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3 05:13:5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债务管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篇2
如何核算管理好这些资金，建好维修资金业务账，清楚记录维修资金缴存、使用支取分配，核算资金增值和收益，确保资金保值增值，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同时让广大业主能清晰查询到维修资金账户的余额和支取使用情况，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基础薄弱，缺乏制度规范
收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并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是我国物业维修管理的重大举措，由于制度尚不成熟，有些地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缺乏制度规范，未建立维修资金业务特色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有的账簿设置不规范，维修资金混淆建账，会计核算主体不明确，会计科目随意设置，账户利息收入结算不合理，报表不规范，统计口径不统一等导致会计核算数据失真，很多财务管理措施不能落实。
（二）资金效益低，难以增值保值
维修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由业主在购房时缴存放在代管银行专户。现行管理办法制约限定维修资金申请支取使用率低，造成归集资金数额逐年增加，很多地区大部分维修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于银行，大笔资金闲置，资金效益低，既造成利息损失，也丧失增值机会，难以保值增值。
（三）资金监督不力
维修资金管理部门缺乏内部控制措施，有些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在多家银行开设维修资金存款专户，专户规范管理工作繁琐，有的财务人员工作作风懒散，完全依赖维修资金代管银行进行管理，忽视核对代管银行的收缴、支取数据记录，没有及时核对相关单据，财务监督不到位，风险意识淡薄，财务监督形同虚设，给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容易诱发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增值收益等职务犯罪。审计部门的专项审计未能落实，甚至有些管理较差、内部控制较弱的管理机构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挪作他用，迟迟未被发现。
三、影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因素分析
（一）制度因素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各地维修资金业务发展参差不齐。部分领导只重视维修资金的收缴，轻维修资金的内部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建设缓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财务管理指引细则；《管理办法》规定，使用维修资金须经业主大会双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资金不能随意使用，虽然提升了其安全度，但造成大量资金沉睡，同时，办法规定，在保证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经双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可以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购买国债。维修资金使用和增值的门槛高，业主大会对资金的使用及增值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操作性不强，现行管理办法的制约使得资金提取使用难，资金效益难以提高，大大削弱资金的使用效益，不能满足当前管理的要求。
（二）人员因素
有些财务会计人员是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成立后从其他单位调入的，没有及时更新业务知识，综合业务素质低，特别对住宅维修资金的财务管理缺乏钻研学习，工作随意性大，未能专心学习本行业特色的专用会计核算及资金管理办法，没有充分发挥财务人员在维修资金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再加上各地成立的管理中心都是公益性单位，不存在营运资金的压力，工作人员怕承担责任，公共服务意识低，对维修资金目前唯一的购买国债增值渠道也懒得促成，宁愿大量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在代管银行。
（三）监督方法
专项维修资金业务涵盖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地方建设主管部门、地方财政、审计等各方。在具体的监督管理过程中，首先，业主对维修资金普遍缺乏深入的了解及其非专业性使其难以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监督；其次，管理办法规定，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依法接受审计、财政部门的审计监督，而建设主管、财政部门的监管身份模糊，既管理又监督，领导重视不够，监督乏力；最后，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缺乏透明度，公开力度不够。以上监督渠道不畅通的原因，造成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监督不力的现象。
四、改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基础工作
加快建设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形成维修资金财务管理规范指引，规范缴存、使用支取、分摊、收益分配等业务财务行为，配备专业的财务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同时开发应用维修资金财务管理系统，利用管理系统信息数据与代管银行数据自动对接、核销，实现会计核算自动化，减少人为干扰数据，实现凭证汇总、记账、统计自动化，确保维修资金汇总、统计数据准确，通过互联网向业主提供查询服务，使广大业主能清晰查询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计息收益分配、使用分摊情况。
（二）完善管理办法，拓宽资金增值渠道
2008年实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以来，管理办法已难以满足各地的实际操作。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理论，改进完善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提高资金使用率，适当拓宽资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投资运营方式上给予指引，弥补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和不足。其次，维修资金管理中心财务人员也要增强服务意识，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促进资金的流动性，积极协助广大业主筹划资金的运营投资，实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保值增值，提高资金效益。
（三）建立维修资金监督体系，加大监管力度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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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政企联合办学，教育慈善事业
【正文】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成功，绝非靠某种一技之长、某种先天的优势或某个灵光一现的“点子”，其根本原因是对于家庭、家族、家乡、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某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志在充分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使命感。
同样，一个成功的慈善家，他所追求的成功，绝非把自己经过千辛万苦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像“天女散花”一样“洒向人间都是爱”；而是要借助“善款”，践行“大爱”，播种“大善”，创造“大美”，以成就“大我”的人生责任和人生价值。
在地处湖南省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涟源市，就涌现出了一群这样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如创办全国著名五星级酒店彭年酒店并于1987年捐资429万元创建涟源市立珊中学的“中国慈善第一人”余彭年（原名彭立珊），创办中国重工旗舰企业三一集团并于2009——2010年先后捐资2100余万元重建涟源市茅塘中学（现改名为三一学校）的“中国股改第一人”梁稳根，创办全国优秀乡镇企业五江集团并于1996——2010年先后捐资400余万元扩建涟源市石门学校和斥资900万元设立“雪初教育基金”的“中国保温杯及搪瓷制品大王”肖自江，等等。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纷纷想方设法回报乡梓、回馈社会教育管理论文，并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捐资办学”、“捐资助学”这种为子孙后代“积德”的善举。
为了让企业家们这种善举能发挥长期有效的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湖南省涟源市市委、市政府携手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等优秀企业家精心运筹，积极推动，以“政企联合办学”为总体框架，以涟源市三一学校、涟源市第三中学、涟源市工贸职业中专学校为重点实验基地，以让农村学生也能享受优质的现代教育、促进农村地区教育均衡发展、打造真正的人力资源强市为根本目的，拉开了创建该市农村优质教育长效保障机制和推进该市农村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及人才培养模式深度改革的序幕。经过近两年探索，该市现已初步形成“一企多校”、“一企一校”、“多企一校”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政企联合办学”新格局，初步呈现出“人民教育人民办，政府引路企业参；村校更比城校美，优质教育人人赞”的喜人局面，从而吸引了更多热心慈善事业的企业界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教育慈善事业的共同关注与大力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慈善事业在该市的长远发展。
为什么在中国慈善事业遭遇空前信任危机、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的大背景下，该市的教育慈善事业事业却逆势而上，欣欣向荣？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以梁稳根为代表的成功企业家们，没有把“慈善”当做是“富人对穷人的怜悯”，也没有把“慈善”单纯停留在“报恩”的层面上，更没有把“慈善”作为一种为企业“作秀”的公关手段，而是把“慈善”作为践行自己的人生责任和人生价值的高级生存方式。
梁稳根曾经面对媒体坦言：“当一个人拥有数百万元的时候，这也许是他的私有财产；当他拥有数千万元的时候，这也许是集体的财产；当他拥有数亿元资产的时候，这只能算是国家的财产了。”
2011年4月，梁稳根回访自己捐资2100余万元重建的涟源市三一学校，在与该校全体教师见面时，再次真诚道出自己热心教育慈善事业的用心：“中国的希望不在我们这些做工业的身上，而在你们教育者身上。中国的工业可能二三十年就能赶上美国，但是中国的教育三五十年都不一定能赶上美国；我很喜欢和尊重老师这个职业，希望你们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等。”
正是基于这样的财富观和社会责任感，梁稳根等在捐资办学、捐资助学时，没有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只是把钱捐给某个政府机构或慈善机构任由其支配，去代替自己完成一种“做慈善”的心愿教育管理论文，也没有直接把钱捐给学校或受赠人任由其使用，而是凭借一个成功企业家在成就财富梦想时所历练而成的理性与智慧，以“签订协议”为保障，以“直接控制”为手段，以“产生实效”为条件，以“分期到位”为策略，以“形成长效保障机制”为结果，以“影响其观念，改变其行为，促进受赠群体及周围人群的人格提升和人生进步”为根本目的，借助捐资办学、捐资助学的慈善之举，来完成一个已基本实现“产业报国”梦想的成功企业家向“教育报国”夙愿的人生飞跃。
也正是由于有梁稳根等企业家们这种高远的人生追求作为内因，湖南省涟源市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企多校”、“一企一校”、“多企一校”的“政企联合办学”新思维才有可能变成现实。而对于梁稳根等企业家来说，如果没有湖南省涟源市市委书记王雄、市长曾益民等有关政府官员真心实意、千方百计打造“人力资源强市”的良策、决心和真抓实干的魄力等外因感染和诱导，其捐资办学、捐资助学的善举，就很难以“政企联合办学”的绝佳途径，来实现教育慈善事业的新突破。
那么，湖南省涟源市市委书记王雄、市长曾益民等有关政府官员是如何引导从该市“走出去”的成功企业家们，借由“政企联合办学”的绝佳途径，来实现企业家们所热衷的教育慈善事业的新突破的呢？
这还得从该市由香港爱国侨胞彭立珊先生捐资兴建的涟源市立珊中学的兴衰这个典型案例说起。
涟源市立珊中学由彭立珊先生于1987年捐资429万元兴建于在自己的老家涟源市杨市镇官庄村。1989年7月，工程如期竣工，共建有教学大楼、教师学生宿舍、大礼堂、食堂等七栋大楼，同时还配备了齐全的教学设施，可容纳1200多名学生就读。
在彭立珊先生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爱下，涟源市立珊中学后来又陆续追加投资近千万元,扩建了科教楼、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修缮了学生食堂，建筑面积共达13000平方米，可容纳3000多名学生就读。同时还建立了校园宽带网络和一流的实验室、微机室和语音室。随着办学环境不断优化，学校教学质量逐步提高，曾连续六年获得娄底市高中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十强校”称号，多次被评为娄底市和涟源市“先进学校”、“目标管理先进单位”、“高考先进单位”、“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先进单位”，同时被评为“湖南省园林式学校”和“娄底市示范性高级中学”，一度成为湘中教育园地上一颗璀璨明珠。
