式诉讼程序中，从而导致很多校园施暴者有恃无恐，无法减少校园欺凌。

二、校园欺凌法律缺位应对方式

（一）做好刑事责任年龄限制

我国《刑法》17条明确指出，14周岁属于法定年龄，是在1979年我国刑法依据国情具体情况确立的内容，在我国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已经不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和现实，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展，未成年人可以借助多媒体和网络手段获取资源，掌握犯罪手段、形式和刑法漏洞更加便利，甚至使用法律进行施暴[1]。研究人员发现，很多少年凶徒由于法律约束不到位，肆意妄为大胆施暴，很多校园施暴者对于个体的攻击是不致命部位，进而逃避了法律的惩罚。对于校园欺凌事件需要使用多种方法结合起来，按照恶意补足年龄缺陷，对于故意伤人、伤害等事情应该增加刑事责任年龄，将其降低到12周岁。年满12周岁的人应该意识到故意杀人和伤害导致人员死亡行为的危害性，一旦校园欺凌出现故意伤人以及伤害致人重伤死亡被归结为严重恶意，需要按照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并且还要针对校园欺凌出现的对于未成年人出现的暴力犯罪行为制定合理化法律机制，补足年龄机制在司法中的不足和统一性[2]。并且，不能为其设置弹性法律呢绒，人民法院应该将未成年人、抢劫等内容添加到法律中，在总则中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机制撤掉，满足犯罪要素的使用司法进行解释，强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制。

（二）完善相关法律机制

在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机制时可以有效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含特点，逐步完善和丰富需要承担的法律机制和责任，构建一个多元化、立体化的教育矫正机制[3]。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形式责任中年龄配套内容，基于立法角度上分析，此时期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形式仍旧存在问题和缺陷，收容教养、行政拘留拘禁处置会产生严重附副作用，无法真正达到教育、感化和挽救的作用，所以需要结合校园欺凌具体情况总结出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制定配套法律机制内容，弥补滞后对策，强化监管力度的同时，保证法律实施到位。训诫、责令等形式已不再适应当今时代，缺少约束力和操作性，无法发挥出惩戒价值和作用。刑事司法上对于一些校园欺凌的未成年人等同于放任不管，导致校园内部霸凌屡禁不止。当前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基于校园欺凌问题进行矫治和完善，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和分析，完善治理经费，将帮扶和监督机制落实到位，使用先进手段进行校正转变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习惯。注重在司法实践中增强不足内容和机制，防止未成年人出现违法新闻和犯罪时间，组织校园内出现欺凌行为。总而言之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这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不够成熟，需要结合时代需求以及校园欺凌事件作出更改和调整，真正保护好未成年人，善于借鉴国内外经验，结合身体以及心理发展特征，不断完善和丰富相关法律机制和基本责任，并且制定相关承当对策和方式，为未成年人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教育矫正机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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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纳入司法改革大局的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法律援助是解决、调和社会矛盾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法律援助具有社会救助与法律救助的双重属性。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发挥着对法律服务资源再分配，适应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弘扬平等、正义、公正法律理念的作用。无论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在司法体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是统筹司法改革大局对于理顺法律援助机构与各司法机关关系而言，法律援助制度都亟须纳入司法改革大局之中。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聘请辩护律师的被告人不足被告人总数的三分之一①。律师辩护率偏低事实上意味着控辩关系的严重失衡，同时也意味着辩护制度的积极价值并没有真正兑现。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缺位已经对程序公正性和实体公正性造成极大损害。其中，程序公正方面，在没有律师出庭辩护的情形下，被告人只是被动接受公诉方的指控和法院审判，这种压制性的构造违反了程序参与原则。在实体公正方面，在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案件中，虽然在案件定性上没有辩护余地，但律师仍可在量刑环节争取较大辩护空间。这表明，律师辩护率不仅关系被告合法权利的保障，也是推进司法公正的动力。就此而言，如何提高律师辩护率就变得非常重要。提高辩护率可以从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两个角度予以考虑：一是从被告人的角度看，通过改善其经济状况，提高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比例。而且，有调研数据表明，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收入情况，往往影响着被告人是否聘请律师。二是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如果律师愿意降低的收费标准，无疑可以让更多人请得起律师。很显然，通过期待被告人个人或辩护律师的个体努力来改善中国辩护率低的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因此，从各国辩护制度发展的基本脉络来看，要想保证更多的刑事被告人可以获得辩护制度的保护和实际利益，必须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就此而言，刑事法律援助已经成为现代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也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最基本制度保障②。

二、刑事法律援助乃国家责任之一

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被认为是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法律化的标志，但是这两部法律均未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性质和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最早对刑事法律援助责任主体进行规定的是2003年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该《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究竟是政府责任还是国家责任？虽然在统一国家中“政府”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进行详细区分，但是作为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这两个概念由于内涵与外延的不同，其差异应引起足够重视。

（一）国家责任与政府责任的区别

1.国家责任与政府责任主体不同。任何国家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建立一定的政治组织形式来执行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国家责任的责任主体包括所有国家机构在内的整个国家体系。而政府仅作为国家体系中的执行机关，仅以自身作为主体承担执行责任。2.国家责任与政府责任相对人不同。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的相对人虽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表现出重合性，但仍存在明显区别。国家责任外部相对人表现在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两个方面，即其对内履行“社会契约”的责任时，全体公众及其组织作为外部相对人；作为国际主体对外履行责任时，相关国家或组织作为外部相对人。政府责任的外部相对人实际上是国家责任外部相对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国家责任由其他国家机构承担或是履行时，其责任的外部相对人则超过了政府责任的外部相对人的范围。对于国家责任与政府责任的内部相对人则有更为清晰区别，这主要因为除政府而外的其他国家机构及人员不是政府责任的内部相对人③。3.国家责任与政府责任的指向性不同。国家责任的指向是自下而上的关系，而政府责任的指向表现为上对国家公共力，下对公民、社会的双向关系。国家的存在源于公民权力的出让，而这种出让的权力经过抽象形成的国家公共权力需要庞大的制度体系来运作，于是便产生了公共权力的向下分配，这种权力的分配自然伴随一定的责任承担，而这些责任的抽象集合便是国家责任。政府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机关，一方面承担行使国家分配的权力的责任，另一方面因承担社会建设而向社会和民众分散权力。4.国家责任与政府责任的履行方式不同。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契约责任，包括对内与对外的契约责任。国家的对内契约责任是国家因占有公民以契约形式赋予的公共权力而对公众所承担的对内责任。其履行方式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公共权力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合理的制度保证责任的履行。国家对外契约责任表现为国家作为国际活动主体，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履行相关国际条例、国际法的责任。从构成情况来看，政府责任主要是国家对内契约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府是国家公权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其责任根源于对国家公权的执行，是国家公权授予政府执行权的同时赋予政府的责任。

