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银行业监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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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率政策

我国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确的,即渐进、有序,原则上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利率市场的起步较晚,从1996年开放同业拆借利率开始,此后又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利率。2000年开放了外币利率(小额外币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至今也尚未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自然也没有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权和期货。这使得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2.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城市商业银行暂行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地级以城市设定,一个城市只能设立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为本市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分析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与此同时还承担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重担。城市商业银行人员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高度集中。这是监管政策明文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不允许跨区经营的背景。

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商行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区域发展的要求。对此,银监会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达成共识,城市商业银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了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政策。规定中小商业银行的机构发展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从而实现了基本上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同质同类监管。

3.混业经营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初期,我国金融业并不是分业经营的。当时,商业银行可以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比如,交通银行和太平洋保险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后来金融业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当时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些混乱来自于混业经营,因此就逐渐把金融业务切分开来;同时在立法上加以保证,形成了一种比较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相关思路

我们正处于一个金融市场迅速创新、竞争不断加剧的年代。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业法规建设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监管部门应当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明确相关政策法律改革调整思路,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调整金融市场主体关系的主导性法律制度。首当其冲的即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制度的调整。这些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银行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不仅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风险控制、财务管理、薪酬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由于进行市场主体制度设计过程中主要按照政府意志展开改革,而未按照私法原理明确主体权利与义务,导致体制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改革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未来几年,法律需要在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出资人制度、股东权利与义务、股东行为约束、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在深刻理清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作出科学明晰的规定,在私法层面明确银行在市场中的商事主体地位,保护其自治权利,维护市场对于市场主体的选择和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

建设开放性市场准入制度,培育多层次金融市场主体。银行业是有限持牌的行业,我国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这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过高的准入门槛也容易导致市场垄断,我国现有金融机构之间在服务方式上、组织构架上、经营模式上、服务对象上、产品设计上、业务流程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质化情况严重,供给动力不足。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的平等性是今后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作为国际政府管理的长期趋势,放松管制对于银行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丰富可以使优质资本进入银行业,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实力;另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实现服务多样化,从而解决金融市场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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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使得银行业市场失灵现象甚为严重，政府通过提供银行监管，可以缓解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高贷款利率、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还有外部性所引发的银行挤兑的蔓延以及监管中的“搭便车”现象，保证银行业安全稳定，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尽管银行业监管是必要的，但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商业银行和存款人如何相信这一公共产品确实能保证银行系统的有效运行，保护存款人利益呢?商业银行或者更倾向于回到19世纪的自由银行业时代；或者在既定的经济体制中不得不接受政府监管，存款人却可以选择不把钱存入银行，由此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借款人则可以选择不从银行融资，尽管这可能是最经济有效的融资渠道，也因此影响银行的持续发展。可见，无效的银行业监管甚至比不监管产生的问题更大。事实上，由于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并且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因此，监管者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面临着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本文将对监管者的声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要关注银行业监管者声誉的问题。

二、声誉理论概述

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由于假定了信息完全和零交易费用，任何背叛的行为都能马上被察觉，因此，在竞争均衡的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欺骗、不守信誉等行为。上个世纪中后期，随着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和与不完备市场相关理论的兴起，声誉问题相关的研究逐步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受到重视。

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声誉能够提高市场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声誉作为信息显示机制能够缓解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约束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信息显示功能

声誉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同时充斥着质量好、质量中等和质量差的产品和服务，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只有卖者知道自己商品的质量好坏，而买者对此一无所知。产品价格成为购买决策的主要参考，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劣币驱逐良币，质量好的商品并不能找到买家。于是，建立于过去长期交易基础上的声誉就成为另一个更有效的信号显示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企业建立起良好声誉，从而向市场发出信号以显示自身所出售的产品为高质量产品，与低质产品区分开来，进而促使买者做出购买决策；反之，买者可能做出不购买的决策。可见，声誉是一种反映行为人历史纪录与特征的信息，在市场交易中，信誉反映的是不可观察的商品或服务质量的一个信号。有关声誉的信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换、传播，形成声誉信息流、声誉信息系统及信誉信息网络，成为信息的显示机制。声誉信息的流动可以拓宽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范围，降低搜寻成本以及减少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有效限制了信息扭曲，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

(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

声誉机制通过环境约束下的自我实施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如果交易者获得的准租流的贴现值大于违反契约的短期所得，契约将得到实施，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将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使得契约关系处于自我实施范围之内，其中声誉起了很大的作用。声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声誉是个人与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以“说真话”的形式出现，减少了信息搜集、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合约签订从而达成“合作”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声誉是保证合约实施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以“做实事”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合约实施和行为监督的履约成本及考核成本(Sauermann，1978)；第三，声誉使得长期契约代替短期契约成为可能。经济主体的声誉可以使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它的行为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别人可以从他的行动中判断其履约的能力，并由此决定是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谈判的次数和签约的频率，这也促使了谈判成本和签约成本减少。

(三)隐性激励功能

Fama(1980)认为，声誉是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声誉的存在使经济主体愿意放弃短期利益以维持长期的交易关系。Holmstrom(1982)论证了在关系中，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的替代来约束和激励人行为，降低成本，这为声誉在激励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具有良好声誉的市场主体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也容易与其他经济主体建立长期的合作和交易关系，从而带来长远的利益。当交易一方违背了关系契约所作的承诺并被发现，就会导致声誉受损，因此失去“声誉租金”。从处罚机制看，合作的另一方会终止与他的合作关系，或者违约的一方被排除在特定的社会组织活动之外。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声誉与其拥有者未来收益流密切相关，声誉投资可以带来“声誉租金”，并激励长期利益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信用关系，避免机会主义，因为合作的收入流足以支撑交易主体放弃采取欺骗行为获得短期利益的企图。

基于声誉的信号显示、降低成本、隐性激励等方面的功能，声誉理论被比较广泛地应用于产品质量、企业和政府融资、货币政策、金融中介等方面的研究。

三、监管者声誉

早期监管理论起源于“公共利益监管理论”，政府管制能弥补市场失灵的命题，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之上的：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是大公无私的、仁慈的(benevolent)；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omnisciente)，拥有完全信息，譬如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成本、需求弹性、最优的价格定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pre-commitment)，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事实上，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并提供有效监管的问题是与监管者的自身目标函数和外部信息约束密切相关的。

(一)监管者目标函数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目标定位是有效实施银行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监管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传统银行监管目标理论主要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视角，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和银行体系脆弱性理论之上，认为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公共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认为监管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然而，在现实的银行业监管中，社会公众将自己监督金融机构的权利委托给监管者，以实现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通过纳税的形式给予监管者一定的报酬，从而形成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一关系。事实上，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很可能与社会公众不一致。监管者本身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利益的理性经济体，在监管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贿赂收买或屈服于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其行为可能偏离社会公众最优化目标，出现监管政策的

扭曲，损坏社会福利(Stigler，1971；Peltzman，1989；Becker，1985)。

监管或者成为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政府是这种商品的供给者，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如生产者、消费者、政治家等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成为管制的需求者，他们都希望管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监管当局的自利性使他们倾向于将商品供给那些能够提供愿意支付高价的利益集团，而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种倾向存在实现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监管过程中的设“租”行为。“租”或者叫“经济租”，在经济学的原意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在银行业监管中，监管者利用手中拥有的监管权，通过设租获得私利。比如对潜在的进入者抬高市场准入限制，人为地提高新银行的进入成本，对银行的运营实行过于严苛的监管等。

