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医保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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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统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城镇各类用人单位；二是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的各类城镇居民。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主要覆盖对象是农民。

一、现存三种模式差异比较

1.1面对人群不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主要面向城镇各类企业。城镇居民医保主要面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以外的本县城镇户籍居民，包括未满十八周岁的居民（未成年人），中小学生、未享受公费医疗的大中专及技工、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等。“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主要面向的是农民。

1.2缴费来源不同城镇职工医保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不享受政府补贴。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总体上低于职工医保，在个人缴费基础上政府给予适当补贴；新农合基金统筹方式为：参合农民个人缴费，省、市、县三级财政补助，中央财政补助。

1.3医疗保险待遇不同城镇居民医保由于筹资水平较低，医疗待遇标准总体上略低于职工医保。新农合的医疗待遇最低，报销的范围也最小。

1.4缴费要求不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设立最低缴费年限，达到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的，退休后不再缴费即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不设立最低缴费年限，必须每年缴费，不缴费不享受待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当年购买，次年生效享受报销待遇，其最低档费用为20元/年/人。

二、现阶段农民工医疗保障实施状况

2.1农民工是我国二元结构的夹缝中产生的一种特殊阶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中，但其户口却是农村的。他们在城市中属于被边缘化的一类群体，享受不到城镇企业职工的医疗待遇。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以后“新农合”又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率的医疗保障。在他们受到病痛侵扰时，多是拖延病情而不及时就医,所以“新农合”对他们来说名存实亡。

2.2现阶段所能覆盖到农民工的各项医疗保障政策太少，满意度太低一些农民工不参加“新农合”主要是基于“新农合”的保障水平低，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而且一般都为青壮年得病率低，所以不愿意投保，即使愿意投保，得了病还得回农村报销，参加和理赔程序太繁琐等。

三、农民工投保意愿调查

调查发现，由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在执行上是相互独立的，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以后无法享受原籍地的合作医疗，所以合作医疗对他们来说名存实亡，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又覆盖不到他们。所以52.8%农民工希望一种确实可以保障他们利益的医疗保障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保险模式。另外，现有的保障范围太小，并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大多数农民工希望保障范围扩大，调查显示，49.10%的单位认为对农民工应该大小病都保，所以在制度建设上，可以考虑扩大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保证农民工对基本医疗的可及性。

四、基于城乡统筹下的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四种模式供农民工这个群体参加医疗保险。

第一种模式是单独为农民工设立一种医疗保险模式，设立单独的账户，由专门的组织负责管理，单独保障农民工的切实利益。由我国发展目标是和谐发展城乡，可知这种单独为农民工设立的模式是与现实目标相违背的，所以不能采取。

第二种模式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与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问题一视同仁。但是农民工的特征是流动性大,流动于不同城市间,在不同地区参保只能保证当期，所以只保住院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工来说，医疗保险没有吸引力。

第三种模式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加入到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范围内，保障农民工的利益。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大的特征，可以得出这种模式也是不适合农民工的。

第四种模式是，建立一种全面统筹的，把现有的三种医疗保险模式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保险模式，实现城乡医疗保险模式的有机统筹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统筹城乡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指明了方向。城乡统筹促进和谐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我国应该选择能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的衔接以及城乡居民合作医保、城镇职工医保的转化中实现三大系统间关系互动和演化均衡。根据分析得出，这种模式应该是第四种模式，即把现有的三种医疗保障模式相结合的一种模式，这是最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需要的，它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侯文若.社会保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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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保对象。目前，陕西、湖南、宁夏、山西等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对象皆实行“全省所有城镇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经营组织等(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都应按规定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农民工无论就业于何种性质单位，都能享受医疗保险。辽宁省沈阳市鉴于大部分农民工已在所在单位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将参保对象界定为“仅限于在外地注册在我市从事建筑施工的单位、在本市已参加养老保险而未参加医疗保险且招用农民工占本单位用工人数70％以上的个体餐饮和娱乐等服务性行业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广东省深圳市的医保方案名为《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参保对象专指“所有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工”。鉴于其地域的特殊性，将参保对象扩大到包括牧民在内的“农牧民工”。

(二)缴费办法。天津、陕西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住院医疗保险或大病医疗保险采取用人单位缴纳的办法。仅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用工期限3个月以上的大病住院保险费用“用人单位承担90％，个人承担10％”，对选择参加统账结合基本医疗保险，保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缴纳，只有以个人名义参保的才要求个人承担全部费用。辽宁省大连市保费均由用人单位承担，农民工只享受相关待遇。天津、大连缴费基数为“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缴费比例分别为3.5％和2％。重庆市要求参保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4％缴纳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0.1％缴纳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农民工个人每月缴纳5元作为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费。山西省的做法是按3％的费率缴费，要求2.5％左右划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0.5％左右划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深圳市规定“每人每月12元，其中用人单位缴8元，劳务工个人缴4元，6元作为门诊基金，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5元作为住院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1元用于调剂”。南京市除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外，要求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保险”，按4元／人的月标准缴纳，用于建立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此费用由农民工个人承担。“用人单位以上年度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率控制在1％－3％以内”办法最为普遍，湖南、陕西、安徽、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均采取此办法。

(三)医保待遇。目前，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基本为“住院和门诊特殊病”，起付标准、个人自付比例大多按照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建有大额医疗费补助基金的，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可通过大病医疗补助解决。重庆、南京及北京都设置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账户”及“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专户，为农民工大病医疗提供可靠的基金保障。依照南京市的规定，对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暂定为6万元)以下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根据费用分段由大病医疗保险基金按50％～80％比例支付，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符合规定支付范围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由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按规定给予定额补助。北京市规定统筹基金年度支付最高数额为5万元，超过此限额时，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70％，年度累计不得超过10万元，其余30％由个人承担。重庆市统筹基金支付限额3万元，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支付限额20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民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较为狭窄，仅限于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及急诊抢救留观并收转住院前7日内的医疗费用，不包括门诊特殊病和大额医疗费救助。在医保待遇执行上，除深圳市使用专用《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待遇与连续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时间挂钩外，其它省份均依照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缴费当期享受相关待遇，期间发生费用由社会统筹支付。

(四)基金管理。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保费和统筹基金利息构成，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支付。在基金结算上，南京、深圳市实行当年核算，基金结余部分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不足支付时，在下一年度调整缴费标准并予以补足。宁夏回族自治区统筹基金支付标准按保费有效期和医疗费用分段累加计算等办法确定，每年公布一次。针对基金安全问题，各地多采用“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专户”办法。深圳市将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列入成本，而南京市则规定“市、区两级经办机构的事业经费不得从基金中提取，其经费列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

(五)政策执行方面。《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从全国二十几个省份方案执行情况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大多采取直接扩面形式，一定时限能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便可直接进入该体系。对于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要求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和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内部审计等制度，实行统一政策，属地管理，分级执行。具体而言，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参保、缴费、待遇支付，医疗服务则由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提供。上海、成都实行的农民工综合保险较之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医保运行模式上不再采取政府经办的传统做法，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委托，这是一种农民工、企业、政府多方受益的医保运作模式，在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强化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社会责任。

二、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保障项目与农民工实际需求脱节。基于农民工流动频繁、帐户接续不便的特点，目前各地试行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基本遵循“不建个人账户、只建统筹基金”原则，保障项目仅限于住院及特殊门诊。从推行效果看，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与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保障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依照目前相关规定，门诊费用由个人帐户开支，必须与个人缴费基数挂钩，即农民工必须个人承担保费，或部分承担、或全额承担，现行方案大多采用“现收现付、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进行管理，基金积累难以成为个人帐户资金划拨来源。若没有其它资金来源渠道，全部由农民工个人承担，这种个人账户等同于个人存款，以大数法则分摊风险的保险意义将不复存在。即使个人帐户采用社会共济原则筹资，在目前工资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下，无论全额或部分承担保费都很难调动农民工的参保热情。基于此类多种原因，目前各地多实行“建社会统筹、用人单位缴费、保当期大病”办法，基金支付范围只涵盖大病医疗和特殊门诊。有调查数据表明，目前进城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8.6岁，从生命周期规律来看，这类青壮年农民工人群的大病住院概率相当低，而常规疾病则不可避免。因此，农民工迫切需要的不是大病住院保障而是常见门诊医疗保障。另外，在农民工频繁流动的环境下，用人单位缴费且只保当期大病，意味着农民工任何工作异动都可能导致医疗保险待遇的终止，随时都可能重新被排除社会保障网之外。

(二)城镇医疗服务供给与农民工实际需求不匹配。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一直采取以城市居民医疗需求为中心的户籍人口管理模式。在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已超过1.2亿的今天，这种模式表现出明显的缺陷。正规医疗机构的高额医疗费用与农民工低收入间的矛盾比较突出。2004年卫生部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患病后25.4％的人选择城镇医疗机构就诊，73.2％的人采取从药店买药或服用自带存药的方式。这种事实证明农民工没有真正享受城镇医疗服务。

(三)农民工老年医疗保障存在政策缺失。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1.2亿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且流动性频繁、劳动关系极不稳定。所以目前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很少涉及农民工老年医保的相关问题。大连、天津、沈阳等很多地区规定：“农民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用人单位不再为其缴纳医疗保险费，农民工本人也不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这意味着当农民工年老后，医疗保险将随用人单位缴费停止而终止，如果没有其他相关政策规定来延缓其医保关系，农民工将重新游离于社会保障网之外。农民工长年从事苦、累、脏、险工作，慢性病或其它高危重病的困扰较城镇职工更为严重，更需要老年医疗保障，尤其在当前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产业工人主体的形势下，如不能在农民工年老后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医疗保险待遇，不仅是政府职能的缺失，同时也分裂了劳动者医疗保险制度的统一性。

