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马克思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让我不厌其繁地再次引用凯恩斯那广为传诵一段话：“既得利益之势力，往往被人夸大，实在不如思想直逐渐侵蚀力之大。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思想，其影响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现实世界的统治者，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可往往会是过往时代某一个二流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从长远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先讲一点方法论：

在波普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只有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提出假说----事实检验----推翻-----提出新的假说-----再推翻----。。。。。。如此否定之否定，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

依我的看法，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一种近似。事实上，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普通人，都是通过模型来看世界的，我们是带着理论来面对现实的，这也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理性，并为现代的脑科学的研究所证明。

理论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符合，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去看事实，使现象可以更有条理，但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科学的发展正是理论不断逼近现实的过程。

现在大家都在批判经济学家玩数学，经济学的理论脱离现实。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现象太复杂了，以至于经济学家无法建立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论模型，这也要怪经济学家的智慧不够。另一个要怪数学家，数学家给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学工具太简陋了，以至于非常简单的模型，要用非常复杂的数学。理论越是接近现实，模型就越复杂，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发展是受数学工具的制约的，数学应用于经济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宗教是非理性地信仰，哲学是理性地信仰，而科学则是理性地怀疑。每一门科学都有一个核心假说，那是不可检验的，科学家的任务是由这个假说推出可检验的等价命题。

牛顿力学的核心假说是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的核心假说是光速不变定律。而经济学的核心假说是理性人假说，即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现代经济学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效用最大化这个假说基础之上。有了效用，才有了现代经济学，所以我认为现代经济学真正起源于边际效用学派，也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学。它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在；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后来的马歇尔总结了前人成果，创立供求曲线，这就是新古典学派，统治着一般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

在马克思以前，从斯密到李嘉图，都是劳动价值论，核心概念是价值。据说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先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然后不知犯了哪股子邪劲，突然对价值问题发生了兴趣，开始探讨价值的本质。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马克思，也晕头转向地跟着他去研究，“什么创造了价值”。经济学从此走上了邪路，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经济学浪费了整整一个世纪。

直到后来经济学家引入了效用，把价值这个概念驱逐出了经济学。大家可以翻一些现代经济学的课本，找不到价值这个词的。

按熊比特的说法，三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瓦尔拉斯，马歇尔和维克塞尔。其中最最伟大的是瓦尔拉斯，因为他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

按张五常的说法：经济学只有两个假说，即效用最大化和负需求曲线。这里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概念，不太严格，负需求曲线约等于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引入了边际的概念，边际效用就是对效用函数求导。这样，微积分就进入了经济学，数学家在这个领域耕耘了两个世纪，有一大批的定理可以应用，从而给经济学以全新的刺激。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一旦引入了强有力的数学工具，经济学可以有怎样强劲的发展。

数学是一种推理的工具，他帮助我们从核心假说推导出可供检验的命题，保证了推理的严密，逻辑的正确，不至于使思维混乱，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日常语言很不严密，有很多问题越争越不清楚。数学作为一种严密高效的语言，如果我们的结论不同，在推理正确的前提下，一定是我们的假设与现实不符。

数学是一种思维工具，以传统方式，以日常语言去思维经济学就象赶牛车，而掌握了数学，则象坐了喷气式飞机。

比如：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当交易费用为0时，产权的划分不同不具有影响经济福利的效果，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交易产权来达到资源的社会最优。个人通过效用最大化行为达到社会最优-----帕累托最优。这可以看作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另一个版本。斯蒂格立兹叫它科斯谬误，数理经济学家严格证明了科斯定理只有在经济当事人具有拟线性效用函数时才成立。

一边是模型，一边是现实，模型越是接近现实，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经济学家的数学素养早已远远超过了物理学家，正如物理学的发展曾大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也会有一批数学家转变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变成为数学家。因为今天的物理学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问题了，而经济学则问题多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

如果说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那生物学研究有机世界，而经济学则以探究人类社会的奥秘为己任，层层递进，现象越来越复杂，所用的数学也越来越高深。

在马歇尔那里，事件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则雄心勃勃，要一次解决所有问题。法国是一个盛产数理经济学家的国家，从配第到古诺，到瓦尔拉斯和当代的laffont,tirole,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数学理性的建沟主义。

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和物理学的意识形态并无不同，一个物理学家也可能为纳粹制造原子弹。

