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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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本质;制度功能;制度创新;哲学研究

制度问题是近几年来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对制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随着各学科制度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应当对各学科的研究材料加以概括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普遍有效性的一般理论,进而从宏观上统摄各学科的制度研究。本文拟就近几年来哲学理论界对制度问题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一综述。哲学理论界关于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如下几个方面而展开的。

一、哲学研究制度的维度

哲学应从哪些方面入手研究制度?或者说,哲学研究制度的切入点是什么?这是哲学涉入制度领域之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哲学理论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应从人学的角度研究制度,“制度的研究需要有一个人学的维度”〔1〕。制度是人制定的,而人又是制度的产物。由于制度与人的关系的这种内在关联性,哲学对制度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人的问题的解答,因而制度研究应该有一个人学的维度。从现实上看,如果说现代化的主要方面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因素。作为对人进行专题性研究的人学,应该能够对制度以及人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系统探讨和深入研究。因此,我国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人学考察制度问题。这种观点,从研究层次、范围和方法等三个层面具体论述了人学视野中的制度与各门实证科学研究的制度之间的区别,并且进一步提出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的新观点〔2〕和所谓制度研究的“人学方法论原则”〔3〕即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原则。

有的学者则主张应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制度问题。〔4〕把制度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探讨,进一步说明了制度与发展的关系,着重阐述了制度是如何影响发展的,它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它与发展相适应的方式等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新观点:〔5〕如,制度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象化的“他物”的观点;人通过建构制度可以保障自由,通过扬弃制度可以发展自由的观点;制度是发展由可能到现实的中介的观点;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具有内在相关性,制度建设就是将此二者统一起来的连接点等观点。

二、关于制度的本质

什么是制度或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哲学视野中的制度应当如何界定?关于这个问题,哲学理论界普遍认为,制度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作为关系范畴,它是“调整交往活动主体之间以及社会关系的规则或规范”〔6〕。它标志着规则或规范对人的交往活动以及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价值。可见,这种观点是从人的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两个视角来考察制度的。从人的交往活动考察制度,是因为“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由于任何交往活动都是有目的进行的,为了保证交往目的实现,交往主体必须通过对交往手段、交往对象、时空条件等因素进行有效的组合,使交往活动按照一定的模式来进行。又由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虽然抱有各自的目的,但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活动杂乱而无序,总是愿意使自己的活动纳入正常的秩序范围内进行。基于这种原因,制度建构就成为必然的了。

从社会关系考察制度,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只有在与他人结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生存。社会关系的含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合作。合作又与制度是分不开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对中介化的物性关系的调整,去协调相互独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把共同依赖于物的不同主体扭结起来,形成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把彼此独立的个体聚合起来的一种共同组织活动,而组织活动的实施,又是通过制定参与共同活动的人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来实现的。离开这些共同的规则,就不会有组织行为。

那么,制度作为“社会交往的规则”〔7〕应当包括那些方面呢?关于这个问题,哲学理论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制度作为一系列内在相关的规则或规范构成的系统,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理性化形式,还包括风俗、习惯、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等非正式的、不成文的、非系统理性化的表现形式。〔8〕这是关于制度的宽泛的理解,也是西方大多数学者的理解。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度仅指正式规则。〔9〕这是因为:(1)制度范畴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外延过宽会使内涵模糊不清,不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也影响概念自身的明晰性。(2)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制度建设的要旨恰恰在于打破分散的、各异的习惯和惯例,建立统一的社会行动体系。它要求服从社会认可的规则,而不是个人或团体自以为是的准则;它要求形式化、明确化,而不是约定俗成,心照不宣;它立足于抑制人的恶行,而不是立足于人的道德良心,尽管它的目的也是扬善。(3)非正式规则是正式规则的“素材”,可以把它们看作“准制度”,却不可以把它们等同于制度,如同不可以把潜意识等同于意识,把心理等同于理论一样。

三、关于制度的功能

多数学者认为,制度具有普适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等特征,而这三个特征又是制度发挥功能的三个条件。设立制度,为的是调节行为,控制冲突,增强合作,规范社会关系等。具体来讲,关于制度的功能,有概括为三点的,有概括为四点的,也有概括为五点的。有的学者认为,制度具有自由功能、伦理功能和秩序功能。〔10〕

