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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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增值税；纳税评估；税收监督

自新税制建立以来，从福建省看，商业增值税收人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但商业增值税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商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长幅度。据统计，我省商业企业增加值1996～1999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6.2%、18.3%、13.8%和14.5%，而同期我省商业增值税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7.5%、8.3%、5.5%和6.9%.商业增值税占国内增值税收入的比重也不理想，1997～1999年商业增值税收入占全省国内增值税收人的比重分别为24.9%、24.1%、23.6%.笔者认为，这除去商业经济结构变化、税源转移等因素外，也有税务机关日常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对一般纳税人的认定只注重销售额，而忽视健全帐证要求；引导推进小规模纳税人健全帐证工作不力；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轻普通发票管理；一般纳税人税负普遍下降，零税负或负税负的商业企业占一定比例；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商户普遍采取核定征税，并且核定额不足；征收机关日常监管和税务稽查没有突出重点，税款普遍流失，等等。这里从分析商业环节增值税问题的原因入手进行探讨，以寻求堵漏办法。

一、我国商业环节增值税存在问题的成因

（一）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商业税收正常的递减。

1.经济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地方特色的第三产业，造成了商业税收正常的递减。各地优先发展有特色的第三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加以培养，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形成和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引导，导致了税源结构变化，如，各级批发商业企业转制后改为有经济效益的文化娱乐场所；有经济实力的单位和企业热衷于投资经营宾馆、酒楼、餐馆、酒吧以及夜总会等非增值税的第三产业。这样，各地体现增值税税源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不断减少，同时也体现了营业税收人增加，增值税收入减少。

2.小规模商业企业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濒临倒闭。近几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国内外经济形势滑坡，一蹶不振，致使许多小规模商业企业营销上不去。有的企业拖欠银行贷款，而被冻结户头，无法经营，被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为工业企业代销机构，工厂不景气，商业货源不畅，消费者购买力不强，进销差小，无利可图，被迫关闭停业。

3.市场竞争激烈，必然引起税收结构调整和商业税收减少。一是工业企业采取直销的营销策略，主动应对市场的竞争，减少了商业环节的销售额。工业企业为扩大其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同时也为减少销售费用、流通环节和经营风险，利用其对产品性能及市场比较熟悉的优势，直接在销售地设分支机构销售其产品，直接参与产品流通；特别是电子商务这一新型直销方式的出现，使得过去货物通过商业环节流通转移到了工业环节；二是激烈的竞争促使商业环节购销差额减少。据1999、2000两年度福建省税源普查资料显示，商业毛利率从10.3%下降为9.06%；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WT0，开放零售市场，世界知名大型超市凭借先进的管理经验所实行的低价销售的介入，加剧了国内商业企业的竞争，促使商业企业分化，价廉物美的大型超市日益占据商场的主要份额，使原本不是很高的商业环节的毛利率仍有下降趋势；此外，增值税购进扣税法有推迟实现税款因素，部分新开业的商业企业在经营生长期税收倒挂或者“零税负”现象严重。一些新开业的大型零售商业企业在经营初期大量取得进项专用发票，而在经营生长期间进项税款长期留抵，无税可收。当商业无利可图时，就关门不干了。

（二）商家偷税行为较为隐蔽，造成商业增值税非正常递减。

1.厂家各种名义的直接贴补返利等非正常手段严重侵蚀了增值税税基。如一些工商企业跨越中间经销环节通过报销费用、现金、实物奖励、销量提成等方式直接向经销商返利，经营者此部分收入又不作帐，规避了商业环节税收。

2.现金交易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欺骗性，给商业环节偷税的查处增加了重重困难。特别是以零售为主的各商业企业，位于增值税链条的末端，由于缺乏与税收征管相配套的各种经济行政管理手段，现金销售，多头开户，销售不开发票，开“大头小尾”发票，大量采取“体外循环”手法进行偷税等，商业企业这些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三）税基不宽，税源转移影响增值税增长的问题不可忽视。