现代经济学主要有两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可以从马歇尔这里讲起。

微观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从马歇尔以来，没有更大的发展。后来的经济学家就是用越来越高深的数学工具对他的理论加以精练。到samuelson出版《经济分析基础》，用微积分来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时代结束了。

50年代以后，诺贝尔奖得主debreau,arrow等人用集合论来研究微观经济学，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是经济学的前沿，到了80，90年代，数学工具越来越高深，运用了几何流形，泛函空间，现在这一块儿主要是一些数学家在做。

马歇尔统治了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而他的弟子凯恩斯则统治了宏观经济学。

samuelson自称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位通才。他说：“生为经济学家，1939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1930年代的伦敦是个汇集巨人的地方。罗素，萧伯纳，wittgenstein, 凯恩斯,jone.robinson,还有早逝的天才ramsey,每一个人的光芒都足以辉映一个时代。你能想象这么多奇妙的人居然生活在一个时代，一座城市？

那时侯的hicks还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哈耶克在那里宣讲自由主义理论，而凯恩斯则开始了他的十次经济学讲座，“马戏团”里有harrod,robinson,sraffa这样前途无量的青年。经济学处于清晨的明媚阳光中。

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solow,samuelson,friedman,tobin,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凯恩斯开辟的园地里挥动了铁锹，并统治了那里，直到70年代遇到了lucas的挑战。

lucas的成功证明了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不在于提出新奇的观点，而在于引入新的工具与方法。lucas以后，is—lm曲线开始从经济学文献中消失。经济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直接从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探讨宏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学习运用ramsey在1928年就写出的最优消费模型和samuelson1956年的交叠世代模型。宏观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微观基础，经济学重新回到新古典传统的怀抱之中。

宏观经济学的两条主线：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

篇2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转向了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对经济学研究的统治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资本主义”已完全消失，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工资、利息与利润只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当然，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主流经济学往往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解释。然而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率和利息率(利润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呢?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工资、利息和利润等概念与现实中以货币价值或价格表示的这些概念是相同的吗?

 

现代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开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孕育了“凯恩斯革命”的诞生，但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所形成的观念和教条的无情统治下，凯恩斯的理论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把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纳人到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截然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如实际GDP和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当然还可能有实际资本和名义资本。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到总量生产函数之中，再加上决定名义变量的货币数量论，由此成为研究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基础。

 

然而，这些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变量或概念呢?经济学家们至今似乎对此没有提出过疑问。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那场空前激烈的“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争论的焦点在这些现实的国民收人核算统计概念中与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称呼的概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所表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人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事实上，这些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理论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51年，斯拉法在其编纂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终生想要寻找的“绝对价值”，以表示国民收人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份额。这个绝对价值，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实际上就是国民收人(GDP)的测量单位。作为总量指标的国民收人，如果面对的是各种异质的产品，比如小麦和燕麦，我们需要一个同质的单位进行加总，以获得一个同质的总量。当然，如果采用劳动这种同质的单位来计量，虽然可以进行加总，但却不能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实物产品产量的变化;而且当两个部门的“资本构成”(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利润率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和收人分配，这使李嘉图在1817年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所证明的命题不再成立。

 

1953年，新剑桥学者罗宾逊提出了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把李嘉图的难题套用到新古典理论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一旦加总为总量将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进而，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个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异质品模型进行证明，得出了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劳动价值可以是负值的结论，萨缪尔森则重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实际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经证明，由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收人分配的变动将使由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国民收人)发生变动，这使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资率(工资)的上升将使利润率(利润)下降的命题不再成立。显然，“剑桥资本争论”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同样存在的。由此，当“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释时，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完全终止了。

 

面对那场以失败告终的极其激烈和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以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人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观念上出了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争论的问题所在。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理论的观念一直顽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禁锢着经济学家的思维，这就是统治经济学研究的“实物”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生产，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而国民收人的计量似乎不能离开这种实物产品。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脱离这种实物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价值概念呢?实际上，这个价值概念就是国民收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GDP和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实物。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宾逊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批评，当然也涉及到总量生产函数对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即新古典增长理论。但在罗宾逊1973年出版的那本试图取代新古典教科书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作为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依然充斥着全书，这正是问题所在。

 