（二）应当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乃国家责任之一

明确刑事法律援助属于国家责任，不仅仅在于政府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存在分歧，也是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其一，从刑事法律援助本身的作用来说，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功能为促进社会正义、维护司法公正以及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权。而现代法治国家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公民作为基本权利的享有主体时，是福利的享受者。相应的义务主体应当是国家，国家负有义务去维护社会贫弱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需要注意的是，基于诉讼内容上的迥异④，在明确国家责任时，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应当有所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其二，刑事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是国际人权立法的通例。1997年修订的《美国法律服务公司法》第1001条规定：“我们的国家有必要为寻求不公正救济的个人提供获得公平的司法制度帮助的机会。”《瑞士日内瓦法律援助规章》大量采用了“国家”的表述方式，如“法律援助局收取让与国家的款项”“国家不对指定律师进行的活动承担任何责任”。此外，许多国际公约也将法律援助作为国家责任加以确认。例如《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5条都作了规定⑤。其三，将政府作为刑事法律援助责任主体存在很大弊端。由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了保障公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所有国家机关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此外，刑事法律援助事业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工程，单靠行政机关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政府责任也无法解决刑事法律援助中的协调配合问题。而且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近几年实践来看，确定政府责任主体身份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误导向，从人事安排方面来看，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工作者在法律援助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从财政来源来看，单一依赖于地方财政支持，没有充分发挥社会捐助的财政补充作用。

三、刑事法律援助经费应当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

（一）法律援助经费现状

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2.9万亿，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总额为16亿元，其中财政拨款（包括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资金10亿元）占经费总额的98.7%。在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中，同级财政拨款额为10.6亿元，占66.2%；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为3亿元，占18.7%；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资金10.2亿元，占6.3%；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资金1亿元，占6.2%；中央、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为4148.09万元，占2.6%。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支出总额13.6亿元，增长了14.5%。在经费支出构成中，人员经费、基本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在经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1.6%、9.4%和59%⑥。这些数据背后体现了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具体分配，都存在改善空间。首先政府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极低，不仅体现在经费总额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甚至不足一元。其次经费使用效益也有待提高。此外，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单一，由地方财政拨付带来的经费数额不统一现象十分普遍。

（二）域外法律援助经费筹集方式

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均得到国家财政的拨款支持，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异而已。在美国，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全美50个州和一个哥伦比亚行政区，其中：22个州是州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管理和经费来源是各自的州；27个州和哥伦比亚行政区是郡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管理和经费来源是郡级层次。而律师协会的资金则部分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部分来源于社会捐助。在法国，1991年7月颁布的《法律援助法》规定，由国家财政保障贫困公民享受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国家承担审判援助案件的所有费用，包括法院的有关费用和对律师及其他拥有职业上特权的法律工作者的补偿金；但对律师协会的法律援助，国家则只承担一部分费用。在日本，法院支付国选辩护人的费用来源于国家；法律扶助协会的资金则部分来源于国家财政补助，部分来源于律师和社会捐助。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均设有法律援助资金；各州援助资金除一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法律援助基金外，其余的资金在有些州或来自州政府的财政拨款或来自律师界及社会各界的捐赠。世界上少数国家的法律援助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典型的为英国，全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均由中央政府出资⑦。

（三）国家财政统一拨付经费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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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综合执法的现状

1.建立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围绕“机构法定化、队伍专职化、管理正规化、手段现代化”和“有机构、有职能、有专人、有经费、有装备”的农业综合执法总体目标，农业综合执法工作顺利开展，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基本解决了过去系统内各单位交叉执法，多头执法，不作为、乱作为，执法罚款养人的乱象，形成了握指成拳的执法力量。全国各地大多省市都成立了农业执法大队。但由于体制内的原因，一些省市综合执法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普遍没有达到综合执法的要求。

2.加强农业综合执法制度建设。成立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了责任制建设，落实农业综合执法责任制。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农业局局长为第一执法责任人，分管农业执法工作的副局长为第二执法责任人，农业执法机构为具体责任人，此外，制定了20多项规章制度，强化农业综合执法人员的管理，确保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3.开展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履行农资市场监管、农资生产经营者培训、农业违法案件查处、农资质量事故纠纷调查处理和农业行政处罚、许可、强制等是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严把农资渠道、封堵假冒伪劣农资、打击坑农害农者的行动中，农业执法机构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为广大农民使用种子、化肥、农药，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购买了保险。

二、农业综合执法存在的问题

1.执法队伍性质定位不明确。执法机构的性质定位问题是执法的根本问题。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对外代表农业局行使农业综合执法职能，从行政执法本身的工作性质来说，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应当是行政性质，是农业局的内设机构，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应当是公务员。编制部门批准的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内部调剂。由于认识不到位，很多新组建的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就难免存在“四不象”，即机构设置不规范、性质定位不准确。

2.执法队伍装备缺乏。目前，许多农业执法队伍虽然装备了部分取证设备和基本的办公设备，但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的检验检测设备等器械得不到有效解决，缺乏专门的执法车辆。这明显不适应现在涉农违法犯罪作案隐蔽、手段高明的形势，“只配枪不配弹”，难以适应执法需要，无法作出快速及时的反应，使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

