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思想范文
时间：2023-03-14 1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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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篇2
“责任”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多义的,它是指分内应做的事,要尽责任;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要承担责任。即责任就是承担应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所谓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担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自觉态度。有责任心的人一定会努力工作,热情主动,坚持不懈,说到做到,不断充实和学习,不断实践和思考。责任心是健全人格的基础,是能力发展的催化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对的是成长中的学生,需要用自己的思想、学识和言行为学生提供示范。“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教师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既影响学生成长,又影响自己的工作成效。没有责任心,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心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对工作负责。爱教育,爱学生,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恪尽职守,把教师这个职业作为自己追求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二对学生负责。既关心学生的学业发展,还关心学生的情感及价值观的形成,既关心学生的学习成长,还关心学生的品德和良好习惯形成;三对学校负责。热情投入工作,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一个教育者的基本素质,展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风采;四对自己负责。精益求精,不懈追求,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始终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做学生成才报国的引领者,做学生的示范和榜样。
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心的重要性
(1)责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应具有的素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责任感,学习上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情感上随意、放纵,家庭责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不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让学生成才,首先要引导他们成人,使他们能够承担起振兴中华的伟业,在贯彻这一根本宗旨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是“人师”,要用自己的责任行为去影响学生,熏陶和教育学生。言传不如身教。若教师自己都表现为缺乏责任意识,那学生的责任意识更无从谈起。教师积极负责的态度,会像接力棒一样被学生接过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责任心是每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有的素质。
(2)责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大,部分学生存在着知识层次偏低,学习能力欠缺,进取意识淡薄,自信心不强,价值观和道德观多样化等缺陷,是否能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使学生在上课时愿意来、坐得住、喜欢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
(3)责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练就过硬综合素质的必要前提。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严峻挑战,如现实形势发展变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科技快速发展及改革深入发展带来的变化等使学生的思想出现新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调整、创新教育的要求等,这一系列的挑战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全面而过硬的综合素质,都需要教师有强烈的责任心。有了强烈的责任心,才能有不断进步的动力,才能有勤奋工作的热情,才能有务实创新的工作态度。
3 如何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责任心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工作是“正人”,是对学生人性的培养,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教书育人,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要求教师“正人”必先“正己”,不断强化责任心,因为教师的言传身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替代的最灿烂的阳光。
(1)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做负责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重任,应当充分认识在价值多元和多样化的全球时代背景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心中长存教育的使命感,把培养“四有”新人视为己任,既教书更育人,要用自己的责任行为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熏陶学生,“其身正,不令而行”。要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根本,做学生的榜样,做负责任的教师:对全体学生负责,不论他是否优秀;对学生的未来负责,既要让他们学好理论知识,练就过硬的就业能力,还要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品格,更要培养他们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全面关注他们未来的发展;对给学生传授的知识负责,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通达的学识,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面广,实效性强,政治要求高,认真备课很重要,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长流水,总是“复制”老观念,“粘贴”老方法,“链接”老资料,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
(2)增强教育教学能力,做脚踏实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师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备课、上课、改作业、查资料等,无非这样一些小事,但要把这样的小事做好,做到位,必须有坚持不懈的责任心。
社会在向前,国家在发展,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职责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而应站在时展的高度,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时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向社会现实,面向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没有精深的学识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很难成为合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高度的责任心不仅是教学取得成效的关键,更能为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作风榜样,让学生在耳濡目染和切身体会中理解什么是负责任的态度,从而自觉培养自身的责任感。
(3)超越平庸、挑战自我,做永不放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就选择了平淡,但平淡不等于平庸,要认清并克服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不利影响,立志做一名学生喜欢的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篇3
关键词：社会责任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
一、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从狭义上说，社会责任感是指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感，包括个体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履行各种义务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情感体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是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学习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在调整个体与社会关系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体现着大学生个体独特的人格品质和心理倾向。具体来说，是指大学生在承担自身与社会发展的责任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及后果是否符合内心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
二、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意义
（一）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水平的提升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出现大众普及扩大招生的趋势，随着我国高校办学规模的发展壮大，每年从高校中毕业而流向社会的大学生人数也随之增多。而每一位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影响着整个社会青年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水平，进而影响整体社会青年工作者的道德风尚。这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起到重要的推动力量。
（二）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是构建我国公民社会的关键因素
责任感及责任意识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社会责任感教育也是现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能否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影响着我国构建公民社会能否实现。
