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全球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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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尽管如英国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注释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中国如何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决定了在新的世纪里中国能否产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能否真正地振兴并立于世界之林。在此，我将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为题展开讨论，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经济全球化，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经济的美国化；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等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中，第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认为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二种观点既全面又最接近实际情况，其表现就是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我认为，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该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说，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注释②

二、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及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近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而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以致被人们所感知并为之震撼，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尤其是上世纪的最后20年，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的浪潮更是汹涌澎湃。注释③

（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

1、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

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本国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封闭经济由于缺少外部资源、信息与竞争，而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静止状态。计划经济体制则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和激励不足等问题，而导致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不管是传统的封闭经济，还是起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由此而造成的各国在经济体制上的趋同，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体制障碍，促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作了物质基础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因

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4、世界范围内商法体系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法律制度环境。

众所周知，主导世界的两大法系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近年来，两大法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互相融合与趋同发展；另外，随着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统一立法活动深入开展，这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统一的法制环境。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贸易自由化

国际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际贸易量迅速增长。国际贸易手段、商品标准以及合同样式逐步统一和规范。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使得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

2、生产全球化

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其商品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并因此使相关各国间的经济关联程度提高。

3、资本流动国际化

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对外资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高速成长导致的国际游资的形成，使得资本流动性进一步加大。

4、金融活动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各国相继放松金融管制，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和退出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拆除了不同金融业务的隔离墙，加快了金融业的整合。自由宽松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加上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连动的统一国际金融大市场。

5、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

当今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6、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得益于两大法系的趋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三、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利是弊、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回避经济全球化只能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落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既要很好地把握它带来的机遇，又要趋利避害，规避它带来的风险。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因素

1、可以充分地利用外资

大量外资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中国外资依存度（外资投资存量与GDP的比重）1985年仅为1.55％，从1995年起保持在20％左右（1997年为24.4％）。另据资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0月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4894个，合同外资7319.1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858.77亿美元，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

2、资本的进入带来了实用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创新精神

以实用技术的进入为例，自1994年以来，加拿大北方电信、美国IBM、英特尔、太阳微、宝洁、杜邦、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等知名公司都相继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或实验室。

3、资本的进入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购并当地企业实现的外资进入有助于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和促进产业竞争，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外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存在劳动力超额供给和劳动力成本普遍偏低现象，外资进入得以安排大量的工资低廉的过剩劳动力从事有效就业，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具有国际分工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业。

5、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

6、资本的进入有利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转型

资本进入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和惯例，大大缩短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时间，能够加快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越开放，其经济转型的进度越快。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1、大量外资的进入容易造成债务负担，可能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如1995年墨西哥爆发了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自1994年2月以来，美国连续6次提高利率，造成了数百亿美元从墨西哥等国抽走流向美国，极大地损害了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稳定。

2、外资进入对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冲击较大

由于跨国资本“无国籍”和无民族认同感，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民族资本的功能。因此，外资的过度进入有可能挤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因而可能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

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属于夕阳产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同时，把夕阳产业带进了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4、跨国资本的进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度，容易给短期投机资本冲击较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造成可乘之机

最明显的例子如上个世纪末发生在东南亚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因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充满了动荡和起伏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变数。

6、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联合国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的比例，1960年是30：1，1990年增加到60：1，目前已扩大到74：1。全球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

7、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跨国公司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以多种形式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的经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家们因此担心，当前权力正从政治家手中转向大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不是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在国家经济的让与方面，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害较大。

四、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20年对外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已深入地融合于全球经济之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应以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对待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应该着重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还须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真正实行政府与企业职责分开，政府只负责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布局与协调，以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要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富有生机、活力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开放、公平、竞争、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

（二）确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与我国现行对外贸易体制相关的外汇、金融、投资等体制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是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突出的表现就是开放性不够。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尽快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其次，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国有民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三，规范进出口管理，完善进出口商品经营管理体制，建立竞争性的投资和贸易体制。第四，强化商会职能，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秩序。

（三）研究和实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和生产力的分配也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更大的动态的调整，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的发展时期。我国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规划时，必须做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其中要着重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提高工业和服务业比重。

（四）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根本转变、逐步实现法治的时期，因此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本国法律保障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加紧修补和完善我国有关涉外经济法规，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的法制环境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

（五）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

当前，我国尤其应该注重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区域合作，注重加强与APEC的经贸联系。要善于从战略的角度去分析，把进入区域化的APEC作为我国进入全球化的一个“试验场”和“练兵站”。

综上所述，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中国应该采取切合本国实际的开放步骤和措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唯一正确选择。

文章注释：

注释①：[英]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注释②：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用曾说过“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是早期的全球化”。对此，本文认为，“丝绸之路”仅仅代表了简单的商品贸易，并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另外，当时尚未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运行的全球规则。因此，经济全球化只是近年以来才出现的现象。

注释③：在“全球化”起源及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学界存在“一阶段论”、“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三种不同意见。本文采“二阶段论”。相关研究见盖世金，张立：《“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参考资料：

1.《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作者：刘吉原载《文汇报》2001年2月20日

2.《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原载《求是》2001年第1期

3.《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和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诚

4.统计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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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影响下，国际商事仲裁日趋国际化和统一化，出现了仲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建立统一协调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对国际贸易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从19世纪末,便开始了以此为目标的努力。仲裁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主要方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仲裁全球化趋势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国际商事仲裁所解决的争议范围非常广泛。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仲裁最初适用于海事争议，以后逐渐扩及到货物买卖及其运输、保险、支付中所发生的各项争议。本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上兴起了各种引进外国资本的形式，仲裁又扩及到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商事、租赁、咨询、工程许可、融资、银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转让等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由此而发生的争议也逐渐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二，世界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日趋统一。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趋于一致的。特别是在1985年6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市场经济各国的仲裁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国家甚至以示范法为蓝本只对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从1985年到现在十几年间，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