3.执法经费不足。在很多省市，农业综合执法经费未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难以满足日常工作的需要。一方面，它不利于有效发挥农业综合执法效率，导致农业综合执法力度小、效率低，重大案件拿不起；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综合执法人员积极性降低，甚至有可能滋生滥施以罚款为目的的恶意执法行为，从而形成执法的风险点。

4.执法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目前，农资市场上的农资品种繁多，但适应各项工作的专业人才匮乏，难以准确把握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的定性，从而使个别不法商贩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部分执法人员虽然取得执法资格，但法律知识面窄，精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人员甚少，在农业综合执法检查和案件处理时，对法律条文理解不透，行使处罚权时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

三、完善农业执法制度的对策

1.增强农业综合执法意识。首先，实施农业综合执法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重要举措。其次，实施农业综合执法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安全和农业投入品的管理，尤其是农资和农产品市场准入、质量标准和安全管理与转基因生物安全等各个环节的农业综合执法任务十分繁重。最后，实施农业综合执法是服务“三农”的迫切要求。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城乡一体化发展，减轻农民负担等都涉及到格局和利益的调整，特别是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查处违禁农资，发展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和有机食品等，都必须充分运用法治手段，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

2.完善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形成大农业执法的理念，以各省市农业部门为依托，整合各省市农业行政系统执法力量，跨部门整合农机、水产、水利、林业等农业执法力量，真正形成精干、高效、专业的综合执法队伍。明确各级农业综合执法队伍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下属，财政预算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受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行使农业行政管理方面的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权。

3.突出农业综合执法的工作重点。按照当前实际，除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授权由农业专门执法（如植物检疫）的外，都应纳入农业综合执法的范围。其中重点是农业投入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的市场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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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和解；司法建设；完善路径

一、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概述

刑事和解是指刑事诉讼中，在公安司法机关的主持下，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平等沟通对话，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民事赔偿，司法机关由此减轻甚至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基本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刑事和解制度包括三方主体，分别是主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第二，形式和解制度启动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进行沟通对话。第三，和解的达成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民事赔偿。第四，需要司法机关对和解结果进行认定，并最终反映在裁判结果上。

（二）刑事和解特征

刑事和解有四个基本特点：其一，司法机关非常重视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其作出裁决的重要依据，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尊重当事人意愿，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其二，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悔罪以及相应的民事赔偿有利于其更好更快地从受害事件中恢复过来，尽可能减少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抗情绪，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其三，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看，刑事和解程序让其有机会接触到被害人因为遭受伤害受到的痛苦，有利于其更深刻认识反省自身的错误，减少其社会危害性，让其能更快的回归社会；其四，刑事和解有助于当事人双方双赢局面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人性化有助于和解协议在极短时间内达成，受害人也可以更快地获得民事赔偿。在侦查、、审判等所有阶段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譹訛陈光中教授认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精神和原则，应该在刑事诉讼中确定下来，而且要贯穿刑事诉讼整个过程。从司法机关角度来看有利于实现案件的分流，相对于正常刑事诉讼程序来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节省了司法资源。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检视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原则

1.适用刑事和解的情形需要解释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适用刑事和解的两种情形，一种是侵犯人身权利、民利、财产权利的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一种是可能判处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渎职除外）。虽然看起来很明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面临将“三年”或者“七年有期徒刑”理解成法定刑还是宣告刑的问题。如若理解为法定刑，则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将大大缩小，与设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存在出入；如果理解成宣告刑，则意味着在刑事和解之前就要对案件进行仔细深入的了解，根据案件事实确定适用的刑罚，这显然极大的增加了刑事和解的适用难度。

2.当事人的自愿性和合法性没有明确的标准。刑事和解制度以当事人自愿以及程序合法进行为前提，公安司法机关应该进行必要的审查，但是怎么判断自愿与合法并没有相对确定的规定，导致实践中的标准难以统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2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对此进行了尝试，其中第522条规定，在刑事和解的任何时候，即使是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只要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打击和报复被害人的，和解协议无效。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效力规定过于模糊

1.刑事和解“从宽”处理的标准不够具体。《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作了规定，对于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从宽、不等优待。但是从宽到什么程度？怎么适用从宽情形？并没有相应的操作标准。

2.刑事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不具有强制性。《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刑事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作具体规定，也没有说明协议书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间的衔接关系。刑事和解协议书只有主持和解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签字，并不会加盖检察院和法院的公章，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譺訛履行完成的协议书其效力等同于附带民事调解书，权利人不得就该事项再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经提起的应该撤回。

（三）刑事和解的民事赔偿没有统一标准

1.刑事和解的民事赔偿数额浮动较大。现行法律规定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具体的确定最终赔偿数额的标准。

2.刑事和解民事赔偿方式比较单一。《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于和解的履行方式进行具体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过程来看，刑事和解一般有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补偿。物质方面的一般都是金钱赔付，精神方面一般以赔礼道歉为主。根据调研，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单一采用精神方面就达成和解的案例，更多的是以金钱赔付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进而来达成和解协议譻訛，因此，在很多案件中经济实力成为影响和解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极易演变成“以钱代罚”，这与立法初衷相背离。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制度的思路

（一）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1.解释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情形。首先明确前文所述“三年有期徒刑”或者“七年有期徒刑”。从刑事诉讼程序来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不同阶段承担相应的诉讼任务。在侦查阶段，案件基本事实尚未完全清晰，证据尚未收集完全，此时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十分困难，同样要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宣告刑为“三年有期徒刑”或者“七年有期徒刑”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在侦查阶段应该采用的是法定刑。进入审查以及审判阶段以后，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侦查完成，此时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宣告刑应当有了初步判断，因此在审查和审判阶段应该采用的是宣告刑。