增值税链条不完整，使建材、饮食、娱乐业等仍实行营业税，存在偷税隐患的问题突出。以建材商品为例，建筑业在生产过程中需消耗大量的货物，但由于该行业征收营业税，作为建材等物资最终消费者的施工单位，在购进上述货物不需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甚至发包单位也不需要取得普通发票，造成增值税管理链条中断。此外，受地方财政的干预，使税源发生转移。各地自行制定的名目繁多的地方财政税收返还优惠政策，影响了商业企业在不同销售环节和地区的正常定价，诱导商业企业利润跨地区间不正常收入转移，其中以企业外设经销机构商业增值税最为明显。

（四）商业增值税征管不是十分到位。

商业企业进项差价的减少和工业企业的直销行为仅会引起商业增值税税额的减少和税负的下降，但商业企业负税负等异常申报的增加，则要归结为企业不正常的偷逃税行为。因此，面对曾一度扩散的商业增值税异常申报，有必要审视目前的商业增值税征管情况。

1.商业企业的应纳税额监控不力。一是帐证健全是监测工作的重要前提。目前，企业帐证不全，有帐不作，作假帐或作两套帐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监控指标还不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各商业企业经营商品品种、商品价格以及经营规模差异较大，再加上融资渠道和营销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单一用某一户商业企业税负等指标推断其他商业企业的纳税情况缺乏可信度，尤其是应用在增值税纳税评估上，因缺少必要的佐证材料而收效不大。

2.征管手段相对滞后。一是征管信息来源渠道单一。目前，税务部门能取得的纳税人的有关信息，主要通过企业在纳税申报时提供的一些比较粗略的资料，其真实性完全取决于纳税人的诚实与否，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实施税务稽查必然也难以奏效。同时通过企业以外的信息渠道获取必要的商业企业经营情况和相关资料几乎无法保证。二是征管手段落后。目前商业企业管理开始广泛使用现代化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的大型商场，特别是仓储超市收银记录、统计以及进销存等帐务处理已经使用电算化。而税务征收仍实行企业填报纳税申报表到申报服务厅录入计算机申报，事后下企业短时间检查的征收方式，数字化程度低，与企业管理电算化不相适应。三是征收方式呆板。对商业企业征收的方式有查帐征收、核定征收和定额征收三种方式，目前，没有严格地划分其适用范围，定额征收较查帐征收征税成本和税收负担要低已是公开的秘密，征收方式不易变，导致纳税人特别是小规模个体私营经济建帐没有积极性，使征管质量提高艰难。

3.税务稽查效果带有局限性。商业企业属中间流通环节，经营货物品类繁多，再加上直接发货制及跨地区间的仓库的设置以及各种灵活代销办法，用传统的征收方式盘存纳税人货物十分困难，也影响企业经营；同时，税务稽查部门查税不求质量，只求数量，直接影响了税务稽查的威慑作用。

4.发票使用不规范。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消费者缺乏购物索取发票的习惯。商业企业，尤其是从事零售的商业企业，销售货物习惯于未按规定开具发票，或以自制调拨单或提货单等内部核算凭据代替发票，开具发票的销售额和实际销售额之间存在偏差，纳税人利用“移花接木”等手段隐瞒某些商品的销售收入，主管国税机关又无法监控纳税人的税基，造成增值税流失。

二、建议与对策

商业增值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较集中地突出了我国现有增值税存在的税基和税负的监控、征管信息的获取、共享等深层次的税收征管问题，因此，解决商业增值税的征管问题也决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除健全现行税制外，应用系统的现代的征收管理手段解决适应新形势下商业增值税的税收流失问题。

