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意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1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成功的先导，创造的动力。这就要求在活动教学设计中，教师应对学生需要有所了解，通过问题情景的巧妙设计、灵活语言的采用、新型教学手段的运用，来给学生营造出一个积极主动的教学气氛。

1.2鼓励学生质疑

学源于思，思起于疑。这就要求教师在学习活动中应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善于发现，敢于质疑，对学生所提出的可笑的、幼稚的、甚至错误的、荒唐的问题，应积极的加以肯定的鼓励。

1.3刺激学生需要

学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希望自身的创造需求得以满足。这就要求教师通过活动课问题、新情境的创设，来促进学生强烈学习动机的形成，从而满足学生参与的成就感和创造感。

2初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策略分析

2.1通过情景课题的创设，强化学生兴趣，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近些年来，情景教学已经逐渐应用到素质教育当中，其主要思维便是以教学内容为依据。政治教师应下意识地通过名人故事、笑话、寓言等来创造积极引人的气氛，生动活动的课堂氛围，来激发学生对于政治的学习兴趣。

2.2现代设备,辅助教学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众多先进的教学设备与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在初中政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应当借助现代设备,发挥其对于政治教学的辅助作用。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初中政治课本内容多为文字,缺少图表,因此,很多教师不注重多媒体设备与技术的应用,而是一味的讲授知识。将现代设备运用到教学中,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

2.3运用三步教学法，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提高

所谓三步教学法，顾名思义，就是三步进行的教学法，即提出问题、展开讨论及概况分析。运用三步教学法，来实现初中学生创新意识的提高，就需要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为着手点。第一，提出问题，政治教师应首先对教学内容加以熟悉，以此为基础来提出相关问题。对学生进行预见相关的提升，学生以提示为依据，通过自主资料的查阅，来提升学生的积极性。第二，展开讨论，活跃思维和开拓思路的养成是通过师生与生生间的相互讨论来实现的。

3初中政治创新教学开展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由上述可知，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并非一件易事，涉及的方面很多，同时在实际的应用中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加强对某些方面的注意，有利于提升创新意识培养的水平。笔者在此对初中政治创新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方面，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对政治教师有一定的帮助。

3.1应有针对性和计划性

在政治教学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方面，就笔者来看，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问题就是其课堂教学要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事实上，教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自身的教学角色，不再是以往一味的孜孜不倦的讲述，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教师应该打破以往的传统，从以往的主导作用变为现在的指引作用。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该重点考虑学生的自身各个方面的特点，进而向着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方向发展,以此来更好、更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2评价应公允客观

在教学中，除了要注意针对性和计划性外，还应该注意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要注意公平性。教师应该充分的考虑学生的自尊心。对于学习努力、成绩好的同学要不断的给予鼓励，同时也要提出不足和改进的地方；而对于那些学习不努力的同学，在评价时更应该有所注意，在适当的批评下，还应该给予鼓励，以此来提高这些学生的自信心，从而向着积极向上的方向进行努力。初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策略的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而以上仅仅只是笔者对于初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策略的几个方面的研究，并且由于笔者在该方面言研究的能力有限，所以，就以上研究来说，还比较浅显，因而仅仅凭借这些研究来促进初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培养水平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于政治教学中该课题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加强研究和探索。

4结语

篇2

近来，公司治理中关联交易变得更加普遍。由于中国有缺陷的资本市场、管理制度以及迪特的所有权结构，中国大陆被认为是进行关联交易研究的重点对象。但对于政治关联与利益输送现象的实证研究仍然匮乏。

二、证券市场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关联交易

大多学者认为关联交易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控制股东追寻私人利益和剥削中小利益群体的工具。关联交易可能降低会计信息（广泛地用于市场定价的工具）的可用性。假设一：关联交易对于超额收益率有正向关联。

(二)政治关联

EricFriedman，SimonJohnson等学者于2003年建立了一个利益输送动态模型，研究表明，利益输送常常发生在投资者无法得到强有力保护的国家。利益输送行为也常常出现在控制权更为集中的公司中，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市场投资者将与其有强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进行利益输送。假设二:相对于较弱政治关联的公司，强政治关联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市场反应更剧烈。

三、证券市场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收集了上交所与深交所2012年各公司高管以及CEO的简历数据。简历包含了年龄、性别、教育、学术背景、职业历史等信息。本文通过筛选出CEO或高管是否现任或曾任军队、政协、人大、党员来定位追踪衡量CEO和高管的政治关联度。文章中股票收益率以及其他的金融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筛选出2012年度进行过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B版和H版上市公司、金融企业和ST企业、未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在事件窗口[-100,20][-90,20]中存在年度、季度财务数据披露的上市公司、没有足够关联交易规模数据的公司。最终我们得到366家上市公司作为2012年研究样本（176家来自于上交所，201家来自于深交所，89家来自中小板）。

(二)变量

用超额收益率CAR衡量公司关联交易前后的市场表现。事件窗口分别为[-10,20],[-10,10],[-5,5]。同时，本文选取四个标量以衡量政治关联，对于企业CEO或高管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军队成员、人大、政协、党员赋予3,2,2,1,1的权重，否则赋0。本文选取一年中企业最大规模的关联交易值来衡量关联交易规模，预期CAR与关联交易规模正相关。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关联交易种类、独董规模、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净值市价比、资产负债杠杆率。

(三)模型设立

市场总体反映通过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来表示。CAR作为因变量，自变量选取关联交易规模（用金额表示）以及公司治理变量构成模型1，模型2中将关联交易金额规模替换为关联交易种类，模型3的回归函数中中加入政治关联。

(四)实证结果

在[-10,20]的事件窗口内，在关联交易公告后，回归函数回归率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在公告后，市场通常会对公告表现出正向反应，且通常该反应滞后约3天左右。通过相关系数检验，在百分之十的显著性水平下，超额收益率与各因素之间相关系数值均较小。

(五)模型结果

模型一：在深交所数据中，关联交易每增加一单位，累计超额收益率平均增加0.01447单位，与假设一相符。但中小企业版中，关联交易与累计超额收益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造成的。三市场中深圳主板市场最大股东持股比（百分之十显著性水平下）变量显著，股权集中度与CAR负相关。因此，投资者对于主板市场最大股东持股比的关注度更高，中小企业被认为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关联交易夺取私利。模型二：与模型一类似，在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下，深圳主板与中小板回归方程显著。在深圳主板中，账面市值比与累计超额收益率在百分之十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因此，高账面市值比的公司，在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率更低。模型三：加入政治关联后，深圳主板回归模型的R方与F值显著提高，回归模型更优。并且，政治关联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正相关符合本文假设二，CEO与高管的政治关联将提升市场对于关联交易公告的反应。中小板市场加入政治关联后模型三并未得到改善。这可能是由于中小板与主板的差异以及小样本造成的。

(六)结论

政治关联、关联交易金额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正相关。较强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能够从关联交易证券市场中获利，这意味着股东预期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在关联交易中进行利益输送。由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大公司的内部控制人有更强的激励从关联交易中获利；主板市场关联交易的公布会引发更大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证实了逻辑假设，企业政治关联、关联交易规模与超额收益率正相关。

(七)模型缺陷

篇3

一、构成要件与案件性质

窃用他人账号、密码进行证券交易导致投资者损失的纠纷（以下简称窃用交易或者窃用交易纠纷）通常具有以下构成要件：

1.受害人与加害人。受害人为在证券公司开户进行证券交易的个人或者法人投资者（一般称为客户、股民）。如果不是在证券公司开户进行投资的公民或法人，不能成为此类纠纷的受害人，也不能成为此类案件的原告（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加害人为证券公司或者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非证券公司的其他人员。在实践中，有的受害人能够明确指认具体的加害人，有的只能提出表面证据合理怀疑证券公司或者其工作人员为加害人，或者基于证券公司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而对其提出赔偿请求。