2.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的自愿性和合法性的标准。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是否原谅，与双方之前的关系如何有很大关系，因此有必要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前的社会关系纳入考量的范围，将其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自愿的重要指标。例如，如果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近亲属，只要被害人有原谅对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司法机关无须再进行审查被害人的自愿性；如果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亲朋好友，在双方当事人表达自愿的意思表示之后，司法机关需要进行一般性的审查；对于双方之前是陌生人的，司法机关则需要从审慎的角度来考察双方当事人内心的自愿性。

（二）明确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效力

1.区分“从宽”在刑事诉讼过程的不同意义。为了引导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主动地修复因其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取得被害人的原谅，应当根据刑事诉讼进展的不同阶段来区分“从宽”的具体涵义。在案件侦查阶段，由于案件事实等尚未清晰，现行的规定可以不作变动，侦查机关可以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在审查阶段，案件侦查已经基本完成，案件事实也基本查清，在此情况下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3条“酌定不”情形的，如果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则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的决定；在最后的审判阶段，犯罪事实案件证据都基本清楚确定，法官应该将“和解协议”作为定罪量刑考虑的法定情节，综合案件其他事实情节只要达到“可以免于刑罚的”，如果当事人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则“应当免于刑罚”。

2.明确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应该将刑事和解协议视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履行完成的协议书其效力等同于附带民事调解书，权利人不得就该事项再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经提起的应该撤回。因此，建议在后续的司法解释中有必要明确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将其视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并且要求检察院法院加盖公章。

（三）规范刑事和解民事赔偿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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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察职能；诉讼监督；司法公正

当前，在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着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如有罪不究、违法办案、侵犯人权、裁判不公、量刑畸轻畸重、减刑、假释不当等问题，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予以完善与创新。

一、刑事诉讼监督权的概念和性质

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129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上述法律规定，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即为“刑事诉讼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对各种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所履行的监督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并负有维护刑事司法公正的责任。在我国，检察权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逮捕权、诉讼监督权和公诉权；诉讼监督权又可分为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和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权。刑事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核心，本文所研讨的刑事诉讼监督权，包括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其中，侦查监督权包含刑事立案监督权。

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新时期要取得科学发展，关键在于法律监督能力的强化。而在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现象较为严重的背景下，作为法律监督职能中一项重要内容的刑事诉讼监督就愈加突显出其存在的价值。针对目前制约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能有效行使的诸多因素，工作机制的完善和创新无疑能为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走出困境开辟一条新路。

二、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职能定位及存在价值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功能性职权，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对刑事诉讼活动全过程的合法性进行的法律监督，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刑事诉讼中的违法现象，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检察监督活动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对法律的实施、执行和遵守等各个环节的监督，但需要明确的是，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应当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行使困境及瓶颈问题

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以及司法进程的有序推进，检察机关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受法律规定、监督理念、工作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在行使的广度、深度、力度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一）在法律层面上，法条规定过于原则、法定程序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主要通过一系列程序性活动得以实现，如果缺少程序作为载体加以运作，那么所谓的法律监督也只能沦为空谈。例如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可以对侦查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却缺乏后续规定。

（二）在监督理念上存在重配合轻制约的倾向。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三家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诚然，互相配合在刑事诉讼中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三家机关具有“工作目标的一致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工作目标的一致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犯罪控制的诉讼价值观的影响。依照这种价值观，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诉讼中一切问题的处理都要以此为转移。

（三）在工作机制上突显机制设置不科学、内外沟通渠道不顺畅等问题。就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而言，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是共同担当刑事法律监督职责的两大重要部门，在业务内容上存在前后衔接关系，如果沟通渠道不顺畅，极有可能在侦查监督过程中两个部门重复向侦查机关发出《追捕函》、《补充移送通知书》，这样的“撞车”现象一方面影响到办案效率以及诉讼资源的耗损，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检察机关司法文书的严肃性。

（四）在监督方式方法的选择上手段单一、灵活性不够、综合效果不佳。刑事诉讼监督的方式多样，除了通过追捕追诉、抗诉、纠正违法等方式外，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其他途径实施法律监督，比如检察建议、检察公函、人民调解、落实社会帮教措施等等。

四、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一）完善侦查活动中的诉讼监督

1.建立立案监督案件跟踪、督促机制。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通知立案权，即检察院可以强制公安机关立案，但是对于立案后的监督程序却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对于立案监督案件消极侦查、久拖不决、立案后又撤案等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导致了实践中，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侦结率、率不高，多数立案监督案件，特别是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滞留在侦查阶段。

2.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纠正。”此条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案件，且介入的目的是“发现违法行为”并且“应当及时通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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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制定一个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二是制定一个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种立法模式当中，除了要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这方面的制度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救助等内容，这种立法模式，相对于前者来讲是一个大立法。通过调研得知前一种模式更加适宜，但同时也要考虑后一种模式。因为，如果只考虑到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而对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没有设计或者没有通盘考虑，那么保护和救济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难达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权利与合法权益的目的。无论采取何种立法形式，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则是如何完善这一救助制度的相关环节。

一 基本原则

考虑我国的国情，依据司法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补偿实践，我们认为，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责任有能力赔偿，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权再要求国家补偿。因为，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直接的侵权主体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为所致，按照“行为责任理论”理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国家补偿虽体现了一种国家责任，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国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因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国家补偿前必须先行要求加害人实际承担加害赔偿责任，否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在对加害人的财产没有实际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

2、国家适当补偿原则。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金额应坚持适当补偿原则，并且国家救助金额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实际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金额之和，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准。司法救助具有补偿性和抚慰性，它不同于国家赔偿；救助不是阳光普照式的福利，只有在符合救助条件确有必要时才能进行；对被害人的救助也不是全额补偿，仅仅是部分救助；救助金的确定要区别不同情况，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受伤害程度、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各种因素，以彰显救助制度公平合理之本色。