当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时，监管者可能滥用监管权谋取私利，损坏社会福利，社会公众对监管当局在银行业监管中纠正市场失灵，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自然会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监管者具有公信力是指监管者作为公共权力或公共权代言者信守规则，履行契约的能力，由此表明其对法定权力和职责的履行程度和实际“践约”状态。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从社会民众的角度分析，是社会组织、公众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政府行为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由此评判监管者守信的程度和政府形象的优劣。因此，具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作为公共权的代言者是不会滥用监管权力的；而社会民众一旦判断监管者具有良好公信力，就会自然形成预期，即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履约能力强，监管更有效。这种预期的形成是因为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是社会民众对其过去所提供的监管服务的记录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判断。只有监管者始终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在根本上保证监管政策公正而不被扭曲，才能有效地防止监管中存在的权力滥用。由此可见，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和监管者的公信力是互为因果、紧密相连的，越是无私的监管者其监管公信力越强，而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越有激励避免腐败行为，提供有效的监管服务。在一般的论述中，公信力也被称为信誉，或者守信的声誉。

(二)信息约束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者目标函数与公共利益的不一致是影响监管政策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监管政策具有公信力。实际上，由于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

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市场准入限制、存款利息率、资产组合限制、资本充足率、存款保险等各种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市场准入、银行业业务运营以及市场退出实行限制和保护，以纠正银行系统中由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但是，由于存在监管人员不能发现信息的知识不对称，以及金融机构刻意隐瞒信息的披露不对称，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监管当局掌握的金融信息虽然比社会公众要多，但相对于人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不完备。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甄别问题，为了诱使被监管银行披露所有信息，以尽可能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一般而言，监管者会以有关法规为依据审查银行的经营资格，规定银行业务范围，要求银行定期报送相关信息，不定期地进行现场检查，并对违规银行进行惩罚。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获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可能使监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次，作为人，被监管银行具有信息优势，比监管者拥有更多的业务经验，也更清楚如何才能以最低成本达到监管目标；进一步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产生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转嫁激励和不稳定(Kaufman，1996；Kane，1997)。总之，监管当局对银行的有限信息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效率。

由于信息约束的存在，即使监管者是无私地行使公共权力，存款人对于金融机构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仍然存在质疑。这种情况下，监管者的声誉则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信息约束条件下不必要的质疑声。监管者声誉是一种显示信号，反映着监管者的目标类型，同时也是监管者监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信号。存款人常常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声誉良好的监管者，其监管水平也高，服务质量也高，监管也越有效。他们在监管过程中可以更有效地获取信息，减少外部约束，减少甚至避免监管中的政府失灵。因此，面对监管中的外部约束问题，声誉机制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管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论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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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银行行业准入价值（franchise value）作为一种隐性的资本源来分析它潜在的价值及其监管效应。关于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概念，在不同的中， 由于所侧重点的不同，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含义有不同的假定。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监管行为和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具有潜在的效应。而且与审慎资本要求管制一样，失当的行业准入价值储备对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同样具有潜在的影响。

一、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基本概念

Buser，Chen和Kane（1981），Marcus（1984）在分析银行业道德风险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他们分析了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与道德风险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进入银行业必须要获得政府颁发的一个许可证。这个许可证实质上就是准许吸收和发放贷款的营业执照。这个从业执照是一种不可转让的资产，如果银行失败，其价值也随之消失。因为许多国家都实行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这种政府对银行业市场准入的管制，使许可证的市场供给是有限的，或者说相对于市场需求是供给不足的。这种有限的市场供给，增大了许可证的市场价值，从而对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具有潜在的影响。由于存款保险的定价不足使银行所有者具有从事过度风险操作的动机，那么富有价值的银行执照又抑制了这种道德风险动机。这是最早的关于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概念，之后得到不断和演进。

关于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概念，在不同的文献中，由于所研究问题侧重点的不同，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含义有不同的假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行业准入价值作为执业许可证的价值 （charter value）。认为银行执业许可证是一种不可转让的资产，随银行失败而消失（Buser， Chen和Kane，1981；Marcus，1984）。笔者认为，与执照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成分事实上还应该包括来自政府存款保险的补贴，因为存款保险定价不足，实际上就是给持照银行的一种补贴。从上述基本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行业准入价值是市场准入管制变量的函数，市场准入管制越严格，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就相对越高，反之则越低。二是侧重银行持续运营的未来期望收益的现值（franchise value），（Boyd和Greenbaum， 1991）。三是银行通过创造和持有对借款人的贷款债权，从而生产有关借款人的私人信息，同时，由于“免费搭车”问题又防止了分散的信贷者作同样的信息生产，这种私人信息是有价值的。这种与银行持续经营相连接的私人信息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就是行业准入价值（Gorton和 Winton，1995）。因为行业准入价值在银行业管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笔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规范：所谓银行行业准入价值，是与银行持续运营相关联的从业资格市场价值和政府管制补贴、期望未来收益现值及有关市场信息价值的总和，这些潜在的价值储备随银行的失败而消失。行业准入价值与资本水平一样，对银行风险选择行为具有潜在的效应。

行业准入价值的度量。在分析假设中，一般用银行期望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作为行业准入价值的度量。这个期望贴现值实际上隐含了我们所定义的与银行持续运营相关联的从业资格市场价值、期望未来收益现值及有关金融市场信息价值的总和。在这样的模型假设下，分析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机构风险选择行为的潜在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行业准入价值的潜在效应，也有一些实证检验文献，对行业准入价值进行了具体量化。量化行业准入价值的一种是看的市值与其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的差，这里重置成本是当前重建该企业的费用：

行业准入价值（FV） =市值-重置成本。

如果行业准入价值高，市值和重置成本之差就大。因为市值和重置成本都不能够直接度量，我们用银行权益市值与其负债账面价值之和来表示一个银行资产的市值。当银行购买一项资产时，其账面价值与购买价之差表示购买的账面商誉（goodwill）。因为这个差是行业准入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用该资产账面价值减去商誉来近似表示一个银行资产的重置成本。最后，我们用行业准入价值除以资产（净商誉）来导出一个与资产规模无关的度量：

这里，E是股权的市值，L是负债的账面价值，A是资产的账面价值。等式两端加1就可以导出著名的“托宾q”：

用Q比率度量行业准入价值的优点是，可以对不同规模的银行机构进行比较。例如，如果一个银行的资产市值（由E+L度量）为520亿，这些资产的重置成本（由A-商誉度量）是500亿，那么行业准入价值就等于20亿（是重置成本的4％），托宾Q为1.04.一般地， Q的度量需要有关银行企业市值的信息，行业准入价值的度量需要银行具有公开交易的股票。此外，行业准入价值还可以由银行企业股权的市值与其账面价值的比率来度量。

二、行业准入价值的来源

从行业准入价值的定义我们可以粗略地推测其产生的来源。在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管制者限制银行业市场竞争使银行获得创造垄断利润的机会。我们称为“市场相关”的来源。第二，银行业特殊性因素，如银行之间效率差异，借贷关系价值的变化以及信息的价值。我们称为“银行相关”的来源。

与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与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主要取决于市场的竞争程度。一般地，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高，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就普遍较低，如果竞争程度较低，则行业准入价值就相对较高。我们以美国银行业市场竞争为例，分析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与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早在1970年以前，美国银行业实行州内和跨州的地域扩张限制，并且限制银行控股公司 （BHC）收购州外银行，除非该银行所在州的法令明确允许这种收购行为。储蓄市场实行地区性垄断经营，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oney market，mutual funds）也不存在竞争，并且实行储蓄利率限价管理。银行业实行的管制限制，避免了竞争对银行业的危害，为银行创造行业准入价值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而且在那些限制设立分行的州和那些允许设立有限分支机构的州，银行机构面临的市场竞争也不同，这种机会也随银行业市场的不同而异。