三、以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宗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一）整合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学识、言行、举止、品行、兴趣等都对学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教师会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教师首先应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负起责任，同时又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才能言传身教，给予学生榜样的力量。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不理想，这与教师整体素质参差不齐是分不开的。我们不仅可以鼓励符合条件的校内专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干部和辅导员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而且可以实行“引进来”的战略，聘请党校及其他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来校讲课或作专题讲座，鼓励返聘身体健康的离退休哲学社会科学著名专家、学者授课或作专题讲座。
（二） 紧贴时展，丰富教学内容，适时选题开展社会责任主题教育
第一，以“中国梦”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责任感中的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最基本的表现就是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是大学生成才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生要履行的重要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开展社会责任感教育时，首先要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大学生增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使大学生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第二，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生态文明教育。环保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责任感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时代体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中所曝光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以通过选取较为典型的环境危机事件、开展生态课题实践调查、废品设计大赛等方式，使大学生增强生态危机意识，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的社会责任。
（三）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方法
第一，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使用多媒体教学，如利用典型的视频影像资料，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点，引起学生感情上的广泛共鸣和思考，增强了思政课堂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趣味性，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应注意，在现实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中，教师应避免单纯地为放视频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或者不能对所播放的影像资料进行深入地分析。因此，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应客观地对待这一高科技的教学方法，真正做到让它为课堂所用，为学生所用，为教师所用。
第二，积极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首先，案例式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选取学生身边的典型事例，应注重挖掘思政课教师、辅导员队伍和优秀大学生等大学生“身边榜样”，充分发挥他们的良好示范作用，在理论课堂中渗透社会责任感教育。
其次，讨论式教学。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是教育的基础，也是社会责任感培养的重要前提。通过讨论式的教学让大学生自身在理性的思考基础上，做出独立选择才能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起责任来。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组织学生对教材和社会中的热点进行讨论和互动，在小组讨论，师生互动中，深刻认识社会责任的内涵和重要性，在讨论中学会与人合作，达成共识并产生共鸣，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四）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内容
社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和渠道。首先，可以根据大学生学习的专业学科安排好具体实践活动，充分了解自己专业可能从事和职业要求和职业规范，更好地安排自己专业课知识的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其次，学校可以组织各种大学生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也提升奉献社会的荣誉感。最后，高校应与社会机构合作，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有计划地组织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陈德钦，胡凌鑫.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强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探索.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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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孔子的“仁爱”、“诚信”、“孝涕”等伦理思想，对和谐文化构建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充分继承和发扬孔子伦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今天和谐文化的构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伦理思想对和谐文化构建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孔子的“仁爱”、“诚信”、“孝涕”等伦理思想，及其中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这一重要人文价值，对构建和谐文化，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孔子伦理思想简述
孔子伦理思想核心是“仁爱”。仁是春秋时代的新观念。孔子认为，“仁”就是要“爱人”。他主张“出门如见大宾”，讲待人要恭敬;“使民如承大祭”，讲役使人民要谨慎，都有“爱人”的意义。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他告诫统治者要行仁政，善待人民;要求人民应克制私欲谨守礼仪。他要求社会成员各安本分，守住自己的角色，这样社会就会归于“仁”。在这里，孔子所强调的仁爱，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把伦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孔子把“仁”规定为“克己复礼”，主张按照周礼的等级制度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把“仁”作为儒学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他的仁是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他说具有“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合乎仁的要求，又说:“刚、毅、木、呐近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总之，“好仁者，无以尚之。”孔子认为，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责为“不仁”，并且，一个人即使具备某方面的优良品德也未必够得上仁。他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原则。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孔子那里，道德出于人的内在情感;而在孔子伦理思想中，道德则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普遍的社会成员的素质。他认为，人本性相似。这一相近的本性是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尽管有君子小人之别，但趋向于道德、形成道德素质却普遍存在于君子、小人之中。所以，人应该既“爱亲”，又“泛爱众”。在这个意义_l说，以“仁”为核心的孔子的伦理道德是适用于社会上每一个人的。
传统的孝与德也被纳人孔子伦理思想“仁”的要求。孔子重视祭祖，但他祭祖是为了弘扬孝道。他之所以对鬼神存而不论，是顾虑不能以鬼神的有无而影响人们的现实之养。对孔子来说，“孝”最重要的是“养”和“敬”，这就把孝看成是现实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具有此岸价值的行为。通过祭祖是要让人们了解孝道，培养人们孝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丧礼，追远指祭礼，通过这一类礼仪促使人们伦理道德进步而达到仁。
再一步来说，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孝梯思想，是针对当时人伦关系颠倒的混乱局面，从解决家庭内部伦理关系人手提出的，强调各守其道，各安其分，用孝梯来规范、协调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孝是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品德，强调子女对父母尊敬服从，扩展开来就成为家族系统中处理上下关系的道德规范，维系子辈对父辈的隶属。梯是弟对兄长敬重亲爱的品德，扩展开来就成为处理家庭系统中左右关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只要人人做到“孝梯”，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就会太平。
二、孔子伦理思想解析
孔子的仁者爱人伦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和谐文化包括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和谐，在某个层面上说，就是要求人们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都充满仁爱之心，以此来推动各方面和谐，从而实现文化和谐乃至整个社会和谐。没有爱，也就无和谐可言。继承孔子的仁爱精神，以这种仁爱及其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培养人们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最终会使文化和谐更进一步。
孔子主张“诚信”。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孔子的诚信思想对今天加强市场经济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构建和谐文化也因此而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孔子的诚信思想，社会将会营造出诚实守信的和谐文化。