三、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的建议

(一)建立农民工弹性医保制度。农民工是个复杂而庞大的群体，城市移民型、回乡型及城乡兼业型等类别人群特征各异，同一种医保制度安排很难满足所有需求，有必要根据其就业特征及医疗特点制定弹性医保制度。对城市稳定就业且具有相对固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可将其直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流动频繁、收入低下的农民工，基于其经济能力和其它条件的限制，可按照“低费率、保当期、保大病、不建个人账户”原则开展大病医疗保险，重点保当期住院医疗，有条件的地方可同时参加大额医疗救助；对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应督促其参加原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个体经营等灵活就业农民工，则可按照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办法，以个人名义参加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农民身份的转变使现行农民工医保暂行办法向城镇医保制度转换成为必然，不同医保制度间的衔接与医保关系接续需要弹性运作。在制度转换方面，由现行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可将先前医保模式连续参保时间折算为城镇医保缴费年限，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即按城镇医保规定执行相关待遇，也可对此期间医保保费进行补缴，基数设定为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补缴比例稍低于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补缴后可累计缴费年限，但不能补记补缴期间个人账户；在运作模式方面，鉴于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点，可建立相应的账户中断与复效制度，对因失业、短期回乡或工作变换出现保费中断未缴的农民工，可保留其医疗关系，经补缴后，保费办理接续或转移。这种弹性运作模式可促进当前“保当期、不建个人帐户”的农民工医保暂行办法向全民统一基本医保制度转变。

(二)健全农民工医疗服务体系。农民工要获得公平的医疗社会保障，城镇医疗机构必须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合理布局。要建立农民工医疗服务双层结构系统。所谓医疗服务双层结构系统是一种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大中型综合医院为中心的互补型格局，在保障农民工医疗服务的同时将费用减至最低。针对基层医院和卫生院等一级定点医疗机构设置特点，可主要进行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同时承担流动预防保健工作，以低廉价格为农民工提供常规医疗服务；大型综合医院主要接诊农民工重症病患，以优质医疗技术保障农民工重大疾病的治疗。针对农民工收入普遍低下特点，应尽可能使用低价药品，在坚持“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的原则上执行农民工指定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三)设置农民工退休医保延续的最低缴费年限。从社会保险运行规律看，缴费期限将影响医保基金存量，农民工必须连续缴费20～30年后，基金才可应对其退休后的医疗保障问题。因此，从社会公平与福利兼顾出发，农民工退休医疗保障有必要与缴费年限挂钩，实行权利与义务对等。鉴于目前各地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各异的情况，缴费年限应针对不同医保模式分类执行。对由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缴费期可折算为城镇医保缴费时间，不足年限的可一次性补缴，但补缴期间不补记个人账户，退休后医保待遇与城镇职工等同；对已参加统账结合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退休解除劳动合同后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医保模式。选择回乡养老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其个人账户转移到原籍农村，或将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付本人；对选择城市永久定居农民工，可延续其医保关系，在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后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退休医保待遇。此外，从基金积累的稳定角度出发，在缴费年限上，针对农民工缴费基数普遍偏低的情况，应考虑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15年期限的基础上适当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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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涉及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对此，各地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政策实施后，要求此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外来从业人员必须一律参加综合保险，而不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天津、济南、合肥等地则规定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应按照原有的方式继续参加医疗保险，不得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转为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而重庆、成都、广州等更多的地方则是将选择权交给企业。如《重庆市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用人单位按照《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办法》为农民工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的，继续按原办法执行，也可改按本办法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对用人单位而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缴费水平不同，为降低用人成本，很多用人单位乘机将以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其结果不仅使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丧失了个人帐户，而且以前的缴费年限也不再计算，这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工本人的经济负担，但事实上却降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为维护农民工的既得利益，维护医疗保险关系的稳定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未经职工同意不得将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

二、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能否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这涉及到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各地出台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政策基本上没有作出规定，做法却不尽一致。一些地方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不设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一律予以接收。这是因为，一方面，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两种医疗保险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了解外出务工人员是否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十分困难，很不现实。而有些地方则不允许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防止参保人的逆向选择，避免因为参保人两地参保而出现合计报销的医疗费用超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况。从理论上分析，现阶段各地所实施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缴费水平较低，保障水平有限，而筹资能力的限制也决定了现阶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即便允许农民工两地参保，也很难出现两地报销的费用总额高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形。此外，农民工大多属于青壮年群体，相对于老人和儿童而言，发生疾病的概率较低，如果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排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之外，必然会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风险。当前的主要问题应是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医疗需求，而不是如何防止农民工的过度医疗保障。因此，在现阶段，各地应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样，既可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平稳运行。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及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应逐步限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两地同时参保，规定他们只能选择参加一地的医疗保险，即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反之，参加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三、缺乏划分稳定就业和流动就业农民工的标准

当前，农民工的构成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城镇用人单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第二类是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回乡耕种的季节性农民工；第三类是在不同的岗位和职业之间、不同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不停转换的流动性农民工。从理论上讲，第一类农民工除不具有城市户籍以外，与城镇居民不存在本质区别，应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第三类农民工则应通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解决他们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所谓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主要应针对第二类农民工实施。也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明确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由于缺乏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分类的法定标准，特别是由于缺乏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与流动性农民工之间的统一的划分标准，致使各地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差异，并呈现出如下三种不同的模式：

(一)完全将农民工排斥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而不管农民工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稳定的就业关系。该种模式以上海为代表，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一律参加包括工伤(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而不能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二)将选择权交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决定其所使用的农民工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北京、重庆、深圳、珠海等地均采取此种模式。在这些地方，既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又建立起了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主要由用人单位作出选择。

(三)明确规定“稳定就业”的地方标准，但差异较大。如，《天津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建立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的，应当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由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转为稳定就业劳动关系的，应当随本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大病统筹基本医疗保险。”从天津市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划分农民工稳定就业与流动就业的标准以一年的劳动期限为准，具体而言，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属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属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天津市的规定不同，《合肥市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在2年以内的，可按本办法选择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在2年及2年以上的，应按照《合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在筹资模式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本人、用人单位、经办机构甚至当地政府都有重大的影响，为避免各地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有必要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

四、将部分农民工以及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

纵观各地所建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不难发现，有些地方往往根据职业特点对农民工进行不同的分类，并将从事特定职业的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下列外来从业人员不适用本办法：(一)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三)按照《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引进的人员。”《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前款所称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是指不具有城镇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被用人单位招用或个人在城镇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或服务型活动等劳动者，但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劳动者除外。”显然，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除职业不同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区别，他们在务工期间与其他农民工一样面临各种疾病风险。也许将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务工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来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将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家政服务具有临时性和短期性的特点。但是，如果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不能或没有参加当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从事家政的农民工将提供家政服务作为他们的长期职业，那么，将上述两类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之外，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歧视和不公。

此外，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基本上都将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这一做法也不尽合理。研究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存在许多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农民工常常携妻带子举家外出，而不再是自己外出务工而让家属和孩子留守。然而，跟随农民工外出的家属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劳动，而主要是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在现阶段，这些人往往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已经举家外出，这些人一般不愿意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第二，由于她们不具有城市户籍，因而无法参加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三，由于她们没有和用人单位形成任何劳动关系，无法参加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第四，由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她们又不可能参加任何商业性的医疗保险。然而，恶劣的居住条件、贫乏的卫生知识、独特的生理特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害，而一旦患病，必将因为缺乏任何医疗保障而使本人和家庭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应尽可能地扩大保障对象的范围，将农民工家属纳入进来，以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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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护

一、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的现行法律政策规定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安排下，对于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保护，根据《劳动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而且，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也依照劳动法执行。因此，就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广大农民(即称为“农民工”)而言，只要其与用人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那么理应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都享有相同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上，没有任何障碍。

但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受到一些城市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在劳动保障领域，主要是在现行的一些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也确有一些针对农民工所作出的与城镇职工不同的规定。例如：一是在养老保险方面，规定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帐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以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本人申请，将其个人帐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的，重新参加养老保险。二是在失业保险方面，规定了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对农民工在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其工作时间长短，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补助的办法和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三是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些地方如上海、深圳等地，规定对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采取单独的医疗保险；也有一些地区没有对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作出规定。四是在生育保险方面，有的地区规定将农民工纳入了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有的地区则没有要求将农民工纳入生育保险。应当看到，这些法规政策规定对农民工充分享有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从长期看，“农民”将成为单纯的职业称谓而不再是社会阶层身份的称谓，“农民工”这一过渡时期的概念也将被淘汰。尽管“农民工”概念本身没有歧视性，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称谓，一些行政的、社会的管理方式就在其上附加了一些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因此，为了保持法制统一，维护所有劳动者的平等权利，对于农民工而言，将其作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不是从法律上另行或者单独赋予其权利和义务，而应当主要从加强执法的角度对其加以保护，将其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应该享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落实到位。至于在法律上还有不十分明确的规定，可在建立和完善整个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通过修订和补充有关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内容来加以解决。

二、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的实现情况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农民工与城镇企业职工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农民工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流动性”。一是其职业身份不停地转换，一段时间务工，一段时间又务农；二是农民工在不同的城市、行业、企业之间频繁流动从业。在我国目前2亿多农民工中，每年有一部分人在城里有了稳定的职业，逐步变成了城市人；有一部分又回到农村务农不再出来；大多数仍是亦工亦农，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关资料分析也表明，我国还有1．1亿至1．3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果按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800万人计算，还需20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因此，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亦工亦农，流动就业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农民工被视为一个弱势群体，其弱势主要表现在非农业技能弱及综合素质弱。从整个群体来看，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享有教育质量不及城镇职工，主观上因其家庭经济条件差，客观上因国家对其投入不足，造成其与城镇职工相比有先天不足。许多农民工缺乏求职能力、职业技能和应对城镇化生活和工业化竞争的能力。加之历史原因、文化教育背景、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使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城镇职工不平等。当农民进城就业时，其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在实际上仍然更多地遭受侵害。

