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私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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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证券市场过去一直没有买空机制，缺乏进行对冲和套利的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相关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缺失，这些都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演化过度到如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的量子基金(QuantumGroup)困难重重。虽然近期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都将拉近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的距离，但是目前法律法规对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运作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相当的限制。

一、金融期货和卖空机制的缺失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无从对冲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

海外之所以将此类投资于证券及其衍生工具的私募型基金称之为对冲基金；是因为这些基金在最初都采取了对冲的交易方式规避市场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所谓的对冲基金并非都采取对冲手段，但如果完全不能进行对冲交易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很难称得上是对冲基金。建立投资组合可以降低非系统风险，却不可以消减系统风险。目前我国股市价格波动幅度大，系统风险约占市场风险的6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部分只占30%，因此，对国内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十分必要与迫切。在债券市场上，由于国内还未实行利率市场化，债券的收益率波动较小，还未形成对债券类对冲工具的强烈需求，但是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开放与创新的必然趋势，对这方面工具的需求也将日益暴露出来。由于缺乏金融期货等对冲工具及卖空机制，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在单边上升市场中获利，而在证券市场的单边下降趋势中无法规避系统风险带来的损失，不能如同海外对冲基金一样，在双边市中同时获利。表1对不同类型对冲基金的波动率进行了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了对冲交易规避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基金，除做空倾向基金和新兴市场基金外，其他的收益波动性都远不及标准普尔指数基金，而它们的Sharpe指数却基本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由图1可以看出全球对冲基金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显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而且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还低于普尔指数，但是从1999年开始却优于道琼斯全球指数，且它的波动性远远小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与道琼斯全球指数。

由于不同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人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不同，目前海外就对冲基金种类愈加细分，有许多种类的对冲基金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样不采用对冲手段控制投寸、锁定风险。不同的是，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长期以来受制于缺乏可用以对冲风险的卖空机制和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货和债券期货等，无论私募基金欲采取何种投资策略，在客观上都不允许其对证券组合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图2是2001年7月底到2006年12月底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与新华富时A指的比较。

和海外的情况相同，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的波动性也小于大盘指数，但是，由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缺乏海外对冲基金规避风险的对冲工具，因此其较海外对冲基金经受着更大的波动性，同时，当系统风险到来时只能被动地接受损失。

2006年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问世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填补了国内无对冲机制和对冲金融工具的空白。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向证券公司办理融资融券业务以对冲基金资产中的部分股票、共同基金和债券的风险头寸，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使我们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部分成分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成为的可能。由于国债“327”事件，国内的债券期货迟迟未再推出，因此，近期想要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债券的利率风险进行对冲只能通过融资融券。无疑，融资融券和金融期货的陆续推出，通过允许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部分种类金融资产的风险进行对冲，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逐步向真正的对冲基金演进。

二、不完全的卖空机制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发挥对冲基金的高杠杆效用

从组织形式上来划分，我国目前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契约型，主要是指通过契约的形式维系各参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另一种是合伙型，通过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共同出资，形成合伙性质的组织形式来运作。再一种是公司型，是通过按《公司法》成立的投资公司来协调各参与人之间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出台前，以上三种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都难以通过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来放大自身的投资杠杆倍数。契约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以个人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个人除开立了住房、汽车、消费和助学贷款外，只允许个人以凭证式国债做质押贷款。对于合伙与公司型的企业法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其通过不动产的抵押和动产的质押来发放贷款，如凭证式国债、股权和股票的质押贷款。但是对于经营高风险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来说，其很难满足银行的其他要求，因此，合伙与公司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要获得银行贷款以进行杠杆投资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2005年，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统计了截至2004年底各种不同类型对冲基金，在投资过程中通过卖空交易使用杠杆放大倍数的程度，调查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海外对冲基金通过卖空机制使用杠杆的倍数一般在两倍以下，但也有30%的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在两倍以上。根据《融资融券试点交易实施细则》，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和融券卖出时，保证金比例都不得低于50%，这一细则将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杠杆倍数控制在两倍以下，限制了基金根据自身投资策略缩放杠杆倍数的自由度。考虑到国内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仍处于试点起步阶段，随着证券公司控制风险能力的增强，业务发展的成熟，保证金比率有可能逐步下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可控杠杆倍数将放大。

三、资本项目的不完全开放使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在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对外完全开放之前，唯一能以境内资本合法投资海外资本市场的也只有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DomesticnstitutionalInvestors，QDII)，目前获批的机构只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全国社保基金。国内经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短期内要想合法涉足海外资本市场几乎不可能。而在美国等一些发达金融市场中，正是由于开放的资本项目，才会产生游走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坚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价值投资的巴菲特。图3是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对1995年到2004年国际对冲基金种类占比的统计。

图3中全球宏观型对冲基金和新兴市场型对冲基金都是主要将投资定位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对冲基金，且其他类型的对冲基金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比例也不可小觑。只能投资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受一国经济、政治和法律法规的影响较大，无法通过分散投资于不同市场规避这些风险。不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也是障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真正的对冲基金的一道门槛。

四、法律法规的空白不能保障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相同的合法地位

1949年，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在美国诞生，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对冲基金经营最活跃、法律法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并没有通过专门针对对冲基金的法律，而是利用涉及投资行业的多项法律法规中的豁免条款给予其合法地位与相应监管的，即满足豁免条款的对冲基金可以免于如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及向公众披露基金信息等一系列共同基金必须遵守的条款。这些豁免条款主要包括对投资者的人数、资格及销售渠道的限制。涉及规范与保护对冲基金的美国法律主要有1933年的证券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1997年的税收减免法案、1936年制定，1974年修订的商品交易法及各州的蓝天法等。

在国内，有关证券投资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给予明确规定，2003年颁布的《基金法》也只是在附则中提到“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定。”这虽然给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留足了空间，但是仍然让其游离在合法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2005年之后，国内出现的与信托投资公司合作推出的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是依照有关法规设计运行的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客户资金安全的问题。作为资金信托产品，其由信托公司(信用受托、投资监管)、证券公司(专项证券账户监管)、商业银行(专项资金监管)、地方银监局四方进行监管。正常的交易操作程序分为研究决策、下单交易、资金清算、利润分配等几个环节，这些环节分配到不同的法人主体去做，互相制约。虽然效率低一些，但是却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由于这种机制很好地解决于信用风险问题，投资者资金安全有保证。实际上，在这种私募基金信托中，信托公司的角色已发生变化，在以往的证券信托计划中，信托公司既做受托人，又做投资者，在操作中难免会出现利益输送问题。而现在，信托只承担受托人和信托结构设计工作，把投资者角色让给了专业私募基金经理。信托公司的定位也从以往的操盘者，变身为某种意义上的监管者。这些信托产品基本是按照海外对冲基金模式来设计和操作的，现在只缺沽空交易。将来国内股指期货推出后，就有沽空手段了，这样将成为完整的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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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证券基金指专门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私募方式筹集资金所获得的投资证券基金。通常情况下对于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往往是长期的，这种投资证券基金的流动性比较差。

