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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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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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证券市场税制是相与证券市场行为主体或其行为有关的税收政策、制度及规定。税收制度、政策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1994年我国金融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以来，随着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作为规范证券市场内容之一的税收制度，如何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完善，积极支持和正确引导证券市场的发展，已成为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税收政策的评价和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初步设想。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现状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制主要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营业税3种。

（一）股票交易印花税

股票交易印花税是对股票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征税。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证券转移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

我国最早于1990年7月在深圳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当时是出于稳定股市及适度抑制投机氛围的需要，其税率规定为对卖方征千分之六，当年的11月23日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千分之六，此后不久又因市场的变化调整为千分之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开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定为千分之三。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转让的交易双方各征千分之三的印花税，由交割单位代扣代缴。1997年，为抑制投机、适当调节市场供求，国务院作出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决定，自5月10日起，将印花税税率调整为千分之五。1998年6月12日，国务院又作出决定，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为千分之四。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也就是资本利得税，但从一开始就开征了证券投资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是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的征税。按纳税人的不同，可分为对个人证券投资者征税和对企业证券投资者征税。

对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征税采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计税依据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另外，对于投资国债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免征证券投资所得税。

企业投资获取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收入也采用比例税率，但其税率要高于个人投资所得税，为33％。对于外国企业，其取得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收入按30％（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税率纳税，并附征地方所得税。上述对外国企业的规定只限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对于那些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利息、红利收入的外国企业，或虽设立机构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没有实际联系的外国企业，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同时，还对下列所得免征所得税：（1）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红利）；（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及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3）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贷款给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

（三）征券营业税

证券营业税是指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的营业税。按照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令第136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当时税率为5％，现已改为8％。我国证券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金融证券业的营业收入额，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法人。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收证券营业税。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印花税名不副实

从理论上讲，印花税的课税依据应是各类书立的文书，而证券交易的过程是一种有价证券的转让行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证券交易实现无纸化和电子化，每笔交易应缴纳的税收均由证券交易所的清算系统自动扣划，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又无印花税票，如果再适用这一税种有悖法理，名不正言不顺。

（二）税收负担过重

税收不仅是一国政府聚集财政收入的工具，同时也是政府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尤其是涉及到证券市场的税收，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其税负的高低与轻重，不同的国家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时，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但就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而言，税负显然重了一些。目前，我国沪深两市交易佣金率为0.35％，加上证券交易印花税A股为0.4％，B股为0.3％，而且两者均是双向征收，因此投资者承担的双边证券交易税费率（A股）达到了1.5％。这个水平。不用说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即使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明显偏高。首先，以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与西方主要国家股票交易税作比较。荷兰的股票交易税税率为0.12％，日本的证券交易税税率最低为0.01％，最高为0.3％，均低于我国目前0.4％的水平。更有一些国家如美国等对证券交易实行免税。其次，再将西方主要国家股票交易所得税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进行比较。包括荷兰在内的许多国家只对出售股份超过公司股份较大比例者才予以征税，还有一些国家如瑞典等仅对出售持有时间少于固定年限的证券所取得的利得征税，更有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等允许将投资净损失在课税所得额中扣除，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新西兰、南非、希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对证券投资所得实行免税政策。由此可见，从投资所得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地区）或者免税，或者给予各种优惠待遇。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却没有任何优惠可言。金融证券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经验证明，对证券交易课以高税，从总体效果来看是不理想的。尤其是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税率过高，会抑制投资者进入市场的热情，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双向同率征收，造成调节不力

我国1990年在深圳开征此税时，只对卖方征收，后来改为对买卖双方实行双向同率征收。这种制度设计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不能有效利用税收杠杆抑制过度投机。因为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买入成本较低，才可吸引大量资金进场；而卖出成本高，会使持仓的投资者产生惜售心理。二是没有考虑到交易额大小和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造成利润分配不公平现象。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对股票交易双方按交易金额0.4％的比例税率征收，且没有免税额规定。事实上，机构投资者、大户投资者往往因为具有资金雄厚、信息灵通等优势，其利润率一般都比中小投资者高。而实行比例税率就会导致两者税负水平不一样，中小投资者反而承担了更高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同时，由于设计税率时没有考虑持有期长短，中长期投资者与短线投资者均按相同税率纳税，不利于抑制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

（四）税负不公

1.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主要是对二级市场上的各种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而对其他金融商品的交易如国债等则不征收。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征税来抑制股票市场上的过度投机，鼓励广大投资者购买国债。其实，无论进行哪种证券投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投机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若为抑制过度投机，仅仅对证券市场中某些品种如股票的交易征收印花税是远远不够的。在同一个证券市场中，对某些金融商品征税而对另一些不征税，会造成各种金融商品交易成本的差异，从而导致市场条件的不一致，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2.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所得税税率不一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均为33％。而现实情况是，仅有少数隶属中央部委的上市公司按33％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缴税，大部分归属地方的上市公司实际执行的是15％的所得税税率，因为在这些上市公司向中央财政缴纳33％的所得税后，地方政府会给予它们17％的财政返还优惠。

3.上市公司之间及上市公司内部各股东之间税收权利不平等。无论从有利于公司平等竞争，还是从税法严肃性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统一税制。但各上市公司执行的所得税税率可谓五花八门，不仅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执行不同的税率，即使处于相同行业的公司，税率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同是汽车行业，北旅汽车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33％，而松辽汽车为10％；同是玻璃行业，洛阳玻璃为33％，福耀玻璃和耀皮玻璃却为10％。同时，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待遇也不一致：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胜利所得不征税，只对个人股征税，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公平税负的原则，也不符合“同股同利”原则，不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重复征税

股份公司派发给股东个人的红利股息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却规定，个人取得股息红利应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扣除。这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形成了对股息红利收入的税收歧视，而且妨碍股东将分得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建议

（一）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

鉴于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已名不副实，可考虑逐步取消。2000年以来，各国交易所纷纷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或降低税率。先是新加坡在2000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表示6月30日开始废除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税。最近，英国证券交易中心向英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也要求政府取消现行0.5％（单边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我国可考虑先降低印花税税率，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取消。

（二）开征证券交易税

取消印花税和开征证券交易税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证券交易税不是在印花税基础上增加税负，而是以证券交易税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这种替代只是使名称更为准确，规则更为明确而已，不会引起股市的剧烈波动。因为这是国家规范股市的一个举措，对股市是长期利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并未增加，不仅不会引起股市下跌，反而会对我国股市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降低税率，公平税负

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如果其税负水平没有顾及到这种风险的特性，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欠公平的。如果说高风险是证券市场固有的特性，那么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则更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投资队伍的不成熟决定了市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激发投资者的风险投资倾向，就需要有相应的补偿方式。对政府而言，减轻税负就是一种手段。应实行只对卖方课征制度，并适当降低证券交易税的整体负担。

同时，应调整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针对目前上市公司所得税政策执行中不一致的问题，应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国内上市公司还是海外上市公司，无论是内地公司还是特区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执行统一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公司公平竞争。

（四）开征资本利得税

大部分国家对证券交易所得都课税，多数国家将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视同一般所得，或作为资本利得征税，或按普通所得征收所得税。我国也应考虑在时机成熟后，对买卖证券的差价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在具体的征收过程中，可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在税制设计上，视差价收益额的大小给予区别待遇。法国对个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利得课税仅限于超过233700法郎的部分，或出售股份占某一公司股份25％以上者，其税率为16％。荷兰规定只对出售股份占公司股份33.3％以上者所取得的利得征收资本利得税。考虑到证券投资的时间成本，各国一般根据投资者对某种证券持有期限的长短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法国对公司资本利得分短期（两年以内）和长期（两年以上）两种，前者按42％征税，后者按15％征税。澳大利亚则对居民持有不超过一年的股票收益，并入综合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超过一年的，则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计税额。瑞典对出售持有时间少于两年的证券取得的利得按全额征税，并且每年给予3000克郎的扣除。这些做法我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以鼓励长期投资。基于证券投资的高风险性，各国在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同时，也允许资本损失在资本利得范围内冲抵与结转。在加拿大，资本净损失的50％可从课税所得额中扣除，但以2000元为限；不足抵扣者，可向前结转一年和无限期向后结转。我国在征收资本利得税时。这一点尤其需要借鉴，因为，对征收资本利得税，投资者最大的反应就是，“我赚钱了得缴税，那我赔钱怎么办？”若允许将损失扣除，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征收资本利得税对证券市场造成的冲击。

（五）避免重复征税

对于这一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扣除制、双率制、抵免制和免除制。随着股份公司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消除重复课税的条件已日趋成熟。笔者认为，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样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消除重复课税。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重复课税问题，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力很困难的形势下不宜使用。