3、司法救助从属性原则。被害人从其他法律途径获得赔偿的应先予扣除，禁止重复赔偿。关于应扣除的“其他法律途径获得的赔偿”有着不同理解。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依本法请求补偿之人，已受有社会保险、损害赔偿给付或因犯罪行为被害依其它法律规定得受之金钱给付，应自犯罪被害补偿金中减除之”。德国暴力犯罪赔偿法规定首先要从赔偿金中支付医疗保险公司为被害人治病或进行治疗所预付的医疗费用，有人不无幽默地称该法为“医疗保险公司赔偿法”；瑞典刑事损害补偿法也规定应扣除保险金。

4、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原则。司法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收入一般都是为了大型的国家公共利益建设和国家安全防护设施的需要，如果一切都要国家财政开支，势必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并且犯罪是一种社会风险，每一个社会成员应风险共担，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国家补偿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可以成立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基金会等组织，收集社会捐赠，予以救助。

5、效率原则。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通常处于经济上的窘境，迫切希望能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害人再度受害，国家补偿应该在被害人提出申请后及时、迅速进行，不得无故拖延；补偿程序的设计和运作要科学、高效、方便、快捷，能够切实保障被害人补偿权的顺利实现。

二、救助的对象及范围

绝大多数国家的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但从我国实际来看，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充足赔偿的现象大量存在，只限暴力犯罪被害人不利于国家救助制度的有效开展，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被害人救助的对象也应当包括两种：一是因遭受犯罪侵害生活极端困难的被害人或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导致严重人身损害的被害人和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不包括单位；二是因帮助执法官员而受到伤害的人，即在企图阻止犯罪发生或者企图抓捕嫌疑犯的过程中受伤或死亡的人。其他人一律不予救助。近亲属只限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以及被害人生前的法定扶养对象。受到救助的近亲属可以排列顺序：第一顺序为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和被害人生前的扶养对象；第二顺序为被害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有前一顺序补偿对象的，后一顺序的不能补偿，但确有特殊情况的例外。同一顺序的救助对象为数人时按比例分配，但不得代位受偿。至于犯罪的类型则无需细分，无论故意与否，只要犯罪行为侵犯被害人生命健康权并导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或者是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即可。行为人被决定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或终止刑事诉讼，不影响被害人等的受偿权。同时救助对象一般应排除以下情形：（1）被害人诱发犯罪的；（2）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应归责于本人的；（3）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是伤害被害人的行为人或对被害人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的；（4）被害人死亡前，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5）被害人死亡后，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6）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因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正在服刑或者正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包括囚犯、假释者、缓刑者、共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等。

在救助范围上应坚持有限范围补偿原则。首先应坚持犯罪类型有限化，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受到犯罪侵害而得不到加害人赔偿导致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害人都应得到国家救助，救助的犯罪类型应坚持人身受到伤害造成死亡或重伤致残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原则。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再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自身和其近亲属的生活困境，并且其近亲属本来也没有劳动能力，也不能通过其近亲属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困境的，这时国家应伸出救助之手进行补偿。如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虽然没有得到加害人的赔偿，但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其生活困境的，国家完全可以不进行补偿，或者只帮助其走出一时的生活困境即可。其次应坚持过错责任化，也就是国家补偿也要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无过错的优先赔偿，有过错的降低赔偿数额，有严重过错的，可以不予救助。对因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符合国家补偿标准的应优先救助。再次应坚持有限对象受救助，也就是实际应当得到补偿的当事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一般应是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和有其他抚养赡养关系的人，范围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范围大致相同，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救助项目上应限于：（1）被害人的医疗费用。（2）对被害人扶养对象的救助，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标准，再乘以若干倍数，实行分期发放；该扶养对象还有其他法定扶养义务人的，应当扣减其他扶养义务人应当承担的部分；该扶养对象获得了其他社会援助或者补偿后又取得赔偿的，应相应减少补偿金额。（3）基于特殊需要而救助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特殊救助金（比如死亡补助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一般不考虑生活或医疗的实际开支，实行一次性定额补偿，具体金额可以以上一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乘以法定倍数计发。（4）死亡被害人的丧葬费，可以参照目前民事赔偿的数额确定，但不能太高，以不超过3000元为宜。

三 救助金额的确定

1、资金来源和管理

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国家一般都设立专项补偿基金，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联合国《基本原则宣言》第13条提出：“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我国也应该设立被害人专项救助基金，基金的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除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外，还可以考虑如下来源：（1）对罪犯适用附加刑中的罚金；（2）监狱服刑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3）犯罪人的犯罪所得或其财产依法没收后的变卖所得；（4）考虑将管制和拘役“以罚代刑”；（5）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的一部分；（6）国家代位求偿所得；（7）社会捐赠等。

为防止资金被挪用，保证专款专用，应由基金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并且在基金的管理上实行基金管理部门与救助决定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基金采取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帐务公开的管理办法并接受救助决定机构的监督。基于救助基金的补偿安抚功能，可以考虑由民政部门作为基金的专门管理机关，但救助基金应该与其它类型的救助金相分离。救助金的决定由人民法院承担，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委员会，并吸收社会上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学研究者等）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参与。

2、救助金额确定标准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是对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救助或援助，具有国家福利的性质，而不是赔偿刑事被害人的一切损失。因此，在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时应对救助金额的总额根据我国财政情况进行适当的限定。同时，在救助金额时，既要考虑被害性质、程度，也要考虑刑事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的过错与责任。

四 救助管辖

各国一般以犯罪发生地的救助机构管辖为原则，因为这样有利于补偿机构审查核实有关案件事实。我国的补偿管辖也应以受理刑事案件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救助委员会管辖为原则，补偿任务较重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设立若干分支机构或委托有关机关协助核查救助证据；我国公民在外国受到侵害需要在我国提出补偿申请的，应该向被害人原住所地或最后居住地的救助机构提出，但犯罪发生地所属国已经予以救助的除外。

