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制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00: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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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制度论文

篇1

关键词:职称制度;能力导向专业技术职称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学识水平、综合业务能力和自身素质的载体,是组织评价和激励人才的主要手段,是进行人才资源科学配置、合理使用的基础和重要依据。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之所以被人们追捧,甚至成为某些专业人才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因为职称“含金量”过高。一个人不管有无真才实学,更不管其能力大小,只要有一个像样的职称,其工资、住房、福利待遇乃至政治待遇或个人前途,就会被悉数“摆平”。这样的职称,实际上是个人综合福利待遇的代名词,其应有的“能力含量”却被人们淡忘了。

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具有人才评价、激励之功能的职称工作,成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手段。职称工作必须尽早走出福利化、终身制的制度误区,转向与能力相应的法制轨道上来,让职称真正能客观反映、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和要求,必须不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建立以业绩为依据,以能力为导向,具有竞争激励机制的科学的职称工作管理新体制。

我们对能力导向的职称制度构想如下:

一、科学设岗,建立全新的岗位聘任制

岗位设置是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基础。要根据职能、任务及事业发展需要科学、合理地调整、设置专业技术岗位,明确岗位的职责任务,建立“按需设岗,按岗聘任、以岗定薪,岗易薪变,竞争择优,优胜劣汰”的全新的岗位聘任制。

(1)建立科学的专业技术岗位设里体系。科学设置专业技术岗位,即一方面要严格按照上级规定,坚持“因事设岗、重点突出、能力导向、动态管理”的原则,合理确定职务结构比例,设置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另一方面,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的思路,以事设岗、因事设岗。通过科学设置专业技术岗位,使受聘专业技术人员有岗、有责、职责分明,使聘任单位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资源。

(2)落实公开、公平、竟争、择优的岗位聘任原则采取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岗位聘任原则,要做到“四个公开”即公开岗位职数、公开岗位职责,公开岗位待遇,公开岗位要求。要规范聘任竞争程序和办法,创造一个良好的用人环境,逐步建立起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土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新型用人机制和体现竞争激励的人事管理运行机制。

(3)健全完善的岗位管理制度。在定编、定岗的基础,根据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聘任,实行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因需设岗,以岗定编、竞争上岗,责任到人,全面推行专业技术职务竟争几岗,逐步实现聘用制的规范化从实际出发,通过各种方式,使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专业技术资格不再与工资、福利挂钩通过评聘分开,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推进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深化改革。

二、大力推进职业资格制度

(1)积极全面推行专业技术执业资格制度。执业资格制度是指政府对某些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关系公共利益的专业实行准人制度,是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必备标准。推行专业技术执业资格制度是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推行这一制度能够实现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学识技术水平、综合业务能力和自身素质的合理评价,从而可以达到人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目的。

(2)健全考核体系,实行公开招聘。执业资格考试是保证行业质量的重要举措,各企事业单位应根据缺编岗位的用人条件和职责,实行资格考试遵守公平、效率的原则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协调性,实行公开招聘,应聘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学历或规定的资格条件制定标准适度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保证客观公正地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和素质。

三、建立科学化、社会化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

篇2

我国现存相关的政策法规不完善,使得在监督时出现很多漏洞,保证不了监督的力度。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在建筑方面不断使用新的技术,变动比较大,使得监督不到位。监督机构对于自己的职能不能很好的定位,使得有些工作无人监管,工作混乱,不能很有序的进行,导致问题出现,同时也降低了监管的效率,使得部门有权不知如何使用。建筑质量出现问题监管部门可以对其施以一定的处罚,但是如今的处罚制度太过单一,使得建筑企业依赖政府,缺乏质量意识,对待质量问题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建筑逐渐出现各类问题。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建筑业也不断蓬勃发展,所以建筑不断增多,这就增加了监督部门的工作,事务繁多就会出现纰漏,使得某些方面没有监管到,这就会引起质量问题的产生。我国问题建筑事件不断发生,人们对建筑企业不断产生怀疑,同样也会对政府监管部门产生怀疑,这不由得就会打压监管部门的信心和力度。现在的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素质不足,缺乏经验,使得在监督时出现缺陷,或者监督力度不够,或者惩罚工作不落实,使得某些企业为所欲为,造成严重的后果。最后就是建筑企业的工作人员本身,为了自身的利益,偷工减料,质量意识较差,只顾眼前利益,却忘记长久的利益,使得其建筑不能被认可

2如何加强质量监督管理

2.1不断完善我国的监管制度

我国在质量问题上应不断完善补充法律法规,我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有了法律准绳,可以运用法律严加对质量的管理,使建筑更加规范标准,具体来说,从开始图纸设计到竣工,各方面都要严格进行质量把关,同时,要加强法律惩罚的力度,当出现质量问题时可以有效的对有关企业进行严加惩罚,加大惩戒力度有助于其他企业再犯此类错误,如果太过放松的话,那些企业就会不把这些规章制度放在眼里,为了利益还是会使建筑出现质量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监管制度要切实可行,针对面要广泛,我国地方多,所以制度一定要全面。既然因质量问题让人民对监管部门产生怀疑,那就应该做出一些行动,向人民展示严抓质量的决心,向人们展示自身的诚意,让人民再一次信任监管部门。

2.2改进监管方式明确并做好自身工作

针对上述所说的监管制度单一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对监管制度作出改革,处罚方法多样而有力度。以市场为导向,加以引导,加强各企业间的竞争,这样可以共同进步,同时也可以淘汰一些存在质量问题的企业,让剩下的企业不断提高质量意识,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破坏了质量这个大准则,从根本上进行监督。对于监督机构,对其进行整治,明确各部门工作,不可杂乱无章,那样只会降低工作效率,具体工作具体安排,当面对事务较多的时候,可以不慌不乱,做到全面覆盖,无遗漏现象,各部门之间协作将监督工作做到最好,确保建筑质量,保证人民的利益,使国家更加平稳的发展。

2.3加强人才培养

人才的多少是评价一个部门优秀程度的唯一标准,只有为这个部门注入新的活力,这样才能让这部门运行的更好。而我国监督机构在招纳工作人员时也许会招纳一些专业不对口的人员,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埋伏了一个隐患,这种的工作人员对监督工作不了解,会影响监督工作,技术上也达不到要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选取一些高质量的人才进入机构,让部门更加有实力,定期的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精神素质。当明确好了自身的工作后,要做到在其位谋其职,不渎职,不懈怠,做好监督工作,从一开始的设计,到中间的施工,最后竣工时,尤其竣工时要仔细验收完毕合格后,要向备案机关提供与监督工作相关的各种资料以及质量报告,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一时利益而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做到维护人民利益,并不断完善监督手段及技术,提高监督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2.4提高科技化的监督管理水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有先进的科技水平,数字时代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便捷高效,如果将计算机网络功能运用到质量监控上那也会大大提高监督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避免人类的监督错误,对于建筑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纠正修改,使数据更加准确权威,增加了其可信度,进一步加强了监管力度。

3结语

篇3

从数据库中挑选3家以上候选单位,数据库中候选单位不足时,由招标办公室负责推荐;另外,如果是经常与公司合作,且以往工程质量、进度等有保证,本次报价合理的,可直接确定为合作单位。

2、勘察、设计合同的签署

2.1合作单位确定后,由基建部负责草拟设计合同,如对方提供合同版本的,需交由法律事务部审核通过。合同需由基建部经办人签字,后由法律事务部盖章,合同生效后开始执行。

2.2基建部实时对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检查,发现异常及时向公司主管领导报告,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降低合同损失。