第三，有关仲裁内容的国际公约逐渐增多。一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从统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入手，联合国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统一了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条件和执行程序。该公约组织截止到1998年9月己有145个缔约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该公约已经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国际公约之一，也为全球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仲裁领域比较重要的公约还有1961年的《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1965年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1975年的《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

第四，仲裁机构及其仲裁规则、仲裁员的国际化。世界上许多著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修改并制定了具有国际性的仲裁规则，或者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他仲裁机构的国际性仲裁规则，聘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仲裁员，以解决不同国籍、不同法律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国际仲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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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全球化的含义（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

2、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也就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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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刚刚开始起步发展的国家，综合经济实力还相当有限，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问题还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对国家发展成就和经济实力的评估方面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其核心是在肯定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实力评估的新原理、特点，缺乏科学正确的方法，以至于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发展的成就和相对实力。

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实力的评估原理，不仅有利于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而且有利于以客观事实回应“中国”，从而既在正确认识自己中继续切实地发展，又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争取主动。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力评估的新问题

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按美元计算以1.649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进出口贸易总额1.15万亿美元，增长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又上升为第三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连续多年位于世界吸收外资数量之首。

但是，在不同国际比较排名方法中，中国的位置是不同的。根据WEF的报告，2003年中国的商业竞争力指数在世界10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6位；根据IMD的报告，中国2002年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1位。1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根据对国家制造业的微观竞争力排名，中国在多项指标上落后于美国、日本，接近于俄罗斯和印度。如2003年中国的集群发展状态在27位，品牌拥有状态在第24位，企业创新能力在第22位等2。此外，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2002年中国排名第96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国在127个国家和地区和中排名第73位。这些不同排名方法中地位相差巨大的原因显然在于这些方法本身的不同。总体来说，单项指标分析方法对于准确判断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有局限性的，且容易引起误解。

“经济强国指数”研究试图通过经济强国指数国际比较的方法较清晰和较综合地反映中国的相对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分析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提升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一研究的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强盛指数（EP-III）从199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9位，2008年将达到第6位。从1990年到2008年，经济强盛指数美、日、德、英、法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3.4%、11.6%、16.4%、14.1%和13.0%，平均为13.75，而中国则高达57.1%，为前面五个国家平均增长幅度的4.2倍。3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客观事实。这是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综合的经济强国指数评估比单项指标的排名更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实力评估又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各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统计意义。正是这一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各项经济指标的新的含义，特别是在中国国家经济实力和财富积累上这些指标的真实含义。

1、客观认识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在分析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时，有必要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区别，把三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由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方式与出口主体的多样化，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并非这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标志。在中国，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更多体现的是广义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采用“中国出口”的形式，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作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因素都属于外资。在这里，“中国出口”已经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模糊了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的主体意义。1985－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36.2％，高于全国外贸平均增速20.3个百分点。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54.83%。如果按全部外资企业62.5%外资计算4，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4.27%来自外资。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为57.1%，按同样比重计算，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5.7%来自外资。2003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55.2%，而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8.7%。即中国总出口的43.44%是外资利用中国加工出口实现的。5严格地说，只有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生产出口产品而形成的一般贸易，才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其他形式只是部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2、准确评估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产业结构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是不能直接用出口产品结构或国内产业结构来衡量的。这是因为，出口结构是外资企业生产与国内企业生产的综合表现，包括加工贸易在内，都不能直接体现国内产业的结构进步。“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发展了外贸，扩大了就业与外汇收入，但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步影响较小。加工贸易所带动的国内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是有限的，不能在中国形成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当然，如果各类企业的出口，包括合资企业的出口也可能形成对国内一部分产业的拉动作用，但这只有当我国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在国内有较强前向联系时才能实现。简言之，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存在着的“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高达68.9%，用同样的估计法62.5%的竞争力来自外资，则外资企业中机电产品总出口的25.8%是中资贡献的；加上中资企业本身贡献的31.9%，那么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56.9%能力来自于中国资本。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9%，若以上一年我国全部高新技术出口中77%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计算，那么中资企业的高新技术出口只有总出口的6.42%。如果仍按外资在全部外资企业中占62.5%计算，那么在外资企业中外资对高新技术出口的贡献为总出口的13.42%,中资对高新技术出口的贡献占总出口的8.06%，加上中资企业高新技术出口，则属于中国资本在高新技术上的出口能力的只有总出口的14.48%。6

3、定量分析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对引进外资效益的评估不能以全部外资企业的GDP或出口等来衡量。在三资企业的全部经济贡献中，外资需要获得与其投资比例相对应的收益，这一部分既不构成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也不增加中国居民的福利。有必要定量分析外资在什么比重上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从外资中所得到的效益有更具体的认识。截止2003年末实际使使用外资金额中，40%为外资企业，17%为中外合作企业，42%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开发、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为1%。假定在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等几类中，中外资各占50%，则在全部三资企业中中国资本约为实际使用外资总数的60%；再假定中外资收益比同投资比，即外资对中资之比为10：6，则可得所有三资企业赢利的62.5%为外资的收益，仅有37.5%为中资的收益。而且利用外资从合资走向独资正在进一步减小外资的积极作用，2003年当年，实际使用外资中独资占比已高达62.40%，这将进一步增大外资的相对收益比重，并减弱吸收外资对国内技术进步、改造国有企业等直接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简而言之，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宏观上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外资企业的绩效直接等同于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7.22%，但当年涉外税收总额仅占20.86%。7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社会与公共服务，甚至更优惠的服务，理应缴纳相应的税收，但这一数字说明并非如此。