(1)自由功能。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制度为人们提供了其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它不仅告诉人们不能、禁止和如何做什么,同时也告诉人们能、可以自由选择地去做什么。现代制度是通过限制去界定自由的:它可以通过限制某种自由去扩展他种自由;通过限制一些人的自由去扩展另一些人的自由,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限制与保障得到了统一。这是制度的自由功能。

(2)伦理功能。制度以其独特的规范功能发挥对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制度规范着人的行动之善,规范着人的道德之形成,规范着道德正气之弘扬。这是制度的伦理功能。

(3)秩序功能。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制度最直接的功能是形成和塑造社会秩序。具体来说,制度的秩序功能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这样三个层次的调节功能。

有的学者则把制度的功能概括为:预期功能、激励功能、宽容功能和妥协功能四种功能。〔11〕这种观点尤其强调现代制度的自由秩序功能,〔12〕并且认为,“在人类对付自由秩序难题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带有根本性和优先性”。〔13〕

还有的学者则把制度的功能更具体地概括为:约束功能、信息功能、激励功能、形塑活动方式、整合社会力量五个方面。〔14〕

(1)约束功能。规则是限制,制定规则的目的也在于限制。规则的限制表现在,它规定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从而划定了一条行为的边界。此功能实际上类似于上述的自由功能。制度约束人的行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意识形态说服人们自我监督,一种是借助外部权威强制执行。但制度约束的底蕴是强制,不是说服。

(2)信息功能。规定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也就等于告诉了人们有关行动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以明文规定或显著标示的形式传输出来的。因此规则不仅是限制,而且是信息,限制本身就是信息。

(3)激励功能。制度的激励功能,指称其对社会成员某种行为的鼓励和促进。它通过提倡什么或反对什么,鼓励什么或压抑什么的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得以监督执行。制度的激励,可以规定人们行为的方向,改变人们的偏好,影响人们的选择。

(4)形塑活动方式。人的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或改变,社会化的主要渠道是制度化安排,制度“化”的过程即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亦即人的活动方式的形塑过程。

(5)整合社会力量。当人的活动在制度规范下被纳入某种“轨道”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时,分散的力量汇集起来,形成社会整合力量,这便是所谓社会整合,亦即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合力”。

四、关于制度创新

什么是制度创新?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创新?怎样进行制度创新?哲学理论界围绕着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

1、什么是制度创新?

有的学者认为,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不同,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它既包括经济领域或企业部门的制度创新,也包括整个社会的各个具体领域和各团体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的调整,而且包含着人们的权利和价值、文化观念的调整。制度创新与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而人的活动要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制度创新定义为:制度主体以新的观念为指导,通过制定新的行为规范,调整主体间的权利平等关系,为实现新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而自主地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

制度创新作为制度安排上的实质性变革,与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是有区别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区别就在于:在一定意义上,制度变迁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制度创新则是一个价值问题。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只涉及制度本身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是否具有合理性,不得而知;而制度创新则涉及制度变化合理与否即涉及到“评价”、“意义”等价值关系。因此,制度变迁本身还不能称作制度创新,而制度变迁的合理性则属于制度创新。至于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现存制度的弊端和缺陷而进行的带有表面特征的变革,而制度创新则着眼于创造新的制度形式;体制改革通常是由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是对社会的具体制度进行的变革,而制度创新通常直接由人类的大多数来完成的,必须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是指对各种具体制度的制度安排上所作的创新;体制改革重在“变”,而制度创新重在“新”。〔16〕

2、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创新?

学者们一致认为:制度创新的原因和根据就在于制度本身即制度本身是有局限的。但对制度局限性的认识和具体表述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把制度的局限性概括为三个方面:〔17〕

(1)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器物、制度、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只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在这个众多因素组成的系统中,制度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制度从人的关系演化而来,它可以规定、确认、强化、调节和控制既有关系,却不能决定关系的发生。因为,社会关系是交往实践的产物;制度是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上的,对非理性的情感则无能为力,且常在它们面前变形。

(2)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制度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自身存在的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制度规定的越细,人的主动性和活动空间越小,而留给个人充分的选择空间,又为违规行为提供了机会。