私募股权投资通常有三种投资方式：一是对投资早期和初创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叫做创业投资，二是投资扩展期的企业的叫做发展资本（也可直接进行与管理层收购有关的投资），三是投资成熟时期的企业的叫做过桥融资或说是Pre-IPO。私募股权投资就是指在一家企业上市前所获得的所有的股权投资。私募股权证券基金公司为了获得该企业的控制权将资金投入到被选中的企业中为该企业创造价值，获得该企业附加价值创造的利润，如：重组企业集中经营自己擅长的业；改变人员和管理层建立具有激励作用的科学管理机制；为公司管理提供科学建议等。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最后通过私募股权证券基金的安全退出从创造企业的附加价值实现为投资者的创造收益。

二、私募股权证券基金退出的方式及作用

私募股权证券基金的投资者投资项目的目的是获得高额回报，他们并不是主导企业运营的企业家，所以私募股权证券基金投资的安全退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私募股权证券基金退出的方式

因为不同的退出模式意味着投资者获得的利润收益不同，所以私募股权证券基金创造投资收益的核心因素就是如何选择适当的退出机制。私募股权证券基金主要有这几种退出方式：IPO方式、次级销售(secondarysale)、回购(buy-back)、并购(Acquisition)、清算(writeoff)等(coumming&Maclntosh，2002)。目前，国内非上市公司私募股权证券基金的退出机制有以下三种:转让企业股份；被投资公司的股东将私募股权证券基金公司的股权购回；公司重组包装后上市，向公众出售股票获得投资。

2.私募股权证券基金退出的缘由及其存在的问题

通常私募股权投资证券基金会存在特定的投资期限(一般限于10年左右)，到期后所有的股权投资必须变现，最后将收益按比例分给证券基金投资人。所以证券基金一般有五到六年的时间来招募投资，并连续持有三到五年，最后再通过出售给战略收购方或让被投资企业IPO来投资变现。私募股权投资证券基金偶尔为了增加证券基金投资资本在一定期限内的利润——内部收益率(工RR)，也会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退出。投资者常常会用来衡量私募证券基金绩效的一个常用指标是内部收益率。实际上，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分析可能的变现(退出)路径一般都是在投资之前。私募股权证券基金投资企业的目的是通过企业的成长获得回报，而并非长期持有股份。实现收益的关键是实现股权退出，而其中最主要退出渠道是IPO退出。但是在我国，在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实现退出的被私募股权证券基金投资的企业很少，在深圳小企业板退出的企业更少，在海外上市退出成为许多私募股权证券基金的选择。而采用周期长、难度大的重组并购退出的形式，有些私募权证券基金认为这样会严重打击私募股权证券基金的投资热情，非常不利于PE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三、完善私募股权证券基金退出的策略

由于私募股权证券基金投资企业是相对长期的投资，证券基金将资金投资到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并对其提供增值服务，因此私募股权证券基金的股权不能上市公开交易。借鉴国外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和鉴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从长期目标来看，要顺利实现IPO退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应建立二板市场；应建立以收购为主的多种退出机制，在近期完善证券市场。

（一）IPO退出策略

1.国外市场――海外上市在国内暂时无法建立的二板市场和目前高额度和高门槛限制的中国A、B股市场的恶劣环境下，实现IPO退出可以利用国外的二板市场和香港的创业板。间接上市和直接上市是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主要两种途径。通常都是采用IPO方式进行海外直接上市。直接上市就是直接以国内公司的名义向国外证券主管部门注册后发行股票，在当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特区，没有对上市企业作区域限制为实现海外融资的内地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开辟了渠道，香港及邻近地区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和新兴企业如果需要集资扩张并具备增长潜力主要利用创业板市场。虽然IPO花费的时间较长、成本较高，需经过境内、境外监管机构审批较为的复杂程序，也要聘请较多的中介机构。但是，IPO可以实现更多的好处：尽可能高的股价价格，股票拥有更广的发行范围，公司可以获得较大的声誉。所以境外直接上市应该是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主要方式是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的最好方式。直接上市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程序比较繁琐，所以许多民营企业以间接方式在海外上市是为了避开国内复杂的审批程序。间接上市的好处是花费的时间较短，可以避开国内复杂的审批程序，成本较低。随着我国企业业绩的提高，进一步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我国企业进一步优化的外部经营环境，一片光明的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前景正在展开。

2.境内市场――建立低门槛的二板市场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发达的股票市场，风险投资要实现顺利套现要建立在层次丰富的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丰富的资本市场是实现证券基金创业回报的最根本因素。由市场发展过程看，美国的风险投资活动发达活跃，美国风险投资业的资金退出方式主要是IPO退出。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美国风险投资业选择IPO退出方式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

目前大约有45%是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大都选择在美国公开资本市场——NASDAQ市场上实现首次上市。二板市场是实现PE退出的首选途径。拥有完善证券市场的欧美国家，都有二板市场支持私募股权退出（如美国的NASDAQ市场和欧洲的小盘股市场）。二板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的上市要求、条件和审批及其股票交易规则等方面和主板市场差别较大。私募股权投资的一切努力不可能在一个不发达低效率的证券市场转化为企业成长的预期。实际上多数私募股权投资获得的再收益来源于企业成长期，与中小企业的经营盈亏无关，并不是其投资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盈利。深圳设立的二板市场应该再放宽融资条件，对高技术上市公司配股实施急需资金的高新技术项目时，可以适当放宽配股间隔期、配股比例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放宽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条件、连公司股本规定、续经营记录以及连续盈利年限，否则，私募股权投资形成的股权将变现性极差或者无法实现。

（二）收购退出

对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来说，让大的企业来收购兼并风险企业也非常具有吸引力。风险企业利用这种退出方式能迅速获得流动性强的证券或资金，实现完全退出风险企业。通常情况下，大公司实现生产和市场营销、小公司实现创新都较为容易。因此，想要产生综合经济效益，可以向一个具有生产和营销经验的另一家大公司出售风险企业。风险企业是以企业丧失在收购的退出中控制权为代价，使投资机构获得收益制定较高的退出价格。80年代初级发展的美国风险投资，较大比例的风险企业采取收购的退出方式。到90年代比例逐渐降低说明，在证券市场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收购是风险投资更为实际的退出方式。我国的证券市场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资本市场的市场行为主要以银行为主还不够成熟。目前情况下可以采用收购的退出方式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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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现行证券法中明确出现了“非公开发行”的字样，表明私募发行作为证券发行方式的一种．已经得到我国法律的承认。阐述了证券私募发行制度也在逐步确立完善．要发挥私募发行的优势．构建更加完善的证券市场，就要对私募发行进行监管。

1　概述

证券发行，根据发行对象的不同，分为公开发行与私募发行。其中，私募发行是指针对特定对象．采取特定方式，接受特定规范的证券发行方式。所谓“特定对象”是指：第一，个人投资者．例如公司老股东或发行人自己的员工。第二，机构投资者．如大的金融机构或与发行人有密切往来的企业等。“特定方式”是指两种方式：一是股东配股．又称股东分摊．即股份公司按股票面值向原有股东分配该公司的新股认购权．动员股东认购这种新股发行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事实上成为对股东的一种优待．一般股东都乐于认购二是私人配股．义称第三者分摊．即股份公司将新股票分售给股东以外的本公司职工、往来客户等与公司有特殊关系的第三者“特定规范”是指私募发行须依照的不同于一般公开发行的法律规范。