然而教育管理论文，在涟源市立珊中学定位为一所以开办普通高中为主的私立学校的办学声誉逐渐鹊起的背后，也许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埋下了日后不可避免的隐患。因为在相距不足5公里的区域内，原本就开办有涟源市第三中学、涟源市第五中学两所普通高中学校，而随着她的诞生和发展，势必形成“三足鼎立”的严峻竞争局面。于是，随着农村生源总量不断减少，三所学校的发展相继陷入举步维艰、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进行恶性竞争（即纷纷高价“竞购”优质生源和低价“抢购”较差生源）的窘境。就拿涟源市立珊中学来说，在2005年发展至生源人数的“巅峰”状态——同时就读的高中学生达2500多人——之后，自2006年起，开始急遽呈现出发展颓势，而发展至2009年，高中学生人数就减至1100多人，而管理人员（没上课的正式教职工）却由2005年的20人增加到30多人，且管理人员工资不减反增（其实际工资是国家规定工资的两倍）。这样一来，学校只能连年负债经营，以致债务累计高达近千万元，且每年以新增债务100万元——200万元的速度递增，最终导致学校的后续发展面临岌岌可危的严峻局面。
眼看彭立珊先生慷慨捐资办学的美好初衷，很可能最终会化为乌有，甚至还有可能招致当地有关人士莫衷一是的诋毁，自2006年起，涟源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开始对当地三所学校的高中办学情况进行调研，并多次以提案、议案的形式呼吁市委、市政府以“资源整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范管理”的策略，对三所学校进行整改。于是，在经过周密调研、充分论证、多方征询合理意见的前提下，2011年1月7日，涟源市人民政府下发了1号文件，将涟源市第五中学、涟源市立珊中学高中部撤并到涟源市第三中学，组建成新的涟源三中；而涟源市立珊中学改办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同时撤销杨市镇太和联校，并入立珊中学，涟源市第三中学的初中部也并入立珊中学。
至此教育管理论文，满载香港爱国企业家彭立珊先生“慈善”之心的涟源市立珊中学的后续发展危机才终于化险为夷。
不过，从涟源市立珊中学以及其他由企业家自发自为捐资新建的学校兴衰变迁的案例中，涟源市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既为企业家们回报乡梓、热心教育慈善事业的拳拳赤心所深深感动和由衷敬仰，又为其因缺少懂教育、懂政策、掌实权的政府主管部门的正确引导和配合而难免陷入“好心不得好报”的“信任危机”而扼腕叹息，于是，以“教育兴衰，我的责任”、“弘扬慈善，我的责任”为内驱力的执政责任感顿生，而以“政府主办，企业参与，多元发展，突出特色”为内涵的“政企联合办学”执政新思路在经过多次深入细致研讨后，迅速成为了该市决策者们的共识，并成为了该市着力打造“人力资源强市”的第一着力点。
正因为该市主导教育发展方向的决策者们的执政观念、执政目标和执政思路，与以梁稳根为代表的企业家们热心教育慈善事业的内在追求，有着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和“英雄所见略同”的共振，所以，当市委书记王雄、市长曾益民趁着梁稳根2010年12月再度回乡捐资办学的契机，把“政企联合办学”的思路和意图和盘托出时，梁稳根立马响应，并代表三一集团率先与涟源市政府签订了为期十年的《政企联合办学框架协议》。
根据该协议，涟源市茅塘中学更名为涟源市三一学校，确定为全日制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由涟源市教育局直管，加挂“市新型政企联合办学实验学校”和“涟源市双语教学实验学校”两块牌子；三一学校校长以面向全市进行公开竞聘方式产生，享受副科级待遇；三一集团董事长拥有对校长人选的建议权和认可权；三一学校的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三一集团承诺，在已持续捐资2100余万元的基础上，每年继续投入200万元支持学校发展，另拨款500万元用于新的基建投入和新招聘的15名教师3年的薪酬，连续拨款10年将至少达到2500万元，经费直接进入三一学校账户，用于教师工作绩效奖励、校长和教师的培训经费及相关基础建设费用；协议还将办学目标确定为：通过政企联合办学和双语教学实验教育管理论文，探索在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南方重方言区，实施双语教学的成功经验和方法，探索农村教育经费政企联合保障新机制，致力于培养双语型、有创新精神、动手及实践能力强，既全面发展又个性张扬的合格学生。
此外，继三一学校按照《政企联合办学框架协议》成功改制且初见成效之后，梁稳根还承诺将新整合的涟源市第三中学和该市唯一的全日制中职学校——涟源市工贸职业中专学校纳入“政企联合办学”范畴，以此与三一工学院连成一体，形成涵盖“小学—初中—高中（职高）—大学”的三一教育体系。梁稳根表示，要通过在农村重方言区地区实施双语教学等教育实验和教改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教育面貌，整体提升一方民众特别是农村孩子的国民素质，让农村孩子从小就拥有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胸怀、眼界和自信。
综上所述，湖南省涟源市的教育慈善事业，从以彭立珊为代表的老一辈成功企业家秉持“回报乡梓”之心、自发自为捐资办学的初级形式，发展到以梁稳根为代表的新一代成功企业家自觉选择以“政企联合办学”方式践行“教育报国”宏愿的高级形式，这难道不是教育慈善事业的一个新的突破吗？这难道不是地方政府淡化权力掌控职能、增强服务社会意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重视教育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吗？这难道不足以作为在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风气下，中国教育慈善事业阔步走出“中国慈善事业遭遇空前信任危机”的社会阴影的一个范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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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农村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
1.1公共管理的含义
公共管理是社会公共机构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活动。良好的公共管理条件是对私人财产权的尊重。而农村公共管理主要指一种相对具体、直接和微观的管理，它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极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1.2农村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
农村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指：大力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突出发展教、科、文、卫生、体等公共事业，让广大农村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他们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活动提供保障；通过农村居民自治，依法管理和规范农村各类组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是农村公共管理的任务。
1.3农村公共管理的特殊性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心骨，公共管理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代表村民利益，凝聚村民意志和力量，坚持科学发展观，依靠科学技术，按照“髙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提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和发展途径，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村域和村庄用地布局规划，实施发展项目，帮助农村居民化解发展风险，解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不断地把农业产业化向更髙的农业工业化阶段推进。同时，要重视民生，努力创造条件，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整治村容村貌，加大教科文卫方面的投人，注重社会主义人文关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使农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
2.我国农村公共管理出现的问题
2.1乡镇政府机构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在我国乡镇政府，财政供养人员过多，乡村两级行政机构积累了过大的行政成本，也积累了严重的债务。乡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农村的基础，自然具备了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其行政机构的设置都逐一与上级对口，对三农的活动制定了过多的约束制度。
2.2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约
农村现行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公共管理实现合理化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乡镇政府和村两委事实上很难对农民提供经营方面的帮助，但我们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村委会对土地只有分配和流转的控制权，这就大大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土地价格高的地方，乡镇政府甚至县政府也插手土地的流转，土地所有权被分割。这种状况的后果之一，是导致村两委班子的权力过大，且得不到强有力的监督，这大大提高了基层公共服务的运行成本。
2.3农村教育体制不适应教育形势的发展
我国农村教育基础软件硬件设施都相对薄弱，为了压缩财政开支，在中西部地K中小学集中办学，虽是义务教育，却没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中小学教育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全额纳人国家和省市县的财政预算。在目前城市化进一步加快的情况下，农村的教育实际上是为城市输出资本，因城市的人力资源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农村来完成的。各级财政都应注重向农村教育的投人，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责任。
2.4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参与不积极。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农民缴纳养老保险金比较困难。目前，家庭保障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基本保障方式，是现阶段农民保障的基础，单一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很难照顾到各方面的要求。此外，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试点摸索阶段，理论准备及实践经验都还不充分，因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没有经国家权力相关审批通过的法律，更没有形成法律体系。
3.如何加强我国农村公共管理
3.1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完善乡镇管理体系
3.1.1进一步撤并乡镇，将国家的基层政权收缩到县一级，农村的政策方针的下达可以不必经过乡镇机构的重重批示和考证，可以节省设立各个机构的经费、工资等花费。
3.1.2淡化农村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功能，真正将农村居民委员会建设成为农民自治的社区组织，让农民以民主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
3.1.3国家对农村的行政控制主要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可考虑在农村社区设立精干髙效的司法机构，就近解决农村的司法纠纷，为农民解决麻烦，为农民干头事。
3.2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
①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提髙义务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②健全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广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③鼓励人才到农村第一线工作；④改善和保障农村教师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健全农村教师培养培训制度，提高教师素质。
3.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
3.3.1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建设，逐步形成城乡公交资源相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
3.3.2推进农村能源建设，引进天然气等新型能源，开展垃圾集中处理，不断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
3.3.3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发展农村邮政服务，积极发挥信息化为农村居民服务作用。
3．4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3．4.1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村居民增强社会保障意识。