然而，从1970年中期到1990年中期，随着大多数州内和州际间限制的进一步取消，银行业竞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75年和1992年期间，四分之二的州放松了州际间设立分支机构的管制。并且允许银行控股公司跨州经营。1994年 9月，又允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经所在州批准，可以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另外，在80年代中期，逐渐取消了Q利率限价条例，更加助长了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存款利率的自由竞争侵蚀了银行业的利润，也降低了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总之，这些变化显著地增加了银行业的竞争，降低了银行的行业准入价值。

此外，创新的结果也降低了行业准入价值。70年代引入的自动提款机，使银行在不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况下占领市场。到了70年代后期，货币市场和共同基金（mutual funds）开始替代传统银行产品，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侵蚀了银行的行业准入价值。

如图1所示，美国25个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比率的市值（market value）和账面价值 （book value）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变化趋势。很显然，资本比率的市值和账面价值在70年代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特别从大约1974年开始，资本比率的市值明显低于其账面价值。

行业准入价值的银行相关来源。与银行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尽管管制的限制和技术的进步降低了银行业普遍的行业准入价值，但对个体银行机构而言，允许其设立分支机构又提高了竞争优势，银行充分利用其分支机构网络的优势拓展业务，如代办保险和收费等中间业务，提高了潜在利润，进而增加了行业准入价值。二是由于管理水平差异，银行之间的效率也不同，所提供业务的成本也不同，从而其行业准入价值也不同。地域扩张管制的解除，虽然增加了银行业竞争，降低了许多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但管理良好的银行仍然能够以牺牲其管理较差竞争对手利益，获取改善和增长的机会（Jayaratne和Strahan 1996）。它实质上反映了银行持续运营的未来期望收益。三是银行与其众多借款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同样产生行业准入价值。银行通过与其借款客户建立长期关系，使他能够获得有关借款人特点及信用风险的私人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其他银行或非银行贷款人是不可能轻易获得（Goaon和Winton 1995）。这些特殊的借贷关系降低了贷款成本，提高了贷款利润，成为行业准入价值持续而重要的来源。

三、行业准入价值对道德风险行为的抑制效应

Keeley （1990）在状态偏好模型下分析了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风险选择行为的潜在效应。在没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在状态1违约，就不能对存款人履约。这样，存款人就会在状态2索要较高的支付。但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即使银行在状态1违约，存款人也不能索要较高的支付，因为保险人将按合约偿付。对银行而言，在破产状态1，银行偿付的比所承诺的要少，存款债务与资产收益之差就是银行在破产状态下获得的存款保险卖权价值。如果银行试图通过降低在险资本或增加杠率，以及增大资产组合风险，以期实现存款保险期权价值最大化，那么银行必须权衡从增加风险操作获取的期权价值收益与发生破产情况下行业准入价值的损失。即银行只有在下式成立时才会冒破产风险：

因此，行业准入价值作为一种隐性资本与在险资本一样具有抑制道德风险的效应。下面，我们对行业准入价值与存款保险卖权价值的关系进行更为直观的分析。

Marshall，D.，和S.Venkataraman（1997）在非管制银行关于市场风险的选择行为时，提出关于银行风险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非管制状态下，银行对交易资产组合风险的选择为：银行或者选择交易资产的风险下限或者选择风险上限。我们用图2进一步分析银行在行业准入价值与存款保险卖权价值之间的权衡机制和决策过程。

当银行机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时，实质上就是选择资产组合的风险度。如果银行试图选择较大的风险度，以期获得更大的风险收益，那么他必须考虑两种后果：如果投资成功，他将获得丰厚的风险收益，一旦投资失败，虽然实现了存款保险的卖出期权，但却损失了宝贵的行业准入价值。银行必须充分权衡实现存款保险卖权的收益和行业准入价值的潜在损失。我们分两种情况来分析。

当银行机构行业准入价值较低，如图中ФL.当投资资产组合风险增加时，银行风险选择的概率集趋向违约破产区域的右边。在这个区域内，行业准入价值要高于存款保险卖出期权的价值，就是说，银行失败所承担的行业准入价值损失要高于对存款保险卖出期权实现的价值。当风险继续增加，银行风险选择的概率集就进一步向破产区域的左边移动，一旦银行进入这个区域（行业准入价值与存款保险卖权价值的交点）在行业准入价值线矿下面的区域，存款保险的卖权价值以很快的速率递增，期望卖权价值就开始高于行业准入价值。

当银行机构的行业准入价值较高，如图中ФH.无论银行如何选择其资产组合风险，行业准入价值潜在的损失总是高于存款保险卖权的期望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机构在继续资产组合风险选择时，总是把保护行业准入价值作为第一位来考虑。

以上分析说明，银行的净收益是风险的函数，当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为零时，净收益总是风险的递减函数；当行业准入价值较低时，在起初是递减的，当净收益变为零时，如图中点，就开始随风险的增加而均匀递增； 当行业准入价值较高时（总是高于卖权价值），净收益总是风险的递减函数。因此，对银行机构而言，如果其行业准入价值低于某一阈值，选择风险上限是最优的，使其期望净收益达到最大化。如果银行的行业准入价值足够高，选择风险下限是最优的。

总之，拥有较高行业准入价值的银行所有者，就不会有冒破产风险的动机，因为一旦银行失败，行业准入价值就会消失，所有者就会失去这份珍贵的资产。因此，持有有价值的银行执业许可证，银行就很难把损失转嫁存款保险者或纳税人。而且从银行所有者的角度看来，银行的潜在损失实质上产生了一个管制破产成本（regulatory bankruptcy cost）。因此，任何从可行的风险操作获得的收益将被期望行业准入价值的减少而抵消。其结果，只要期望行业准入价值损失超过存款保险卖出期权对银行的增值收益，银行就不会有动机通过消减资本或增大资产风险来加大违约风险。

四、银行业安全网政策对行业准入价值的潜在

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作为一种潜在的隐性资本，对银行的资产和资本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安全网各项政策对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的适度保持又具有潜在的影响，特别对有关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的产生和保持具有直接的关系。银行业安全网各项管制政策在不同的政策层面对行业准入价值发生效应。这就为如何制订和实施审慎的管制政策提出了要求。对银行行业准入价值具有潜在影响的安全网政策主要有：存款保险、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救助与关闭政策及审慎资本要求等。

1.存款保险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影响

一般地，存款保险有两种形式：明确的（explicit）存款保险和隐性的（implicit）存款保险。即使在末实行明确存款保险的国家，出于和国家稳定等因素，政府在事实上对存款人作了隐性承诺保证。不论是明确的政府保险还是隐性的政府承诺，都会对银行产生逆向激励效应，即由于银行有限责任性质，银行会利用存款保险选择过度风险资产组合，最大化股权价值。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增大，又增大了银行资产损失和破产概率，行业准入价值损失概率也随之增大。所以，如何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存款保险体系，成为银行业安全网改革至关重要的。即存款保险体系既能有效消除银行恐慌，维护银行业稳定性，又能有效遏制银行的逆向风险选择行为，保护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大多数认为，基于银行风险程度调整的保险费率和增加银行业市场纪律监督的安全网框架能够实现银行业的审慎运营。