（一）加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

1.严格执行一般纳税人认定管理。按现行税法规定年销售额和健全帐证的商业企业都应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但是，各地执行此规定有偏颇，如，批零企业为商品最终消费环节，消费者不需要也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分支机构推销产品既不开票，也不直接收款，因此，对以上一定规模商业企业不愿意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然而，为了省事，税务机关也不按规定督促其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这个问题各地很普遍。笔者认为，各地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执行一般纳税人认定规定，凡是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和帐证健全的商业企业都应按规定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对已具备条件的商业企业不申请一般纳税人，按规定以销项税额全额征收增值税，绝不姑息迁就。这是增值税管理的需要，也使增值税链条不会中断，从而，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2，完善商业一般纳税人管理制度。应该看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制度具有约束纳税人的作用，而小规模纳税人税收政策则不具有此特性。一般纳税人，即使销售货物不申报纳税，但其购进货物时却以消费身份负担了购进货物应抵扣的税款，因此，规模较小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尤其是中小商业企业，保留其一般纳税人资格管理的意义大于税款征收的意义。为此：一是保持现有的商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规模的稳定。一经认定，除非纳税人偷税、关闭、破产，则不应轻易取消，对存在不良记录的商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限期整改，在整改期间取消其进项抵扣权。二是对新认定的商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认定的初期（一年）实行暂认定一般纳税人管理，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行“代管监开”。其进项发票在货票款一致情况下，才能给予抵扣。

（二）加强小规模纳税人税收管理。

1.继续推进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对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制，严格其财务会计核算，实行查帐征收，减少税收流失，是国务院和国家税务总局多年来工作部署的要求，但是，各地税务机关因抓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工作难以奏效，而几乎放弃了这项工作，这对依法治税十分不利。因此，笔者认为，税务机关是收税的，收税的依据是什么？大量小规模纳税人继续使用“双定”征税肯定不行了，继续引导推进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十分必要，而且，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应该做到建帐一户，成功一户，并及时改变征收方式。至于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后税负低不可怕，税务机关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即加强税务稽查，要以税务稽查来确保建真帐。对查出小规模纳税人建假帐的，要依法补税和处罚，并公开曝光。同时，对小规模纳税人建真帐，纳税态度又好的，只要其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和条件，就可鼓励申请升格，按一般纳税人管理。

2.完善定期定额户的管理办法。在保持原定额基数的前提下，实行税务机关采用各种测定法估算出销售额，与同行业会互评定额相结合的做法，来确定“双定户”本期销售额，做到既公开透明，又相互监督；在定额的评定期限上，不宜过长，最好每半年调整一次。同时，在调整“双定户”销售额时，税务机关应讲究核定的销售额有升有降，合理又合法。此外，应加强对“双定户”会计基础知识的培训，引导其记帐规范，建帐符合标准。

3.加强商场柜台承包租赁户的征管。通过增强与出租方的信息联系沟通，掌握承包租赁户的开业、经营情况，同时，实行商场统一收银，代收代缴增值税管理办法，把承包租赁户的应纳税额及时、足额解缴入库，有利于征收机关与商场共同监管。

（三）加强分支机构的税收管理。

目前，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工业企业的销售网点遍及全国各地，虽然国家税务总局有137号文件，但是，税务机关对分支机构的税收管理还不够规范，造成经营地税源大量流失。因此，本人认为，一是加强分支机构税务登记管理和发票管理。对于各类分支机构，不管是经营范围和形式如何，均应按《征管法》规定办理注册税务登记；在发票的领购管理上，实行发票保证金（人）和限期缴销发票等制度；二是完善分支机构增值税政策管理规定。分支机构不论是否开票或收取货款，原则上由其所在地税务机关征收增值税。分支机构需要总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的由总机构提出，报有权税务机关审批，并建立纳税信息联系制度。同时，对汇总缴纳的分支机构采用按销售额依一定比例在其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其预缴税款可在总机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减。

（四）实施增值税纳税评估制度。

增值税纳税评估制度旨在全面提高纳税人申报纳税的准确性和税务机关征收管理质量，突出对一般纳税人涉税行为的防范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理纳税申报情况，在纳税评估的操作过程中，应全面掌握一般纳税人的涉税资料，严格按照申报审核、案头评估、下户核查、税务处理等步骤进行。因此，为了做好增值税纳税评估，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准确采集纳税资料，提高资料的利用效率。根据增值税纳税评估工作要求，有针对性地选择收集、积累所需的纳税人的各种与纳税相关的，诸如销售情况、货物购人情况、发票使用情况以及财务变动情况等各种当年和历史资料，并对获得的纳税资料进行归类、汇总、相互对照，并运用适当的方法加以运算、分析、处理，充分发挥增值税进销之间相互稽核作用，加强货物进出企业监督，为税务机关提供案头评估参考数据。有条件的可以逐步通过税企联网实现。这对于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下增值税的征管有着现实意义。