我国各级救助机构管辖案件的划分应以救助金的数额为标准，救助金不超过5万元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管辖，其中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补偿数额不超过3000元的可以由补偿委员会中的一人单独作出决定，超过3000元的由委员会成员3至5人作出，需要听证的则由救助委员会全体成员决定；5万元以上不超过10万元的救助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核实证据后报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决定；救助数额超过10万元的应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国家救助委员会决定。另外，对于社会影响很大、涉及救助人员很多、救助数额很高的特大型案件（比如石家庄棉纺厂爆炸案）的救助可以由国家救助委员会直接管辖。

五 救助程序

救助程序是指被害人取得犯罪损害补偿应当履行的手续及救助机关作出补偿决定应该遵循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为避免刑事被害人在申请补偿过程中再度被害，必须建立方便、快捷的救助程序，使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能够及时、迅速地得到公平合理的救助。救助程序一般包括启动、调查、听证和裁决、执行、救济等几个阶段。

1、救助的启动

救助的启动以适合条件的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机关提交救助申请表为标志，救助的启动应包含以下内容：

（1）救助权的告知。为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救助权的实现，法律应当规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即负责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申请司法救助的权利，负有告知义务的机关没有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被害人的申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另外，对被害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机构也应当负有一定的告知义务。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救助的条件、申请期限、申请应当提供的材料、申请提交的机构、补偿的救济等。在告知时，告知义务机关应该重点告知申请应该符合的前提条件。

（2）申请的前提条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A、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二年内无法侦破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B、检察机关作出的生效不起诉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C、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无罪判决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D、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无法执行被告人财产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

（3）提起申请的期限。对提出救助的期限，国外有不同的规定。美国各州对报案时间的要求从1天到3个月不等，一般为3天，若超过时限，则不予受理。日本对被害人的补偿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属在知道犯罪被害之日起2年内或从被害发生时起7年以内提出。法国要求补偿金的请求应当自犯罪之日起1年内提出，逾期将丧失请求权；对侵害人追究刑事责任的，1年期间应予延长自法庭对刑事诉讼做出确定裁判时算起，但逾期提出请求的人能够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时，委员会应当接受其请求。具体到我国，申请期限可以分两种情况设定：一是对被告人或其责任人单独或附带提起过民事诉讼的，自执行终结裁定生效之日起1年；二是犯罪嫌疑人不明确、下落不明或死亡而无法行使请求权的，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犯罪侵害之日起3年内提出，但最长不超过5年，逾期则不予受理；但超过申请期限的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的，有关机关可以受理。

（4）申请人提出申请的途径和应提交的材料。一般而言，申请人应当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被害人援助机构或者服务机关提出申请的，这些机构应当将申请材料及时转交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申请人提出救助申请时须填写申请表，救助申请表通常可以通过公安司法机关或被害人援助和服务机构获得，或者直接通过救助机构获得；申请人书写有困难的，有关机关应当按照申请表的内容询问申请人并代为书写。救助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职业状况、月收入水平、有无扶养人、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基本情况、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被害的程度、有无后遗症及其种类、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治疗费用、被害人有无过错、损害赔偿情况、有无加入保险、目前生活状况等。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应当附有相应证据，如个人身份证明、被扶养人情况、被害人医疗诊断证明及法医鉴定书、医疗建议书、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刑事判决书附加执行终结裁定书或刑事立案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证明，撤销案件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死亡证明，不起诉决定书等。申请表填写完毕后申请人应当签名或盖章。

2、救助调查

救助委员会接到申请后需指派一名或数名委员会成员单独或组成合议庭进行调查，救助调查主要以书面方式进行，必要时还可以派专人或请求有关组织、单位进行调查、询问，申请人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害人接受检查、复验。被害人拒不合作或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的，救助委员会可以驳回申请。调查的内容包括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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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救助的程序性事实包括：A、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资格；B、申请是否符合申请时效的规定；C、案件性质是否属于救助的范围，申请是否属于受理的救助委员会管辖；D、申请手续是否完备，申请表的内容和所附材料是否明确具体。

（2）救助的实体性事实包括：A、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B、加害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C、被害情况：包括原有的健康状况、被害的程度、已造成的物质损失及远期影响、后遗症的有无及种类、治疗费的数额、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被害者责任的有无及程度，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D、被害后的影响：包括由该犯罪被害引起的被害者职业变化、收入变化、家庭成员生活变化等；E、损害赔偿的状况：被害人是否受领过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的受领额及方式，是否参加保险，是否接受过社会捐助等；F、犯罪的性质：国外对犯罪性质的要求一般限于严重暴力犯罪，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我国对犯罪性质限定不能太严，只要是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犯罪都应该包括在内，但财产犯罪一般应排除在外，除非财产犯罪造成了被害人生活极端困难；G、救助委员会认为需要查明的其他事实。

3、听证和裁决

救助委员会在审查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救助的决定，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救助委员会应申请人的申请举行听证。

（1）听证。为确保司法救助的客观公正，5000元以上的救助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告知救助申请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救助申请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救助委员会应当在20日内组织听证。救助委员会应当于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救助申请人。听证一般应公开举行。救助委员会应当指定调查该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证主要围绕救助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主持人应听取各方的陈述意见，审查各方提出的事实、证据并组织各方进行辩论与质证，在此基础上查明事实。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救助委员会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决定。

（2）裁决。救助委员会应在受理申请后30日内或听证程序结束后10日内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的决定，决定支付的，必须同时决定支付的具体金额。救助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或者未成年人的，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必考虑其责任大小。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即取得受领救助金的权利，此权利的时效期限可定为6个月，并且不得转让。

4、救助决定的执行

对于救助委员会作出的救助决定，申请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给付救助金，有关部门应当执行；执行救助决定主要是指基金管理部门依照救助决定发放救助金，这涉及支付方式、先行支付、支付救助金三个方面。

（1）支付方式。各国救助金的支付方式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次性支付、定期支付或部分支付；有些国家为防止被害人逃避付账，救助机构直接把救助金付给救助被害人的主体（比如医院）。具体到我国，除残疾赔偿金可以分期支付外其他费用应坚持一次性补偿原则，丧葬费等其它费用可以直接付给申请人，必要时，医疗费救助金可以直接支付给医院。