目前，在具体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农民工享有权益的实现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在劳动就业权益方面。许多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一样享有自主择业、免费得到公共就业服务、依法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和劳动安全保护的权利。但在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业、服务业及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中，仍有一些企业凭借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市场上所处的优势，用工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合同率为54．60％)、违规压低工资、无故拖欠或克扣工资、违规要求农民工超时加班加点等，有的地方、行业和企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情况还较为严重。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检查时，由于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足以震慑、严厉惩戒违法行为的行政措施，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处罚规定，致使监察乏力。因此，不仅是农民工还包括其他城镇企业职工享有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享有工资的权利、享受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和休息休假的权利等，都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二是在享有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方面。近年来，国家已出台政策，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出资有计划的组织农民参加转移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一些农民工免费参加了公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办的短期培训。但是，农民工若要参加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技能培训，需要和城镇劳动者一样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或者因参加培训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等原因；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一是因自身家庭困难，在进城务工前没有经济能力参加技能培训；二是农民工除了以微薄的打工收入来维持个人及家庭的生活开支外，无钱再去参加技能培训；三是让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参加技能培训，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事。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在充分享有职业技能培训的权益方面还很困难。

三是在享受社会保险权益方面。由于各地政府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1)全国大多数地区是在现行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民工参保。参保农民工和本地城镇职工基本做到同工同酬同社会保险待遇。一些地区如北京、浙江在城镇统一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下，对农民工实行了“低标准进，低待遇出”的做法，其一，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缴费率；其二，从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逐项推进农民工参保。(2)少数地区上海市和成都市等地实行单独的农民工综合保险，主要解决农民工的工伤、生病住院和养老补贴问题，其综合保险缴费低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缴费。(3)个别地区实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苏南地区对在乡镇企业中从业的农民工，多数参加了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但近几年，又出现转向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趋势。

同时，应当看到，一些企业总是在规避法律责任，不为农民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率不到30％)；一些农民工因工资收入低，限于维护眼前生活，不愿扣除自己工资去缴社会保险费；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从维护本地方利益的角度出发，没有将农民工纳入任何一种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造成相当多的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得不到实现。

四是在权益救济方面。从总体上看，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后，向地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违法行为的利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权利，都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基本上能够得到依法维护。但是，许多农民工因经济原因，支付不起打官司的费用，也耗费不起打官司的时间，当其权益受到损害后，被迫放弃依法救济的权利。也有一些执法机构不能依法办事，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关于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保护的建议

针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特殊属性，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执法，使法律赋予农民工的权益真正得到落实。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完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制定一些过渡性政策，进一步规定对农民工实行特别保护措施。

在促进就业方面，着点眼是向农民工提供实用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为使农民工真正享受职业技能培训权益和落实劳动就业权，同时解决企业招工中存在的农民“技工荒”，需要政府督促企业和相关培训机构认真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律法规，逐一检查对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实行免费、补贴和奖励的情况，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符合企业要求的实用技术培训，有效解决农民工技能弱及综合素质弱的问题，促进广大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和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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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权益保护

1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行政诉讼原告分为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

原告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依照本法提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有权提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讼。有权提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讼。"以此规范可见，我国行政诉讼原告分为两类：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从而具有原告资格、行使诉权、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则这类原告被称为"原始原告";若作为原始原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但是受侵害的公民已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已终止，无法亲自行使诉权、作为原告，这就出现原告资格转移和继受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已死亡的公民的原告资格可转移给近亲属，已终止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可转移给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这就是承继原告。本文将主要探讨的问题限定为公民的原告资格转移制度，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转移问题不作论述，所以下文涉及到的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都是专指公民。就公民而言，原始原告就是指认为合法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享有原告资格的公民，承继原告就是指因原始原告死亡从而继受其诉权的近亲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条将承继原告的范围限定为原始原告的近亲属。

2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确立的目的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诉讼中各项制度都是围绕这个宗旨并以实现这个宗旨为目的而构建的，行政诉讼原告制度也不例外。在原始原告亲自行使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由于原告资格并未发生转移、承继原告不会参与到诉讼中，所以原始原告制度涉及的权利保护对象就是单一的原始原告。但是，在原始原告死亡，原告资格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因为涉及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两方，所以在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权益保护对象的确定这个问题上学界一直有争议，笔者赞同的是保护综合权益的观点，即认为构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双方的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当原告资格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承继原告继受原告资格参加行政诉讼并从诉讼结果中获得实质性的权利，由于原始原告已经死亡、行为能力已经丧失，同时权利能力也消失，所以原始原告不可能再亲自参加行政诉讼，也不会通过行政诉讼得到任何权益。概而言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保护承继原告单方的权利。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原始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正是为了给原始原告合法权益受侵害提供司法救济才开启了行政诉讼，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起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始原告死亡、发生原告资格转移给其他利害关系主体的情况下，由于原始原告的各项权利伴随着主体的死亡而不复存在，所以已死亡的原始原告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但是笔者不同意上述学者观点的是，笔者认为即使原始原告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已不存在，但是死者仍享有相关的利益，如名誉、荣誉等利益，这些利益仍然受到法律保护。所以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确立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双方权益。

3 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具体权益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目的是保护综合权益。原始原告制度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但在原始原告死亡的情形下，有学者认为，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是原始原告的身后权，"身后权就是指人死后应当享有的权利，或者说，身后权是指死者的权利。"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公民死亡后民事权利即不复存在。同样，在行政法上，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的死亡会带来其行政法上权利的消失。但是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却注重对公民死亡后人身权的延伸保护，如《捷克民法典》第15条承认公民死亡后的人身权利即身后权仍然可以得到法律保护，能够行使诉权的主体包括死亡公民的配偶、子女、父母。《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公民死亡后，其名誉仍不受侵犯，有权请求保护死者名誉的主体包括其亲属和遗赠受益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项也主张死亡公民的名誉仍然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其近亲属有权行使诉权寻求法律救济。这些立法例实际上是对传统民法理论的一种突破和发展，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基于善良风俗原则所作出的规定。身后权包括身后姓名权、身后肖像权、身后名誉权、身后荣誉权、身后隐私权等。有学者认为，当公民死亡后，与其人身相关的权利就会转化为身后权而继续受法律保护。原始原告生前受行政机关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受到损害的权利，在原始原告死亡后，其生前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通过转化为身后权的形式而继续受到法律保护并且仍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加以救济。只是在原始原告死亡的情形下，其不能再亲自行使诉权，原告资格必须转移给与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通过承继原告行使诉权、参加诉讼的间接途径来保护原始原告的相关利益。所以，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承继原告行使诉权来保护原始原告的相关利益。

对于上述学者对身后权的观点，笔者不是全部赞同。首先，在原始原告生前存在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利的事实，这一事实启动了行政诉讼程序。其次，在原始原告死亡之前，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都是原告的合法权利。但是当公民死亡后，权利主体资格消失，也就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权利，而法律保护的仅是死者的相关利益，而不能称其为"权利"，如上述我国最高院在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答第5项所述，该法条中保护的是"死者名誉"，而不是"死者名誉权"。所以，笔者认为，就原始原告而言，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是原始原告在生前的一些与人身相关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在死亡后转化为死者的相关利益，而且这些相关利益基本上都是与人身权相关的，而不是所谓的"身后权"。

就承继原告而言，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原始原告死亡后，承继原告只能是原始原告的近亲属，毫无疑问，将承继原告的范围限定为近亲属是出于保护亲权以及对死亡公民财产继承的考虑，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与死亡公民有利害关系但又不是近亲属的其他法律主体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法律救济的情形。所以承继原告范围的限定明显过窄，不利于全面保护相关利害主体的合法权利。

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承继原告三方面的合法权利：第一，原始原告在生前可转让的权利（大多数为财产权），在公民死亡后，这些具有可转让性的权利不会转化为死者的相关利益从而继续受法律保护，而是转化为与公民有利害关系的主体的相关权利从而继续受法律保护。如，原始原告在生前受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罚没的财产，当公民死亡后，公民生前所享有的财产权不会转化为死者的相关利益，而是在公民死亡时，公民生前所享有的财产权转化为近亲属的继承权或者公法债权人、私法债权人的财产代位权等其他权利，权利主体发生变化，这些权利主体可以据此取得原告资格、以自己名义提讼、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第二，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也保护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所波及和影响到的承继原告的利益。有时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虽然只是针对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但是其影响力的波及范围却是很广阔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直接受侵害，与行政相对人有关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也会间接受到影响。如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名誉权，而且也牵连到行政相对人家庭成员的名誉权受损，这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具有原始原告资格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保护名誉权，但是，如果作为原始原告的公民死亡，则其家人可以继受其原告资格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承继原告请求保护的不仅仅是已死亡的原始原告的名誉利益，而且还有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所影响到的与自身相关的名誉权。第三，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也保护承继原告的诉讼权利。虽然诉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公民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但是权本身也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诉讼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是承继原告其他相关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手段。但是，在有些情形下，承继原告行使继受的诉讼权利并不是为了维护原始原告的权利或自身其他与原始原告有关的权利，这种权的行使对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追究相关行政机关的责任，有着重要意义。如，行政机关违法对行政相对人不予颁发驾驶执照，在原始原告死亡的情形下，其近亲属取得承继原告的资格，从而行使诉讼权利，但是即使原告胜诉对原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原始原告已经死亡，行政机关不会再向其颁发驾驶执照，而且也不会向承继原告颁发，所以，承继原告不会因为诉讼而取得实质性的权利。

