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10:20: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建筑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古建筑建筑艺术传统
一、围院的平面空间
众所周知，外国建筑是院在外，即院子包围房子，中国建筑则相反，院在内而房在外，即房屋包围院子。房屋、墙垣等围合成院落，以院为中心；或是以主单元（即正殿、正厅）为中心，次单元（即两厢）围绕主单元，一正两厢，并以抄手廊连接，组成一座建筑。如在各地民居中的四合院空间。其特点就在于把“院子”作为建筑平面的组成部分，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以房廊作为过度空间，富有生活气息。院周围建筑互不独立，相互联系。但合院建筑不是群体，而只是“一座”建筑。
从四合院住宅到万里长城虽然空间层次不同，但都属于一样的空间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共同体现或服务于一个系统。国，古为城的广称，即机构、军事实力及绝大部分的民众生息，都在一城之中。城外是广川，可以村居结庐，造别业，但它不是独立的。从东周起，一城一国或数城一国模式，一直到秦统一中国，仍以城池为“国”，数“国”合为大统一的国家。国中有家，故称国家。但家的空间模式与国相同，只是范围缩小了，可以这样说家是国的单元或细胞，或者说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扩大。长城原为御敌戌疆而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就好比“国”这个大空间的围墙。无论是历朝都城，宫廷、园林和寺、庙、祠、观，还是各地的民居及市肆都以这种围院空间布局为特点。
这种内向层次型的建筑空间模式，尤以传统园林为最。它不但是形式的，而且更是意境的。园林之中，四周有廊、亭、轩、厅等建筑或粉墙，院在内，以树木、假山、池水、墙垣或建筑分割空间。“庭院深深深几许”，令人心旷神怡。
二、轴线的空间艺术
中外建筑单体都讲究对称，但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尤以轴线对称见长。这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古代都城规划中，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再如中国古代寺庙中，强调轴线空间布局的实例也是很多。一般均将主殿大雄宝殿放在轴线的重要位置上，配殿居前后左右。“左阁右藏”、“左钟右鼓”等。空间层层递进，庭院森森。典型的如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布局。此寺始建于隋，改建于宋，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如自然的、地理的、生态的原因等，主观上如中国长期保持的生产方式、形态和人文形态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三、诚实的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论其结构，不论是皇家的宫苑，还是散见于各地的各类型的建筑，包括民居，其结构特点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
1，抬梁式，就是在屋基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放短柱，其上再放梁，梁的两端并承檩；这样层叠而上，在最上层的梁中央放脊瓜柱以承脊檩。这种结构的建筑，室内少柱或无柱，空间较大，在我国很广，特别是北方用得更多。
2，穿斗式，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由柱径较细柱距较密的落地柱与短柱直接承檩，柱间无梁而用若干穿枋联系，并以挑枋承托出檐。这种结构用料小，但室内柱密，空间不够开阔，在我国南方使用很普遍。由于是以木构架为主，柱承重，墙不承重，所以门窗可自由布置，体现了形式与结构的统一。在皇家建筑和重要的坛、庙建筑中，还以斗拱支撑在柱头、屋檐间，使得建筑出檐深远，保护木结构的屋身。在这里，斗拱一方面是结构构件，另一方面也成为建筑上的装饰物，即以结构构件为装饰物，形式反映了功能，结构真实，功能合理，也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但不论是何种建筑，结构上的基、柱、梁、檩、椽、斜撑等部分大都外露，形状上也加工成装饰构件，结构、构件间用榫卯结合，不施钉子。
外观上和其它国家的许多建筑一样，分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但传统建筑的屋顶尤其大，有时几乎和屋身同高，且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比例及标准做法。
四、“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
崇尚，喜爱自然自古亘有。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探求自然、亲近自然、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山河壮丽，景象万千，祖国各地的美好景色又启发着人们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无限激情。“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对自然美的鉴赏融揉成为传统美学的核心，相应地产生了绚丽的山水文化、山水画、山水园林，出现了风景名胜区。
在这种美学思潮的下，人们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持着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相反，乃是持着亲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态度。例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谐调以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但却十分明显。历来的山水“画论”和堪舆学说，对于这种环境意识都曾作过部分的美学和的阐述。
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广义的中国传统建筑应包括园林建筑。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伦理象征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建筑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组织为一系列风景画面，使得园林在总体上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界。
五、“以人为本”的建筑
在西方，建筑不仅是遮蔽风雨的居住场所，而且是遮蔽灵魂的场所，人们从早期的崇拜高山大漠到崇拜各种自然神。建筑高大空旷并赋予神性，传统建筑中一开始就以建造各种神庙为主。而在中国，开始是崇拜祖先，后来是崇拜族长、君王、帝王等，而且在中国古代，神权从来都是依附、从属于皇权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历代建筑是人的居所，而非神的居所。即使是后来的宗教建筑也是这样。非神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其核心之一。历来中国人都非常注重把人和现实生活寄托于理想的现实世界。中国传统建筑考虑“人”在其中的感受，更重于“物”本身的自我表现。这种人文主义的创作有着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例如，在建筑材料上，中国传统建筑用木材，不追求其永久性，是非永恒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基础中非永恒观决定的。而在西方，那里是石头的史诗，追求建筑的永久性。在建筑体量上，中国建筑以人体尺度为原则，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都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也不能造得太大。造型上中国建筑讲究平和自然的美学原则，平稳，注重水平线条。即使是向上的塔也加上了水平线条，与中国的楼阁建筑相结合。在园林中，建筑是凝固了的中国绘画和文学，它以意境为创作核心，使园林建筑空间富有诗情画意。同时，园林布局的自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道两种思想在中国文化领域内的交替互补，也足以说明园林之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反映出人们企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憧憬返朴归真的意愿。我国传统造园的立意、布局和手法已在国内外建筑中被广泛借鉴。
篇2
关键词：古代建筑传统思想民族特色
建筑是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历史沧桑的见证，更是文化和思想的外现。综观中国的古代建筑，在几千年的历史衍变过程中，无论是宏伟的宫殿、庄严的寺庙、幽静的园林，还是丰富多彩的民宅，都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表述出了丰富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
中庸和谐
“中庸”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它后来演绎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古人论天文、地理、人道都不能离“中”而立。因此，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必须以“中”为标准，即做到所谓“天人合一”。
“中庸”的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上就是建筑的平面作对称均齐布置，布局上必须有一条庄重的南北中轴主线，起着中枢神经作用。这一格局成为中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等。中轴线对称的建筑观念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就开始，但最典型地代表这种中轴文化的当数明清的北京城和宫殿了。整个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自南向北，沿着一条长达7.5公里长的中轴线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该中轴线以最南端的永定门为起点，以地安门北面的钟鼓楼为终点，其间建筑空间序列重重叠叠、迭起又井然有序，尤以故宫三大殿的平面布局最富特色。此外，这种关于中轴线的建筑空间意识，也体现在北京一般的四合院民居住宅中。
“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在古代建筑上还体现为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中不追求房屋过高过大。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从造型和体量上看，无论是帝王宫殿还是传统民居，总体上一直是向平面方向发展的，由间构成单体，由单体构成庭院，再由庭院构成建筑群，形成一种连续绵延于大地的感觉。“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还可以从中国古代聚落选址上体现出来。古代的聚落建设，首先就是尊重自然和顺应环境，根据土地资源状况来合理安排居住用地。古代聚落建设，不仅尊重环境，对土地合理利用，还表现出了对土地、水源的保护思想。《荀子·天论》中记载：“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有节制地利用水资源，才能保证水资源的持续存在和长久使用，即与自然长期的和谐共处。
重伦守礼
维护等级与秩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礼”的一项主要内容。《乐记》中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序，群物有别。”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礼制内容，说到底是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一点在《礼记》有关建筑功能的论述中表达得很清楚，即所谓“以降上神与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别”。中国古典建筑只有充分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最终与古代中国人传统上按远近、长幼、亲疏，继而按高下、尊卑、贵贱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同步一体。因此，中国古代建筑自觉地以建筑形式区分人的等级，以维护阶级社会的秩序。