与公开发行相比．私募发行有以下特点：一是无须经过核准或登记．只要其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可发行：二是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也相对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大大减轻：三是私募发行也即非公开发行．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是很成熟的现状下．私募发行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发行人的法定义务不够明确．私募发行的股票流动性不强．发行人利用私募发行的“外壳”逃避信息公开披露义务并演变成变相的公开发行．投资人资格偏宽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规范证券私募发行制度．有必要对私募发行进行监管。

所谓证券监，是指证券主管机关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等活动和参与证券市场活动的主题实施监督和管理．以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并保障其合法运行为目的的行为总和。

总体而言．证券主管机关对私募发行的监管要比对公开发行宽松的多．这从上述私募发行的特点就可以看到．对于公开发行所要求的发行核准、注册以及严格的信息披露对私募发行而言都是不必要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对私募发行的监管要比公开发行严格．例如．规定了严格的私募发行限制转售制度．私募发行的投资者在一定期限内不允许转让其持有的私募发行证券又如．各国的私募发行监管立法中．对于发行对象在资格、人数方面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公开发行中却没有投资者最高人数的限制．更是普通的投资者都可以我国法律中亦是如此。

2　我国私募发行的现行监管制度

我国私募发行的现行监管制度具体可分为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以及事后监管。

2．1事前监管

所谓事前监管．其实就是私募发行的准入机制．也即审核机制公开发行证券的审核机制有注册制和审核制之分．我国现行证券法规定的也是核准制．而对于私募发行而言．各国普遍采取的注册豁免的准入制度．给予发行人较大的自由，最大限度的降低交易成本就是在私募发行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注册豁免制度也是美国证券私募发行制度的核心和本源，在美国，发行人在进行符合相关规定的私募发行之前．不必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注册，也无须履行登记所必须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是．作为豁免注册的代价．发行人需要承担对自己的发行符合私募发行条件的举证责任．而且在美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条例中规定!发行人在私募发行的过程中应履行通知报告义务．将此作为私募发行豁免注册的前置条件．若发行人未履行此义务．则不得享有注册豁免笔者认为．我国在将来完善私募发行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参考美国的做法．在放松私募发行的准入条件的同时也应该对发行人的义务加以明确的规定。

2．2事中监管

对私募发行的事中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发行主体的监管，对投资者资格及人数的监管．对发行方式的监管．对发行信息披露的监管等方面。

首先．我国现行证券法中未对私募发行的主体加以明确规定．学理上一般认为是公司．而且多半是股份有限公司．但在美国的有关证券法律中．规定的发行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商事主体，如个人、股份有限公司、合伙组织、协会、股份两合公司、信托组织等可见美国法律中私募发行的主体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当然这也与其有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有关。

其次．对于投资者资格，从私募发行的概念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而对于投资者人数，我国法律中并未正面规定．只是在证券法第10条中说到“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属于公开发行．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指发行人数在200人以下对象特定的就是私募发行．但是立法规定也就到此为止，再没有对例如累计的期间、特定对象的范围加以具体规定．以上的私募发行对象也是学者们结合金融实践经验归纳得出．从而造成了实践中一些发行人利用私募发行的名义逃避信息公开披露等法定义务．逃避主管机关的监管．并且将私募发行演变成变相的公开发行．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得不到保护．相比之下．美国证券法律对投资者资格和人数的规定则较为详细具体．也即监管较严格这一点是值得我国立法借鉴的。

第三．对证券私募发行方式的监管．我国现行证券法中仅有如下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这其实是从反面对私募发行的发行方式作了一个禁止性规定．排除一些不允的方式．但是是否暗指除此之外的发行方式都是允许的呢，法律没有明确说明，不仅如此．就算是有此规定．法律也没有对何为“公开劝诱”、“变相公开”予以进一步的解释相似的．美国的证券私募发行也不允许采取公开广告或类似的方式．美国证监会D条例规则502(c)对什么是公开广告或一般要约做了具体规定．其包括但不限于：在报纸、杂志或其他类似媒体上登载广告、文章、通知或其他传播形式；或者在电视或电台上进行广播：或者以一般性劝诱或公开广告的方式邀请出席高级研讨会或会议同样．我国可以在立法中借鉴美国的做法．对私募发行方式加以稍严的监管。

第四．对证券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的监管．我国现行证券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私募发行的发行人通常享有信息披露监管豁免权．这正是私募发行与公开发行的显著区别之一但是．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私募发行的投资者被分为两类，特许投资者和非特许投资者．如果发行对象属于前者．则发行人可自愿决定是否进行信息披露：如果发行对象中还有后者，则发行人必须在出售前的一个合理时间内向前述非特许投资者提供法定信息，这时，发行人负有的是强制信息披露义务。笔者认为．在我国对私募发行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应该加大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监管力度，适当规定其信息披露义务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及确保对私募发行的规范。

2．3事后监管

对证券私募发行的事后监管．即私募发行的有关法律责任．主要是指发行人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也正如前述对私募发行的事中监管中所提及的，是发行人向特定对象的发行最后变成了变相公开发行对此．我国现行证券法中有如下规定：“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设立的公司．由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或者部门会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此条对变相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详细．但主要是行政责任．责任方式较单一，若能补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就更好了．而且还应该考虑到私募发行中可能引起的其他法律责任问题并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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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主要是阐述我国私募基金现阶段的运作状况及其合法化的研究，分别从五个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通过与公募基金的对比来分析私募基金的特点及运作优势，从而显示私募基金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从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历程的角度来分析其产生的客观背景，从而说明私募基金是市场自发创新的产物；第三部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及私募基金的特点和优势，来分析我国发展私募基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四部分，从私募基金的利益保障和违规操作，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需要合法化；第五部分，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要如何合法化。

关键词:私募基金运作优势合法化

Abstract:Theemergenceofprivateenlistingfundinourcountryisnotonlyinaccordancewiththemacroeconomicsbackgroundofinhabitants’increasingfortune,butalsosatisfyingthoseinhabitantswholookforthewayofreproducingtheirfortune.Thiskindoffundwithstrongmarketfeatureshasgonethroughafrom-bottom-to-topway,whichdiffersfromthepublicenlistingfund.Hence,whenwedealwithsomeso-called“privateenlistingfund”incurrentmarket,weshouldtakeanattitudeofdeferringtorealismandhistory,tonormalizethosesothattheshocktothemarketcanbe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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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伴随券商直投业务的批准，券商的经营模式经营模式将发生变化，通过分析券商直投的历史、现状了解该项业务推出后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中信、中金两家公司取得券商直接投资业务试点资格，那么就解除了自2001年4月以来对证券公司从事私人资本类投资的禁令，这意味着与凯雷投资集团等西方竞争对手采用相同模式的国内投资公司诞生了，从而券商的经营模式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同时对创投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一、国内券商直投的发展历史

从2001年证监会严禁证券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到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允许证券公司在符合法律和有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开展创业风险投资业务。这6年前后的“一收一放”，折射出资本市场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演进。6年前，床头也普遍因为网络股泡沫破裂进入谷底，国内证券市场开始走熊，券商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大都变成了巨额不良资产。6年后，国内券商经过了一场生死轮回，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促使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股市更是一路上冲，股权投资行业也进入新时期。单就国内私募股权投资（PE）市场而言，2007年上半年就有83家中国大陆企业得到PE投资，投资总额达到48.03亿美元，PE推出活动保持活跃，共36笔推出，其中25笔通过上市实现推出。