4 现行原告资格转移制度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笔者的修改建议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直接影响到相对人一方的诉权，影响其合法权益保护的宽窄，因而需慎重对待。美国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曾说："行政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因此，应高度重视并努力完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为公民提供一种"无漏洞的权利救济"。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原告资格转移制度，同时明确了承继原告的范围--原始原告的近亲属，这种规定是为了保护亲权及近亲属的继承权，但是其他大多数与原始原告有利害关系却不是其近亲属的主体的合法权利却被忽略，导致权利保护的片面化，有悖于行政诉讼保护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这就要求扩大承继原告的范围。根据上述分析，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保护的权利包括原始原告生前的财产权在其死亡后转化为其近亲属的继承权、债权人的财产代位权等多种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承继原告的范围扩大为"与死亡公民生前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且不继受死亡公民的诉讼权利就会损害其相关合法权利的有关主体"这种开放式的规定。这项规定的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是与死亡公民生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是死亡公民的近亲属或者债权人等;其次，必须是不继受死亡公民的诉讼权利就会损害其相关合法权利。如在原始原告死亡后，如果其近亲属偿还了债务，则债权人的债权没有受损害，也就不用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加以维护，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就不享有承继原告的资格;如果债权人的债权没有得到清偿，只能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债权，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就享有承继原告的资格。这种开放式的规定能够及时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从而全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真正体现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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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 群体意识 组织化 医疗保障 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到外地打工，成为城市中不容忽视而且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和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与城市无法分割，应当享有普通市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有2.1亿之多的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特征

农民工作为城市中涌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1.流动性。大多数农民工既无相对稳定的住所也无稳定的职业，经常处于流动之中，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岗位向另一个岗位流动。

2.角色未定性。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下，农民工以农民的身份进入到城市，扮演城市工人的角色。这种职业与身份的不一致，直接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但在制度上却没有把他们视为城市的一员，也导致了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权利和保障。

3.组织化程度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般都没有组织性，由于他们一般缺乏专业技能，主要从事短期的体力劳动。农民工求职的方式主要靠在建筑工地或在交通方便的路口蹲点，等待别人来挑选并雇佣他们。

4.权利意识淡薄。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匮乏，权利意识淡薄，并不懂得用合同或组织的方式对自己权益受侵害进行提前预防。在一些低端行业，很多女民工根本不知道她们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权益受劳动法保护，一旦怀孕就自动辞职。

5.狭隘功利性。由于受小农意识的影响，农民工缺乏长远眼光，更多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显示利益，而较少关注长远利益和潜在利益。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表现出狭隘的功利性热情，对涉及他人和集体利益的事务，则又显得较为冷漠。

农民工的上述特征，是小农意识在农民身上的自然表现。这些特征虽然有经济贫困和文化愚昧作为解释，但正是这些东西成了限制他们改善生存状态的主客观条件，也成了建立和推行涉及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障碍。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已引起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并逐步出台了一些政策，但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这些政策的效果难如人意。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形成和建立缓慢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工医疗保障意识较低

农民工对长期艰苦的农村生活已经适应，虽然他们大多数从事高危行业，而且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但他们觉得自己年轻力壮，不会生什么大病，没有必要参加医疗保障制度，更不愿缴纳相关费用。主要原因是：第一，他们的维权意识低下，对自身的医疗保障权利认识不够；第二，对于参保后能享受到的权利认识不够，对医疗保障尚未建立起信任；第三，农民工收入比较低，除了基本生计之外没有能力缴纳昂贵的医疗保障费用；第四，部分用人单位社会责任缺失，对要求参保的农民工进行刁难甚至解雇，农民工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只能放弃对医保的要求。

2.农民工组织意识淡漠，能力贫乏

农民工是一个身份特殊性的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生活，扮演着城市建设者和参与者的角色，但户籍却是农民。中国的医疗保障具有极强的单位组织性，这便意味着占相当大比例无组织依托的农村流动人口，还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制度内的医疗保障。

3.中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由于中国实行农村和城市医疗保障双轨制，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各种医疗保障待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则规定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这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农民工一般都在外地打工，如果参保，一旦患病就要在户籍地定点医院就医，显然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工不参保，则会影响到家庭中其他人员参保的可能性。再者，各地政府在制定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政策时，往往以本地区情况为考虑重点，所制定的政策在筹资标准、付费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使各地的医疗保障政策无法对接。显然，这种地区性的政策无法满足农民工流动的需求。

4.农民工的医疗保障的法制不健全

医疗保障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一种制度。当前农民工医疗保障立法的滞后、法律制度的欠缺给农民工医疗保障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不够、执法不严等。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系统的完整的面向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法律，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工作无法可依。

三、建立健全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措施

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不仅关系到其权益的维护，而且对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经济所有制形式和劳动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不断分化为三大类：第一类长期在城市工作，有着相对稳定的职业、住所和收入来源。这部分人实际上已经是市民，除了没有城市户籍外，他们与城镇居民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二类是农闲时候外出打工，农忙时节回家种地的农民工，也可以称为季节工。他们本质上还是农民，只是农闲时进城打工，打工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在农村的生活。第三类是占农民工大多数的流动打工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技能的提高，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向第一类转变，另一部分则会回到农村成为第二类农民工，也就是季节工。而当前所实施的农民工医疗保障措施，几乎都是依据第一类农民工制定的，忽略了季节工和第三类流动打工者的存在，导致制度设计与现实严重脱节。

2008年10月14日，国家发改委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虽然其中提到要妥善解决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但没有详细而具体的实施措施。而且由于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和就业特点，在政策的推进过程中依然会存在很多问题，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1.提高农民工医疗保障意识

农民工是医疗保障的客体，也是责任主体。他们对医疗保障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医疗保障的推行与实施效果。但因医疗保障目的的长远性与农民工普遍存在的传统、保守和急功近利的观念存在一定冲突，农民工并不重视自己享受社会保障的权益。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当务之急是要经由广泛宣传提高他们的保障意识，调动他们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为城乡联结的载体，农民工正处于城市健康教育活动和农村健康教育活动的交叉点。在目前农民工全部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还无法充分实现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医院、医务工作者直接进入农民工密集区域，免费为农民工义诊，发放药品，传授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工伤自救和互救的有关技巧。以农民工集中区和流入地为重点，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针对农民工中存在的重大健康与疾病问题，以提高农民工基本健康标准为目标，强化农民工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2.满足农民工医疗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由于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异质性，其需求也具多样性，应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高度，制定多元化的医疗保险政策。除了改善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对那些有稳定住所、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障范畴，给予同城镇职工相同的医疗待遇。对那些只在农闲时才外出打工、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生活重心仍在农村的季节性农民工，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这样既可以使他们通过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又可以得到医疗保障，免除其后顾之忧。对于那些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土地保障范围，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相对稳定工作，流动性强、稳定性差的农民工，建立全国统一的“流动医保账户”作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过渡性政策。这样即使农民工经常变换工作地点，也不必去所在城市医疗保险机构参保和退保。

3.强化农民工医疗保障的政府责任

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公益性和福利性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政府责任真正到位，才能保障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发展。首先，要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的问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改革户籍制度，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使他们能够在城市获得长期合法的居住权，给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待遇；其次，建立城乡统筹就业的组织领导体制。应成立全国城乡统筹就业的领导小组，总揽全局，统筹规划，组织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协调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等方面的利益矛盾。各级政府要相应地成立城乡统筹就业领导机构，负责总体方案和各项政策的协调、制定与实施。再次，企业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直接受益者，应承担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缴费责任，要意识到农民工医疗保障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关系。当然，农民工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履行相关义务。农民工医保制度通过农民工个体承担一定比例的参保费用，在农民工可承受的范围内，分担企业的经济负担。同时提高农民工的控费意识，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医保制度的健康发展。

4.加快立法进程，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制度建设

在劳动法、老年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处于城市化和市场化转型的实际，应加紧制定针对新的最大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医疗保险法律和法规，以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全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资金的投入，明确资金的来源；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权、责、利关系，明确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改善农民工医疗保险费用的缴纳方式，依法管理农民工医疗保险基金，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商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此来增加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还要设立相应的仲裁机构来解决医疗经费支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纠纷。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肩负劳动法规政策的检查监督职能，应定期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应及时查处纠正，予以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并在农民工权益受损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与支持，帮助农民工维护自己的权益。

总之，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特殊性，在相关政策的实施中遇到许多障碍。农民工医保制度的顺利推行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与相互配合，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争取医疗保障制度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与保障，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国城乡改革和发展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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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现状，剖析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效途径及政策建议。认为，要使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现状得到改善，需要政府部门投入资金，加大管理力度，特别是不断扩大中国城乡覆盖面，仍是推动医疗保险体系不断完善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我国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俗话说：“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康”。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医疗保障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构架，其主要标志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农村地区也逐渐建立起了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尽管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总体上看还不尽人意。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狭窄

截止2003年6月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亿人，但从总量上看，医疗保险覆盖面只相当于2001年城镇就业人口的42％，在三大社会保险中是参保率最低的一种。从结构上看，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是国有企业、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大量其他类型企业的职工，灵活性就业人员，城市弱势群体等，如低收入或下岗、失业职工，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以及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等，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还没有享受到制度上的医疗保障，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真正形成