就一座建筑群体的组成而言，如北京故宫建筑群，除了院落和轴线组合外，还必须对单体建筑的等级和名分加以界定，才能形成各得其所、相辅相成的局面。从宫殿的平面布置上看也有严格的主次、内外等级，它的外朝和内寝是完全分隔的。建筑的等级甚至在并列于大台基上的三大殿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太和殿级别最高，用重檐庑殿顶；中和殿是皇帝大朝的准备用房，就只用单檐四角攒尖顶；保和殿是宴请重臣和举行殿试之地，地位比中和殿重要，于是用了重檐歇山顶。
在一般住宅四合院中，人伦关系反映在平面布局上。长辈住上房，哥东弟西，女眷居后院不迈二门等等。而房间的功能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以及各式人等在其中的活动规律。一般在一组建筑之内，正、倒、厢、耳、门、厅、廊、偏各房都各有等级，不得高于主。即使是人死之后的坟园占地面积、坟丘高度、墓碑形制、神道石刻，以至棺椁祭器，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违背这些制度，要受到刑法制裁。如果僭用皇帝特有的形制，罪名更可至大逆。此外，中国传统建筑从整体布局到细微的装饰，都存在着很有规律的数字等差关系。比如，间数以九间（清代扩大到十一间）为最大，依次降为七、五、三、一；进深以十三架为最高，以下递减至三架等这样的等差规则。这些规则又多是通过朝廷的法典（如唐代的《营缮令》宋代的《营造法式》等）固定下来，直接用这些数字的差别表示出不同等级人的建筑等级差别。
外儒内道
儒学是维护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中国儒家思想特征最明显的体现在中正、礼仪方面，因此，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皇宫、坛庙、陵寝、寺院、宫观以及祠堂等等，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两旁是陪衬的建筑物，陪衬的建筑要整齐划一，两相对称。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
古代宫殿建筑更是最高统治者通过建筑艺术来显示帝国的实力和威严的，象征王权的至尊和永恒，所以中国古代宫殿强调群体气势，群体的序列有助于渲染统治王朝的威严，群体的布局有利于体现宗法等级的贵贱尊严。
儒教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但它过于束缚人性，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因此，中国的古代建筑虽然外观是庄严雄伟，一切照伦理制度做事，但一般在建筑的后部都是诗情画意，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前宫后苑的格局。这内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就反映了中国人外儒内道的生命观。它是与道家思想提倡修身养性、追求自由洒脱、讲究气韵生动相吻合的。此外，中国古代建筑在造型艺术上形成的飘逸、流动的感觉，让中国建筑产生了翼角起翘、屋檐曲线流动状态，即使是屋顶也呈现不同的弧面，这样使建筑的重量产生的压抑感消失了，符合了道家的“气韵生动”之说。
恒变兼容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易传》中所谓“可久可大”，《老子》中所追求的“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永恒观反映在建筑上，则导致“守常”意识的产生，所以我国古建筑在建筑立面形象上，从秦到清代的两千余年中，台基、柱子加斗拱、大屋顶这三段式的基本造型依然如故。在平面组合上也往往不分使用要求，都以单体和院落沿地面向外扩展。梁柱组合的木构框架也从上古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事实上，对于木材的一些弊端，古人早有认识，而且随着工具的改进，我国古代的石结构建筑技术也并不亚于同期的西方国家，这点在中国许多寺塔、石窟和陵墓建筑上可以得到见证。中国之所以习用木材是缘于阴阳五行的传统观念，所以到了明清时期，长期的采伐使中原地区的森林消耗殆尽，这时宁可将小料用铁箍拼合，也不屑以石代木，这体现出了对传统的严格恪守。
如果说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是中国古人恒久思想的体现，那么中国古代建筑中榫卯结构的不同组合方式就是中国人善于变通思想的体现。中国人自古就有“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意识，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斗拱结构的榫卯上，就是它既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或加以变通而成八角、六角、圆形、扇形或其他形状。此外，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构架虽然基本上只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但无论哪一种都可以在具体使用中不改变构架体系的情况下而将屋面做出曲线，并做出翘角飞檐、重檐、勾连、穿插、披搭等式样，这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人恒变兼容的思想观念。
尊祖敬神
中国人崇拜祖宗，对祖宗崇拜历来得到高度重视。据说在三皇五帝时便有了祭天、祭祖的习惯，到商代就出现了称作名堂的祭祀性建筑。《周礼》对此作了记载并规定了王城规划必然重视祖庙的地位，按“左祖右社”进行布置。
虽然古代社会通过宗庙的祭祖制度将人们分成了嫡子与庶子、大宗和小宗，体现了父与兄的权威，为巩固宗法等级制服务。然而，祖先崇拜又强调了同宗同祖的亲密性，给上下等级差异罩上了家庭般的和谐气氛，这又具有稳定社会、凝聚血缘团体的作用。正是这种对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模式是许多房间组合在一起的群体，是以某一房屋为中心向前后左右伸展的多组单层建筑群体。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空间上都是以“间”为单位，各单体房屋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另外，由于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根本，土地是宗族赖以发祥的根本，因此房屋必须立足于土，这也排除了建筑向上发展的可能。
总之，中国建筑在儒、道及佛家思想的影响下，既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又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在布局、空间处理上体现等级的伦理观念，但在外在的庄严氛围下，却交织着浪漫的意韵，追求人工与天趣的统一、端庄与含蓄的统一、规格化和多样化的统一，更追求理与情的统一，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古典建筑形成一种飞动轻快、精致典雅、舒适实用，富有鲜明节奏感和民族艺术特色的独特风格而著称于世。
参考文献：
[1]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2]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篇3
关键词：场域；新管理主义的评估；第四代评估
中图分类号：G40-05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84-05
场域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来使用，并明确将其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看待。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1]本文将依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构型和惯习进行阐述，并运用其理论框架对新管理主义的评估问题进行剖析，最后借鉴第四代评估理论作为问题的破解路径。
一、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构型及其惯习
1. 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构型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它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成的，其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2]这个关系网络分成多个层次的结构关系，其一，高等教育场域内部存在着大学与大学间的互动关系。其二，大学自身存在着管理人员、教师以及学生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其三，与高等教育场域发生联系的还有政府和社会。这些关系构型形成了高等教育场域的独有空间，在这一场域空间里各权力主体拥有自己相应的位置等级，而一定场域的位置等级总是与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资本结构相对应。
资本是场域理论中最活跃的一个概念，“资本不仅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用以竞争的手段，争斗的对象，更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3] 在这一场域中资本是各权力主体获得不同位置等级的依据，是其在场域中地位高低的象征，地位高低又与资源分配多寡相联系，这又为取得更高的位置等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保证和提升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等级，获得相应的资源，场域中的各权力主体经常会展开各种策略的角逐，为此场域中的各种关系时常处于紧张状态，这一紧张关系保证了场域的张力，促进了场域的完善与发展，但不当的冲突也给高等教育场域带来负面的影响。
2. 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
惯习是与场域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惯习是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的，“它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暗示着人们的思考和选择，惯习提供的是行事原则，人们参与社会实践的策略是据此选择的”。[3]高等教育场域和其他场域一样，它拥有自己的惯习。从西方高等教育场域来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办学自”是其应有的惯习，惯习的形成与其场域的发展历史密不可分，而同一场域的惯习也可能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二、 场域理论框架的新管理主义的
教育评估问题分析
1. 新管理主义的教育评估强化了“异治”的高等教育惯习
新管理主义是基于对生产力与产出持续增长的关注而实施的问责制，这一思想引入高等教育场域，即是强制地对高深知识传播与生产领域的高校实施各类评估，新管理主义倾向的评估实际是某种程度的泰勒式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场域的应用，其在不同国家的实践，取得的成效不同，引发的问题也各有差异。
西方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与认识论哲学的逻辑相一致，其新管理主义理论下的高教改革关注的是市场化与绩效水平，这与其认识论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引发了其高等教育场域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思考与讨论。
我国高等教育场域惯习的形成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原因，有别于西方国家，长期附庸于国家政治场域的实践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异治”的现状。虽然政府对于大学发展之道的理性认识逐步回归，“办学自”在《高等教育法》中予以明确提出，但长期的政治论价值追求产生的“路径依赖性”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在我国高等教育场域实施过程中的行政性、指令性、权威性凸显，结果问责被无形中强化。这无疑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价值的回归的一种消解，新管理主义的教育评估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异治”的高等教育惯习。
2. 新管理主义评估的工业理性策略诱发了场域的不端行为