(3)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矛盾。稳定性是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制度的诸多功能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减少了制度的执行成本,提高了制度的可信赖性,并由此而促进着人际交往的发展。它的局限是:过于稳定的制度潜在着僵化的危险。这就是制度的另一对矛盾,即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矛盾。单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矛盾,既是制度局限性的原因,又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动因。

另一些学者认为,制度为创新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生成根据。〔18〕

(1)制度僵化。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的社会制度的创立和有效实施,制度的稳定性、确定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会形成一种惯性,使制度出现功能失调。制度的确定性准则与所要规范的人的行为相比较,在其变化的速度上滞后于行为变易的节奏,因此,再完善的制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

(2)制度短缺。所谓制度短缺是指制度方面的社会实际供给不足的现象。它的形成既表现在制度供给数量的不足,也表现在制度供给主体的制度供给的意愿和能力的不足。正是这种制度供给上的不足,使本已存在的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3)制度非均衡的存在。所谓制度非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的产权安排和产权结构的一种不满足或不满意状态。一项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而且在种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净收益最小时,人们就会产生变革这一制度的动机和行动,从而出现制度失衡。

(4)制度伦理滞后性。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伦理是制度创新的主观条件之一。当人们从制度伦理的意义上对某一制度作出“不好”的评价时,就会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从而诱发制度的创新。因此,制度伦理的滞后性就成为制度创新的内生变量。

3、应当怎样进行制度创新呢?

对怎样进行制度创新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19〕

(1)人民论是制度创新的合法性根据。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制度创新成功的基本保证。一项制度没有人民的支持是建立不起来的;一项建立起来的制度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会得到遵守的;用强制力量建立和维持一种制度,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长久的。而决定人民支持还是反对制度创新或制度维持的基本因素,是他们的利益。

(2)社会需要是制度创新的客观根据。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乃制度创新的根源。因此,制度创新以适应发展需要为尺度。制度创新是一种选择活动。人们所以放弃在其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制度,而补充、完善、选择和建立新制度,按唯物史观的观点,是基于对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基础状况的认识,是适应或满足社会变化进步需要的举措。

(3)制度创新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注重传统文化。制度创新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能否在破旧与立新、目标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化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继承与变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关节点。

(4)人类只有不懈地通过制度创新,才能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制度创新要坚持的一些方法论原则:〔20〕即批判与建设相统一的原则;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原则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1)制度创新就是经济、政治、文化与伦理等各种规则的全面转换。在各种制度关系中,经济规则具有根本的决定意义,经济制度的合理与否是其他所有制度能否合理化的基础与动力;政治规则则具有整体强制性的社会推动或制约作用;而文化与伦理规则一方面它以经济、政治规则为保障;另一方面,它又对经济政治规则的实践有重要的保证作用。

(2)制度创新应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则:一是学习国外经验与自身努力探索的结合。在注重学习国外先进规则、制度时,更要注重提升自我制度创新能力。自我创新是借鉴的基础。因为国外先进制度能否得以借鉴,在根本上决定于我们是否有自我创新的能力。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二是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结合。对我国而言,制度创新既需要由上而下,由政府主动推动,更需要由下而上,切实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推动制度创新。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关系实践的真正主体,也是制度创新的基本主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推动我国制度创新的根本方法。〔21〕

五、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界对制度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内哲学界涉入制度领域比较晚,对制度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对很多实际问题的探讨还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能够把制度问题的哲学研究与中国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论著或论文并不多见。

本人认为,制度问题的哲学研究可以围绕着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一是制度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制度建构与对人性的预设(假定)、理解有一定的关联,或者说,制度建构有一个人性论前提。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制度建构与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对人性的不同的理解和把握。那么,制度与人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何种制度安排最符合人性?制度与人的命运和人的发展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普遍人性?如果有普遍人性,那么有没有普遍制度?二是制度文明问题。什么是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是什么关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又是什么关系?三是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走向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在制度建设与变革方面,目前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主要问题?改革与制度建设(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是什么关系?四是马克思关于制度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什么?关于制度问题马克思都有那些论述?马克思关注的制度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家对制度问题的研究有何本质区别?等等。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哲学界尤其缺乏系统的研究和阐释。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3〕邹吉忠.试论制度研究的人学维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4):129,129.