（六）加强对发行环节的征税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均设置了与证券发行环节相关的税种。如日本、荷兰对公司发行债券或股票都课征登记许可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在股票发行环节向发行公司课征资本税。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开征这方面的税种，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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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股票期权费用化有效防止了企业粉饰财务报告和期权持有人过多攫取期权收益。但在会计确认和计量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法律制度障碍，从而影响了这一制度效用，相关的会计准则、税收制度、《公司法》以及《证券法》都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股票期权一般是指经理股票期权(employee stock owner，eso)，起源于美国，是指公司内部特定员工（如经理人）享有的一种不可转让的选择权，即以某一约定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本公司普通股的权利。员工在约定的期限内，按事先约定的价格买进企业股票，并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价位上抛出以赚取一定的差价，从而构成企业对员工的一种激励。由此，经营者就可以获得当日股票市场价格和行权价格之间的差价收入。如果在该奖励规定的期限到期之前，管理人员已离开公司或者管理人员不能达到约定的业绩指标，那么这些奖励股份将被收回。这样就可以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以提高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积极性，推动企业的发展。

一、股票期权费用化的制度概述

在上世纪90年代，在股票期权的发源地美国就引发一场关于股票期权是否费用化的激烈争论，管理层、投资者和报表使用人都从自身的角度阐述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最终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123号准则 “以股权为基础的雇员薪酬计划的会计处理”（fasb123），为这次争论画上了句号，并且推出了一套“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方法（fair value based method）”。时至今日，股票期权作为职工的一种薪酬，将其作为一项费用进行会计处理已毫无争议，并且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企业的财务报表之中。

（一）股票期权的国际会计处理准则

在国际上，股票期权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法也有相关的准则可循：对于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2号（ifrs2）颁布前，国际会计准则未要求公司记录授予或执行期权产生的费用，条件是行权价格至少等于期权授予日股票的公允市场价格，但折价期权的授予会产生与所属期间利润配比的费用，其数额等于行权价格与授予日股票价格的差额。因此，期权的使用在会计方面不会对公司的税前收益产生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ifrs2，以规范“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share-based payment）的会计处理问题，该准则规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所有公众公司必须将股权激励而产生的费用计入其年度损益报告。

（二）我国的会计处理准则

在我国，证监会于2006年1月4日，在官方网站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在新的《公司法》、《证券法》实施之际，股权分置改革初见成效之时，出台《管理办法》显示了股市监管层推进股市市场化的良苦用心。紧随其后，财政部于2006年2月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这种政策层、监管层相互和谐的运作与安排，说明了会计准则的制定在内容和形式上应适应经济和企业的发展。

财政部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2号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23号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修订）》，该准则对于股票期权费用化、直线摊销、公允价值计量等问题进行了规定。比如，对于权益结算支付，应当按照授予职工和提供类似服务的其他方权益性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对于授权后可立即行权的权益结算支付，根据股份支付协议，按其授权日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同时按照股份面值总额增加实收资本或股本，并按照实际行权金额与面值总额的差额增加资本公积；对于职工和其他方完成了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才能行权的权益结算支付，根据股份支付协议，按其授权日公允价值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同时增加资本公积。长期待摊费用应当在等待期内采用直线法摊销，分期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

毋庸质疑，将股票期权确认为薪酬费用不但能更可靠地衡量酬劳成本和公司利润，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使财务报表更具有信息含量，改进报告盈余的可信度，而且还可以抵销公司为推高股价而有意操纵利润的可能性，或减少操纵利润的数值。

二、股票期权费用化的制度缺陷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是有价值的，也应在企业授予时计入费用。但期权费用化的顺利实施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否则就会使这一科学的激励措施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弱化其激励作用。就目前的制度设计而言，将股票期权费用化还存在制度方面的缺陷，具体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股票期权价值计量方法评述

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了新会计准则，其中首次以《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规范了企业以股份为基础进行支付的业务，其确认和计量的原则也趋同于国际准则，吸收了ifrs2和sfas123中较为成熟的理念。

1．我国目前不具备采用公允价值法的假设条件。上文已经提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已经明确了股票期权的费用化处理。该准则中明确规定股票期权价值的计量方法采用“公允价值法”，这种方法同时记录了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然而股票期权不可转让，受制于授权条件且存在一个等待期，所以要决定股票期权的公平市价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要决定股票期权的公平市价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需要利用期权定价模型进行估计，如常用的black-scholes模型，[7]由于该模型设置了多达8项的假设，其中，该模型假设，股票价格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股票投资回报的波动性在期权有效期中是固定不变的；在期权有效期内，股票无红利，或者有已知的红利；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无风险利率，投资者可以按照无风险利率任意地借入或贷出。此类假设在我国无一能够满足。也缺乏相应的市场参照。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处于非强势市场，股票价格并不一定能正确反映股票价值，而且非流通股的大量存在，因此在实际中是很难满足其假设条件，从而无法得到准确的期权价值。

因此，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股票期权如若按“内在价值法（intrinsic value based method）”计价可以做到客观、真是地反映其内在价值的，因为现行股价和行权价格都是可以确定的。[8]相反，若按公允价值法计价，股票期权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估计。

2．股票期权费用的“直线摊销”法瑕疵。从本质上讲，企业员工获得期权是因为为企业提供了劳务，由此带来的薪酬费用应当分摊至员工提供劳务的各年限里。根据配比原则，将此项费用在员工服务期间予以摊销。但在现实中，如果是不确定的股票期权，由于授权日的行权价不确定，所以授权日不是计量日，不必进行会计处理，但在资产负债表日，应以股价为基础，估计费用，并记录期权，以后逐期进行摊销，直至计量日，才能调整确认预提费用，并将余额在剩下的服务期内摊销，并在行权后将期权转为股本。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撑握，但由于目前股票市场不十分完善，且当股价变化较大时，会计调整多容易出差错，会给操纵利润者带来方便。

（二）股票期权费用化的税务制度问题

在通常情况下，股票期权运作包括三个阶段：授予、行权和转让阶段。而课税环节一般发生于这两个环节：一是在股票转让时征税，二是选择授权时或行权时征税；同时，企业授予职工股票期权或职工行使股票期权时，收益视为职工因工作年限和业绩所取得的薪酬所得，而在转让股票期权时的收益，大都视为资本利得。

国家税务总局于1998年01月20日的《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和无住所的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因按其受雇期间的表现或业绩，从其雇主以不同形式取得的折扣或补贴（指雇员实际支付的股票等有价证券的认购价格低于当期发行价格或市场价格的数额）属于个人因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在雇员实际认购时按《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另外，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还规定，当前对个人转让股票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通知》中的“认购股票”并不等同于股票期权，前者是一种行为，而后者则是一个行权的过程，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选择权，其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被授予人在行权和出售股票时都有收益，导致其纳税环节和计税所得的确定都很复杂，而税法对此未作任何明确规定。

三、结语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减少了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的成本，股票期权费用化不仅能起到干燥剂的作用，挤出报表盈利数字中的水分，使不同激励方式的公司之间的财务报表具有可比性，而且还能够防止企业高级管理层通过股票期权牟取暴利。要使这一激励机制达到预期的制度效用，还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会计准则、税收制度，以及《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这将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研究和探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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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与金融 公司理财 制度影响 回顾 展望

20世纪末，由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所倡导的“法与金融”研究浪潮成为近年来财务学最前沿、最活跃的研究热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财务会计信息的跨国比较研究领域，对国家间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进行了直接的实证检验，这些研究中涉及的国家间制度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渊源、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政治体制及文化价值等。

一、法与金融视角下公司理财制度影响研究综述

（ 一 ）政治是一种资源 政府或政府政策作为一种竞争工具， 能拓展企业的外部生存空间， 为企业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竞争环境（爱泼斯坦，1969）。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的政治活动可为本行业赢得经济利益（Olson ，1965）。Pittman（1976）、Salamon & Siegfried（1977）、 Aplin & Hegarty（1980）、Epstein（1984）等通过研究也得出了与Olson相同的结论。之后，Brenner（1980）， Zardkoohi（1985），Hillman、Zardkooki 和Bierman（ 1994），Douglas（1995）对企业的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及政治绩效分别进行了定义，并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采取各种政治策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能减少不确定的交易成本， 获得各种政治与经济利益。而且，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Fishman，2001）。

（ 二 ）融资与制度因素研究 公司融资分为权益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不管是权益性融资还是债务性融资，都不仅受到公司自身业绩的影响，也会受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影响。特别地，在政府管制比较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对公司融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治联系确实会影响公司的融资策略，Leuz and Oberholzer （2005）就发现在印尼有政府背景的公司由于容易获得贷款而基本上不到国外融资。已有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两个方面：制度对债务融资的可获取性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1）债务融资的可获取性。Tian（2001）、Johnson and Mitton （2003） 、Faccio （ 2006） 、Adhikari ， Derashid and Zhang （ 2006） 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政府管制比较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会出面帮助面临偿付银行贷款困难的有“政治关系”企业的度过难关，拥有“ 政治关系” 的企业能从国有银行那里获得更多的贷款，而且贷款的期限相对也较长，而且，拥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或者管理层能够让公司更容易地获得债务融资、享受更低的税率等好处。此外，相比没有“ 政治关系” 的企业， 拥有“ 政治关系” 的企业即使存在更高的违约率， 也能从国有银行那里获得更多的贷款； 而且当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政党其政治权力得到提高或者在选举中获胜时， 这些企业获得的优惠贷款会更多（Khwaja 和Mian ，2005 ）。之后，诸多的学者该关系展开了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2）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情况下， 内部人承担了更高的可分散风险， 也因此提高了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相反， 内部人可以通过减少持股充分地分散风险， 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也随之而降低（Himmelberg，Hubbard and Love，2002；Hail and Leuz， 2003；沈艺峰等，2005）。由于我国股票发行制度、股权融资软约束、业绩考核制度和内部人控制等深层制度原因，造成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黄少安和张岗，2001）。进一步，徐浩萍、吕长江（2007）认为，最终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企业，政府角色转变对权益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 对非国有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减小而降低。