新管理主义的评估是某种程度的工业理性策略在高等教育场域的应用，即标准化、一致化、精确化、数量化等工业理性策略在“知识集团的联合体、密集体的应用”，现行评估视野中的教学管理与学术活动被视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 故学校群体的行为需要规范化，管理团队要求标准化，教学活动的投入需要量化，似乎学校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化解为数字的问题，数字似乎成了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4]这种工业理性的逻辑也诱导了高等教育场域各权力主体的不端行为。
因为场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争斗性，高等教育场域同样具有争斗性特征，争斗是围绕着资本这一焦点展开的。新管理主义的评估使得场域的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心境变得更为浮躁，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为了在评估中获得好的成绩，彰显其办学绩效，维持和提升其在场域中的位置等级，各大学主体、院系主体在教育评估中展开了各种策略的资本角逐，这一资本在教育评估过程中表现为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的各类资本的数字表达，即所谓的“评估分数”或称“评估成绩”。
依据场域理论，“评估成绩”是与其所处的场域位置和等级相匹配。而位置和等级又与大学声誉、生源获得、捐赠支持、政府资源配置息息相关。在政府主导的“选优评估”中“985”大学、 “211”大学和一般性大学获得的资源有着很大差别。为此，为确保自己的位置等级场域中的各行为主体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行动策略，而玩弄数字游戏成为各大学、各院系应对工业理性式的绩效评估的主要对策，如提前准备不同版本的数据信息，一套为学校自身留存的真实数据信息，一套为应付评估专家的虚假数据信息。为了增加数字的分量，一些高校不惜耗费巨资购买并不迫切需要的大型设备。再者组建“高级别”的“公关”队伍等等。很多大学就是凭借这样的手段在评估中获取相应的资本。这种强调绩效结果的教育评估对场域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引发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教育评估引发争议与批评的原因之一。
3. 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对评估技术的过度依赖引发了多方的质疑
从哲学视角分析，新管理主义理论有这样一条预设，即“有纯粹客观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去追求或实证，因而所谓技术的普遍性可以通行于不同的环境而维持相同的意义”。[5]新管理主义评估的路径对评估技术的过渡依赖是这一思想的反映，新管理主义评估因为其采取的是实证主义取向，故判定评估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如此价值多元、共同建构则属多此一举，“证实”成为主要的目的。
我国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基于新管理主义的这一思想，崇尚实证主义，依赖技术理性，如此，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共同建构的缺失变得理所当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齐划一的指标体系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科学的标准，致使参与评估的所有高校使用的是同一套指标体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院校被定格到了一种固定化的指标体系里”[6]，导致了“达标主义”思想盛行，学校的教学活动、专业追求转变为标准化的遵从操作。而且“标准化、数量化、常模化”的指标体系与政府所倡导的“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理念形成了悖论[6]。这一导向引发了场域中权力主体的负面行为，诱发了高校一味向统一指标看齐，从而置学校差异、特色于不顾，其直接后果是导致高校定位偏差，抑制高校的个性发展，这是高等教育评估遭受质疑的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场域框架的分析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其对高等教育场域发展的负面影响，如何破解新管理主义评估存在的问题，改变评估策略，促进场域的健康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新管理主义评估问题的破解路径：
“第四代评估”理论的借鉴
“第四代评估”是古贝和林肯教授所创立的西方最新的评估理论，针对传统评估的严重的管理主义倾向、对评估技术的过度依赖等缺陷，古贝和林肯汲取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内涵，提出了超越纯粹科学范畴，涵盖了人性、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因素的评估哲学与方法论，这对于我国新管理主义倾向的评估问题的破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第四代评估”理论与高等教育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内在契合
“第四代评估”作为西方最新的评估理论，已经成为国际评估的新趋势，更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全新的评估理论之所以受到如此的瞩目，是因为它与高等教育场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有着内在的契合。
高等教育场域区别于其他场域的关键在于其高深知识为核心的文化资本形态，这一资本形态构成了高等教育场域的逻辑起点。这种高深知识包括个体拥有的主观知识，即认识主体的精神现象，以及社会公共化的客观知识，即可脱离认识主体独立存在的并为社会所共享的实体符号。个体认识主体是知识创造之源，因为社会本身并不创造新知识，而只是对多样化的认识主体的知识进行选择和整合，因此要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创造空间。 [7]
正是基于这一需求与思想，西方高等教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惯习，即基于认识论价值取向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但随着大学由社会的边缘步入社会的中心，政府对高等教育场域的影响力逐步加强，一边是大学的内在逻辑，一边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何去何从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得不面临的课题。西方高等教育也适时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以求得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坚守着政治论的追求，这一价值取向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时期，的确发挥了重要的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日益凸显，一味的政治论取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认识论的冲击，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认识论的意识终于觉醒，虽然回归之路任重道远，但毕竟迈出了最艰难却是最可喜的一步。
从上述简要阐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贯坚守认识论价值观的西方高等教育逐步在回应政治论价值观的要求，而一贯坚守政治论价值观的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向认识论价值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东西方高等教育发展价值取向的适时调整，反映了高等教育场域内外部关系结构的调适，即西方高等教育要摆脱现实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坚守“认识论支配”的同时，适度服从政治论，而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实施政治论的松绑，只有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才能实现双赢。
“第四代评估”理论超越了纯粹的科学范畴，其“响应式的聚焦方式”强调了对利益相关者的“主张、焦虑、争议”的关注与尊重，[8]104 这一理念实际是对场域内教育评估所涉及的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的重视 ，其协商式的建构主义评估策略充分考虑到了各个参与方的利益诉求，这种全新的关系分析理念与高等教育在坚持自身逻辑的同时适时调适其与相关场域的关系的策略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
2.“第四代评估”理论：一种全新的评估哲学范式给予的启迪
西方教育评估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三代评估，即测量时代、描述时代与判断时代。根据前三代评估共性特征我们称其为管理主义评估。而新管理主义评估是某种程度的管理主义评估的翻版，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新瓶装老酒。无论是管理主义评估，还是新管理主义评估，其核心思想是“评估管理”，它是通过各类评估活动实现对高校教育目标、教育手段、教育效果的绩效问责，以达到有效监控的目的。第四代评估则另辟溪径，提出了全新的哲学范式，即强调评估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多元价值的取向，这一范式是评估观念上的一次革命。
我国实施的新管理主义评估引发的诸多问题，实际是一种评估哲学观的反映，如政府主导的严重的管理主义倾向，过于注重绩效结果的工业理性策略，对评估技术的过度依赖等等。为了解决评估的哲学问题，我们应尝试分析第四代评估哲学范式转换的实践层面的背景，任何一次范式转换是因为其范式出现的反常，即“常规科学”中出现了事实与范式的不匹配情况。西方传统评估中的管理主义倾向、价值中立假设以及对评估技术过分的依赖等缺陷是传统评估哲学出现危机的内在原因，在其自身无法修正与改进情况下必须进行范式的革命。
我国要改变新管理主义倾向的评估，促进政府管理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保证场域中各权力主体的话语权，创造有利于“三维一体”的评估机制的发育与成长环境，扭转大学在评估中被动、应付的局面，促使大学主人翁精神的回归，必须对我们现有的评估哲学进行较为彻底的反思与否定，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评估哲学。这将是对我们管理主义评估理念的一次彻底更新，也是为高等教育场域应然惯习的回归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3.“第四代评估”理论：一种创新的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指导
第四代评估作为西方最先进的评估理论，其贡献在于方法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传统评估主要采用的是实证主义取向，实证主义取向的目的是“证实”。这一自然科学上的方法论自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日起，便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因为它看起来“最科学”，最具“真理性”。而其实对这一科学方法的过分依赖导致了一些不幸的结果，正如古贝和林肯所认为的，评估中完全的实证主义取向无法关注“因素的前后关联”、并由此衍生了“不可抗拒的特定权威”、“封闭了评估的其他途径”、“减少了评估者的责任” [8 ]30，而且无法关注到利益相关者的思想与建议。针对实证主义带来的不幸结果，而其自身又无法消解难题、扩大问题域以实现范式的修正与改进，第四代评估提出了全新的建构主义方法论，建构主义方法论主张评估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共同“探索”、“建构”的过程，而非“证实”的过程。
我国教育评估主要采用的是实证主义取向，即强调对评估技术的使用，强调“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与求证，而实际上正如古贝和林肯所分析的，“证实”并没有带来所谓的科学、客观的结果，反而导致一系列“数字游戏”等背离评估主旨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评估存在的问题，除了进行评估哲学范式的革命，必须同时进行方法论的革新，因为每一次科学的发展其核心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科学革命是科学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革命，哲学范式和研究范式（方法论）是范式的“一体两面”，两者有机结合方能相得益彰，才能确保新范式的胜出。