4、辨证看待外资流入的结构提升与国民经济的风险。我国吸收外资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上升期，这既是外资水平提高的新阶段，也是国民经济结构进步困难的新阶段。我们有必要在看到外资结构提升中问题的另一面。在现代知识型服务业中，中国与国际的相对水平差别更大，因而由这一领域开放所可能带来的现代服务业外资垄断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现代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及其高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与各类知识服务业。研发机构进入中国反映了外资对中国市场整体长期发展前景的认同，从而采取了从产品开发到生产制造的全面进入的发展模式。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有利于中国知识型劳动力的发展，从长期看将有利于中国研发力量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研发机构的进入也加剧了国内外资企业与国有、私营企业的人才竞争，增加国内企业的人才压力。特别是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外资研发机构在国内的发展，将形成更多适合于中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使外资企业相对于中资企业具有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增大国内企业走科技创新发展的难度。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往往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以专利技术为载体的成果，这就加大了外资与中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现代技术越来越少采取技术人员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形式，因而国外研发机构在中国科技人员身上所产生的“学习效应”是不能高估的。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将因为研发机构的进入而进一步扩大。这是我们面对外资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所必须考虑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更广义上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5、深入评判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不等于中国引进外资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作用的评价中，必须注意“有产业而无技术”的现象。获得技术溢出效益是吸收外资的一大目的，对外资技术溢出的评价是外资效益评估的重要环节。技术优势是外资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投资的主要优势，这就决定了外资必然是在控制核心技术的前提下使用当地的低成本劳动力。对东道国来说，企图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合资双方签订技术转让的合同，而强制又是不允许的。在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仍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中国并没有通过吸收外资直接有效地大量获得技术，远不如现有产业结构进步本身所显示的那样获得了技术。关于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不能直接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来衡量的。

6、冷静思考中国的制造能力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工场”，即整个生产经营全过程中的加工场。国际分工地位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相对有利性问题，这一问题需要从结构与数量两个方面来看。从结构方面看，需要关注国民经济结构是否会陷入长期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是否会陷入国际分工价值链低端而难以提升的不利处境。由于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深化了。尽管相对于封闭条件产业结构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中仍然处于低层次地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已经不再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准确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投资下，一批先进产业在本国发展起来，使人们不容易看到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不清由本国资本、本国技术主导和控制的产业水平。如果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的生产看作为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就会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这种风险正是在开放中不断积累着。在生产跨国化的今天，进出口贸易及其产品结构事实上并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反映，而在很大比重上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表现。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产业实现了大转移，这种转移是一个历史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阶段性的变革，一次转移所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布格局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中国在这种重新布局中所形成的分工地位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就潜伏着国际分工地位的历史性风险。

7、重新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工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既发挥了中国的优势，但同时又使中国处于国际经济体制中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可替代性很强，市场与分工地位很不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存在着的体制偏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利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摩擦中的不利性根源于国际自由贸易的体制偏向，这一体制的性质就决定了不利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扩大市场在体制上没有限制，而发展中进口国却无法建立新产业成长的抵御机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发达国家进口国的就业问题或传统产业保护而成为敏感问题，并设立了体制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因从未建立起来的新兴产业从而既没有统计事实可以说明市场扰乱、产业损害和就业影响，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力量去维护其成长的必要条件。中外双边贸易摩擦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因为中国承担的是生产、制造、出口，两头在外，而发达国家承担的则是研发、销售和服务等，从而表现在出口阶段的贸易摩擦必然集中在中国。我们有理由指出，限制中国产品出口是与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布局相背离的。

二、国家经济实力评估中的几个观念性问题

在以上评估国力的分析中，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几个重要的观念问题。

首先，外资数量是不是发展的成就的直接指标或国力提升的指标。外资数量的迅速增长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之一，不仅标志着中国更高的开放度，而且意味着着GDP的增长。但是，外资流入中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认同，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认同，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市场前景的认同，表明国际资本更加肯定在中国经营的赢利性，但是外资数量本身却不是中国发展成就或国力提升的直接标志。这一点也与中国开放的阶段相联系。在打破封闭经济为首要任务的改革开放之初，外资本身就是改革与开放的成果。然而在制度的封闭障碍已经被打破的今天，外资的意义却不是外资的数量所能反映的了。

相关的问题是外商独资企业是否中国国力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国综合国力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这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从经济的空间存在上讲，这一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从全球经济增长发展上看，这一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开放效益评估这一主题本身就是关于本国国民在开放中的收益问题，这一主题决定了必须将企业和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加以明确，否则就离开了主题的要求。外资对国民福利的贡献是通过税收（当然还有就业、技术外溢、对竞争机制的促进等）实现的，但是“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很明显，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事实上，只有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有福利的意义。与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国国力，其中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对中国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高估。本国要素的收益是本国国民福利的直接体现，而外国要素的收益则是外国国民福利的体现，即使这些要素存在于本国甚至其将收益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改变其国民属性，因而也不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不在于把外资看作异已力量在观念上予以排斥，也不在于因为外资可以随时撤走（内资也可能流出），而在于从福利经济学意义上明确国民财富与国民福利的真实性。