3.4.2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即建立起由农民个人、集体和国家共同负担、共尽责任的多主体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
3.4.3建立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我国法定基本社会保障为主体，乡村集体保障和家庭储蓄保障并存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不可顾此失彼。
3.5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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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Palmer兄弟并没有深入规划过未来。他们只是想让公司上市，向公众发行股票，最终抽身而出，坐享其成。但是，迟早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诸如融资（公司的生存可能将会依赖于其融得足够多的资金支持组织成长或战略并购的能力）和环境因素（兄弟俩必须认识到他们可能被任何一个拥有广泛分销能力的大公司击败）等许多问题。
一个恰到好处的财务战略能够帮助像Palmer兄弟之类的企业主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财务战略因企业规模而不同
发展财务战略的办法不只一个，它们随着企业的成长而变化，更复杂的是对于大、中、小或刚建立的企业，战略也要有所差别，这一差别取决于管理的民主度和企业的成熟水平。
对于小型企业及初创企业来说，在这类组织中，所有者身兼数职，既要管理运作、财务和销售又要管理人力和营销。员工很少，所有者往往依赖直觉进行决策。由于合理的决策需要多方位的考虑，因此专业财务知识的缺乏可能会置企业于危险境地。
中型企业比上述企业相对稳定些，但由于财务人员是专门从事财务工作的，因此在财务领域中他们只是擅长统计历史数据却不敏于前瞻。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这类组织拥有丰富的资源致力于财务领域。在经验资深管理者的领导下，组织拥有人力和经验处理关键问题。同时设置专门资金用于制定财务政策、发展财务战略，以促进公司繁荣，最终提升股东价值。
因此财务职能需要和组织一同发展。企业是处于动态发展中的，财务职能必须灵活多变以迅速准确地应对环境因素。持续不断的更新、重审和评估财务战略是控制这一革新的有效之举。
构建财务战略的五层次方法
不考虑规模的话，企业必须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方法精心构建财务战略。这个方法放在一个金字塔状的图表中很容易理解。底层是公司架构和企业计划相关的基本事项，越往塔尖则创新越灵活。这个多层次模型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作为财务职能的蓝图；二是作为发展和维护公司总体战略的参考。
这个模型共有五个层次，每层都有不同的考虑：第一层是关于生命周期；第二层是关于财务数据用户；第三层是基础结构；第四层是资产负债表；第五层是损益表。
第一层：配合企业发展周期。在第一层中，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生命周期，无论和未来情况差距多大，我们都可以先假想企业的退出及所有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譬如：股权投资、企业转售、终期清算等）。退出战略是企业生命周期之止。一个好的财务战略能将当前的运作、将来退出的方式和两者之间的转折点联系起来。
企业领导者还必须通过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来对生命周期进行定期重审：连续性方案到位吗？扩张是计划性的吗？是通过内部成长还是通过外部并购进行的？需要多少资金支持？哪一种融资渠道更好？债务负担有多重？是否需要企业在其他产品和市场上重新寻求定位？等等。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对上述这些意义重大事件的严格时序表。
第二层：及时传递财务信息。企业领导者必须明确财务结果传达的对象是数据用户，数据用户群是会随着公司的发展或是接受第三方投资而扩大。能否及时提供用户所需的数据决定企业的成败得失。财务功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做到平衡始终，以传递准确、及时的信息来满足用户需要。
第三层：界定财务基础结构。财务基础结构必须支持决策（对内部数据用户而言）和财务数据调查（对外部数据用户而言）。财务基本结构也会随着企业一同发展。
因此企业领导者必须关注三个重要领域：财务组织、信息系统和数据流过程。财务组织指的是雇员及其从业工具。这一结构将随着公司一起发展。确保这一发展受控并且考虑周详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领导者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假使等到危机发生时才需要财务组织的话，管理就会丧失发展良机。为了最小化收集和处理阶段的干扰，从而最大化分析效果，企业需要迅速而准确地获得数据并分类记录。当企业成熟时进行这些工作会更困难。毕竟最佳系统和人员组合必须建立在合理预算控制的范围内。资本支出或人员投入的决策也只有在用户使用数据的需要被理解之后才能做出。
第四层：优化资产负债表。在生命周期之初，小型的或新建的企业的所有者要专注于生存和迅速成长。因此优化资产负债表是必须的。发展之后，它需要处理资本管理战略（包括资产和负债）和其他一些能够显示盈利的项目。企业主必须习于资产负债表的操作以确保公司胜任未来生命周期中重大事件的挑战。
对资产负债表中三个具体方面的管理至关重要，它们分别是：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客户会付款吗？如果会，要多久？企业需要明确如果没有客户的回款，企业能顺利运行多久？
存货：供应链出口、采购价、生产变量等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存货变动。客户的交货条件怎样，灵活吗？他们的收货时间合理吗？设计存货管理和会计操作的合理指南可以帮助控制存货及其对现金余额的影响。
应付账款：公司多快能够付款？虽然从理论上讲付款越快越好，但是实际上公司需要尽可能久地持有资金。
第五层：损益政策稳定运营。商业环境要求财务战略既要涵盖财务报表也要有利于稳定运营。稳定运营依赖于财务战略的第五个层次：损益政策。例如：如果小型或刚建立的企业是集资型的话，那么最大化股东财富（可以通过保持股价居于高位来实现）就具有主要优先权。然而取悦股东和企业夯实根基、稳步发展两者之间往往互相矛盾。
了解损益表中收益和支出这两个项目以及两者如何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能为企业的分析和决策奠定扎实基础，提供先起步的优势。
收益项分为两部分：记录项和操作项。记录项是对收益的严格确认和记录，对于上市公司或是融资方而言尤其敏感。操作项是收益政策的实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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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银行作为经营特殊商品——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最显著的特点是负债经营，这一特点决定了风险管理在其经营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何防范商业银行风险，维护商业银行稳健运营，成为了全世界银行业监管的共同话题。本文论述银行风险管理理论与我国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对策与见意。
1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概念
巴塞尔委员会将银行风险分为八类：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率也有了新的更进一步的要求，要求把评估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工作与银行面对的主要风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多少风险就应该有多少资本，风险越大的银行资本就应该越多。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指商业银行为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在业务经营过程中，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其业务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处理的活动以及金融管理当局为实现金融、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要求，而对商业银行风险实施的外部监管活动的总称。
2银行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业务发展和人们对金融风险认识不断加深的产物。商业银行从产生至今，其风险管理经历了资产业务风险管理、负债业务风险管理、资产负债业务风险管理、表外业务风险管理等阶段。其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理方法日益科学。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筛二稿)，至此，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理论已经基本完善和统一，国际银行界相对完整的风险管理原则体系基本形成。
《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1)坚持信用风险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2)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在新协议中，保留了对资本的定义及资本充足率为8％的最低要求。同时，新协议放弃了1988年协议单一化的监管框架，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灵活选择使用，允许银行选择内、外部评级等。(3)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3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银行风险管理权力责任制度模糊，缺少必要激励约束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缺乏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激励约束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权力责任制度的缺陷．是指目前贷款权力的分布完全根据行政级别而不是根据风险管理能力来划分；而激励约束制度的缺陷则表现在激励不足、约束过度时银行信贷人员会选择消极怠工，而激励过分、约束不足时则会选择铤而走险。
(2)风险衡量方面存在缺陷，风险量化体系有待完善
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主要用于银行授信管理和授信业务运作过程。受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我国的信用评级的其他重要作用发挥不够：在信用评级方法上，目前商业银行的做法与巴塞尔银行新框架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在信用评级的组织和程序方面，存在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尤其是在进行风险量化时，计量分析不足，缺乏量化手段；现有量化指标不能体现出行业和规模之间的差别；指标的调整速度和行业风险的变化不协调，使计算结果失真。
(3)社会经济环境有待加强，外部作用加剧商业银行风险
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力不大，社会各界对信用评级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由于信用中介行业发展滞后，已有信用数据库小、覆盖面窄，无法对市场主题的信用级别做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
4加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剧烈的市场动荡，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防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应充分重视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我国银行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应努力防范和化解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金融风险
商业银行应改变传统的业务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以收付结算、担保、融资管理、咨询、衍生金融工具等为代表的中间业务，以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优化负债结构。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也警示我们要审慎地进行金融创新，做好风险管理，通过风险管理使资金得到合理地运用，让更多的人得到便利的融资。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金融政策和法律，用市场需求来检验各种创新业务，商业银行应及时建立并调整其金融创新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风险预防体系以及严格的后续监督机制，保证对创新的业务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避免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商业银行应通过完善其内部评级系统，充分揭示交易对手特定债务的信用风险，为此应对影响交易对手未来偿付能力和履约能力的各种因素及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便全面、真实、动态地反映信用风险的程度，并根据不同金融衍生产品的特性对其进行管理，实行产品多元化策略。