我国教育评估如果要实现大的改观，进行方法论上的革命是关键。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是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协商式的建构与再建构评估。要实现方法论上的突破，首先要改变评估者与被评估者分离的状况，实施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识别，保证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如高校、社会、投资者等相关方的参与。其次，实施评估前期的建构与再建构，即通过多方参与的不断的“解释性辩证过程”，最终将信息整合为一套系统化的“合理模式”。在这里“建构者的信息和本身的成熟水平” [8]100至关重要，在我们进行方法论创新的同时，应以立法形式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建构的评估机制是培育建构者水平的制度保障。其三、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在方法论上更有利于改变注重结果的“求证”评估问题，但要真正实现面向未来的发展性评估，还需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改变评估指标一刀切的倾向，实施不同学校类型和层次的分类评估，引导高校遵循教育规律办学，避免急功近利思想，充分发挥共同建构的协商机制，即通过对话、协商设计高校发展的方案与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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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伊始，生存环境的愈加恶化促使人们不断进行反思与探索，如何改变其现状，从而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的观念逐渐由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转变为顺应自然，从而提出了“生态设计”、“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观”等。同时一系列相应学说不断影响着当下与未来。生态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它作用于环境，城市，建筑，哲学，经济，文化等。而中国古典文化正是最生态的文化，中国古代建筑更加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展现了东方“天人合一”的理念与智慧。其所展现的生态与绿色理念，不断的在影响着当代与未来。
1 中国古代风水学说概念
1.1 风水学说概述
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的民族，在悠远漫长的农耕文明中，我们的先祖有了超前的环境科学意识，他们在漫长的农耕生产中，不得不受限制于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这就促使先祖们对人与自然密切关系进行主动性的认知，从而一切生产活动，都与自然智慧相结合，从而达到最优结果。我们的先祖崇拜天地，日月山川，这种崇拜随着历史的迈进，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在先贤哲学中成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进入中国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成为聚落建设与建筑活动中的重要原则，力求与自然融合协调。
从周代伊始，先祖们已经开始关注人居环境，他们登上高山，走下平地，观察原野与河流，丈量土地观测日照等。这种遵循“天人合一”的意识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园林规划、寺庙建设等方面都不断渗入继承与丰富，从而不断上升成为了中国独特的环境意识。
这种环境意识从古至今不断的被丰富和系统化，而很多的内容却展现在了风水术数上面，从风水术数中我们能去发现这种带有中国古典特色的环境生态意识。
1.2 风水学说在中国古代的发展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极为精粹的一环，这一思想使得风水学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极度重视，达到非常之高的研究成果。在物质上，对于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非常的注重;在心里上也注重人内心对环境的感受。风水宝地的居住模式，被西方称为“东方文化生态”。以中国古代造园为例：古代造园讲究风水，风水术以四灵兽之地为理想的环境，“四灵”具体化为山(玄武)、河(青龙)、路(白虎)、池(朱雀)等环境要素，这种四灵兽之地最终所显现出来的环境就是，房屋的四周山水环绕，水口含和，水道绵延曲折，这种利用风水术所选择出来的环境的确拥有着良好的小气候与生态环境效益。坐北朝南，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风水学建筑理论与处在地球北半球的中国的实际地理位置相吻合。这种环境下有益于建筑的日照、通风、取水、排水、防涝、御寒;同时对于进行农林牧副渔等多种农业生产也有便利之处，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衔接在了一起，使人在对生态进行最小改变的同时收获最大效益，这也是风水学说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在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封建社会中，风水学的应用不仅为先人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还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2 古代风水学说中“理想环境”分析
中国古代先人，崇尚山水神灵文化，产生了昆仑、蓬莱、壶天等“神域仙境”。不论是蓬莱仙境还是昆仑仙境，它们的共同点都是由高大山体、广博海洋水体、岛屿等环境元素形成一种山水围绕的景观模式。高山上有四时花草，高低不同的树木，还有着建筑人居空间，这种布局是在风水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环境”的写照。
中国追求的风水福地，要穴的四周山水围绕，明堂开朗，水口含和，水道绵延曲折，这种环境中有着优良的游赏性、观览性、活动性。绿色植物也在这个“理想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我们已知的保持水土、吸附、过滤灰尘以净化空气、杀菌、吸收噪音、盛夏降温等作用之外，还对人类有医疗保健功能。虽然风水学说只是以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与经验积累为基础建立的，并没有科学的数据来支撑这，但在现代技术发展的今天，中国古代风水学说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和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主题。
3 生态意识在古代建筑中的运用
风水学说中的生态意识，不仅是在“理想环境”上体现，先祖们在城市，村庄，建筑活动中不断的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践行着这种观念。
中国古代的建筑格局都是在顺应自然环境，但因地理区位因素，很难达到理想环境，必须通过人工技术手段，对于不理想的地形也常通过开沟、挖塘、垒坝，比如园林中水池通过凿井，养水生动植物等，来抵挡水质的恶化。还有一些建筑因区位因素不同，不能实现以子午线为基准，坐北朝南的风水准则，于是产生了一些偏转角，但是这些偏转角大都在南偏西30度，南偏东30度之间，各地的偏转范围都与当地最佳朝向范围吻合。这样的偏转，使得建筑与天时相互协调，一方面顺应地形，一方面顺应良好方位，布局非常合理。
“风水林”一般分布在村庄四周的溪流入水口或房屋后山处，或河边湖边，其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减轻旱涝和风灾，调节小气候，同时能有效强化盆地的围合效应。这些建筑设计手段的运用都是风水学说中生态意识的典型体现。
4 风水学说生态意识在当今的构想
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说虽然是基于古代先贤的经验积累形成的学说，并没有各种科学数据做理论依托。风水学说从根本上是基于生态目的选择出的一种最佳的适宜人居住的空间。这种宜居空间是一种最生态的生活环境，其顺应天时、地利、最大限度最优方式的利用了自然能源。此种方式放在今日，可能并不能顺应时展，社会的经济基础也不再是农业，但风水学中的生态意识仍然值得借鉴和学习。在当今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中，生态意识可以指导设计师进行生态设计。从大的方面讲，顺应天时地利，充分利用当地气候与地形土壤等，以做出最优选择;同时利用新兴科学技术手段实现现代生态，例如：清洁能源发电、地热泵技术等。利用环保材料、节能技术等手段使建筑达到最优生态空间。
5 结语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是中国今后发展不可避免、亟待解决的问题。风水学说是经过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淀的智慧结晶，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和所推崇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都值得学习。以敬畏的心去尊重自然，人类才能生存的更久远，以怜悯的心去体会自然，人类才能被自然所接纳，以感恩的心去保护自然，人类才不会被自然所剔除，最终走向毁灭。
作者：顾强 来源：居业 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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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柱式人像柱
论文摘要：原始社会至今,作为建筑承重构件的柱式在满足结构需要的同时从人体形态出发历经了种种演变,其功能也由最初的祭祀、防御保卫等逐渐向视觉上的审美转化。本文追溯了人像柱发展的历史渊源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人类学根源。
一、建筑中的人像柱
谈到人像柱，必言及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建筑精神里，人体结构始终贯穿于建筑设计的理念之中。希腊主流文化的精神是以人为本，尊重人、赞美人，柱式在人文主义文化影响下发展和定型，并被赋予了人的形体。把人体艺术同建筑艺术融合为一体是希腊建筑师的伟大创造之一，这一时期颇为盛行的人像柱和人像柱廊更是别出心裁，体现了古希腊建筑师对人体艺术的崇拜和绝妙表现力。其中被称作“苔拉蒙斯”(telamones)的男像柱，将建筑承重构件雕刻以奋力托住重物姿势的男子形象，承受着外檐的重量，并与其身后的建筑形成空间过渡。此外，以雕刻女性形象来替代圆柱而支撑檐部的女像柱在这一时期的神庙建筑中也十分盛行。维特鲁威认为，女像柱一词来源于一位名叫Caryae的妇女，她因支持波斯人而被罚负重为奴；至于男像柱，维特鲁威认为还找不出其它原因。可见，以人像代替柱子是以表示惩罚或象征力量的方式“进入设计问题”的。除了人体形态的具象表现，模仿人体和量化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在古人看来并不矛盾，因为他们认为，人体的美也是由度量和秩序决定的。源于此，古希腊的三种柱式才打破了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森严感，雕塑柱式显得开朗、明快而富于生机，充溢着青春的美与入世的热情。古希腊神庙建筑盛行的三种柱式(多立克、爱奥尼、科林斯），也与人体相似，好似正确分配的肢体，其生命力令人叹服。
事实上，人像柱并非源于古希腊,而可追溯到史前的非洲。非洲原始部落的住宅中所使用的人像柱表露了雕塑作为一种建筑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其中女像柱多取跪姿，头顶短柱支撑屋顶；相比之下，男像柱则显得硕大而有力。有些建筑则周匝树以木桩为墙，每根木桩朝外的一面均雕刻成十分夸张的女性形象。这些人像柱有些是祖先形象，有些是其它的神，而其作用主要是保护宅居的安全，并非出于审美的需要。中国汉代的房柱虽非具象的人形，但其柱身、栌斗也均含有人像的意向。虽然说作为柱廊或墙壁的人像柱并非像位于建筑中心的雕塑一样具有统领全局的含义，但它也绝非简单等同于柱子或一般的装饰。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考证,无论是柱子的纯粹功能概念，抑或雕刻的美化装饰概念似乎都出现较晚，而当时的人像柱可以说既具有力学的支撑功能，又兼备了保护房屋安全的巫术功能。这与我们今天将柱子上的雕刻视作多余的累赘，甚至会破坏其力学性能的看法大相径庭；被雕镂了人像的柱子不但没有削弱柱子的力学功能，反而因其神性而加强了安全防护的整体功能，将“雕刻”与“柱”二者完美结合为一个互补实用的功能系统。而以上种种现象也令人不禁产生疑问，人像柱的起源究竟是在何时呢?