（ 三 ）投资与制度因素研究 （1）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利用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外资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第五个重要因素（魏后凯等，2001），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政策虚拟变量对于吸引美国的对华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徐康宁等，2002）。企业所得税税率、再投资减免、进口环节减免税、地区开放级别等多种政策因素均会显著的影响外资的流入，经过加总的综合优惠政策的总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李宗卉、鲁明泓，2004）。而且，加速折旧政策和投资抵免政策的施行，会增加企业对设备类和建筑类固定资产的净投资（Jorgenson and Hall，1967），这与Gravelle（1994）的计算结果相符。除税收制度外，方军雄 （2008）认为，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更多的实施无关的多元化并购，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而且，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对外投资，也更愿意与其他企业组成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并且其多元化投资的意愿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与政治关系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是可相互替代的（潘越等，2009）。（2）制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一定条件下，制度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问题，这两者无疑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当财政补贴小于长期负债时，财政补贴能够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投资不足的趋势会增强，而减税能够抑制公司投资不足；当财政补贴大于长期负债时，财政补贴和减税都能减少公司的投资不足（何源等，2006）。地方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干预会显著提高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而金融发展存在熊彼特效应，可降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杨华军和胡奕明，2007）。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严重，现金流与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制约过度投资，但举债在我国并不能对过度投资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汪平和孙士霞，2009），魏明海和柳建华（2007）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并认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 四 ）企业运营与制度因素研究 制度可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对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私有企业常常受到政府官员的随意侵害，甚至随意终止其生产活动（Frye and Shleifer，1997； Shleifer and Vishny，1998；Pearson，1997等）。另一方面，由于产品和信用市场不发达，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欠缺，政府常常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实施很强的控制，导致私有企业不能够完全依赖于市场来获得经济资源（McMillan，1997）。但是，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司受政府干预越少，从而雇员规模越小（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也就是说，当上市公司管理层面临较严格的市场和法律约束时，其管理专业主义、雇员效率和总要素生产率越高（Fan、Wong and Zhang，2009）。集体企业内的政府控制能够帮助企业维持较低的生产采购成本，却伴随着较高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杨治等，2009）。而且，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雇用人数和劳动力成本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企业和中央控制企业，政府层级越低，其控制下的国有企业雇员越多、劳动力成本越高，而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改善有助于减轻这一负面影响（吕伟，2006）。

（ 五 ）公司价值与制度因素研究 目前关于制度因素影响公司价值的研究，大多从公司与政府部门或公司与重要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进行研究的。Roberts （1990）、Fishman （ 2001）、Johnson and Mitton （2003）均认为，公司价值与公司有关联的政府要员的状态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处于转轨经济中的国家， 由于政府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企业拥有“ 政治关系” 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价值（施莱弗和维什尼，2004 ）。在我国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更进一步，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公司价值，政府干预越强烈，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吴文锋、吴冲锋，2008）。

（ 六 ）利润及利润分配与制度因素 制度对于企业真正形成的利润会存在影响，更多的可能却是指制度对财务报表上会计利润数字的影响，即制度会造成企业的盈余管理，导致了企业会计利润数字的变化。而关于利润分配，很多国家直接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此作出了限定。（1）利润与制度因素。投资者保护越好的国家其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Leuz、Nanda and Wysoeki，2003）。而且，非上市公司中的盈余管理行为更为普遍，且若国家的法律执行水平较低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则较高；欧洲国家间的证券管制法规、会计规则等对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Burgstahler、Hail and Leuz，2005）。在美国，交叉上市的非美国公司的盈余平滑程度更高、价值相关性更低、会计盈余稳健性较差；来自弱投资者保护国家的交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而且制度环境对于会计规则执行非常重要 （Lang，Raedy and Wilson，2006）。在我国，以盈余为基础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配股增发、扭亏摘帽以及对高管人员的业绩考评等制度安排引发了上市公司大规模的盈余操纵现象（蒋义宏，1998； 陆建桥，1999；李增泉， 2001）。甚至，审计师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合谋加剧了上市公司强烈的高估盈余的需求，甚至地方政府也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陈晓、李静，2001）。（2）利润分配与制度。Hubbard and Palia （1995） 、Crawford et al . （1995）、Kole and Lehn （1999） 及Bryan et al . （2005）均发现在放松管制后，银行经理的薪酬水平上升，同时薪酬对业绩的敏感性有所增强。在我国，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比例越低， 公司独立发展意识就越强， 越倾向于将利润留存于未来发展， 公司就越易于采取股票股利替代现金股利（吕长江、王克敏，1999）。相反，无论是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还是企业法人控制的上市公司，只要国有股或法人股集中度比较高，都会倾向于发放较高的股利（Lee and Xiao，2002；Wei etal.， 2002）。此外，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并且，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在由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中更为明显（雷光勇和刘慧龙，2007）。

二、法与金融视角下公司理财制度影响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 一 ）法与金融视角下公司理财制度影响研究的评价 从上述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公司理财活动与制度因素的研究取得了如下的成果：政治是一种资源，而且公司的理财活动中无不贯穿着政治的影子；制度因素对于企业的融资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影响了企业银行贷款，长期贷款等债务性融资的可获取性，也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我国而言，由于债券的三方管制，二方交易的格局，更是加深了一般企业发行债券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另一方面，制度因素的存在也影响了权益资本成本的大小，从而造成了企业股权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制度因素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大多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侧重于税收制度对于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的影响；但是有的学者也关注到了我国特有的“预算软约束”所导致的过度投资；有些也关注到了企业对于“政治关系”的投资；有些也注意到了政府对于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制度因素对于企业运营的影响。学者们分别从制度对企业雇员人数、现金持有量、自由现金流量、资本配置效率、低的生产采购成本、较高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高壁垒行业进入的难以程度及企业重组和并购的影响等方面研究了制度对于企业运营的影响；制度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学者们认为，政府影响了企业的价值，但是市场化的程度和公司治理的环境有助于降低这种影响；制度对于企业利润及利润分配的影响。盈余管理一方面影响了企业利润的大小，同时也影响了利润的初次分配，IPO制度及税收制度无疑都会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但是良好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可以提高盈余管理的质量；股权结构和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则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分配政策。

（ 二 ）法与金融视角下公司理财制度影响研究的未来发展 公司理财中制度因素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上述文献都没有从整体上系统研究制度因素对于公司理财的影响，而且现有的研究成果无论国内外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并没有从根本上研究制度制定的出发点和制度因素影响公司理财的机制；制度有外部和内部之分，现有的文献大多从外部制度进行研究；目前对于制度因素的研究大多只分析了制度对公司理财的影响，甚少研究公司理财对制度的影响和需求。第二，制度对于融资的影响，大多都没有谈到融资制度本身对于融资的影响，特别是债务融资制度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也甚少探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对于融资的影响。第三，制度对于投资的影响中，大多研究成果集中在税收制度对于投资行为的影响上，较少涉及对于投资效率的研究；对于对内投资的研究稍多，对于外部投资的研究较少，如我国企业热衷于对外投资的制度因素的研究基本没有；对于企业内部制度对投资的影响也基本没有涉及。第四，制度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中，企业经营的策略，对企业经营活动所涉及到的各种政策的研究甚少涉及，对于企业经营中制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也没有太多的研究。第五，制度对于企业价值的研究，大多采用窗口事件研究“政治联系”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较少研究制度对债权人价值的影响。第六，制度对于利润及利润分配的研究中，大多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对盈余的影响，较少研究制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没有谈到利润分配制度本身对于利润分配的影响，而且利润分配应该涉及到公司高管们在职消费及股权激励，还有对公司职工和对国家税收等方面，现有研究均涉及较少。

未来研究方向：第一，采用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来进行研究。在归纳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分析阐述公司理财与制度的相关理论基础。从公司理财的各个环节出发，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分析制度基础对于公司理财的影响和公司理财对于制度基础的影响和需求。第二，从公司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两方面，整体上系统梳理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于公司理财的影响，从根本上研究制度制定的出发点和制度因素影响公司理财的机制，而且考虑了公司理财对于制度的影响和需求。第三，探讨在享受制度所带来的正面效果的同时，如何尽量避免和防止制度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及时地进行相关制度的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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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跨境员工 股票期权 国际双重征税

    员工股票期权越来越多地被跨国公司运用到激励员工和挽留人才的实践中去,新阶层的产生必将带来新的课税形式。世界各国已经纷纷发展出一套处理员工股票期权的税收法规,我国也在实践中对员工股票期权进行了课税。但随着我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和人员流动越发密集。事实表明,近几十年来,员工股票期权作为一种薪酬激励机制已证明了其巨大的优越性和广泛的适用性。根据2000年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统计,长期激励性报酬(主要是股票期权)占大型公司高级管理层收入的40%到100%.日本公司因为当地法律条件的限制,在1997年之前很少实施股票期权,而在2000年,日本17%的公众公司引进了这一制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司也逐渐适用员工股票期权以激励员工,而且随着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更多的外国企业或者子公司在中国雇佣员工,也有更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国际上的企业激励机制慢慢渗透到中国,由此我国的跨境员工在股票期权的课税中的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尤其是跨境员工股票期权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在此新形势下,我国必须从国内法的完善到国家间签订税收协定来解决跨境员工股票期权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