(2)商业银行应加强对信贷风险的管理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波动性较为宽裕的条件下，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较为乐观，往往会低估风险，但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商业银行应始终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位，从预防经济周期波动和外部冲击的角度，充分估计风险，实现自身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应做到一下五点：第一，设立合理的资本结构，扩大资本总量；第二，积极推动抵押贷款证券化水平；第三，尽快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第四，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重视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第五，信用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
(3)改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法
商业银行对风险控制的关键在于提高对市场风险的识别与计量水平，这离不开现金的理论、复杂的软件系统和强大的数据库作支撑。我国商业银行应充分识别、准确计量、持续监测和适当控制所有交易和非交易业务中的市场风险，确保在合理的市场风险水平下稳健经营；商业银行应建立与本行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通过设计合理的信用级别，区别不同层次的风险；商业银行应指定专门部门负责市场风险管理工作，并应当将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与全行的战略规划、业务决策和财务预算等经营管理活动进行有机结合；通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级方法，合理计量风险：随着世界金融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已不仅仅局限于信用风险，还必须加强对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的监控，以及时针对市场变动调整策略规避风险。
(4)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
我国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中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建立涵盖各项业务的全系统的风险管理系统，开发和运用风险量化评估的方法和模型，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进行持续的监控”。①构造合理的内部控制组织架构；②建立完善信息系统和网络管理；③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5)提高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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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财务资金风险
一、国有企业财务风险形成的原因
1．政策、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政策风险指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行业、产品的影响，包括产业政策、利率的变化、通货膨胀等。在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中，商业做为流动不确定组织来给予压制和管理。国家宏观调控中法律和政策往往交织并用，由此带来了宏观调控的稳定性问题，近年来金融政策和财税政策调整就非常频繁，不同行业、产业的市场主体经常要面对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利率的变化有可能会使企业产生债务融资风险，通货膨胀会使企业资金供应容易出现短缺，如果决策不当，将会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
2．企业资本结构缺乏科学规划。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资本（长期负债、优先股、普通股）构成及其比例关系。企业的资本结构决定着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最优的资本结构客观存在时，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即达到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企业采用负债经营方式扩大资金来源已成为许多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高负债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高风险。资本结构缺乏科学规划，造成负债比重加大，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会使企业财务管理的各环节缺乏统筹协调配合，造成企业资金匮乏、资产损失等风险。财务风险与资产的流动性紧密联系，如果企业不能以低于收益率的成本随时获取所需资金，必然给企业带来资产流动性风险。企业资本结构的不合理会导致企业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给企业增加财务负担。
3．财务决策失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财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内容单一、层次较低。尽管优化财务决策对现代企业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国有企业的财务决策并未被提升到企业战略管理的层次上来。一些企业领导对财务决策的认识不够准确，财务管理就变成了以具体经济核算、日常资金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工作。有的企业领导仅仅凭以往的经验，没有对市场进行深入的调研和科学论证，就盲目进行企业财务决策决策，盲目投资，造成企业不良资产过大，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资金风险。有的企业监督制度执行不严格，对财经纪律置若罔闻，财务风险极易发生。在决策时缺乏真实的信息，对决策事项未来变化无法掌握，不能获取充分有用的信息。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财务决策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决策失误使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无法按期收回，造成巨大的财务资金风险。
4．财务管理人员风险意识薄弱，职业道德有待加强。企业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还是资金回收、利益分配等财务活动，都会使企业面临着财务风险。目前，我国许多国有企业还未建立起完善的财务风险预测、预警、防范和控制系统。该进成本不进、该摊费用不摊、该提折旧不提，人为调节利润、未对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调查就盲目赊销等现象在很多国有企业内部普遍存在。一些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缺乏足够了解，风险意识薄弱，认为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由于风险意识淡薄，大量潜亏挂账的现象，人为制造财务风险，致使财务风险时有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财务人员的各种欺诈、违约、投机取巧等现象屡见不鲜。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是降低企业财务资金风险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的良好职业道德建设是事业提升的基石。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违约及债权债务关系严重扭曲等方面，这些都会降低企业信用度，使企业的经济合同履约率和偿债能力降低，影响企业生产的正常运营，造成资金占用过量，加大了企业财务风险。
二、国有企业财务资金风险防范的对策
1．提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和企业领导者的风险监控意
识。为防范财务风险，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在科学的管理理念指导下，认真分析研究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企业财务管理环境，根据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企业生产经营特点，调整企业财务管理政策，制定多种应变措施，通过科学的流程设计来实现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从而提高企业对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降低因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思想是先导，有什么思想就有什么行动。人始终是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而在人员思想上存在的风险，则是最大的风险。目前，财务风险突出集中于人财物管理上，具体为：重要工程建设方面的风险、重大资金支出方面的风险、重要人事任免方面的风险和大宗物品采购方面的风险。国有企业领导者也要加强风险意识，将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健全企业的风险监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流程，优化风险监控制度，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的财务风险进行有线监督。我们要大力开展风险防范教育，切实提高防范廉政风险的意识。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加大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险的力度。落实岗位职责，建立科学有效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坚持从严执纪，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对风险防范的保障促进作用。
2．健全财务组织机构，注重财务风险管理的系统性。对一个国有企业集团而言，要实现对整个企业财务活动的有效监控，必须有健全的、科学的、具有较强执行力的财务组织机构。国有企业应成立财务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企业经营管理各职能部门的职责下设各专业风险防范小组，通过不同层面制度的设计，形成了互相牵制的管理体系，制定与企业愿景相适应的战略目标，保证企业的各项财务符合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企业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企业还要建立财务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分析评价潜在的财务资金风险可能对目标实现产生的影响，对需要进行控制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企业规避财务资金风险。财务资金风险的防范和管理是一项系统化的工作，它需要企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当企业全体成员将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目标分解到各自的实际工作中时，并通过工作流程、制度、考核等反应到他们的实际工作中，他们就能用明确的职能来保障目标的实现。总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当前国有企业财务资金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它对规划企业的财务资金风险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细化财务内部控制岗位作业流程。为防范国有企业财务风险，企业必须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尽量采用定量计算及分析方法进行决策。对各种可行方案要认真进行分析评价，从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财务内控岗位职责作业流程要以IS0标准格式编写，岗位标准流程的编写应以熟悉业务的骨干为主，并吸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同时企业管理人员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选择财务风险指标，测定平均值为风险点，并且通过财务指数进行量化。
4．加强财务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应控制风险因素，预防风险的发生，对内应该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减少因交易对象违约、投机取巧等给企业带来的重大损失。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培养会计人员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规范他们的职业行为不可缺少的环节。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要恪守这道底线，最主要的是必须自觉做到“五个坚持”：第一必须坚持学习和修养；第二必须自觉坚持廉洁自律；第三必须坚持依法规范用权；第四必须自觉坚持接受监督；第五必须自觉坚持履行双责。会计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灌输道德标准和敬业精神，把职业道德教育融进每一名会计人员内心，培养实他们事求是、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
总之，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财务资金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正确评价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正确分析和防范财务风险。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分析的原则，这样才能到防范企业财务资金风险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
