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兴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

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

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篇2

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之强劲远远超出预期。IMF在2010年1月2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对2010年世界产出的预测大幅提高至3.9%,上调了0.7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1月20日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2.7%。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为强劲的增长。

2009年,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2%,明显低于-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没有严重恶化应该归功于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甚,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9%,印度为5.6%。

在工业产出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已实现增长率转正,而这一数据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不均衡: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仅日本在2009年12月实现了5.3%的小幅增长;韩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2009年底则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尤其是韩国2009年12月工业产出增长率高达34.9%;俄罗斯和印尼等国虽然出现了连续两月的工业产出正增长,但涨幅仅为1%-2%;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收缩状况,尽管程度有所减轻。

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率先复苏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其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脱钩”,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是“挂钩”的明证。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化是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胀压力加大。为了救助危机,各主要政府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举措,但更为审慎的看法认为,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逆转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逆转并且迅速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地步。

从新兴经济体近来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的CPI仍然维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显低于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印度与俄罗斯可能是两个例外。俄罗斯在普遍的物价回升中维持了2008年10月以来CPI下降的趋势,而由于食品价格连续加速上涨,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长率高达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率上调75个基点,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整体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目前的主要政策目标依然是稳定增长。通胀的压力虽然在增长,但是考虑到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初期,并且此后可能维持低速温和增长态势,政策刺激仍然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一般而言,短期内通胀的压力仍然是潜在的。

篇3

金融危机是谁惹的祸

历史来看，金融危机总是内部政策失调、外部政策诱发的结果，是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催生泡沫、泡沫破灭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世纪拉美和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政策失调。首先，过早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为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提供便利。上世纪80～9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将全球资本账户自由化推到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资本管制防火墙，投机资本泛滥。其次，货币错配，外债风险加剧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占国民收入比率高达40%，其中又以短期外债为主。外资撤离时出现踩踏效应和偿付危机。其三，外汇储备不足，支付能力恶化加剧信心危机。如上世纪80～90年代，主要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1995年，泰国等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GDP比率接近10%。资本外逃时，外汇储备不足，对外支付能力迅速恶化，加速金融市场信心崩溃。最后，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给危机提供了土壤。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使得本币高估，另一方面，为维持汇率会加速外汇储备消耗的隐患被做空的投机者所利用。

跨国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触发器。危机过后，发达经济体常采取低息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大量的流动性。而新兴经济体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利息回报，其风险资产为国际资本所青睐。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催生资产泡沫。当发达国家经济回暖，加息收紧流动性，跨国资本大规模回流，新兴经济体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爆发金融危机。

相似的金融危机前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似，全球进入流动性扩张周期，宽松程度史无前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基准利率持续维持近零水平，与新兴经济体的利差明显高于上一轮危机爆发前期。更甚者，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扩张了资产负债表。巨量的流动性源源不断涌入新兴经济体。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吹响了国际资本回流的集结号。美联储宣布自2014年1月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降至750亿美元，这只不过是预期中的一只靴子终于落地而已。事实上，资本早已开始逃离新兴经济体。从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底，巴西雷亚尔和印度卢比已经累计贬值40%，2013年4月至12月印尼盾累计贬值23%。

这次或有不同

和上世纪爆发的金融危机相比，有着相似的危机过后泛滥的全球流动性，有着相似的资本大规模流动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但这次或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新兴经济体国内政策和金融环境有了较大改变，上演相似悲剧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新兴经济体普遍加强了资本管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管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并获得国际认可。其次，国际收支改善，外汇储备增加，应对危机能力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新兴经济体共享全球化的红利，经常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其三，货币结构趋于合理，外债依赖程度降低。上一轮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更多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股权投资替代外债。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已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40%下降至20%以下。最后，汇率制度有所调整，灵活性增加。可见，新兴经济体集体发生货币危机继而爆发金融危机的内部环境已改变。

篇4

我们认为今年垒球外汇的波动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1、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2、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3、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人民币“紧盯”美元

自2008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开始紧盯美元，我们预计，中国政府至少会在2009年继续保持这一策略。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从2008年夏季开始出口严重下滑。今年前4个月，中国出口增幅平均下降20.5％。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同样很小，这是因为：对贬值或贬值预期所引发的资本外流的担忧。小幅贬值对带动出口的作用有限，但若大幅贬值会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行动。