孔子主张的“孝梯”思想，对我们家庭和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家庭美德建设。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家庭美德需要用家庭伦理规范来建构。赡养父母、爱护兄弟、尊重妇女、养育子女，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孔子的“孝梯”思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思想，对于建设新时期的家庭美德，推进和谐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表现出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他将道德视为内在情感的诉求，使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周代的“孝”、“德”因其同祭祀祖先、克配天命相联系，受鬼神的强制，还不是人完善自己本性的自觉意识，这时的道德还不能获得人类精神自律的意义。孔子将道德置于现实的人、现实人的真实情感之上，人因为这种真情实感并将其“推己及人”而获得了内在的规定，“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而使人本性趋于完善。由于道德是人的内在心理追求，成为有德之人完全取决于自己意志:“为仁由己”，只要不懈努力，完善的道德境界就会实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就使人成为了道德的主体。而建构和谐文化，同样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
孔子使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调节力量，按照孔子伦理思想，由于同情心是人人都有的，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必然是会见诸于每一个人的，使一种德的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选择和常态，从而使道德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孔子还重视教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化能够激发人情感，使人为善。孔子将人的真情实感看作是道德的基础:“刚毅木呐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通过“慎终追远”能够使“民德归厚”，这些礼仪激发了人们的内在情感，使人们去以孝为梯，道德感得到了强化。推而广之，能够用道德加以引导、用礼教进行规范，人们就能够自觉达到一定的道德要求。孔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表现了对人性向善的信心。在料现当代和谐文化建设中，我们要重视道德作用，加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推进“以德治国”战略尽快实施，用道德来建构和谐文化。
三、孔子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文化的启示
当前，现代化潮流正在中国激荡，随之而起的，是思想意识的鱼龙混杂，是伦理思想的纷纭复杂，是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磨合。文化和谐，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主流文化，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对民族文明进步和发展壮大发挥了母文化的纲领性作用。它的外山之学主导了数千年间中国社会全面的组织功能，为家庭建立起完善的伦理秩序，为社会构筑起良好的道德秩序，为国家发展出稳定的政治秩序。它的心性之学为中华民族成员提供了完善人性、追求祟高的生命意义系统，提供了物为心用、利由义统的价值标准，提供了天人合一、群己和谐的行为规范。数千年它有效地护持着这个东方涣涣大国的民族统一，社会稳定，民生福社，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惟一文明未曾中断的伟大民族。
孔子的社会伦理从宗法观念出发，比较重礼崇德，这有助于克服现代社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只以机械划线、工具解决等弊端;他的社会伦理思想从群体意识出发，强调群体重于个体，主张义务重于权利，这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在群己关系方面的片面性;他的家庭伦理由尊尊亲亲的家族情感出发，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人情友情日趋淡漠的时期，可以经由唤醒亲情意识而增强人间爱心和责任意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义利之辨，由于强调义重于利、义先于利的原则，这有助于缓和人们竞争的无情、夺利的冷酷而使社会趋于和谐;他的吏治伦理中的德仁址京则，由于强调官员的道德约束和仁政责任，对目前权力和权力制衡者的共同腐败、权力的广泛滥用等社会问题都会有限制作用;他的秩序伦理中的角色差别理论，能使社会成员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差别的天然存在，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权责。总之，孔子的重礼祟德、群己关系、权责关系、重情厚义、以义为先、官德仁政、角色权责等伦理思想，对于我们现时代的和谐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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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在校生70%以上来自农村和乡镇，这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往往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而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技工院校又普遍重视对学生技能操作技术的培养，往往忽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导致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滞后、德育教师队伍力量比较薄弱、教学内容与时展严重脱节、校园文化和学生社团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这种现状致使技工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学生失德行为纠治乏力。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智慧宝藏，其思想核心为“忠、孝、仁、义、礼、智、信”。而技工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倡导学生学习传统国学文化，丰富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形式，充分发挥其育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格。
一、以传统 “报国以忠”的伦理思想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出身单亲家庭、接受简单粗暴教育的情况较多，形成部分学生玩世不恭、思想偏激、自卑封闭等性格，导致学生对家长、老师、学校和社会都缺乏一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主要表现为爱国爱家意识淡薄、崇洋媚外现象严重、待人接物缺乏忠诚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思想，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报国故事更是举不胜举，比如汉朝霍去病扫荡匈奴、宋朝岳飞抗金、明朝戚继光抗倭等等。这种“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也是评价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学校可利用学生班会、校园广播、宣传橱窗、辩论活动、主题团日等方式，向学生介绍和宣传我国传统爱国思想和报国故事，使学生切身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内涵，唤起内心深处由衷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以传统“事亲以孝”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知恩感恩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年龄多在14~19岁间，且独生子女较多，逆反心理和自我中心思想严重，稍不如意便对父母和老师横眉冷对、横加指责，毫无孝悌可言。“事亲以孝”是我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思想之一，随着人们长期的道德实践，“百善孝为先”已经成为人们主流的价值取向，以及维系家庭共同体和社会和谐的道德规范。当前技工学校教育的课程中，更多关注于学生技能技术的培养，缺乏“孝悌”伦理思想方面的内容。而“孝悌”的伦理思想对当代技工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生只有有了“孝悌”之心，才会有感恩之举。因此，学校应把“孝悌”思想与感恩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积极营造校园内的感恩氛围，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学生感恩教育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亲身进行道德实践，在不断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内化道德准则，进而形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的道德习惯。
三、以传统“爱人以仁”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奉献意识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更易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网络不良信息和社会不良风气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学生在生活和学习方面、荣誉与利益面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对于他人和社会缺乏应有的爱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淡薄。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墨子的“兼相爱”，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高尚情怀和道德情操，无不体现我国传统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的伦理思想。学校应以培养学生仁爱之心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点，在学校团委主导下，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深入到住宅社区、养老院、福利院等社会公共场所，开展义工劳动、慰问走访、助残行动、扶贫助困、防艾宣传等主题的志愿公益服务活动。同时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活动形式，让志愿者活动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使技工院校学生亲身进行道德实践，有利于培养学生助人为乐、乐于奉献、舍己利人的高尚品德，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校园风尚。