二、国外券商直投的发展状况

券商直投业务不仅长期以来是国际券商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利润极为丰厚。统计资料显示，国际券商直投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60%以上，在资本市场最发达的美国，则超过70%。美国大型私人股权基金的收益能达到40%-50%，而券商直投的回报则动辄几倍甚至数十倍。像高盛投资工商银行、收购西部矿业，摩根士丹利投资蒙牛乳业，这些精典案例都为投资方获得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超值回报。

三、国内券商直投的现状及机会

而由于中国以往的证券市场体制结构存在“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问题，券商对市场行情的依赖很严重，即都在“靠天吃饭”，始终走不出“牛市赚钱，熊市赔钱”的宿命。根据数据显示，本土券商的收入构成中，经纪业务仍是其主要来源。据对26家券商的统计，2007年26家券商64%的营业收入来源于经纪业务，券商自营业务占比26.7%，承销业务和委托理财占比不足5%。中小券商经纪业务收入更是占了主营业务的绝大部分。国内券商主要依靠经纪业务维生，这在收入结构上是明显失衡的。如今券商直投业务的开展，不仅将加快本土投行与国际市场接轨，即“投行+投资”盈利模式转型，从而改变“生存基础单一、盈利模式单一”、“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而且这一转变将迫使投行加快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及业务能力，从单纯的“为人作嫁”的“一站服务”向“陪上嫁妆”后“扶他上马，送他一程”的“跟随服务”转变，从而无疑将对其运营服务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直投业务不仅收益远高于传统的证券承销，而且十分有利于深层次地挖掘客户价值，进而带动后续融资业务和并购业务的发展。同时，由于投资和融资周期往往交替出现，直投业务和承销业务有周期性互补的作用，从而可以增强投行的抗风险能力。此外，在证券公司内部的自营、投资、固定收益、收购兼并、代办股份转让业务等业务部门都和直接投资有着相关性等等。券商参与直接投资业务已被广泛作为自身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四、推动PE市场竞争

券商股权投资与PE类似，都是投资于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通过日后出售股权或企业上市兑现。因此，券商直投业务启动后，将进一步推动PE市场的蓬勃发展，同时加剧参与各方，尤其PE、VC和券商直投部门的竞争。与国际PE和国内创投机构相比，在直接投资业务上，券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因投行承销业务而带来的项目资源优势，以及深层次地挖掘和延伸客户投资价值，帮助企业实现再融资和并购价值等。其劣势在于拟议的试点方案中，证券公司还只能以自有资金投资。PE的优势在于专业投资经验的丰富积累和人才储备，对于外资PE机构来说，还有雄厚的外来资金的背景优势。PE机构普遍在以往的投资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从企业调研评估方法，到业务发展推进，以及走向资本市场上市或并购，都有专业的方法支撑和相对固定的业务合作伙伴来共同完成。VC的优势是可以不受三年的期限约束，在企业初始阶段、成长阶段或成熟阶段自主介入，从而可能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获得更高回报。总之，在直投业务上，PE、VC和券商有竞争，但也可以有合作。因为三者的优缺点具有互补性，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共同打造一条共同的价值链。因而从整体上看，券商做直接股权投资是非常有助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的。

五、催发本土投行转型

目前国内投行已经渐次进入近乎充分市场化的竞争格局。在美国，所谓投资银行业务，早已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上市辅导和股票承销领域。通常情况下，投行所提供的服务都已大大超过专业之外，如前面所述的直投业务和战略咨询等。值得注意是，这领域的服务，已不是单纯可以以专业能力论英雄，而将是一场综合能力的较量。在直投业务开闸后，仅仅使企业达到上市已不是投行的唯一目标。上市后的跟随服务，包括专业辅导、完善公司治理、帮助企业持续再融资等，使得企业通过自身发展与收购提升业绩，最终使企业做强已成为投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帮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健全治理结构，充当企业的战略顾问，协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监督控制和会计核算体制等等。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切高级竞争，都在专业之外”。在当今人才流动趋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生态环境下，所谓专业技能，在同业人士中已难分高下。在投行领域，竞争一样越来越取决于技术产品创新和专业之外的能力。从短期看，技术，包括产品设计和服务等专业领域的创新起到关键作用，但从长期看，专业之外的能力，包括文化、思维、战略、投资等需要通过自身培育而不是模仿而来的系统处理能力，才是真正可以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总之，券商直投业务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这个影响从中信证券、中金国际等中外大中小券商的转型及动向可以清楚得到印证。

参考文献

[1]匡志勇，券商直投，馅饼还是陷阱，第一财经日报，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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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结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是通过建立一个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来进行的，论文其融资的成功与否及其效率高低与其交易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基本交易结构由原始权益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特殊目标载体)和投资者三类主体构成。从理论上说，只要参与各方遵守所确立的合约，该结构将是一种完善的风险分担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对资产出售有着不同的法律和会计规定，这一方式将面临结构风险。具体包括：

一是交易定性风险。指根据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可能认为发起人与SPV之间的交易由于不符合“真实销售”的要求，而将发起人在破产前与SPV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确定为无效交易，使破产隔离安排失效，从而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

二是收益混合风险。指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与发起人兼服务人的自有现金流相混合，导致SPV在发起人破产时处于一般无担保债权人的地位，从而给证券投资人带来损失。

三是实体合并风险。指SPV被视为发起人的从属机构，其资产、负债与发起人的视同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在发起人破产时被归为发起人的资产、负债一并处理，从而给证券投资者带来损失。

(二)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也称为违约风险。信用风险产生于资产证券化这一融资方式的信用链结构。毕业论文从简单意义上讲，信用风险表现为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不能支持本金和利息的及时支付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在资产证券化的整个交易过程中，投资者最依赖的两方是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商、投资银行和代表投资者管理和控制交易的受托人。在合约到期之前或在可接受的替代方接任之前，任何一方对合约规定职责的放弃都会给投资者带来风险，具体包括：

1．承销商风险。承销是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恶化采取的主要防范手段。例如，在应收款支持的融资中，承销商能直接以其支付行为影响有关潜在资产合约的执行。因为承销过程的中断不仅可能导致对投资者的延期支付，而且可能引起整个结构信用质量的下降。所以当应收款支持交易被结构化以后，承销商在招募说明书中应根据历史经验对拖欠、违约及索赔给出相应的说明。

2．受托人风险。虽然受托人的经营状况不直接影响由应收帐款组合所带来的现金流量，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资金收妥后的安全性以及该资金转给投资者的及时性。所以大多数交易有严格的规定，按投资者的要求对受托人的经营状况进行控制，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投资者提供实质性保护，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消除管理不当的可能性，而这正成为造成风险的潜在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评级公司已经采取了附加措施以提醒投资者注意这种潜在风险。