我们预计年底时人民币／美元汇率仍将维持在6.83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人民币“紧盯”美元实际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该策略有助于稳定美元，这对金融动荡时期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尤为重要。

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升值

蛰伏的全球过剩流动性的流动决定了新兴经济体和大宗商品出口国对美元的汇率。自今年3月或4月起，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升值，这是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的结果。预计下半年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并得以强化。我们的判断基于两个重要因素全球流动性过剩和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

目前全球的过剩流动性还处在蛰伏状态。但蛰伏的资金正开始流动，并且这种趋势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强化。

金融动荡一旦趋于稳定，盈利能力将会成为目前蛰伏着的全球过剩流动性关心的主要问题，目前安全性是最优先考虑的。资金会流向何处?我们认为最有可能会流向两个方向：1)流向大宗商品。2008年11月以来我们就已经预计到这种趋势，过去几个月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经济前景看好的新兴经济体。预计中国和印度今年经济增长分别为8.2％和5.2％，2010年分别增长8.7％和6.3％。因此，预计国际资本会在前景看好的新兴国家追逐更高回报率完全合理，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升值。此趋势已在4月和5月逐渐显现，并且会在09年下半年进一步强化。

篇5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篇6

西方的经济政治霸权是否会在近期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这一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提到，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然而，纵观历史和现实，我们固然要保持赶超西方的雄心壮志，抓住机遇提高我们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但也不能指望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完成取代西方霸权的功业。

的确，近几年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良，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的14.6%。预计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增速仍将继续大大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某些西方人对其经济政治霸权可能遭遇挑战的担忧正是来自于此。

然而，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两极分化。乐观地估计目前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会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无异于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必定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从较长时间跨度上看，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飞跃。从1970年到2010年，全世界只有4个经济体上升为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3个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且赤道几内亚盛产石油，只有韩国算是例外。

从总体上看，各国人均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1970年到2010年，最富裕和最贫困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鸿沟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而难以逾越。今天，最富裕国家列支敦士登要比1970年最富裕的国家富裕两倍；而今天最贫困的国家津巴布韦则比1970年的最贫困国家（也是津巴布韦）穷25%。

更糟糕的是，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见证了奋力赶超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崩溃而使其前期成就化为泡影：1950―1980年间，巴西人均GDP增长接近5%，但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却陷入到了“失去的十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更为惊人：1913年，其人均GDP超过欧洲，到2007年则仅相当于西欧的1/5。

今天，这种大逆转的历史是否会重演呢？那是完全可能的。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比前几年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因此更大，通货膨胀压力也更强。在全球背景下考察，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日两大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必然到来的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有很大风险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

篇7

2009年，新兴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一半。2009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直接外资下滑27%，但其下降幅度低于发达国家(44%)，新兴经济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吸收了半数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其中，流向新兴经济体的FDI主要集中在中国等主要新兴大国。全球前六大投资目的地中，新兴经济体就占了一半。

二、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外向型投资的新生力量

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新兴大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新主体。在经历了连续5年的上升趋势之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出量收缩了21%。但FDI流出的收缩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出的份额依然较小，但所占比重正加速提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1/4。其中，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已跻身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20强。

新兴经济体输出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是在本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并已涉足欧美发达地区。在过去的数年间，主要新兴大国的跨国公司正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从2005到2008年，这些跨国公司对非投资占流向该地区FDI的21%，而在1995-1999年这一比例仅占18%。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投资者最为积极，其中，中国对外投资最为抢眼。对矿产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产业重构创造的并购机会，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扩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消散，新兴经济体作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新主体，正引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复苏，这也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三、新兴经济体财富基金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的新渠道

2009年，财富基金的筹资也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减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资活动并未下降，反而逆势增长了15%，这反映出拥有这些基金的新兴经济体较高的增长率。目前，财富基金的新投资调整了投资方向，其资金逐步投向初级部门、较不易受金融动荡影响的行业以及发展中区域。