    一、跨境员工股票期权概述

    期权属于金融衍生产品的范畴,所谓期权就是买卖双方达成的契约,一方为该契约的买者,另一方为该契约的卖者。股票期权是指,买卖双方按约定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某种股票的权利,其最大的特征在于最终买卖的标的是股票。豍员工股票期权是现代企业将股票期权制度引入到企业管理中的一种薪酬激励制度,它主要指公司授予内部员工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或条件认购公司股票的权利,股票期权的被授予者可以在等待期结束后至有效期结束前的一段期间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也可以放弃行使该股票的购买权。虽然股票期权起初是针对以总裁为首的高级管理人才,但近年来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呈扩大化趋势,除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高级技术人员外,普通员工甚至企业外部的重要物资或者供应商也能成为股票期权的受益者。另外,从该机制的整体上来看,员工股票期权还是该制度的主流。

    规范化的股票期权运作一般包括赠与、授予、行权与出售四个基本环节:第一,赠与是公司与员工签订合同所确定的金额,即公司决定将一定数额的股票期权作为薪酬支付给员工。第二,授予是指公司根据员工工作进度实际支付股票期权。公司对员工的赠与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后才能被正式授予,而在此之前员工并未获得真正的期权。第三,行权是指按赠与股票期权的约定价格实际购买股票的行为,一般在授予日之后直接到股票期权到期之日前的时间段内行权。最后是期权股票的出售,即员工实际行权购买股票后,可以根据股票市场价格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间出售持有期权股票。

    以上是员工股票期权的基本概述。跨国经济的发展必将推动人力资源的流动加速,本文接下来将分析员工股票期权所产生的国际双重征税的原因及解决股票期权国际双重征税的必要性。

    二、跨境员工股票期权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原因及解决的必要性

    (一)跨境员工股票期权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原因国际双重征税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不同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对同一纳税人的同笔所得叠加征税的结果,但国际双重征税产生的根源还在于纳税人的跨国经济活动。竖而跨境员工股票期权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各国国内税法的差异所导致,其主要表现在:

    首先,关于征税时间选择的不同导致的国际双重征税。一旦员工的居民国与所得来源地国对跨境员工股票期权所得征税的时间不同,就会导致双重征税,尤其是居民国在征税时是否应当根据税收协定中消除双重征税的条款给与所得来源地国在不同时间所征税款以抵免或免税。其次,对于员工所得的定性不同也可能导致国际双重征税,不同的国家对所得的不同定性就会产生跨境员工股票期权的双重征税。原因就在于不同的定性导致适用不同的所得来源地判断规则和不同的税收协定条款。比如,一国在赠与时征税,另一国却在行权时征税,那么第一个国家可能根据其国内法认为应纳税所得是股票转让价和行权价的差额,而另一国家则可能认为应纳税所得仅包括股票转让价与行权时股票市场的差额。最后,所得来源地认定的不同导致的国际双重征税。跨境员工股票期权中,员工的居民国和非居民过如果对员工股票期权的所得来源地认定不同,就会产山相应的国际双重征税。比如员工股票期权所得中被认定为薪金工资的部分,可能有两个非居民国同时认为是该所得的所得来源地国而同时征税,但最终居民国又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认定一个所得来源地国并给其所征税款以相应的抵免或免税,那么肯定有一个非居民国所征税款不能得到抵免或免除。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员工股票期权所得的国际双重征税是遭遇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重叠所导致,从而加重跨境纳税人的经济负担,或者超过跨境纳税人所应负担的税负。由此优秀员工的国际流动和交流就会减少,企业和国家经济会因此收到巨大影响。那么该问题就有须解决的必要。

    (二)解决股票期权所得国际双重征税的必要行1.股票期权的国际双重征税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应使纳税人的税负与其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个方面。前者指经济能力和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后者指经济能力和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从上述跨境员工股票期权双重征税的产生不难看出,股票期权跨境所得的纳税人与没有作跨境移动的纳税人具有相同的纳税能力,在不同税收管辖权叠加的情况下,前者的税收负担要比后者重得多。国际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还要求国家间税收管辖权合理的划分,而税收协定范本正是通过在一定范围内承认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合理限制居民税收管辖权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税收公平。但股票期权所得引发的国际税收问题由于区别于传统的国际税法范畴而游离于双边税收协定之外,导致有关国家的税收不确定,尤其是居住国可以无所顾及的行使征税权,这对国际税收的分配公平也造成了潜在威胁。

    2.股票期权的国际双重征税有背于税收中性原则。国际税收中性原则是指国际税收体制不应对涉外纳税人跨国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等产生影响,其表现在不得阻碍纳税人在境内外的投资或者在自由选择在境内还是境外工作。而各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也旨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务在各国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对其产生阻碍作用。但在目前,各国对期权所得征税仍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比如当一个已经在赠与或行权时被征税的员工到另一国工作,而该国又将对全部股票转让所得进行征税,此种情况必将对劳务的跨国流动产生消极影响。

    3.从员工股票期权制度的作用来看,股票期权制度的作用在于吸引和挽留人才。小到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到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人才的竞争。一国的国内企业能广泛吸收世界他国的优秀人才不但保障了该企业的顺利发展,也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员工股票期权制度虽然能有效的吸引和挽留优秀员工,但其国内税制将使员工面临双重征税的负担,极大的影响了人才的跨境流动。

    综上所述,员工股票期权的国际双重征税是有违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的,而且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股票期权的收入在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股票期权数量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比重上升。丰可见股票期权这种激励机制在各国的发展趋势已是愈发明显,而国际人才劳务频繁的流动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同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叠加于同一笔股票期权收益,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随着股票期权制度的盛行,其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对股票期权税收制度如何解决国际双重征税并加以完善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跨境员工股票权期权国际双重征税在我国的现状及完善意见

    (一)跨境员工股票权期权国际双重征税在我国的立法现状跨境员工股票期权国际双重征税主要是各国税收各自为政而导致的征税重叠征税所引起,我国关于员工股票期权的立法并不多,而且基本都以“办法”、“通知”的法规形式确立了股票期权这种激励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高科技企业的存在。并且在200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对于股票期权的性质参考了国际通行做法,将所得分为三个部分,即从企业取得股票的实际购买价格低于购买日公平市场的差额,是因员工在企业的表现和业绩情况而取得与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员工将行权后的股票再转让时获得的高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的差额,是因个人在证券二级市场上转让股票等有价证券而获得的所得,应按“财产转让所得”适用的征免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员工因拥有股权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取得所得,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分类基本符合股票期权所得的实质,与大多数国家的实践取得了一致,有利于减少与员工股票期权所得有关的国际双重征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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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文秘站

一、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和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加速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外迁或新设全球(地区)总部、办事机构或代表处。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兄弟城市纷纷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发展。因此,加快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是上海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增强上海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并巩固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1.主要成效。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和上海金融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进程明显加快。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在金融方面,截至2012年末,在沪银行类功能性总部持牌专营机构总计七大类12家,非持牌专营机构达到34家。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第二总部持续推进,继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人民币交易总部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中心揭牌成立。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也占全国一半以上。在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方面,上海积聚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财富里昂、海际大和、东方花旗等证券公司,以及光大、国投中谷、新湖等期货公司总部。全国161家期货公司中28家期货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占总数的17.4%。在保险业金融机构方面,太平洋保险、中国大地财险、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劳合社再保险(中国)、丘博保险(中国)等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集聚了中银消费金融、农银金融租赁、交银金融租赁、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弘毅跨境投资基金、方源资本等新型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总部。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功能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基本特点。一是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特征明显。截至2011年末,累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沪设立机构,机构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资产规模占全国48.8%,从业人员占全国逾40%。二是金融机构总部能级不断提高。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大中华乃至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并不断升级总部管理权限和扩大业务范围。如花旗银行除了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亚洲新设的首个亚洲拉美贸易服务处也落户上海。三是金融机构总部辐射带动效应较强。如中国银联总部落户上海,充分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推动了支付产业资源和大批的金融、芯片技术和IT人才向上海集聚。四是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近年来,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科技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资信评级、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村镇银行、企业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集聚。五是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并逐步向扩散。金融机构总部目前主要集中在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中心城区。随着中心城区商务成本不断提升,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向城区集聚。

3.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统一的统计口径。全市层面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关于金融机构总部认定的明确标准,导致目前没有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口径和准确的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二是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和能级与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集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相差甚远。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也不占有明显优势,国家级的金融监管决策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集团企业总部大多集聚北京,且面临着深圳、天津等的激烈竞争。三是政策扶持和配套体系还不完善。调研中普遍反映比较突出的是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问题。目前的人才政策针对企业高管居多,核心专业人才和一般金融人才难以享受。由于供给能力有限,引进人才在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四是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发现,政府在政策宣传和主动对接企业上做的不够,很多被访企业都反映对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如何享受这些政策、应该找谁办理等方面都不太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地和惠及面。五是金融制度环境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形成一定制约。在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人才数量、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税收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六是上海商务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随着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写字楼租金、人力资源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导致很多企业向外转移。