(三)可回收条款风险

指发行人和持有者之间合同的条款之一是发行人有权在债券到期前，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券。如果在未来某个时间市场利率低于发行债券的息票利率时，发行人可以收回这种债券，并以按较低利率发行的新债券来替代它。短期赎回等于是由发行人在行使一种期权，以便按更为有利的条件对债务进行再融资。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提前偿还条款有三个不利之处：

首先，可提前偿还债券的现金流量的格局难以确定。其次，当利率下降时，发行人要提前偿还债券，投资面临再投资风险。第三，债券的资本增值潜力减少。医学论文以住房抵押担保证券为例，它属于固定收入证券的一种，但是却包含一个提前偿还条款。住宅所有者难以预料的提前偿还风险使投资者面临再投资风险，并使其原本的资产负债管理计划落空。

实际上，抵押担保证券的现金流动时间安排上的不确定性比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要大，因为行使提前偿还一笔抵押贷款的期权不单纯依赖于现行市场利率，它还依赖于每个房产主面临的特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例如，房产主遇到迁移或房屋转手时，可能会提前偿还贷款或者当房产主发现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二次融资可能性，提前偿付也会发生。一般用存续期这一指标来衡量提前偿还。存续期是以各支付期的支付现值为权数对支付期加权平均，存续期缩短了则说明发生了提前偿还。

(四)利率风险

证券化产品作为固定收益证券的一种，具有和其它固定收益证券类似的各种风险，利率风险就是其中一种。具体而言，证券化产品的价格与利率呈反向变动，即利率上升或下降时，证券化产品的价格就会下跌或上涨。如果投资者将证券化产品持有至到期日，那么证券到期前价格的变化不会对投资者产生影响；如果投资者可以在到期日前出售证券，那么利率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损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风险，也称为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证券化产品市场上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证券价格对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取决于证券的特征，如证券的成熟、证券的息票利率、利息支付的频率、本金分期摊还的速度、债务工具当前的收益率、证券中含有的选择权等。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证券化产品的息票利率越高，其价格对利率的变化就越敏感。证券化产品的到期期限越长，其价格相对于利率的变化就越敏感。利率水平越低，证券化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利率的变化就越敏感。

(五)资金池的质量与价格风险

按照JackM．Guttentag的观点：银行具有低估甚至忽略以小概率发生的重大损失事件的倾向。按照该心理定律，忽视低概率、高损失事件，源于人的非理性。人们长期预测能力非但不能随证券化进程而提高，反倒有进一步短视的倾向，结果使金融市场存在更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因此，在资金池的构建方面，要严格评估资金池的质量，警惕发起人将不良资产以良好资产出售，以防人们对风险资产定价仅依据对市场短期的看法，由此而产生低定价的可能，导致实际利润率曲线低于市场要求的利润率曲线形成缺口，而且缺口不断增大，不仅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最终还可能引起金融危机。

同时，资产证券化如果定价不合理，就会产生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正确识别证券化工具价格水平的能力，也就是说，市场需要时间来评价它的价值和风险。应该意识到新工具、新市场中的低定价问题是有代价的，因为新金融工具或市场通常由于存在为合理定价积累经验的成本，而比成熟市场效率低下，这种学习成本导致低定价交易，会引起近期或未来的亏损。因此证券化等新兴市场上存在实际利润率曲线低于市场要求利润率曲线的情况。总之，经验不足导致新产品在初始阶段定价偏低，该阶段大量风险积累起来的可能引发风险。

此外，证券化的风险还包括发起人回购资产的道德风险、发起人弱化对出售资产管理的道德风险、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处理不当，将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

二、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特殊风险因素

(一)政策风险

政府在资产证券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保障方面(如法律、税收、利率、监管、投资者保护等)。资产证券化的初期多是政府主导，政府政策的风险不可低估。

比如说，资产证券化本质上体现了财产信托的关系，加之我国现存的法律障碍，所以我国现阶段多采用财产信托模式。但是，目前模式没有严格的法律定位，是由政府审批形式推动的，民间模式属于“球”，面临较大政策风险。

(二)法律风险

通过财产信托创造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典型私募产品，不适用我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在相关法律没有正式出台之前，它的身份并不明确。而且，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不能很好地规范各参与方的权利义务，明确收益归属，降低操作风险及提供必要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此外，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没有建立，这也为资产证券化带来了法律风险。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或者转移义务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合同法对债务人已采取了“通知主义”，为资产证券化明确了转让的法律条件。但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一般较大，项目繁杂，逐一通知债务人在实践中既不经济也不可行。

(三)流动性风险

目前，中国证券化信托产品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是流动性问题。证券化产品流动性不足就会要求较高的流动性贴水，大大增加证券化的成本，这就跟证券化“把不流动的资产转化为高流动的证券”的初衷相去甚远。因此，提高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是中国资产证券化突破模式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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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投资者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风头一时无两的这位私募新军“操盘手”。

当身着巴宝丽（Burberry）黑色夹克和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米色裤子的李彦炜走到记者面前的时候，已近黄昏了。

约他这次会面时，他还在长春。此时，他刚从长春回到上海，还有些感冒。他笑言，如果不怕被传染，就可以一起聊一聊。

投资挣出复旦学费

今年33岁的李彦炜，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科班出身，后又取得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学院金融工程硕士学位，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一些，入市时间更是超过很多比他年长的同行，长达17年。他早期证券理论的启蒙，来自谢百三教授。

说到最初投资，李彦炜显然有些自豪。1993年，李彦炜还在长春读高二，有一天，他听说长春百货发认购证，在当时工业大市的长春，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彩票，“但我研究了招股书后，觉得这不是彩票，只要买1000张，就有中的希望，当时我还是高二的学生，无法开户，第二天就拉着母亲去开户”，可是等户开好了，存了2000块钱，却为买什么而没了主意。

“我想，第一次买股票，就买第一只股票，也就是当时的延中实业”，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头一天以每股8元购进，第二天就涨到40多元。从此，他对股票开始感兴趣。这么算起来，他正好经历了两个牛熊周期。

因为很早就入市，而且最初股票给予他的回报非常优厚，李彦炜一度不想继续上学，准备辍学做国债期货，但父亲不同意。“当时我在全国重点高中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的成绩一直排在全校前三名，可以说去哪所大学读书，随我挑，当时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所以就选择去复旦大学读书了，当时还不知道有个深圳交易所。”

在去梦寐以求的上海前，他对父亲说，每年年初给他1万元，其他问题不需要管。在经过高中时期的投资经历后，李彦炜的父亲对他的投资爱好，非常支持。

在他大学四年期间，每年年初，父亲都按承诺给他1万元钱。在他大学毕业后，手里还余有4万元，也就是说，这4年，他的生活费与学费均来自他的投资。

怀揣4万元，李彦炜开始了股市江湖行。他曾是爱建证券的高级研究员，并出任过华融投资的投资经理和东证投资的投资总监。

一季度私募冠军

来自壹私募网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在对国内374只非结构化私募产品的业绩统计中，今年一季度，该产品以近30%的收益率，排在首位。

这只成立于2009年5月8日的产品，因设立不足一个完整年度而没有参与私募排名。并且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受业内关注度有限。