据估计，2008年全球财富基金的规模就已超过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集团认为，通过建立股本投资平台和基准可吸引财富基金的投资者，即使有百分之一的财富基金投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会为它们的增长、发展与机遇带来300亿美元。可以说，财富基金的发展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机遇。如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所言，世行集团将与财富基金合作，为非洲的股本投资创造一个“百分之一解决方案”，他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有潜力成为像今天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一样的世界经济又一个增长极。

四、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前景向好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金融环境。2003-2007年间，十分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和低廉的资金成本，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繁荣和经济增长而不引发严重通胀，如今这一环境已不复存在，重建这种环境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形也难以持续。因此，在未来数年内，与危机前的繁荣期相比，国际资本成本将会上升，投资率将会下降。

据贸发会议预测，从中期看，外国直接投资（FDI）预计将会从2007年约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3.9%的峰顶下降到2.8%至3%。鉴于FDI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高达20%，这一前景的影响不可低估。

世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蒂莫说：“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资金会变得更加稀缺，更加昂贵，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地区性金融中心，改善当地银行业的竞争和监管，降低国内借贷成本，促进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在长期上获得巨大裨益。”事实上，这一调整需要相当时日才能见效，但地区金融中心的发展却可以让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

五、新兴经济体引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

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了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近年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FDI输出为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与日俱增。新的FDI来源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资金来源和更广的金融资源，也为非洲国家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形成了有效的缓冲。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我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非投资份额的不断上升，而全球金融危机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这既有利于强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投资与经济合作，也对非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此外，南南投资降低了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赖。全球经济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间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了“南南”的投资合作与经济增长。目前，不计离岸金融中心的南南合计流量约占发展中国家合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25%。因此，事实上，许多低收入国家如今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主要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南南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南南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效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也利于新兴经济体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

参考文献：

[1]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Secondand Third Quarters of 2010, 14 Octorber 2010.

篇8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 对外开放与交流 经济融合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市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现象的日益明显，我国的经济市场和其他各个国家经济之间的融合度也不断攀升，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同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必要开创新兴的开放型经济，使我国的经济更快更好地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实现沟通和融合。随着对外贸易、跨国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新兴的开放型经济将在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影响就好比丝绸之路在古代对于国家经济飞速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促进作用。

开放型经济的经济学内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开放型经济具有以下两种内涵：

在古典的经济学中，开放型经济往往代表的是对外贸易经济或者经济体制中存在对外贸易的成分；在现代意义的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中，在囊括传统开放型经济的对外贸易的基础上还有其他的诸如人员、资本以及劳务关系等，能够自由流动的经济因素都属于开放型经济的现代内涵。在这个基础上，相对于封闭型经济而言，一些经济元素可以在开放型经济中实现自由流动甚至可以突破国界的限制，进而实现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通常所说的开放型经济指的是国际成分比较大的经济体制，其中的商品和劳务的跨国流动比较自由，而且其与本土外的经济交往活动比较多，发展的空间也较大，但是因此受到的外部的冲击和影响也较大。

开放型经济的另一种含义是指其经济制度方面的开放型，其经济制度往往更加倾向于同外部相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开放型经济的定义就成为了那些市场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受到政府的干预活动或者政策限制较少的对外经济活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与否主要由该国的经济制度所决定，开放型经济的国家往往出口和对外贸易的额度在全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大，开放型经济的衡量指标主要是跨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资本的流通情况，这些因素也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否具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

开放型经济构建思路

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虽然在对外开放领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开放程度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安全贸易领域，比如金融、通信等方面的贸易都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而且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总值的增加和外资注入比重的增加，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流也日益频繁和紧密，对国内市场环境和国外的市场环境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导致各种经济利益之间互相交织盘布。在此背景下，想要进一步推进开放的进程，就需要调整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拓展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和特点。笔者认为我国需要构建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以内外联动作为方向，以互利共赢作为原则，以安全高效作为要求。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方向

内外联动作为开放型经济的方向，即，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在国内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把开放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机联系起来，不仅要能够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吸引外资，还要将这些优质资源切实运用到自身的经济发展上来。要积极地走出去，通过开放的手段和方法使得国外的先进市场和优势资源更好地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还要继续扩大开放的领域，这样才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我们本土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利用全球资源的同时还要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特别要利用好外资以便更好地促进国内自主创新技术和人才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还要扩大本土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鼓励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各个方面都要有所突破，这样才能够有效培养跨国公司及其品牌，有利于展开关系国家经济领域的国际对话与合作。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原则