二、从人牲到图像的转化
人像柱与建筑有着明显的互补关系,作为从属于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代替或加强了建筑的局部功能，与之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满的整体结构图式，二者相得益彰。人像柱的出现有着深刻的人类学渊源，人对神的顶礼膜拜，对神庙建造的巨大热情，始终是推动柱式语言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这种动力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并具有普遍性。
为追求神的庇护和转生来世，人牲殉葬、献祭、奠基这些看似残暴的行为在古代颇为盛行。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房屋遗址下及周围，两千多年来一直流行着埋藏儿童的瓮棺葬，而瓮棺中的儿童和埋在殷墟基址门侧及当中的武士极有可能就是门神最早的原型。无独有偶，这种以人作为奠基、祭祀的行为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上也十分普遍。如在非洲原始社会的城市奠基仪式上，有将杀害的儿童埋在城市的西门一侧作为祭品的记载;古代日本在建桥时，曾将人牲奠祭桥下;古代苏格兰流行以人血来浇铸建筑基础的迷信活动;在德意志、斯拉夫也有此“劣迹”;在加里曼丹群岛上，甚至还实行过用女奴为大房子的第一根房柱奠基的残暴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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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法；哲学；理论思维；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创作实践
1.0前言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要达到科学的高峰，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李约瑟难题”①的提出不仅让我们感到汗颜同时也引发科学界的深深思考，建筑学界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到了近代，我们不得承认“与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属于同一个流源”②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建筑理论是落后的。这种从属于理性范畴的东西是近代西方的科学产物。国内学校开不出理论课，设计者设计出的建筑生搬硬套、抄袭模仿、盲目跟风、千城一面。这些不仅使我国的建筑学陷入了“有建筑无学”的尴尬境地同时建筑中的价值判断也在渐渐失落。
另一方面，国内大部分学校培养的研究生走向工作岗位要直接从事建筑生产，在“掌握了理论也不等于真正的会做设计”的意念下，对于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往往对于理性的理论指导的要求不高。作为建筑学的研究生，掌握建筑学研究方法不仅是研究设计理论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2.0对于《建筑学研究方法》的简单评析
2.1《建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
笛卡尔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建筑学研究方法》就是介绍这样一种最有价值的知识的书。这本书2005年由王晓梅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面向攻读建筑学博士、硕士、学士的高年级学生、专业建筑师、研究教员、景观设计师等所有建筑学相关领域专业和研究人员的一本关于“研究”的实用指南。旨在广泛全面地为上述人员提供介绍性的指导和有效的切入。
作者琳达·格鲁特和大卫·王将全书共分两个部分：建筑学研究的领域以及七种策略研究。
2.1.1建筑学研究领域
在“建筑学研究的领域”这一部分中，第一章首先提书中所讨论的范围：出什么是建筑学研究和建筑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此期间引入哲学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读者站在了哲学的高度上，培养基本的哲学修养③。在研习这本书的过程中，具有了更广博的视野；同时也介绍了这本书的整个框架，使读者心中对本书的体系有了直观清晰的印象。
第二章中提出了“探索体系”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不论从事任何研究活动的认识论，都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这一章中引入了多个研究方法中的名词，如“知识体系”“范式”这两个词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的概念，仍旧把读者带到哲学层面的高度。其中“两分范式”是由朱利亚·鲁滨逊提出的。她认为 “科学”和“神话”可以用来描述两种知识体系，常见的描述两分范式的说法也就是“定量”和“定性”的关系。前者“基于对一些可以量化的现象的掌握”；后者 “基于一些不能量化的证据，可能是文字的、实验的活工艺的”。两种模式体现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下面提出的“三分范式”（如右下图所示）也属于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三分模式包括后证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解放主义。后证实主义建立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自然主义强调“脱离价值取向的绝对客观”，忽视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接下来又介绍了这三种制式体系的质量标准。
第三章“文献回顾”实际上是对目前国内研究生来说，是最为熟悉的一种方法。章节中系统的阐释了文献查阅的方法、用途、通用技巧、查阅资源以及推荐的查阅方法，非常有实用价值，尤其是关于查阅技巧一节，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大量的搜索引擎、相关建筑学网址以及如何使用大学的研究性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第四章“关于方法的理论”，由一个木版画的例子引入“主观思考”和“关注对象”解释了理论的产生。接下来从理论的定义（用特定的信念和价值观说服别人），理论类型（绝对理论和标准化理论），理论规模（有大型、中性和小型理论之分）的角度，比较系统和抽象地介绍了什么是理论。
第五章“与研究相关的设计”是笔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探讨的是建筑理论研究和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建筑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将来会从事“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项目中。本章从一个婚礼的案例出发，详细介绍了一种“生成性设计”的分析研究过程。既从哲学上区分“设计过程”和“研究过程”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承认“设计”和“研究”这两个领域属于人类理性活动的不同区域，同时也力求跨越而这之间的鸿沟。认为研究可以在各个方面支持设计。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中将要重点阐述的七个策略的入口。
2.1.2七种研究策略
第二部分“七种研究策略”也就是从第六章开始，每章介绍一种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介绍“解释性历史研究”、“定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实验性和准实验性研究”、“模拟和建模研究”、“逻辑论证”和“案例研究和综合策略”七种研究策略。每一张都采用相同的结构进行介绍：用一个真实的实例作为导论引出研究方法——研究策略——研究技巧——结论——推荐策略和读物。两位作者旁征博引，运用大量的理论和案例阐述了各种研究方法。第六章“解释性历史研究”一章中，在除上述的研究方法、策略、技巧的归纳外，还多出提到哲学的概念，如“时间”文中提到“一个单独的主题常陷入一个他不能理解的更大的时代精神之中”，这就说明了历史性研究的认知论这个前提。在公共意识和人类个体意识这个论述中，文中提到“公共意识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整体与局部的哲学认识，同时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在“对特定时间中的风格统一性的解释方法”一节中，作者用黑格尔的观念“公共精神以物质形式表达自己”来表达自己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哲学观点。而“哥特和他们作品的研究”一节中实际上对应哲学概念中的群众观点。定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观察为我们所常用。“相关性研究”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章开头也给出了具体的广场的案例，分析多个变量对于一个因变量的影响。相关研究的案例中提到纽曼“可防卫空间理论”其实
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都市实践在深圳的实践项目“土楼公社”。“模拟和建模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的学习中也非常常见，如专业的分析软件eco-tect，清华斯维尔在风环境，日照情况等具体方面都有非常专业的软件。建模方面sketch up，outocad，犀牛等也非常常用。文中提到了模拟危险事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比如印度影片《宝莱坞机器人之恋》就反映到了这个问题。
2.2《建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些章节过于晦涩难懂。书本将所有方法进行了归纳，但是缺少演义，虽然有大量的例证，但都是就题论题，现实中的问题是综合的也常常遇到多种分析方法，比如在婚礼设计中提到了几种分析方法，但是不够系统。尤其是对于“逻辑论证”这些章节应有具体的设计说明。分析人的主观感受。虽然在第五章中提到了POE这套评价体系，但是它涉及的是设计后人的参与和感受。人应该作为设计对象的主题，与环境发生关系。④没涉及到人的感受，正如三分范式中的后证实主义承认的，通常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当研究设计人的时候就不适用了。本书的一些理论是由外国人基于外国的情况提出，具体到分析中国的问题会有空间上的局限性。
3.0《建筑学研究方法》之外的方法