2.加害行为。通常是加害人盗用受害人的账号、密码等买入或者卖出股票或其他证券。这种加害行为可以是在证券公司的交易厅通过刷卡方式进行的，也可以是通过电话委托交易进行的，还可以是通过操作证券公司的计算机进行的，或者通过网上交易进行的。加害行为原则上为积极的作为行为，但是在受害人对证券公司以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为理由提出的相关诉讼中，加害人（被告）的行为则可能是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字串3

3.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在这样的案件中，损害后果是受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主要指对高价买入的证券不得不低价卖出的差价损失和应当高价卖出但是被低价卖出之间的差价损失。此外，受害人为取得证据花费的合理费用以及进行诉讼的合理费用也应当算作损失。加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失之间应当有法律上认可的实际因果关系。如果受害人的损失不是由于加害人的窃用交易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则加害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4.在这样的纠纷中，加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是有过错的，而且通常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实施加害行为。至于加害人出于何种动机进行窃用交易，不属于构成要件方面的问题。但是，受害人如果是针对证券公司提出赔偿请求，则只要提出表面证据证明其有过错即可。如提出证券公司交易系统存在重大不安全的隐患、证券公司没有采取法律法规或者行业规范要求的保密措施等，即可推定证券公司存在过错。

窃用交易致人损失的案件属于广义的民事侵权案件，这种案件在实质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但是，证券交易又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投资者和证券公司都是商人，加害人无论是其他人还是证券公司（或者其工作人员），都是在“商事领域”进行窃用交易，对另一个“商人”（即作为受害人的投资者）进行的侵害。从这个意义来说，窃用交易致人损害的案件又属于商事法领域的纠纷。我国法律虽然没有严格区分民法与商事法，但是人民法院将审判职能分为民事审判、经济审判、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地方人民法院进行改革，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民事审判二庭。尽管名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审理商事案件的职能并没有改变），窃用交易的案件由经济审判庭负责审理比较合适。

二、证券公司直接进行的窃用交易和证券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的窃用交易

在窃用交易纠纷的案件中，证券公司被作为被告有三种情况：一是作为直接加害人被，原告要求证券公司对其窃用交易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是作为雇主被，原告要求证券公司对其雇员的窃用交易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是作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被，原告要求证券公司对他人的窃用交易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我们首先讨论前两种情况。

证券公司直接从事窃用交易行为。通常是证券公司的经理人员、操盘手或者其他从事操作或有权进行操作的人员盗用客户的姓名、账号和密码等进行交易，“为”客户买入或者卖出证券。该行为有两个主要特征：（1）窃用交易是证券公司自己的行为或者经证券公司授权的行为；（2）没有得到客户的事先授权或者事后追认。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民法中规定的无权行为。证券公司直接从事窃用交易行为，依据侵权行为法自己责任和过错责任的原则，无疑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王利明教授提出的侵权行为法建议稿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商在托管投资者证券过程中，未经投资者授权擅自处分其证券，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证券公司对其雇员进行的窃用交易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证券公司没有指示其雇员进行窃用交易，但是雇员利用其从工作中得知的客户账号、密码等信息进行窃用交易，“为”客户买入或者卖出证券。证券公司的雇员进行窃用交易的情况通常比较复杂，但是一般都具有以下特征：（1）雇员利用从工作中得到的客户信息进行窃用交易；（2）雇员的行为没有得到证券公司的事先授权或者事后追认；（3）雇员的行为没有得到客户的事先授权或者事后追认。雇员的这种窃用交易行为，对于证券公司而言，类似于表见-尽管他事实上没有代表证券公司进行窃用交易的权，但是这种行为足以使客户相信其具有权，是证券公司进行的窃用交易。证券公司应当对雇员进行的此等窃用交易承担民事责任。其法理依据或者是表见的理论，或者是替代责任（雇主责任）的理论。证券公司在承担这一责任之后获得对有重大过失的雇员的追偿权。字串4

三、证券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尽管证券公司没有进行窃用交易，其雇员也没有进行这样的行为，它也可能因为疏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第三人窃用交易导致客户损失的赔偿责任。在某些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之安全负有关照和采取积极措施加以保护的义务，这种义务谓之安全保障义务或者安全关照义务（参见刘士国：《安全关照义务论》，《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在于避免他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所以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界定为避免他人遭受损害的义务。“一般说来，避免损害的义务通常以加害人和受害人或危险源之间的近因关系为前提。两者都会引起责任，责任进而导致介入的义务。父母亲必须保护孩子自伤之损害就属于典型的第一种情况。类似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产生于那些自愿对他人负责的个人或组织，包括无合同基础而承担责任的情况。甚至那些拘留了犯罪嫌疑人的警察也必须确保后者在这种紧张的情形下不受伤害。雇主对雇员的安全责任更是为各国法律制度所强调。”（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安全保障义务主要出现在一些交易关系或者准交易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在这样的交易关系或者准交易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对对方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保障安全的义务。比如，银行营业场所应当配备一定的保安人员；超级市场、餐厅的地面应当防滑；旅店对旅客的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危险游乐活动（如蹦极跳）应当有相应的急救措施；游泳场馆应当配备救生员等。这样的安全保障义务有的是法律、法规或者行业规范明确要求的，有的则是依据经营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生活的一般常识所必须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其合同中对此等安全保障义务加以约定；即使没有约定也不能否认其存在；而在格式合同条款中免除此等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应条款无效（参见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四十条）。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被作为法定义务对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承担的是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证券公司对其客户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包括：在交易场所对客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如配备保安人员，防止抢劫的发生）；提示客户对自己的账号、密码保密不被他人窃用的义务；交易系统符合安全标准（证监会要求的标准或者证券行业认可的标准）；采用适当的办法对刷卡台进行隔离，以免客户在输入交易密码时被他人窥视或知悉；保存合理期间完整、准确的交易记录，以便在客户的账号、密码被窃用时追查，等等。如果证券公司违反上述安全保障义务，第三人窃取客户的账号、密码进行窃用交易造成客户损失的，证券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证券公司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情况下发生的窃用交易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有连带责任说、按份责任说、分别责任说等主张。我们认为证券公司承担补充责任比较合理。最近发表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建议稿》也采用这一主张（参见张新宝等：《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建议稿》，《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王利明教授提出的侵权行为法建议稿则用专门一节规定了“证券侵权”。参见其3月20日提供给人大法工委的讨论稿第二章第十五节）：

第13条?煱踩?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民事主体的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字串1

无法确认加害人或者加害人无资力承担赔偿责任的，由对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补充责任，但义务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37条?熐杂眯彰?、账号、密码进行交易??窃用他人姓名、账号、密码等进行交易造成他人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赔偿损失。即使不能证明此等交易造成受害人实际损失，加害人从此等交易中获得的利益也应依据本法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返还给受害人。

对交易安全负有义务的人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证券公司承担这种补充责任应当遵循以下规则：（1）推定的过错。证券公司的过错是推定的，但是它可以反证自己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2）只有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加害人或者真正的加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证券公司才承担补充责任；（3）证券公司在承担补充责任之后获得对直接加害人的代位追偿权。

四、直接加害人的责任、直接加害人与证券公司的连带责任

（一）直接加害人的责任

窃用交易也通常发生于证券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窃取客户账号、密码“为”客户非法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情形。加害人可能也是同一证券公司的客户，也可能是受害人的同事、亲属等。直接加害人进行窃用交易可能出于各种动机，如报复受害人、嫉妒受害人，甚至出于好奇。无论动机如何，直接加害人的主观方面都应当具有过错，而且通常是故意或者重大过错类型的过错。受害人遭受损失以及窃用交易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直接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要件。

受害人对直接加害人的加害行为进行举证时往往需要得到证券公司的配合，需要证券公司提供相关的交易记录。证券公司不提供相关交易记录导致受害人举证失败的，受害人可以以证券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对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二）证券公司与直接加害人的连带责任