2.市场准入管制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影响

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作为一种非市场行为直接影响银行业与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市场准入对行业准入价值的效应实质上是通过市场竞争对行业准入价值影响来传导的。因为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的严格与否，决定了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如果市场准入严格，进入银行业的市场标准就高，银行业市场中银行的数量就会得到控制，相应市场竞争程度就得到控制，银行业就拥有相对较高的行业准入价值。反之，银行业市场中银行数量增多，银行拥有的平均市场份额减少，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银行业普遍的行业准入价值降低。因此，从保持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的角度看，严格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有利于提高银行业普遍的行业准入价值。但同时又会造成银行业的相对垄断性，导致银行业相对无效的死权成本（deadweisht cost）。因此，审慎的市场准入管制政策必须审慎权衡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储备与垄断的无效率，实施最优的准入管制。我国90年代初，由于对城市信用社市场准入标准过低，造成机构泛滥，多数信用社管理混乱，资不抵债。由于市场准入管制不严，直接降低了信用社的行业准入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造成信用社过度风险经营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

3.资本要求管制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影响

在银行业安全网构架中，审慎资本要求管制利用其在险资本效应，与珍贵的行业准入价值一起，有效遏制了银行利用安全网过度风险经营的道德风险。尽管资本要求与行业准入价值在抑制银行道德风险方面具有相同的潜在效应，但资本要求是一项审慎管制政策，是一种强制的管制行为；而行业准入价值却是一种潜在的隐性资本源。正如上述分析的那样，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的资本决策行为具有潜在的影响。一定的资本水平对保持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也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地，那些高违约风险的银行，拥有较低的行业准入价值并且保持资本不足，而相对安全的银行，拥有较高的行业准入价值，并且资本充足。所以，从银行业微观运行机制看，行业准入价值与银行私人资本水平成正比变化。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资本要求管制作为一种外在机制，保护了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储备。较高的行业准入价值又促使银行机构自觉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

篇4

    从宏观层面上看,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信用文化的发展演进,制约着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效力和监督管理的有效性。比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社会信用观念的形成、政府职能的转变、法律体系的完善,都直接影响着银行业监督管理的有效性。从微观层面上看,银行业体系的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形式,银行业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能力与水平,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专业化水平、秉公执法程度将是制约银行业监管有效性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银行业监管面临的银行业问题

    1、按照我国社会发展在地域、城乡的不均衡特点,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特点各异,银行业监管工作重点不能“一履适千足”。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东西部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矛盾。在金融业尤为突出。一般地,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在金融总量上,而且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和农村等不发达地区。银行机构的风险问题和表现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同一监管政策所产生的监管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银行机构存在的风险问题的复杂性,要远远高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部控制不健全,风险管理水平落后,信用风险严重等问题;发达区域银行业除了上述风险问题外,还有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表外业务风险等问题。因此,所要求的监管技术水平和监管的侧重点也不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业统一监管部署和监管战略的有效性。

    2、银行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同一监管政策将产生不同的监管效应。我国存款类银行机构按照所有者形式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由于所有制形式不同,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效力、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动力也不同。比如,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股权资本构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其资本具有内在的约束激励,这类银行的所有者具有规避风险的动力。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就可以按照市场化银行体系所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实施监管。然而,对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言,其资本结构中国家信誉资本占绝对比重,股权资本失去内在的风险规避激励。股权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这类银行机构的内在风险控制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外部监督管理。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就不能完全套用市场化成熟的监管原理。外资金融机构,大多来源于发达的市场化国家,风险管理水平和内控制度都比较先进和完善,但这些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一般比较复杂,金融衍生业务的比重相对较高,要求较高层次的监管,应按照国际银行业监管惯例和技术实施监管。

    3、从我国银行业体系结构看,靠国家信誉资本维系公众市场信心的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银行业体系占绝对比重,其改革的滞后和管理的外部性,在相当时期内将使银行业监管停留在以现场稽核检查为主的传统监管模式上。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我国银行业体系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截止2002年底,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有居民存款总量占到整个银行业体系的91.7%。无论国有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其盈利状况和资本充足状况都有待提高。从维护市场信心的角度看,这两类银行机构基本上靠国家信誉来维系公众对他们的信任。从总量看,这两类银行机构的稳定性决定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这两类银行机构仍然是银行业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监管思想,银行机构的内部风险规避和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主要方面,监管检查评价和市场纪律是风险管理的外部机制。然而,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缺陷,造成这两类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内部控制缺乏必要的利益约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监管原理和理念,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非现场监管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监督管理仍然是有效的监管形式,要加大现场监管检查的频率和强度,要加大对内部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弥补内部控制不力的缺陷。

    二、银行业监管面临的监管问题

    1、监管理念更新滞后制约了监管水平的提高。我国银行业发展和管理的特殊历史背景,使银行业监管始终抹不掉政府行为的影子。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快了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和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步伐,但由于对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理论研究滞后,监管的理念没有及时更新,监管政策缺乏前瞻性。银行业监管绝不仅仅是传统理念中简单的行政管理,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稽核问题。它是一种包含金融学、管理行为学和信息经济学等多学科的问题。没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就很难感悟监管政策的潜在效应和我们应该遵循的监管政策取向。事实上,银行业在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方面风险的特殊性,相对银行内部人而言,外部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其风险问题。银行资产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外部监督管理作用是有限的。银行业监管虽然是一种强制的政府监管行为,但在强制的背后,却更多地隐含着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强制监管只有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充分激励银行机构在风险规避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把强制的监管政策和行为变成银行机构的一种主动意愿,才能使监管发生效力。例如,资本要求监管作为一种强制的外部要求,只有与银行机构潜在的隐性资本———银行业从业价值(Franchisevalue)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监管效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历史和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过程,证明了银行业监管的激励相容理念。

    2、监管政策研究滞后削弱了监管政策的有效性。银行业安全网政策的目的是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事实表明,缺乏监管政策协调效应的兼顾,一项监管政策在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同时,可能导致反稳定副效应。例如,美国存款保险政策在有效消除银行恐慌和挤兑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事实上,在银行业安全网政策中,存款保险制度、资本充足监管、市场准入和退出、问题银行处置政策之间,并非彼此完全独立,各项监管政策之间存在较强的微观反馈效应。只有充分兼顾这些政策之间的协调和搭配,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也正是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意义所在。我国银行业监管虽然已经有许多年的经验,也经历了问题银行机构的风险处置,建立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政策,但由于长期的行政管理角色惯性作用,难以突破传统的政策思维定势,在监管政策的协调搭配方面还有待引起重视。比如,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和隐性存款保证,加上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管制的无效性,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银行监管制度要创新,更要考虑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和政策效应。

    3、监管队伍专业技能难以适应金融创新和发展的要求。不论是非现场监管分析、现场检查、日常监管审批,还是监管政策把握,都需要有一支精通监管知识和业务的监管队伍作智力保障支持。监管理念的更新,不是务虚的口号,是基本理论修养和业务技能在实践监管工作中的具体化,是实实在在的体会。只有监管人员熟练掌握了银行具体业务操作和风险点,甚至要精于被监管对象,才能检查出问题的症结,评价一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性。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队伍的金融业务水平,特别是对金融衍生工具、会计业务操作和财务分析方面,与金融监管的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只重视日常行政监管,监管队伍的业务技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监管理念的更新和风险的防范控制,需要一大批精通金融业务的监管人员来实现。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被监管对象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被监管对象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运行和市场变化等,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及相关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影响,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

    三、对策与建议

    1、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的监管政策。在银监会统一制定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操作规程下,各银监会分支机构要根据本辖区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状况,准确判断本地区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统一监管标准的框架下,针对地区特殊性,各类机构内控制度、业务特点和风险问题的差异,研究分析各种监管政策的适用性,制定区域性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和监管重点,使监管政策有的放矢,行之有效。

    2、加强监管政策的理论研究。尽管国际银行业的业务领域和风险特点逐步趋同,银行业安全网制度和监管政策也逐步完善,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随着宏观和微观环境的不同,其有效性可能迥然不同。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这些制度、政策的同时,要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加强政策的理论研究,做到洋为中用,制度创新。