（2）先行支付。救助委员会受理申请后，因无法查获加害人或者被害人的伤害程度一时无法确定而不能迅速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及其具体金额的决定时，如果被害人的生活状况已因其受害而极度恶化或被害人急需抢救而需治疗费用时，救助委员会有权在审查核实后作出支付紧急救助金的决定，并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一次性或数次临时支付的方式先行支付。此后，如果救助委员会作出正式救助决定，则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支付或退回。

（3）救助金的支付。救助委员会作出救助决定书后应该在10日内抄送基金管理部门和送达救助申请人，救助申请人接到救助决定书后应当在法定期间内持该决定书和其他相关材料（比如身份证）请求基金管理部门支付救助金，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出申请的则不予救助；基金管理部门接到救助委员会抄送的救助决定书和救助申请人要求救助的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进行审核并予以支付。基金管理部门应当每半年定期向救助委员会书面报告支付情况。被害人取得的救助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5、救助的救济程序

申请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或者对决定的救助数额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救助决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救助委员会申请复议，上一级救助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后20日内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决定或变更决定。复议期间应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六）救助金的返还和国家的追偿权

救助金的返还是指被害人得到紧急救助金或救助金后，又从罪犯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救助的，应主动返还救助金，被害人不主动返还的，救助资金管理机构有权要求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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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

一、建立和完善“两法衔接”的意义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是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将超越行政执法范畴、涉嫌犯罪的案件从一般行政执法中分流出来，由司法机关予以刑事追究，在此过程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主体相互协作、配合及监督的工作制度，是中央为更好的落实依法治国而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机制。建立“两法衔接”工作长效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相衔接，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互补优势和资源共享，整合执法资源，强化法律监督，形成打击合力，实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保障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

二、我院“两法衔接”工作现状

2001年7月，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2004年3月，高检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也出台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都对“两法衔接”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2008年12月，扬州市检察院出台了《扬州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制度。根据上级检察机关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我们宝应县检察院也于2009年7月份，制定了《宝应县人民检察院构建“两法衔接”共享信息平台计划》，并在当年与工商、税务等13家重点行政执法部门建立了“两法衔接”工作联系机制，确立了信息通报、线索移送、工作协调等多项制度，形成了执法与司法的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工作格局。

1.推进了工作机制创新。虽然我院在2009年就已建立了“两法衔接”的工作制度，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但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我们从服务全县“赶超发展、争先进位”的发展大局出发，通过与各行政执法单位建立更加有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犯罪，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以来，我们在不断研究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侦查监督联络员制度，使“两法衔接”工作更加制度化、清晰化、规范化。扭转了部分单位主动移送案件意识和接受监督观念不强的局面。据统计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份，我院共受理行政机关移送案件11件33人，较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的3件4人相比，上升了266.7%和775%；较2009年5月至2010年5月的2件3人相比，更是上升了450%和1000%；由此可见，通过“两法衔接”机制创新，带来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办案数量的上升，更是对我院在探索“两法衔接”机制创新工作的有益肯定。

2.完善了“两法衔接”工作制度。2012年我院根据破坏市场经济犯罪日趋严重的新变化，在2009年就建立的“两法衔接”工作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市场经济犯罪发展的新变化，通过扩大侦查监督范围、延伸检察触角、设立侦查监督联络员制度等创新工作，于今年4月与县法制办共同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工作联系的意见》，弥补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3.加快了“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建设。在认真学习领会省市院关于“两法衔接”工作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我院在“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大胆提出“当月建成、当月使用”的要求。一方面借鉴和学习了兄弟院的运行模式和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主动走访各相关单位，认真听取各方提出的有益意见，确立了县工商局、质监局等13家行政单位为首批试点单位。2011年11月，我院侦查监督科办案人员在信息平台的信息显示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熊某向血豆腐里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系甲醛并向外公开出售，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通过与市、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沟通和协调，将这个生产有毒、有害血豆腐的黑作坊一举铲除，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秩序的有序发展。

三、“两法衔接”工作中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1.工作开展阻力较大，行政执法部门配合的积极性不高。尽管我们与工商、税务等重点行政执法部门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确立了信息通报、线索移送、工作协调等多项制度，但报送材料、移送线索等实质性内容的执行与否，还是取决于行政执法部门的自觉性，从我院“两法衔接”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行政执法部门对该项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究其原因：一是行政执法部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的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但在监督与被监督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中，表面上看监督者处于优势地位、被监督者处于劣势地位，其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因为我国法律赋予行政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行政执法人员往往习惯于监督别人而缺乏被监督的意识和习惯。另一方面，还有些被监督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种种理由和方式对行政执法监督说“不”，要不认为检察机关执法监督没必要，没用处，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不以为然或者推诿拖延执行；要不认为检察机关执法监督是“找岔子”、“乱挑刺”，与自己过不去，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置之不理、拒不执行。二是行政执法部门各扫门前雪的思想在作祟。在我国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执法体制下，行政执法部门虽说是相互配合、相互协作，但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从表面上看各行政执法部门分工明确，但实际上也是各家自扫门前雪。这不仅造成了行政权协作配合上的人为分割，更使行政与司法的衔接工作更是雪上加霜。如某报纸曾报道称，在阜阳奶粉事件发生前，某市与奶粉生产、销售相关的卫生、质监、工商等三家行政部门各自履职，从未通气，该市质监局已经查到了一奶粉企业假冒他人厂名的问题，却从未向打击假冒商标的主要职能部门工商局通报。即便是在奶粉事件曝光后，各家也是自行检查，各自采取措施，其中个别制劣者已被行政执法部门找到，却没有及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以致公安机关受理时，犯罪嫌疑人早已逃之夭夭。三是行政执法部门利益在作祟，造成了以罚代刑的盛行。在实践中，有的行政执法部门一方面受执法经费不足开展工作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有些执法部门的部分执法经费与罚没款返还相挂钩，以致于为了保护本部门利益，不愿意将已经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加以移送，而是往往以罚款兑现为行政处罚的目的，从而使得行政机关处理的大部分案件都不会移送到公安司法机关，即使迫于无奈而移送了，也是“一送了之”。