如果证券公司或者其工作人员许可直接加害人窃用受害人的账号、密码等买卖证券造成受害人损失，证券公司与直接加害人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形，证券公司与直接加害人之间存在意思上的联络，构成典型的共同侵权（王利明教授提出的侵权行为法建议稿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商擅自允许第三人利用投资者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进行证券交易，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论是证券公司许可直接加害人窃用交易还是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许可直接加害人进行窃用交易，无论是以明示的方式许可还是以默示的方式许可，都不改变共同侵权的性质。

五、赔偿范围

窃用交易赔偿范围的确定是司法实践中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出如下规则供参考：（1）赔偿全部实际损失；（2）原则上不赔偿间接损失；（3）原则上不赔偿精神损失；（4）进行诉讼的合理费用可以主张赔偿。进行诉讼的合理费用是指调查费用、鉴定费用、旅差费用、交通通讯费用以及律师服务费用等。之所以对赔偿范围作出比较严格的限定而且原则上不支持间接损失的赔偿请求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是考虑到窃用交易毕竟是发生在商事领域的侵权行为，受害人对此等损失的预见性和承受能力应当高于一般公民。

如果窃用交易是非法买入，实际损失的计算公式是：实际损失＝（窃用交易的买入价格－合理卖出时间的价格）×交易的股票（或者其他证券）的数量。合理卖出时间的价格是指提讼后法院认可的卖出时间的价格、加害人认可的卖出时间的价格或者交易上认可的合理卖出时间的价格。

篇4

关键词：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行政监管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特有的筹集资金、资产重组、公司价值发现及风险提示等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证券市场运作机制复杂、资本虚拟性等原因，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极大。实践表明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可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使证券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一、公共利益论简述

公共利益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众利益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维护公众利益只能由国家法律授权的机构来行使。市场难免存在缺陷，纯粹的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自然垄断与社会福利的损失，并且还存在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平问题。在现实经济中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假设在社会理想的产出水平下，只有一个厂商从事生产，该产业的生产成本最小化，那么此时的市场就是自然垄断市场。处于该行业中的每个公司都会在利益驱动下争相兼并扩张，之后形成垄断市场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垄断者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使商品价格超过边际成本而获取超额利润，必然带来导致市场效率的丧失。"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未被交易双方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或额外收益。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果社会利益或成本与私人利益或成本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自由竞争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私人之间可能通过协议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但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而市场监管却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在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分布往往不对称，一般而言生产者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生产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按优质优价的原则来出售商品。这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销售质量更好的生产者被迫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质量较差的生产者则乘机占领市场，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使消费者能够据此区分产品质量的高下，监管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由于市场存在上述缺陷，公共利益论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监管能提高公共利益。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燕洪，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市场纪律———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的模型解析特区经济

篇5

5月14―15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并同期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病联盟会议，制订常见风湿病中西医诊治专家共识。现将会议征文事项通知如下。

1、征文内容：①重点征文领域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征、痛风、白塞氏病、系统性血管炎、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纤维肌痛综合征等；②中

药制剂治疗风湿病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研究；③中药有效成分治疗风湿病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实验设计；④中西药联合应用治疗风湿病的科研设计、临床研究、经验体会；⑤疑难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个案报道、临床经验总结；⑥中医临床诊疗指南标准、中医治未病技术制修订标准及中医疗法的研究成果；⑦常见风湿病中西医药物治疗的专家共识建议、草案；⑧风湿病中西医结合护理的经验体会、临床总结；⑨其他有关中西医结合在风湿病领域的热点问题。

2、征文要求：①稿件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论点鲜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前瞻性；②稿件全文限4000字以内，并附400字以内的结构式摘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及关键词；请提交电子版至投稿邮箱，不受理手抄及复印文稿；③稿件一律用Word文档排印，标准A4版面，标题用宋体三号字，作者及单位用楷体小四号字，注明单位科室、通讯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摘要与关键词用宋体五号字，省部级以上科研基金课题者请注明；④录用文稿纸质版须加盖单位公章邮寄；⑤论文经审评录用后，将收入“会议学术论文集”，组委会将给作者发送会议论文录用通知；⑥欢迎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3、截稿日期：2016年3月31日（以邮戳日期或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4、联系方式：①联系人及电话：李略15566080836 岳月15604008885 固定电话024-31961263；

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33号 邮编110032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 岳月收

篇6

关键词：社会正义法治法治保障

一、正义的基本内容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律中的条文中,法律规定再好,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适用,也无法实现正义,而只能是美丽的纸上宣言;更实质地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的适用中。法的正义价值需要在以人为主体和以法为客体的联动中表现出来,价值的实现在乎于主体,在乎于客体,更在乎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法律实现正义等价值就是体现其根本属性的最佳方式。

虽然法律的严格适用是司法本体意义之所在,机械地重复法言法语被认为法官成为了法律的工具,在康德眼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如果一味地只知道严格适用法律,而不知变通,那么就忽略了众多法条下所隐藏的立法者的初衷和精神,那么就有了法条教条主义的嫌疑了;究其深层原因,现实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并不像法条中规定的那么一清二白;我们需要运用主观能动性,适用衡平等方法使得立法之本意体现出来,毕竟法律究其本质还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的。

以上仅就实现社会正义的两条路径展开论述,不一而足;毕竟方式途径的选择仅是工具,其目的仅就为了实质之实现——社会正义之实现,公民权利之保障。

三、我国的法治理念

(一)现代西方法治的基本内涵

1.在强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切物和行为必须依法而为。将此准则限制在行政行为中,那就是政府必须在立法所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立法者所规定的行为。

2.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有限制的,非自由裁量权的规则或标准。在此制度下,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客观的、非政治化的,其标明了一种立场,无论包括何种核心内容,其标准也是必须被不偏不倚地被执行。

3.行政以外的他种制衡要素对于关系政府行为合法性或合宪性的准立法行为进行裁决。在英美或大陆法系中,出于社会均衡的考虑下,对于政府之恶的判决是所有国家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因为政府的单方独大可能是对整个社会、所有公民的一种欺凌。

4.法律的平等性对待所有主体。由于政府的权力强大于所有公民之集合,在适用法律中不免会有特权的可能,那么保持平等性的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对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理解

1.凸显个人权利观

法治化的进展,不仅需要良法的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法理念的人文关怀和权利导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这也就是说,政府的积极倡导下,需要公民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公民对于法律,法治,等基础性范畴的内在支持,并且在行为中予以体现。

2.主体参与意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宗法等级色彩不仅在个人之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内部也不免带有了一丝印记。公民本性中的个人欲望的发展才使得社会因素的发展。个体生命自由无视,身份差序格局的存在,地位的不平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了国家本位思维的强化,公民内心对于参与国家管理意识的诉求的惨淡。

3.多重意义下的综合观念

法治主要包括诸多下位子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和主流环节君在法律的规范调整中,法律的根基在于对民主、人权的保护,使其能够对于社会、经济与公民共同有机统一的进展。国家权力不超越法律,反而在法律下位中规范地运行,国民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被非法剥夺,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与补偿。

四、社会正义的实现之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

社会正义的实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质核心,没有了正义,也就谈不上我国的国家性质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类的社会一定要公正,没有了公正,不仅秩序破坏,这也是最大的恶。

(一)社会正义乃是法治国家的本质需求

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往往体现在公正的实现。“如果没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也不会有稳定。一个既无效率,又不稳定的社会,定然是一个不依法治国的。”正如《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正义实现的场景。提出的社会蓝图不正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目标远景:务使天下共享,有天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二)社会正义是法治保障的基本价值要求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间诞生了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属于我国全体人民的,不过这当中也孕育了不少突出的危机,收入分配过大等矛盾已经有影响我国继续经济发展的趋势了,那么实施法治不仅有利于在法律的界限内解决矛盾,使其稳定地消散于无形之中;而且从宏观意义上说,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规范中最要重要的机制。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不仅涉及理论,而且对于我国实践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学界关于此类的研究探讨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能在提出可行性建议的同时,对于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再深入一步,那么将会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郭道辉.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何志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综述.西安社会科学.2009(12).