尽管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合作还有明显欠缺：一是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现有体系中各个层次的运行还没有纳入正轨，成效并不显著。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区医疗服务等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配套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是关系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医疗卫生体制包括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问题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问题。就一般的意义讲，医院补偿机制就是指医院获得收入的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对国有医院的补偿政策也有所变化，补偿的规模逐渐降低，医院以经营收入为主，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医院的经营动机。为了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允许医院从他们销售药品中获得15％～30％的价差作为补偿。在中国，90％的药品是由医院零售的。在追求利润的诱导下，医院常常给患者开大处方，特别是多开国外进口或由外资企业生产的价格高昂的药品。

此外，我国药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普遍存在的现象致使药品虚高定价，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药品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弊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顺利运转形成了严重的冲击。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配套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医院、医保机构和患者三方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关系紧张。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政府部门下发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医院行为的文件，对医院的选择、用药、诊疗项目、费用结算方式以及定点药店的选择都做了明确规定。特别是不少城市的医保机构，改变了过去与医院实行“实报实销”的“按项目付费”的费用结算办法，而采用对医院约束力更大的“总额预算制”。这种结算办法增加了定点医院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医院与医保机构的冲突。医院和社保机构的矛盾，也导致了参保患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虽然参加了医疗保险，但事实上却得不到医疗保障，这将会动摇他们对医保制度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

(四)政府对医疗资源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投入到卫生医疗事业的资金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个人支出增长迅速。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l000～2200美元之间)的公共健康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2200—7000美元之间)的平均比例为2.25％，而中国只有0.62％。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健康支出仍然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国家卫生医疗资金投入不足，是宏观上医疗保险资金短缺的一个原因。

总之，政府财政对医疗资源投入的不足，对医疗保险制度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医疗保险基金始终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与此同时，由于医疗服务结构的不顺，没有合理地分解患者的医疗需求，使资金流向高成本的大医院，使有限的医保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

二、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政策建议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为了尽快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目标，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政府对医疗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奠定基础

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供方(医院)的投入，二是对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如灵活就业群体的医疗保险、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和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投入。对医院，政府应考虑适当增加财政资助的比例，从补偿机制上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需要强调的是，在医疗保障的投入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承担相应责任，两级政府应该进行合理的分工，而不仅仅是靠中央财政拨款。当然，对于政府投入资金的使用情况，应该有必要的监督，确保资金真正用于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服务上面。对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外的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各级政府有责任投入资金。同时，医疗救助制度提倡慈善捐助和多种筹资方式。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就是建立由政府和其他多种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共同编制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对于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政府也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已经明确了政府出资的标准，即地方财政为每个农民每年补助10元，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切实覆行职责。同时对贫困地区，中央政府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保证农民得到医疗保障。(二)医保、医疗、医药“三改联动”。创造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的良好环境

医疗、医保和医药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有三个方面协调运作，才能保障整个医疗系统正常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医疗、医保和医药在医疗系统中的定位和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三项改革必须联动，齐头并进。首先，政府对公立医院或其他非盈利医疗机构正确定位，通过适当的补偿机制转变医院“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其次，政府要下决心彻底解决医药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问题，扭转药品虚高定价的局面。最后，调整好医疗保险供、需、保各方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的医疗制度改革目标。

(三)发展社区卫生事业。理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社区卫生医疗服务具有“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功能。在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加快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该是双层或三层机制，即小病、常见病在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社区医院就诊，大病、重病在较大的医院就医。社区医院的医疗成本比较低，患者能够得到比较及时和实惠的服务。为了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首先应当大力培养全科医生队伍，使其成为社区医疗服务的主力军；第二，鼓励医生或医生团体在社区开办诊所，诊所或医院既可以是新设立的，也可以是由区级(一、二级)医院改造的；第三，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医疗服务领域，并鼓励社会对社区医疗服务的捐助；第四，将社区医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社区医院或诊所视同定点医院。

(四)加快社会医疗保障的立法步伐。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推行提供法律保证

医疗保险实行三方付费制度，所以，规范需方、供方、保方三者的责任和行为，特别是加强医疗行为监管，严格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发生十分重要。因此，要尽快对医疗保障进行立法。对于医疗服务的供方，严格医保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的准入资格，医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定点医院、药店签订合同来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对于需方，也要用法律来约束其就医行为。通过分类给付，增加个人费用意识。对出借、冒用医疗保险卡者要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或停用的处罚。对企业和单位，要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基金的征缴力度。基金上缴要按时和足额到位，保证医疗保险基金有长期、稳定的来源。对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也要有相应的行为规范，并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同时有义务向社会公示其管理的业绩，并接受公众的查询和社会监督。

(五)扶持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真正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

为了进一步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划分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范围，补充医疗保险应该交由商业医疗保险经营。为此，应用法律的形式界定社会保险的经营范围，对于社会保险管辖范围的，商业保险不应插手；而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以外的领域，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也不应干预。二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扶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政策。目前的优惠政策力度还不够大，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与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补充医疗保险费在一定额度内(工资总额的4％)予以税前列支；对经营补充医疗保险的公司，保费收入减免营业税；对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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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化

一、引言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并具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化从业人员，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从人员构成来看，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其中，进城农民工约8600万人，乡镇企业职工约12800万人。

二、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是推进城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举措。以现代社会保险制度代替传统的土地保障，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和城乡社会稳定，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根据农民工亦工亦农、工作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且偏低等特点，创造性的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满足农民工利益要求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也是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在要求。

（二）推进城镇化的需要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开始放弃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工薪收入生活，一些人也不再具备从事农业劳动的意识和技能。

据王奋宇等人对北京、珠海、无锡三个城市农村流动人口即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显示：已经有19％的农民工没有土地，完全放弃了对土地的依存；有46.8％的农民工即使没有失去土地承包权也会继续在外务工，也准备放弃对土地的依存；16.5％的农民工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17.7％的农民工会选择回家务农。这就说明，有近70％的农民工已经做出了城镇化选择，若为其提供社会保障或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做出城镇化选择的比例还会大幅度提高。

正由于农民工没有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在面临失业、工伤、疾病、年老丧失劳工能力等问题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加重农村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并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将土地保障作为农民工的最后避难所，已面临各方面挑战，而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是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战略举措。

（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从土地的承载能力及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角度而言，我国现有农村土地难以为包括现有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农村人口提供良好的保障，甚至无法保障全体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实施城镇化战略，减少农民，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主动放弃土地这一根本依托而走进城镇、走进工厂，通过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民工率先完成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现代社会保障的过度，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宽松的环境。

（四）经济条件基本成熟

农民工一般有相对稳定和高于农业人口的工薪收入，具备了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能性。而且，进城农民工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事业单位一般都已经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社会保险有较高的认识。

从乡镇企业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许多乡镇企业在具备了一定实力后，也已着手考虑职工福利与保障问题，根据本地、本企业的实际制定了一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如对本企业职工建房、看病、子女上学等给予了一定数额的补助；对于在本企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进入退休年龄的职工一次性或分月发放一定数额的退休金，或由企业出资为职工购买一定标准的商业养老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保障本企业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然而由于其主要是在企业的范围内，因而只能称为企业福利，而非社会保险。但这些现象说明，许多乡镇企业已经具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条件和愿望。缺少的是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而将乡镇企业职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将给乡镇企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也可以为其实施产权制度等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

（五）政府的基本职责

目前，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由经济建设转向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密切关注，仅财政投入每年就达到数百亿元（2001年为508亿元）。但这是政府没有及时承担起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责任而不得不承担财政责任的必然结果。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成本越早越低，若等到农民工成为我国城镇人口主体再建立社会保险（2012年农民工可能达到1.6亿人），其社会保险制度成本将更高。三、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安排

（一）出台有关强制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

把农民工真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同时，还应出台相关限制或取消农民工退保的政策。当农民工离开参保地返乡时，本人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账户，保留其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其户籍所在地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账户余额及对应的基础性养老金权益和基金转移至本人户籍所在地。到时仍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将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退还本人。

（三）改革户籍制度，放松对户口的管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按照户籍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界限，造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务工而不能享有同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不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长期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不能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经济发展。要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进入城市的门槛应该降低，只要进城务工人员在所在城市具备一定的物业等资产，就可以申请加入所在城区。

（三）实施土地换保障，适当扶持农民工就业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对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土地换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既可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又可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加快城镇化进程。

（四）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

城市农民工目前最害怕的是生病和受伤。看病贵、住院贵、工伤没有医疗保障是困扰城市农民工的大问题。因此，目前城市农民工最需要的是医疗和工伤保险。

建立和完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应立足现实需要，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要结合城市农民工特点，综合考虑需要和可能，适当调整现行保障制度，要避免不切实际的大而全，要减轻缴费负担，简化办理手续，适当降低医保起付线标准。论文之日前通过的《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就受到了城市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该《办法》规定，劳务工只要每月缴纳4元钱，就可既保门诊费用，又保住院费用。这种“低交费，广覆盖，保基本”的“深圳模式”无疑值得各地借鉴。

（五）逐步推进，将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险税

开征养老保险税替代现行的缴费制度，把养老保险费以法定税赋形式固定下来。征税的筹集方式是养老保险制度走向法制化的表现，现行的征缴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办法是行政化工作方式的体现，不是依法治理。

采取征税的方式筹资，更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可以减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征收的力度，为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险费以国税形式征收，便于全国统一管理，有利于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同时能够保证企业主组织广大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按企业规模和招收农民工数量征收养老保险税，能促使企业主无条件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并且做到企业公平负担，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四、结论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中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工程，21世纪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养老问题。转型期分析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农民工是一个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只有给农民工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具体又彻底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说还是一个未解的重大课题，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探索和指导。还需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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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海元.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J].中国劳动保障,2005(7).