说起一季度的成绩，李彦炜说，是水到渠成。一方面是去年10月建立基本仓位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基本上在迪拜事件对所谓第二波金融危机恐慌中摸到了比较低的头寸，另一方面在去年12月份的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热点切换预期时段“守拙”没有进行动作。再加上中型成长企业尤其是龙头公司得到了市场的认同，比如国电南瑞、东华科技等具有极强研发能力并且具备较强行业壁垒的隐形冠军企业。

整体仓位上仍然采取以品种趋势为交易主线的策略，根据盈利不断累积来扩大仓位的操作方法。

说起投资路径，李彦炜表示：“因为我们一向是自下而上的投资研究路径，因此对行业和板块把握也不是很精通。一般在投资体系里面，这方面的权重基本上就10%；对于行业的把握也是从行业集中度、产业链这样的思路去梳理，往往是在某个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其上游和下游产业处于较高壁垒当中，然后深入进去寻找隐形冠军企业。”

目前，李彦炜表示，比较重视的就是智能电网产业，这是2009年初在某个新能源企业的研究中，发现这个子行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青睐“隐形冠军”

李彦炜对于“隐形冠军”的研究由来已久。“隐形冠军投资理念的具体内容在我本科学习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点雏形，当时从投资长虹这个中国第一个市场化的家电巨头身上，领会到拥有强悍灵魂人物的领军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一定会得到追捧。”

因此，他逐渐开始研究和总结其中的规律，同时对企业生命周期中的产品市场向资本市场跨越阶段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以这个跨越中的财务策略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为中心内容完成了毕业论文。

虽然如此，但李彦炜真正完成这个系统化过程是在2005年年中行情低迷阶段。他回顾对中集集团和振华港机的投资过程中，突然看到德国管理大师赫尔曼?西蒙对这两家公司也有比较精彩的评论，誉之为“隐形冠军”，就把他的著作《谁是全球最优秀的企业：隐形冠军》找出来认真研读，并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完成了整体的隐形冠军投资理念的具体框架。

之后，他在新安股份的研究和投资过程中逐渐使之在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都具备了实际操作的基础，获得了实证和投资回报，进而有信心在后续投资中进一步完善和应用了这个理念。李彦炜的总体投资风格，是价值投资者中的趋势投资者，主要的聚焦点在于企业的成长趋势。

李彦炜通过隐形冠军9项标准进行雷达图定位对企业进行定性，通过成长期权方法对企业进行定量估值，通过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企业投资周期的选择，结合实地调研和分散投资、强势集中的操作手法对企业进行投资。

基于目前这样的一个投资背景，隐形冠军成长这个投资理念会在2009年的投资实践中具备一定的优势，一方面，这一类的企业都是小行业的龙头，抗周期性能力比较强，另外这是和产业资金投资取向吻合的，无论是国家推动的产业扩张中受益的地方国资控制的龙头企业，还是外资选择的行业小龙头并购标的，甚至逆周期扩张的民营企业，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熊市猎手：正收益10%

2007年9月李彦炜果断撤出市场，之后的一个月，他和朋友一起创业，成立北京京富融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始筹划阳光私募基金的发行。

真正转向阳光私募信托是2008年底，这段时间，李彦炜一直在等待，并且经历了沾沾自喜――焦急――庆幸――忧虑――坚定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2008年春节过后对2007年9月清盘的决定沾沾自喜，4月初看到跌到3000点而信托公司内部问题导致信托合作出现意外的焦急，6月初加息加准备金取消油价补贴双重紧缩之下市场继续下跌的庆幸，10月初金融危机扩大美联储继续大幅降息导致市场进一步非理性下跌的忧虑，11月初终于看到合适的政策出台，坚定了发行信托募集资金的信心。

这样的一年过去之后，李彦炜才真正明白职业投资人内心的悖论，一方面希望市场下跌能够获得更好的投资标的，一方面担心市场下跌导致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刀锋上跳舞，大多数人只能变成贪食蛇或者接飞刀者。

也是在这样的一年过后，市场经过大幅下跌，很多公司的投资价值已跃然纸面，李彦炜再次成为一个伺机而动的“猎手”。

去年5月份，由西安国际信托作为受托人、北京京富融源作为投资顾问的“西安信托?隐形冠军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正式成立并进入封闭期，李彦炜任基金经理。

李彦炜选股的要素是，上市公司是不是细分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有没有足够强的执行能力？团队的凝聚力如何？李彦炜表示：“见不到公司的董事长我是不会重仓买的。”

李彦炜向来从财务数据表现入手，对公司基本特征进行判断定性，并结合公司的成长进行定价，把握公司发展周期进入和退出，坚持自下而上的配置策略，并通过基本的凯利模型控制单笔投资仓位和风险。李彦炜说，这就是寻找“隐形冠军”进行安全投资的基本方法。

即使在熊市，他操作的回报率也在每年10%以上。比如去年7月底8月初股市开始调整，而他早在7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大幅减仓，这源于3300点以上就要坚决减仓的统一口径。后来事实证明，他再一次成为了先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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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滨海新区； 中小企业； 集合发债； 融资

所谓集合发债，就是俗称的“捆绑发债”。中小企业集合发债是通过牵头人组织，以多个中小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为发债主体，而向投资人发行的约定到期还本付息的债券形式。中小企业集合发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大创新，这种“捆绑发债”的方式，打破了只有大企业才能发债的惯例，开创了中小企业新的融资模式。

一、国内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的现状

目前已发行或进行试点和计划试点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方式包括中小企业集合企业债券、面向银行间市场的中小企业集合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集合可转债四种。

（一）中小企业集合企业债券

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发行了03高新债、2007年深圳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2007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2009年大连中小企业集合债券、2010年武汉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五家集合债券。这些企业集合债券的发行具有以下特点：03高新债具有“统一冠名、分别负债、分别担保、捆绑发行”的模式；2007年“深圳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具有“统一冠名、分别负债、统一担保、集合发行”的新模式；2007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具有“统一组织、统一申请、分别负债、统一担保、集合发行”的模式。以上三种方式代表了我国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的探索阶段和发展历程。

（二）中小企业集合中期票据

集合票据是指2个（含）以上、10个（含）以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统一产品设计、统一券种冠名、统一信用增进、统一发行注册方式共同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2009年11月13日，全国首批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正式注册上线，并于25日正式流通。首批发行的三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中，北京市顺义区项目选取了顺义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成长性的7家中小企业，山东省诸城市项目选取了当地8家优质中小企业，山东省寿光市“三农”集合票据项目选择了8家涉农中小企业，这3单合计发行12.65亿元票据。2010年2月又成功发行上海闵行中小企业2010年度第一期集合票据和中关村高科技中小企业2010年度集合票据。截至2010年11月21日，包括北京、广东、江苏、内蒙古等9个省区的85家中小企业已累计发行了20只集合票据。

（三）中小企业集合短期融资券

在我国短期融资券是指企业依照《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的条件和程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是企业筹措短期（1年以内）资金的直接融资方式。2008年10月9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就启动了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有6家中小企业获准发行单一的短期融资券，有5家成功发行一年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共计1.6亿元，发行利率处于6.04%～7.02%，大多持平或高于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将一批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捆绑起来，同时运用信用增级原理降低项目风险，则发债的可行性将大增，也可提高承销商的利润。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各自酝酿推出一年期中小企业集合短期融资券试点项目，各单资金规模不超过5亿元。