[6]鞠桂萍.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研究.象牙塔内.2010(4).

篇7

「关键词价值判断，实体性论证规则，平等原则，私法自治原则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确定性丧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转而寻求相互理解并力图达成共识的时代。——作者题记

问题与方法

民法问题是民法学问题的核心[1]，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核心[2].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所谓“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首先是指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冲突的利益关系；其次，是指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关系。作为私法核心的民法，虽不承担着积极推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使命，但仍须发挥消极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即要着力避免民事主体的利益安排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民法也需要对这种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民法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对上述冲突的利益关系作出取舍，或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序位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民法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

在价值取向单一的社会，面对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心有灵犀”，极易达成共识。但在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里，讨论者由于社会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难免“众口难调”，价值判断问题就成了困扰人类智慧的难解之题。讨论者面对无穷追问，难免流于如下三种命运：一是无穷地递归，以至于无法确立任何讨论的根基；二是在相互支持的论点之间进行循环论证；三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讨论过程，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3]正因如此，分析哲学家干脆否认价值判断问题可以成为理性讨论的对象。他们认为“只表达价值判断的句子没有陈述任何东西，它们是纯粹的情感表达。”[4]所以“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5]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6]

问题是，民法作为通过规则治理社会的关键一环，承担着说服民众接受规则治理的使命。以民法学研究为业的人，也就无法如哲学家般的 “超凡脱俗”。民法学者必须要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回答现实生活中形形的价值判断问题，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提供借鉴。民法学者如何完成这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言之，民法学者如何能够运用理性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以避免现实主义法学家罗斯（Alf Ross）不留情面的嘲讽——“祈求正义就象嘭嘭地敲击桌面一样，是一种试图把自己的要求变成先决条件的情感表达方式。” [7]？

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并吸收了道德论证理论成果的法律论证理论[8]，尝试着提出了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方法：即讨论者只要遵循特定的论证规则和论证形式，其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作为符合正确性要求的结论。换言之，法律论证理论力图通过程序性的技术（论证的规则和形式）来为正确性要求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9]法律论证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就认为，理性不应等同于百分之百的确实性，只要遵守了一定的讨论（论辩）规则和形式，那么规范性命题就可以按照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证立，讨论的结论就可以称为理性的结论。[10]这一思路当然可以用于讨论民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但法律论证理论能否足以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德国法律诠释学的代表人物考夫曼（Arthur kaufmann）针对法律论证理论所提出的批评那样，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立场上几乎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分析哲学的缺陷自然也就成为了法律论证理论的缺陷，因此该理论只能以语义学的规则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11]这一批评确属的论。尽管阿列克西并未忽视讨论者的“先入之见”，而是一再强调“法律论证理论是在一系列受限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特别应当指出它须受制定法的约束，它必须尊重判例，它受制于由制度化推动的法学所阐释的教义学，以及它必须受诉讼制度的限制。”[12] “谈话者最初既定的规范性确信、愿望、需求解释以及经验性信息构成了论证的出发点。”[13]但他却基于这样的理由，即“截然不同的规范性确信、愿望和需求解释均有可能作为出发点”[14]，从而放弃了对于讨论者“先入之见”的必要分析和考察。恰是这一点，使得法律论证理论无法圆满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15]因为确定讨论者在进入论证程序时共同的“先入之见”——即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对于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至为重要。离开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民法学者就无以达成相互理解，也更谈不上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形成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支持。

实际上，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总是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下展开的，而非“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民法学者总可以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中寻找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作为共同的“先入之见”，供作其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学术平台。这一点，在民法学者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表现地尤为明显。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的讨论，须以现行的实定法为背景展开，讨论者必须尊重立法者体现在实定法中的价值取向。即使针对某项法律规范涉及的具体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可能会就立法者究竟在该法律规范中表达了何种价值取向产生争议，但他们至少可以在法律认可的基本原则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平台。[16]如果民法学者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因无须考虑立法者业已在实定法中表达的价值取向，表面上看，在讨论者之间似乎无法形成价值共识。但学术实践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讨论者总可以在某个抽象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从立法论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也总可以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层面上形成价值共识。这其实就印证了罗尔斯（John Rawls）极具洞见的一席话“当人们对具有较低普遍性认识的原则失去共识时，抽象化就是一种继续公共讨论的方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冲突愈深，抽象化的层次就应当愈高；我们必须通过提升抽象化的层次，来获得一种对于冲突根源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17]以该认识为前提，民法学者运用理性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途径，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表述为：以讨论者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共识为前提，确立相应的实体性论证规则，经由理性的讨论，寻求相互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尽量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达成新的价值共识。

本文就力图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并阐明与其相对应的论证负担规则。这里所谓实体性论证规则，不同于法律论证理论中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而是以民法学者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为内容的论证规则。笔者深信，讨论者若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18]，必会达致相互理解，进而为形成新的价值共识开辟可能。

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

（一）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第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有关。所谓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在民法诸基本原则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19]，也就无从谈及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

平等原则首先体现为一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准则，即立法者和裁判者对于民事主体应平等对待。这是分配正义的要求，因为正义一词的核心语义是公平，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时，“政治立法者所通过的规范、法官所承认的法律，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其合理性的：法律的承受者是被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共同体的自由和平等的成员来对待的，简言之：在保护权利主体人格完整性的同时，对他们加以平等对待。”[20]

如前所述，民法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工具，是通过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实现自身调控社会关系的功能。而在分配利益和负担的语境中可以有两种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一种是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被视为‘同样的人’，使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人都能够在利益或负担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额’，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人群加以分类。另一种是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被归入同一类别或范畴的人才应当得到平等的‘份额’。因此，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既意味着平等对待，也意味着差别对待――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21]

近代民法[22]相对重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此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即民事主体作为民法“人”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切自然人，无论国籍、年龄、性别、职业；一切经济组织，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是民法上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劳动者、雇主、消费者、经营者等具体类型，也都在民法上被抽象为“人”，同样具有民法上平等的人格。[23]正是借助这一点，民事立法实现了从身份立法到行为立法的转变。即从按社会成员的不同身份赋予不同权利的立法，转变为不问社会成员的身份如何，对同样行为赋予同样法律效果的立法。[24]也正是借助这一点，民法才可以通过成文法的方式，采用高度精粹、技术性的语言，抽离于各种社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观，显示出了惊人的超越体制特质。[2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民法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这两个基本判断，是近代民法制度、理论的基石。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平等性。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这些主体，在经济实力上相差无几，一般不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因此立法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出了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的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互换性。所谓互换性，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频繁地互换其位置。这样，即使平等性的基本判断存有不足，也会因互换性的存在而得到弥补。[26]在这种意义上，互换性从属于平等性。正是这两项基本判断，为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近代民法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提供了正当性。当然，近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也非常有限地包括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体现为根据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区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并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等。

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在侧重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更加重视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受到了挑战，出现了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一是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劳动者和消费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27]面对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也受到了挑战。仅仅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单纯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已经无法在特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的和平。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消费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生产经营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雇主和劳动者，分别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侧重对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即属于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它既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又在特定的领域内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我国就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着重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

应该说，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是民法得以存续的基石，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不仅使私法自治原则丧失了存在的前提，民法也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采用成文法的方式来实现调控社会生活的目标也就无所依凭。在这种意义上，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构成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例外。只要民法尚未丧失其调控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永远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原则，包含着民法上价值判断问题的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该规则对应着一项论证负担规则：即主张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来回答特定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者，必须承担论证责任，举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需要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否则，其主张就不能被证立。这就意味着，面对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不仅需要积极地论证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需要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而坚持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则只须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即可。