3、勘察、设计方案评审

基建部对工程需求进行整理、归类、汇总,勘察单位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出具经第三方审核通过后的勘察报告,设计单位根据公司的要求及国家、地方的相关的规定,设计工程施工图纸。

4、图纸会审

图纸会审由建设方发起公司内部各个相关分厂及基建部各专业人员、施工单位参加讨论。图纸会审穿插于整个建设过程,随时疑问及时更正。

5、工程项目预算

工程预算是由专业人员以施工图设计为基础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政策编制的,是公司进行招标选择施工单位和采购设备、材料,控制建设项目工程造价进行竣工决算的重要依据。施工图纸、当地相关建筑规范、建筑定额、工程量价目表等资料编制初步预算。工程预算编制后,报请公司财务审批并确定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资金计划报备。

6、工程项目实施

6.1根据相关政策法规选择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6.2施工单位按照施工合同及设计施工图进行施工。

6.3工程项目现场管理由基建部总体负责,具体实施由工程项目经理负责管理。

6.4工程项目经理应按照施工合同的规定和施工验收规范对施工过程进行检查监督,做到按设计图纸施工,按图纸要求申报采购工程材料。

6.5加强现场施工的巡查力度,对工时、质量、进度、成本、安全进行检查,对施工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应及时与设计部门联系,妥善处置并做好记录;

6.6施工材料管理要有序,按规格品种分类摆放整齐,防止混杂,施工中各种物资、材料、机具、工具等应按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办好出入登记;

6.7在施工中做好工程相关方及各部门间的相互配合,并做好计划的统筹兼顾,保证工程目标的如期实现;

6.8工程项目经理对于工程进行阶段性验收,确保工程按照既定计划执行,并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提供依据。

7、工程物资采购、供应

7.1工程物资的供应需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包括包工包料、包工不包料、或承包部分物料。

7.2施工单位不包料的项目,由招标办公室按照项目提供的工程物料的标准进行采购。

7.3施工单位负责物料供应的,基建部应做好采购物料价格的确认落实,物料价格作为工程预决算和审计的依据。

7.4因工程物料价格变动,施工单位不愿继续承担物料供应的,基建部报招标办公室进行采购。

7.5工程项目经理负责施工现场工程物料管理监督。

7.6所有物资进场必须有随车的合格证明资料,证明资料将由施工单位保存,由施工单位一起上报质量监督部门备案。

7.7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报检的工程资料,由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抽样检测送至权威检测部门检测,所有的检测结果将做为技术资料由施工单位一起上报质量监督部门备案。

8、工程变更

8.1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因现实的条件发生变化,工程在材料、工艺、功能、构造、尺寸、技术指标、工程数量及施工方法等方面做出的改变;变化不大且不影响结构的由工程项目经理决定。

8.2公司工程项目建设应严格按图施工,原则上不得发生变更;如确实需要变更而且影响结构的,由设计单位出具变更通知单。

8.3由于结构功能发生改变,与设计单位联系后能够变更的,应先由基建部核实,经公司领导批准后方可进行变更;如果设计单位确定不能变更的,设计单位出具证明,基建部上报公司领导取消变更。

8.4当工程变更事项发生时,给予签证,做为决算依据。

8.5工程变更引发额外工程的,施工单位书写额外工程增加说明,如果变动不大由基建部领导确定,工程量大的基建部上报公司领导决定。

9、工程竣工决算

9.1竣工决算由施工单位编制完毕后上报建设单位。

9.2建设单位审计部门组织竣工决算审计,根据施工合同、现场变更签证、国家政策及规定做出工程造价。

9.3竣工决算由公司相关部门委托第三方审计公司对竣工决算进行审核,并出具审计报告。

10、竣工验收

10.1工程全部完工,施工单位应先自行验收,确认达到验收标准,施工单位向基建部申请工程验收,具备竣工条件的才能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10.2提交验收的工程项目,施工资料、各部位隐蔽工程资料、必须完整。

10.3基建部根据工程的要求,按合同及施工验收规范,联系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质量监督站对工程进行工程质量检查和竣工验收。

10.4竣工验收人员工程项目逐项验收,检验工程量、施工质量、原材料质量及是否符合施工图的技术要求,验证施工方提交的竣工资料文件的表述是否符合规程和施工图的要求等,确认工程能否通过竣工验收。

10.5竣工验收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施工单位按质量监督站要求限期整改。

10.6工程经验收确认后,使用部门接收工程项目。

篇4

关键词:行政程序;理性价值;文化基础;社会环境

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将被撤销以来,行政程序制度的价值已日益被重视。1996年《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行政许可法》更是用13多的篇幅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监管程序。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学术界对行政程序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现在,凝聚着学界10年研究心血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已基本定稿。行政程序制度承载着理性、民主、公正、高效等公法价值追求,是行政法治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尤其是行政程序制度对理性的张扬,将有利于社会理性精神的生成。但由于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注定了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实现的艰难。

一、理性价值的内涵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是从整体上而言的,指相对完备的行政程序制度所具有的理。理性能力是指人类所具有以推理或积极的行为来实现其目的的能力,人们在安排自己事务时一般愿意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那种随机和任意的行为或裸的暴力来进行。[1](P67)从内容来看,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包含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两部分。[2](P35)这两部分各自相对独立,但又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工具理性针对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或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工具理性是指合理的决策或决定通过合理的交涉过程得到,过程理性决定了结果理性,过程非理性极易导致结果的非理性。工具理性的实现依赖于程序设计,不同类型的行为需要不同的程序规则。在公共行政中,程序分为决策类程序和裁决类程序。决策类程序适用于规则的创立和公共决策的选择;裁决类程序适用于对具体事项的决定和对纠纷的解决。无论是那一类程序都应遵循最低限度的正义或理性规则。首先是专业化规则,行政程序主要按照“职业主义”原理设计,强调行政的专业化;其次是中立规则,决策者、决定者和裁判者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结果中不应包含决策者、决定者或裁判者自己的利益;再次是听取意见规则,要通过程序设计保障当事人参加到程序中来,并赋予其提出主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权利;第四是选择最优规则,选择要以理性推演为基础,推理应论及所有的论据和证据;第五是说明理由规则,任何决策、决定或裁决都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最后是公开规则。行政权运行过程的公开,不仅可以借助公众的监督而使选择权的滥用得到限制,而且也可以使选择过程中无意的错误容易被发现和纠正。[2](P35)

沟通理性适用于主体和主体之间,表现为诚意地进行讨论和对话,真诚地尝试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和平而理性的方式来寻求共识。[2](P35)沟通理性决定了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沟通理性通过以下机制实现:1)参与机制。参与是沟通的前提,在决策类的程序中,参与应当是开放和普遍的,在裁决类的程序中,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权参与。2)说理机制。程序的本质特征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正是这种程序的过程性与交涉性使得说理机制得以展开,程序参与者必须全力以赴地以理抗争,最后达成妥协,消除利益冲突。现代行政程序不是为解决行政争议提供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而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办法的制度性框架。这种制度性框架可以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与己有关的行政争议,并自愿服从通过该制度运作而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3](P26)3)宣泄机制。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利益诉求,通过程序预设来宣泄和释放不满情绪并加以吸收,将增加行为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也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价值在行政程序制度的价值体系中占据首要位置,行政程序制度的民主价值、公正价值等都可以回归于理性价值之中。当然,行政程序制度的民主价值、公正价值等也具有独立意义。