建筑学研究方法为设计研究提供了依据，建筑设计中设计的问题是多方面甚至是多学科问题的综合，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因果关系，也并不是研究好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就能有好的设计，正如“设计与评价”一节中说的：“设计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过程——但学习并不能保证好的设计”。因此，设计方法绝不仅仅限于书中所提到的几大类。赫尔佐格设计的德国高铁纪念公园，是在做了大量的设计和研究之后触动心灵的一刹那的灵感的激发。将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生命形式——树来取代，使遇难者的家属找到情感的物质形式的寄托。这样的设计几乎不可能只掌握具体的设计方法就能做出，更源于设计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天才的想象。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⑤，而且是不可复制的方法⑦。
另外一方面，在不同的时空下，方法也是发展的，不同的时空下，有些方法会出现它自身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尤其是步入后现代的当代，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作为固定的范式。如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新大楼，作为一种“奇观建筑”的出现，“历史不再被认为能对建筑物本身提供确定性的解释，理论也不再能为实践行动提供工具式的辅助”⑦。这恰恰就反应除了方法需要不断的学习，保持一种学习方法的状态时建筑学研究最好的方法。
4.0结语
通过方法，神学，玄学以及建筑艺术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可以休息了。所以吴良镛先生提出“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修养”⑧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而是作为每一个建筑学人都可以并应该掌握的。我们应该相信理论是对实践有重要意义的，这本书激发我们去寻找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转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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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①李约瑟难题是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②彭一刚在《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指出：“分析的方法是从属于理性的范畴的，它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并且又是从西方传到我国的。他和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是属于同一流源。”
③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第98页指出“科学工作者需要有基本的哲学修养”
④Team10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应关心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有“人+自然+人对自然地观念”的公式
⑤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因此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
⑥《诗意的栖居——重读建筑学》第235页：《广义建筑学》中：“艺术的价值在于如何驾驭想象力”技术可以复制，但是艺术是不可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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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皇家园林；离宫御苑；避暑山庄；自然山水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5-0161-01
一、前言
避暑山庄可谓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之集大成者，它汲取前代园林之精华，融合江南园林之风韵，并加以创新，形成独特风格。品味避暑山庄，可从中窥探出中国皇家离宫别苑的历史变迁。
二、清·避暑山庄（康熙时期）
清朝康熙时期的避暑山庄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典型代表。此时，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经历千年的积淀，已臻于富于创造进取精神的完全成熟的境地。
“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是难得的天然胜区，正所谓“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
水系的规划承袭前代，开辟池沼，疏浚筑堤。山区的山泉沿山岭汇入湖中，热河从平原北端导入园内再沿山麓流入湖中，加上湖区北端的热河泉，构成湖洲区的三大水源，湖区出水再流入热河，构成了完整水系。
从山庄的分区来看，山庄可分为大致湖洲区、谷原区、湖冈区、山岭区。各个区的景观各具特色，彼此又互为成景。
从园林建筑上看，与前代相同，山庄在建筑选址上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在富于变化的山水间因地制宜利用自然环境，分别构筑殿宇亭榭、洲岛堤桥。山庄建筑因势而筑，尺度亲切宜人。朝宫、寺观的平面设计采用严整对称的格局，其余风景建筑则随山势而筑，空间既有围和，又有流动。
山庄建筑外观不似秦汉隋唐追求雍容华丽，而是简素淡雅，顶用灰筒泥瓦，楹柱不施丹粉，栋梁不施彩绘，以淳朴素雅的格调为主，使得殿屋轩榭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呈现出恬淡古朴的情趣。
从造园艺术上看，避暑山庄开创性地将北方雄浑粗犷的高岳大川与江南精致玲珑的明山秀水巧妙融合在一起。遍览山庄周围之山，苍穹雄浑，尽显豪壮；而在湖洲区特定的局部空间中，又有仿效江南园林而构筑的小巧之景。两相对比，正是“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思想的一脉相承。
山庄凭借在山峦上筑建筑来增加气势，如在西部山区的若干制高点上设风景点如锤峰落照、南山积雪、四面云山等，使人有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之感。
山庄还巧妙运用了借景、对景等手法。整体上，山庄四周环绕的延绵群山以及期间的奇峰秀岭构成了宫苑的主要借景，是园景得到无限扩展。局部上，狮子沟北岸的远山层峦叠翠，热河东岸和山庄的南面一带多奇峰异石，提供了很好的借景条件。
在组景上，避暑山庄集自然之美与人工之美于一身。整个山庄凭借不饰雕琢的自然山水，加以局部堆山理水、疏浚河湖，自然情趣与人工技巧相得益彰。
另外，山庄充分运用自然植被和人工补植以润饰和创做植物景域，优美的植物景观令人咏赞。
下面就我认为较为典型的几个景点进行分析，来说明避暑山庄所运用的造园艺术手法以及规划思想。
湖洲区水面被分割成大小、形状不一的若干湖泊。由于跨水的水心榭的筑造，下湖和银湖的水面标高不同，落差在桥下形成水幕，生动有趣。澄湖的水面形状东西开阔，由于热泉水温高，而形成了悠悠烟水之意境。
湖洲区面积最大的洲岛是如意洲它四面临水，为使景色不被一览无余，在其东北、东部和东南三面堆有土岗，西面平坦地势上建有临水的建筑群，作居住用。建筑群以轴线上整齐排列的三重殿屋为主体，整个建筑群布置灵活。
总之，清康熙时期的避暑山庄以自然山水为主题，追求古朴恬淡的意境，凝结着中国古人朴素的自然观。它集前代园林艺术之大成，融合江南园林之韵味，代表着中国古代天然山水宫苑的最高成就。避暑山庄将中国的自然山水式园林推向高峰，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也是东方自然山水园林的代表。
三、结论
皇家园林集天下园林之大成，代表了当时园林艺术的最高成就。离宫御苑作为皇家园林的一个类别，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对自然的眷恋与追求。
离宫御苑因借天然山水胜地，充满古朴自然野趣，同时又兼具皇家恢弘雄伟的气魄。它们是是“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者气概，是“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之凝结，又是华夏民族对自然山水的依恋与执着追求。
篇8
关键词:风水术；周易文化；建筑理念；和谐统一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209-02
一、引言
风水，也称堪舆学，在中国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已形成了较完备理论体系，并发展成多个流派。中国风水学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墓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其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的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庙、村落、城镇诸方面。从现代观念来看，风水具有科学和迷信双重特征。风水学中的“相宅术”切合建筑实用部分占主导，实质是对古代建房经验的总结，其中有不少值得肯定的科学成分，并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因此从古到今我国各地的民居建筑中都一定程度运用和体现了风水学的理论。近代学者特别是建筑方面的专家认为“风水是为了寻找建筑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风水千百年来流传不绝，尤其在日本、东南亚等国风水流传极为广泛。日本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后加以改良并运用于自身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中日两国的风水便出现了很多异同点。
二、中日风水文化的共同点
（一）其风水文化皆基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
风水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其根源于周易文化的分支――命理学。《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思想之本、精神之源，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价值的取向、民族精神的形成。因而，《周易》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在古代社会易道是认识自然、处理社会日常事务以及处理国家大事的是非标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基础而世代相传，还流传到海外，如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影响深远并且仍在不断扩大。风水作为周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日本的影响亦如此。可以说，没有易学就没有风水，易学是风水的母体，特别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易学起了决定作用。