互利共赢作为开放型经济的原则，是指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舞台上，各个国家之间要实现通力合作，资源和优势实现互补，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和促进各个国家自身经济体制建设的完善。首先要积极参与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努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各方利益的交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尽力避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产业竞争，而且要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完善产业结构和体系，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要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这样才能够实现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开放型经济更深层次的建设。

（三）构建开放型经济的要求

安全高效是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我国并不存在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在装备制造业方面也不存在核心竞争力，在一些服务业如金融领域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还面对着资源总量不足、人口基数过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因素都是我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经济竞争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利因素，也是进行开放型经济建设的薄弱环节，所以必须对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同时对其他国家的一些产业建设和产业安全方面的经验和手段加以学习和运用，在国内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这样才能够积极应对在开放型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安全和高效的目的。

金融危机和经济竞争背景下开放型经济建设路径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开创和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还要承担相应的经济风险，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需要不断地对开放型经济体系加以完善才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在金融危机和经济竞争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促进开放型经济建设可以采取如下举措：

（一）适时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被赋予全新的含义，要不断促进同外贸易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能力和质量。

在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方面，要对用于进口或者出口的商品的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防止其产生高的能耗或者污染，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于进口的规模和种类都要积极扩大，要尽快实现加工贸易的升级甚至转型，大力促进服务行业贸易的发展，加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和服务经验以及相关高素质人才。要尽量避免一直走通过产品数量进行扩张的道路，而是要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对于各类产品的贸易公司和企业，要着重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和品牌的建设力度。今后的方向是更深层次地促进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升级，更加深入地推动加工贸易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转移。

在更加合理高效地利用外资方面，首先要对能够对外资产生吸收作用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分布进行优化，扩大外资吸收途径，同时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的进一步合理化，防止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产生恶意并购和垄断并购的现象，以确保国家在某些领域的控制力。为了提高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对利用外资的方式进行创新。自改革开放至今，绿地投资方式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但是当前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的政策和手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有的引资方式和外资利用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新兴经济体制的要求。要彻底摒弃原来的建厂房、盖车间的传统意识，重点关注与提高外资的利用质量，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跨国并购的发展，在政策方面要放低外资进入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限制，鼓励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要对境外的资本市场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使其尽可能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变化。

（二）积极稳妥地扩大对外投资

为了开创新型的开放型经济，要大力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对外投资，国家和政府也要大力支持具备了相关条件和能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境外投资，加强政府对于涉外企业的政策指导和宏观调控，当然，一切都要在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束缚下进行。企业也要着重于自身竞争力的增强和跨地区管理能力的提高，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要自觉对国家的形象和企业的声誉进行维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投资方面的建设和关注相对比较落后，而目前，我国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同时也具备了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在企业方面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满足了展开跨国经营所需的各项要求。国家要对各种类型的有能力开展境外投资和境外业务的公司给予大力扶持，加速建设境外的经贸合作区域，给更多的规模较小的企业创造更多“走出去”的平台和机会，促进我国快速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品牌和营销网络，促进大型跨国公司的形成。

不仅要加强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的建设和经营，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将对外投资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进行创新，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要鼓励跨国并购的开展，提高企业在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国际化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自身国际化品牌和路线。二要开展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合作，在资源比较充裕的地区加大投资力度进行开发，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更加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机制以保证经济的快速良好运作。三要对境外加工贸易加大开展力度，释放国内生产力，带动产品的出口和加工，促进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走出去”。四要对外间接投资，逐步形成不以国家为主的投资格局，而是通过投资公司的方式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实行间接投资。

（三）加快自主创新进程

自主创新是立身立国的根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这样才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促进自主创新的进展。从当今世界经济的分布情况来看，创新活动的发源地仍是所占比例不多的发达国家，一些核心产业即技术呈现密集状态的产业也集中在发达国家，可以说发达国家是现今世界经济的重心。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完全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扩散使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对于我国而言，可以通过不断地引进和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将其技术吸收内化应用到其他产品和行业中，完成对技术要素的积累。我国想要实现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就要改革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通过引进国外的人才和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外资的研发机构，展开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活动，利用国外先进优质的研发资源，努力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将“中国制造”尽早转变成“中国创造”，加快自主创新的进程，实现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这对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建设也会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结论