四、以传统“取利以义”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义”和“利”不能分割，从而形成人们的义利观。所谓义利观，是指人们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技工院校的学生受年龄和价值观限制，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价值取舍上存在重利轻义、先利后义和自私自利的现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和“公义至上”，这里的“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正义”，指的是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二是“义气”，指的是主持公平公正。这里的“利”，指的是物质利益和功利，包括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学校应充分利用我国传统义利观的经济伦理思想资源，着重对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让学生在价值取向上认识到要先义后利、先公利后私利、先集体后个人，帮助当代技工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五、以传统“待人以礼”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
技工院校学生素质受生源质量差的影响，学生的不文明和失礼行为较多。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造成周朝大乱、诸侯争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礼”的破坏，因此他一生倡导“克己复礼”。汉代也曾专门为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编纂了一部关于礼学的论著——《礼记》，成为士者必读之书。我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礼”是由“数”与“义”两部分组成的，“数”是指具体的礼仪，制定了一系列繁琐而又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义”是指关于“礼”的哲学理论，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又丰富的“礼”的哲学思想。“礼”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人待物处事的道德规范，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学校应从学生内心和外在两方面培养学生文明礼仪的良好道德规范。一是通过制订校规班规，用制度约束学生行为，让学生从内心上知礼，形成恭敬谦卑之心；二是通过引导学生运用礼仪，让学生从外在上要行礼，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六、以传统“诲己以智”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技能成才教育
选择技工院校的学生多半遭受中考失利的挫折，易产生厌学情绪，在学业上往往不思进取，学习态度不够端正。我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知有所合谓之智”，也就是说“智”不仅仅是人们自身拥有的智慧，还要做到认识和客观相符合，明白自己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方法做事情。学校应结合传统文化“智”的伦理思想和优良传统，深入开展入学教育、职业规划等活动，使学生在正式学习某项专业前，对职业意识中的立业、敬业和创业有一个积极正确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热情，努力学好技能知识，练就过硬技术本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用之才。
七、以传统“交友以信”的伦理思想对学生进行诚信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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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启超；新民伦理思想
梁启超的伦理观是在探索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中形成的思想成果。其伦理思想既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又不断地吸纳西方的伦理观念并加以创造。
一、新民思想的产生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时代，其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权利思想以及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等。因此该思想是中西方文化思想化合的产物。梁启超早年接受传统儒学教育，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认为儒家修身养性的思想对“新民”人格的塑造意义重大。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还与严复思想的启迪分不开。严复是最先树起“新民”旗帜的人。梁启超在严复新民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套系统、完整的新民理论，新民思想的形成，还与卢梭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思想和天赋人权理论的启迪分不开，受其影响，梁启超开始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此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也是构成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新民思想道德范畴
1、公德与私德。梁启超首先把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他认为,公德和私德两者应该是统一的，都对“新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缺任何一德都无法立国。公德即合群之德,而中国旧伦理则偏于讲私德, 不关心国家兴亡,新民德就必须更新国民的公私道德观念。梁启超提倡人们应该爱群、为公、利他,倡导“舍群之德”，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梁启超严厉谴责了独善其身主义,并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不容推诿的责任,所有这些对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树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独立与合群。梁启超以社会进化论作为其新民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根据物竞天择、合群优性的原则，提出了独立与合群的伦理范畴。希望能够通过提倡“独立之德”达到“以独扶群”的目的，改变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梁启超所言独立是对中国千百年来专制压迫下造成的奴隶服从的反抗。因此，他反复强调独立品格对于改造中国国民卑屈服从的劣根性，以及个人独立对于国家独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独立”相对的是“合群”，独立与合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传统中国有群的形式，而无群的实质，即缺乏合群之德。他非常看重“群”的概念，宣称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促进群体利益，是道德的本质所在。他所说的“合群之德”实质上就是提倡爱国主义，这样就把合群和爱国联系起来，把培养民众的合群道德与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统一起来。
3、自由与服从。与“独立之德”密切相联的，还有“自由之德”。自由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的，梁启超指出：“不自由，毋宁死。”梁启超强调“自由之德”的重要,在于启发人们做一个“自由”、“自主”的人的道德自觉。缺乏这种道德自觉,就不可能真正“自得、自享,享受自由权利”。与“自由”相对待的是“服从”。梁启超把“自由之德”与“服从之德”看成是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自由与服从二者必须并存，而且完全可以统一。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得离开群体而孤立生存,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梁启超指出有两种不同的自由,即“文明人最自由”,“野蛮人亦最自由”。而这种“文野之别”,“全在其有制裁力与否”。他在这里所说的制裁力,也就是人类的自治能力。所以，梁启超所主张的自由是在近代法律制约下的自由，也是服从维护整个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需要。
4、权利与义务。梁启超的新民,就是要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其直接目的是拯救和改造中国,振兴中华民族。他认为有了权利思想,人们才会自觉地追求自由,捍卫自己应得之权利；没有权利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人的自由。当然，梁启超在强调加强人们的权利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忽略义务，梁启超认为要求权利是为了唤起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应尽义务，则是一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应该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在这里，梁启超是把权利和义务的思想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的。由于当时的中国还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压迫的现实。所以，他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着眼于爱国主义以及维护国家独立等一系列问题上的。
5、利己与利他。梁启超的伦理观念，是以强调“利群”、“益群”为标准的。但他也并不排斥人们的个人利益，主张妥善处理“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梁启超关于“利己”、“利他”的论述，特别源自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人们可以发现他放弃了极端强调个人主义的作法，在肯定利己合理性的同时，更强调“爱他”、“利群”行为。在梁启超看来，“利己”行为中包含着一种对个体与群体的责任感、道德感。“利己”必须从“利群”“爱他”为前提，否则无群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也不复存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反映了近代中国迫切需要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
三、对新民思想的评价
新民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合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制约，梁启超在论述新民思想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谬误。但不能否定的是，新民思想这一学说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层思考，从该意义上说，其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准确把握新民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梁启超虽然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但对当时的国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第二，准确理解新民思想有利于我国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所以，批判地继承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于塑造新型建设者的思想道德，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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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伦理 哲学 伦理建设