二、理性价值实现的文化基础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合理的程序设计,还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在西方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程序制度之所以备受重视,主要是源于这些国家对自然法的信仰,对理性的崇尚,源于其深厚的自由主义的理性文化传统。英国早在1215年的《自由大》中就确立了自然公正原则,该第39条规定:“自由民非依据国法予以审判者,不得逮捕或禁锢,也不得剥夺其财产,放逐外国,或加以任何加害”。美国立宪继承了英国的自然公正精神,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美国联邦法院一位大法官说:“程序公正与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内容。苛刻的实体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是可以忍受的。”另一位大法官说:“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遵循程序保障的历史。”[4](P93-94)

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在我国的实现需要超越文化上的障碍。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儒学的全部内容,不外乎用道德感化和仁政措施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目标。儒学的最高理想是这样一幅社会蓝图:人们各有不同的地位和责任,并依血缘链条传递下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就是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礼。在礼的制约下,人们有亲疏而无纷扰,有尊卑而无争斗,彼此相安无事。[5](P700)伦理文化强调的是身份和等级,有权就有理,追求的是道德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因此,在传统文化中程序没有生长的基础,这也造就了我国重实体而轻程序的法律传统。程序是用来说理的,伦理文化只强调服从,不需要说理,当然也就不需要程序。虽然一百多年来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很大转型,但伦理文化仍盛行于国家管理之中,“官本位”仍有很大空间,对掌权者的崇拜远胜于对法律规则的服从。在此文化环境里,即使存在行政程序规则的完美设计,也常会被实践扭曲,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极易消失于伦理文化之中。

三、理性价值实现的社会基础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还必须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基础,即依赖于国家治理模式、社会结构、法律机制和司法制度等。行政程序制度不能孤立存在,需要社会的认可和包容,否则,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也就永远只能是学者们的空想。以下从四个方面分析行政程序制度运行的社会基础:第一是行政程序制度的适用范围。行政程序制度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交涉是平等地讨价还价的过程,过多的讨价还价会影响政府的权威,而我国又在进行政府主导下的改革,需要强化政府的权威,这里存在着程序正当性和管理正当性的冲突。程序正当性要求减少政府的权威,而政府权威的弱化会影响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引发管理正当性危机。可见,行政程序制度的推行要考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控

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行政程序制度的适用范围只能逐步扩展,尤其是重大决策程序需要慎行。

第二是行政程序中的交涉主体。在决策类程序中,交涉主要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现代社会的个人力量微弱,难以独立与政府对峙,只有成熟的市民社会,通过社会组织或利益团体与政府交涉,才能有效与政府抗衡。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可以有效分解国家权力,遏制公权力的专断。[6](P157)在我国,由于市民社会不成熟,社会自治欠发达,因而,决策程序的交涉主体缺失,这会极大影响决策程序理性价值的实现。在裁决程序中,交涉主要发生在政府和个人及个人的延伸体之间,个人及延伸体对裁决程序的参与,可以有效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

第三是行政程序制度的成本和效益。如果能在行政程序之外用比较低廉的成本解决问题或者通过行政程序解决问题后还将在别的方面付出代价,行政程序制度都将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转型之中,法律制度并不健全,传统的管理与现代的管理并存,这无疑会影响行政程序制度的成功运作。另外,行政程序自身也存在成本和效益问题。过高的程序成本会使社会背上沉重的负担。

第四是行政程序制度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行政程序制度运行中的种种偏差往往靠司法机制纠正,司法制度也就成为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实现的最后屏障。我国由于理性文化缺失,市民社会不发达以及传统集权治理模式的影响,行政程序制度更需要司法的保障。但我国的司法制度同样不成熟,司法力量单薄,难以保障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

以上分析看出,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基础并不牢固。单凭行政程序规则的完美设计来期盼其理性价值的实现,带有相当的理想成分。

四、结论

在法治社会,行政程序制度具有独特的理性价值,这是由其所具有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决定的。但该理性价值的实现除了需要设计精细的程序规则外,还需要相应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法律制度不能超越于文化和社会之外,这自然也适用于行政程序制度。目前,行政程序立法的呼声很高,行政法学界更是倾尽全力进行研究,在此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尤为重要。缺乏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的支撑,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以及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如何确保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都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陈润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柄,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篇5

首先要明确,逻辑知识进入语文课,是一个课程论的问题。课程论视角,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合宜视角。

逻辑知识进入语文课,从课程论的角度,大致有以下三个问题必须回答:语文课为什么需要逻辑知识?语文课需要哪些逻辑知识?逻辑知识以什么姿态进入语文课程?

一、语文课为什么需要逻辑知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回答:在何种意义上,语文与逻辑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提倡语文课要重新引入逻辑知识的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论证过程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语文与逻辑有关,所以就要学习逻辑知识。其实从学理上来说,这个推论不成立。它着眼于语文活动与逻辑的相关性。反驳的话只要说一句:语文活动与什么没关?因为语文活动与逻辑有关,所以要学逻辑,那是否意味着,在语文课中,凡是与人的语文活动有关的知识都要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语文课就变得没有边界了。我曾经论述过:取消语文课的边界,等于取消语文课本身。其理论上的荒谬性不言自明,实践上对语文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的危害遭人诟病久矣。

有的同志抓住了“思维”这一关键来立论。其论证过程是:语文课的目的是掌握语言;语言与思维合二为一,思维问题的实质就是逻辑问题;所以逻辑知识必须进入语文课。这个论证在逻辑上确实没有问题,三段论很全。在课程论上也是成立的:论证某一方面的知识需引进某课程,必须论证它对实现课程目标不可或缺。但是这个论证将逻辑知识进入语文课程的意义,限定在“思维”上,排除了逻辑对“思维”之外的内容的意义。于是每当人们在语文课的范畴内谈逻辑,就等同于谈“理性”,谈“抽象”,而把“语感”“文感”“情感”等重要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一论证对语文课的意义,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大致相抵。

逻辑对语文课的意义,关键不是“思维”,而在“语言”。语文课为什么必须要有逻辑知识?因为“逻辑学最初是作为圣书即‘神的语言’的解释”,换一句话说,逻辑最初即直接是以语言为对象的。论证逻辑知识为语文课所必需,不必借“思维”这一中介,不必以“思维”为桥梁。在语文课中,表达“思维”的语言需要逻辑,不表达“思维”的语言也需要逻辑。只要承认语文课以“语言”为核心,就同时承认了逻辑对语文课的意义是“不可或缺”。一句话:因为语文课要学语言,所以逻辑知识不可或缺。

这里,涉及对“逻辑”和“语言”两个方面的重新认识。我们先来谈语言。

过去,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音义结合体”的认识层次上。直到20世纪中后期语用学的兴起,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才开始有所突破。张静教授在《从语言的层面看语言教学的纲》一文中,提出了“语言的层级和平面”的概念。他说:“语言是一个多层级、多平面的符号系统。一般地说,语言有三个层级,每个层级各有两个平面。(1)语基(要素)层级,在这个层级里语音和语义是两个矛盾统一的平面;(2)语构(成分)层级,在这个层级里词汇和语法是两个相互制约的平面;(3)语用(交际)层级,在这个层级里语言的规范效用和艺术效用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平面。”①张静教授的这一论断,总结了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们对语言新的研究成果。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语用(交际)层级”的论述。语言研究实现了从静态的研究向动态的研究转换,进入了静态研究、动态研究并重,落脚点在动态研究的时代。