9、杨国栋,蔡世玲.关注农民工保险问题[J].河北农业,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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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城乡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一、包容性增长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的关系

在人民网2011年你最关注的十大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以71090票居于榜首，回顾近年的两会调查，2010年的两会调查中，社会保障中的养老保险以104887票排在首位；2009年的两会调查，社会保险位居第八位；2008年社保养老也进入两会调查前十。从历年调查来看，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摘要标志和前提，而城乡居民的最大的权利失衡莫过于社会保障。

包容性增长是基于经济不均衡增长和人们不能共享经济快速增长成果这一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所谓包容性增长，即在关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机会均等、普惠共享的增长，强调人们都平等地享有发展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而不是被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是一种科学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弱势群体，实现教育公平、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和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的增长，强调城乡、地区、人群的统筹协调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是社会保障发展的保障和基础，而大力推动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种手段，也会为包容性增长提供社会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相互促进。

二、包容性增长模式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问题分析

我国城镇已经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相对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也对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国家社保基金的供给严重向城市倾斜，占35%的城市人口得到近80%的社保基金，城乡社会保障差异仍然较为突出，严重不平衡。

1.农村社会保障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但总体保障水平仍然较低

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求社会保障的发展要更好地处理好 “普惠”与 “适度”的关系。包容性增长强调所有人都能够机会均等、公平合理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此模式下，社会保障应该将所有人群纳入其保障范围，同时，其保障水平既能够满足国民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0年底，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10277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6.3%，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832亿元，累计受益7亿人次，无论从覆盖面看，还是从参保人数看，都有了进一步增长，但保障水平仍然较低。例如，虽然农村养老保险需求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如果考虑到城市化、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物价上涨等多种因素经济学论文，考虑到今天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投保的人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多年后进入老年期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现在交纳的数额很少的养老保险金，就会出现养老保险养不了老，保不了险的情况。因此，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需求仍然尤为突出。

2.农村传统保障功能及手段已失去基础，但社会养老机构发展相对落后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及相关基本社会条件的变化，农村传统的保障功能及保障手段都已经在进一步弱化。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名存实亡，集体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几乎消失殆尽；其次，作为农民祖祖辈辈最重要的保障资料——土地，其社会保障功能正在加速弱化；最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家庭的扶养能力却几乎达到极限的同时，农村低水平的养老保险并不能满足需要，在此背景下，农村养老机构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截至2010年底，农村养老服务机构3.1万个，床位213.9万张，收养各类人员170.4万人。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张-70张。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

3.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分割，农村社保发展地区差异显著

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求社会保障在项目和制度的协调与整合方面取得突破。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分散化、碎片化现象严重，各个保障项目孤立开来，独立运行，每个项目的多种制度也是如此，不同地区更是如此，这就无法从制度层面保证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因而更难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和实践层面保证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这种现象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既不利于实现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又不利于通过社会互济来分散风险、保持医疗保险基金财务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从而直接损害制度运行的效率。

4.保险费征缴困难，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

对于进城的农民工而言，企业应承担一定的保险费，但由于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国有企业、县以上城镇集体企业减员增效，参保职工急剧下降，而私营企业对参保认识不到位，参保面不广，加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缺乏有力的征缴手段，企业欠缴、少缴或拒缴的情况时有发生，收缴难度很大，甚至当年收支平衡发生困难，支付能力逐年下降。另外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其参加社会保障能力较差。例如2010年大约4223.7万农村困难群众受国家财政资助才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另一方面，如果社保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将很难达到应有的保障水平。过去一段时间物价的持续涨幅，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劳动者、退休人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响论文服务。我们必须看到，自1996以来，国债利息不断下降，银行储蓄收益或购买国债收益已经微乎其微，相对于日益显著的通货膨胀而言，基金保值与增值的压力显而易见。其中养老保险基金能否保值增值决定着能否适应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将要形成社会性的老龄化趋势。

5.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较低，抵抗风险能力较弱

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求社会保障将提高统筹层次与实现制度间、地区间的转移接续相结合。目前社保制度在基金分割上主要表现为区县统筹，统筹层次较低，风险分摊范围有限，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很难实现不同地区间社保基金的调剂和关系的转移接续。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人口流动频繁，而各个制度间和地区间的转移接续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严重阻碍人才的流动，损害人们的既得社会保障权益，影响人们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三、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衔接的途径

1.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取决于覆盖范围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保障水平的高低。首先要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参保缴费与待遇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人们参保缴费；其次要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基本保险、保障形式单一的局面，推进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发展商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如，在养老保险方面，企业年金曾被认为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但其发展一直较缓慢。根据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的调研数据，在目前的政策制度下，我国企业参与年金计划的比率仅为1%，且绝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有实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加入进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私人部门中，企业年金的参保率大约为50%，并且种类繁多。不过，近期出台的上海、四川、陕西、福建等省市“十二五”规划中，均不同程度提及“要支持和促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提高企业职工参保率”。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于2011年5月1日刚刚正式实施。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也将正式施行，我国应及时制定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经济学论文，满足人们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障需求。

2.完善社保标准调整机制，切实发挥社保功能

过去一段时间物价的持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劳动者、退休人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响。因此，应尽快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待遇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最低工资标准。即改变社会保障标准调整的相对固定周期，形成一种及时反应并调整的长效机制，适时调整和提高保障水平，在物价过快上涨时最大限度地保证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由于各地区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同，因此，具体政策各地要以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涨幅作为基本依据，在适宜时机开始实行，该机制实现各项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提高幅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基本同步的目标。

3.创新社保基金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

社会保障是政府主导建立的一项管理制度，但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可以引入商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管理观念，有效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服务水平，同时通过专业化的资金管理运作服务，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大型保险企业拥有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参与、协助社保基金管理和运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共保联办合作项目”由政府引入商业保险机构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提供一体化管理和服务，据悉人保健康保险公司在新农合基金医疗合作方面首创“湛江模式”，以风险保障的模式经办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险，以共保联办的模式与社会医保经办部门开展合作。这一模式已在北京市平谷区推广应用，其他地区可以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宜的保险机构参与社会医保管理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4.完善社保基金投资制度，实现保值和增值

截至2010年底，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总规模共8568亿元，比上年增加802亿元，增长10.32%，随着基金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11年年底，社保基金可能接近1万亿元左右水平，到2015年有望达到1.5万亿元。2009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到16.1%，2010年为4.22%,而去年CPI的涨幅大约为3.3%，总体收益率略高于CPI上涨幅度。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运营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基金运营效率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分散，投资收益率低，2009年中国养老金账户的投资收益率不到2%。除了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外，社会保险基金所包括的其他基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的投资尚属空白。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保险法》，仅用了七个条款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运营及监管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因此，需要对基金的投资运营模式进行改革，通过法律规定，明确界定基金的管理主体和投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同时应放宽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通过多种投资方式的组合，分散投资的风险，增强资金的赢利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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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曙光，侯小娟.“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对社会保障带来深刻影响[EB／OL].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2010.11.15

〔3〕刘永富.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J]. 求是. 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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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9年上半年工作回顾

2009年是深入推进宁波市委“六大联动”的关键之年，也是高新区继续深化“三区一城”建设的重要一年。上半年，在园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区各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社会事务管理局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高新区“三区一城”建设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抓重点、攻难点，注重民生，强化服务，我区社会事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教育事业

加快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夯实教育发展的基础。

1、积极理顺教育体制关系。积极做好与市教育局人事、基教、职成教、教研室、教科所、教育学院等职能部门的联系工作，各项业务工作有序开展，促进高新区教育尽快融入城区教育。进一步做好与鄞州区、江东区教育局的关于师资培训、教师职评、教科研活动、学籍管理等相关事宜的衔接工作，妥善解决了梅墟区域学生在鄞州区上高中的免费教育问题和6所民办幼儿园的移交及重新审批工作。

做好体制理顺的宣传和政策解读工作，先后召开5次街道、村干部、群众代表、校长、教师等体制调整情况说明会和政策解读座谈会，并通过记者采访、告家长书、下发宣传手册等形式，使区域群众、师生、干部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为平稳过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积极完善教育管理机构。做好区教育结算中心、教科研室的筹建工作，完成了部分人员的招聘，逐步建立新建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成立了高新区督学组，组织了3次由市教研室共同参与的督学活动，对学校管理、师资队伍、课堂教学、教学管理、办学条件等进行了全面评估，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推进学校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3、积极优化教育布局。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了2008—2012年高新区教育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科学指导今后的事业发展；根据2008年7月签订的协议，我们承接了万里的校舍场地及设施设备资源及义务段的部分教师资源，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筹建高新区外国语学校；投资1.2亿兴建高新区实验学校，目前实验学校主体工程已揭顶，设施设备采购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做好两所公立幼儿园的筹建工作，完成了高新区第一幼儿园的二次装修及首次招生工作。全面启动了高新区第二幼儿园的立项及相关工作；根据省市教育部门对中小学办学规模的要求及本区域教育布局，顺利完成老庙小学、盐场小学的合并工作，为2010年整体搬迁至实验学校做好铺垫；政府宏观引流，确保两个街道各有一所流动人口学校；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信懋学校体育馆、操场、廊道进行整修，对万里学校周边路桥进行加固加宽，争取资金对梅墟中心小学、成人学校的校舍进行暑期维修，美化校园环境并保证校园建筑安全。

完善人事管理制度，激活教育发展内驱力。

1、完善人事政策，深化制度改革。上半年，先后印发了《宁波国家高新区中小学教职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暂行办法》等7个人事方面的文件。全面启动了教师职称评审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认真做好首次定级工作及小中高、中级和中学高级职务评审的申报工作。

拟定《关于印发高新区中小学教职工学年度考核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关于2008学年教职工考核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建立健全教职工考核评价机制，引导、激励教职工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不断提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倡导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拟定《关于做好2008学年度校级领导考核的通知》，认真落实校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开展了对校级班子履行岗位职责及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草拟《宁波国家高新区中小学校领导干部竞聘上岗实施方案》，根据省市文件规定明确各校中层及校级领导职数，为下半年启动竞聘工作做好准备。