企业伦理，作为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越来越多地被众多研究者及企业所关注。从1962年美国政府公布的第一个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为的声明，到1997年全球第一个企业道德规范标准―社会责任标准体系（SA8000）的制定，充分说明遵循和研究企业伦理将是21世纪企业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而，从哲学的角度透视和分析企业伦理，是有重要意义的。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
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作为经济伦理理论及其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和发展了经济伦理学这一学科。在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阶段中，都非常关注经济伦理问题。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并没有使用过“经济伦理”这个概念，但著作中却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主体的伦理特性、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所有制形式与经济主体的对应伦理关系、经济范畴的伦理分析和批判的思想”（余达淮，2003）。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一方面强调经济基础对道德发展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注重道德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体现了伦理是经济的目标，经济是实现伦理目标的手段的相互作用关系。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对于伦理学学科的发展将提供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将促进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将扩大伦理学研究的领域。
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对我国经济和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揭示了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都将受到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当代社会背景之下应当建立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规范体系具有十分明显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鼓吹的制度永恒性的幻想，描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关系和经济理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提供可参考依据。
马克思对经济主体、经济制度和经济范畴所进行的伦理分析，促使人们清醒地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密切重视企业的自由度，与别的经济主体发生经济关系的正当性等问题，在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指导下做出现实的回答。
我国企业伦理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企业被推向市场，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平等的经济实体，无论规模大小，都无法回避经营行为是否正当、是否道德的问题；无论何种性质，都必须服从市场规则和社会道德准则：既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承担一定的义务和道德责任；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切实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否则企业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而丧失信誉，最终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领域不道德和企业伦理缺失的现象日渐增多，主要表现在：
漠视社会责任。无视自己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起的作用，尽量逃避税收以及社保缴费；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公益事业不管不问；较少考虑社会就业问题，将包袱甩向社会。
提供不合格的服务和产品。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并造成精神上的伤害，使得消费者对市面上的商品持怀疑态度；厂商做出的虚假广告会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购买决策。
企业的非法和恶性竞争。产品恶性竞争，贬低他人，或仿造他人产品以获取利润；不正当价格竞争，引起市场混乱和产品质量下降；非法获取竞争对手的内部机密等。
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不符合健康标准，缺乏相应劳动保障措施，员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健康得不到保护。
环境保护不利。较少考虑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不利，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我国企业伦理现状并不乐观，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的道德水平出现滑坡，企业经营者对企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国家对这个问题也尤为重视，反复重申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哲学的价值观、方法论去引导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企业伦理的辩证理解
（一）企业是伦理建设的主体
首先应强调企业伦理的主体性。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主体是一种自由的、能动的交换主体。企业作为参与交换的主体成员，对道德责任的诉求具有客观必然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伴随着政企分开、政府权力下放、企业自提升的改革，企业的主体性在不断地张扬。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习惯于强调自身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存在，只承认自身是经济主体，在企业的决策和经营过程中，经济效益、经济指标成为企业的唯一目标，企业不愿承认或干脆否认自己也是伦理主体。当务之急，社会、政府应督促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重新确认自身的社会责任。要使企业认识到自身不仅仅是经济实体，同时又是伦理实体，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二）企业伦理的特质
企业主体面对各种各样复杂多变和难以预料的评估选择和行动决策是与其身处的具体背景环境密不可分的。如何能找到一种使普遍伦理规范在具体情境中现实化，同时令企业主体受制于这样一种规范的方法就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此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者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即要求决策者在具体情境内的行动选择的实践当中去落实，证实在这样一种实践中修正普遍性的伦理规范。企业主体在具体实践中将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主体性、行为自由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主体虽然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制约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但其在本质上服从于作为“经济世界”中的普遍法则的客观市场经济规律，同时企业主体性、能动性得到最广泛的认可。企业主体是在有限的行为选择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在实践中其行为选择是从自身的主体性的利益需要出发，且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市场活动，即企业主体既是自由的又有诉求道德责任、义务的必然性。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下，在相关经济法规和相关行业规定的“硬约束”，以及在公众和社会舆论的“软约束”下，为企业主体的行为自由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为企业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同时为企业承担道德责任提供了切实基础。企业道德责任不是一种外在的义务，而是企业能动地开展自身活动的必然诉求，是彰显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内在条件。
（三）企业伦理的价值诉求
企业管理一直以来是以效率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的，从管理学的产生、发展和理论演进来看，效率问题一直是人类管理活动面临的首要问题，管理者总是谋求以最少的劳动力投入和最经济的劳动要素的组合来获取最大的劳动成果，从而有效地分配、利用和再生资源，实现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但企业伦理讲求的是道德基础上的效率实现，也即管理创造效率必须取之守道。这里的“道”，既指生态方面的社会道德责任，又指企业在承担社会关系方面的责任，也就是企业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更具体说来，就是企业对员工、消费者、公众、政府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社会性是道德性的重要特征。企业伦理以道德性作为其价值诉求，从本质上说是其自生自觉的伦理品性决定的。
企业伦理建设途径
如前所述，企业伦理决策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企业伦理水平要从加强外部建设和内部建设两方面入手，外部建设是一种外因，迫使企业去从事合乎伦理的活动，内部建设是一种内因，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通过外部建设的加强迫使企业主动加强内部建设，提升其伦理观念，并且将其固化为企业稳固的一种道德信念，由低层次状态最终能够上升到高层次状态，由一种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主要途径如下：
（一）加强外部建设