对于实物产品的生产，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显然是一个完美体系，比如通过表示产品和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构成GDP的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加以得到一个表示实物总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把两个表示稀缺的指数加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产品的稀缺性取决于人们的偏好，那么随着人们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和GDP的总量也会随之变动。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这里只需要相对价格而根本就不需要总量，即国民收人或GDP的总量对新古典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其理论中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总量。

 

对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而言，如果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采用简单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解决这种异质产品加总问题的;如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的计量，通过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即可解决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思想练习”，这种劳动价值论的推论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多种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总。然而，当我们这样进行逻辑推论时会发现，如果马克思的分配和剥削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实物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只是新古典理论的单一生产要素模型，它根本无法战胜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包含着一个强烈的命题，即如果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须按照新古典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形成市场的相对价格，从而也决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这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随后的“规范分析”认为利息和地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人，则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对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税进行收人再分配。这样，新古典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攻击在逻辑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而，新古典理论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现实国民收人核算统计的国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资与利润(利息)的分配问题。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说明现实国民收人统计中的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时，其逻辑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那么，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显然，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与技术关系或实物有关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表明，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或与实物的“效用”无关;另一方面，针对李嘉图的混乱，马克思明确表明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即与实物的生产无关。进一步，当马克思把这种“价值”与实物的生产、消费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时，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氏族关系，奴隶社会对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关系，封建社会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在14一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构造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基础，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联系到“劳动价值论”。比如在神学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劳动价值论体现着公平与正义，是人们之间商品交换“平等”的基础。那些早期劳动价值论的阐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龙等古典学派的前辈们，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财产的基础;如洛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显然，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似乎联系到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就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由、民主与公平”。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与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理念背道而驰的。

篇3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

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着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

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篇4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探讨个人与社会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某种反思。但二者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以及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边界、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等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本文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用于指导我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对于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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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性;创新

中图分类号:A71F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026-01

一、经济学具有唯实的实践性特征

经典经济学确立的科学原理,既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且不断接受新的实践检验,从而提出新的原理或修正已有的原理,再用于指导实践。这种以实践为唯一理论源泉、唯一应用目的、唯一检验标准的“唯实”的实践性特征,是创始人采用实证分析法描述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是狭义和广义经济学的共性特征,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无论是对经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解读,还是对创始人确立的经济学原理科学性的鉴别,都必须以他们当时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和经济生活实践为评价尺度。

尽管《资本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但从这部著作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还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继承和发展经典经济学,就必须弄清楚创始人所揭示的各种经济规律的形成基础及其实践意义。如,他们发现和揭示的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价交换、利润平均化、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贫富差距扩大乃至两极分化、经济虚拟化、产业后备军、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经济周期波动或经济危机等诸多经济规律,都属于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如果这些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那么在逻辑上无法解释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为什么也会遇到此类现象或此类问题。关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水平的规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规律,或许只是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经济规律,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关于专业化分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提高社会生产力、竞争最终发展到垄断的规律,关于两大部类商品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的规律,似乎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经济规律的本质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经济条件和适用范围,都需要研究并辨别清楚。

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深化和扩展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更有效利用经济规律,这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需要。唯此,才能把经济学推向前进。

二、在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促进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合理吸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若干内容。特别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吸取经验,概括总结,形成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理论结论。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是实践的经济学,是发展的经济学,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马克思经济学。从1978年开始,我国在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围绕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不断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中不断充实和丰富。迄今,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在下列理论上有所突破及创新。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以及这个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与分配方式。这个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出了计划与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和调节经济的方式,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这对马克思经济学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第四,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其主要形式是公司制;其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企业通过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科学的组织领导体制及激励约束机制,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及竞争主体。

第五,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理论。个人收入分配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在分配政策上提出了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防止两极分化;在保障制度上,提出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的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结合,应先农村后城市、先试验后推广;改革的核心是企业改革,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不同阶段改革的重点会变化。要与发展战略的转变相互配合,同时进行。

第七,关于发展的学说。改革开放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集中亿万人民的智慧,吸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对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尚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发展。可以预见,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实践,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化马克思经济学新理论的建立和完善。

篇6

2、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

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4、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决定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一种旧的生产关系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过渡。关于这点分工和协作便是一种有形体现。