按照论证负担规则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需要兼具实质上的正当性和形式上的正当性，方可构成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所谓实质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必须能够证明，如果不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会导致处于分化和对立状态中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以至身处弱势地位的一方无法自由地表达意志，从而使得建立在民事主体普遍平等假定之上的私法自治原则无法发挥作用。所谓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确实能够证明，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28]因此并不违背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行以后，围绕该法第52条第1项和第2项[29]中所称的“国家利益”是否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理论界和实务界（改：民法学界）存在有较大的意见分歧。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从事的相应合同行为究竟是绝对无效还是可变更、可撤销[30]，从而直接影响到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安排，所以这是个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拟借助这一问题来展示前述论证规则的运用。

对这一问题，民法学界存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31].《合同法》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即将市场主体区分为作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市场主体和其他类型的市场主体，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32]，因此不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不难看出，面对同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两种对立的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平等观：前者主张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后者则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依据前述的论证规则及其派生的论证负担规则，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论证责任。他们不但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必须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要对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都进行有效反驳。

在讨论的过程中，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提出，将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从国家利益中排除出去，从而使相应的合同行为从绝对无效变为可变更、可撤销，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管理者不负责任，不行使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岂不是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33]这一理由是讨论者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提出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对如下事实判断问题的回答：即是否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承认（或否认）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阻止了（或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如果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不能够提出实际的证据证明其理由，该理由就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命题之上，不能发挥论证的效用。实际上，直到今日，我们也未能看到这样的证据。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倒是提出了不少有力的论据，支持在这一价值判断问题上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包括：

第一，认定合同绝对无效与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最大的区别在于：认定合同绝对无效，意味着动用国家的公权力，对市场交易关系进行直接干预，绝对否定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的效力，不允许合同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因此，凡是在认定合同绝对无效的地方，就不存在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和体现；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则给合同当事人留有较为充分的自主决定余地。因意思表示不自由或意思表示存在错误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的当事人，既可选择行使撤销权消灭合同的效力，也可选择行使变更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公权力并不直接介入到市场交易中间去。以这种认识为前提，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迄今为止，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条主线，就是对国有企业要放权让利，让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这种意义上，让国有企业享有充分的市场自主权，可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等于是在市场交易的很多情况下，用国家公权力的决定代替了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自主决定，这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离的。其次，在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因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胁迫行为，从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时，如果只需变更合同，就既能实现交易目的，又可以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避免自身遭受的损害时，认定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导致上述合同绝对无效，会在实践中导致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丧失灵活调整利益关系的可能，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与实现国有财产增值保值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如果认为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法官会在审判实践中面对一个难：一个国家控股60％的公司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订立合同，这个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或者胁迫行为，损害了这家国家控股公司的利益，法官如何去认定合同的效力？是认定整个合同绝对无效？还是国家控股60％，因此这个合同的60％是绝对无效的，剩下的40％按照《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如果说整个合同都认定是绝对无效的，公司其余40％的股份可能是由自然人或者民营企业控制，那么凭什么按照有关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规则，把这些股份对应的那一部分合同行为也认定为绝对无效？如果说合同的60％绝对无效，40％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就会出现同一个合同行为由于同一个原因一部分绝对无效，一部分可变更、可撤销这种难以想像的局面。同样，如果一方实施欺诈、胁迫行为，损害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利益时，不作绝对无效处理，仅将损害国有独资公司等国有企业利益的合同作绝对无效处理，这又不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违反了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与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第三，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体对待，不作类型区分，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也是我国政府的郑重承诺。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采用与其他市场主体不同的法律调整规则，明显不妥。

时至今日，坚持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既不能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在这一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又无法在论证的过程中对主张贯彻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进行有效反驳，其观点就没有被证立。我们籍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

（二）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

第二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私法自治原则有关。私法自治原则，又称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制度赋予并且保障每个民事主体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民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私法自治原则的核心是确认并保障民事主体的自由，它要求“个人应享有相对于法律可能性和事实可能性的最高程度的自由来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34]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该条规定即是对于私法自治原则的确认。[35]

篇8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外贸发展的角度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考察。 自1992年以来，无论国际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全球FDI总流量发生怎样的波动，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缩写为FDI)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和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从1983年的9.2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92年的110.1亿美元。2002年，实际利用的FDI达到527.43亿美元，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位。同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突破6 000亿美元，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

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的FDI达到606.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 000亿美元，而2005年进出口总额则达到14 221.2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收的FDI及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时，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都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资额和外贸额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显得很有必要。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 10多年来，我国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国的FDI流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总流量与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达到了新高，为535.0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400亿美元，继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05年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4 001家，同比增长0.7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略有下降，为603.25亿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 909家，同比下降4.2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46亿美元，同比增长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的FDI只有71.4亿美元，截止到2003年该数据已经上升到130.86亿美元。

三、我国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来源比较集中

自我国开始吸收 外资以来，100多个国家在中国投资，但FDI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对华投资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韩国、日本、美国。 2005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排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6个超千亿美元的贸易伙伴。欧盟连续两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 173亿美元，增长22.6%。美国上升为第二位，双边贸易达2 116亿美元，增长24.8%。日本长期以来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2011年降为第二位，2005年降为第三位，当年双边贸易额1 844.5亿美元，增长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区，韩国和东盟。特别是我国与韩国的贸易首次超千亿美元，其中，进口增长23.4%，我国对韩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在与东盟贸易中，进口增长很快，其已成为我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这和我国引进的FDI的国家或地区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是因为制造业FDI的流入和东道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张红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业FDI的流入虽然仍占有绝对优势，但比2011年已经有所减少。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FDI流入却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说明FDI流入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同时，通过比较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进出口的产品构成发现，外资企业资本品的进口平均高于国内的10%~15%。也就是说，外资企业的进口主要是资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为主的中间品，能够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

(三)FDI的地区分布

2003年以前绝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6.6%、9.5%、3.8%。这种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变，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中部为61.4%，而东部则下降为30.5%。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推动，FDI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中西部地区许多省区如河南、甘肃、青海、宁夏的进出口总额在较低的基数上实现了较快增长，尤其是进口增长比较明显。而外贸大省如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却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品的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现在一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及其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二是初级产品出口减少，工业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显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衡量外资对我国贸易增长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检验外资企业的贸易表现。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 外资企业1993年出口金额为917.4亿美元，2011年为3 386.1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也从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7 620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4 442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8.3%。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表3显示了1985—2005年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贸易业绩。如表3所示，按贸易总额计算，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23.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8 317亿美元。

其余数据来源于2005年 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计算整体所得。 表3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全国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实证分析证明了FDI在我国商品对外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 1.FDI与初级产品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比的相关性 1980年，初级产品进出口额160.7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2.15%。其中，初级产品出口91.1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1980年初级产品进口69.5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35%。1989年之后，初级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至29%，同时进口的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也有所降低，为20%。截止到2011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 578.1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其中，初级产品出口405.4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级产品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同年进口的初级产品为1 172.67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选取1989—2011年的数据，通过SPSS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得到如下结果：FDI与TPCR(即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04(见表3)。表明我国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初级产品的对外贸易。这也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需求下降，特别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处于迅速减少的趋势。

2.FDI对工业制成品的净出口贡献率 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220.6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85%。其中，出口90.0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进口130.5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65%。2011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已经增加到9 967.39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6.33%，较2003年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 52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7.0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93%，较上年增长1个百分点，进口4 439.62亿美元，同比23.42%，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79%，较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1 477亿美元，增长26%，占进口总值的19.4%，增势回落了1.5个百分点。其中，铁矿砂进口2.8亿吨，增长32.9%;原油进口1.3亿吨，增长3.3%;原木和锯材进口增长9.3%;大豆进口2 659万吨，增长31.4%。

199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与其相反，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其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同方向变动，而进口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上升，工业制成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下降。 用SPSS软件包对1989年以来FDI与TIFPR(即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可见，FDI和TIFPR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05。得出结论：FDI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规模 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而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发达国家主要以证券投资为利用外资的形式。确切地说，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衡量一个国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规模，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因为，仅仅从绝对规模评价，规模偏小的国家永远无法与大国相提并论。虽然我国吸引FDI从绝对金额来说非常可观，但如果用GDP矫正后，我国吸引的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比较 客观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依存度和开放度。1985年FDI占我国GDP的比重仅为0.64%，1991达到1.08%，之后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到1994年达到最高为6.22%，1995年以来，该比值不断缩减，到2011年为3.67%，可见我国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的结论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真实反映。图1反映了1985年以来，用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国对外依存度的趋势。 图1 历年FDI对我国GDP的贡献 五、结论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对外进出口增长以及进出口产品结构等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增大。

二是FDI增强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 出口贸易结构由初级产品升级为工业制成品，产业结构有所升级，从而提升了我国的贸易结构，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又会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的作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跟随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当出口贸易结构又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时，必将极大地鼓励工业制成品部门的生产，促进其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FDI开展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为主、而东部地区则要以利用FDI开展一般贸易方式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及贸易活动，这样不仅有利于不同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区间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的恶性竞争。

饶光明，孙亚平.发展新经济，根除中国出口贸易“贫困化”增长[J].商业研究，2001(11).