其次，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当我们不只是考虑摆脱贫困，而是以建设经济强国为目标的时候，必须高度关注开放型体制中的国家安全问题。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解决对外开放中的体制与结构性问题。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各地区发展中的恶性竞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各地关注的是本地的发展，更多是数量型增长和就业问题的缓解，而难以关注国家整体结构问题，或者只是名义上引进了较高等级的产业，而实际上因其外商独资而中国仍然只有廉价劳动力得到利用的意义。因此，必须高度警惕高速发展下掩盖着的国家安全问题。在这里，国家安全问题的特点表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即外资总量发展、GDP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进步，但同时国民所获得的利益却十分有限，相对于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发达国家快速财富积累而言中国的增长中隐含着相对贫困化，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的粗放式投入下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和相对贫困化的。同时，由于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关注国家整体产业结构进步与安全的职能和能力，而地方政府又是引进外资的主体，且在引进外资中忽视质量，使国家在整体上处于严峻的产业风险之中。国家对外承诺的开放底线被打破，地方政府追求的外资数量正在积累着国家整体上的结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中国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与技术，而发达国家也依赖于中国的廉价产品。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相互依赖并不是对称的。正如经济学上分析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区别一样，尽管买卖双方相互依赖，但在不同的市场上各自的地位并不相同。在发达与不发达的相互依赖中，发达国家仍然可能以较高的劳动力价格生产并取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尽管因此而使其相对利益减少；但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可能获得资本和技术实现发展。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相互依赖中的弱势地位和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

第三，如何正确估计对外开放成就与国内条件的关系

26年来中国国力持续增长是改革开放的共同成就，二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与国力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从经济增长产生了要素投入上看，外资流入增大了我国增长的要素总投入，特别是缓解了我国资本短缺现象。但是外资流入的作用也是要通过国内要素的投入才能实现的，正是国内的体制改革为国内闲置生产要素增大投入后创造的条件才使外资可能发挥作用。土地在中国长期不作为生产要素而无偿作用或低效使用，土地批租的改革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农业土地的工业化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农村及中西部劳动力长期闲置，数千万流动人口到沿海外资企业打工很大程度上是新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外资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事实上是中外生产要素共同投入的结果。如果从机制体制上讲，国内更重要的增长因素则是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理论上将外资与内资相区别，说明其共同作用，目的并不在于排斥外资，而在于正确认识中国靠自身力量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进而对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力量发展自己制定更切实有效的战略与政策。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需要更好地利用好国内的资金、市场，实现科技进步，推进涉外体制改革。只有从整体发展成就中更清晰地看到由国内条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为和平发展进行战略调整。相反，如果我们不区分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就可能继续不适当地把外资外贸作为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第四，外资引进有没有成本。外资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确实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分析外资对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分析中仍然必须考虑到中国为利用外资而付出的成本，而不能只看外资企业的产出，而不看中国为利用外资而作出的投入，从而更客观地计算利用外资的成本：

地方政府积极引进外资的原因之一是相当一部分成本不是由其本身承担的。相反还可以从外资的引进中获得本地的收益。因此必须针对目前国内的模糊认识客观分析利用外资的成本。第一，我国向外资提供的税收政策优惠。外资企业与国有和民营企业税收的差距本质上应视为中国付出的成本，因为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条件，外资企业得到了不低于国内企业的公共产品，却提供相对较少的税收，其差额就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第二，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上对外资的让利。由于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对外商提供土地的价格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往往是包括政策的优惠的低价。第三，由外资企业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外部成本。在外资饥渴症下，地方政府往往放弃对环境与资源长期成本的关注，同时也有不少是对外资缺乏监管的结果。第四，外资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成本。我国的社会正在加速进步，但一部分外资企业违反劳动者生存发展的要求，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事实上是在低于合理价格的水平上使用中国劳动力。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政府职能已经等同于一个经营工业园区的公司，这个公司以土地、政策优惠、城市品牌为资源，以外商为客户，以外资为拉动增长的手段，以GDP为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在拉动经济的同时牺牲社会利益，并导致国民财富流失。

三、开放的目标追求与增强真实国力的核心战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发展目标必然也不断提升。与改革开放之初摆脱贫困，冲破旧体制束缚相比，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在一个新的高度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了。这种目标的提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与对外开放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

1、财富积累与相对国力。从数量方面看，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国民财富积累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相对速度问题。对外开放的效益是相对的，当我们取得了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外国资本也获得了收益；当我们解决了就业和温饱时，外国资本获得了财富的积累。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服务业的国际投资特别是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的全球化，包含着显著的财富积累差距的扩大。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是以智力为基础的产业，是高增值的产业，也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发达国家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一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发达国家更大的专业服务市场，从而更快的财富积累，意味着发达国家靠脑力劳动，发展中国家靠体力劳动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强化，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为体制改革释放的潜在生产力和闲置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外，财富的增长一部分来自于不流通要素的流通（对外土地批租），一部分来自于严重压低新增劳动力的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从国外流入的生产要素有激活国内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身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外商国民属性并没有变化。

2、现行增长与发展指标缺陷的性质与原因

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中国真实经济实力的正确评估的问题，产生于统计指标并没有适应经济全球化变化而变化。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封闭经济的理念、方法和指标在统计开放经济或曰全球化经济，从而不能正确体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确切情况。

GDP是基于政治和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或者说是以关税区（包括一国的自由贸易区）意义上而言的产出，而不是以该国国民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主体意义上而言的产出。从统计意义上看，这可能只是一个GDP与GNP的差别问题，但从国家经济实力评估看，却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二者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的原则是：坚决排除不具有实际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准确分离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指标变异（如GDP），采用更加真实反映能体现国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标体系（如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的增加值）。