〔2〕邹吉忠.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与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提出〔J〕.社会科学辑刊,2001,4:45-51.

〔4〕〔7〕〔9〕〔14〕〔17〕〔19〕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2,11,127-135,55-258,25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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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个体差异

采用不同的方法引导和管理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环境，还有差异性强的成长方式和个性因素，特别是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们来说，这样的差距更为突出。由于大多数职业院校的学生文化成绩普遍较差，观念较为多元，管理起来也比较难。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结合学生的现实，在探讨人类情感和实践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性方式，使其在学生内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把构建意识转变为学生自动去做的行为。“人”是实施管理制度的重中之重、聚焦之点，得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做到“以生为本”。引导学生自主创新，现如今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较强，那么学校应当积极鼓励并通过创业计划和企业比赛等平台去引导他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创造更多与企业进行交流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真正地有实战经验和理论知识。学生人数众多，有些学生比较内向，有些学生比较开朗，有些学生比较细心，也有些学生容易粗心大意，对于不同的学生，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引导和管理。

(二)聚焦于学生的细节

尊重学生内心，注重交流和传递爱心在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坚持以学生为根本。在职业院校的很多学生心目中，职业院校不如某些重点院校有发展前途，大部分学生心理会有芥蒂，很不自信，导致出现一些心理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应该高度重视，要努力构造一个专业导师制度，塑造一个高层次、高知识、贴近实际的专业教师为主的导师队伍，对学生跟踪训练、引导，理解学生的叛逆张扬，把握学生动态，细心观察，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真正做学生良师益友，做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和综合能力培养的导师。对于学生出现的反叛心理，教师应该理性对待，要静下心来劝导学生。在整个学生管理过程中，班干部是我们开展课堂工作的主要枢纽。

(三)平等民主的师生沟通

科学发展新型师生关系一直以来，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教师给的自比较少。要加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要地位，发挥其自我教育、科学管理作用。在学校、班级中，学生才是主角。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很多院校的学生管理中，学生变成了木偶，成了教师控制的玩具。这样一来，学生的自由空间和决定权就很少，这种情况对我们的教育管理工作是很不利的。因此，我们应当转变教学工作思路，建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总之，职业院校中学生管理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发展，把人本理念全面贯彻到校园建设中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推进产业文化进入校园，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质量。

(四)构建全面的育人机制人文关怀

就体现在以人为本上，要想以人为本，就必须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育人机制，这个育人机制应包括三个方面: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在全员育人中，职业院校需要充分利用一切资源，要大力开发校内资源，同时，还要利用校外资源，努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全过程育人中，要注重“过程”二字，关怀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而在全方位育人中，则要把握一个重要的目标，即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和工作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德育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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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国有资产理论准确认识

国有资产管理的对象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该紧紧围绕这一对象，从国有资产的属性、定义等方面做好对管理对象的认识。我国目前国有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就是缺乏对国有资产的准确认识。提起国有资产，中国公民都不陌生，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然而现在存在的重大误区就是认为国有企业中的资产都是国有资产。从普遍的对国有资产的认识观可以发现，目前我们对国有资产的认识较为肤浅与表面，大而笼统的把资产化为了一类即国有资产，鲜有人能够细分国有资产。要做好国有资产的管理，首先必须加强对国有资产的认知，科学的、有效的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便于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分工，提高工作效率。首先从我国资产参与市场经济职能来划分，主要有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两类。进一步细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主要存在于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军工企业、研究所等。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分类非常多，可以按照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行业进行分类。对国有资产分类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国有资产的效能，通过不同职能部门国有资产应该发挥的作用，有重点、有针对的做好管理工作，而不是像目前一样进行较为宽泛的管理。

(二)未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1.国有资产管理法律较为分散的存在于许多法律中

目前我国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条文来源非常广泛，有宪法、预算法、公司法和刑法等。以上不同的法律由于法律级别和层次不同，其中涉及到的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侧重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宪法作为最高法，站在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角度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提出了要求；预算法实质是对未发生经济事项的提前预测和指导，主要从国有资产的购置、租赁等角度来约束国有资产；公司法针对国有资产主要是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来确保国有资产的不流失；刑法主要是针对违规操作国有资产人员的有关处罚。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大多数法律都提到了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些方面，然而因法律适用性不同对国有资产的规定较为零碎和分散。