2.建立增值税纳税评估的分析指标体系。包括细化筛选参照指标，如按国家统计局行业划分标准统计出本地商业系统的诸如平均税负率、销售额变动率、进项税额变动率、存货变动率、毛利率等纳税评估所需的各项指标。同时，收集本地（市）、省乃至全国同行业的财务指标参考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和修正，提高指标的准确性；同时设置具体企业考核资料指标，正确选择使用各种案头评估测定办法，能根据已收集掌握的有关企业货物、资金变动资料，通过恰当的运算，推算出纳税人本期大体销售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提高纳税评估质量。

3.设置纳税评估机构，充实评估专业人员。随着稽查机构设置转变，各地税务机关应设立专门的税收稽核或纳税评估机构，将原来的征管分局配备一级稽查人员改为税收稽核或纳税评估人员，合理调整岗位和明确职责，侧重于通过纳税人申报资料的评估分析，下户核查，堵塞漏洞。这样，可以转变增加税收依靠查补的传统做法，以增强税收管理专业化力度。

4.根据纳税人信誉评定纳税人的纳税评估频率。对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进行记录，作为评定纳税人的分类管理定等次的标准，不同等次设置不同的纳税评估频率，合理分配征管力量，即实行稽核基础上的动态分类征管。在一个公历年度内对稽核后评选A级信誉等次的商业企业，可以实行一年免审优待；对评定B、C级信誉等次的商业企业可以实行定期的纳税评估，以鼓励商业企业遵章纳税，鞭策信誉不佳的企业改变形象，争取升级。

（五）强化商业企业税收监督。

1.完善发票使用制度。各地税务机关发票管理工作应从注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转变到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并重管理上来，规定所有单位和个人购买货物有权利与义务索取发票，并禁止商业企业利用各种内部凭据替票，纳税人违反发票管理规定依法处理。对定期定额户亦实行定额发票管理制度。同时，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发票摇奖和不开发票处罚活动。在各商家张贴公告，告知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有索取发票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消费者购物自觉索取发票的社会氛围。坚持尽快推广使用税控收银机及税控加油机，把纳税人销售收入纳入税务监督之列，同时，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

2.对商业企业的财务管理等管理软件，税务机关如何介入管理，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办法。比如，商业企业有义务向征税机关提供使用电算化记帐的软件的共享信息，有义务按税务机关要求报送规范化纳税申报资料等，避免企业自行变更原始记录或利用现代化手段偷逃税款。

3.推行片管员制度。税务机关取消专管员以后，应推行商业企业片管员制度，确定片管员工作岗位和职责，督促其经常下户了解纳税人经营情况，催缴税款，指派下户进行货物盘点，主要应通过不定期分柜重点核查，掌握纳税人购销的来龙去脉；并加强对非正常损失进项税的管理。

（六）强化稽查功能，突出重点到位。

为了保证各项商业征管措施到位，促进纳税人健全帐证，依法纳税，强化税务稽查功能十分必要。首先，每年必须开展一次商业增值税专项检查，以查促管；其次，加强税务稽查的重点应放在连续异常申报户、纳税评估移送的嫌疑户，帐证不健全户、申报停歇业户和违章使用发票户。再次，按照税务稽查计划安排，有的放矢安排上述重点纳税户查深查透，检查发现问题，按规定程序及时查处，严惩不贷，并以一定形式予以暴光，让偷逃税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七）健全社会化的税收综合管理网络。

篇2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戈登认为，资本所得课税是否在未来仍然存在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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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非税收管理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分配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彩票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