2、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办学软实力。一是积极搭建区域教师管理的网络框架，变教师管理以校所有为以区所有，推动教师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二是强化对校级班子和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培养。注重校级班子的定期教育和培训，积极搭建校长与周边名校长的交流平台，逐步提升校长的管理水平。初步建立区域名师引领、区级培养、市级培训相结合的教师培训和培养体系。利用城区及本区域资源，建立教育共同体，并有计划地开展教学科研活动，近距离地感受优秀教师的风采，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抓住教育发展的根本

1、加强学校德育教育，积极实施减负等工程。下发关于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组织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提升教师的师德修养。在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的同时，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鼓励学校利用德育基地开展主题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实践活动，充分利用植树节、六一节，艺术节等活动，丰富青少年生活、培养青少年良好的行为规范，打牢青少年思想道德防线。积极推广优质、轻负的教学，从规定到校时间、课程设置到教师的备课要求等，全面实施减负工程；积极开展学校阳光体育活动，检查各校落实体育课时，大课间操活动情况，积极鼓励各校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学校文体活动，成功举办了高新区首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展示了中小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我区的体育实力；全面开展了书香校园工程，印发了《关于在高新区中小学生中开展2009年“书香伴我行”读书征文活动的通知》，向各校下发了近20万元的图书，积极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氛围。

2、认真做好教育体制理顺后的招生和中考工作。根据今年体制理顺、教育布局调整和外国语学校、实验学校首次招生的特殊情况，我们不仅专门成立了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还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台了具有高新区特色的2009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并在学校、街道、社区等层面做好政策的解读和宣传；为了合理地制定2009年教育事业计划，我们在年初向新生家长发放了意向表，作了初步的统计，今年四月份学校向家长宣讲了招生政策并让家长慎重地填报志愿，学校和教师们的全局意识、高度责任感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保证了全区招生工作在开放的政策下有序开展、圆满完成。

2009年是我区参加城区中考的第一年，考虑到老百姓对城区教育还不是很了解以及对鄞州教育的情结，我们积极搜集相关资料，提供给学校及家长，并召开街道、社区、村委会、学校等层面的会议，全面介绍城区教育情况，使大家有了清晰完整的认识，感受到的确为学生创造了更大的就学空间；同时积极做好与市基教、体卫艺处和考试中心的沟通工作，及时得到信息和相关政策，并向市局争取了在万里高中部设置中考考点，为学生就近参加中考提供方便。积极指导各校做好中考的各项工作，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今年的中考任务，区域普高录取率和重点高中录取率都比往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切实加强教科研工作，激发教育发展的活力。

与市师训中心、市教研室、市教科所和江东区教研室建立联系，及时组织教师参加相应的研训活动，区内建立了研训管理组织，建立例会制度，着力加强教科研师训和教学质量的管理。

1、筹建学科大组，开展丰富有效的教研活动

上半年根据区域教研力量薄弱的特点，充分挖掘现有资源，依托各校业务骨干建立了学科教研大组，明确大组长职责，召开大组长会议，落实学期教研重点，制订大组活动计划并严格组织实施。并以教研大组为载体，整合教学教研优势资源，立足课堂，以研促教。

注重实际，加强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建立高新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制度，拟订立项方案，经学校申报，邀请专家评审，确定10个课题为区立项研究课题并发文公布。同时积极做好市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推荐工作，2项课题批准为市级规划课题，已开始立项研究；鼓励教师撰写教学教育论文，制订2009年高新区教学论文评比活动方案，全面发动认真组织，取得较好的效果。

2、积极做好师训工作，提高教师整体素养。加强对校本培训工作的指导，督查各校校本培训制度和校本研修计划，督促各校切实组织好校本研修活动，审核各校校本研修项目，规范校本研修的学分管理；加强骨干教师培养，组织参与市“优质课、优秀论文和优秀学科课题”教学三项评比活动，20名教师分别获市一至三等奖，做好市级骨干推荐培训工作，努力为骨干教师成长营造良好氛围；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做好新教师试用期培训考核工作，督促各校落实“青年教师岗位成长计划”，做细做好师徒结对活动；加强教师全员业务培训，认真组织2009年教师全员培训工作，基本完成344名教师暑期培训的报名和组班工作，加强教师继续教育，统一学分管理办法，检查各校教师学习培训制度，全面审核了教师继续教育项目和学分，既做好服务，又把好关。

3、加强教学质量管理，提升学科教学质量。以考促研，强化评价。组织好区初三学生中考模拟考试，做好考前考后的研讨分析。组织做好初中学业考试、综合测试的组织工作，督促做好初三科学实验考试；组织好小学毕业考试和其它各年级的期末教学质量检测工作，加强命题、考试、阅卷等过程管理，及时做好考试的各类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展开讨论、提出整改措施。

加强学校管理，增强教育发展的软实力

1、规范办学行为，明确办学方向。出台了《关于开展2008学年度中小学评估考核的通知》等3个规范学校管理、推进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要求各校加强学校内部的制度建设，鼓励差异发展。目前各校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学校管理、教学管理得到明显加强。各校正在努力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校园文化，努力办出特色。。

2、强化学校安全，创建平安校园。在教育体制进一步调整，教育布局进一步优化过程中，我局高度重视教育稳定工作，全面落实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安全责任制。我区教育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安全隐患不断减少，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显著提高，无较大或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无安全责任事故发生，更没有发生一件涉及教育的上访、事件，全区各个学校继续保持安全、稳定、和谐的局面。组织开展了中小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师生安全教育活动，并接受了市教育安全督查组对我区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印发《关于做好2009年高新区平安校园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推进了各中小学、幼儿园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园）建设；积极预防甲型H1N1流感，普及预防知识，全面监控疫情，督促各校落实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食物中毒、防火等日常安全教育工作。联合相关部门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取缔了无证摊贩、优化了交通秩序，打击了扰乱学校秩序的社会青年，有效地改善了学校周边环境，努力为师生营造了安全、和谐的教育教学环境。

3、重视教育宣传，畅通信息渠道。进一步强化教育信息工作，制定《高新区社管局2009年教育信息工作考核办法》，召开教育信息工作会议，创刊了高新区《教育动态》，建立了重要工作发文制度及教研信息沟通制度，今年2月至6月，共收发邮件340余个，确保信息畅通，有力地宣传了高新区教育。

加快推进学前教育，努力构建全民教育体系。

1、加强对学前教育的指导，出台了《关于加快高新区学前教育发展实施意见》，明确区域学前教育的定位、目标和措施；积极指导万里国际等三所幼儿园、做好省二级幼儿园达标的自查、迎检工作，接管了原由鄞州区审批的6所民办幼儿园，并完成了重新审批工作，组织人员对全区12所幼儿园的收费情况进行检查，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办园行为。重视幼教队伍建设，组织开展教育教学研讨活动、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多次组织幼儿园骨干教师参加市区幼教教研活动，组织两所中心幼儿园参加浙江省《幼儿园课程指导》推介会，帮助幼儿园全面领会新编幼儿园教材的理念、使用及备课要点，为推广使用浙江省《幼儿园课程指导》（第2版）作好准备；统一印发了《浙江省保教工作指南》，进一步规范幼儿园保教工作。

2、充分发挥区域成人职业学校的作用，在做好原有失土农民培训、外来务工、企业职工的上岗技能培训等基础上，拓宽思路，积极做好向企业、社区的辐射工作，增强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区域企业和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上半年，失土农民培训共五期，受训人数296人，有210人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外来务工者、企业职工的培训共二期，受训人数164人并取得培训证书。

做好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工作，奏响教育发展的和谐音符。

对区域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布局进行了调整，确定树人学校搬迁至原盐场小学，做到每个街道各有一所流动人口学校，使流动人口子女也能就近上学。加大了对民工子弟学校监管和支持的力度，加强了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教研指导，开展结对帮扶、送教到校等活动，使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教研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提升。加强了日常监管和指导，不定期检查学校管理状况，特别是学校安全管理，及时反馈并督促整改，使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更为规范。

（二）卫生事业

加强卫生服务硬件建设，提高卫生服务能力。一是梅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楼工程，经有关单位验收合格，投资2035万元的医院综合楼主体工程已正式建成，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当地群众“看病难”问题。二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组织全区执业医师和乡村医生进行了2年一次的考核工作。梅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一一三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一一三医院将定期派专家到梅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和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同时，选派业务骨干去一一三医院培训和进修。

顺利完成参保农民、城镇医保在校学生体检工作。一是梅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半年全面完成了第二轮的参保农民体检工作，共计体检11181人次，参检率在80%以上。二是扎实开展参加城镇医保在校学生的免费体检工作。根据劳动保障局的统计，我区共有6000余名在校学生参加了城镇医保，符合本次免费体检的要求。至6月30日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完成体检任务，共计体检4591人。

应对迅速，妥善处置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是落实各项传染病防控措施。针对手足口病和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要求，严格执行传染病报告制度，落实发热门诊，加强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的监测报告；通过参加全市的统一培训、区内组织的专项培训和各单位