3、深化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

开放效益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目前的宏观管理模式，即“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具有较高政策权力，在谋求发展成就的过程中，随意进行政策加码，不断降低土地价格。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资源的成本为零（虽然开发需要成本，但批租完全可以收回），而且50至70年的批租收益可以立刻获得，这就有了强烈的引资动力。政策的随意性还严重增大了官员腐败的可能性，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形成深刻的腐蚀作用，这里有巨大的社会成本。

就业创造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在地方政府的许多外资项目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就业。但是，由于引进外资在整体上处于各地相互竞争的状态中，因而降低工资成本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虽然政府并不直接决定外资企业的工资，但这种竞争性的体制本身就为以劳动力成本作为首要竞争手段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农村不断释放出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中国劳动者也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谈判地位。可以说，我们地方政府为外资项目的竞争行为没有有效保护中国劳动者的合理收入水平。

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核心战略之一，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恶性竞争利益外流的体制原因。在我国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需求下，国家体制安排的重点不应是继续放权，而是加强统筹协调，控制事关国家长期利益的重大政策，如土地资源控制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条件应当更多靠改进本地的市场条件和政府服务来实现，而不是靠更大的优惠政策。

4、培育稀缺要素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力增长服从于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利益分配规律，那就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大大增强，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没有变化，国际分工合作的收益分配由各国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度所决定。在这一过程中，以相对很不稀缺的一般劳动力为主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必然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中国上述不利性的根源。

普拉卡什和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8费希尔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9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

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规律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完全适合于经济全球化下国家间利益分配的分析。

国际分工发展史表明，体现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要素始终表现出其较高的稀缺性。新的生产力总是要以新的生产要素为支撑的，而生产力发展的永恒需求和内在动力使新的生产要素表现为稀缺。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决定了后进国家对体现先进生产力要素的强烈需求，从而使这种生产要素因其更高的稀缺性而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

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要素地位是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利益分配地位的基础。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再次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后半期以产业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又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贸易结构不再是国际分工的标志，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其实“分工”（divisionoflabor,或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更多深化为“合作”或“参与”，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刻的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

根据上述要素分工与收益分配原理，中国要改变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相对不利地位，必须高度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要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要素结构上规划全面培育高级稀缺要素。要加大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的投入，不断增加适合知识经济要求的生产要素。要积极推动全球化的经营战略，不断扩大在跨国经营和国际市场经营的人才，开拓国际市场网络，发展跨国企业以适合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要求。

（2005年8月31日）

1WEF，《WorldCompetitiveness2003-2004》。

2世界经济论坛(WEF)《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3参见张幼文、黄仁伟等著《2004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幼文、徐明棋等著：《经济强国》、《强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关于这一估计中用62.5%的依据见下文。

5根据商务部《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计算。

6根据商务部《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计算。

7根据商务部《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计算。

篇5

1、要重视科技发展，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2、坚持改革开放，抓住机遇，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3、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健全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倡导多边自由贸易机制，扩大自由贸易“朋友圈”，主动分享发展机遇和经验，增进民生福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篇7

世界发展史显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曲折、持续发展的过程。据美联储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发表的报告，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共同语言、法律、货币等的出现，英国与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获得了大发展。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美、东亚地区的贸易。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后被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815年一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问世并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其。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补互利的交换格局。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时间里，各国政府对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实施开放政策。但由于来自“”地区的廉价谷物进口使“中心”地区的地主收入面临下降压力，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少欧美国家相继提高关税。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世界出口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1万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长率(约3.1%)；同时，世界投资大幅度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亿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仅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空前扩大。

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据联合国报告，2006年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达7630亿美元，这种资金倒流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开发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流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服务出口额从1984年的3578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额从541亿美元增至3953亿美元。

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少数领域，而现在投资者把投资范围扩散至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金融开放度，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全球经营规模，有助于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发展，但也带来较大风险。

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与世界市场联系增加，全球有效劳动力(经出口加权计算的劳动力)扩大了3倍。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动力与阻力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开放政策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动力。

第一，科技进步导致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及通讯、电脑、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的持续进展，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轮谈判取得了成果，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众多的东亚、南亚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战后历史表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劳动力是一些亚洲经济体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专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印度等规模宏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的发展范例。

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一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内政治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在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目前，世界范围已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议多达数百项。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近期结果与长期效益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将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和群体并未或甚少获益，他们对全球化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态度。

总之，经济全球化这一列车仍将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其动力仍大于阻力。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在可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会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辙。

三、前景与趋势

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将持续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

去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见表格1)，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和无限制发展的几率分别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况下，世界开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银行在《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预测未来25年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全球贸易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扩散效应增强和国际移民持续进行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未来25年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尽管降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仍困难重重，贸易保护主义还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但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仍十分强劲。据估计，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从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7万亿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将从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可望长期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将从世界经济的走向中心，逐步成长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将达3%，高于过去25年的增长率。按2001年美元计算，世界GDP将从2005年35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75万亿美元，其中.增长的近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GDP将从2005年的8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总体收入的同时，收入分配将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未来25年，世界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国家面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全球赤贫人口(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分布将出现重大变化：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显著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第四，随着发展中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未来“全球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和构成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各国社会和全球市场可能产生深刻影响。据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的人数将从2005年的4亿增至12亿。

第五，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将对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压力的同时，也创造新的机遇，从而改变未来全球就业结构。

第六，环境风险将明显增大，从而损害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将带动能源消费急剧上升，相应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据估计，如不采取新技术抑制排放，到2030年，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50%。另外，跨国人员流动和物流的增加，带动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断增加食品需求等，也将加大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压力。