健全与完善法律体系，形成“强约束”。一国法制的完善程度和社会道德状况往往成正相关关系。法律制度具有伦理教育作用，它可以强化某种行为倾向，人们受到外在法律制度约束会被迫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逐渐就会形成为一种习惯，此时，外在的制度约束就转化为个人的自我约束，伦理水平由此得以提升。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律体系会对企业行为形成强约束，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反伦理行为，促使企业尽快形成遵循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效能是当务之急。在此基础上，为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准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市场信息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提供公共产品，合理组织非市场经济领域活动；保护竞争，防止垄断；调整收入再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采取必要的调节措施避免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震荡。通过以上职能的履行使得企业能够成为真正的经营实体，在自利和竞争的压力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提高企业伦理水平。
构筑社会公众监督系统。由政府出面联络银行、中介部门、税务、海关、工商及驻外机构，建立全国性的公开的综合的社会信用信息网络，以提供各类企业的各种信息：如企业营业范围、注册资本状况、资产负债状况、经营作风、产品或服务质量、年检情况、履约信用等商业信用信誉状况以及与金融、政府、司法等机构关系等。这样一个综合信息网可以公开让交易各主体在网上快速准确获取有关对方的信息，防止上当受骗，形成“软约束”。
（二）强化内部建设
加快SA8000认证，制定企业伦理准则。一方面，积极向有关评审机构申请社会责任标准认证（Social Accountability ，简称SA8000），提高企业的社会和国际公信程度；另一方面，建立企业自己的伦理准则，规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关系，形成企业自身行为约束。树立社会责任、诚实守信、竞争合作、顾客至上、尊重员工等现代企业伦理观念，并且依据现代企业伦理观念来制定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以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社会责任为要求的价值规范体系。
加强员工的伦理教育。企业伦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有赖于企业员工不去从事各种反伦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企业员工积极配合对企业反伦理行为的揭发和监督。企业要重视对员工的伦理教育，提高员工道德认识水平，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这有助于企业成员坚定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习惯，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的经营水平，推动整个企业的发展。
提高企业领导者的伦理素质。领导者是道德型战略的设计者、执行者，其本身的道德素质对整个经营战略的影响是关乎全局的。企业领导者的伦理素质是企业伦理的轴心，企业领导者的人格塑造是企业伦理建设的重点，企业凝聚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经营者的人格魅力，培养道德型的领导也是企业开展伦理经营的重要保障。企业家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企业家本人应自重、自爱、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约束自己；要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在权力、地位、人际关系方面自我约束，要求员工遵守法律、道德和纪律规范，自己首先要带头严格遵守，只有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才会带领企业不断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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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管理伦理 ；差异；比较；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2－0066-04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人类的管理活动已不再是单纯依靠技术或技巧层面的管理，而日益转变成了依靠技术、制度和伦理等三种要素共同拉动的管理。寻求管理与伦理的有机统一，追求管理的伦理化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发展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
纵观中、西方企业管理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现代企业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人的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将伦理道德规范与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究竟应如何比较和借鉴中、西方管理伦理理论与实践，以及重建怎样的伦理规范来作为企业遵循的依据，已成为当今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中西管理伦理的差异比较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用综合、辩证的思维去把握事物，用个人直觉和内心感悟去认知事物，它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和谐协调的群体合作精神，提倡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的。西方管理伦理强调实证，通过实证观察数据来验证假设，发现规律；强调理性，排除对事物认识中的情感因素，强调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强调分析，通过分解或对事物构成的细微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强调形式逻辑，追求建立严密的合理化演绎体系。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弘扬个人的价值，主张权利与义务清晰的制约关系。
（二）管理伦理目的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管理伦理的目的是以和谐为核心的目标系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非常强调管理伦理的和谐理念。孔子的管理伦理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谐为目标的。在孔子这种“和为贵”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影响下，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了“和则多力”等管理伦理命题。这是一种人我类同、平等的道德思维，也是人与人交往时的实际和谐状态的道德式语言表达和人际协调的管理原则。西方管理伦理的目的是追求对设定目标的价值实现。西方管理伦理把各种条文、规章制度、程序、标准等一系列规定作为基础，明确组织内每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某个价值目标去努力。西方管理伦理主张追求利润最大化。管理讲求效率，强调最优的方案，即以最少的时间、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好的质量和最高的利润。
（三）管理伦理手段的差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的手段是制度、人情与心治相结合。以人的情感来调控人的行为是中国管理的重要特征，认为情感需要的满足、人情的浓郁是组织凝聚力的来源。同时，管理者先正己身再正人心，将心治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达到管理的目标。西方管理伦理的手段是理性与法治相结合。在管理方法上善于思辩，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具有经验论的传统，把管理理论建立在感性丰富、知识清晰的基础上。在管理过程上不重人情重制度，重物轻人，将人与物视为同样的要素进行配制和使用。
（四）管理伦理的变革意识方面的差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变革意识守旧，管理强调继承性和稳定性。西方管理伦理变革意识体现出不断的创新的特征。西方管理在长期的商品经济环境下，不仅有严密的形式，而且充满创新精神。一方面在制度、契约下进行统一管理，另一方面，组织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打破原有的规范，使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革新和创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二、中西方管理伦理思想优势及其局限性
（一）西方管理伦理思想优势及其局限性
西方管理伦理充分发挥了人的工具理性的作用，形成了一整套使理性控制人性以获得利益的管理机制。其管理理论成为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证明的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的一个体系，并表现出不断变革的创新精神，这种管理伦理优势是中国传统管理伦理所缺乏的。但西方管理伦理存在着其自身不可弥补的局限性，这种契约社会的管理伦理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缺乏对人性的科学认识。长期以来，西方企业的管理者把被管理者作为管理客体、工具看待，人在生产中处于被动地位。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如何控制人。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经济人”人性假设之上，他认为人们以自己的经济行为去追求物的目的，而不是去追求自己成为社会敬仰的人，实现自我完善。行为科学管理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了以人为中心，但它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缺少一种经济制度的大结构框架的观点。理性主义复活的管理丛林时代，人被看作是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忽视了人的价值观和信念。
2. 没有找到理性控制与非理性控制的结合点。西方管理理论自身一直没有自觉地研究过如何通过文化、伦理的暗示、集体主义精神的感受对职工起约束作用的管理伦理问题。所以，西方管理思想在物质层面上是成功的，但在人文精神方面并不成功，科技理性尽管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限制了更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尤其是人、组织、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管理失去了终极意义。
（二）中国传统管理伦理的不足与现代价值
较之西方，由于管理伦理产生的时代、人文、思维、社会结构等不同，中国管理伦理对象侧重于国家管理和行政管理，而非组织管理，其不足集中体现在刚性不足而柔性有余，过分强调和谐而不讲求效率，过分强调弹性而制度不足，讲求中庸忽视科学与精确。中国管理伦理倡导人生健康、自在以及天人合一等和谐理念，是对中西文化整合的促进，而片面追求和谐的同时扼杀了创新。但中国管理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许多传统管理伦理思想具有现代价值。
中国管理伦理以和谐为管理的依托。中国儒家的修身学说认为管理者必须进行自我修身和管理，修身即人对自我的管理是儒家管理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治与外治相结合，从而达到和谐之目标。此外，中国儒家曾提出用“仁”的道德原则来管理人际关系，以达到人际和谐的目标儒家的“仁”，本质上是“爱人”之意，孔子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忠”，其二是“恕”，这就是说，自己想有所成就的，也希望别人有所成就，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通过忠恕之道即 “人我类同”推己及人的道德技术和管理方法来协调社会关系，减少人际冲突，实现管理的终极和谐。