正如一位逻辑学家在论述“自然语言(即我们说的语言——引者注)与逻辑的形式语言(即现代逻辑——引者注)的共通性”时所说的:“自然语言的句法学与语义学跟逻辑的形式语言的语法与语义具有一个共同的公理系统,它可以用来说明自然语言里句法范畴与语义类型的同态对应。因此说,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是探索语言学与逻辑学里这个共同的公理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既包含着正确思维的形式与规则,又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远远比传统的语义学和语法学所包括的东西来得多,特别是包含着语言使用者的某种有意识的行为。”②在这里,所谓“正确思维的形式与规则”是指向“思维”的,而所谓“语言使用者的某种有意识的行为”,则指向思维之外语感、文感、情感的内容。于是逻辑研究突破了“思维”范畴而向“思维之外”转换,进入了“思维”和“思维之外”并重的时代。在语文课中,由于语言的关系,“思维”有逻辑问题,“语感”“文感”“情感”也有逻辑问题。因为“语言”的特性,逻辑实现了对语文课程内容的全覆盖。我把这两位学者的论述,以表格形式总结如下:

这两位学者的论述,揭示了语言与逻辑的对应关系,因此也成为逻辑知识应进入语文课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逻辑知识,既包括传统的形式逻辑知识,也包括语言逻辑知识。形式逻辑知识对语文课程中“理性”“抽象”的目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语言逻辑知识对语文课程中“语感”“文感”“情感”的目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语文课需要哪些逻辑知识?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不在逻辑学里而在语言学里。

在传统逻辑学(形式逻辑)和传统语言学里面,语言与逻辑是如何对应的呢?

传统逻辑学最核心的内容即概念、命题和推理。它们分别对应张静教授“语言的层级和平面”理论的“语基(要素)层级”和“语构(成分)层级”。这种对应关系可以描述如下:

在传统语言学理论视野里,只存在“语基”和“语构”两个层级,所以其逻辑学对应,也只有概念、命题和推理。概念、命题和推理只涉及思维,所以人们只在“理性”“抽象”的意义上来谈逻辑对语文课的意义。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用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们在逻辑学上的反映,即产生了所谓“语言逻辑”的研究。胡泽洪先生的一段话揭示了语言逻辑学与传统逻辑学的区别:“从古至今,从亚氏传统逻辑到现代数理逻辑,其直接研究对象都离不开语言,语言逻辑也研究语言,但它不同于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只从语形或语义的角度研究语言,而语言逻辑则是从语用的角度对语言进行逻辑研究。”

那么,这种“从语用的角度对语言进行逻辑研究”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昵?实事求是地说,语言逻辑学并不是一门十分成熟的学科,它是一门正在发展甚至可以说正在建设中的学科,其理论体系也在完善之中。胡泽洪先生主要是从“语言使用者”和“语境”的角度来思考的:“通过揭示自然语言的使用者与语言符号及其意义之间的三维关系来对自然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它要揭示在各种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对语言及其意义理解的诸逻辑问题,它要联系自然语言的具体语言环境来揭示自然语言中的逻辑。”也有研究者把思维分为“认知性思维”和“交际性思维”。认知性思维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态,交际性思维则不仅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还要研究论证、反驳、说明、描述、抒情、问答、祈使等各种复杂的思维形态。如果说传统逻辑主要是研究认知性思维,那么语言逻辑不仅要研究认知性思维,还要研究交际性思维,从而把说明、描述、抒情、问答、祈使、感叹等范畴纳入到逻辑学研究的范畴。

下面我根据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从语文课程建设的需要出发,将已有的成果简单罗列如下,以窥其大略。

语境逻辑。这是迄今为止语言逻辑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其性质远远超出传统逻辑学“概念”“命题”“推理”所能涵盖的范畴。在“规范效用”意义上,语境是准确理解具体语句含义的逻辑前提,在“艺术效用”意义上,语境是语言表达效果的逻辑解释依据。胡泽洪先生说得明白:“自然语言逻辑语用分析的中心是揭示在各种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对语言及其意义的理解的诸逻辑问题,它从逻辑的角度对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进行分析,揭示在不同的语境下理解与运用语言的逻辑方法。”不止一位语言逻辑学家断言:“逻辑语用分析的中心概念是‘语境’。”“语境”决定语言的含义和表达效果。那么,语境与语言各要素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人们是怎么处理语境与语言要素的关系呢?处理这种关系的基本规则有哪些?这些,就是语言逻辑学要解决的问题。

交际逻辑。传统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内部研究,它不关心“语言使用者”。传统逻辑学与这种研究旨趣相适应,它也不关心言语交际意图与交际效果的逻辑关系。在传统语言学视野里,曹子建的七步诗确是好诗。但语言逻辑关于交际意图与交际效果的研究则告诉我们,这首诗是失败之作:本来曹丕就忌恨你的才能,这首“作得好”的七步诗不正应了曹丕的忌恨吗?相反的案例是崔巨伦,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为黄门侍郎。巨伦心恶之”,于是在葛荣命其赋诗时,日:“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从此自晦,获免。”诗是烂诗,但从交际意图和交际效果的关系来说,则是好诗。这种逻辑,即是所谓语用的逻辑。评价好的表达效果,关键不是语言本身的好坏,而是这种表达在实现交际意图上所起的作用。什么样的意图需要什么样的表达,什么样的表达能达到什么样的表达效果,这就是语言逻辑学要回答的问题。语言逻辑学这一部分的研究,频出新意,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语义逻辑。现代语义学研究发现,语义包括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传统语义学是只研究言内之义的,而现代语义学既研究言内之义,也研究言外之义。一般情况下,言内之义是通过概念辨析、命题组织和推论加以规定或明确的。而言外之义则通过另一番逻辑过程才有可能获得。这个逻辑过程即是所谓“预设分析”与“衍含分析”。应该说,在已有的语言逻辑研究中,这一部分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研究成果。

所谓衍含,即从命题推导出来的语义,它包含在命题之中,但隐含着“躲”在命题背后。例如“约翰偷了三匹马”,至少包括以下衍含:

有一个叫约翰的人/约翰有偷到行为/约翰对三匹马做了某事/某人做某事/发生了某事……

这种衍含是从命题本身直接推导出来的,可以称之为“语义衍含”。还有一种直接从命题中推导不出来,但通过介入一些语境因素,可以推导出某些重要信息,这称之为“语用衍含”。例如加上“张三自己没有车,打的也不容易”等语境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张三没赶上地铁”这个命题推衍出“张三可能要迟到”的命题。

语言逻辑学关于“预设”的研究对我们更有启发性。我们说出(写出)任何一句话都是有前提的。同样的话,前提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在“久旱无雨”的背景下,“天下雨了”的意思是“庄稼有救了”,而在“连续的阴雨天”的背景下,“天下雨了”的意思是“今年的收成完了”。说话的人,要根据这个背景来对话,例如在前面那种情况下,甲:天下雨了。乙:庄稼有救了。在后面那种情况下,甲:天下雨了。乙:今年的收成完了。听话的人,听了前面那句对话,则意会到对话的前提是“久旱无雨”,换一句话说,就是从这一对话中听出了“久旱无雨”的信息。听了后面那句对话,则意会到对话的前提是“连续的阴雨天”,换一句话说,就是从这一对话中听出了“连续的阴雨天”的信息。简单一点说,正因为每一句都有预设,所以如果某一句话被说出,或者被认为是成立的,那么,同时它的预设也应该被接收,或者被认为是成立的。

语文教学,在许多情况下,学生不懂的并不是命题本身,而是不能通过命题推导出其衍含和预设。语言逻辑学则予以揭示。

三、逻辑知识以什么姿态进入语文课程范畴,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知识形态,二是知识的呈现方式。