改革开放使得我国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现今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阶段和开放型经济的新兴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都要充分发挥政策方面的引导作用，引进外资的同时还要加强同外国经济体制的沟通和交流，促进本国公司走出去和外国跨国企业引进来。同时对外开放的战略和主张也要有新的观念，加快自主创新，建立健全贸易预警体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这样才能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安全和高效运行提供支持，促进我国经济获得更加良好和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济才，刘荣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奋力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N].赣南日报，2013-11-29

2.孔令龙.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J].宏观经济管理，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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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本次论坛是由韩国Money Today报社The Bell主办、融资中国联合主办的“2016 The Bell China Conference”。The Bell Conference在2012年首次成功举办，本次举行论坛为第五次。论坛每年参加人数规模达500多人，包括韩国政府有关人士、三星、现代、LG、SK等大型集团高管、重点金融机构高级人员等在韩国具有影响力的人士。韩国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找出中韩两方实际性的合作以及投资机会，特别是让韩国企业/投资者深入了解中国各行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以及合作/投资机会。宋清辉演讲分为四个部分，以下内容是前两部分：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来自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很高兴在韩国首尔与大家相识，我演讲的标题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新兴领域合作机会》。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中有忧

2016年2月份，2015年中国GDP为6.9%这个数字披露之后，可能包括在座的各位韩国经济界、商界同仁都感到了恐慌，虽然这种恐慌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数据只代表过去。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6.9%的GDP成绩单还是很不错的，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1975年GDP总值为3016.63亿元，而2015年GDP总值为67.67万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这40年里我国GDP上涨了233.33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4.49%，这种高超增速几乎没有几个经济体能打破。

虽然资本市场的一些投资人士总是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指标，但中国政府不会再片面追求GDP的具体增速，只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大势没有改变，他们都认为属于健康的经济形势。

韩国的有些同仁可能有时候不会密切地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但或许会关注中国的A股。目前，中国的A股里面的一些上市公司已基本上涵盖各行各业，因此中国A股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可能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整体面貌。我们从A股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和2016年一季报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整体上属于回暖态势，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复苏。

具体而言，第一点，A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情况较为乐观。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已由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的-11.8%提升至第四季度的-11.1%，再提升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1.9%。第二点，传统行业发展乏力，新兴消费行业快速成长。以文化、旅游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行业的发展成为经济新亮点。文化传媒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旅游、酒店行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7.6%。第三点，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经济表现突出。互联网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达105.66%。第四点，新能源汽车业绩开启“快跑”模式。新能源汽车行业在2014年增长的基础上再次获得较大突破，2015年净利润增长147.83%。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中国“十三五”期间，中央国家机关一半公车将是新能源汽车。

在中国宏观经济企稳的背后，还有一些隐忧。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收入与利润的回升与净资产收益率（ROE）持续下降的矛盾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通过不断的资产扩张来维持收入与利润的增长，但是资产扩张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因此始终无法带来盈利能力的同步提升。据清晖智库统计，2015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及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整体ROE分别为10.1%、9.8%和9.1%，呈逐步下降的走势。若剔除金融企业，2016年第一季度平均ROE则会突然降至6.5%，与发达国家1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ROE的回升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A股ROE的回升需要有效地去产能和通过改革带来效率的提升。

5月19日我从中国大陆来到首尔之后，在与韩国商界同仁交流的过程中，我发觉韩国商界同仁对刘易斯拐点、亚洲主要国家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有很深的理解。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谈一下自己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显而易见，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显端倪，主要表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和沿海用工短缺等方面，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进入刘易斯拐点后，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会结束。我认为，中国经济遭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传统增长模式或会难以为继，传统制造业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并对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一些挑战。当然，刘易斯拐点危中有机，它会倒逼转型升级。在转型压力下，中国各级政府正在采用土地、财政、税收等手段，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例如鼓励企业加快信息化自动化的发展，利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等。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亚洲主要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模式上有何特点：