篇5

目前，以实践宏观审慎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探索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和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成为危机过后国际金融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

实践中，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它强调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作为监管对象，重点关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行为。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将并行推进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作为未来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趋势。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监管在监管哲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即摒弃原来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监管哲学，代之以基于既强调市场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混合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监管哲学，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再一次成为经济领域的实践主导。

要真正把握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质，则必须探究其理论根源，不能静态地将其理解为在现有的监管工具箱中加入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在理论上，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源于本次金融危机使研究者认识到金融监管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产生与其说是银行监管实践的一种创新，不如说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次突破。

在实践中把握宏观审慎监管

理解宏观审慎监管应该不仅仅立足于跨机构、跨市场维度，即考虑风险在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和相互作用；还要重视通过逆向调节来应对和解决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问题，也就是说宏观审慎监管应该是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的一个动态过程。

对此，笔者认为在监管实践中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宏观审慎监管及其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动态的框架，宏观审慎理念的具体实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应有所不同。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监管工具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工具的着眼点和具体运用有所差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宏观审慎监管的具体实践要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在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微观审慎监管仍然非常重要。

虽然宏观审慎监管以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系统为关注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仅限于国家层面，不同层级的监管部门在监管实践中同样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理念，而且被监管的银行个体自觉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行为和效果同样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内容。

对银行业稳健经营的意义由于我国银行体系及与之相联系的融资方式在经济社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微观监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显著。所以，从银监会成立以来，尽管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所谓宏观审慎监管的提法，但是在监管理念上，各级监管部门都高度重视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的配合，重视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配合。

金融危机后，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银行业市场竞争环境和竞争结构正在逐步被打破，商业银行在加快发展和控制风险平衡的过程中，经营行为逐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资源推动型的业务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

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商业银行转变业务发展方式。经过多年的努力，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在实际监管工作的体会上，商业银行“存款立行”、“依靠利差取得收入”的经营理念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变，中间业务收入的增加只是报表的转变而非业务的转型，银行业依然主要依靠信贷资源推动其他业务的快速发展。

但是，危机以来的监管改革已经可以使我们预见到，资本约束的强化将使得资源消耗型（主要是信贷资源）的业务发展方式将逐步难以为继。事实上，在2010年和2011年信贷规模直接控制期间，由于信贷资源出现政策性的缺失，资源推动型业务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已经在部分基层银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所以一旦信贷资源由于资本约束不再任意可用时，如果银行业不能及时从粗放发展方式向依靠服务价值提升、队伍素质提高、管理和营销方式创新、科技进步等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变，就必然出现恶性市场竞争，并最终造成自身的“体虚”。

变化之二是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正被逐步打破。

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也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的效率。监管者对于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监管的高压态势和震慑作用约束着银行业的竞争行为。

但是，从当前的监管实践来看，2010年以来，由于信贷资源持续稀缺和存贷比监管指标约束的增强，资源推动模式下的“以贷增存”逐步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了“以存定贷”，于是存款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浙江，市场化程度高、金融机构多、民间借贷活跃、资金流动快，竞争的激烈程度更是趋于白热化，多年来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市场竞争结构和环境被打破。在此过程中不仅良好的银企关系遭到破坏、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受损，风险也终将在银行体系积累。

变化之三是良好的信贷文化正被逐步扭曲。

不恰当的激励制度将通过利益机制导致员工行为产生偏差，这种偏差如果长期存在，将在企业内部形成相应的文化。直接与利益挂钩，不考虑风险的激励制度，将形成利益至上的激进文化；平均化、不体现业绩差异的激励制度，则容易人浮于事、相互推诿。因此，激励制度的设计对于银行内部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但是，从监管实践来看，由于体现转型要求的考核指标体系与基层银行经营模式的错位，导致经营部门陆续产生了“以贷收费”、“借贷搭售”等错误的市场行为，这些行为的畅行最终要以银行放弃风险底线为代价，并且在银行体系内积累起系统性风险。

加快银行转型是现实选择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银行业必须转变资源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回归到各项业务的本源。但是业务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引领银行业加快战略转型，是银监部门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在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应用，是科学履行防范单体机构和系统性风险双重职责的集中体现。督促银行业建立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微观自适应机制的探索，应作为各级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监管部门应引领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战略意识，积极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集聚。

基于对资本收益和资产收益方面的回报要求，商业银行作为投资经营主体其市场开发策略和授信政策在阶段内表现出偏重短期经营成果的顺周期经营倾向不可避免，这也是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根源。

而从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情况看，与国际银行相比，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零售贷款比重和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相对偏低，“垒大户”的现象依然突出，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隐患。特别是近年来，为加大对经济振兴的支持力度，防止国民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商业银行普遍对地方融资平台授信和房地产行业授信较为偏爱，短期同质趋利倾向较为突出，一旦出现市场变化和行业波动，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加速集聚，威胁中国银行业体系的稳定性。

还应引领商业银行树立科学的资本管理理念，加快构建全面资本管理体系。

资本是商业银行最初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是银行承担风险和消化损失的最后防线。未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压力集中地反映为资本压力，监管部门必须督促商业银行从强化资本管理入手，加快构建以风险资产预算配置为核心的资本管理模式，实现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平衡。

此外，还要引领商业银行科学把握创新精髓，真正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竞争能力。

尽管经过几年的不懈探索，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但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创新起步时间不长，目前还处于不断学习和完善的阶段，原发性创新少，舶来品较多，甚至有以创新为名规避监管和进行监管套利的个别情况出现。为此，监管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创新监管引领，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构建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框架下，引领商业银行科学把握创新精髓并切实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监管部门还要引领商业银行加快探索质量提高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全面推进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战略转型。最终实现从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服务中介转变，从社会资金提供型银行向国民财富管理型银行转变。

篇6

银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因此对银行业的监管治理尤为重要。我们借鉴国外学者构建的金融监管治理评估框架，结合中国实际，设计了中国银行业监管治理指数的指标体系。中国银行业监管治理指数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四个纬度：独立性、责任性、透明度和监管操守，每个纬度又细分为若干指标，总计47个指标。指标赋值方法是：如果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完全达到某个指标的要求，则为2分；如果部分达到要求，则为1分；未达到要求则为0分。最后按照维度将指标得分进行加总，通过将得分转化为百分制（相对数），进而得出中国银行业监管治理指数。

在中国银行业监管治理指数体系中，独立性指数为63.16，责任性指数为82.14，透明度指数为68.75，监管操守指数为83.33，总体指数为72.34。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目前的发展阶段，这应该属于不错的成绩，基本上与现实情况相符。

自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中国金融监管治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现在已具备良好的监管治理的形式。但是，现实中银行业监管治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独立性方面，银监会的主席由政府来任命，这就难以确保银监会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政府可能会因为某一阶段的发展目标而找借口干预正常监管。例如在市场准入和日常运营监管方面，责权名义上统一于银监会，但是在撤销牌照、许可证等涉及市场退出方面时，银监会分支机构如果要对某些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提出处理意见，必须先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才能上报银监会。再比如，目前银监会的预算是采用监管收费、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监管收费上缴财政部，银监会的预算需得到财政部批准，这种监管经费筹集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府干预，从而降低了监管治理的独立性。

在责任性方面，《银监法》等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银监会同其他监管部门定期磋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松散型的监管合作方式，在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体制而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逐渐盛行、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监管方式必然会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由于监管责任、权利界定不清，各监管部门还有可能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