三、加快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对策建议

1.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标准。(1)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范围。建议将银行(含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 额贷款公司、集团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中外资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功能机构、国内外金融组织和金融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金融机构都纳入本市总部认定范围。(2)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条件。由于金融机构类型复杂多样,在资产规模、业务性质、组织架构、税收贡献、企业人数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宜采取统一的总部认定条件。对于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建议针对金融细分行业(如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基金管理公司类、股权投资机构类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认定条件,如注册地、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管理基金规模、市外下属企业或机构数量、纳税额等指标。对于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可综合考虑功能属性、管理级别、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等,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认定。(3)针对不同总部级别制定差异化政策。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不同总部级别(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或亚洲区总部、中国区或大中华区总部、地区性总部)的认定条件,并给予差别化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格总部级别和扩大管理权限,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资助。(4)合理界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在加大对新注册和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完善对现有金融机构总部特别是本地金融机构总部的扶持,保持政策的衔接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防止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外迁。妥善设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划分的时间节点。(5)明确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机构和程序。金融机构总部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企业自愿、政府审核、社会公示、动态管理。建议在全市层面成立金融机构总部联合认定小组,由市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和受理工作,定期召开总部认定工作会议。建立健全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颁证、考核、统计等制度,明确办事流程,确定最长申报审批时限。(6)加强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工作。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总部统计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总部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构建属性指标(如登记注册所在地、登记注册类型、行业类别、总部类型等)和数量指标(如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等分类统计指标,建立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库,经认定的金融机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破产、解散、撤销、迁移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进行统计、分析和上报。本文来自于《经济师》杂志。经济师杂志简介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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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 实践能力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精英化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化教育。马丁•特罗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据来自教育部的资料显示,我国2009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

据另一资料显示,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的财经人才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的急需。但长期以来,在我国财经院校的教学实践中,传统的精英化教育理念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过分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财经人才培养途径一元化,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因此,尽快建立一套基于“需求导向型”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中的比重,改进实践教学模式,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途径,满足社会对财经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已成为当前财经院校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总体而言,财经院校实践教学模式的改进,其着力点应当置于解决学生社会实践经验普遍缺乏的症结方面,重点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现“四年不断线”;同时,优化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整个教学之中。

一、财经院校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

实践教学环节是影响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财经院校的实践教学,一般包括认识实习、社会调查、实验教学、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

(一)专业导修与认识实习

近年来,财经院校对一年级学生大都开设了专业导修课,即把以往的对新生进行的专业介绍拓展为专业导修课程。这一做法,可以使新生全面认知本学科专业或者方向的培养目标、就业方向、课程体系、教学环节和质量要求,使学生及早进入专业门槛。组织二年级学生到政府部门或者企事业单位进行认识实习,使学生基本认知未来就业岗位对专业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的要求,引导学生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在这一环节,专业导修课程比较容易落实,认识实习需要各院系出面联系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有组织、计划地进行,以达到认识实习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

财经院校大都要求一、二年级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通过社会调查,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提高社会活动能力;另一方面,使学生学会如何进行社会调研,提高调研能力和写作水平。可以说,社会调查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实践教学方式,但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学校的重视程度和教师的指导力度。从现实的状况来看,有些高校缺乏相应措施,理论课或专业课教师未参与其中,致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因此,建议高校重视社会调查环节,制定相关管理制度。首先,由理论课或专业课教师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拟定社会调查指南;其次,学生在调查指南的框架内拟定调查题目,进行实地调查,并做好调查日志,撰写调查报告;最后,由教师评阅调查日志和调查报告,评定成绩。这样,可以达到社会调查的教学目的。

(三)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实践教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从二、三年级开始陆续开设实验课程,组织学生自己动手完成各项业务操作,使学生验证、理解、巩固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使知识转化为能力。在验证实验和应用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型训练,拓展思维,增强创新能力。

自十九世纪实验方法引入教学过程以来,实验教学一直是理工科院校十分重视的教学形式。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由最初的验证型实验逐步发展到综合型、应用型、设计型、研究型实验,使实验教学成为培养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相比之下,财经院校因大多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某些理工科院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本科教育模式的转变,以及就业形势的变化,财经院校的传统实践教学方式(认识实习――社会调查――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已不能完全适应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于是,各财经院校适时进行了实践教学改革,其中最大的举措就是建立实验教学中心,根据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人文等不同学科或专业,分别设立专业实验室,建立仿真模拟工作环境,进行实验教学。对财经院校来说,实验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提高学生对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的应用能力和研究能力。

实验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要保证实验教学的效果,应当关注以下问题:

1.实验教学环境建设问题。实验教学大都在实验室里进行的,需要配备相应的软硬件设施,建立一个“近乎真实的工作环境”。比如,税务专业综合实验项目包括:税收征管流程模拟实验、税务检查模拟实验、涉税服务与涉税鉴证模拟实验、税收筹划模拟实验等。在税务专业实验室,除了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计算机以外,还需要配备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软件和税务稽查软件。但由于CTAIS软件过于庞大,对硬件资源要求较高,又不断升级和完善,不能完全照搬,当然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对此,需要与当地税务机关协商,对CTAIS的部分子系统及其功能模块进行模拟,以满足税收征管实验的需要。同时,还需要配备与实验教学相关的其他模拟资料。比如,为满足税务检查模拟实验的需要,应当配备企业会计报表、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等模拟资料,包括电子文件和纸制文件;为满足涉税服务与涉税鉴证模拟实验的需要,应当配备各税种的纳税申报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会计账簿资料、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报告、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鉴证报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等模拟资料。这些模拟资料,要保证其具有高度仿真性。

2.实验指导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实验教学对实验指导教师的要求较高。指导教师不仅要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要具备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否则,将无法胜任实验教学工作。从税务专业的实验项目看,税务检查模拟实验、涉税服务与涉税鉴证模拟实验,以及税收筹划模拟实验,对指导教师的政策水平和实践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如果指导教师不胜任指导工作,势必影响实验教学的效果,甚至将学生引入误区。因此,必须选拔和造就一批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充实实验指导教师队伍。学校可以从现任理论课或实务课的教师中选拔,或者从实际业务部门中选拔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担任实验教学的兼职指导教师;也可以选派教师到实际业务部门进行业务锻炼,经考核胜任实验指导工作的,再担任实验教学的专职指导教师或兼职指导教师。

3.实验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问题。财经院校的实验教学,可以说是在特定场合中进行的模拟式、应用式、探究式教学。

模拟式教学的目的是通过模拟实践中的真实环境,促进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模拟环境中运用所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企业管理专业可以通过沙盘推演,模拟企业决策过程;金融专业可以通过网上证券交易模拟系统,模拟现实经济中的证券交易活动;会计专业可以通过财务模拟实验室,让学生熟悉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审计,以及纳税申报等实际业务。模拟式教学的优点是信息容量大、教学效果好。在模拟式教学中,一方面,可以运用计算机及网络等信息载体,不断更新信息资源,增加信息容量。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实践环境进行全真模拟,可以缩短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距离,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在相对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模拟式教学的缺点在于仿真模拟系统的建设、维护及更新需要付出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真模拟信息的取得也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学校加大投入,建立仿真模拟系统;鼓励教师参与社会实践,保证模拟信息的仿真性。

进行应用式教学,要求在教学中引进业务部门使用的各类软件信息系统,让学生熟悉这些软件的操作规范,提高软件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这种教学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使学生在一个“近乎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获得实际操作经验,以利于日后参加实际工作时,能够较快地进入“角色”。其缺点在于各种信息系统软件的应用性和时效性不足。比如,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软件的设计,侧重于税务部门实际工作的业务流程,许多政策性、实践性较强的业务操作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软件上,导致了系统软件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性不足,这就要求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将一些重要的业务性操作补充进来,保证教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另外,由于各类信息系统软件经常处于更新、升级之中,这就要求教师要事先设计出一个相对稳定的业务流程框架,并注意保持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动态联系,以保证应用式教学效果。

探究式教学是一种全新的实验教学方式,它是在传统的实验教学基础上,将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首先由教师设计出教学选题和操作程序,然后由学生通过动手实验去验证经典理论或者典型结论。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的验证型实验教学,尽管学生也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在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还是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探究式教学则是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让学生直接接触各种信息资源,主动发现问题,自主确定选题,查阅文献和设计方案,并在教师指导下落实方案和解决问题。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的职责是引导、启发、指导、解答和总结经验教训。探究式教学能够使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充分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四)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财经院校传统的实践教学方式之一,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课堂教学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目的是让学生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提高社会实践能力。毕业实习,一般在四年级的第二学期进行。