参 考 文 献
[1]宋金良．浅议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J]．经营管理者．2009（17）
[2]徐春荣．浅析企业财务风险的预防和控制[J]．南方论刊．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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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战后，日本企业经历数次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与日本企业在发展中形成的科学的企业伦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主要内容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以“忠”为主线的集体主义;以“和”为特征的和美主义;以“责”为取向的责任主义。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价值为最高取向，坚持诚信的基本规范，保持企业伦理建设的中国特色。
“企业伦理，是指企业内部成员所形成的某种伦理观念、历史传统、共同价值准则、道德规范和生活观念等，也就是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向心力、创造力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总和，以及渗透在员工劳动行为中的行为动机、道德心理和道德意识等。”战后，日本企业经历数次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与日本企业在发展中形成的科学的企业伦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日本的企业伦理思想进行认真分析、借鉴，对中国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日本的企业伦理思想
(一)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
今天的知名日本企业，在成立之初普遍面临着人才匾乏的问题，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日本企业树立了以员工为本的管理理念，也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伴随着这一理念的确立，日本企业走上了成功之路。这些企业的成功，为其它企业树立了榜样，言传身教之下，其它日本企业纷纷效法，普遍把人本主义作为一项基本的理念，这一理念渐渐转化为日本企业的首要伦理规范。
日本企业普遍认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而人是最宝贵、最值得尊重的要素。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形象地说，“人才资源就如同宝石的原矿石一样，原先并不起眼，但经过磨制就会成为发光的宝石。”按照他的说法，每个人事实上都具有优秀的品质，企业应该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发现和发掘这种优秀品质。松下的这种人才哲学是松下企业伦理的思想基础，同时又不断丰富着松下的企业伦理。
日本民族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儒家传统的民族，儒家文化讲究“合”，强调一统，这造就了日本民族的合作精神和团体意识。企业家们把这种团队精神应用到企业管理上，在实际工作中从各方面切实做到肯定、认可、关心、支持员工，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同时员工与企业间保持着较为深厚的血缘关系，对企业坚守忠诚、有着很强的归属感。这种双向力使得日本企业成为真正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日本企业为了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和企业的凝聚力，在制度方面，通过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制、企业风险分担等一系列的制度，减少职工在职业、职务、收人等方面的不安全感，提高职工的合作精神和团体意识;在内部管理上，讲究方法，如:采取不过分表扬个人成绩，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等手段，加强集体管理和集体效益;在绩效考核上，注重对员工所在的团队的考评与奖惩，很少将指标细化到员工个人。日本企业和员工结成的这种同舟共济关系使企业和员工变成了利益整体，员工和企业在这个利益整体中同成长、共进步，也正是这种伦理思想的渗透、感染和激励，使日本企业成为生机勃勃的市场主体。
(二)以“忠”为主线的集体主义
受儒家、佛家思想浸甚久的日本文化有着浓厚的忠孝观念。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使其在企业中自觉地忠于上级，服从上级，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上级的人格魅力，也不是因为上级的强制命令，而是由于其效忠对象的地位及其命令对于实现集体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对集体的效忠使日本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在日本人看来，集体的目标是最高的，个人及子集团的目标必须严格服从于集体目标，当集体有着明确而系统的目标，并且该目标对所有人都有意义时，个人与集体的同一化将会变得最为强烈，人们将用关涉到集体目标的强有力和持续不断的行为来实现对集体的忠诚。对员工忠孝观念的培养，贯穿于日本企业成立和成长的全过程。企业在发展中会引导员工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职工与企业共存共荣。日本企业文化中所表现的集团生活制度，就建筑在忠孝文化上面，企业一般都会抓住各种机会向职工灌输个人与企业休戚相关的思想，培养他们忠诚于企业的意识。企业会让它的员工相信，任何个人对他所属的团体都负有重大责任，个人对集体应负的责任是没有止境的，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表现如何，都必须承担整个集体的荣辱毁誉，员工们唯有团结一致，工作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这种群体力量和效应，又反作用于企业，形成良性互动。个人忠于企业，从企业中获得利益，企业给员工以照顾，换取企业的发展和利润，这种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日本企业伦理的显著特征。
(三)以“和”为特征的和美主义
科学建立在对规律的正确认识上，日本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就在于它能够对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发展规律进行准确把握，在对规律的把握中实现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在员工之间的关系上，员工们相信集体的效用，认为只有通过团队的力量才能把自身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员工与员工之间形成了团结、互助、互帮、互促的人文氛围;在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上，企业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理念，员工们则有着强烈的以“忠”为主体的集体主义观念，两种观念的互动将员工与企业捆绑成一个利益整体，双方为了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而齐心协力;企业视诚信为立企之本，格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用有形的规则和无形的道德共同规制企业与企业间的经济行为，企业之间有失诚信的案例鲜有发生;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上，日本企业普遍重视对社会的回馈，力所能及地奉献社会，自觉地将企业使命与履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许多企业都有向慈善机构捐助的传统，他们将慈善捐助作为回馈社会的直接方式，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作为对社会的最好回报。另外，日本企业普遍重视环保，积极开发清洁、节能、高效的产品，努力实现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进。团结互助的员工关系，互相尊重的劳资关系，诚信为绳的企业关系，积极奉献的社企关系，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和美图景。
(四)以“责”为取向的责任主义
履行社会责任是日本企业伦理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维护和实现股东、员工、社会三方面的利益;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促进所在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繁荣;遵纪守法，保证经营的公开和透明性;把企业发展同造福人类、保护环境、建立循环经济统一起来。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对日本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树立有着奠基性的影响。涩泽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写出《论语与算盘》一书，在书中，涩泽颠覆了传统观念中“义”与“利”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商人只要取之有道，其“求利”行为就不会违背先贤古师的圣训。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认为一个人既应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也应有“商”的才干和能力，只有士魂而无商才，充其量是纸上谈兵的说客，但是离开道德的商才又是吝音、奸诈的商才，不是真正的商才。所以，很多企业都把产业报国、履行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使命。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设立在海外的日本企业，都把企业的价值诉求放在奉献社会，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赢上。正是由于日本企业的这种定位，才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更好地促进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二、日本企业伦理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一)坚持以人为本，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日本企业家把“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企业越是竞争得激烈，人的因素就越显得重要。“人”在他们的经营理念中被归结为最重要的资源。例如，大金工业株式会社在遭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企业经营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力争做一个能够保证雇用的公司”这一宗旨，通过限额招工、内部转岗、员工再培训等措施，稳定了员工队伍，实现了企业和员工的和衷共济。日本企业普遍注重对员工的感情投资，并把这种投资潜移默化在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中。每当员工取得出色的成绩时，领导都会给予庆祝;每当员工个人或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时，领导和企业都会出面帮忙解决。通过人文关怀，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让员工觉得企业就是自己的家，这样就使员工自然而然地融人企业的整个团队中。
中国企业，不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官本位思想，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都自觉不自觉地以“领导”为中心，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能否得到尊重，主要取决于领导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在企业改制，或受到外部大经济环境冲击的背景下，不尊重员工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雇主和员工之间有失诚信的案例并不鲜见。近年来，有的企业也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引人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但是，这只是条例和制度的照搬，是低层次的引进，仅仅是搞好企业建设的外壳，有的甚至只是为宣传或应付上级的需要而进行的作秀。老子曾经说过，“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员工没有感受到企业的“真心”，也就不会报企业以“实意”，只要企业没有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员工对企业的主观认同就远远不能得到充分调动。
(二)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企业的最高价值取向