首先是日本偏向于满速度，但是对经济的冲击却比较慢，效果不太理想。日本的国内形势很复杂，脆弱的“安倍经济学”亦难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若日本不能够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日本的结构性难题就仍然存在，结构调整也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成败关键。

其次是韩国偏向于激进的模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不确定性也比较大，例如韩国出口减少、经济萧条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较大。我认为，韩国的结构调整要想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劳动改革、就业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调高经济增长的预期。

最后是中国的结构调整起到明显的效果。中国政府把增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并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向中高端方向进行结构调整，例如大力发展服务业，新经济的增长在明显加快等。当前中国“新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从体量来看，尚无法动摇传统经济的支柱地位，对传统经济、旧动能的改造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仍对传统经济“情有独钟”，他们在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的双重惯性之下可能会重新加大对传统经济的扶持，而放弃对“新经济”应有的支持。

各位可能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热词，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到底怎么改，可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解决的深层次的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而不是政府调结构。

首先，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一个公式来描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内在的含义是：政府通过用强力改革的办法去推进结构调整，减少低端和无效的供给，扩大中高端和有效的供给，藉以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通过重组整合使其退出市场，使供给体系能够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中国经济当前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个性化、高端化、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国供给侧出了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中国的国民来国外旅游的时候，热衷于“爆买”化妆品、奶粉、净化器等等，而中国国内生产的钢材每斤价格与大白菜差不多，与此同时，特钢却需大量从国外进口，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前行的一个重大包袱。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国有“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方式，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供给侧改革到底该怎么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了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手段都只会让经济昙花一现，只有扩大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病根”入手慢慢调养生息，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在中国国内依然是很宽泛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五大任务可以简称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是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和补充供给短板等具体方面。

简而言之，供给侧改革就是对症下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心，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变革的重点正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对中国经济“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都具有重要影响。

关注中国经济较多的韩国同仁可能会发现，自1981年以来，中国政府有过很多类似的提法，最近三年的分别是：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新经济”；2015年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4年则提出了“引领经济新常态”。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创新和提高社会效率，同时，每年的提法对中韩投资者来讲也是该年度的投资机会。

第二、中国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的五大任务分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供给侧改革投资机会而言，也可以从这五大任务里面去寻找。五大任务中，去产能被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其重要程度。

去产能使得煤炭、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并购机会增加，并购重组使得行业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企业利润提升。供给侧改革将是2015年、2016年的政策主线，其中化解过剩产能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借鉴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产能去化过程中的经验，胜算率较大。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去产能的不利影响也正在显现，例如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农业户籍人口的失业率上升，短期失业人员比重较大。据清晖智库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用工需求量萎缩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业、能源行业、快速消费品行业、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用工需求同比降低10%左右。

去库存可以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企业风险，中国的房地产仍有较大的投资机会，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会持续很长时间。中韩两国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和商业地产并购基金的形式，关注中国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带来投资机会。当前，中国许多传统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不良资产和商业地产存量资产的周期性机会已经显现。中国的去库存举措已经见效，房地产市场回暖较为确定。

机会总是与风险相伴。去库存过程中的最大风险，就是货币过度放松和区域性资产价格泡沫。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措施，如实施限购等，但事实上，靠楼市限购降房价很难，因为楼市限购增强了投资者的心理上涨预期。2015～2016年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仍大涨，并有蔓延至中国二线城市的趋势。

去杠杆有助于互联网、医药医疗、新材料、休闲服务等新兴领域的投资机会脱颖而出。根据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状，潜在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于股权融资领域的新兴业态。与此同时，去杠杆也有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高杠杆延续了2015年股市高杠杆和2013年非标高杠杆的态势。债券市场杠杆高企引起监管层注意，监管不确定性较大，一旦去杠杆趋势形成，可能引发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估值下跌的压力。

降成本被列为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它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它们的投资意愿，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活力。也只有让微观主体有活力，经济才能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动能。对投资而言，降成本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投资机会：第一，降成本可以改善企业盈利状况。第二，降成本将催生巨大的原材料替代和新增需求，从而给上游企业提供发展机会。