但是,近几年,有些财经院校对毕业实习有淡化的倾向,毕业实习基本处于无序或者失控状态,甚至出现以实验教学取代毕业实习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结以下方面:一是对毕业实习认识不足,认为实验教学可以替代毕业实习。于是,过分热衷于实验教学的投入,而忽视毕业实习的投入。实际上,实验教学与毕业实习是两个不同的实践教学环节,仿真实验与真实体验所产生的效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两者是不能替代和偏废的。二是受实习场地限制,校外实习较为困难。有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出于自身业务或商业秘密的考虑,不愿接受学生实习,更不愿投入精力对实习学生进行全面指导。三是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以前,毕业实习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由校方出经费,核定实习工作量;各院系负责联系实习场地,配备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带队深入基层,指导学生实习;学生撰写实习日志和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由指导教师评定成绩。而目前有些院校尽管没有取消毕业实习,但基本上处于“放手”状态:由学生自已联系实习单位,学生可以在居住地就地实习;不要求配备实习指导教师,取消指导实习的工作量。这种做法的最大缺陷在于:教师可能无法掌握学生实习的真实情况,尽管有实习单位给学生出具的实习鉴定,但未必具有真实性。在实习报告的撰写上,也可能出现从网上摘录或抄袭的想象。这样的毕业实习,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毕业实习是高校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毕业实习能否有效进行,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取决于毕业实习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实施。财经院校在加强实验教学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毕业实习,不能以实验替代实习。第一,学校要加大毕业实习的经费投入,健全毕业实习管理制度。对实习场地、实习时间、教师工作量、指导与考核、实习经费的使用等要有明确、严格的规定;第二,各院系对毕业实习要精心组织、严格考核。各院系应当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共建实习基地。配备实习指导教师,带领学生深入实习基地,与实习基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指导学生做好实习记录,撰写实习报告,并根据学生的实习情况,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另外,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做法,实施双轨制教学。面对高校毕业生实践能力欠缺和就业压力较大的现状,政府可以明确规定,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当支持和协助高等学校进行实践教学,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并在财政或者税收政策上给予适当的扶持。鼓励社会各类单位与高等学校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接纳高校学生实习。

(五)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是实践教学的终点,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对亲身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或者在实践活动中遇到的某种现象,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一种实践过程。通过毕业论文(设计),可以检验和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有些财经院校在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有人主张取消毕业论文(设计)。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是错误的,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在财经院校,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的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可以对所学过的经济理论、管理理论或者其他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第二,通过应用研究,可以针对某一事物或现象,运用所学过的理论或者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三,从论文写作或设计的过程来看,首先,根据所处的学科(专业)领域,结合自身情况,确定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其次,围绕选题,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拟定写作大纲或设计思路;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的理论或专业知识,以及所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通过阐释、分析、论证、总结、提炼等一系列过程,得出结论或提出建议,最终形成研究成果。这本身就是科研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的训练过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尽管近几年来,出现了论文抄袭的现象,使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但这毕竟不是主流。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本身所固有的功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财经院校学生所撰写的毕业论文,其研究成果几乎没有被政府或企业的决策部门所采纳,因而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我们认为,学生毕业论文(设计)不同于学者的科学研究,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过程,这个过程是检验学生所学知识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过程。因此,财经院校应当重视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精心组织,严格把关。

上述五个实践教学环节,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分层次进行,累计学分(学时)应当保持在总学分(学时)的15%左右。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

(一)优化课程体系

随着本科教育模式和培养目标的变化,原有课程体系中理论课程偏多而实务课程偏少、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做法,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要求,需要做进一步的优化。根据各学科、专业或方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建立一套既符合市场需求又适度超前发展的新课程体系。

以税务专业为例,新课程体系可以设计为四大模块: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和实验课。设立公共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在公共基础课的设计上,应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外语教学和计算机应用训练,以及人文修养的提升。在学科基础课的设计上,应注重经济学、财政学、法学、管理学、会计学、社会学的教学,尤其是会计、审计和财务管理方面的教学,为后期的专业教学奠定基础。设立专业课和实验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在专业课的设计上,应突出专业特色和应用性。首先,在税务专业开设税收原理、税收制度、税收管理、国际税收、外国税制等课程。然后,根据专业方向及能力要求,开设税务检查、税收信息化、企业税务会计、涉税鉴证与涉税服务、税收筹划等课程。在实验课程设计上,应结合所开设的实务课程,设置课程内实验和综合实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二)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

在理论教学中,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突出实践性与应用性。在教学方式和方法的运用上,除了采取应用式、探究式教学以外,还应当根据课程的性质和培养目标,灵活运用其他教学方式和方法,把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到理论教学之中。

1.案例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将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可以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更直观地理解理论知识,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财经类课程与理工类课程的明显区别在于:课程所阐述的理论问题及经典性结论,不是来源于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或者数学推导,而是直接来源于社会实践。如果单纯地就理论而讲理论,对于缺乏实践经验的在校学生来说,是难以做到真正的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在理论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剖析典型案例来引发并阐明理论,也可以先讲授理论再穿插分析典型案例来佐证理论,促进学生将所学理论与社会实践对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经济管理的一般规律。

案例式教学的优点是教师可以通过编写经典案例对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经验进行高精度的提炼,将其中所蕴含的现代经济管理理论,或者经验教训传递给学生,使学生获得更为直观的信息,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其缺点在于典型案例所包含的实践信息可能是有限的。现实中的案例要有效地应用于课堂教学,必须进行高精度的提炼,而教师在案例的编写、选择或者提炼过程中,可能会忽略一些看似无关紧要但却影响经济决策的细节问题,使经典案例变得不够“经典”,甚至模糊或片面。因此,在实践教学中,经典案例的选用是至关重要的。

2.互动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是以信息的双向传递为特征的一种教学方法。该种教学方法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式研讨为主,学生不再单纯地处于信息的被动式接受状态,有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互动式教学可以应用于理论教学,也可以应用于实验教学;可以应用于单项实验,也可以应用于综合实验,促进学生对专业理论的融会贯通,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意识。

3.开放式教学。开放式教学是以信息的多向传递为特征的一种教学方法。开放式教学思想以人本主义的教育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采取开放教室、混合编班、教师合作协同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等教学形式,让学生在较大空间和较多资源的学习情境中,自主探索寻求知识。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打开教室与教室之间的“墙壁”(开放空间);(2)打开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墙壁”(合作教学);(3)打开时间与时间之间的“墙壁”(弹性化的时间表);(4)打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墙壁”(综合学习)。该种教学方法将学生置于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其在教学活动中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积极思考,发现问题,并运用各种教学资源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在开放式教学中处于引导或提供帮助的辅助地位。

开放式教学可以突破某一专业课程的限制,不仅涉及本专业领域,还涉及到其他专业领域。比如,税务专业在进行涉税服务与涉税鉴证的教学中,会涉及到会计、审计、财务管理、法学、税收等多个专业领域。这种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财经院校应当建立健全实践教学制度体系,包括实践教学基础制度、实践教学科研制度和实践教学师资制度,保证实践教学模式的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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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庆久.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与我国应用型本科的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8).

[4]贾非.开放式教学的理论与实践[J].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

[5]孙良文,魏妍.财经类院校经济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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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是金融公司的一种特别形式，它是为了控制而不是为了投资目的而拥有其他一个或几个公司大部分股票或证券的公司。

控股公司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1)纯控股公司。这种控股公司只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或其他决定性投票权)，从而管理这些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而不经营具体业务。(2)混合控股公司。这是指除了具备上述纯控股公司的功能外，它还同时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如生产、贸易、信贷业务等。

现代跨国公司中的母公司就是混合控股公司的典型。通常，跨国公司是由各个经济活动领域中相互间联系的企业组成的一个多部门的联合体(如康采恩、大联合企业)。

纯控股公司大部分是处于中介环节的特别控股公司。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控股公司，其任务是实际地控制和管理子公司的活动，接受和汇回来自子公司的股息。通常，控股者是以公司的形式掌握另一公司足够量的股份，从而对其实行业务上的控制。

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要求利用居间的控股公司，即控股基地公司。这些控股基地公司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四个主要任务：(1)股息预提所得税的最小化；(2)在低所得税管辖区集中利润和利润的再投资；(3)集中来自不同税收水平国家中子公司的股息，在法律性双重征税的条件下，通过可能得到的税收抵免来降低整个跨国集团的有效税率；(4)减少母公司所在国和子公司所在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体系的影响。

1．股息预提所得税的最小化

子公司在自己管辖区获取的利润应向自己的主要股东母公司进行分配。利润的分配是以支付股息的形式进行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利润以股息的形式汇回时，子公司所在国按地域原则要向外国公司获取的股息征收预提所得税。大部分发达国家对股息汇回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很高，达到30%～35%。减少预提所得税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地利用含有优惠条款的国际税收协定。按双边税收协定的条款，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一般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也可能为零。

为了实现股息预提所得税的最小化，可在拥有广泛税收协定网络的国家中建立控股基地公司。在母公司、子公司和基地公司所在国之间均订有税收协定的条件下，基地公司可采用“套用条约”的原理来减轻税收负担。这里可举德国跨国集团罗伯特•博世公司(RobertBoschGmbh)的特别控股公司的例子。

[案例1]