风水思想的东传，通常认为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与其他中国文化一起由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传入日本的。据载，在日本的都城建设中，几次大的建都活动都是由“地相”师鉴定而兴建的，如：难波京的建造（744年），天武天皇的畿内都城的建造（681年），元明天皇的平城京（奈良的前身）的建造（710年）等等，均是如此。也有人认为，风水传入日本，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通过朝鲜而传入的。《徒然草》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圣德太子的阴宅风水观，旁证了这一说法。
（二）二者皆具有建筑文化方面的理念
所谓建筑风水，简单的说就是将传统风水中的朴素真理与现代环境景观学互相嫁接、诠释，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中日两国风水信仰的主要目的是相似的，即通过风水，选择最适合人居的环境。因此，建筑方面多采用风水原理。整体上说，中国古建筑由三大理论系统构成，即中国古风水学、中国建筑营造学和中国造园学构成。其中中国古风水学是最重要的部份，体现着人们灵魂深处的生活理想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其风水文化的发展壮大及其运用亦不可小觑。日本的金阁寺、银阁寺都坐落在绿树环绕之中，又有湖水依傍，坐北朝南，完全符合风水学中对建筑选择的标准。亦不愧是日本古代楼阁建筑的典范。
中日在现代的城市建设布局中，也融入了包含生态环境协调统一的风水文化理念，为城市添加自然的色彩，以舒缓高楼林立带来的呆板无趣，因此，美学、建筑学和风水学融为一体，能够充分带给人们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感受。
（三）风水一直在社会上广泛应用
风水术这种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在社会上都流传着。唐宋以来，风水术更是日益兴盛，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很重视选择阴宅和阳宅。近年来，由于客家文化的兴盛，风水文化再度兴盛,也受到政商界的关注和重视，大量民间信仰方面的专家学者们都开始关注和研讨其趋势走向。国际社会也从多方面看到了风水文化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很多国家或地区将风水运用于建筑领域，认为其是建筑的先进理念。据悉，国际社会对风水文化的研究时有进行，如2006年10月在中国江西兴国召开的国际风水民间组织交流会，2007年12月在江西赣州某高校召开的“民间与地域信仰”国际研讨会也顺利召开并获圆满成功，其中有来自日本的一些风水专家与学者。
风水在中国的建筑运用比较广泛，很多地区人们要建屋时都会找风水师观测选址是否风水宝地。中国古代的宫城、园林等都是在风水大师的指引下建造的。在日本，风水在建筑的运用也是如此广泛：日本的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的规划几乎都是对中国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照搬，足见其对风水的推崇和重视。日本家相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相家》一书，许多住宅形式和方位理论的体系均直接参考了此书。近年来，日本学者也撰著有许多风水专著或论文，如，牧尾海著《中国的风水思想――古代地相术概论》、《冲绳岛的风水信仰》，边欣雄著《风水思想与东亚》，三浦国雄、毛纲毅旷合著《风水与城市形象》；冈本著《配合阴阳学的间隔设计》等。
三、中日风水文化的不同点
（一）中日风水是总支和分支的关系
中国风水术是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一部分，而日本风水是中国风水术这棵大树上的部分枝杈，是“东传西渐”的产物，但由于历史的发展，两者又有包涵各自传统文化和原始信仰的独特一面。
中国的风水文化是日本风水文化之母，其传入日本后经过长期的历史培养又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最终发展成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的日本式风水文化.公元六世纪，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传入日本，与一些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阴阳道”。不过当这个名词正式出现在日本史料上时，已经是十世纪的事了。此时的阴阳道已有别于早期的中国阴阳思想，它兼备了占卜、祭祀、天文、历法等等应用，上至国运皇命，下至庶民之事，都可运用其来解释。推古朝的圣德太子就是运用这门知识的佼佼者，笃信佛教的他在制定“冠位十二阶”及服装颜色时都曾考虑到阴阳五行的配合，对日本社会造成了极大影响，从此阴阳师成为热门“职业”，转入全盛时期。
（二）被误解的中国风水与受重视的日本风水
自古以来风水就是中国有关建筑的环境选择，营造方面的专门学问，在传统建筑的设计、营造中，风水判断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历史的作用下其难免掺杂了一些迷信成分，如占卜、算卦、“神道”思想。近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模仿西方，没有用公正的态度对传统学问进行批判地探讨、科学地辨别，而把与西方科技相矛盾的一律看成是封建迷信，加以蔑视甚至抛弃。所以在今天中国风水理论就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空白，这门学问也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放着。
日本风水一直很受重视，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更重视“家相”（阳宅）。现在规划都市都有环境影响评估，过去日本也有这方面的评价。如8世纪初在定都奈良之前，朝廷曾派出官吏、阴阳师、卜筮等选择都城地址。最后相中奈良为都城址，是因为“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圆，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宣建都邑。”古时日本的“阴阳寮”是政府管理风水的组织，风水先生叫“阴阳师”从属于阴阳寮，其职责是“掌占筮，相地”。如今日本许多专科大学的建筑学教授都在研究星相风水，2000多所高校中有110多所大学开设了风水课程。
（三）中国风水影响力大，而日本风水影响力较小却也形成深深的文化积淀
长期被人们视为封建迷信糟粕的中国古代风水术，如今被一些专家引入建筑设计研究。他们认为风水术的内核原来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精华所在，原因是风水术圆满解答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有关问题，以及大规模建设群布局等方面的千古之谜。风水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村落文化是一种“和谐的人居空间”，作为一种人居文化思想，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居住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中国人几千年都在运用风水思想从事建筑，从西安半坡发现的6000年前的氏族部落，到清朝各类皇宫及皇家园林的修建，无不渗透风水思想。而其思想也体现了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性。中国传统建筑，从京城到农村，从皇宫到民居，从道观到寺庙，都建在西南背北的方向。在中国所处的纬度上，冬至时，阳光可以较多的进入室内，有助于提高室温，夏至时，炎热使阳光不至于直射到屋里，因此坐北向南的屋室，可以吸收冬暖夏凉的效果。其建筑借鉴了风水中的几项原则，分别为：系统原则、因地制宜原则、依山傍水原则、负阴抱阳原则、居中适中原则。
日本建筑高度崇尚风水的事实，正表明了日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所在，日本民族在学习中国风水文化的同时，将其应用于民居建设、庙宇建设，力求使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自然的和谐与完美，这也是风水实质“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完美体现。
四、结语
从中日两国风水术在建筑中运用的异同比较，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各自的特点，虽然日本风水有独树一帜的一面，但其思想渊源始终出自中国风水。这一点，日本的风水专家大多也是赞同的。风水学尊重天地，有“天为父，地为母”的理念，西方学者称为“环境伦理学”；风水学认为宇宙大地有追求“人地和谐”、“天人合一”，成为今天社会号召的和谐思想的体现。风水运用在建筑上的和谐理念越来越受到中日学者的推崇，当今也屡屡有学术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当今社会应将古老风水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更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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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M].上海三联书店，1995.
篇9
【关键字】现代建筑技术 仿古建筑应用讨论
中图分类号：G2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仿古建筑的含义
对于何谓仿古建筑，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仿古建筑指在建筑形式上较忠实地模仿传统建筑，并保证建筑外观基本上反映传统建筑的主要特征，其结构、材料及施工技术方面均反映近现代建筑的主要特征，是近现代的建筑作品。仿古建筑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一定的措施达到本质效果。目前，很多人觉得有些传统建筑的形象表现在新建筑上，就认为是仿古建筑。到底怎样的建筑才算是仿古建筑，我们有必要对其作一个定性说明。
（1）建筑单体须存在传统三段式构图，即台基、屋身、屋顶，并且主体建筑的屋顶为传统形式。
（2）三段式立面比例须接近传统建筑比例。
（3）立面外观上不同程度地体现传统建筑结构及装饰风格，或有木隔扇门窗、或有斗棋挑檐、或有雀替挂落、或有彩画灰塑等。以上三条缺一不可，方为仿古建筑。我们不可将带有一点传统色彩的新建筑，或在传统建筑风格上创新的建筑称为仿古建筑。
二、仿古建筑中数字化设计技术
1、数字化设计技术的方法