语言学、文艺学、文章学是以语文课程的基础学科的姿态进入语文课程的。那么逻辑学以什么姿态进入语文课程呢?也以基础学科的姿态进入吗?我们先看当年“逻辑知识”是如何被驱逐出语文课程的。

逻辑知识在语文课程中的法定地位,是由所谓“八字宪法”(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确定的。实际上,这就是语文课程内容的八个知识模块。其特点是:

它们都是作为陈述性知识呈现的。

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课文常常作为这些知识的例证,简明地说,学课文的目的在学这些知识。知识是作为学习对象出现的。

它们既是课程内容,也是教材内容;既是教学内容,也是学习内容,且呈现方式也是一样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们被冠之以“精神虚无主义”和“技术化”的恶名,以“淡化”“非体系化”“去中心化”的名义,驱逐出语文课程。客观地说,这种驱逐本身是可商榷的,甚至是武断的,但根本原因,恐怕与它们的知识内涵、知识呈现方式以及教学处理的缺陷密切相关。历史地看,这种驱逐利大于弊。现在有同志认为逻辑知识必须回归语文课,为了突出其重要性,要求将逻辑学列入语文课的基础学科。余以为过矣。逻辑知识回归语文课,要立足于兴利除弊。所谓“兴利”,即在语基、语构层面增添概念、命题和推理的思维训练,在语用层面强化语境、交际意图和言外之义等方面对阅读、写作的支持作用。而所谓“除弊”,则主要是指确保它不再滑入“精神虚无主义”和“技术化”的泥坑。关键是三个:一是知识类型,二是知识形态,三是知识呈现方式。

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知识?语文课是需要知识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实在痛恨语文课中的那些旧知识的无用和荒诞,赌气似的将知识从语文课中赶了出去。事实证明知识是赶不出去的,作为一门课程,知识始终是它的骨架。这既是事实,也有课程论的支持。知识要请回来,但是知识本身要除旧布新。首先要强调的是,语文知识,陈述性知识少,程序性知识多,元认知知识多。这是由语文课的性质决定的。逻辑知识是“向内”的知识,是关于人的内部活动的知识,所以它有更明显的“元认知知识”的成分。具体包括认知策略性知识、认知任务的知识和关于自我的知识。一句话,是关于自我是如何学习知识的知识。这正是逻辑知识的“反思”功能之所在。语文学习的关键在于,它不仅需要学生掌握知识,它更需要学生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这些知识的,更需要学生有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以及知道到什么程度,知道或不知道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这正是逻辑知识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

我们需要什么形态的知识?逻辑知识本质上是工具性知识,即用来认识自己的认识的知识。我们学习逻辑知识,关键不在于知道这个知识叫什么,而在于可以用这个知识来反思我们的知识本身以及学习知识的过程。这和学习陈述性知识不一样,学习陈述性知识的关键是我们知道这个知识叫什么。陈述性知识有两个大类:一是事实性知识,一是概念性知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赋名”,即对某一对象赋予名称,然后记住并理解和运用这一名称。但元认知知识不是对对象的认识,而是对自身的认识,因此它不需要“赋名”,它指称的对象就在人的内部,因此重点不在理解“它指称什么”,重点在能否通过它来“反映”“评价”“调整”内部要素和运思过程。在语文课中,逻辑知识当然需要一部分明言化,但更多的是默会的知识,“能用”的知识。过去那种把各种逻辑学名词讲给学生听,让学生记住并理解的逻辑知识教学,作用不大,甚至有害无益。

我们以什么方式向学生呈现逻辑知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课程内容的陈述方式、教材的编撰体例和教师的工作话语,以及评价方式。大致说来,至少以下两个方面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逻辑知识在语文课中是独立的呈现,还是随文附议?独立呈现逻辑知识必将导致逻辑知识的系统陈述,弊大于利。一般来说,陈述性知识可以独立呈现,但程序性知识、尤其是元认知知识,独立呈现将使知识失去“功能性”而成为“无用知识”(虽然有意义)。功能性知识(为使用而存在的知识)必须有使用的情境、对象和必要。在某种情境下,某一任务需要使用到某一知识,否则该任务即不可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才有“使用性”。在语文课中,逻辑知识随文附议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呈现方式。特定的文本,其阅读或写作需要某一逻辑知识,这个时候,逻辑知识作为阅读或写作的支架予以提供,其特征是“随文现场提供,随文现场使用,用完即可”。

逻辑知识在哪个环节上进入?在课程标准里进入还是在教材中进入?是作为教师的本体知识还是作为学生学习对象进入?如果在课程标准里进入,又要分是写进课程目标部分还是写进课程内容部分。一共是五种情况,其意义是不一样的。我用表格概括如下:

如果逻辑知识是作为课程内容或学习对象进入语文课的,那么,这些知识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即按照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要完成“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六个环节。但如果只是作为课程目标,即只要求学生“理解”“应用”,关键是会用即可。如果只是在教材里体现,则逻辑知识只是作为教学支架,即学生在完成阅读任务或写作任务时所需要的工具,“用了即可”。如果只是作为教师的本体知识,那么逻辑知识是在教师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时的一种思考问题的维度。总之,除了“课程内容”和“学习对象”,其他都是作为“教学性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有人译为“学科教学知识”)进入语文课的。

考虑到逻辑知识的工具性质,我郑重建议:语文课引入逻辑知识,还是作为“教学性知识”进入比较好!学生能用即可,就不必再增加学生的负担了。

①张静《从语言的层面看语言教学的纲》,《语文知识》1994年第4期。

②周斌武、张国梁《语言与现代逻辑》第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⑤胡泽洪《语言逻辑与言语交际》第12、10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篇6

一、制定和落实工地例会和人员管理制度

1、会议时间和参加人员摘要:工地现场例会一般在每周五下午三点进行,由现场项目经理、付经理主持召开;参加人员有工地现场管理人员、监理、总包和各施工队伍项目经理。

2、会议纪律摘要:为了提高会议质量,解决实际新问题,到会人员不得无辜请假;不得迟到早退;不得拨接手机;不得交头接耳开小会;保持会场肃静。会议主持要言简意赅,目的交待明确,把握好会议气氛和质量,开短会。发言人发言要简明扼要,不得跑题和冗长乏味。保证会议取得实效。

3、工地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坚守岗位,按时出勤,明确个人职责,敬业爱岗。不得无辜不请假离开工地,实行工地管理人员全员考勤。员工工作业绩有现场项目经理付经理负责考核和发放。

二、制定和落实设计变更制度

1、施工过程中,设计变更是无法避免的实际新问题。根据领导意图或者工程需要甲方应书面提出设计变更意向;

2、工地总工程师牵头联系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变更;3、变更费用等有甲方负责跟设计单位交涉商定、项目管理公司有义务和责任尽可能通过专业沟通为甲方节省资金,降低设计变更费用。4、项目管理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审看图纸,并对总包单位进行技术交底,总包单位负责将变更的图纸分门别类分发给施工队伍,并监督落实施工。

三、制定和落实工地大宗和关键材料考察定购制度

1、提出材料计划摘要:材料需求计划有施工队伍根据图纸要求和工程需求提出计划。计划单一式四份、有提出人、项目经理签字以备存查。

2、材料计划审核、考察摘要:

1)施工单位提出的材料计划有总包单位项目经理根据工程实际审核签字;

2)总包单位将施工单位提出的本项目部审核后的材料计划报送项目管理公司总工程师再度审核签字;3)材料组自总工程师处领取材料计划组织材料考察;

4)材料考察一般有材料组独立考察,但涉及技术和产品型号等专业新问题,可报请总经理指派工程部和施工队人员协助考察;