社会是企业成长的土壤。从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再到商品销售，企业的每一个运营环节都与社会息息相关。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本着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高质量、高效率地生产产品，将服务社会、造福大众作为企业的最高价值取向，那么，社会和消费者就会以愉悦的心态接纳企业，为企业的进一步成长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企业也就拥有了更大的市场潜力，企业与社会将在这一过程中双向得利;相反，如果企业在发展中只注重眼前的短暂效益，就势必会造成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线行为，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负面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过很长一段以高投人、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这固然保证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企业寅吃卯粮，过早地消耗掉了企业在后期发展中才消耗的资源，超出了社会的可承受程度，这条道路，既不符合发展的规律，又危及人民的切身利益。但是，这条道路在很多人的心中是一个很难绕过去的情结，“先破坏后补救，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在口头上被大加批判，在现实中却大行其道。特别在GDP崇拜没有被完全摒弃的背景下，地方相关职能部门对企业环境指标大开绿灯，而失去正确价值取向的企业，为了企业的一己之利，毫无节制地向社会索取各种优质资源，排出的却是对环境起破坏作用的废物。这些企业，一旦遇到社会危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等变动，都会被毫不客气地淘汰。中国企业要避免目光短浅所带来的尴尬，在企业的价值取向上，应该自觉主动地把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在对社会的奉献中实现企业的价值，这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立企之道。
(三)确立诚信的基本伦理规范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市场经济呼唤诚信，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信用性、契约性和国际性等都需要诚信的支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占有市场份额，获取商业利润，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得成功。企业有兴盛与衰落、成功与失败，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凡是效率高、效益好，搞得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是信誉比较好的企业。日本的知名企业，十分重视商业信誉，把商品的品牌，企业的声誉视为生命。这其中不乏有技术先进、品质优良、服务周到、营销灵活等企业生存发展的诀窍，但核心问题是取信消费者，是诚实守信。
历史地讲，中国是一个以诚信立邦的国家，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最重要的规范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优秀的诚信道德思想的传播和熏陶下，中国逐渐形成了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行为评价标准，以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转型时期，由于体制原因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企业失信的现象。企业失信，不仅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混乱，而且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我国当前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商业信用缺失、金融信用缺失和消费信用缺失、中介信用缺失和政府信用缺失等几个方面。据报道，“在我国市场交易中，由于信用体系的缺失，使得无效成本占GDP的比重至少为10写至200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而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确立诚信的基本伦理规范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四)在博采众长中保持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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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纠纷,急需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明确划分和适当分配。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可以分为四类,其中最重要的是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的各方当事人之间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对理财产品应实行“监管分业,产品混业”的管理制度,理财产品的品种不宜过多,应推出标准化的理财产品。银行在理财合同中设定的终止区间,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认定是无效的。在理财产品的质押问题上,应通过行政法规来弥补《物权法》的不足。在理财产品的诉讼中,只有在银行有过失的情况下,才对理财产品的亏损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应修改《商业银行法》,将理财业务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
关键词:理财产品;信托;质押;终止期间;诉讼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是指商业银行针对特定目标客户群开发设计并销售的资金投资和管理计划。银行接受投资人的授权来管理资金,投资收益与风险由银行与投资人按照约定方式享有或承担。
近年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06年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只有1100多种,到2007年达到了3052种,2008年则达到了4400多种。(注:2008银行理财产品创新与风险管理论坛实录.(2008-11-20)[2009-01-25]./2008/11/2018302827224.shtml.)然而,在理财产品迅猛发展的同时,对理财业务的基础法律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引起了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因此急需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明确划分和适当分配。本文在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理财产品中出现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分类
我国商业银行现在推出了4400种理财产品,给投资者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厚厚的产品说明书和艰涩的专业术语,更是让投资者无法区分良莠。对现有产品进行合理的分类,是确定法律关系的基础。笔者认为,对理财产品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分类,但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财产品应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是指商业银行按照约定条件向投资者承诺支付固定收益,银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投资风险。在这种产品中,投资者没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投资者购买了这类产品,就意味着与商业银行签订了一份到期还本付息的理财合同,并以存款的形式将资金交由银行运营,银行在固定期限里,将募集资金集中并开展投资活动。该类产品通常会取得比同期存款高的投资收益,适合对理财产品不甚了解但希望在本金安全的基础上获取保守收益的投资者。
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是比较传统的产品类型,商业银行将筹集的资金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低风险产品,是风险最低的银行理财产品。商业银行也可以将自己现有的一些业务转变成理财业务,比如可以将现有的优质贷款、信托产品转变成理财产品,根据这种资产的期限和预期收益情况,确定所发行理财产品的期限和预期收益率,然后向投资者出售理财产品,用募集的理财资金购买原有的贷款或信托产品。在这一模式下,银行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利差收益让利于投资者,而换取了资产的流动性。
(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是指商业银行根据约定条件和理财业务的实际投资收益情况向投资者支付收益,并不保证投资者本金安全的理财计划。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是商业银行面向投资者推出的“风险与诱惑并存”的理财产品。该类产品在2007年取得较高的收益之后,2008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很多投资者放弃了原先的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而选择了此类产品。
此类产品目前还未形成完善的产品系统,已经出现的产品有以下几种:
1挂钩类的衍生产品:该产品与一些指标相挂购,所挂钩的标的物五花八门,比如利率、汇率、股票波动率、基金指数、商品期货价格,甚至天气等。产品实际收益情况与存续期内所挂钩的标的物成正比(或反比),挂钩标的物越高(或越低),产品收益率越高(或越低)。这类产品是国外商业银行推出的产品,我国的商业银行是用理财资金来直接购买此类产品。
2银信结合产品:商业银行虽然不能直接进行股权性质的投资,也不能发行信托产品,但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产品,将投资范围拓展到实业领域,当然风险和收益状况要视投资管理人、项目本身、企业资质等而定。
3银基结合产品;这种产品是商业银行与基金合作,发行理财产品,再由基金进入证券市场,突破了商业银行资金不能投资证券的法律限制。
4“打新股”概念产品: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理财产品,银行用理财基金申购新股,待股票上市后即抛售,赚取一、二级市场的差价。此类产品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发展迅速,一度占到了银行理财产品的40%。但是,这种产品也不一定全部盈利,在2008年就出现了上市开盘价即跌破发行价的股票。在当前低迷的股市中,首次公开发售(IPO)已经停止,此种产品必须在股市起稳后才有市场。
5QDII基金:QDII是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首字母缩写。它是在一国境内设立,经该国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境外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它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发行的QDII产品,主要投资于港股和美股。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04月18日了《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QDII基金做了规定。
(三)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是指商业银行按照约定条件向投资者保证本金支付,本金以外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并依据实际投资收益情况确定投资者实际收益的理财计划。这类产品在保证本金的基础上争取更高的浮动收益,投资者在存款的基础上,向银行出售了期权收益权,因此可以得到普通存款和期权收益的总收益。这种策略可以以小博大,投资者最多也只是输掉投资期利息,以一笔门槛不高的投资,便可以参与诸如商品市场、海外资本市场等平日没有途径进入的领域,有较强的吸引力。
(四)商业银行承销的理财产品
商业银行有着丰富的客户资源和良好的资信,所以很多机构都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誉来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承销的产品有基金产品、保险产品、国债、企业债券等等。
商业银行在承销过程中的作用相当于证券市场上的承销商,收取固定的承销费用,不对产品的风险负责。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商业银行承销此类产品提出批评,认为银行有出售信誉之嫌。
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中的法律关系分析
在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中,各方当事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界定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才能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处理好因理财产品而产生的各种法律纠纷。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有多种看法。在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并未对此问题进行界定,但中国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就《办法》和《指引》答记者问时,却有如下说明:“《办法》和《指引》明确界定了个人理财业务是建立在委托关系基础之上的银行服务,是商业银行向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个性化、综合化服务”。(注: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就《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答记者问.(2005-09-29)[2009-02-05].law-/fzdt/newshtml/21/20050929221655.htm.)