王志乐.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李国荣.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高峰，高越.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刘可，王维，陈仪.中国外商投资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6(2).

张红霞，等.制造业FDI流入与进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05(12).

黄强胤.试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J].科技创业月刊，2006(2).

张永春.外商直接投资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2).

黎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6). [11]

黄志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7). [12]

张宗益，李见春，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5(2). [13]

朱玉杰，于懂.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0). [14]

篇9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针对疑难案件问题提出的观点和学说是战后法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研究动向发端于德沃金，源自当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渊源，并成为法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与核心。德沃金对疑难案件的探讨是借助其法律解释理论的基本框架而展开论述的，并建立在批判性继承现实主义法学和实证分析法学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德沃金的疑难案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是对原则的确证和强调，其二是建构性解释和唯一正解，其三是以赫尔克勒斯为标准设立的裁判形象。与此同时，哈特和波斯纳等学者都对疑难案件问题表达出各自的深刻见解，并与德沃金有过多次学理论战。关注疑难案件理论的发展过程有助于补充并完善其内容建构，并将对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疑难案件；德沃金；法律模糊性；建构性解释；整体性法律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7－0123－07

收稿日期：2015－05－10

作者简介：曹晟旻（1992—），男，山东临朐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博连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法哲学和人权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AZD044。

一、历史传统与社会渊源：德沃金关注疑难

案件的起点与开端

在探索存于自身内外的知识和智慧的过程中，人类总是展现出巨大的兴趣，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种所谓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对疑难案件（疑难问题）的探讨也成为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现象。从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开始，智者学派以及其他多种学派就对疑难案件和疑难问题有过相互争辩，并激发出智慧之花，这些可以被称为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最初展现。在现代法理学研究中，这种对疑难案件和疑难问题的探索仍然没有结束。因此，对相关思想观念进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有关智慧的知识，甚至是关于知识的智慧。

在现代法理学对疑难案件的研究中，罗纳德·德沃金注定是位无法回避的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理学研究中，德沃金和赫伯特·哈特已然成为绝对的主角。在当时法理学的核心刊物中，不是他们各自阐发或相互争论的内容表述，就是其拥戴者的相关论述。在德沃金撰写的重要著作中，《认真对待权利》（1977年）、《原则问题》（1985年）和《法律帝国》（1986年）都对疑难问题进行过非常深刻而详尽的阐释。可以说，这种对疑难问题的关注贯穿着德沃金学术生涯的全部过程，在其后来的《自由的法》（1996年）和《至上的美德》（2000年）中，德沃金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具体疑难案件的探讨上，但早在前几本著作中，其对疑难案件的理论视角和立场建构就已经成型。不可否认，德沃金无疑是当代法理学对疑难案件探讨的主要发起者和坚定倡导者。

当然，德沃金对疑难案件的探讨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渊源。在战后自然法经过短暂的复兴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和实践法治已经成为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严峻挑战，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人们仍然难以摆脱纽伦堡审判所凸显出来的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问题。这种明显带有“溯及既往”的判决内容通过所谓的扩张解释获得的是政治和道义方面的支持与赞同，［1］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可以在法律和法理学的视野之内完成，①相反，在现实生活中，由这类难题所引发的是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重大的现实问题逐渐演变（亦或是激发）出更多的理论探讨和争辩。当然，纽伦堡审判只是引发上述理论争议的某个方面。此外，德沃金对“疑难案件”予以关注或许出于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其自身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各种社会矛盾经过二战的激发和压缩而更加集中地爆发出来，诸如反对种族隔离、反对越南战争、黑人争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等都是这种社会难题的具体表征。而在德沃金的著作中对这些社会难题均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已经成为德沃金探讨疑难案件的现实渊源。总体而言，德沃金对疑难案件的探讨是在其法律解释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而疑难案件也反过来成为其法律解释理论的集中体现。至少，这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关系可以从若干方面得以展现。

二、内容构建：法律解释理论框架下的

疑难案件问题探讨

首先，对原则的强调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观点和贡献之一。从解决疑难案件的角度来讲，在难以适用具体规则的情况下，诉诸更为宏观（这样可以更好地契合法律精神）的法律原则成为寻求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②作为原则使用的概念出现于法律规则之中，其有助于理解疑难案件指向的普遍理论，旨在保证对类似案件作出的判决均是类似的，［2］而这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所重点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原则的地位和作用之外，“政策”也是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这点似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和足够关注。尤其是面对疑难案件的时候，理解或争论关涉权利义务的尖锐问题需要使用的是作为评判标准的原则、准则和各类政策，而不是借助规则所发挥的作用。［3］对具体政策而言，其所设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目标几乎都是必须实现的，并始终防范着当前社会可能出现的消极的改变。［4］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相对于抽象的原则而言，具体政策能够将这些原则转化为针对疑难案件所采取的可行性措施。另外，考虑到在逻辑结构和理论深度方面，原则与规则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德沃金对两者的区分有过细致而详尽的阐述。［5］总而言之，“原则——规则——政策”这种结构能够为疑难案件提供多于仅仅依靠规则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这种结构也是德沃金“整体性”法律解释的基本要素，正如他所谈到的，法律解释内含着特定的整体性要求，即使适用的是法律文本规定的单句或单项条款，解释者亦需要说明该解释为何是最佳的，其意在服从法律解释自身的内在约束。毕竟，任何解释方法均包含前后连贯的客观要求。［6］但是，德沃金设计的这种结构并不是那么完善，甚至他自己似乎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通常而言，政治家所提倡的个人权利多是类似于自由权、平等权和尊严权等抽象权利，其间涉及对人类根本利益的普遍陈述。除某些宪法问题外，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权利并非适于处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即便含有某种程度的可适用性，这些普遍权利亦会因过分抽象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7］应当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多地体现出政治和政府方面的作用，其未必如德沃金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同原则保持较为基本一致。此外，结合以上政治方面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它说明对政治方面的主张和要求（包括政策）所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展现出宪法案件在德沃金的理论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在德沃金看来，很多宪法案件处于政治与法律（原则）的中间地带，其间很多都属于疑难案件的范畴。例如，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和《法律帝国》对“布朗案”有过详细讨论，而在探讨宪法中的疑难案件方面，其《自由的法》有着更为突出的展现，如罗伊案（堕胎案）和新闻自由等。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在宪法案件中解决以上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复杂矛盾，甚至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宪法领域的疑难案件处于“常规案件”和“非法律争议”之间的过渡地带，开明的法官往往受理这类案件，他们通过法律规则之外的法律原则、法理与人情等标准进行审判，而谨慎的法官则通常以法律方面没有明确规定为由而拒绝受理。［8］