四、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世界经济、各国经济社会都产生双重综合性影响。

从正面看，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减贫。据世界银行估计，1980年以来，世界人均收入增长近100%；1990年以来，世界约4.5亿人口摆脱赤贫状态。

其次，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增加，生产率提高和投入成本降低，导致劳动力消费物价下降、生产增长和工人报酬提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报告，过去25年里，进口品价格下降使发达国家实际GDP和劳动报酬平均提高了6%。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美元计算，全球化使美国每年6DP平均增加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5000美元。国际贸易对美经济增长作用增大。美进口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5%，支持着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岗位；外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提供约600万个就业机会。相反，近几年来，美国会日益蔓延的排外情绪已经使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减少，从而使美国丧失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西方跨国公司从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投资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许多中小公司也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全球化，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

再次，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2000年的3.3%提高到2006年的7.3%，其中东亚和南亚地区持续快速增长，同期年均增长率分别从8%、5.4%提高到9.5%、8.6%。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资金不断增多。世界银行《2007年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FDI净流入额从1998年的170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3247亿美元；同期，汇款流入额从727亿美元增至19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同年官方援助额的3倍。不少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提升产业水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目前发展中国家已有40家跨国公司跨入全球跨国公司500强的行列，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韩国上世纪60年代曾是个穷国，参与全球化使它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目前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0ECD)行列。

从负面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严重挑战。第一，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和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入困境，失业增加，工人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来，美总体失业率下降，但制造业失业状况改进不大，美企业主及高级主管收入大幅增长，而非管理员工工薪增长几乎停滞，这一定程度上与美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流程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离岸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人工作及其工资水平也受到一定影响。据估计，美国外包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4年的54万个增至2015年的340万个；2004年一2009年间，发达国家将把200万个金融服务岗位外包到低工资国家。但不应夸大外包对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美学者研究显示，在当前美、欧失业队伍中，只有4%—5%与离岸外包活动的裁员相关。

第二，发展中国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参与全球化能力较弱、自然资源缺乏的低收入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等的“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与富国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其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发达国家的经贸摩擦增多，经济增长和国内金融市场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着金融危机的现实和潜在风险。其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机制缓解全球化对其民众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或健全此类社会保障机制，缺乏规避风险和缓冲压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很小，无力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全球化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受益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等是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的业主和工人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全球化不仅使发达国家原有的贫富差距拉大，还使不少中产阶级沦为新的贫困阶层。在发展中国家，能适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增长。但拉美、东欧地区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全球化使许多国家贫困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赤贫人口的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21世纪初的47%。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许多问题并非都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合时宜，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问题。第一，全球化进程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其财政基础，缩小其政策抉择范围。第二，支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其总体设计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等国际体系本应以国平等、自由让步为基础，但实际上仅向具有贸易、金融实力的西方强国提供角逐的平台。第三，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物质价值高于其他价值，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对全球化进程缺乏有效管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并危害其民主进程。第五，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缺乏有效的调整机制，而发展中国家则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第六，全球化进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式自由市场模式趋于失灵，给拉美、东欧等国家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第七，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发展不同步，一些西方政客的短视言行又加剧了两者的不平衡，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协调的力度，但当今世界却缺少能够进行高效、民主协调的机制。

五、路径与对策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际社会“拯救全球化”的呼声日高。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各种问题和挑战，让各国、各阶层、各群体更广泛和更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并更有效地规避全球化的风险，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不少国际知名智库、专家、学者在积极探索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持续发展的路径。他们大都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协调合作，从全球范围、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制定出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方案。

(一)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可供选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突出市场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二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发展理念”。西方在拉美国家等推行“华盛顿共识”效果不彰，原因是过于强化市场的作用而淡化政府的作用，大力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忽视社会公平性。“综合发展理念”在东亚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发展理念”主张市场、政府、社区和个人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推崇和借鉴，一些西方专家也承认，“北京共识”比“华盛顿共识”更适合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

(二)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加强公平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际贸易协议不公平，没有充分考虑穷国的处境，没有真正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世贸组织应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框架，实施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助于保证多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确保各国更公平合理地分享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发达国家应增加对最穷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使这些资源贫乏的国家有能力进入全球制成品市场。另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确保社会最底层工资增长的措施。只有在这些改革举措到位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才会使多数国家、群体、个人受惠。

(三)改革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在全球化条件下，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垄断和不公平。二是压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三是知识产权和专利压制了知识传播和应用，延缓了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研发活动。因此，应建立公平的知识产权体制，全面考虑对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实现垄断成本和创新收益间的平衡，激励创新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此外，知识产权体制还应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特点，照顾其特殊利益。

(四)促进资源合理和有效使用。资源丰富本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长期以来却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上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容易被西方垄断集团或国内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三是资源行业的繁荣容易“挤压”其他行业的发展，导致其他行业萧条。另外，西方国家在开采资源方面追求短期利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国际社会应制定行动计划，积极参与采掘业透明度协议，健全产品认证制度，保护合法生产资源物品，切断非法生产的资源物品销售市场，开采自然资源应控制环境污染。

(五)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对世界各国的不利影响日益显著。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至今仍不加入《京都议定书》，抑制了全球气体减排进程。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等国家应尽快加入《京都议定书》，建立公平的体制来制订减排目标，确定实施共同减排的方式和议程，并寻求低成本的路径来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鉴于《京都议定书》对解决全球减排有局限性，需要建立替代机制，也可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

(六)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积极作用。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少利益，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不择手段地追求高额利润的做法，包括出现腐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所在国利益。为了减少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使其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应通过激励机制加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全球竞争法约束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和垄断行为；改进公司治理，兼顾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善相关国际法规，加强对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监管，限制腐败现象。