篇7

随着信息技术在银行业应用的深入，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从“技术支持”转向“技术驱动”，逐渐成为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但信息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使金融风险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复杂性加大，引发技术风险、财务风险、操作风险和安全风险等。尤其是信息技术风险，可能导致银行经营不稳定，并最终致使银行资金、财产、信誉遭受损失。

信息技术风险特点及成因

信息技术的缺陷使风险不可避免。信息技术诱发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由于网络设备生产技术不过关、网络通讯技术不够先进、网络设备管理水平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网络出现故障，从而影响到银行业务的正常进行，给银行带来损失。由于操作系统或者数据库管理系统漏洞原因，导致数据损坏、系统受到攻击或者应用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等问题，从而给银行带来风险。由于各类应用系统设计的不科学、不合理，或者隐藏未发现的瑕疵，致使业务运行中断或者数据错误，导致出现风险。安全技术运用不当或者安全技术不过关，也是诱发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认证技术不过关，导致出现资金丢失或被骗取等问题，给银行和客户造成损失。

信息化的广阔性使风险面扩大。一方面，银行几乎所有的业务都使用了信息技术，使得信息技术在银行经营中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得银行业务延伸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应用和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银行的业务操作不再仅仅局限于银行内部员工，银行业务的操作已成为全社会的行为。

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使得银行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因素：一是由于客户的误操作造成诸如信息泄露等问题，导致银行或客户财产损失。二是由于网络和银行的各类终端面向全社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漏洞进行攻击盗取银行资金或者进行恶意破坏，给银行造成损失。三是容易受到计算机病毒的攻击和破坏，从而造成损失。

自然灾害使风险难免出现。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往往是惊人的，它可以破坏银行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场所和关键设备，如机房、各类设备、通讯设施以及关键的银行业务数据等，从而导致银行无法正常经营，财产受到直接和间接损失。

制度措施不到位形成风险隐患。制度因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外部法律法规不健全。信息技术的发展往往先于法律法规，当银行使用一项新的信息技术时，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及时跟进，就会在行为出现争议时没有法律依据，从而导致银行面临诉讼、赔偿和合同失效等法律风险，特别是目前电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二是内部管理措施不到位。银行大量使用信息技术以后，其业务流程发生很大变化，如果银行管理方式不跟着改变，内部管理制度不及时跟进，就会出现因为内部人员钻制度漏洞而作案的风险。三是安全措施风险。安全技术不到位会给银行造成风险，但如果与之配套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能够到位，可以大大减少此类风险。四是因技术外包导致风险。随着银行信息化的发展，银行出于技术人员短缺和降低经营成本两方面的考虑，会将技术外包给专业的信息技术服务商，由其代为开发、维护和管理等，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信息系统失控、服务不能满足需要和商业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的风险。

监管建议

建立和完善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障信息技术风险监管的有效实施，应借鉴发达国家已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在制定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监管的法规时应当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瞬息万变，监管法规应该避免规定过细。要充分权衡对商业银行的安全、成本、交易规模的利弊，如果安全措施使交易速度下降，或者妨碍了客户的其他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应当努力在技术上保持中立，以鼓励和推动技术创新。必须考虑公众的利益。在系统安全与服务费用、服务质量及客户隐私保护等方面达到平衡。应根据电子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的特点，动态地提出原则性的监管要求，明确要求银行重视对新技术的跟踪，以及对系统的及时更新。

建立我国银行信息技术风险评级体系。为了使监管当局更全面、更直接地掌握被监管机构的信息技术风险程度，评估其在控制各种信息技术风险时的总体有效程度，需要建立信息技术风险评级体系。首先对信息技术风险进行系统地识别和分析，对引发信息技术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归类和细分。其次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与各信息技术风险因素相关的指标项，规定各指标项的权重，然后汇总，从而设计出总的信息技术风险评级框架。最后，根据各指标项的意义确定其打分原则，规定级别计算方法以及各级别的标准。

实行银行信息技术风险分级监管策略。银行信息系统既涉及到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也涉及金融理论与实务、现代金融管理等多个学科，其风险随着计算机犯罪手段和形式的变化而更为复杂。加之，我国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监管人员的数量非常有限，能力亟待提高。因此，要区分信息系统的类型，不同类型的信息系统由于所面临风险的复杂性和程度不同，需要的监管程度和重点也就不同。从我国目前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的实际情况看，传统银行信息系统由于其软硬件环境相对封闭，业务应用相对成熟，风险较低，信息技术风险监管的要求也比较低，重点应该放在系统灾难备份和恢复上。对电子银行系统，由于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的特点，面临的风险较大，信息技术风险监管的要求也就较高。

在电子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监管中，首先应对所有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进行评估，然后区别情况对待，对问题严重的银行首先集中监管力量进行监管，即实行分级监管策略。信息技术风险分级监管建立在银行信息技术风险评级的基础之上，对不同风险级别的银行的检查程序、检查频率、检查内容以及检查人员等都体现出差异性。如评级最差的银行要受到最为严格的监管，检查程序最为全面具体，检查频率也最高。而评级最优的网上银行甚至可以享受免检的待遇，由商业银行进行自查即可。

信息技术风险评级的主体应当是银行监管当局，但在评级时可以参考外部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评定的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每个检查周期完成之后要根据检查结果重新确定级别，在检查之前，也应根据两次相临检查期间内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的变化情况，对前次级别作适当调整。而监管的级别实际上是以调整后的级别为依据的。

建立银行信息技术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对银行信息技术风险因素的识别和分析，建立科学的信息技术风险监管指标体系，并尽可能进行量化。建立银行信息技术风险预警数据库。根据信息技术风险指标体系广泛采集国内外有关银行，甚至相关行业(如商业、财税、会计等)安全性风险的数据，建立银行信息技术风险预警数据库。建立银行信息技术风险预警模型。尽可能采用数学方法，在对大量信息技术风险问题的模式和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数据模型，估计参数值。进行风险预警。通过实时、动态的监控，借助风险预警模型，对我国现行银行信息系统的风险因素和可能面临的威胁预警，并定期向商业银行银行信息技术风险预警信息。

建立银行信息技术风险报告制度。对各种银行系统的运行情况、业务数据、资金规模、各种风险的暴露情况、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系统的更新改造情况等基本情况进行报告。对重大安全事件进行报告，要求商业银行对发生在其各类系统内的安全事故提供准确的信息，包括银行信息系统遭到入侵、遭受“拒绝服务”、客户资金被盗用、客户的隐私受到侵害等犯罪行为，以及系统服务中断、数据遭到破坏、数据失窃、违反银行安全制度等安全事故。对未及时报告或未报告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除了报告安全事故本身外，各商业银行还应针对每个事故写出详细的分析报告，内容包括事故所属的系统、该系统的基本情况及安全措施、事故的原因、事故的性质、改进办法等。

篇8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也就是房地产界所称的“121号文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就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目前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机制缺位所遭遇的窘境。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信贷的高增长可能损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即使信贷增长不带来物价必然上涨，中央银行仍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信贷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维护和促进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要顺利实现，必然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因为目前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依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最终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未必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一、从宏观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货币政策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较小，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的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以反经济周期、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话，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这种冲突可能就未必会真正出现；如果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基调不是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独立确定的话，二者之间就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中央银行在1997年开始强化对银行体系的贷款监管，开始大规模强调处置不良资产，但是当时也是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下行阶段自然不良资产的比率就高，处置不良资产也会加剧贷款的紧缩力度，如果在经济上行的1992年等时期处置不良资产，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可能就小的多，不良贷款也未必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监管的力度看来也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确定的。