当博世集团设在挪威的子公司向德国的母公司汇回利润时，挪威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为15%。为了减少税收支出，集团利用设在瑞士的特别控股公司(R．B．Inter-nationaleBetailungeAG)的服务汇回股息。瑞士与挪威、德国都有税收协定。按照税收协定，从挪威向瑞士汇回股息免征预提所得税(税率为零)，而从瑞士向德国汇回股息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仅为5%，其结果是预提所得税的税收负担降低了67%。

由于利用瑞士的控股基地公司，股息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减少了10%。如果瑞士基地公司的所有业务完全与控股活动相联系，那么它还可以避免基地公司的瑞士所得税。

这里要引起注意的是，基地公司的活动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费用。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控股公司离岸业务的利润在公司居住国被免于征收所得税，但是通过这类基地公司汇回的股息还是有可能要缴纳公司所得税。如果在股息汇向基地公司所在国(如荷兰或瑞士)时，税收协定没有规定要征收预提所得税，那么当股息从基地公司所在国汇出时，也还是有可能要征收预提所得税。但是，预提所得税的税率很低(荷兰为5%)，一般不会影响基地公司的作用。

因为所有业务是靠“套用”税收协定来完成的，所以在税收筹划时要认真地研究相关国家的税收协定。每一个税收协定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国家与不同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相互间也不尽一致，有的规定对预提所得税免税，有的规定减税。

在建立内部企业结构体系中，如何确定集团内部股息的传导路径以及控股基地公司的选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现代的财务分析方法和专业跨国律师的咨询可能有助于找到最优的组合。

在实现外国预提所得税最小化的情况下，其实际效用还涉及到那些为避免法律性双重征税向本国纳税人的境外所得提供税收抵免的国家。税收抵免加之较低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将降低跨国集团的整体税收负担。但是，即使母公司所在国所得税的税率等于或低于子公司所在国的税率，任何一项股息预提所得税即便能得到抵免，但还是会提高有效税率，最终将增加跨国公司的税收支出。

2．离岸管辖区的利润集中和再投资

控股基地公司的优势，不仅能将来自子公司的股息重新分配，而且还能在不增加跨国

集团税收负担的条件下，将这些利润再投资。的确，从财务角度看，在控股基地公司的所在国集中利润，然后将其向国外再投资，要比将利润汇回所得税税率较高的母公司所在国更有利。因此，在自己的帐目上积聚来自外国子公司以股息、资本利得或受控子公司清算所得形式的利润，也是控股基地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资金在考虑税收负担最小化的条件下，再投资于外国基金或跨国公司制定的项目。

在控股基地公司帐目中，利润积聚过程的效益取决于跨国集团内母公司所在国与子公司所在国税率的对比关系。如果子公司在其所在国的税收负担比母公司所在国的要重，或者母公司所在国允许在计算公司所得税时，将来自子公司的股息从税基中扣除，那么将利润积聚在国外就没有意义了。在公司所在管辖区不出现纳税义务的条件下，可以将利润汇回母公司。这种状况并非不存在，现在不少国家正在进行激进的税制改革，已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的边际税率。

实现税收的最小化还包括对出售资本项目或清算子公司的资本利得征收的资本利得税。如果将利润转移到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关联企业所在国，以后就可能会出现新的纳税义务，从而加重跨国公司的全球税收负担。但是，如果通过控股基地公司来进行资本的出售和清算，那么集中在基地公司帐上的利润就能避免资本利得税，从而有利于利润的再投资。

3．股息的集中和境外已纳税额税收抵免的最大化

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是利用内部企业中的居间控股基地公司来控制外国集团公司。为了说明控股基地公司在传导股息和境外已纳税额抵免中的作用。

[案例2]

美国母公司M控制着设立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直布罗陀的三个子公司。某年度，母公司和三个子公司都获取所得100000美元。各国所得税税率如下：新西兰为48%，澳大利亚为39%，直布罗陀为2%，美国为34%。假定三家子公司的所有利润都以股息形式分配给母公司，这里我们暂忽略预提所得税的存在。

这个案例中，暂忽略荷兰所得税的存在，而将三个子公司的财务成果视作荷兰控股公司的成果。由于充分利用了所有可能的税收抵免，集团总有效税率与母公司所在国的所得税税率保持一致，从而减轻了集团整体的税收负担。

现有股息100000美元，从位于四个不同国家(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子公司汇回法国的母公司。现假定在内部企业结构中末建立控股基地公司的情况下，其预提税的计算结果如图10-9所示；在内部企业结构中建立控股基地公司的情况下。

国家股息额股息直接汇回法国股息汇入荷兰控股基地预提所得税公司的预提所得税

意大利＄100000(15%)＄15000-

比利时8100000(10%)＄10000(5%)＄5000

荷兰3100000(5%)＄5000-

瑞士＄100000(5%)＄5000-

集团合计3400000＄35000＄5000*

*如果将税后的股息395000美元从荷兰汇回法国，还应缴纳5%的预提税，即19750美元。据此，总的税收支出为24750美元，借助于控股基地公司减少了税收10250美元。如果不将股息汇回法国，而把在荷兰的全部股息对外投资，那么税收支出仅为5000美元。

4．外汇管制和投资限制的克服

控股基地公司的建立除了具有税收优势外，还有利于减轻外汇管制和投资限制对跨国结构的影响。如果子公司位于外汇管制和投资限制非常严格的国家，或是位于货币政策不稳定的国家，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将子公司商业活动的利润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维护整个联合集团的利益。控股基地公司参与利润的传导还出于这样的原因，即如果没有基地公司的中介将利润直接汇回母公司，以后将在母公司的管辖区承担更多的税收义务。基地公司一般都位于没有严格管制的国家，可以作为内部企业结构中积聚被转移利润的中间环节，有待于今后把利润投资于子公司或新的投资项目。

如果母公司位于外汇管制和投资限制很严格的国家，那么控段基地公司在跨国公司内部结构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如此条件下，基地公司是连接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纽带，如果子公司的所得不汇回母公司所在国，而积聚在基地公司所在国，待以后再投资，那么母公司所在国的外汇管制和投资限制对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将大大减少。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有时候母公司所在国的法律可能会要求将来自子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超额利润汇回本国。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只能遵守法律规定，避免罚款制裁。可见，基地公司的活动可能会与某些法律管制措施发生冲突。

5．控股基地公司的选址

控股基地公司的选址中最理想的国家或地区应具备下列必要条件：

(1)没有外汇管制，具有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

(2)政局稳定；

(3)对向非居民汇出股息和利息，不征或征收很低的预提所得税；

(4)没有资本利得税；

(5)拥有广泛的税收协定，协定降低了股息和利息预提所得税的法定税率；

(6)对控股公司的活动较少法律限制。

显然，要找到拥有上述所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容易的，但是至少应是能满足大部分条件的国家和地区。目前，世界上控股基地公司所在国的现状，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拥有广泛的国际税收协定网络，但国内税收制度很严格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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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三支柱”;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072-03

一、概念的明确

(一)养老保险的界定

在国内很多有关养老保险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们或政策制定者会将养老保险(或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养老保险(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概念替代使用。如,国内比较流行对养老保险的界定是这样的,“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推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确切地说,这应该是对社会养老保险或是基本养老保险的界定。这种概念的替代使用以偏概全,忽视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存在及其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利于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整与实施。因此,在研究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之前,首先应对养老保险进行界定。

养老保险是指老年人因年龄或疾病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后,通过预先支付的养老保险费而获得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制度安排。它具有保险经济活动的特征,遵从保险运行机理,通过精算确定一定的缴费水平和领取的养老金额,是一种互助互济、风险分摊机制 [1] 。按照性质划分,养老保险可分为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这两者都可以解决养老问题,只是各自分工和担任的角色不同。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是一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共同发挥养老保险所具有的三大功能――储蓄、保险和收入再分配。

(二)“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是世界银行1994年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即促进经济增长》 [2] 报告中提出的,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对于养老保险的一些政策主张。第一支柱,即公共养老保险,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执行,大部分国家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其目标是有限度的缓解老年贫困,提供各种风险保障。第二支柱,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是一种完全积累制的私人管理的养老金计划,可以是强制执行也可以是自愿实施,养老基金的运营管理市场化,享有税收优惠。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一般由商业保险公司办理,个人自愿投保,政府给予税收优惠。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在人寿保险公司购买各种商业养老保险计划。

归纳起来,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现社会公平,第二、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体现效率和个人的自我保障责任。这三大支柱有机的将社会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社会保障责任和个人保障责任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养老保险的三大功能。可以说,针对全球性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对于解决养老问题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方案设计。

二、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含义

(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从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第一次明确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这个定义得到了国际社会一致的认可。

可持续发展在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方面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3] ,它不仅涉及当代的或一国的人口、经济、资源、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同时还涉及同后代的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经济、资源、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并包括了六项原则:公平性原则、和谐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需求性原则、高效性原则和创新性原则。

(二)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生态、经济、社会这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的一环。要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以可持续性为基本特征,通过制度的不断创新,在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促进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一套政策、方法和制度,最大程度地满足每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发展,不仅要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还要保证不能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实现代内与代际间的和谐与公平。

因此,结合西方经济学的养老保险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在尽可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根据本国国情调整养老保险体系三大支柱的各自比例,完善第二、第三支柱的管理方式、投资政策并给予政府支持,使得体系内各支柱的养老基金收支平衡,三大支柱共同实现养老保险所具有的三大功能――储蓄、保险和收入再分配。