5)考察要填制材料考察单,参和考察人员要在材料考察单签字阐明个人意见。

3、材料购置摘要:材料购置有材料组根据工程进度和施工需求合理确定购置数量和送达工地时间。

4、材料合同的签订摘要:材料合同签订以材料组成员为主负责起草初步审核再经现场项目经理和付经理审核签订。

5、材料购置几项纪律摘要:

1)无材料责任相关人员签字大宗和关键材料不得购置;

2)因为材料提单出现新问题导致材料购置有误或者造成数量多余,将多余材料折价在材料提出人所在施工单位给付工程款中扣除;

3)总包单位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等责任人把关不严导致材料购置有误或者造成数量多余等造成经济损失,根据情节扣发总包单位总包费或者工资;

4)材料组成员在材料购置中倘出现不廉洁等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情节予以严处。

四、制定和落实工程签证制度

1、施工队伍提出工程或者费用签证;

2、总包、监理公司初审签字;

3、项目管理公司现场相关人员再审签字;

4、甲方现场相关人员终审签字。

5、上述四方签字工程签证方为有效,否则不能进入决算。

五、制定和落实施工进度款给付制度

1、施工单位根据合同约定和形象进度填制形象进度确认单,提出进度款给付申请;

2、监理公司会同预算员(或项目经理)对形象进度和申请数量进行审核;3、施工单位根据审核结果填制工程款付款会签单,监理公司、项目管理公司、甲方现场相关人员签字后报甲方公司财务付款。

六、制定和落实项目经理的考核制度

1、现场管理制度由项目经理、付经理负责落实。项目经理一月一次书面汇报工程进度分析报告;一月一次书面汇报工程费用支出和需求分析报告。

篇7

一、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概述

(一)前科及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

1.前科的概念

不论是作为人们对其更泛化的认识还是法律的专业术语,"前科"一词在在日常生活中的出现频率并不低。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其定义为"曾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并已执行完毕的人又犯新罪,其前罪的处刑事实叫做前科"。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从各自国情和相关法律理论的成熟度去做出自己的理解与定义,所以目前也尚未有个确切统一的定论。但总结得出主要区别在于:宣告有罪之后是否必须要求刑罚执行完毕。

目前,我国对"前科"一词的概念也没有在立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但是在刑法理论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历史污点说。认为前科是历史上由于违反法纪而受过各种处分的事实;第二,判处刑罚说。前科是指曾被法院判处刑罚的事实;第三,徒刑执行完毕说。认为前科是指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已执行完毕的事实;第四,劳动教养与刑罚并合说。认为前科是指曾因违法犯罪而受过劳动教养或刑罚处罚的事实;第五,构成犯罪说。认为前科是指曾被宣告犯有罪行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事实;第六,累犯事实说。

根据我国《刑法》第 100 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基于该定义,有学者理解认为,我国在前科报告制度中刑法规范采用了科刑说,便由此推论出前科消灭制度中宜采用科刑说是符合逻辑的。但笔者认为,之所以我国前科报告制度中采用了科刑说,将"有前科者"的范围缩小化,其初衷是为了人性化的将对他们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样,今后我国建立了规范明确的前科消灭制度,仍应从维护有前科者利益及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相应的将有前科者的概念范围扩大,即无需刑罚执行完毕等,有宣告事实即可。在这样基础上建立的前科消灭制度才能服务更多重新回归社会的有前科者,尤其是未成年人,这也是现行政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

首先,对于未成年人前科,不外乎即是把未成年人和前科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我国的未成年人年龄界限在法律上的定义为未满十八周岁,又如上文所述,前科是指被判处有罪宣告无论刑罚处罚是否执行完毕。综述,未成年人前科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青少年实施了被认定是犯罪行为的客观事实并已经有罪宣告。

虽然理论上对前科的争议颇大,但对所谓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基本达成了共识,是指具有前科的人经过法定程序被宣告注销其犯罪记录,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制度。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指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具备特定条件时,由有关司法部门宣告注销其犯罪记录,恢复其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理论中,相关研究也并非一片空白,对于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需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起步,我国在20__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便是一大理论性突破。

(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主要内容

1.适用条件

首先,主体是未成年人,根据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是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其次,根据刑法规定的"轻罪"的范围应限制在宣告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此外,是否适用还应根据未成年人犯所犯罪行的具体情况而定,如对于初犯、过失犯、非严重暴力犯罪可以适用,对于累犯、严重暴力犯罪严禁适用或严格限制。

2.运行程序

目前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主要有两种消灭方式:其一是司法机关依职权,如判决,主动对满足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记录进行消灭:其二是司法机关只对满足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尽告知义务,由未成年犯罪人自己申请,来决定是否对前科进行消灭,也有国家无需申请,实行自然消灭。

3.法律后果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法律后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档案中不再留有其犯罪或刑罚的记录,不负有向单位等报告前科的义务,并且原本的基本权利可以恢复,如升学和就业等。第二,可以设立专门机构用以封存犯罪记录并设立严格的查询程序,这是基于日后案件审理的需要。

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现状

(一)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国内理论现状

"标签理论"通常又被称为"标签定论"、"贴标签论",其理论核心是主张行为人成为犯罪人的原因在于社会给其贴上了越轨的标签。所谓"贴标签",就是立法者、司法者、社会舆论把某些个体定义为"越轨者"的过程。该理论告诉我们的是,如果用有色眼镜或标签另类的看待他们反而会刺激或促成有前科者做出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行为,致使更多的犯罪行为产生。

20__ 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和累犯制度,属于初步摘除有前科者"标签"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刑法修正案(八) 涉及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法条有:六、将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十九、在刑法第一百条中增加一>,!

科报告义务"。二是"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仅限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立法对五年以上重罪之人并不必然免除其前科的报告义务,不能与前科消灭制度相等同。

对未成年犯罪人来说,前科的"标签"时刻强调着未成年犯罪人其过去是一个触及过法律底线的人。带着这样的心里状态,他们很难迈出勇敢的一步与社会融合起来,甚至根本没有迈出那一步的机会,这样的否定评价容易让他们"破罐子破摔",若心理得以进一步扩张,在没有完全具备自身控制力的情形下,任一导火线的牵引都极有可能使其做出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未成年犯罪人身上犯罪"标签"的去除--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意义十分重大。首先一定程度上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完善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同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符,对于未成年人本身是种很好的鼓励机制,帮助其较好的回归社会重塑人生道路。其次,实现了少年刑事立法和司法与国际接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早在《北京规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可见,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记录在今后的诉讼是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并且非经法定程序不允许外露,实际上也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前科的封存和消灭。刑法修正案确定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制度,为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创造了立法和司法条件,给予了我国法制不断完善的动力,指引了发展方向。

(二)国内司法实践经验

从20__ 年底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在全国首开先河制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试行办法至今,已有多个省市地区相继出台有关规定。 20__ 年,四川省彭州市法院率先制定出台并实施了《"前科消灭"制度实施意见》。20__年1月1日起,山西省太原市实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犯罪情节轻微并且通过三年考察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将不再记入户籍登记和人事档案。20__年两会期间,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呼吁对未成年犯罪实施"前科消灭制",并称贵州先行一步的尝试已使瓮安县100多名未成年人获得新生。20__年4月,山东德州市综治委、中级法院、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等 10 个单位联合签发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实施细则,称其在复学、升学、就业时,法定机关依据一定程序有条件地封存其犯罪档案,刑事判决书不进入其学生档案和人事档案,从而视为其未受过刑事处分。对轻罪犯罪记录消灭的未成年人,在就学、就业以及从事法律没有明确限定的职业时,与其他人享有同权利,免除其报告义务,学校和用人单位不得因其曾经犯罪而拒绝复学、升学、就业和录用。如果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遭受歧视或变相歧视,他们有权利向相关单位申诉。20__年,广东中山市法院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从5月1日开始实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将不再作为累犯情节认定和记入档案。同样是刑法修正案(八)正式颁布实施的这一天,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第二批 6 名未成年犯实施前科消灭,并对该院已判决生效未成年犯的前科记录全部予以封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因为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免除了未成年人在升学、入伍、就业时的前科报告义务,从立法上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提供了依据。这意味着"前科消灭"制度终于能够权威登场。