中国管理伦理讲求义利统一的管理利益观。中国管理伦理思想强调以义制利、义利统一思想，并以此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义利关系的价值准则。在现代经济管理中，义和利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一方面利是产生义的物质基础，一切利的取得又离不开义，管理中要获得更多的利就必须遵循一定的义，组织的维系也离不开义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义与利相互制约，义的作用发挥得好利才能得以实现，组织从正义的活动中获得利，义才能得以自觉贯彻。中国传统管理伦理的义利观促使现代管理利益观既重视利，又重视义，以义促利，以利促义。
三、中国企业在管理伦理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任何一种方法与对策都要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应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尽最大可能的吸收外来的精华。事实上，当我们在拼命引进美国的管理理论，而美国人又开始向日本学习的同时，日本人却说：他们在管理思想方面主要是学中国的，而且早就开始学习了。正如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在其所著的《东方人的经营智慧》一书中所说：“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孔子与老子的教训给他们的激励影响之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一）发扬中国优秀管理传统，进行跨文化的管理伦理建设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深深地浸染着管理实践，管理人员会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作出反应，并且也会把社会所公认的那些价值观放在首要地位。伦理标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社会里是不一样的。例如，许多有私营公司的国家准许公司对政党、竞选活动和候选人提供捐助(美国则不准)，商业谈判中的回扣、红包在许多国家都是默许的，而美国的管理人员在这些国家就遇到了难题。因此，经济文化、科学管理上充满优越感的美国人“试图将我们的经商标准输出到其他国家中去，提高外国的经商伦理标准”的想法，有必要在全球视野下确立企业管理伦理的新导向。古老的传统文化与伦理观念和新的现代化理念、中国和外国的思想将要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动摇着既成的思想模式。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依靠道德教化，借助心灵感召和激发来实施对人们行为的规范，社会组织主要仰仗自组织和道德自律是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我们坚信在“以德治国”的宏观社会管理环境下，在管理伦理建设中，中国企业应该也能够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契合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实现有效的管理。
（二）树立以人为目的的管理伦理理念
“目的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一条绝对的道德律令，他认为: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这种思想在管理领域的体现就是，在管理中以人为本，把人既当做目的，也当做手段，但不能仅仅当做手段。其具体要求是:尊重人，关心人，满足人的正当需要和利益。应当说，传统管理曾经也比较注重以人为本，尊重组织成员的需要和利益，但那是为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较高的效益。也就是说，传统的人本理念中，组织成员仅仅是获利的手段和工具，而现代管理则不仅仅如此，它时刻坚持“目的人”的理念，不将组织成员当作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更不把组织成员当作在不利情况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尊重人的权利、价值、愿望和未来，注意将管理行为的有利的外部效果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即利益相关者，实现“善果”的社会共享，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组织内部成员。比如IBM公司的管理伦理信条是“尊重个人，竭诚服务，一流主义”。世界驰名的电子企业――摩托罗拉公司，在其管理中尊重每一位员工的个人尊严；开诚布公，让每一个员工都有受培训和获得发展的平等机会；管理人员本土化；向社会奉献爱心等等。这种人本化管理使摩托罗拉公司在世界电子行业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三）培育健全的社会责任意识
组织是社会的一分子，它要在社会中生存并显示其存在价值，至少肩负着三个方面的使命:为社会提品或服务，为生产者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生产或服务过程合乎法律和伦理。这就是说，组织的管理行为不仅要为组织成员谋求利益，还必须承担与其享受权利相称的责任和义务，在管理行为中贯彻合理的道德规范。这些责任主要包括参与保护环境的活动，协调组织与所处环境相异的目标，以实际行动调和组织、组织成员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利益，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规范当作自身的责任等等。比如默克公司提出，应追求“企业社会责任、诚实与正直”。惠普公司强调，“应贡献技术给我们从事的领域，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规范当作责任充分反映了组织的管理行为中积极负责的健全态度，因为许多组织为了谋利，考虑到遵守道德规范对自己有利，因而也会履行道德承诺，考虑到对自己不利时，则不一定遵守道德准则”。只有把遵守道德规范，履行道德承诺当作为自身管理行为的应有责任，才是一种积极负责的健全的责任观念。在管理伦理上遵循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终究会把暂时的不利变为有利，从终极的意义来说，遵守道德规范对管理是有利的。
（四）遵奉“儒商”文化，提高企业家的道德素质
西方的管理伦理十分关注企业家的道德素质研究，从西方管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家的道德素质对于管理功能的实现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的权威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影响力，二是威信影响力。权力影响力对人的激励作用是较小的，暂时的。威信影响力由企业家的品格、素质、情感等伦理因素构成。更重要的是品质权威，要以德建威。威信影响力对群体的激励作用是深刻的、长远的。日本企业家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并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衔接，确立了自己成长的社会道德文化基础和适应这种文化基础的人格模式。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现代企业家必须具有非常鲜明和高度发达的伦理品质，同时还要有精明而大胆，尤其是自制而可靠、明智且定于完全献身事业的精神。在企业家的资格中，比个人能力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值得信赖。企业家作为一种极为稀缺的人力资本，代表着企业的形象。他们在企业管理伦理建设中的作用不仅在于组织伦理委员会制定伦理准则，在组织中建立伦理教育的制度，而且在于其自身的伦理道德状况对员工有着示范作用。老子曾说过:力将不如智将，智将不如德将，企业家要深谙经营企业之道，首先要把握做人之道，并把自己的德行转化为一种管理与号召能力，激励员工为企业和自己的美好未来奋斗。
［参考文献］
［1］张永祥.文化管理:企业管理的时代延伸［J］.河南社会科学，1999，（1）.
［2］周祖诚.管理和伦理的结合［J］.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7）.
篇9
[关键词]环境伦理；教育；中学地理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的环境问题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从科技和法律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从国内地理学科的相关研究现状来看，主要侧重于环境教育问题，而对于环境伦理价值层面问题的研究比较欠缺。笔者认为，把环境伦理教育渗透到中学地理教育实践之中，对提升中学生的环境伦理素养，丰富和完善中学地理课程理论，推进中学地理教育改革均有积极的意义。
一、环境伦理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环境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
在20世纪初期，空气和水污染等诸多现实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此，环境伦理学科也找到了其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来加以解决。1923年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和1933年奥波德（Aldo Leopold）《自然保护伦理》两部著作的诞生，成为了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由于受到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影响，我国也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叶平的《生态伦理学》等，都是我国实施环境伦理研究的较早的文献资料。
（二）环境伦理思想的主要流派
环境伦理思想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多种思想流派，主要有以下四种：1.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由于受到西方传统哲学观的影响，伦理的原则只是针对人类而言，而非自然和其他生物，因此环境问题成为了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2.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挑战加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诞生。这一伦理观强调要把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每个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扬弃原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尊重自然物的存在价值，并从伦理的角度对其加以关怀。3.以生态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这一伦理观强调保护自然环境必须把人类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予以伦理考虑，必须把伦理关怀从人扩大到生态系统，并把整个自然界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以此来论证生态系统的价值意义。4.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这一伦理观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和谐，突出人类对自然环境保护的作用和道德责任。
二、中学地理课程与环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随着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问题的不断加剧，人们也开始从地理教育的角度来寻找问题的解决路径，从而掀起了在世界范围内中学地理教育改革的浪潮，这也为环境伦理教育与中学地理教育的有效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近年来，中学地理课程改革也开始尝试把环境伦理观念的培养凸显出来，这也是中学地理课程德育目标的具体体现之一。中学地理课程改革顺应环境伦理观念发展的潮流，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为中学地理学科渗透环境伦理教育提供了知识载体方面的保障，体现了中学地理学科应有的环境伦理教育价值和功能。