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只需输入房屋构件、门窗、家具等物体的尺寸大小、形状以及它们的材料属性，计算机便可快速地将这些物体形象真实地体现出来。计算机辅助仿古建筑的设计工作，分三步：第一步：方案构思。从无到有，用设计软件将设计者的构思表现在电脑屏幕上，设计者可在三维空间中直接对诸如轴网、墙体、门窗、天花、地面等建筑元素及室外景观等设施进行操作，将其按照你的意愿“布局”到需要的空间位置去，成为一个三维宅间模型；第二步：色彩表现。首先使用照相的办法对其取景，然后给不同的元素赋予相应的材质纹理，再加上现实中应有的光源、背景及光影处理效果等，即可得到栩栩如生的渲染效果。也可用图形编辑软件，如Photoshop等软件进一步做配景编辑处理。此时如果想更完美的表达设计构思与效果，可采用动画的形式营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察效果；第三步：施工图。方案确定以后，设计软件会按照设计的要求自动生成所需的图纸，并进行尺寸标注、房间功能说明及图片说明等，最终产生一套完整的施工图，并将信息材料存储于硬盘内，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输出。
2、应用数字化设计技术应注意的问题
目前，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有关建筑设计的信息空前膨胀，传统的设计方法已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设计师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关系是一种共同去创造的朋友关系。首先是设计师要有深厚的知识积淀和创作灵感，而后才是运用工具和技巧去实现的问题；灵感表达是否充分，取决于设计师对绘图及制作技巧的运用是否成熟。设计师在接受设计任务之后，首先就必须想出许多方法去完成设计，运用计算机只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解决方法，不能认为计算机是万能的，因为掌握计算机技术与设计师的设计能力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计算机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思维范围，有助于设计师对绘图及设计制作技巧的运用，充分表达灵感，用计算机代替绘图笔无疑是设计工具的一场革命，从而给传统的设计观念带来强烈而又持久的影响。作为新兴的生产工具，已为现代仿古建筑设计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它既可使设计周期缩短，又可模拟设计出手工不能达到的空间环境效果；它既有手工无法比拟的绘图动画功能，又能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中，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仿古建筑设计发展的趋势。
三、古建筑的施工工艺
1、框架结构
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按古建筑形制，一般可采用框架结构、举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及钢筋混凝土与砖混合结构等。利用钢筋混凝土的刚性节点代替木结构的各式隼卯结构。能获得较大的刚度、强度和整体性。提高了其承载力与抗震性能。
面层处理上混凝土梁、柱可采用仿木纹装饰，但大空间建筑的混凝土柱一般较为粗大，难以取得较为理想的外观比例，可采用木质假柱外装饰的方法，使得建筑整体感觉较为秀丽匀称．细节上也较为耐看。
2、砖混结构
砖混结构的优点是造价便宜，但建筑平面布局较框架结构有较大的限制，适用开间、进深、层高均不太大的小型建筑。
古建的韵味体现在细节的处理，现代技术可以为仿古建筑提供较为理想的空间构架，在现代结构的支撑下，很多原来起承重作用的构配件可以转化为装饰的符号，所以设计师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去追求更为理想的尺度效果。
3、木结构
（1）柱
古代木构基础一般用砖或石叠砌，木柱下一般设有石柱础。而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都是钢筋混凝土柱础。柱与基础整浇刚性连接：按古建筑柱底靠地面处塞人石柱础。则会使柱底变成绞支座，破坏钢筋混凝土的整体性，对抗震不利。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时，为保证柱的连贯性，一般对石柱础的处理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柱整体现浇，完工后再在柱利用仿柱础石材，以两半圆环的形式拼接，接缝处用石头胶水粘结并打磨（见图1）。
第二种方法是柱础石凿出比柱直径小50 mm左右的圆洞。将柱浇到平地面位置附近(一般低50 mm处)，将加工好的柱础穿过柱纵筋固定好，并裹塑料膜，这样保护了柱钢筋上下贯通，而且不破坏柱的整体性(见图2)。
（2）梁
木结构建筑竖向构件一般较纤细，水平构件较大，尤其是枋的断面薄而高。用钢筋混凝土仿制时，考虑到扎钢筋的尺寸后，表面不宜按常规粉刷，应采用清水模捣制，对模板制作工艺要求较高．构件拆模后采取修整打磨并刮腻子灰处理。对梁、枋、檩等水平构件，如宽度大于等于100 mm可采用普通双筋梁．宽度小于100 mm时可采取单筋梁。对于非矩形梁可采取加配构造筋处理。而对于外形有弧度变化的月梁等，则可用原木材或石膏模做成阴模浇筑，也可用土或砂做模在地面浇筑．留预埋钢板焊接拼装。当然也可将梁浇成接近矩形．再通过粉灰或包贴木板材做成弧形。
（3）楼板、屋面
对于采用混凝土结构的楼板、屋面板。可按常规钢筋混凝土采用肋梁式平板结构。而要求做露明屋架的部分，宜采用木结构屋架．如采用混凝土应按仿木构件制作。混凝土可采用装配整体式的叠合梁板形式，尤其是檐椽部分适宜采用此方式。更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平板式结构，用膨胀螺栓固定木制椽条或梁、枋。屋顶折板面在整体形成一定弧度时，不必按古建筑采用麻刀石膏，而改用掺粉煤灰、膨胀珍珠岩等强度较好的轻骨料混凝土整形，挂琉璃瓦或筒板瓦也改用混合砂浆粘结。
（4）构件连接部位
在古建筑屋顶部分的梁架，有露明造与非露明造2种，凡露明造(即彻上明造)的，梁架檩木要细加工，并且根据仿古年代做油饰彩绘。非露明造的，做藻井天花，天花以上梁架檩木以粗做，并且不做油饰彩绘。在现代混凝土仿古建筑施工中，如果是露明造者，必须按古建形制，仿做出梁架；檩木及椽子望板，施工难度比较大。如果是非露明造，则上部梁架檩木的设计就可以大大简化，并且可以采取能满足结构要求的各种构造形式。
（5）表面装饰
混凝土枋木结构的表面肯定是要刷油漆的。其主要目的是装饰而不是保护，但是混凝土上刷油漆特别要注意其施工工艺，应在混凝土梁、柱上蒙上粗麻布，再做底灰，然后做油漆，类似于古代彩画“批麻捉灰”的工艺，否则，混凝土上的油漆容易大片地剥落。
【参考文献】
[1]陈永明. 木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组合在仿古建筑中的应用[期刊论文]-施工技术2010,39(10)
[2]李舜.王家民. 谈仿古建筑造型设计艺术语言[期刊论文]-山西建筑2009,35(14)
篇10
关键词：徽派建筑；宏村；传统建筑特色；国际舞台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20—01
随着环境的改变，时代的发展，在这个盲目崇尚外来文化的世界，英伦、德式、西班牙等建筑风格甚嚣的市场下，人们又开始寻求精神家园的重建和回归，并试图对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与建筑艺术有一个新的认识和了解。
现代我们的风土人情越来越变得平淡无奇，失去特色。我们本该特有的风情只剩下了一些淡淡的色调，而如今，连这些淡淡的色调也正在渐渐褪去。我通过实地考察了皖南一带的徽派建筑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在地域性特色浓厚的地区和建筑中还保留着独特的风情，才能自信的登上国际舞台，获得它本该属于自身的认可与掌声。当今环境设计缺乏对比，没有差别就不可能有对比，而差别却在日益消失。
徽州古民居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古代它就成为中华建筑的一个代表性特色，本篇论文就从具有地域性特色受徽派传统文化和优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并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甚至代表了一定时期中国发展的徽州古民居宏村来找寻与论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特色之一——人、住宅与自然的和谐应当作为最本土的特色登上最国际的舞台。只有传承了传统特色才能真正登上国际舞台。发扬中国建筑文化。鼓励当代设计师从本土出发，为本土设计。
宏村在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那些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供水系统完备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宏村从选址、设计、造型、结构、布局到装饰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宏村的选址、布局，以及宏村的美景都和水有着直接的紧密的关系，是一座经过整体严谨规划的古村落。村内外人工水系的规划设计十分精致巧妙，前段时间北京发生重大水灾，暴雨不绝加上排水系统不及时不完善导致多处被淹，最终酿成悲剧，真希望设计师在城区规划布局上能从实际出发，从当地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出发，设计出科学的人性的人、自然、住宅和谐的城市。给人类造福，而不是盲目模仿。专家评价宏村是“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是世界上少有的古代有南湖书院详细规划之村落”。并被称为“中国传统的一颗明珠”、“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史的活教材”。
宏村枕山，北有雷岗可抵御北面之风；环水，东南面有长年不息的山溪河流；面屏，不同季节、不同气候景色各不相同，人、建筑、山水相融，“天人合一”，人在画中游，是人和自然结合的成功典范。几百年前，这里就构建了和谐的社会。
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是宏村区别于其他民居建筑布局的特色，成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大奇迹。
特别是整个村子采用仿生学的“牛”型结构布局，更是被誉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在村落的科学布局中，水在宏村的选址中作用重大。相传宏村的汪氏祖先先后在歙县唐模、黟县奇墅湖村居住，但都曾遭遇火灾。于是举家迁到雷岗山下，鉴于历史教训，宏村在规划时便十分讲究人工水系的安排，并提高预防火灾的能力，后历经400南湖雪景余年、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明永乐年间宏村76世祖汪思齐请风水先生勘定环境，对建筑重新布局，宏村的设计、构造最终实现宏村的缠绕全村的水渠。
首先利用村中一天然泉水，扩掘成半月形的月塘，作为“牛胃”，老百姓称“牛小肚”，当时宏村76世祖汪思齐发现村中有一处天然泉水，冬夏泉涌不息，便三次聘请海阳县的风水先生何可达及族内高辈能人，“遍阅山川，详审脉络”，制订出扩大宏村基址及进行月沼村落全面规划的牛形水系蓝图；然后，在村西吉阳河上横筑一座石坝，用石块砌成有六十多厘米宽400余米长的水圳，凿引西流之水入村庄，南转东出，绕着一幢幢古老的楼舍，并贯穿“牛胃”，引清泉为“牛肠”，牛肠水圳九曲十弯，从一家一户门前流过建池塘，把水引入村中心天然井泉处，以水供防火、饮用、洗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