(三)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国外考察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并且立法已经比较成熟。

对于上述未成年人的前科制度俄罗斯联邦法律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20__年3 月26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三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缩短未成年人前科消灭期限》的修正案, 对刑法典第九十五条进行了修订: 即因为轻罪和中等严重犯罪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罚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期限依然是一年,但是上述未成年人如果因轻罪和中等严重犯罪被判处比剥夺自由轻的刑罚, 其前科消灭的期限由一年缩短为六个月。上述修正案表明了俄罗斯联邦当局对尽可能完善消灭未成年人所犯轻罪的前科记录做出的积极努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的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官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亦可经检察官申请,或被判刑人在提出申请时尚未成年,经少年法院帮助机构的代表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专门对未成年人刑事污点的消灭作了全面的规定,其第七百七十条规定:"对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做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做出起三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卡应销毁。"

瑞士1971 年修正的《瑞士刑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处罚记录之注销"的制度。

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法》规定,警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18岁后必须销毁,以便其以无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过正常人生活。

此外,《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十九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 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中加以引用"。

各国对前科的范围大小限定不同,考察期长短不一样,罪行轻重也有区别,但每个国家的法律对于其特定国情都有先进性和合理性的地方,我国在制定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时可以结合自身特点予以借鉴。

三、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一)社会学与心理学理论依据

一种刑事制度的确立, 除有其历史政治背景外, 还有其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石, 否则, 这种制度则是空中楼阁,没有存在的基础, 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具有哲学、 犯罪学、 社会学、 伦理学等方面的依据或者基础的。

1.社会学理论依据

社会化理论认为,文化属于社会的那些习得的方面而非继承的方面。儿童或其他社会成员学习他们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被称为社会化。社会化实际上是两个过程的结合:一是个人通过与社会的互动,获得独特的个性和人格,学会适应并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二是社会成员、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一起行动,共同支持和维护社会生存与运行的过程。由此不难看出,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需要有最基本的生物性基础,还应具备一定的环境因素,具体有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会大众传媒等等。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人产生的影响根据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人格成熟程度有较大差异,显然未成年时期受环境影响的程度比较大。对许多未成年犯的犯罪行为调查不难发现,究其根源或多或少都有受到家庭、学校等不良因素的影响,而恰恰家庭、学校等又是承担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角色,是未成年人性格和意识成长的重要来源,因此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所以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这样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家庭、学校及社会应尽可能的为其创造条件。并且在社会联系理论中认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准则的越轨行为与犯罪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人就会无约束的随意进行犯罪行为,因此,犯罪就是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薄弱或受到削弱的结果。在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赫希看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未成年人同社会的联系薄弱或者受到了削弱。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对于家庭、学校这些环境因素的依赖性还是比较大的,他们的内心也存在因自己的犯罪行为导致这种良好关系破裂的恐惧,所以更因利用好这一点原理建立起良好的联系,遏制不法后果的重演。

于此,现实的意义便赋予了前科消灭制度其内在的合理性,有句谚语说"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未成年人犯罪有着其年龄和性格给予的特殊成长性特征,过于严厉的前科制度只会给他们带来冰冷无情的负面回应,前科报告制度即使对于一些成年犯,也难以承受其后果之重,难免会产生对社会排斥的情绪,进而重蹈覆辙再度滋生行为。在未成年人可塑性还很强的时候社会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使他们摒弃自暴自弃, 从而很好地适应与回归。

2.心理学理论依据

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上与生理上的发育急剧变化的特殊年龄阶段。主要依据是:(1)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 生理上发育使性意识和成人感等逐渐增强,从而产生了种种困惑和不安的复杂心理,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形下很容易出现心理闭锁。(2)好奇心强和辨别是非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尚未具备完善的认识能力,容易受教唆而模仿,对许多社会现象和观点还没有自己的见解,易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3)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随着成人感的增强,未成年人对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过于自信,想离开父母的监护和管束,而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由此可能加大代沟,甚至激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4)强烈的情绪冲动和理智控制较弱的矛盾。未成年人情绪的兴奋性高,波动性大,冲动性强,既热情活泼,又易急躁好感情用事。(5)自我意识的矛盾。未成年人由于独立性意向的发展使其将对外界事物与自己关系的关注转变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关注。当这些处于不协调状态时,就会导致未成年人出现不安、苦恼、忧虑的情绪,如果未成年人无法将这种消极状态转化,最终便促使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正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们更迫切需要家庭与社会提供一个平等的交流机会与和谐的环境,从而协调好生理与心理之间的关系,避免再次陷入犯罪的泥潭。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有人说,"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和谐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刑法,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因此,只有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使轻罪与重罪分别得到妥当的处理,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20__ 年 2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

不论是学者的言论还是最高院明文规定的若干意见,都从人文关怀和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对待未成年犯罪人,我国已基本运行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样既符合未成年人特殊的心理成长需要,又遵照了社会、家庭配合教育和感化的思路。让未成年犯罪人自身也能够体会到回归社会之后其人格和尊严受到了尊重,能以正常身份重新被接纳融入社会。政策实践时仍应遵循"宽中有严、宽严相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并不是绝对化的,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对罪行较轻、在考察期内改造良好的未成年人给予前科消灭的机会;而对严重暴力犯罪、主观恶意性较大的未成年人应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严加管教,助他们早日走上正途。但在我国刑法中,无论立法还是实践上,"严"始终较"宽"出于一个更加主要的地位,所以在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用到针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突出"宽"的地位,切实的做到帮助其尽早卸掉精神包袱,所以说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正是体现宽严相济政策中"宽"的一个重要亮点,同时也顺应了世界法治的潮流。

(三)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可行的配套机制

1.完善少年法庭的建设

我国对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1984年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20多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和积极推动下,少年法庭获得了极大发展,目前基本实现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少年法庭审理。但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尽管有少年法庭,但是都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基本是普通法院的附从物,强化了少年司法制度的成人化。"总而言之,我国在未成年人司法模式方面的协调性还不够,应切实落实刑法修正案(八)中有关未成年人的司法理念并从实践中总结不断深入研究,其次要加强少年司法机构建设,强化少年司法保障并争取创 新机制。

2.社会观念的转变和行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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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设引、施工和监理单位的资质等级及营业范围;认真查阅施工图,参加施工图技术交底;检查经有关部门认可的混凝土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执行情况;重点应加强对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的检查;e.检查混凝土工程的几何尺寸和外观质量;参与混凝土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与处理;参与重要隐蔽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的验收签证;组织外观质量评定;对单位工程和重要分部工程的质量等级进行核定。