2.财力、物力、人力的不足，影响了“两法衔接”工作的快速、有效地开展。“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建设，就是想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建设，消除各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然而，在实际中“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建设，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系统建设，是一项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的系统建设。一个先进的、成熟的信息平台，应当具有基础数据、案件办理、网上移送、网上受理、网上监督、流程跟踪、查询统计、法律法规查询、案件预警等功能，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也应该包括行政执法部门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那些虽未给予刑事处罚但需执法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这样一个先进、成熟的信息平台的建设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一个基层检察院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同时对于处在侦查监督第一线的侦查监督部门来说，同样面临着案件多、人员少，无法抽调专人管理、运行“两法衔接”信息平台的困境，致使信息录入不及时、案件监督滞后等各种难题。以我院侦查监督科2011年实际情况为例：2011年，我科有人员6人，具有办案资格的只有4人，但我科全年办案量是374件563人，人均办案93.5件140.7人，办案强度可想而知，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员来管理信息平台的运行。

3.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宽泛，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法律规定盲点较多。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高检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虽然为“两法衔接”工作在法律上提供了依据。但其相关规定的宏观性，却为基层实践工作带来了众多规定盲点的挑战。在相关规定中虽然都明确规定了移送案件的沟通机制、证据的的收集、保全机制，但规定的都很宽泛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例如我院在工作中发现案件的沟通机制缺乏细化，造成沟通机制的适用是发现违法时沟通还是确定违法时沟通没有明确规定，给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还有就是对证据的收集、保全机制，相关规定中对证据的移送时间，保全、固定主体，规定的也较为模糊，以致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方面证据的移送出现滞后，另一方面，证据的搜集、固定不及时乃至灭失，影响了工作进度。

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完善及对策

1.明确法律责任，确保案件移送的积极性。实际工作中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案件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受行政部门利益及绩效的影响，不愿移送；二是受缺乏制约、惩罚机制，移送意识淡漠。因此，要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何种情形必须移送，何种情形监督移送及不移送时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及惩罚。其次，明确行政执法案件人员的奖惩机制。制度的推行主要靠人，明确行政执法案件移送人员的奖惩机制，将执法人员的移送办理案件的成果纳入个人的考核之内，使移送案件成果与个人利益相联系，提高执法人员移送案件的积极性。

篇9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v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篇10

一、少年司法制度应有成熟的理念指导

司法理念对司法制度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稳固的基础。如果一个司法制度建立之前没有成熟的理念作为指导，那么其基础就非常薄弱；第二，在司法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司法理念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因此，少年司法的理念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之前，在理念方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国家亲权理念、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社会防卫与刑罚个别化理念的支撑下，美国通过发张少年庇护所、开展儿童福利事业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完善定下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些理念中，有的发展成为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因此，在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之前，应当具备成熟的理念作为指导，才能保证少年司法制度基础的牢固和平稳的发展。

二、少年司法制度应具有独立性

这里所说的少年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是指少年司法制度要完全独立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即建立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分离的二元体制。

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司法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少年司法制度以保护少年为基本的出发点，因此少年司法制度对少年犯罪是不作为真正的犯罪处理的，对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也不以“惩罚”为目的，对少年违法犯罪人实施的各种处罚与对成人的刑事处罚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在成人刑事司法系统之中，其性质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就不会具有质的区别，因此少年司法制度必须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分离，形成在专门的理念、原则指导下的法律体系、制度、机构的独立的、特殊的司法制度。

首先，应当为少年建立起专门针对他们的法律体系。其次要实现成年人案件与少年人案件审理的分离，为少年设立专属的审判组织。再次要配备专门的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来参与少年案件的全过程。美国的《少年法院法》受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理论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将少年法院定义为一个独立的少年司法系统，最终实现了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的分离。

然后，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要制定专门的少年法。1950年，海牙国际监狱会议的决议指出：“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之法律，无论为实体法，为手续法，均不能以适用于成年人之规定为标准。此种法律，应特别就未成年犯罪人之需要、其社会关系及不妨碍彼等将来之更生等节，为重要之考虑。”美国在《少年法院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国少年司法制度。

其次，少年司法制度应当有独立的审判机构。少年美国《少年法院法》在第三条规定：“要为少年审判单独保持法庭记录”，第五条规定：“少年法院应以简易（summary）的方式审理和处理案件”

再次，应当建立专为少年设计的矫正机构。这种少年矫正机构应该是与成人的刑罚执行机构分离，以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和原则为指导，采用根据少年心理、生理发展特点设计的适合于少年的矫正方法，最终实现挽救少年，使他们能够与同龄人一样健康成长，顺利的回归社会。

最后，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应当有专门的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美国国家缓刑及假释协会制定的原则规定，少年法庭法官必须具有社会调查、儿童心理学、精神病学基础以及其他行为科学方面的实际知识。

三、少年司法制度应关注儿童权利保护

儿童在社会上是弱势群体，当他们陷于困境之时，很难像成人那样，选择各种出路来摆脱困境，寻找新的谋生的方法。很多原因会使儿童陷入困境，导致儿童权利受到侵犯。困境儿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泛指一切由于各种原因而陷入生活上的窘迫、精神上的痛苦中的儿童。

少年司法制度以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儿童，这就决定了少年司法制度必须对困境儿童施以援手。在我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各种各样的儿童被虐待事件。例如，有媒体报道一对姐妹的妈妈让这对姐妹跪在大街上写作业。2010年东北某城市的一个婴儿被父母遗弃在街头，4天时间无人问津，直至婴儿死亡，才有公安机关将婴儿的尸体运走。少年司法制度关注困境儿童，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其权利不受侵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减少与预防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