篇7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异化劳动；历史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9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到底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关联，马克思又对二者进行了怎样的批判与继承，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展开的，然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却用一整章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黑格尔的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民经济学是对人们经济生活状况的抽象，它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没有对这一前提进行必要的揭示。同样，黑格尔哲学将人们现实的生活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构建了意识自我设定物性，进而扬弃物性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观念的历史；国民经济学则是从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出发，进而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对客体化资本的扬弃，也就是扬弃了在人自身之外的异化的财富，而将私有财产回归到人，当作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劳动，正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在现实的劳动中他们宣称的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人变成了帽子，而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正体现了二者殊途同归的谬误，二者都对人及其现实的劳动进行了抽象，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历史。

其次，国民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意识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没有以理性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这就使马克思开始与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发生分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根源在于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谬误，黑格尔倡导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质是人分裂为公人与私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分裂理解上发现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中确立了对宗教的批判，进而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国家、法的批判，而对国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这一系列的思想演进都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转向现实的人及人的经济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意识到了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对立的实质在于劳动与资本发生对立，意味着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因而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演进的线索就再次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家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超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1]4，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尽管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1]4，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与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进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失去对象性的人与自然是孤独的、无声的个体。

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尔体系中对人的抽象，但他们用思辨的运动代替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拯救出来的不是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而是观念的人。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是纯粹主观的，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因而，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没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因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是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规律、原理上升为了哲学体系，这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必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二者的批判是同一个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进而为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06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控制，工人成为了私有财产，成为了资本。

其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没有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区分，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对工人的统治，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异化劳动事实的掩盖，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

再次，同国民经济学用物来遮盖人一样，黑格尔则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尔的意识扬弃外化和对象性，同时将它们收回自身的观点“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将对象性一并扬弃，那就必然导致虚无。黑格尔辩证法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主体，只是把历史过程当作“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黑格尔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的批判旨在复归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历史。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101，马克思将这一积极方面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相结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作为人的本质来对待。进而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领域的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其基本运行轨迹构成了人的历史画卷：首先，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生成着自己为人的本质；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最后，当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一秘密暴露出来的时候，私有财产将被扬弃，人将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63。这是一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用意在于恢复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在于还原真正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的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是作为剧作者，又作为剧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历史的历史进程。

三、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这里奠定了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为其唯物史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基础：一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蒲鲁东扔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充斥着非历史性，而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历史的、暂时的。《导言》说明经济学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其《资本论》的研究中。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实质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但国民经济学家却将其变为物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被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样为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提出了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历史绝对的主体，而历史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展开，我们应在人的目光下观照历史，更应在历史中审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更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其中我们应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也应意识到二者不仅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更在理论上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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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人　社会道德人　经济人理论和实践困境

    科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最能体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人性的假设是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和展开理论逻辑分析的逻辑起点。深人探讨人性假设与非人性假设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及准确把握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

    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广的经济人的假设理论是非人性假设的典型代表。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作了系统论述。按照他的观点，人天生具有利己心和完全理性，能够通过运用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同时由“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指引产生利他的结果，使整个经济运行协调有序，社会利益得到最大实现。因而国家不应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应对其采取自由放任态度。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使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与此同时，这一理论假说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更新与发展。这最突出地体现在伴随着“边际革命”而兴起的新古典理论体系之中。第一，在斯密那里，经济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而处于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对其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则上升为整个体系的中心范畴，并且它还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新古典学派把经济人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分别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第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定性研究，而且还借助于定量分析，比斯密的原始解说前进了一大步。斯密曾提出人出于利己动机总要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但怎样才算是实现了这种“最大化”目标，由于分析方法所限斯密没有给予解答。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引人数量分析方法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MR=MC;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条件—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二商品的相应价格之比，即。这些定理将人的行为动机与效果联系起来，从而为合理地组织与协调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三，新古典经济学还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经济人实现其理想目标的充分条件，这样，便把经济主体的理性、经济环境的完全性以及经济总体的均衡运行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上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将斯密具有某种自发性的经济人概念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简单划一的、可量化的“机械人”概念。这充分反映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特点，即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彻底转变为仅仅具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这种人性假定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之上，而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的作用，以致把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