2专项检查

2.1对原材料的质量监督检查

检查水泥的标号和品种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水泥是否有出厂合格证.经验报告.水泥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是否满足规定要求;检查细骨料(砂)的质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砂的细度模数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对于使用粗砂或特细砂的,是否经过试验论证,细骨料(砂)的质量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表1的要求。检查粗骨料的最大粒径和超、粒径含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检查用于拌制和养护混凝土的水质情况;e.检查用于改善混凝土性能和减少水泥用量的掺合料用量试验报告,检查混合料的品质指标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检查用来改善混凝土性能、提高温凝土质量或减少水泥用量的外加剂掺量试验报告,检查外加剂的品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2.2混凝土配合比的质量监督捡查

检查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报告,能否指导工程施工。检查混凝土水灰比和坍落度检验记录,水灰比是否满足表2的要求。

2.3基础面或混凝土施工缝

检查基础面的处理情况,有无积水、杂物等。检查施工缝处理情况,表面乳皮凿除是否彻底,冲洗是否干净,有无积渣杂物等。

2.4模板

检查模扳的稳定性、刚度和强度;检查模板表面平整度、光洁程度和有无杂物等;检查模板接缝严密程度,防止稠浆。

2.5钢筋

检查钢筋的品种、型号、数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检查钢筋的加工、安装质量,抽查钢筋的搭接长度和保护等尺寸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检查钢筋绑扎或焊接接头质量,抽查钢筋焊接试验报告。

2.6埋件安装

检查止水、伸缩缝排水系统等埋件的形式、结构尺寸及材料品种、规格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检查止水、伸缩缝和排水系统等埋件安装的位置偏差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牢固程度如何。

2.7混凝土拌和的质量监督检查

检查混凝土配料单和现场计量器具及其使用情况,是否根据砂子含水率的变化调整用水量。检查拌和物的均匀性、拌和时间记录以及拌和机的完好程度等。

2.8混凝土运输的质量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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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艰巨性。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对工程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工程一旦失事,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可能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甚至产生政治问题。水利工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施工工序繁多,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工程建设地点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质量监督人员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就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才有可能完成艰巨的质量监督工作任务。

第二,专业性。水利工程种类繁多,如水库、水闸、堤防.农田水利工程等,每一类工程又可以分成不同的结构形式。水利工程的水下结构多,这些工程绝大部分无法进行定性设计,因此水利工程对建筑材料、施工方法、施工条件等都有特殊的要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人员为了完成质量监督工作,就必须具有较强的水利工程专业技术知识。

2、质量监督工作内容和方法

(1)质量监督工作内容。质量监督工作原则是“监督、检查、帮助、促进”。参建各单位应积极主动予以配合,并认真接受其质量监督检查:质量监督工作内容可概括为“一项主持、二项确认、三项核定、四项复核、五项编写、六项参加”。一项主持。在单位工程完工后,主持由建设、监理、设计和施工单位参加的工程外观质量评定会议,对单位工程外观质量进行现场检验,并评定打分,统计外观质量得分率。二项确认。对工程项目划分的确认;对工程外观质量评定标准的确认。三项核定。核定或核备分部工程施工质量等级:核定单位工程施工质量等级:核定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等级。四项复核。对监理单位的资质进行复核;对设计单位的资质进行复核:对施工单位的资质进行复核;对有关产品制作单位的资质进行复核。五项编写。编写质量监督实施细则;编写质量监督总计划和年度计划:编写质量监督报告和总结;编写质量监督简报:编写施工质量评定报告。六项参加。按要求参加相关的工程质量会议;参加由建设、监理、设计和施工单位组成的联合小组对重要隐蔽工程及工程关键部位的验收,共同核定其质量等级;参加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分析与处理方案的研究;参加主体建筑物分部工程验收会;参加工程阶段验收会和单位工程验收会,并宣读工程施工质量评定报告;参加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会,并宣读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评定报告。

(2)质量监督工作方法。对监理、设计、施工和产品制作单位的资质进行复核;对建设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体系、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及设计单位的现场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与运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工程项目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的划分及建筑物外观质量评定标准的制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参建单位的技术规程、规范和质量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条文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建设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旁站监理工作、设计单位的现场及时服务工作、施工单位的质量行为及产品制作安装单位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检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对工作质量的检验和质量评定情况、抽查工程原材料、中间产品及工程实体质量。

3、目前质量监督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1)体制不顺、权责不明。目前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采取了三级没置,县(区)不设质量总站分部,这样不利于有效实施工程质量监督,在设置方式上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挂靠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与独立设置的事业单位。因此在质监机构中,既有行政性质又有参照公务员管理、全额拨款、差额补助、自收自支等多种性质。在职能上也与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建管科有交叉,质量监督与质量管理工作的关系难以界定。在项目质量监督分工方面,缺乏可操作的工程质量监督事权分工办法。

(2)人员不足,素质不高。对于挂靠在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机构,由于行政公务员的编制有限,人员配备相对不足,专职质监人员配备更少。在工作上对独立设置的质量监督机构,也由于经费有限,存在人员不足的情况,而且,无论是挂靠的质量监督机构,还是独立设置的质量监督机构都普遍存在人员业务素质偏低的问题。

(3)流于形式,缺乏权威。由于工程项目多、质监人员少、业务素质低、缺乏必备的交通工具和检测手段,使得少数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工作出现走过场的现象;有的质量监督人员很少甚至不到受监工地现场检查参建单位质量行为和实体工程质量情况,而在办公室履行相关手续;有的缺乏抽查验证检测的数据,仅凭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形成质量评定报告;在现行质量等级评定工作中,有施工、监理单位把关不严,甚至资料做假,造成核定的工程优良率偏高等,使质量监督工作失去应有的严肃件和权威性。

(4)费用无保障,检测难。对靠收取质监费维系工作的质量监督机构,由于质监费收费标准太低,收取难度较大,工作费用得不到保障,特别是部分由县(区)水利局组织实施的水利工程自筹资金不到位,导致工期延误,更加大工程质量监督工作难度。水利部《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中要求的委托检测工作,由于对项目法人开支此项经费的渠道不明确,以致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的验证和随机抽检难以落实到位。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政府质量监督工作效能的发挥。

4、加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意见和建议

(1)完善体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明确了“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实行监督管理的制度”,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就应该成为各级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基本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设置也应由现在的三级设置改为四级设置,同时应进一步明确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性质。不论由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自身还是专门机构履行质量监督职能,其在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的执法地位是一致的,机构性质应确定为行政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机构的工作费用,在各级财政预算内安排。在项目质量管理的具体做法上,应侧重对参建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管,推行强制性的第三方工程实体质量检测,改变竣工验收前的质量等级核定为质量专项验收。

(2)明确职能。为适应新形势下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需要,应进一步明确监督机构的职能。一是按照国家制定并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对所辖水利建设市场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管—一是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益性及准公益性建设项目,对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管,进行工程质量的专项验收。对其他类别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监督参建单位开展建设过程的质量管理和质量验收;三是监督水利工程质量事故的查处,组织政府设置的质量奖项评选。

(3)加强队伍建设。质量监督是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监督队伍建设是提高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水平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对工程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工程质量监督队伍已经难以适应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实施,对强化政府质量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级质量监督机构—是要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实质量监督人员。二是加强质量监督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4)增加投入。一是在现行质量监督收费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二是采取行政、经济、法律手段收取质量监督费,提高收取到位率。三是根据质量监督费实际收取的情况将质量监督机构的费用部分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通过以上三条途径增加质量监督的投入,以确保质量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5)建议质量监督与安全生产临督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发挥质监站的政府监督作用,更加有效地、全面地监督工程质量。随着水利工程建设市场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来一大批国有勘测、没计、施工制作、监理等单位,正在和将要转制,这个变革无疑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增强建设市场的活力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水利工程建设产品的质量保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也需要随着建设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方式,以切实保证政府质量监督效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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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国5009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