其次，德沃金的另外两个重要观点是“建构性解释”和“唯一正解”。大致而言，建设性阐释会赋予具体对象以特定目的，以便其展现出各自所属风格或形式的典型表征。在创造性观点看来，建设性阐释能够更好地反映出目的与对象之间的相互关联。［9］在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体系中，这种建构性解释与前述的原则和政策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而原则和政策正是德沃金倡导建构性解释所需要利用的材料，且建构性解释本身就致力于促成所有案件中“唯一正解”的最终实现，其中必然包括疑难案件在内。若法官坚持整体性的法律解释理念，则意味着对社会结构和法律理论最具合理性的建设性阐释肯定不会有悖于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连贯性原则，反而应当依此裁判疑难案件。［10］在此，“唯一正解”是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中最为核心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其法律理论的核心观点。在对疑难案件进行现实审判的过程中，出现德沃金称之为“平手”情况的可能性的确高于普通案件，但这种情况更多地是由案件本身存在着多种争议所造成的，其并非意味着对已经受理案件所做出的最终判决结果亦是多样的。从某种意义来讲，“唯一正解”原本就是对现实司法活动的真实写照。在多数情况下，之所以无法为疑难案件的有效解决找到正确答案，就是因为道德伦理层面含有某种不确定性或不可通约性。［11］但是，在理论探讨层面，“唯一正解”的存在始终表现为有诸多争议的问题，而德沃金最终因固守该观点而受到相当多的批评。

最后，赫尔克勒斯（Hercules）的形象。在德沃金看来，就疑难案件而言，仅存在找出既存法律内含的唯一正确答案较难而已，而在既有的法律中绝非没有解答，只是运用抽象和概括的“法律原则”做“立论”的难度比较高，并需要法官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然而，只要法官拥有德沃金这种解释法律的本领和功力，其必然能够找到“唯一正解”。这绝对不是意图说明不同法官得出不同见解都只是源自不同人的主观看法，因而理所当然地认针对既定法的观点而言必定难以判断孰是孰非。［12］如果要针对疑难案件恰当而准确地作出裁判，对具体司法者的要求就是德沃金所设定的赫尔克勒斯的标准。无论是运用原则或政策，还是进行建设性解释，各种情况均是如此。当赫尔克勒斯判决疑难案件时，他会对自己的责任得出某些更为深入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限制先例的吸引力，以便扩充必要的原则论据来论证这些判决。如果早期的判决完全是由某些政策所论证的，那么就不会存在吸引力的问题。［13］这里出现的是“整体性法律”的概念，这种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内容的“广义”概念是赫尔克勒斯可以利用的“法律渊源”。在此，它既来源于司法过程之中，又会对相关法律实践活动的理论证成产生激励和促进作用，其要求法官作出的基本阐释面向的是作为整体的法律规范，甚至应当比原有探讨更为全面而深入。［14］从另外的意义上讲，这可以被称为法律之网。在审理疑难案件之前，法官早已准备好法律的信念之网。［15］正如德沃金所言，“法律可能并非是一张严密的网，但是，原告有权要求赫尔克勒斯把法律当作一张严密的网来看待”。［16］

虽然，以上这些阐述只是挂一漏万，但基本能够描绘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对疑难案件所表现出的基本态度。若要在相互对立的不同法律原则之间作出恰当取舍，就应当按照“整合法学”的思维方式，运用“建设性解释”的具体方法进行操作，力求保证针对疑难案件得出的“唯一正解”来自法律内部。由此可见，德沃金坚持认为原则和价值方面的矛盾冲突均能在法律内部得到终极化解。［17］这些描述给我们展示的是关于疑难案件的“理想图景”：当面对疑难案件的时候，在准确把握“整体性法律”的前提下，具有完美司法素质的赫尔克勒斯能够利用原则和政策等进行“建构性阐释”，并最终找到“唯一正解”。毫无疑问，法律解释的理想目标就是找到最佳的裁判结论，这点在宪法解释中表现得甚为明显，除非人们期待某种悲剧性结局的出现，否则根本不存在任何回旋的余地。［18］为更好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纠纷，从对疑难案件进行审判的现实角度来看，追求“唯一正解”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德沃金所持有的这种观点似乎导致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就司法结果而言，对疑难案件的判解可以是仅有的，但很难说唯独某判解才是正确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德沃金已经认识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针对那些对自己的理论学说存有异议的人而言，“他也不太可能通过逐个找遍法律报告以图发现没有正确答案案件的实际案例来获得成功。每一个个案报告都包括一个意见，它证明了某一方面具有法律论证的较大优势。有的案件也有不同意见，但是这样的案件也是较好意见占据上风的案件。……在某个特殊案件中，将使所有法律工作者都信服的这样一个论证是极其不可能的。被一个学者作为判例来引用的任何一个案件在其他人看来都可以是有争议的”。［19］但是，对疑难案件仅有的正解近乎顽固的坚持不仅使得这种观点带有现实压迫理论的强烈色彩，而且导致德沃金面对疑议和不解时难免会显得捉襟见肘。

三、观点交锋：针对疑难案件问题

核心争议的两次论战

（一）德沃金与哈特：基于规则论和整体性法律理论的争辩

在德沃金对疑难案件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他与哈特就该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更是明显拓展其原有的影响，并使得疑难案件和疑难问题成为他们论战的重要内容之一。简而言之，他们对疑难案件和疑难问题持有的核心争议是由哈特的规则论和德沃金的整体性法律所构成的。哈特的规则论建立在其著名的空缺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针对包括判例或立法在内的所有用以规定行为标准的方法和手段，不管如何适用于各类普通案件的审理之中，均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传递或探讨事实问题的过程中，这些被称为空缺结构的显著特征难免会导致分类语词的具体使用将会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20］此类对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是同规则论保持内在一致的：正是因为处在中心地位的具体规则难以涵盖法律在社会现实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致使处于规则边缘的内容必须着力应对这些问题，并因此使哈特深切感受到法律自身的模糊性。但德沃金对此并不赞同。在他看来，带有模糊性的语言表述致使人们无法为某些法律问题找到正确答案，而这种观念始终为绝大多数法律工作者所普遍接受，但其并没有对由表述模糊的法律语言所带来的事实和结果加以区分。［21］很显然，这种做法没有区分模糊性的事实与模糊性的结果，并建立在德沃金“唯一正解”的理论基础之上：即便法律可能带有些许模糊性（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经过复杂的审判过程所得出的最终结论（结果）就必然是模糊的。“如果疑难案件的判决一定是关于各方权利的判决，那么，某一官员如此判断的理由一定是论证承认或否认权利的理由。他必须使自己的判决与某一种关于他的体制内为什么规则创造或否定权利的普遍理论相联系，而且，他必须说明在疑难案件中这一普遍理论要有什么样的判决。”［22］换言之，只要法官能够完成以上说明，即使面对法律的模糊性，他仍旧能够达致“唯一正解”的预期目标。除此以外，有鉴于唯一正解在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承认法律的模糊性还有可能会威胁到“建构性解释”等内容，而这正是德沃金更加难以赞同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可以针对以下议题展开探讨，即该法律规范的效力是由为法律语词的抽象表述提供政治正当化辩护的原则和政策所决定的，以便裁判结论能够更好地取得法律规范的理解和支持。换言之，如果某法律规范的适用必定会涉及语言的模糊性，那么其原先无可争议的本质内涵将会变得备受质疑，甚至其正当的法律地位亦会受到根本性动摇。［23］纵观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尽管德沃金和哈特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似乎都是对立的，如法律的模糊性和法律的范围等。但从其各自理论预设的角度出发，对立双方矛盾的严重程度就会减弱很多。由于哈特的规则论将具体规则认定为法律的中心内容，对那些无法涵盖在规则之内的难题就需要交给边缘内容加以解决，这很容易形成法律模糊性的潜在印象。如果双方谈及的规则和概念本身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那么根本不可能具备展开论辩的基础性条件，更无法期待实现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①对此，本杰明·N·卡多佐有着极为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只不过后者更强调发挥法官的能动性，当既定的法律规范为应当涵盖的情况留有空白时，法律规范总会显得无能为力，而只能借由保持中立的法官居中裁判。此时，所谓的规则无非是为人们普遍接受正义价值和公平理念，亦或是规制其行为的良心、习俗和惯例。［24］在此，涉及到德沃金对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理论主张。①通过审视其观点可以发现，他的整体性法律理论将规则、原则和政策等诸多内容都纳入其中。在这种理解法律的背景之下，法官都能够发现整体性法律解决这些难题时所展现出的态度和立场，进而形成唯一正解。也就是说，在哈特认为是展现法律模糊性的边缘地带，德沃金用原则和政策等内容来涵盖，由此便不存在所谓的模糊性问题。借助这种比较分析的视角加以审视，两者间的对立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严重严重，只是从各自的理论基点出发，并对不同的“法律”内容赋予不同的地位和意涵而已。