(七)切实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的外债负担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国际减贫事业的进展。在解决债务危机时，应遵循不附加损害国利益的条件等原则，采取债务重组、适当减免债务及制定国际破产法等举措，确实减轻外债负担。同时，债务国也需在借债方面采取慎重态度，妥善使用和管理外债。

(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特别是出现资金从穷国流向富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极为不利。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大量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加之在交易过程中还要向银行支付交易费，其投资回报极低，无法支付国内有巨大资金需求的项目。如考虑美元贬值因素，发展中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使其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公正性的承诺，并支持全球减贫事业。

(九)改革全球治理制度。现行全球治理制度已无法有效管理全球化问题，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存在着单边主义倾向，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出现“民主赤字”，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要让全球化的好处得到更广泛和公平的分享，须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改革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强国际机构自身的治理，增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加强国际法规的实施，通过签订全球社会发展协议等，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改进IMF等金融机构的治理和监管功能，强化其作为最终贷款者作用。有的专家还建议，应加强八国集团的作用，扩大成员规模，并使之成为全球性问题谈判和决策的新平台。

(十)发达国家应改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相关政策和机制。主要通过国内经济增长、加强教育和培训等措施，帮助失业者寻找出路，而不应将责任“外包”给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应助长.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不应以贸易保护主义阻挡外国竞争。尽可能扩大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获得的好处，同时解决这些不断产生的变化对分配的影响。采取有效政策举措，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扩大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工人从衰落部门转向扩张部门，并确保社会安全网在调整期间充分发挥作用。

提要：经济全球化总是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尽管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效应均是利弊兼而有之，但前者无疑是最大的赢家，而后者则面临更大的挑战和风险。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合时宜和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问题，国际社会需积极应对，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方案，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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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贸易政策和法律在矛盾中求得协调，从而促进了经济活动中统一行为规则的出现，即国际经济法。本文将研究和讨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立法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影响

(一)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发生变化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趋同性发展加快。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使得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经济活动现需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国内法规范也因此加快了与国际法规范接轨。

2.国际法规范逐渐超越国内法规范，占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的管理逐渐弱化，比较明显的一些例子就是，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非关税壁垒措施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一些欧盟成员国甚至已放弃了货币发行权。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法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导致各种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例如，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等，都开始密切地联系起来。以下试举两例：

1.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国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其涉及到投资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和国际待遇等问题。此外，要维护金融稳定势必要完善金融监管。

2.贸易与环境。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给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但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又会阻碍经济贸易的发展，有时环境问题也可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因此，在国际经济法相关部门的立法时，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多边环境协定和各国环境法的有关规则，都将成为国际经济法新的发展领域。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此处，以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力，毋须当事方同意，即可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争端解决机构同意后，胜诉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交叉报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使那些其国内措施违反WTO规则的成员方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可能因其措施不具有合法性而受到经济制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缺陷，如：在解决争端中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何保证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中尊重国家。此外，在采用协商方式解决争议方面、在透明度方面、在司法化方面，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四)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对国际经济法立法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另外，国际贸易法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这就要求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要进一步关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完善的保护。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际经济法立法的影响和启发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更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将国际经济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

1.创造健康有序的国内国际投资环境，并以中国利益为核心，切实衡量对我国的利益标准，避免类似外资转嫁污染的现象。

2.经济全球化将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政府的确在向市场力量让步，其表现就是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弱化。然而，市场经济除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等优点之外，还同时具有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因此，我国应在已有的宏观调控经验上，完善立法，将市场调控与国家干预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法体系

3.经济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目前随着市场的开放，经济领域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出现了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观念的淡化。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在立法时必须考虑，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原则，如何协调国家经济与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

4.中国加入WTO等国际贸易组织，有利有弊，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也必须面对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这就使得我国需要填补立法空白，在趋利避害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与世界接轨，履行中国的承诺和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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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会计的定义。

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西方会计学界一直是从狭义上定义管理会计的,如1958年美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委员会的定义是:“管理会计是指处理企业历史和未来的经济资料时,运用适当的技巧和概念来协助经营管理人员拟订能达到合理经营目的的计划并作出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明确的决策。

2.管理会计在经济全球化下的作用。

全球范围内经济资源的最优置和充分利用的前提是企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置和充分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是社会资源最优置和充分利用的信号机制,而企业管理会计是企业资源最优置和充分利用的信号机制。在全球市场价格引导下,整个社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同理,企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置和充分利用必须依赖于企业管理会计的全球化。如何实现企业管理会计全球化是企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置和充分利用的基本前提。因此,企业管理会计全球化是当前世界各国的企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3.管理会计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特性。

我们知道,在经济全球化的车轮下,信息化,网络化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国际化使企业结构处于分布化与网络状态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能调动各类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成为自主创新主体。企业的内部网、数据库可使所有企业单元获得所需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发挥作用。由于企业决策是由各部门如管理会计、设计、制造等部门的人员参与制定,因而可以充分调动企业各层次、各类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水平。在企业内部,网络成了企业生产、营销、服务、购物、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及企业内部人事、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物资、档案、资料管理等各环节,以及与子公司、合作伙伴、商等联系的主要媒体与实施场所,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实行企业管理一体化。为此管理会计人员可以通过网络收集到国内外有关市场中经济的、会融的、技术的、管理的、物流的、人才的各类信息,并将整理分析过的信息供企业领导与管理人员以及本人工作使用;还可以在网上了解企业各部门、各岗位的人员或单位实施、完成企业有关生产、库存、销售的数量指标与各项技术指标情况,并进行实时监督,以保障企业规则、任务、指标的完成。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管理会计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上存在偏差。