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4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建议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性质、范围、管理原则、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等，以形成包括立项制度、审批制度、征收制度、预算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在内的科学管理体系。用以指导、约束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为。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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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和完善新的财政体制

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国情之下，进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的前提是建立起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所谓分级分权，指的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实行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税收的调节，在分级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合适的时间增加我国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使中央政府的支出力度增加，减少财政管理问题的出现，对财务进行统筹管理，同时要切实的缓解地方政府财务管理自身所带来的压力，对于行政改革过程中的人员精简所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出权限，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权力的前提下对地方财政的自由进行相应的控制，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实现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2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对于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的搭配有条件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一些资金分配方法比较合理的省市要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自身的比例，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使移动支付资金的来源愈来愈稳定。同时对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公开、科学、透明和合理的资金分配体系，保证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3以制度创新保证管理体制的创新

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制衡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效的推广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降低农业生产工具的成本，相应的农业生产成本也会降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免除农业税等一些税收项目，还要及时的调整税收结构，同时正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这是发展我国特色经济的重要途径。合同制是完善我国地方财务税收管理分配职能的重要创新手段，因此将合同制纳入到我国的财政税收体系之中，既能提升我国地方财政税收的自，还有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人们一直在倡导进行体制改革的进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因此，为了开展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创新就必须要以加强中央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配合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4注重国税和地税的协调

国税和地税，都是国家的税务机构。其中国税归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而地税归省（市）地税局垂直管理。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税务征收的范围不同，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税务机构的作用，必须协调好地税和国税之间的关系，健全地税和国税的协调机制和配合机制，由于我国近年来不断的进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我国的相关省份已经设立了相应的税收征管机构，这些机构是将地税和国税分开的，地税机关和国税机关之间要进行充分的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当地税和国税对政策的理解出现不同时，两种结构应当进行充分的探讨，尽力的解决问题，以实现地税和国税的协调发展为主要目的。同时，政府要将相应的财政关系进行规范，对我国的财政体制进行健全，对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责任进行明确，对于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充分的完善，以事权和财权相互匹配为重要原则，健全省级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对于全国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履行好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责任，对于地区性的公共服务支出要由地方政府来负责，除此之外，对于一些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必须分清楚这些服务的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增加一般性转移的支付规模，增加对财政困难的城乡建设力度。

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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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风险管理环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2-0065-01

引言

在国外，最早提出“风险社会”这一观点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开门见山的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一文中，贝克提出“生态、金融、军事、、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种风险，在我们当今世界里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着”。由此可见，“风险社会”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专门针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研究还很少，本文正是基于此，从土地征收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管理，从而避免社会稳定风险事故的发生，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全文介绍了土地征收流程的阶段划分，分析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最后引入实例对该模型加以论证。

1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

1.1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内涵。 社会稳定风险是指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性因素的原因，危及到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从而可能引起人民不满，引发，造成社会动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健康发展构成威胁的潜在性因素。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即土地征收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在土地的征收过程中，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益造到侵犯而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失地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得不到保障时，引起失地农民的不满，而可能采取群体上访、与政府对抗、聚众游行等措施，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威胁社会和谐的潜在风险因素。

1.2 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特点。 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除了具备一般风险的特点之外，还拥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主要有隐蔽性、复杂性和快速扩散性。隐蔽性指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难以发现、难以判断；复杂性指引发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快速扩散性指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一旦爆发，短时间内会引发大量农民参与其中。

1.3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分类。 社会风险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风险是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风险并列的；广义的社会风险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各类子系统。社会风险最大的危害是影响社会稳定，结合土地征收项目自身的特点，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可以把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可以分为四个子风险为经济风险、政策风险、自然风险和其他风险。

2实证研究

3.1案例介绍。 陕西省西安市某区某批次项目需征收集体土地18.0601公顷，其中耕地1.6970公顷，果园14.9358公顷，其他农用地0.2581公顷，建设用地0.6320公顷，未利用地0.5372公顷。涉及村组1个，该村总人口976人，其中劳动力488人。征地前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人均年收入5825元。