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是:既要解决当前已退休老人的养老问题,又要考虑在职一代人在未来的养老问题,实现公平原则;既要能够应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务危机,又要能够满足不同阶层不同消费人群多层次的养老需求,实现效率原则。

三、目前中国“三支柱”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在1997年的养老保险改革中提出要建立“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并在构建“三支柱”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但现行体系仍然是以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为主的单一支柱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单一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体系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继续下去:第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第二,行之有效的税收体系,第三,养老基金能得到良好的经营和监管。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显然第二、第三个条件都尚不具备,而第一个条件在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情况下更是谈不上。加之实践中养老保险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一)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有限

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城镇地区的国有部门,覆盖率较低。虽然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在许多地区占一半以上,但基本养老保险在非国有部门的覆盖范围参差不齐,城市中相当数量的人群被该制度所忽略。

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制度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城镇人群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或正在探索之中或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第二,目前企业的缴费率太高,扩展覆盖范围的工作进展艰难,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第三,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尚未完全解决。因此,有限的覆盖面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加剧缴费负担,再加上收支不平衡和缴费率提高的趋势,很容易形成覆盖面下降的恶性循环。

(二)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日益严重

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在转轨过程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日益严重,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第一,客观原因。首先,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使得在职职工的赡养率急剧上升,导致当期的养老金支付增加,1992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才20%,2009年已经上升为32.7%,这意味着每一个在职职工负担退休职工的养老负担加大。其次,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较高,企业负担较大,客观上也刺激了企业拖欠或拒缴保费,导致养老金收入下降。

第二,主观原因。首先,由于“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当统筹基金不足以支付时,难免会向个人账户透支,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人账户并未形成实际的基金积累,基金的保值增值目标无法实现,最终又不得不回到现收现付制上来。其次,政府在制度设计之初期望通过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来消化这块转轨成本,但由于当期转轨成本巨大,单靠提高企业的缴费率无疑是杯水车薪,从而导致社会统筹账户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加之中国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难免向个人账户进行透支,必然会使得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目前的转轨成本日益恶化。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近8 000亿元,并将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以每年净增1 000亿元的速度持续扩大 [4]。

(三)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

目前,中国第二、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也逐步建立起来,但其发展仍然滞后。由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偏高,不仅给企业增加了经济负担、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了竞争力,还挤占了企业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力和空间;缴费率的偏高也意味着个人将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性过高,从而降低了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06年中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为626亿元,占GDP比重不足0.5%,人均保费不到50元,而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相关费用占GDP的10%以上,人均保费超过5 000美元 [5]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2007年底人均长期商业寿险保单持有量为0.1件,远低于发达国家1.5件的平均水平。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原会长王在2008年表示,中国人均商业养老保险保费大约是431元,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1/10,为美国的1/70。从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来看,根据国家规划,商业养老保险应占到个人养老保险的10%～20%。而在养老保险成熟的国家中三支柱各占总养老金的比例是:基本养老保险约占养老金总数的30%,企业年金占比为30%,而个人储蓄性养老金计划,包括保险、基金、股票、银行储蓄、债券、房地产等,约占养老金总数的40%。在欧美国家,养老保险占欧美人寿保险收入已达60%以上。

不难看出,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出来,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仅仅成为名义上的,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负担过重,这种格局严重阻碍了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要使得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能够可持续发展,如何推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以使其发挥在整个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社会管理和保障职能,并不断完善“三支柱”体系,是现今最为关键的 [6]。

四、中国“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之对策

针对上述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要使得体系能够可持续发展,其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7]:

(一)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以完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三支柱”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可以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借助商业养老保险的社会互助机制,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促进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化国家企业年金计划和储蓄性养老计划的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采取和实行程度不同的税收制度安排政策密切相关。

(二)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

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是整个“三支柱”体系的基础部分,其目标就是为社会大部分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养老保险体系能够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具体包括: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明确政府在转轨成本解决过程中应承担的主体责任,正确定位政府职责;合理的、多渠道的筹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同时要逐步稳妥的解决转轨成本并作实“个人账户”;实现“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分账管理,逐步实行个人账户市场化运作,将竞争机制引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提高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的收益率,确保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为养老保险基金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国的投资结构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资本市场的效率结构,要实现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健康良性发展并能获得稳定较好的投资收益率,必须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资本市场。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政策法规滞后,与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市场基础不坚实、机构不合理,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等情况将在较长时期内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是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过低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促进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发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作用及改善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并进行相应改革,扎实稳妥地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

(四)加强养老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

有法可依是推进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养老保险法规,养老保险的改革和制度构建主要依靠行政机关的政策文件指导,缺乏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稳定性和完整性。此外,对于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重要作用,相关部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在这两个层次的立法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影响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步伐,进而阻碍了其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加强养老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具体包括:通过立法建立并完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养老保险的监管体系以及通过立法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治超.人寿保险、养老保险与资本市场――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7.

[2]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危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3]姜学民,周升起,等.均衡与效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邓英.英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7.省略.

篇10

关键词：民间资本；投资风险；风险控制

课题项目：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资助项目（编号：YXM201504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4日

一、引言

自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肃省的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资金瓶颈”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资金干涸”现象仍然突出。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大促进了民间资本的发展，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民间资本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鉴于甘肃省近几年民间投资的现状，对甘肃省民间资本的投资风险进行甄别和防范，对于甘肃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甘肃省民间资本发展概述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民间资本是相对于国有资本而存在的，也就是掌握在民营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中属于私人股份和其他形式的所有私人资本的统称。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定义统计口径下，2008～2014年间，甘肃省民间资本的规模与全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受外部经济市场波动的影响大，加之甘肃省民间资本的总量较全国平均水平较低，使得民间资本在经济市场中变量的突发变动时，应对能力较差。（图1）

另一方面，甘肃省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水平较其他规模较大的企业管理者来看，也存在着劣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经营管理者中，大专以上的人数只占了10%，而大多数的经营者仅仅具有高中和中专水平这样的比例占到了总人数的70%多，这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会造成错误的决断，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较倾向于对员工素质要求不高的行业。（图2）

三、甘肃省民间资本投资风险分析

（一）盲目的趋利避害。趋利避害可以说是所有资本的本性，同时也是甘肃省民间资本的本性。但是，与国有资本投资的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不同，甘肃省民间资本是以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和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当民间资本面对回报率不高的领域时，往往就会避而远之。反之，如果该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高且风险较低时，民间资本就会大量的向其集中，大部分跟进投资的资本往往都难以逃脱亏本的结局。

（二）民间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甘肃省民间资本投资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新兴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涉足较少。产业分布上，全省的私营企业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从行业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简单、投资不大、易于模仿、便于进入的行业，以及这些行业中的低附加值工序和低档次产品方面。然而，第一产业在受自然灾害影响大等方面的特性，加剧了民间资本的投资风险。

（三）民间资本的经营管理风险。与国有资本不同的是，民间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资本所有者拥有对资本的绝对经营权。这避免了国有资本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委托问题。但是，资本所有者的资质对经营效益的影响大大加剧。与东部省份相比，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部，人才缺乏，具有科技和金融两大学科知识和丰富金融阅历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使得民间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

（四）相关法律缺失，监管难度大。由于民间资本的隐蔽性和运作方式的不规范致使政府至今没有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目前，我国涉及到民间资本投资的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和《信托法》等。但是，这些法律中的条款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限制十分严格，这种简单的“禁止”使得民间资本的运作从地上转入地下，民间资本游离在国家监管和统计范畴之外，结果反而导致不到危机爆发难以把握其行踪，给调查、取证、监督、管理带来极大的难度。

四、甘肃省民间资本投资风险防范措施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尽快制定民间资本风险投资的核心法律《风险投资法》和《风险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的宗旨是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提高甘肃省竞争力。而《风险投资基金法》应从法律上规定风险投资基金的发起、募集、设立和运作全过程的相关内容，为民间资本发展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科学投资。加强对非法集资等经济行为的侦察和防范，确保在发现违法经济行为时能够第一时间控制涉案人员。

（二）成立专门的民间资本监管机构。一方面要建立专门的官方组织，负责对民间资本的投融资进行审批和监管，建立检测指标体系，对民间资本流向和规模进行全面监控，加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监管和防范；另一方面要建立非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制定民间资本的自律规则。督促民间金融组织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加强与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金融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一是在全省范围内普及民间资本的投资知识，营造鼓励冒险、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社会文化氛围，为民间资本投资家创造一种宽松的投资环境；二是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的方式尽快造就出一批高水平的民间资本投资家。甘肃省依托兰州大学等重点高校，教育设施完善，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三是通过各种税收制度政策，吸引东部和中部的高素质人才来甘肃省从事民间资本的投资事业。

（四）建立与民间资本挂钩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披露信用不良的黑名单，提高失信成本，减少民间资本投融资中的道德风险，以保证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要以明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保障，该体系应该是由完善的个人与政府信用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社会信用评估体系组成。完善对民间资本主体资信审查制度，必要时需要对民间资本主体进行适度监管。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平.我国民间资本投资金融领域的现实意义与挑战[J].武汉金融，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