笔者认为,银监会将理财产品界定为委托关系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不同的理财产品中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笔者根据前面的分类,分述如下:
(一)在固定收益理财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
投资者购买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之后,银行负有还本付息的义务,投资者享有收回本金并取得利息的权利,这与储蓄的性质完全是一样的,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的这类业务属于资产负债业务,不属于中间业务。“在提供债权债务类理财产品时,形成了事实上的表内负债。因而商业银行通过个人理财产品募集到的资金属于银行负债的一部分,其资金的操作属于资产运用,从整个银行层次上看,个人理财业务的资金资产与其他资金来源与运用一样,计入资产负债表,成为资产负债表内业务”。(注:胡云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性质与理财行为矛盾分析.上海金融.2006,(09).)此类产品中银行要承担全部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银行就必须用自有资金向投资者还本付利,影响到银行自身的金融安全。
对此类产品的最大争议是保底承诺问题,有人认为保底承诺违反了我国的现行法律,担心银行利用此种理财产品变相高息揽储。一旦银行将理财产品转化为利率更高的准储蓄产品,就相当于变相突破国家利率管制。在一片争议声中,中国银监会在《办法》中还是允许商业银行销售固定收益理财产品。为了防止银行变相揽储,《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无条件向投资者承诺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率。商业银行向投资者承诺保证收益的附加条件,可以是对理财计划期限调整、币种转换等权利,也可以是对最终支付货币和工具的选择权利等。总之,只要设定了条件,哪怕是一些无所谓的条件,就可以销售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这实际上是银监会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在此类产品的审批方式上,银监会也表现出了犹豫的态度。在《办法》中,银监会规定此类产品实行审批制,商业银行必须事先向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批,而其它类别的产品则实行报告制。从这样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银监会对固定收益类产品持谨慎的态度。原因有两个,一是担心商业银行变相高息揽储,形成恶性竞争;二是担心理财产品经营不善将会危及商业银行自身的金融安全。这一规定出台之后,引来了不少批评之声,银监会办公厅于2007年12月11日发出通知,取消了关于固定收益理财产品的审批制,改为报告制,也就是说目前所有的理财产品都实行报告制,没有实行审批制的产品了。
(二)在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
对于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银行要对资金进行封闭式运作,理财资金自始至终不能与银行资金合并。不同期发行的同一种理财产品也不能合并,每一期必须单独核算,单独运作。银行必须保留全部的投资记录,并应当向投资者公布投资信息,允许投资者查询。在期满后,计算出每一期产品的投资损益,确定投资者享有的分红或应承担的亏损。此类业务属于银行的中间业务,理财资金不能并入表内,在整个理财过程中,理财资金必须保持独立性。
在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运作模式中,商业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投资者基于对商业银行的信任,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按照投资者的意愿,以商业银行的名义,为了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投资,这些行为完全符合信托的构成要件。
将此类产品规范为信托,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信托法原理调整和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我国已经有了《信托法》,我们就可以运用《信托法》来解决此类产品中出现的法律纠纷。
(三)在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一种有担保的信托关系
此类理财产品的运作模式与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是一样的,每一期的产品必须封闭式运作,以确定盈亏,因此,此类产品也是一种信托。当这期产品有盈利时,投资者就可以取得收益,这与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分红方式是一样的。银行作为受托人,本来是不对理财产品的盈亏负责的。但当这类产品出现亏损时,银行就必须承担全部的亏损,向投资者返还本金。为什么在出现亏损时银行就要负责呢?笔者认为,在此类产品中,银行既是受托人,同时又是保证人,银行对信托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保证投资者收回本金;因此,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一种有担保的信托关系。
(四)在商业银行承销理财产品时,商业银行与理财产品的发行机构之间是委托关系。
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只是一个承销商,收取固定的承销费,并为投资者办理结算。商业银行是以理财产品发行机构的名义来销售这些产品的,投资者与理财产品的发行机构之间产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商业银行不承担法律后果。这样的销售方式完全符合委托的构成要件,理财产品的发行机构是本人,商业银行是人,投资者是第三人。因此,商业银行与理财产品的发行机构之间是委托关系。
商业银行在承销理财产品时,有责任对产品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对产品提供者的经营管理、市场投资、风险处置能力进行有效评估,对双方权利义务和风险责任进行界定。如果商业银行在承销产品时有虚假不实的陈述,导致投资者受到损失,商业银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往往弄不清银行与产品发行人之间的这种委托关系,完全是相信银行的信誉才来购买理财产品的,所以一旦出现损失,投资者往往要求银行承担责任。在美国雷曼兄弟MINI(迷你)债券纠纷发生后,有很多投资人要求承销该债券的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当然,银行只要尽了自己的注意义务,是无需承担责任的。
三、当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中存在的若干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建议
(一)在理财产品的监管方式上,我国应实行“监管分业,产品混业”的管理制度
我国的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当前,我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推出了各自的理财产品,信托投资公司原本就有类似的理财产品。三个监管机关分别出台了理财产品的管理办法,而这些管理办法互不相同,有很多矛盾和对立之处。但实际上这些理财产品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运作方式也是大同小异的,产品之间是互相融通的。“现在银行的大部分理财产品投资于各种证券,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这些理财产品的复杂程度与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银行储蓄产品,已经远非我国基于‘分业经营’的‘分业监管’体制所能有效管理。”如果禁止银行理财产品进入证券业和信托业的话,绝大多数理财产品就不复存在了。
短时间内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会有所改变,对发行理财产品的主体是由三个监管机关按照各自的行业进行监管,而理财产品又必须混业经营,因此短时间内我国对理财产品实行的是“监管分业,产品混业”的监管体制。
(二)对从事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的主体资格应作必要的限制
中国银监会在《办法》中并没对从事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主体资格做出规定,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任何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外资银行)均可从事理财业务,而且银行的分支机构也可独立从事理财业务。实践中就出现了以下这些问题:一些地方商业银行和信用社把理财业务当成了高息揽储的手段,不顾自己的承债能力,超额发行理财产品;一些商业银行没有理财人才和经验,盲目地发行理财产品;一些外资银行将境外的理财产品直接在境内销售,境外产品受金融危机影响,引起了投资者的巨额亏损。笔者认为,理财业务是一项风险很高的银行业务,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适合从事理财业务。中国银监会应该制订出一些具体的标准,按理财产品的种类向商业银行颁发理财业务许可证。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规定从事固定收益类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的条件
对从事这些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主要应当考虑其偿债能力,应对总资产、净资产、未清偿的理财品的余额占净资产的比例3个指标做出限制。
2规定从事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条件
重点应当关注商业银行是否具备理财的能力、理财资金运作的独立性以及以往的理财业绩。对以往业绩不佳,经常出现负收益的商业银行就应当取消其从事此类业务的资格。
3规定从事承销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的条件
能够从事承销理财产品业务的商业银行不宜过多,应当比照《证券法》关于承销证券的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承销短期融资债券的规定确定。
经过这样的限制,理财业务会往大的商业银行集中。
在理财产品的发行和申报主体上,笔者认为,应以商业银行总行为发行和申报单位,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只能是经办机构,不能独立地发行理财产品。这样有利于解决当前理财产品发行过滥问题。
(三)关于理财产品品种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推出的理财产品达4400余种,大部分产品是从国外引进的,有的银行甚至直接购买国外的产品。当前商业银行还在不断地推出新的产品,理财产品已成泛滥之势。在众多的理财产品中,有的产品设计极不合理,本身就蕴藏着风险隐患。因此,当前急需对理财产品的品种进行规范,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理财产品的投资方式应当简捷易懂,国外复杂的理财产品并不适合中国的投资者
当前国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大多数不具备自我投资的能力,所以理财产品的设计应当考虑投资者的知识水平,不能推出一些过于复杂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操作方式应当让普通的投资者一看就懂,而且不能生歧义。商业银行也不能给产品起一些带有误导性的名称,对一些专业术语也应当解释清楚。国外的一些复杂的理财产品当前并不适合在中国推出,银行应当根据中国投资者的特点有选择地推出国外的理财产品。
2中国银监会应当确定一批标准化的理财产品
中国银监会作为监管机关,应在现有的理财产品中,根据实际收益情况,确定一批标准化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在发行标准化的理财产品时,不需再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可以直接发行。
3商业银行发行标准产品以外的理财产品,应当事先报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批准。
当前理财业务全部实行备案制度,中国银监会事先不做任何审批,但是有的理财产品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旦出了问题社会影响力非常巨大。有些产品根本就不具有投资价值,投资者不可能获利。中国银监会作为监管机构,必须对新产品的开发进行审批,只有获得中国银监会的审批后,商业银行才可发行新产品,成熟的新产品转化为标准产品。
理财产品的种类不宜过多,笔者认为总量不宜超过1000种,这对投资者和商业银行来说已经足够了。
(四)关于触发终止区间问题