补短板就是给供给侧改革做“加法”，即针对中国当前供需失衡，补足供应短板和进行产业升级的现状，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增加有效供给。一只木桶到底能装多少水，要看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木桶效应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是决定中国经济整体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却面临着一方面低端产品大量库存积压，一方面芯片、大飞机等高端核心技术能力却相对缺乏的困境，严重的供给结构失衡日益凸显出来，亟需通过扩大有效供给不上这块短板。

不仅如此，跟民生紧密相关的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短板现象也特别突出。由于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供给不足，不但老百姓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孩子们还面临着上学难的问题。对中韩资本而言，中国国内的医疗、养老、教育、高科技、影视传媒等行业投资机会值得关注。因为中国的这些短板已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中韩资本联手是在造福人民。

韩国在国土面积上仅仅与中国的一个江苏省相差无几，却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韩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之一，制造业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三星、LG、SK、现代汽车等让“Made in Korea”丝毫不逊色于“Made in China”。贵国的造船、汽车、电子、化工、钢铁等领域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不断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和复苏中的日本制造业的双重“夹击”下，韩国制造业发展、增长乏力，面临着竞争力下滑的巨大挑战，亟需寻找新的发展战略。当“中国制造2025”与“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度融合时，中韩合作一定能成为中韩两国国企业共赢的大舞台。

中国广阔的市场值得在座的韩国同仁期待。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已经把创新驱动上升到国家战略，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2013年起，中国政府就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投入。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的最大投资机会就集中在七大新兴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未来升级潜力非常巨大，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2025”才刚刚开始。例如工业机器人市场，与工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韩国、日本和德国差距很大，不足三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可见中国市场仍有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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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区位决定因素；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5-0021-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产业链重组和价值链分工调整，FDI加速流向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已逐渐认识到FDI是提高生产率和带来先进技术的重要工具和媒介。FDI不但是资本形成的催化剂，而且有利于东道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FDI流入引致的资源配置效应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随着FDI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性的提高，新兴经济体竞相采取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FDI的流入，从而形成了吸引FDI竞争区位的锦标赛（location tournaments）。但令人疑惑的是，有些地区的FDI流入迅猛增长，而有些地区FDI流入的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解释。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吸引FDI的潜力和绩效仍然值得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新兴经济体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不但有利于认清中国在吸引FDI过程中的地位、前景和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国利用FDI的质量和绩效。

一、东道国吸引FDI流入区位决定因素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FDI发生的原因、流动方向和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邓宁（Dunning）开创性地研究了FDI流向的区位选择，从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等方面说明了东道主区位优势对吸引FDI的重要性，并高度重视心理、文化、制度框架等非经济因素对区位优势的影响。[(sup)1(/sup)]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吸引FDI区位因素的研究指出，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FDI的流入；政治不稳定是FDI流入的阻碍因素、对外国投资者的优惠措施是FDI流入的鼓励因素（也是东道国最易控制的因素）、廉价的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FDI流入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不断取得进展。较早的研究大多从投资成本和比较优势视角对东道国吸引FDI流入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对东亚和东南亚七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FDI相对于资本成本（包括税收）的弹性低于工资，对出口需求的弹性大于国内市场需求。而且，母国投资成本的升高将促进FDI流入，但其他相互竞争的东道国成本提高没有发现相似的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影响因素被纳入实证分析模型。有的研究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土地面积、汇率贬值、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集聚度、免税期限、自由贸易区的规模等对FDI流入具有正面影响，而工资、通货膨胀率、利润汇回管制、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具有负面影响。海外开发协会（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总结了低收入国家FDI流入的影响因素，认为市场规模、开放度、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政治风险、基础设施、激励措施和开业条件、私有化等因素都会影响FDI流入。对中东欧转型经济和东盟国家（ASEAN）的实证研究表明，FDI流入受到国家风险、单位劳动成本、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引力因素等的影响。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东道国政策和制度等要素对FDI流入的影响。对49个欠发达国家7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和制度变量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政策通过影响其区位优势从而影响FDI流入；[(sup)2(/sup)]对18个拉美国家1970—199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有利于FDI流入。[(sup)3(/sup)]还有学者调查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对FDI流入的影响，发现降低公司税率和关税、采用固定的或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消除与FDI流动相关的资本管制对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内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则具有明显的负面效果。[(sup)4(/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