三、环境伦理教育在中学地理教育中的实施策略
（一）调整与改进中学地理伦理教育内容
目前中学地理教育中对伦理教育内容的安排，也只是以一种相对融合的方式渗透在某一个章节课程之中，还不具备一个独立的课程形态存在的条件。笔者认为，中学地理伦理教学内容调整与改进需要从树立正确的人口伦理观入手，因为在中学地理教材编撰的过程中，关于人口问题的介绍只是停留在表层现象的介绍和现状的说明，而缺乏深层次原因的分析，需要把人口伦理道德价值观纳入到课程内容体系之中，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二）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渗透环境伦理思想
中学地理环境伦理教学方法主要倾向于讲授法、小组讨论和辩论法，而户外教学、角色扮演和主动探究等教学方法的使用较少。其实，关于环境学的教学方法中，户外探究和角色扮演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伦理教育效果。因此，教师有必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让学生能够直接从现实的环境中得到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感受真实的世界，有助于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素质，有助于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进而形成正确的环境伦理价值观。
（三）通过改进评价方式提升学生的伦理道德素养
在目前的中学地理教育实践中，渗透了诸多环境伦理教育内容，但所涉及的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中却很少体现这方面的内容，传统的量化评价和认识目标评价也很难适应中学环境伦理教育的实际需求。这就需要适量加大对环境伦理教育的评价力度，使其成为中学地理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内容可以包括中学生是否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否具备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规范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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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商业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儒、墨、道、法等各大家共同编织的一幅全面的学术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画卷中，尤以儒家的地位更为耀眼一些。儒家的思想不但是古代帝王治国修身平天下的理论根源，而且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这个大环境发挥着其独特的文化作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的融入使得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时儒家的传统伦理思想就成为了一盏调整这种关系的指路明灯。下面就儒家两种主要的商业伦理思想进行分析：
1、先义后利及义利观
“义”和“利”的关系，是伦理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第一个意识到这一问题在道德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儒家一个较为重要的思想主张――先义后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立，君子哉!”他主张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是义，即“君子义以为上”，“义”一般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一定社会中各种行为规范的要求。即社会对人们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和要求；二是指贯穿在这些行为规范中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孔子认为“义”就是“礼”，即由“仁”这一道德原则和由这一原则所指导的道德规范体系要求的，就是道德的，就是义。
伦理学博士生导师罗国杰教授曾把“利”分为三种即私利、公利，私利和公利。孔子认为把“利”认为是私利。一个人在道德行为的选择中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道德评价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即看他在“义”和“利”(不正当的利益)之间，究竟如何选择的，其标准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利”的重要性，“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金钱，如果可以求，即符合义的原则，就是拿着鞭子赶车，我也愿意；如不可求，那就从无所好吧!相反，如果“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因此，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和“见得思义”，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说明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并不一定阻碍一个人成为君子。另外孔子强调了人类一方面有利益的需求，但更认为有着比物质利益更高的需求，即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就是人们在利益的面前，心中应有“仁爱”的思想，以“仁”“忠恕”为判断的依据，从更高的层次方面体现了“义”。孟子认为人们在做事时，如果违背了仁的思想的判断就是颠倒义利关系，导致唯利是图的发生；如果义利的冲突并没有超越“义”的规范时，对利的追求应是允许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同时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即一个人如果放纵自己，一味地追求私利，那么就一定会招来许多人的怨恨。孔子反对只顾暂时的小利，主张长远的利益，因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承接孔孟关于“先义后利”的思想，他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力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英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儒家的义利观被看作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先义后利”的商业伦理思想也成为后世商人十分尊崇的伦理思想。其“见利思义”的行为准则成为企业的经商价值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是对其描述，其中的“道”就是商业活动的伦理精神。这种“义中得利”的价值观，不仅继承了传统的道德作风而且对传统道德发展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他们把商业道德与商业利益结合起来，实现了双赢。道义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可以通过商业这个特殊的“舞台”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
2、“尚中贵和”的商业伦理思想
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为贵”。“和”本义是指音乐上的众音协调，后来引申为一切不同事物之间互相作用而协调统一的哲学范畴。《广雅・释古》曰：“和、谐也”。《国语・周语》中有“言惠必及和”，注“和、睦也”，在《易・兑卦》中，“和”被认为是大吉大利，在《尚书》中，“和”被应用到家庭、国家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组织内部秩序井然、上下协调的和谐状态。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他认为“和”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到也。”他认为，在天、地、人诸因素中“人和”最为重要。传统商人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协调各种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将儒家的礼和之道用于各种人际关系。要实现关系的和谐，在对人以诚的同时，行事必须要“中”，即适乎其中，不走极端，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中”、“和”二字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依照儒家各派的教义，处万事以中庸之道乃至善之方，不过度就可取得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和”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理论精髓，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政治、经济秩序，而且极大的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等，也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也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意识，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底层。
“尚中贵和”对于现代商业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同时总结出“和气能生财，”等处理商业公共关系的经验。实际上，传统商人的谦让，恭敬之德不仅限于礼貌待客，而是泛指以和气、友善的态度处理一切与商业往来有关的人际关系，其主要目的无非就是力求在周围创造一种祥和的气氛。儒家讲中庸之道，要求的“致中和”。就是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但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强调“尚中贵和”的理念，如果只注重“和”而淡化了竞争，也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优化发展的。我们对传统儒家的主要商业伦理精神的归纳力求客观、真实；但不能过分夸大道德因素的经济动力作用，不能把现实问题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也不应将改进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传统文化；现代商业伦理精神的确立。要把培育法律意识，建立和完善信用机制与市场经济和文化进程紧密结合，否则，我们就会离和谐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
在商业早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的今天，我们只有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商业伦理精神，并将其融入新的时代潮流中将其继续发展，才能发挥其深远的文化动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论语・卫灵公
[2]论语・阳货
[3]论语・述而
[4]论语・宪问
[5]论语・季氏
[6]论语・里仁
[7]论语・子路
[8]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9]汉书・董仲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