内部再培训，落实了医务人员全员培训，做了卫生工作人员相关防控知识的全覆盖；购入防护服、口罩、医用帽、手套、鞋套、消毒药械等，迅速组建高新区应急物质储备库；加强群众健康教育宣传，印制了两万余份宣传册、海报；对入境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随访等一系列措施，并多次组织人员到各医疗卫生单位督查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二是迅速妥善处置各种突发事件。6月份，我区处理了两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留观工作（6月11日的梅墟街道1例，29日的新明街道2例）。接到市疾控中心的报告后，我局与接触者所在街道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到所在社区组成现场指挥部布置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并派出应急机动队伍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迅速了解到了第一手资料，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的消毒措施和落实了相关人员的隔离，并妥善安排了隔离留观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截至6月30日，梅墟街道徐某一家5人在留观期间无发热等症状出现，身体健康，已解除隔离；新明街道2人目前现在处于观察期，如果隔离期间不出现发热等症状，将于7月4日下午解除隔离。三是圆满完成浙洽会、消博会和我区09年中考期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两会”期间我区示出现参会人员发热等情况，顺利完成保障任务。我区今年的中考考点设在宁波万里国际学校中学部，为确保该考点中考期间的卫生安全，做好考试期间甲型H1N1流感防治和防止学校集体性食物中毒等安全事故发生，计卫科、卫生监督所、新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卫生机构提前介入，对宁波万里国际学校中学部的考场、食堂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重点检查了考场的通风情况、用餐场所的环境卫生、从业人员的持证情况及个人卫生、餐饮具消毒与保洁情况、食品原辅料的采购、索证等情况，对中考期间的菜谱进行审查并备案，对所有考场进行了严格消毒。6月12、13日考试期间，各单位均派人进驻考点，从考生进考场前的体温监测、考点食堂原料采购到供应各环节进行全面卫生监督指导。首日的考试结束后，对考场再一次进行了空气消毒。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考期间未发生考生集体发热，食物中毒等突发卫生事件，圆满完成了保障工作。

爱国卫生工作逐步推进。对城乡环境卫生进行了综合治理，组织了辖区范围内的爱卫活动13次，两街道共参加劳动100余人次，清理了背街小巷、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流动人口集聚地的卫生死角37处，治理脏乱道路2260平米，清除垃圾100余吨，清除乱张贴1200张，辖区卫生状况明显改观。

（三）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

计卫合一、“三进”活动，婚育新风福万家。结合我区计卫合一的行政特点，于4月份启动了“高新区健康宣传服务三进（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活动，并与全市统一部署的“两免”宣传月实现了有机结合，整项活动吸引了群众上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进社区”——两街道开展各有特色的“两免”宣传。梅墟街道4月份在区电视台每晚新闻联播前插播“两免”公益广告片，新明街道在街道计卫刊物《新明卫生》上开设“两免”宣传专栏；各社区巡回开展“六个一”两免活动，参与群众6000余人，发放两免宣传手册3000余份；邀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走进社区为育龄妇女查孕环3000余人次；组织60多台灭蚊公益广告灯箱安装进社区，既灭蚊除害、又拓展宣传阵地，计划在下半年登载一批婚育新风内容的公益广告。“二进学校”——两街道以独生子女社会行为教育为主题，结合计生协会青春期教育，分别在老庙小学、梅墟中心小学举办了两场独生子女社会行为教育讲座，特邀知名“胖妈妈”老师授课，同期举办了青春期健康知识图片展，近300名学生收听了讲座。“三进企业”——5月31日-6月4日，社管局、区计生协会联合开展了“关爱企业外来女工免费生殖健康体检活动”，组织免费巴士接送女工参检，成为新装修的市计生服务中心迎来的第一批客人，体检项目包括宫颈癌筛查、红外线、B超、妇科等，达到市妇儿工委指定标准。

推进计生协会工作，落实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出台了一系列计生工作激励机制，建立长效节育避孕激励机制，通过对街道计生办、村居计生管理员及定点医生的激励，提高当年长效节育率；建立村居联络员制度，在村居形成以计生管理员为主，以联络员为辅的工作队伍，增强战斗力；建立育龄群众贴心人评比制度，加强计生干部争先创优意识；建立流动人口工作创新奖等。高度重视工作平台信息化建设，推进村居网络延伸工作，拨出专项经费鼓励基层开通网络、实行电子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目前已明确计划开通13个村居，涵盖高新区所有社区及近两年未列入拆迁的村。

（四）文化体育事业

做好文化市场的监管工作。组织文化市场不定时检查40余次，收缴政治性非法出版物30余份。取缔非法大棚演出1家、非法游戏厅3家，扣缴非法赌博机90台。组织开展了娱乐、出版物、打印复印、网吧、音像等单位许可证换证，“十小”行业、无证无照网吧游戏厅等专项整治，非法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拆除工作。

加强文化队伍建设。今年上半年，先后组建以管委会副主任张立平同志为总负责的区文化领导办公小组。同时我局对各街道推荐的文化监督员进行普法培训，学习文化市场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并实行统一考试和佩证上岗，弥补了我区文化市场执法力量不足的这一特点。

指导街道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指导街道社区开展戏曲表演、乒乓球比赛6次，农民趣味运动会2次，还组织开展了“庆3·8广场舞”比赛，太极拳、木兰拳比赛等。

（五）民政事业

进一步推进实施社区建设工程。一是草拟了《宁波高新区社区用房建设规范》，以期在硬件上提高我区社区建设的档次。二是起草《关于开展“品牌社区”创建活动的通知》，动员区级各有关部门开展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等创建活动。

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等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到6月共有66户98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共发放保障金14.1万元；享受老年人生活补助金93人，发放金额8.39万元;及时发放动态物价补贴1.22万元，解决物价上涨给困难群众带来的生活困难；实施临时救助51人次，金额20.04万元；实施医疗救助4人次，救助金额0.21万元；有299名残疾人享受补助,发放补助金额15.39万元；同时及时调整老年人生活补助金标准；根据《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实施办法》,及时为40位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办理了相关保障手续，发放保障金6.136万元。

（六）残联、慈善事业

全面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一是做好残疾二代证的发放工作，至目前已发放残疾二代证512个，其中新明街道55个，梅墟街道457个，为全面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二是实施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到6月份有40位重度残疾人享受到这一政策，发放保障金6.136万元。三是实施残疾人康复工程，为50位精神病人发放精防卡，为100位贫困残疾人发放爱心助医卡，为3位贫困肢残人配送轮椅，同时做好对残疾人的医疗救助。

精心组织全国

第十九次助残日活动。围绕今年助残日“关爱残疾孩子，发展特殊教育”的主题，走访慰问我区的6位残疾儿童；在梅福社区内为残疾人免费开展为期三天的体检活动，350位残疾人接受了这一家门口的服务，参检率达到70%。举办了一期康复员培训班，全区各社区（村）康复联络员参加积极，指导新明街道筹办残疾人康复中心。

组织开展“慈惠童心”、“复明行动”等慈善活动。到6月底，共发放救助款7.09万元，受助87人次，其中助医15人，资助款3.1万元，助困67人，资助款3.24万元，助老5人，资助款0.25资助万元，助残活动1项，资助款0.5万元。

（七）民宗事业

依法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定期开展宗教活动场所的安全检查，制订《宁波国家高新区民族宗教工作应急预警预案》，维护宗教平安稳定。

（八）内部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根据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社管局扎实开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学习先行并贯穿始终，进一步明确省市委全会和高新区200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提出的主要任务。社管局全体干部职工通过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了干部作风建设。

有效推进部门间沟通，提高全局工作效率。做好与园区各部门、街道的协调沟通工作，积极配合各职能部门工作的有效及时展开；完成对上级主管部门的信息报送工作，确保政务信息透明公开；配合做好办公室有关档案文书整理、财政局的政府采购自查自纠工作、人劳局和纪工委的每月津贴、车贴发放等工作。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与问题

尽管近几年来，在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区社会事业发展明显加快，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区各项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事业还满足不了高新区高速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专业管理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素质有待提高。尤其表现在教育、卫生事业上，有些基层服务水平仍基本处于农村水平。

（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缺乏中长期规划。对已经形成的实施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真正得到有效落实。

（三）人口聚集是我区社会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难点，亟需加强综合治理工作。

三、2009年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继续深入教育体制改革，积极打造区域品牌学校，尽快缩小区域教育与城区教育的差距。

进一步优化教育布局和教育资源配置。启动实验学校的建设工程，完成外国语学校组建并确保内部体制平稳过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学校现有的特色和优势，明确各校发展定位，创品牌学校，促均衡发展；积极探索区域内师资流动机制和校长轮岗制度，逐步树立由“单位人”到“系统人”的身份意识，促进区域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优化配置。

进一步完善和加大对民工子弟学校监管和帮扶、支持力度。一是要落实校长公派、资金统管收支二条线工作，切实规范招生、财务管理等办学行为。二是要加强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教研指导，开展接对帮扶、送教到校等活动。三是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不定期的检查学校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等情况，及时通报检查信息和指导意见，使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逐步向公办学校靠近。

进一步发展学前教育。落实高新区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大幼儿园等级评估和准办园审核力度；加快筹建两所公办幼儿园，探索名园办园的模式，尽快提升办园质量；正式组建区域早教中心；加大对各类幼儿园教学教研工作的指导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学前三年教育质量。

（二）认真工作，积极推进高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不断完善我区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探索建立我区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尽快制定高新区卫生专项规划。规划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做到合理规划、科学配置，要体现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和政府逐年加大投入的相关政策，明确各级卫生机构的布局、职责、功能等。

理顺卫生管理体制。积极理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体制，做到人事、财务、业务的管理统一，提高工作效率。

加快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进度。起草关于“高新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的若干意见”提交管委会讨论，内容包括服务站设置的标准、如何解决服务站用房、基本装修及设备、人员配备及考核等问题。

继续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治和卫生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抓好和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疾病的监测、报告和防控工作。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疫情监测和信息监测网络。

（三）继续指导和组织高新区各类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生活。做好高新区学习实践活动——党员干部活动周中的“送演出”文艺晚会，确保圆满举办；继续加强对文化市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制，紧抓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