（二）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性

在评价银行监管部门的成立时，一个常见的看法是，银行监管部门成立之后，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专门性的监管机构都基本完备，因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其中存在一个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与证券、保险体系风险的不同特性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主要是宏观性、系统性的风险，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与投资者相关程度高的风险。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进一步看，银行监管所创造的安全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而独立的货币政策所创造的稳定的货币环境，也是银行有效地实施监管、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为关键性的市场环境。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货币的稳定。

（三）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还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发育

通常，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来说，一个直观的判断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姑且不论当前微观层面的银行行为是货币政策的最为主要的传导途径，仅仅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其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实施的市场环境还应当包括银行风险的处置程序。实际上，如果商业银行体系总体上较为稳健，同时也普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那么，整个银行体系对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的依赖性显然就大大降低，此时，无论银行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是否分立，并不一定必然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反观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实际状况，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似乎是当前维护银行体系突发性危机的主导性的手段，这就决定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即使分立，也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有效协调。

二、从金融结构层面的考察

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必然也会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互动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工具的相互依赖性

当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性的间接型融资体系，因而银行体系自然就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银行监管的合作，或者商业银行从微观层面不作出积极的反应，那么，货币政策就很难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另外，货币政策也受到金融监管一系列法规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

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金融监管，对于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都会形成明显的制约。因此，在实际运作中，货币政策操作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银行监管的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借助银行监管的力量来予以监督落实，否则金融机构就可能会失去实施的外部动力。

（二）中央银行的货币监管与银监会的机构监管之间存在显著的依赖性

在实际监管中，货币监管强调的是为保证货币政策实施而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进行的监管；而机构监管强调的是监管机构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进行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日常营运等的监管。这两个监管职能实际上都是起源于早期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在中央银行实施货币监管、或者银监会实施机构监管的过程中，二者的合作是必然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监管以实施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行为，也必然会对银监会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稳定的目标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对于有贷款关系的金融机构的检查、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选择性货币政策等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当前经济转轨阶段采用的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现金管理等）进行检查，都不仅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合作，也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监管部门监管目标的实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银行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机构监管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机构监管所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监管法规，直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形成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直接形成影响。因此，当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首先应当清晰地区分实际运作中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的业务领域划分，并在进行各自的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时，主动考虑到自身的监管行为对于对方监管目标的影响。

三、从运作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

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等的大量信息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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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级批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分局（以下简称##银监分局）于2004年2月2日正式挂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及中国银监会、福建银监局授权，##银监分局及各县（市）监管组履行对全市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及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同时，承担着对全市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责。2004年，将强化银行业监管，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实施全面风险监管，促进辖区银行业健康稳健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银监分局及各县（市）监管组将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线，坚持审慎监管原则，对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业务、机构准入、退出以及系统性风险情况实施现场、非现场监督管理，督促以上机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具体规定。对辖区银行机构，以督促其按现代金融企业要求完善自我约束制度，督促其继续降低不良贷款比例为主要监管措施，同时引入外部力量强化对银行的内控监督，通过加强与商业银行内审机构的沟通和合作，建立由法院、审计、监察、工商行政管理等参与的定期会晤机制，加强监督，发挥好银行业同业协会作用，加强银行自律。对农村信用社则通过强化对其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管，全面推行内控评价评级制度，努力降低其不良贷款的余额及比例等措施，督促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有效的内控机制，提高经营效益，减轻历史包袱。对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经济处罚、吊销经营许可证、取消任职资格、禁止在银行业工作等监管措施，努力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银行业健康发展。二、以金融创新为手段，助推我市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推动金融改革，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我市金融改革主要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要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按

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改革总体要求，我市现有的140家农村信用社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改革。##市城区、永安市农村信用社要力争改革为农村商业银行，沙县、尤溪、泰宁等三个县农村信用社要力争改革为农村合作银行，其他县农村信用社要力争改革为统一法人的县联社。为促进改革的顺利开展，我分局将积极向国家财政争取保值储蓄贴补息970万元、专项再贷款或专项票据9000万元以及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将根据农村信用社改革精神和我省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积极做好我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此外，将积极支持建行、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力争早日上市。（二）推动金融创新，努力提升银行业的金融服务水平。##银监分局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一切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金融创新活动。一是创新监管理念。在监管中积极引导和支持银行业开拓创新，各类监管设限做到科学、合理，有所为，有所不为，减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做到在上级授权范围内，在风险防范能够保证的情况下，积极鼓励、支持；超出授权范围的，如果符合经济金融发展方向的，将积极向上级请示，反映情况，争取获得支持。二是创新监管行为。做到业务准入、退出，机构准入、升格、高管人员核准审批及时、高效，积极鼓励银行业提高科技含量，开展金融业务、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现状，适时推出新金融产品，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满足金融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三是创新现场检查方式。将根据非现场监管掌握的情况以及内控评价评级结果，决定对银行业机构的现场检查内容、频率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对积极开展创新、能够依法合规开展业务、信贷投入符合国家金融政策的，将尽量少开展检查或者不检查，反之，则加大检查力度。（三）推动金融发展，促进##全市经济腾飞。加强银行业监管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经济金融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4年，将按照“坚持以监管促发展，在发展中强化银行业监管”的原则，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项目带动战略总体措施、目标，督促全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更新理念，调整发展思路，出台具体措施，加

大对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和“三农”的扶持力度，预计全年存款增加34亿元，贷款增加35亿元，其中农户贷款预计增加7亿元，确保全市gdp增长目标的实现。一是要进一步改进信贷服务方式，大力开展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培育更多的“信用村、信用乡镇”，围绕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支持农村产业化结构调整。二是要创新服务品种。积极开办票据业务，改进结算服务手段和方式，加大对全市重点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投入，促进企业优化信贷结构，特别是在帮助企业理清应收帐款方面有所突破。三是要拓宽服务内容。要进一步完善贷款决策、执行、监督机制，简化程序，加大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培育和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四是改善银行卡用卡环境，提高##城市品位。进一步推进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新兴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与投入，加大atm、pos等机具的配备，改善atm、pos、特约商户的用卡环境，同时提高农村信用社电子化水平，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四）推动金融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一是要继续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仍有18亿元，继续降低不良贷款比例是当前一项突出任务。对已经形成的不良贷款，将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手段积极催收，采取多种形式处置，加大不良贷款申报核销力度；通过加强内控，完善授权授信、审贷分离制度，健全贷款评审决策机制，严格控制发生新的不良贷款，提高贷款质量，努力使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净减8000万元，不良贷款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二是要维护良好竞争环境。要强化对银行业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行为、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以及落实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管，加大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力度，促使银行机构依法、合规经营，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促进银行业高效稳健发展。三是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要积极发挥银行监管部门及行业自律组织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评估银行系统风险和行业性信贷风险，研究实施防范和化解风险措施，及时向银行机构发出预警预报；同时积极寻求政府、司法部门支持，依法打击逃废债行为，维护银行机构的合法债权。总之，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实现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对现代金融的知情度、了解度以及努力减少金融犯罪的监管目的，为我市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以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为己任开创银行业监管工作新局面》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开创银行业监管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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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业监管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

所谓银行业监管制度，从监管趋向于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角度而言，银行监管制度可以表述为：是一种补救市场失灵和维护银行体系稳健运行，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一国较为完善的银行监管制度应该包括法律基础、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内容、方法等方面。银行业监管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以下要求：

（一）银行业发展的要求

1、银行业理论发展客观要求监管理论创新。近年来，我国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银行业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创新，由过去粗放式经营观念逐步转变为走集约化道路经营理念。如经营考核不再单纯以利润为目标，而是以综合考虑风险基础的经济增加值为目标；改变盲目追求资产扩张的观念，综合考虑资产利润率基础上，讲求效益最大化等。银行业发展理论对监管理论创新提出客观要求，它要求监管理论的及时调整和正确引导，以应对商业银行新的发展思路所面对的新的潜在风险。