（四）中小企业私募集合可转债

目前，全国只有厦门进行了中小企业集合发行可转换债的试点工作。具体做法是筛选一批符合创业板条件的拟上市中小企业，集合发债，并设定一定的转股条件，债券卖给私募投资者。尽管债券没有担保，风险较高，但这些企业一旦上市，私募投资者可望通过转股，在二级市场套现，获得高收益。卖给私募投资者指直接向特定投资者如基金、保险公司及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出售证券。因不涉及向公众发行，一般无须向证券监管当局注册登记。它为未上市公司先发可转换债开创了“先河”。

二、国内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方式的特点

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四种方式中，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主要满足中小企业长期资金需求，募集资金额度较大，周期长，要求高；中小企业集合中期票据类似于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与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主要区别在于销售对象不仅有机构投资者还有个人投资者，主要满足中小企业中期资金需求；中小企业集合短期融资券为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在时间上“短、频、快”特点应时而生，已酝酿试点；中小企业私募集合可转债与前三者相比具有三点优势。首先，运作中小企业集合可转债可以规避担保难题；二是中小企业私募集合可转债拥有选择权；三是私募发行可以简化发债程序和减少信息披露。

三、滨海新区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的可行性分析

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共同形成了中国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南中北”三大具有相似战略功能的经济区域。滨海新区中小企业众多，目前滨海新区约有中小企业近6万家，中小企业对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46.7%。天津市首支总额5 000万元的中小企业集合债2009年获准发行，涉及4家企业。2010年4月11日，天津市首个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融资试点在滨海新区正式启动。为了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向滨海新区各功能区和各区县工业园聚集，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天津最新出台了《天津市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该计划明确规定，到2015年，天津将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1 500家，其中年销售收入超3亿元的企业达到500家，10亿元以上达到100家，基本具备海内外上市条件的企业100家左右。众多优秀中小企业使滨海新区中小企业集合发债具有良好基础。

（一）滨海新区战略地位升级、优惠政策支持为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创造条件

在2006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有关意见》里，已明确将天津滨海新区确立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窗口。国务院给予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里就涵盖金融领域的试验和改革，并希望其为我国下一步金融稳定和改革的探索做出示范。滨海新区可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出台中小企业利用集合发债融资的制度规定，加快区域性债券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建设，设计出品种多样、功能齐全、利率灵活的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品种系列等，从而为新区中小企业利用集合发债融资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二）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是解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难的有效途径

长久以来，中小企业尽管融资需求旺盛，但融资渠道狭窄，主要集中在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上，资金结构比较单一。而且中小企业往往是银行“惜贷”的对象，而自有资金又常常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求。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的完整性和协调性。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不能适应形势需求得到健康发展，客观上就将债券融资的功能转嫁到其它金融品种上，从而加大其它金融产品的负荷。例如滨海新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就容易造成融资风险过度集中的结果。集合发债可以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结构，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增强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三）天津市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利用集合发债融资

为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2010年天津市金融办、财政局，人行天津分行，天津银监局、保监局、证监局，天津市中小企业局七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多项措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目前，这份《意见》进入落实阶段。《意见》提出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多种融资工具手段，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在银行间市场运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集合性票据等债务性融资工具进行融资，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在天津市首个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融资试点工作中，天津市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由市金融办、市工商联负责集合票据发行过程中的客户搜集、担保落实等协调工作，同时对发行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并争取对“滨海SMECN”给予贴息等政策支持。

（四）担保公司愿意担保，完成信用增级

天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华正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都是天津市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致力于改善滨海高新区的发展环境，尤其要在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上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为滨海高新区的整体发展负起应有的责任。

四、滨海新区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的建议

（一）加强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基础工作建设

深圳市人民政府、成都市、黑龙江等制定了关于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的相关规定，为各地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奠定了先决条件。天津市政府也应根据国家《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小非金融企业集合票据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组织发行实施细则等法规，为来滨海新区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策略性选择中小企业集合债融资方式，满足中小企业不同需求

不同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方式有不同的特点，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策略性选择。如果企业成长性好，未来需求大额中长期资金，时间不是很紧迫，可选择发行集合债券；如果企业时间上有要求，可选择集合中期票据；如果是满足企业一年内短期资金需求可选择集合短期融资券；如果企业未来几年内准备上市，可选择发行集合可转债。

（三）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不断完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

已存在的四种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方式，不一定完全适合滨海新区中小企业，滨海新区可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如针对集合中期票据和集合短期融资券担保难的问题，可改公募为私募债券，这样就不需要担保。再有已往政府参与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采取的是政府贴息的办法，这种办法政府支出属于消耗型，如果债券发行设计为两极可转债券，设置优先级和次级，前者风险小，后者风险大，政府贴息的款项用于认购次级债券，将来公司上市，政府还可获得高收益，收益可再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样政府支出就由消耗型变为了可循环型。

结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落实保增长、扩内需工作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增加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道远。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融资是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前景看好，滨海新区应大力开展此方面研究，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争取为滨海新区乃至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开辟新的有效渠道，破解滨海新区乃至全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参考文献】

［1］ 2007年深圳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2007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2009年大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2010年武汉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

［2］ 深圳市政府.深圳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组织发行实施细则［S］. 2007.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工作情况调研的通知［S］.2010.

［4］ 中国债券信息网.省略.

［5］ 李火召.吉林省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可行性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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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活跃市场 风险计量 历史模拟法 信用价差

一、引言

2007年银监会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在分类实施、分层推进、分步达标的基本原则下，正式启动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关工作。2011年银监会下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并确定于2013年实施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的实施重点是如何对分类风险进行计量，无活跃市场的信用类投资由于同时涉及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其风险计量问题是业内普遍面临的难题，因而本文的研究对完善风险计量方法具有深远意义。

商业银行资产按账户性质的不同可划分为交易账户资产和银行账户资产。其中，银行账户资产按持有目的可划为可供出售类投资、持有到期类投资、贷款及应收款类资产。目前，中国银行业银行账户投资资产主要通过场内交易取得，品种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国债、央票、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等；另一部分因投资目的而持有的银行账户投资资产如金融机构私募发行的次级债券、理财产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则需要通过场外交易取得，通常没有活跃市场交易价格。考虑到我国金融界的实际情况，资产证券化类产品总量还较小，金融机构发行的次级债券和理财产品在银行账户中占据的比重较大，因而本文对金融机构私募发行的次级债券和信贷类理财产品{1}进行研究。这两类资产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活跃的市场交易且不存在类似资产有活跃市场交易，具有信用风险{2}和利率风险的双重性质。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银行对于有活跃市场的资产通常采用内部模型法计量风险，而对于无活跃市场的资产的风险计量问题则没有成熟的方法。目前，在商业银行实务中，有的银行采用模拟最差情景的方法计量此类资产的风险，有的银行则使用国债充当类似资产，风险计量参考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历史模拟法。本文结合信用资产定价的简化模型和历史模拟法提出了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的风险计量方法，并和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已经有一些风险计量的研究，JP摩根（1996）提出了信用风险计量的CreditMetrics模型，林洁泉（2006）对信用风险的管理办法和计量模型进行研究。VaR模型的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比较多，Jorion（1997）重点阐述了VaR的概念及其在制定监管资本标准上的应用，Pritsker（2006）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较全面地分析、探讨了历史模拟法以及改进的两个历史模拟法。徐中华（2008）采用历史模拟法对股票价格风险进行计量，黄剑（2010）则对历史模拟法的三种典型方法进行实证比较。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着以下的倾向和问题：（1）以往文献主要考虑单一信用风险及利率风险计量方法的研究，很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2）在历史模拟法的实证研究中，大多关注有活跃市场的资产，主要采用股票价格的实证，而无实证对无活跃市场的债券及信用类投资的风险进行计量。基于此，本文对金融机构私募发行的次级债券和投资同业信贷类理财产品的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并进行实证分析。