（二）德沃金与波斯纳：对法官能动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并各有侧重

除此以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德沃金和理查德·A·波斯纳之间的争议和论辩之中。从以上哈特持有的观点和主张出发，如果没有适用于具体疑难案件的规则，那么对法官能动性的强调就会成为解决案件的必然选择，法官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规则，当然，这种创造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点已经为拥有法官身份的实用主义者波斯纳所支持并赞同。在处理疑难案件的时候，法官的最高追求仅限于做出某种具有可行性并合乎情理的裁判结论，而这必定需要借助非法律的方法和材料，甚或会提及某些难以言说的直觉感受，而根本不可能局限于惯常使用的法律规范。［25］很显然，这里所谓的“常规的法律材料”就是哈特所强调的法律规则，而“非法律的材料”更多地被看成是法律原则和政策等内容与标准，至于那些“说不清楚的直觉”，则是法官所具有的“法律感”，这种法律感有时候甚至决定着前述法律材料和非法律材料如何运用，同时也是进行法律论证的心理预设。由此可见，在实体意义上，波斯纳并不反对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等内容的“整体性法律”，而只是更加强调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的时候如何从法律的空缺结构中发现能够给予自己的法律论证以充分资源供给。仅凭有关法律规范的逻辑推理必然不足以作为司法裁判的基础和支撑，这就要求凭借被称为“实践理性”的非正式推理方法。在此，司法过程寻求的不只是某种发现的逻辑，而主要目的在于证成逻辑推理的正当化。［26］为达到这种“正当化”的结果，法官必须寻找各种能够支持其结论的资源。于是，从其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各种能够为结论提供权威依据的内容和资料都能够成为法官所利用的法律渊源。

应当指出的是，就适用的各种法律资料和非法律资料来说，如果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借助“逻辑”和“科学”的话，就只能更多地发挥“修辞”的作用，只要能够形成形式上的唯一正解，并使得该结论能够为法律职业群体和普通民众中的多数群体所接受（即使没有形成那么巩固的接受，起码也并不导致强烈的反对），那么法官利用这些资料的实用目的也就可以顺利实现。这种搜索的过程被艾伦·B·汉德勒法官称为“结论的需要”——对疑难案件而言，裁判结论的有效形成终归要超越当前存在的权威，而需要凭靠其他具有实质合理性的基础理由，即其依据不可能在既有的法律规范中找到，正是“结论的需要”为权威理由的扩展提供着足够的动力。［27］当然，贯穿于其中的就是法官个体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所体现的就是其才智以及对法律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针对此类法官能动性的发挥，德沃金并不反对，甚至认为法官可以抛却两步走的审判方式，而是先明确体制内部的限制和约束，再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就判决结果而言，只要法官意识到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即可，更为重要的是体制道德与个人道德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而法律解释的实际效果恰恰取决于此。［28］他所强调的不是那种从事实到法律的三段论逻辑结构，而是个人与制度之间彼此限制和相互促进的复杂关联，力求更好地保证法律确定性的实现。在他看来，基于共同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情感，人们完全可以凭借法律整体性的思想观念，努力寻求法律规范所包含的确切内涵，而切忌走向绝对司法能动所提倡的造法误区。由此可见，德沃金和波斯纳之间在疑难案件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很多学者所想象的那么严重，而只是在面对相同的法律现象的时候，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和关注而已。可以说，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方面，德沃金对疑难案件问题的研讨已经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其严肃而稳健的理论建构受到哈贝马斯和阿列克西等学者的借鉴和追捧，由此变得更加详尽而明确，并被认为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淑丽．纽伦堡审判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03）．

［2］［3］［4］［7］［13］［16］［22］［28］（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40－155．

［5］SeeRonaldMyles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8，pp．24－28．

［6］［18］（美）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M］．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3，49．

［8］强世功．谁来解释宪法？［J］．中外法学，2003，（05）．

［9］［10］［14］（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8，227，202．

［11］［19］［21］［23］（美）德沃金．原则问题［M］．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86，186－187，164，165．

［12］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5］（美）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M］．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52．

［17］桑本谦，纪建文．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探析——就审判利格斯诉帕尔默案与德沃金的对话［J］．法学论坛，2002，（03）：35．

［20］（美）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27．

［24］（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89．

［25］［26］（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69，568－569．

篇10

一、什么是政治小论文写作

政治小论文写作是检验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志。小论文写作涉及思想认识、生活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及生活阅历与经验，又有表现手法、表达技巧、语言习惯，还有对阅读作品的积累、解析、品评、贯通、迁移、再造。小论文写作是一种全新的写作理念，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或科研含义上的对某类学科或某一专门问题所使用的钻研推究的涵义，它是依托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内容，以学生的心灵活动主主体，通过文字表达的一种有形的思维，它是生活化的、修改化的有主体观念的、有情感色彩的一种思维呈现。这种写作是对独立精神的召唤，是对创造品质的提升。实现了由注重章法到回归人性的转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有的表达习惯和直率真诚无畏的心态坦方历史、人生、自我、家庭、社会、生存状态和人类命运。

二、如何让政治小论文写作走进教学

（一）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思想。

小论文写作应把写作主体的潜在的情感力、想像力、创造力、表现力尽情地发散，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教师要树立新教学的观，使价值标准多元化、审美多元化；分析时展对人才的要求，了解学生的心理认知，从而减轻学生写小论文思想负担，提倡独立思考，使学生有话可说有东西可写，能体味创造之乐、表达之乐。

（二）改进教法和学法。

小论文写作强调学生的主体意识，将写作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激发他们写作的热情。充分创造条件和机遇让学生建成现代个性支点和发挥创造力的天地。尝试小组教学和个别化教学模式，建构小论文型写作教学机制，采用富有个性化、人文化的课堂教学结构。教师在平时还要有意识地渗透写作过程的各环节的学法指导，使学生在小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习惯，掌握写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要加强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思考生活、感悟生活，培养良好的思维个性，文道统一，知情互动，使见解更主客观理性。

（三）引领学生进行小论文写作。

1.培养批判质疑品质，这是小论文写作的前提。2.训练发散思维能力，这是小论文写作的核心。3.拓展想象空间，这是小论文写作的动力。”想象是无限的空间，通过它可以找出表面上不相干的生活现象之间内在的联系，把它们集中熔铸主一体，创造更广阔地世界。想象就是深度，积极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让静态的文字挥发动态的灵性。4.吸收学科的知识，这是小论文写作的保证，为小论文写作提供“源头活水”。教师还应将学生的阅读范围引向更广阔的领域，如文学的、历史的、地理的、生物的，优化知识积累，丰富思维背景。让学生从各种渠道汲取各方面的知识，开阔视野，丰富情感，获得创造的源泉。

（四）在小论文写作中培养写作个性。

写作个性是指个人稳定的写作心理品质。包括写作任何的倾向性（即写作的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等）和个性心理特征（即写作的能力、气质、性格等）。小论文能力是写作个性的关键因素，制约着写作效能的发挥，写作品质的展现，写作个体的发展。写作个性对小论文能力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提供必备的主观条件。没有的心胸，乐观的情绪，易于合作，勤于思考，善于吸纳改造知识经验等这些良好的个性品质以及健康的个性，写作就会缺乏小论文能力。因此要把写作个性与小论文能力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