    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与人和社会密不可分。

    人类起源的历史表明，人和社会是同时诞生、不可分割的。“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人和社会不仅是同时形成的，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的个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可见，“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存在其有内在的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任何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因此，马克思指出:“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州，吠把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内在地集于一身，因而成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假设就是这种最一般规定的“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切原则和规范、范畴及逻辑运动都是“人”的这种内在二重性的矛盾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或利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需要”，二是“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与此相适应，满足人的需要的途径和方式也有两条:一条是直接满足个人的需要，另一条是满足“表现社会需要的共同需要”，从而呈现为个体性和整体性的二重特点。这种特点使得任何人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个体性和整体性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道德的需要也是人的最本质的需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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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发展与创新

一、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1．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

斯密第一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排除了从使用价值中去寻求交换价值的决定问题。他认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叫做交换价值。”斯密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不仅把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归结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而且把价值量归结为商品内部凝结的劳动量，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2．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坚持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尺度的正确观点，但他比斯密前进了一步。一方面，他既认识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也认识到了两者的联系，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绝大多数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李嘉图批评了斯密的二元劳动价值论，认为其劳动价值论有不少的错误。一是混淆了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和交换到的劳动，而这两者在量上是不相等的，购买到的劳动不能成为价值的尺度；二是将商品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李嘉图清楚地看到，价值是第一性因素，而分配则是第二性因素。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一）价值实体。价值实体，是指商品中消耗的人类的抽象劳动。就是说价值这个东西指的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二重性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使用价值。这里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发明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就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理论。这是理解经济学的枢纽点，不懂得劳动二重性就根本不懂得经济学。所以，必须要对它有个深入的了解。从劳动二重性理论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只有理解劳动的二重性，才能懂得的劳动价值论。

（二）价值量。就是指价值的大小、价值多少的问题。商品价值的数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用社会中等的劳动强度生产一个使用价值所需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宏观和微观双重含义，微观含义是指生产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含义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的。宏观含义，是指社会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生产总量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宏观上的社会必要时间。

（三）价值的形式。价值的形式，就是指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比例。交换价值有四种形式：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的价值形式。货币是最高的价值形式，也是最完整的价值形式。用货币表现商品价值叫做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就是一种交换价值，是一种最高形态的交换价值。所以，在的经济学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三个词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混淆。所有西方经济学至今为止仍然都不区分这三个概念，都混同使用。这在现实当中会造成很多混乱。

（四）价值的实质。价值的实质就是商品中所能体现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和人的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就是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就是劳动和劳动的关系，是物和物的关系。反过来说，物和物进行交换时所体现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经济学表面上是研究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商品背后是人。的经济学既见物又见人，认识到了商品流动背后的人和人的关系、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都是见物不见人的，他们不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讲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即物和物的关系。马克思说经济关系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必须通过物而看到人。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是既见物又见人，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只看见商品、货币、资本，而不看见人，这就会产生商品拜物教。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区别

第一，古典学派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说不清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为什么要创造价值。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他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之所以转化成价值，是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特点决定。每个人生产的商品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那么这个商品怎么交换呢？每种商品都有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它们的使用价值，商品不可能按效率来比较。具体劳动也不可比较。只有抽象劳动才能作为商品交换时的比较的基础。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值是人和人发生关系时必须使用的一个范畴，没有它，任何市场经济都不可能进行。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是抽象劳动，只有按抽象劳动才能进行商品交换。所以，马克思说创造价值的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古典经济学不区分这二者，没有说清什么劳动创造价值。

第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不懂的价值的实质，不能通过物和物的关系看到人和人的关系。价值的实质是人和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包括现在的所有的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讲人和人的关系。而马克思的理论既讲物又讲人，既讲概念符号，又讲价值背后所隐藏的人和人的关系、社会与经济的关系。

第三，古典经济学不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学派对交换价值或者对于价值形式不做任何的分析，因此它也不懂得货币是怎么来的，价格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不区分价值和价格。马克思对交换价值进行过充分的分析。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中专门讲述了价值形式，可以说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前无古人。因此，他揭开了价值形式的谜，认识到了货币的起源和价格的起源，货币是怎么来的，价格又是怎么来的，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这是资产经济学从来没有做过，也是不打算做的事情。

第四，不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都混在一起。就是说，他们从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找出自然的物质原子，从价值中找使用价值的物质成分。这是针对效用经济学而说。效用经济学派的特点是，他们把使用价值与价值混淆起来，把价值说成为使用价值。当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他们也对这一点区分不清楚，有时区分，有时不区分。

参考文献：

［1］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3（2）

［2］余孝军：《对亚当・斯密价值论的分析》载《渝西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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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