三、无活跃市场信用类投资风险计量方法研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信用风险资产采用内部评级法进行计量，根据违约概率，违约概率下的损失率，违约的总敞口头寸，以及期限等因素来决定一笔授信的风险权重，根据复杂程度分成初级法和高级法。市场风险计量主要采用内部模型法计量风险价值（VaR），包括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其中，历史模拟法原理简单，且避开了估计方差—协方差矩阵，不依赖于特定随机过程，允许非线性和非正态分布，并考虑了厚尾问题，模型风险较小，逐渐成为风险计量的主流方法。

混合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计量并没有成熟的方法，因为风险价值的计量模型不仅能够计量市场风险，而且能够计量信用风险，所以本文进行风险计量采用内部模型法中的历史模拟法。考虑到进行风险计量的前提是进行估值，目前单一信用类资产估值的主流模型为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结构模型从描述信用产品发行人本身的资本结构入手，假定违约事件是由公司内部因素造成的，一旦公司价值低于一定的触发线，发行人就认为违约，因而可以采用期权定价模型进行估值；简化模型并不考虑导致公司违约背后复杂的经济学因素，而是把违约事件的发生看成不可预测的，简化模型认为信用类资产理论估值为未来现金流根据无风险利率和违约强度之和折现的现值，由于无风险利率和违约强度根据市场情况而发生变动，实际上考虑了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因而本文结合简化模型和历史模拟法进行风险计量，能够计量两种风险，其核心在于估值的收益率曲线如何编制。为了验证估值的准确性，本文设置估值P与面值C的偏离度指标ω=（P-C）/C，考察估值与面值的偏离度与资产实际市值与面值的偏离度是否一致，无活跃市场的信用类金融资产可参考有活跃交易的同等级信用债的偏离度。

根据违约强度不同，可以将信用类资产分为信用评级较高且评级稳定的资产，信用评级转移但不会发生违约资产（一般情况下信用评级发生转移意味着可能违约，但在国内一些特殊情况下存在不违约，如11海龙CP01）和评级较低的可能违约的风险资产。对上述三类资产采取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

对于信用评级高且评级稳定的资产，由于信用评级高的资产的违约概率接近于0，在不考虑违约回收的情况下，违约强度等于同等级信用债和国债的信用价差{3}，收益率曲线可以选取同等级信用债的收益率曲线。

对于信用评级发生转移的资产的风险计量，可以在评级转移时点调整收益率曲线的信用价差，由此可以采用不同等级信用债的收益率形成的收益率曲线进行估值。

对于可能违约的资产的风险计量则需在无风险利率的基础上考虑信用等级转移概率、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指标综合测算收益率曲线。

考虑到国内此类风险资产多为信用评级较高且评级稳定的资产，本文实证内容主要针对第一种情况，选取信用等级高的金融机构私募发行的次级债和投资金融同业的信贷类理财产品，估值收益率曲线采用相应评级的信用债收益率曲线，由于不存在违约风险，信用风险主要是信用价差风险。

四、实证方法与指标说明

为了检验并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进行返回检验，其原理是Kupiec（1995）所提出的假说检验方法。基本思路是计算返回检验期间内实际损益超过VaR值的天数除以返回检验期间天数所得到的比例（失效率）应该与显著性水平a大致相当，《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据此设置的“交通灯规则”是，设定置信水平为99%、持有期为1天、返回检验期间为1年（250次），计量VaR值被超过的次数。具体如表1所示：

五、数据选取及结果分析

由以上实证所得VaR值及返回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从生命人寿次级债和投资同业理财产品估值效果来看，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比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效果好。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计算生命人寿次级债估值时，估值与面值的偏离度为23.31%，而采用AA级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计算时，偏离度为-2.12%；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计算投资同业理财时，估值与面值的偏离度为11.26%，而采用AA级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计算时，偏离度为3.06%。类比实证当日债券市场行情，AA级和AAA级债券盯市估值与面值的偏离度一般在-5%至5%之内，由此可断定采用信用债券收益率估值偏离度在合理范围之内，而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估值偏差较大，主要原因在于生命人寿次级债的票面利率和投资同业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中已经包含信用价差，因此在现金流贴现法估值时也应在贴现率中体现，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估值时，不包含信用价差，因而估值偏差较大。

二是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计算的VaR值比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VaR值大，涵盖了信用价差风险。生命人寿次级债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计算的VaR值为5，551，349，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计算的VaR值为5，275，667，故信用价差风险为257，682；投资同业理财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计算的VaR值为615，249，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计算的VaR值为542，527，故信用价差风险为72，722。

三是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计算VaR值返回检验效果比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好。生命人寿次级债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的返回检验突破次数为1次，而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返回检验突破次数为5次，没能通过检验；投资同业理财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的返回检验突破次数为0次，而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返回检验突破次数为3次。

六、总结

随着我国银行业竞争的激烈化以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逐步实施，商业银行对风险管理越来越重视，风险计量作为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基础，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简化模型和历史模拟法提出了无活跃市场信用类投资的风险计量方法，并对商业银行持有头寸较多且信用评级高的金融机构私募发行的次级债券和投资于商业银行的信贷类理财产品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表明风险计量的准确程度依赖于理论估值的准确性，采用同等级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进行估值比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估值更准确，因而可以更好的计量风险，返回检验效果也更好。采用国债收益率曲线只能计量利率风险，而采用信用债收益率曲线计量的VaR值能够计量利率风险和信用价差风险，可以较好的计量高等级无活跃市场信用类投资的风险。

注释

{1}本文研究的信用类投资虽然无活跃市场交易，也不存在类似资产有活跃市场交易，不能采用市价进行估值，但流动性和利率风险敏感程度强于一般贷款，投资同业信贷类理财产品不考虑同业本身的信用风险。

{2}本文中信用风险包括违约风险和信用价差风险（CVA）。

{3}信用价差由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税收等因素共同构成，为了便于分析，简化模型假设信用价差只包括风险溢价。

参考文献

[1]菲利普·乔瑞.风险价值-金融风险管理新标准[M].中信出版社，2000.

[2]Morgan.J.P.，Risk Metrics Technical Document[M].Fourth Edith，New York，1996.

[3]Jorion，P.，“Risk：Measuring the Risk in Value at Risk”[J].Financial Analysis Journal ， 1997.

[4]Pritsker，M.，“The Hidden Dangers of Historical Simulation”[J].Journal of Banking &Finarece，2006.

[5]林洁泉，王振.信用风险管理力法[J].金融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