我国在如何对待管理会计问题上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甚至有人对机会成本、本量利分析这类比较重要的概念与方法都全盘否定,基本认识上的偏差十分明显。其主要表现是:对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功能性认识不足。所谓管理会计,实际上远非人们头脑中固有的那种“会计”,它不仅有别于传统会计,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优于传统会计;它不仅是一个会计信息子系统,而且还是一个决策支持子系统和内部控制子系统。同传统会计相比,管理会计并不特别关注如何定期提供具有精确性和真实性特征的会计信息,而是十分强调如何提供兼备多元性、相关性、时效性特征的管理信息;并不特别关注对生产经营的“历史”进行客观描述,而是十分强调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未来”进行科学筹划,可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讲,管理会计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不是“计算”过去,而是“算计”未来。

2.方法上存在偏差。

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会计实际上是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系列技术、方法的集成,而能否正确理解和合理运用这些技术、方法,则是管理会计能否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中得到应用的关键。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管理会计应用问题之所以还不尽如人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管理会计方法上出现了偏差,其主要表现是:(1)习惯于固有的操作程式。管理会计实务并不像传统会计那样具有固定的工作规程或步骤,而是根据企业管理当局规划和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定需要及时进行计算与分析,既无固定的时间与程序,也无固定的格式与内容,干什么、何时干、怎样干等均无一定之规,完全取决于管理会计人员对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进程和管理当局决策意图的准确把握和主动配合。然而,不少基层企业会计人员却总是希望像传统会计那样,有事先划定的条条框框可照章办理,有现成的指标、公式可直接套用,不必跨越雷池,另起炉灶。(2)局限于静态的计算结果。管理会计实务不像传统会计那样致力于单纯计算某一特定指标在某一特定会计期间发生增减变化的最终结果,而是侧重于某一时间序列中或在若干因素的相互关联中,综合解析某一指标的变化规律与变化趋势,主要强调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和结果进行动态观察与分析。可是,不少基层企业人员却仍然停留在像传统会计所要求的那样,每到月末或年终就照例进行结账、汇总、编表,基本上是按照静态原则处理日常会计业务。

三、21世纪下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框架

1.战略管理的应用。

战略管理会计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观念。它的应用首先表现在塑造人的理性思维观方面,能帮助企业高层决策者形成求异创新的思维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战术管理会计漠视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利于企业全方位竞争优势的形成。相反,在战略管理会计模式下,生产以满足外部顾客需要为中心;竞争以企业的内部条件为基础,着眼于形成在外部市场上的相对竞争优势;决策时既要考虑内部因素,更要考虑外部环境状况、市场占有率、客户的盈利水平等等。这一切均要求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及时了解并充分使用外部相关信息,积极地适应和驾驭外部环境,以求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2.综合运用作业成本管理和价值链分析法。

对于处在开放与竞争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拓宽成本管理范围、分析整个行业和竞争对手的价值链,有助于明确自己的成本水平,寻找降低成本的途径。因此,企业对成本应实施战略性管理,从战略高度来探求影响成本的各个环节,既要重视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也要重视与下游客户和经销商的联结,还应了解竞争对手的成本情况,把成本管理看作是一个对投资立项、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实行全方位监控的过程。作业成本管理和价值链分析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企业可以加以利用。

3.实行内部作业成本管理。

知识经济使企业生产模式由传统的以产品产量为中心的大批量生产转化为根据顾客要求进行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相应地,企业成本管理方法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的作业成本管理方法。作业成本管理的战术考虑是:面向市场需求,以顾客定单为起点,把企业生产分解成一系列作业的集合,而将作业活动划分为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两类。采取行动减少或消除非增值作业,对于增值作业,也要尽可能提高运作效率,减少其资源消耗。企业内部每一项作业的消耗仅根据后一项作业的需求量来决定,从而永久性地降低成本。作业成本管理具有从长远角度管理成本的良好机制,它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通过分析作业活动引起的成本变化和强调成本动因,把着眼点与着重点放在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上。作业成本管理最合理的运用是它扩展到生产经营的革新领域,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部分作实质性改进,如简化程序、提高质量和增加顾客满意度等。我国国有企业应很好地利用这一工具革新成本管理,即从单纯降低生产过程中料工费项目的成本管理拓宽和深入到为形成最终产品发生的所有作业的成本管理。

4.建立战略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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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三大特点

(一)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5161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91240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其中只有1998年和2001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和319%。其余年份均有3%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以上的年度有4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2003年和2004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1519%,2004年比2003年增长21%。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自2000年至2004年,世界GDP从32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亿美元,1999年猛增到1086715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近5713%,2000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达到了1387915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年至2003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年底,向GATTPWTO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年5月1日,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个国家、8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2007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协定和NAFTA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

(二)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B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体制之内。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某一国家(地区)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再比如,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IASO)等。其中,IASO目前在世界上112个国家中设立了153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尽管IASO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国家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国际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谈判实力和筹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从事国际谈判的资源、能力和专业谈判人才及其谈判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均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上述这两个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现行的国际补贴和反补贴制度。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无须政府补贴就可以使其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农业方面则处于劣势。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使其农产品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了巩固农业在各国的基础地位,更主要的是为了吸引人数较多的农民选票,所以尽管其在农业科技和投资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仍普遍对农业和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给予政府补贴。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在农业方面无须政府补贴就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但是其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处于劣势,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使其产品具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对某些制造业及其出口给予政府补贴的现象。

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将大大减少。新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将被创造和涌现,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