在许多银行理财产品中,都设置有“终止区间”,当理财产品的净值低于区间的最低值,或者高于区间的最高值时,理财产品就会被自动终止,商业银行会自动平仓。比如,中国民生银行在2007年10月发行的一款名为“港基直通车”的QDII产品,该产品于2007年10月30日正式起息,产品期限1年。民生银行在合同中规定,当产品净值高于等于118%上限或者低于等于50%下限的时候,该产品将会被清盘终止。该产品在2008年3月18日净值恰好亏损一半,触碰到了产品规则中的下限,该产品在亏损50%的情况下被动斩仓,民生银行将清仓结算后的资金返还给投资者,投资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损失50%。投资者在接到民生银行的通知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各种形式表达不满,产生了很多过激行为。
笔者认为,设置终止区间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商业银行的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应予取消。理由如下:
首先,区间的上限剥夺了劳动者的投资收益权。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投资收益,无论这种收益有多大,都应当归属于投资者,商业银行无权剥夺投资者的收益权。象民生银行所设定的118%的上限,在牛市中只要两个交易日就可达到,之后还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其次,区间的下限剥夺了投资者挽回投资损失的机会。商业银行设置区间下限的目的,是担心投资者的投资全部亏光,设定个下限投资者至少还能拿回50%。但在股票市场中,一时的投资失败并不代表永久的失败,股市中没有永远的熊市。只要股市好转,就有可能挽回一些损失。商业银行强行平仓后,投资者再也没有挽回损失的机会了。
再次,在终止期间的设定上,投资人和银行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当理财产品触及到终止期间时,银行可以强行平仓,提前解除合同。而投资者在理财产品封闭期间却无权提前解除合同,不能提前收回投资,投资者的资金丧失了流动性。权利和义务如此不对等的约定显然是无效的。
最后,理财产品的强行平仓会引起股市的动荡。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往往非常巨大,商业银行在强行平仓时,要在短时间内将巨额的股票抛入市场,这必然会引起股市的动荡,导致股价进一步大幅下挫,平仓的损失也会更大。
(五)关于理财产品的质押问题
商业银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绝大多数不能提前回赎,对少部分可以回赎的理财产品银行要向投资者收取不菲的违约金,违约金也阻止了投资者回赎。当投资者有紧急资金需求时,能否用理财产品向银行质押贷款,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实践中,有一些银行针对自家发行的理财产品配套了相应的质押贷款业务。在1500多只银行理财产品中,有98只明确表示可以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为质押物,办理质押贷款手续。主要集中在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
上述银行虽然可以办理理财产品质押贷款,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尚未明确银行理财产品可用于质押,银行一旦接受质押,其质押权将可能无法得到法律保护。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银行的质押权无法得到法律充分保障,既无法对抗司法机构的冻结和扣划,也无法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银行理财产品是持有人对银行的一种合同权利,既没有权利凭证可以交付,也没有特定的管理机关可以登记,设立权利质押将无法满足依《物权法》法理对质押的公示要求。
笔者认为,允许理财产品质押贷款已是大势所趋,理财产品具有特定性、可变现性,符合《物权法》规定的权利质押的要求。实际上当前的法律障碍也并不难解决,《物权法》第223条规定了可以出质的权利范围,其中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在短时间内无法修改《物权法》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理财产品可以用于质押贷款,并对质押当中的具体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关于质押公示问题,笔者建议在中国银行会的网站上设立专门的公告区,公众可以上网查询。只要在指定的网站上公告了,就可以对抗法院的司法查封和执行。
理财产品作为一种可质押的权利,并不限于在发行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质押。如果能够建立起理财产品质押的登记和公示制度,商业银行完全可以接受它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作为质物。
当理财产品持有人到期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商业银行可通过行使质权以实现债务清偿。在债权类理财产品中,商业银行同时作为产品持有人的债务人,可通过抵消权的行使满足债权,并将余额退还产品持有人。在信托类理财产品中,作为理财资产的管理人的商业银行,可对理财资产折价以清偿债务。
(六)关于商业银行破产时理财产品的处置问题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美国雷曼兄弟等几家商业银行相继破产,其所发行的理产产品也成了众矢之的。美国雷曼兄弟发行的MINI债券,在香港已经引起轩然大波,并且波及到中资银行。所以,在商业银行破产的情况下,理财产品如何处置就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笔者认为对理财产品应当进行区分,不同的理财产品应有不同的处置方式:
1对固定收益类和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处置方式
在这两类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投资者可以作为债权人申报债权,按普通的破产程序进行清算。
2对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处置方式
此类理财产品属于信托性质,理财产品具有独立性,不能归入商业银行的固有财产。根据《信托法》第16条的规定,当受托人破产时,信托财产不属于清算财产,而应单独进行清算。
3对商业银行承销的理财产品的处置
在此类产品中,商业银行只是个承销商,只要商业银行不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商业银行就不对承销的理财产品承担法律责任。当发行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破产时,投资者应向发行银行提出申报,由发行银行进行处置。所以,在美国雷曼兄弟MINI债券风波中,香港的很多投资者聚集在承销MINI债券的商业银行,要求这些银行赔偿损失,实际上这些银行并没有赔偿投资者损失的义务。
在理财银行破产的问题上,还存在涉外问题。我国商业银行购买的国外的理财产品越来越多,一旦出现MINI债券这样的突发事件,国内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当如何应对,值得探讨。在MINI事件当中,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在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的次日,香港证监会对雷曼兄弟在香港运营的四家公司发出限制通知,禁止美国雷曼兄弟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处理投资者及公司的资产并且不得将公司款项转出公司。与此同时,香港交易所于9月16日开市前暂停了美国雷曼兄弟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在证券及股票期权市场的交易权利,并宣布该公司为失责人士。当日收市后,又暂停了美国雷曼兄弟期货亚洲有限公司的交易权利、连通HKATS电子交易系统的权利及期权结算所的参与者资格。这些做法都有效地在本区域内保全了投资者的利益,值得我们借鉴。
(七)因理财产品而引发的民事诉讼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非保本浮动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近来出现了大幅亏损,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也越来越多。在现有的案例中,法院绝大多数时候判决商业银行胜诉。
理财产品出现亏损后,商业银行往往将责任归咎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投资者对此并不认同。以某银行的一款QDII产品为例,该理财产品亏损50%,而香港恒生指数在此期间只下跌了30%,该银行大大跑输了大盘,用投资者的话说叫“割肉割到了地板上”。投资者由此认为该银行作为代客理财的专家在投资能力上存在缺陷。
出现上述情况后,银行要不要承担责任?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银行就是信托中的受托人,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理财结果,银行都不对盈亏负责;另一种意见认为,银行作为理财专家,理财能力理应高于普通投资人,在跑输大盘的情况下,只能说明银行没有尽到职责,在扣除系统风险后,银行应对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意见,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是一种信托产品,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不应当对投资者的亏损承担法律责任,否则就违背了信托制度的基本原则,因此法院判决商业银行胜诉是有依据的;但是,商业银行并不是永远可以免责的,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商业银行就应当承担必要的赔偿责任:
1理财业务不符合准入制度
这种准入既包括主体的准入,也包括产品的准入。比如,产品应该办理审批或备案的,商业银行没有办理审批或备案就发行产品。
2理财业务违反了现有的操作规范
为了规范理财业务,中国银监会了一系列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一旦商业银行违反了这些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就要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在解决理财产品的纠纷时,除了要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之外,还要看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如果银行未能履行监管机关设定的法定义务,就可能导致银行承担更大的民事责任。
3理财财产不具有独立性
在信托类理财产品中,商业银行必须独立建帐、独立管理,商业银行不能将理财财产与其固有的财产相混合,也不能将不同的理财产品相混合。在理财合同中未有约定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将理财财产与其固有财产进行交易,也不得在不同的理财财产之间进行交易。
4商业银行没有理财业务的完整交易记录
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应当保存理财业务的完整交易记录,并且应当定期地向投资者报告理财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如果商业银行没有这些交易记录,理财财产的亏损就没有了依据,所谓的亏损就成了一个黑洞,那么只能由商业银行承担亏损责任。
现实中的情况是,商业银行很少向投资人通报理财的交易情况,只是在理财产品到期后拿出一份盈亏报告,中间的交易过程投资人一概不知。投资人即使到法院,也拿不到原始的交易记录。更有甚者,有个别的商业银行根本就没有保存交易记录;所以,在举证责任上,应当采取倒置的方式,法院应当要求商业银行提供交易记录。
5商业银行利用理财财产谋取不当利益
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只能按事先的约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有的银行也称为“管理费”),不能谋取其它利益。但现实中出现了以下几种违法的情况:
(1)挪用理财资金,用于其它经营目的;
(2)隐性挪用理财资金,比如将理财资金当成质物进行质押;
(3)与客户分享投资收益,比如在“打新股”的理财产品中,有的银行要获得30%以上的投资收益,这种约定是否合法,值得探讨。
6误导性陈述
商业银行为了推销其理财产品,在书面的宣传材料及口头的推销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误导性陈述。比如,对投资收益的预测,商业银行往往按最佳的条件进行预测,得出的是最好的一种收益结果,但实际上这种最佳条件是很难出现的。投资者往往相信银行的信誉,认为银行预测的收益结果就是他们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
银行工作人员还存在代客填写风险揭示书的情况,如果投资人没有亲自填写风险揭示书,就不能了解理财中的投资风险,法院就可以
认定银行没有告知投资风险。
(八)立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