3.2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识别。 详细整理并分析从当地农民调查到的资料以及从当地国土局、局、街道办事处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邀请相关的土地征收工作人员、土地估价专家、村民代表等，运用头脑风暴法，进行风险识别，最终确定了该项目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子风险主要包括经济风险、自然风险、政策风险、其他风险。其中经济风险包括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较低、征地补偿资金未落实、社会保障资金未落实、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自然风险包括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噪声污染、项目建成后可能会污染当地水源；政策风险包括政府公告宣传不到位、征地行为不规范；其他风险包括异地安置导致农民生活不便、该村村组存在内部矛盾。

3.3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4结论

本文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管理模型，对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定量化评价，客观的判别风险等级从而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降低或者避免该风险的发生。具体来说，本文主要研究了：

4.1对土地征收项目流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定义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对其特点进行了简单阐述，并对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

4.2运用头脑风暴法对土地征收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识别，引入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法、等风险图法，求取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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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热搜：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

通过有关专家的介绍和矿山考察，对美国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矿业管理体制及矿攻管理机构、矿业法规和矿业政策、矿权管理和权利金制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本文根据对美国矿产资源的了解，针对我国地矿行政管理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

1.确立矿产资源管理部门矿权管理的权威

美国的矿权管理集中在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和矿产资源管理局（铀矿例外，相当于我国的特定矿种，由核能委员会管理），两个部门是分区域管理，一是管陆上，一是管岸外。联邦与各州之间是彻底的分权与分散管理。矿业权管理集中在内政部，有利于宏观调控。而我国矿业是由十多个部门管理，中央和地方都是分散管理，地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行使资源分配权就很难落实。比如，要取得金矿的采矿权必须要首先得到黄金工业主管部门的批准，要取得煤矿的采矿权必须首先经煤炭工业主管部门批准。另外.国家地矿主管部门还管理地勘队伍，政事不分，也不利于集中精力管好资源分配。建议加快机构改革步伐,转换政府职能;修改那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部门分割的矿权管理办法；使政府职能部门一心搞好管理、监督、服务，工业部门一心把经济效益搞上去。

2.加强国家矿产资源收益管理

美国矿政管理部门对矿产资源的收益主要是权利金、租金和红利。权利金相当于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租金相当于我国将要出台的矿产资源占用费;红利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可租让矿产招标让渡矿业权时的标金收人。美国的权利金征收管理机构是直屑联邦玫府的；而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管是通过各地地矿部门征收，財玫部门监管的。由于我国地矿管理体制省以上基本是条条管理，市(地)以下是块块管理，从而导致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截流、挪用。因此,建议建立全国性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症管网络,以加强中央的调控能力，此外.有偿取得矿业权制度及矿权流转制度也要尽快出台，以对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非法占用和非法流转行为加以引导，使国家尽快得到矿产资源占用费收益。

3.重视采矿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露天采矿的复垦

美国1977年由卡持总统签署的〈露天采矿及复垦法>要求所有露天矿场，无论联邦所有、州所有还是私有,都要进行S垦处理。这充分体现了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我国近十儿年来采矿业迅速发展，尤其是乡镇集体及私营矿业发展势头强劲。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源保证的同时，也给矿山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特别是采矿废渣、选矿尾矿和度水的随意堆放和倾泻，堵塞淤积河道，在一些地方已导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建议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设立复垦基金，在保证今后不再加重生态破坏的同时.冶理以往随意堆放的废石废渣,复垦餺天釆场和排渣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加强矿产资源国情教育

美国作为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为了满足本国生产、生活和战略需要，S要进口大量矿产品。这充分说明，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其矿产资源消费量成正比=我国是人口大国，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矿产资源并不多，人均占有水平很低，居世界第80位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因此，必须迅速唤醒人们的矿产资源忧患意识，加强矿产资源国情教育。在开发利用方面要树立长远观念，决不能"吃祖宗粮，断子孙路”从现在开始，从孩子们抓起,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能根除u破坏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为国家的未来，为子孙后代,尽可能留下更多的矿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