2、银行经营业务多元化发展要求监管手段的创新。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电子化、网络化高速发展，银行经营业务呈现日趋多元化。如，各种业务、个人理财业务和衍生业务等。各项业务各有其业务特点，操作规程不同，隐含风险点也有所不同。对不同风险点的监测，客观要求监管手段及时调整与创新，以更好地进行风险预警。如现场检查方面，需要改变以往简单依赖传统的检查方法，而是根据新业务的风险特点，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查。

（二）提高自身监管水平的要求。监管部门要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就需要监管理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也是监管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监管部门需要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状况，结合国际监管理念，深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特别是目前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陆续上市后，在积极引进外资资本、管理及人才后，如何加强监管、提升监管水平、推动改革深入发展，迫切需要监管理论创新。

（三）监管国际发展趋势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是各国银行业监管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任何一个银行业机构必须接受监管；任何一个外资银行必须接受母国与东道国的共同监管。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监管也必须尽快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接轨，实施巴塞尔协议中国际通行的监管准则就是其中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不断涌入的外资银行的监管，另一方面需要积极鼓励国内银行业创新发展。如何将国际监管准则创新地运用到我国监管实践中是监管面临的课题要求。

二、我国银行业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面临主要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矛盾。国际经验表明，实行混业经营并不一定比分业经营产生更多的风险，如德国等欧洲国家一直实行全能银行制，没有产生严重的金融风险；实行分业经营也不一定减少银行风险，如日本长期实行分业经营，近几年却不断有银行倒闭。可以说，经营模式的选择并不必然导致风险，而关键在于风险的制度防范。因此，适应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和趋势，适时调整我国分业经营体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随着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多元化，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已初步显现。

混业经营的业务特点是证券、保险与银行业业务相互交叉，资金流动频繁，监管难度大。在混业经营趋势加强和加入WTO进程加快的前提下，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面临的难题可以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是金融监管难度加大；二是存在监管缺位与监管真空并存；三是存在各监管机构互相争夺权力或发生事故时互相推卸责任的可能。此外，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需要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目前，我国实行分业监管，尽管也建立了一定范围金融协调机制，但实施监管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可能间接影响实际效果。

（二）监管理论更新与银行业自律不足的矛盾。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做法，银监会一直倡导新的监管理念，提出“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监管思路，以法人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树立风险为本意识，督促商业银行完善内控制度建设，提高信息披露。同时，新的监管理念实施是以商业银行业较高的自律水平为基础条件的。但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外资商业银行相比，存在先天不足，基础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外资商业银行所处的经济环境市场机制相对完善，资金配置依赖市场，商业银行生存适应优胜劣汰市场法则，商业银行破产后，自然退出市场。但目前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我国商业银行退出机制还未完全市场化。二是所有权虚位，银行业自律不足。外资商业银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高度自律，积极配合监管，其原因是明晰的产权制度。但我国商业银行由于存在所有权虚位或所有权过于分散，银行业高度自律机制难以真正形成。

（三）存款保险制度缺失与商业银行市场化的矛盾。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其目的主要为：建立较为完善、规范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促进金融稳定；保护存款人利益。只有通过强制保险，有限赔付、风险监测和退市处置等手段，才能促进存款人谨慎选择银行、投保银行谨慎经营。即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强化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实行正向激励约束机制，有效维护稳定。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商业银行市场退出过度依赖央行救助，央行难以负担商业银行正常退出（最终还是财政买单）。二是缺少良好的市场退出机制，商业银行不能实现正常退出，导致风险积累。多年来，“银行是国家的”这一观念在我国普通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加之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而我国商业银行似乎已经习惯了财政最终为巨额不良资产买单，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边是一核了之，而另一边新增不良贷款却依然不断。如此循环，商业银行难以真正走向市场化。

（四）提高监管水平与节约监管成本的矛盾。有效监管是实现监管目标的手段，有效监管的前提是提升监管水平。目前，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水平受到一定因素制约。一是监管力量相对薄弱。以基层分局为例，不包括内部管理人员在内，平均每个监管人员监管大约15个分支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地处偏远，机构分散，存在一定监管压力；二是自身监管水平限制。由于监管人员大多缺乏基层商业银行业务实际工作经验，监管人员实际监管能力明显不足；同时，商业银行经营理论及业务又在不断创新中，客观上增加了监管难度。此外，监管人员还要及时适应监管新形势下的现实压力。

在监管水平客观受限的同时，监管部门还必须综合考虑监管成本。加强监管，必须增加投入，而加大投入，可能导致监管成本上升。

三、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创新思路

（一）逐步构建统一监管制度基础。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所言：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适当改革，以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金融条件。

1、借鉴美国模式，在现行监管机构之外，另设一个具有独特的超然地位的机构。如金融监管委员会，其职责主要是针对金融监管的真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对新业务划分监管归属等。

2、整合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二）督促银行业提高自律水平

1、逐步推进金融市场化，建立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基础环境。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逐步实行利率、汇率市场化，逐步建立金融市场化经济基础环境。在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完善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

2、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在引进外资的同时，重在“引智”。一方面通过有金融管理背景的投资者，引入商业银行市场运作经验；另一方面通过董事及高管人员，引入先进的商业银行管理理念。在外部监督制约下，强化商业银行自律意识。

3、加强监督约束，不断增强内控制度执行力度。内控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是银行业自律的保障。商业银行需要根据实践经验，不断总结、完善内控制度。同时，坚持“全面、审慎、独立、有效”的原则，严格执行内控制度，坚决制止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的行为，切实防范风险隐患。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进商业银行市场化

1、逐步取消个人存款隐性全额保险制，引导人们树立存款投资风险意识。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存款有息”，实质是政府为个人存款隐性全额保险制，继而形成财政买单的事实。建议通过法律逐步取消隐性全额保险，通过宣传，逐步引导人们树立存款投资风险意识，使人们认识到存款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

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稳步推进商业银行市场化进程。一是建立政府公共管理性质的存款保险机构。金融稳定关系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因此，通过政府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公共管理机构，可以增强市场信心；二是划分时间段，实行增量贷款保险制度。由于我国历史累积不良贷款较高，存款保险制度无力解决以往累积存量风险，因此，可以考虑实行增量保险；三是实行存款保险限额以下保险。建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10万元以下存款户实行全额保险，有助于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四是明确消费者承担保险费用。

（四）适应业务多元化需要，提高监管水平。提高监管水平是监管部门始终面对的问题，由于受到人员编制制约，监管力量的投入必然有一定限度，最终要依靠提高自身监管人员业务素质解决。提高监管人员业务素质，主要通过加强监管人员培训。英国监管部门对监管人员的培训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FSA提供的在岗培训大致可分为人员交流和专业授课两种形式。人员交流方面，为加强工作人员对市场和外界的了解，FSA每年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拔10%的员工作为外派人员，外派机构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审计师事务所等机构。专业授课培训方面，采取教学形式。授课内容大体上可分针对新员工开设的系列课程；面向全体监管人员的法规解读、监管技能培训课程；专业的业务讲座。同时，FSA注重对新员工培养程序。新员工在36个月内要分别在FSA内部5个不同岗位各工作半年，然后到商业机构工作半年。3年后，人事部门再根据这些员工的实际能力分派岗位。这一程序从制度上提高了新员工的监管素质。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1、制度创新的推进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制度的创新牵涉面广，涉及问题多，并且需要对创新效果进行一段时间的实践总结检验。循序渐进的过程将有助于监管部门与被监管部门消化吸收，并及时就出现的新情况予以反馈，创新效果可能更加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