2.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充满了争议性

作为我国专门规范国有资产的法律，从该法律名字的更换就可发现虽然国有资产管理专门法律已经出台，但是该法律对纳入管理的国有资产范围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国有资产法认为应当把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一起通纳入到管理范围内，然而该观点又因为对国有资产基本认识的加强而被逐步否定，随着单独剔除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观点又占据了上风，从立法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本身就充满着不确定性，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约束和指导能力得到了质疑。

二、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的成因

(一)产权划分不清影响经济效益

国有资产同资产一样，具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相关权利。我们平常最熟悉的是国有资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占有权强调对国有资产拥有的状态，由于国有资产通常规模较大且金额较多，因此较为便利的区分谁对国有资产行使了占有权。国有资产使用权更易于区分，谁正在使用或者通过固定资产租赁合同就可以辨别谁在使用固定资产。然而针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往往是最难以区分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这个概念太大，不易于管理。从基本层面上看，国有资产所有权有中央与地方之分。在地方上，国有资产还有级次之分，到底是省国有资产还是市国有资产，到底是上海的国有资产还是浙江的国有资产。通过举例可以发现，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非常复杂，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国有资产归谁所有，就会引起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除此之外，中央与地方权、责、利不匹配同样是导致国有资产管理的大问题。虽然中央和地方都拥有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中央的权限远大于地方政府，有时基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中央会插手地方事宜，强制使用地方所有权的国有资产来完成某项任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该类情况有时并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利益，却消耗了地方拥有的固定资产，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对该类国有资产管理的积极性。

(二)产权划分不清导致政企不分

目前国有企业的高层(尤其董事长和总经理)更多由政府指派担当，由政府指定人选，缺少职业经纪管理人员的加入，国有企业管理层人员缺乏市场性。政府官员担当管理层最大的弊端就是将企业行政化，政企不分是该类国企最大的问题。有政府资源的国企充分利用该背景，从资源的取得到产品的销售，都脱离了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使得部分民企无法与同行业的国企公平竞争，“国进民退”现象越发普遍。

(三)产权不分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

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较为复杂，政府、国资委、国企的多层次委托极易导致监督困难以及责任推脱。企业缺少良好的监督是企业经营的隐患，对于国企来说更是如此。国企本身因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复杂性使得制度管理存在漏洞，而多层次委托在监督和追责上无疑又增加了难度和成本。国有企业如果不能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内部掌权人必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信息优势控制企业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在职消费，甚至走上的不归路。内部人控制已经成为了国有企业较为普遍的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三、提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相关建议

(一)明晰国有资产权利边界

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类国有资产的拥有单位，在行使对国有资产管理时，首先必须明确国有资产的权力边界。管理国有资产的单位和个人在属性上往往偏“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存在着政资不分的特点。当今倡导政企分离，就是要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完全交由企业本身，让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充分利用好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同样如此，政府和公职人员应当减少对企业经营的插足，让企业国有资产的占有人行使好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这既增加了国企在国有资产的管理能力，同样也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加强企业权利，并不是意味着政府退出舞台，相反，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效果的监督，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效果进行评定，组织国有资产管理交流会，做好监督和指引的工作。

(二)释放国有企业活力

我国应当完善国有资产在管理方面的设计，以法律等形式规定政府和国有资产的占有者在国有资产使用上的权力，避免两者在实际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权力冲突和权力交叉。政府应当在最大可能的限度之内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拥有更多独立性的同时应当加强制度完善，做好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国有企业应当加强投资力度，在市场机会出现时果断投资，建立多层次、有深度的产权组织结构关系，充分利用市场展示国有企业强大的生命力。

(三)加强企业外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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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以来，全总和各级党政机关根据中央有关规定，相继出台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一系列规定，对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根据工作特点，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水平，制定了不同地区的公务活动经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各级工会组织应严格按照中央和全总有关文件精神，会同纪检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具体执行细则，并通过财务会计制度予以规范。在制度宣传和实施方面，有些地区工会把修订好的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经费开支范围、标准及报销程序等印成小册子，发放到每个工作人员手中，严格按此执行。在财务报销过程中，还根据不同事项，要求报销人提供由纪检人员参与的主席办公会议纪要等有关文件说明，让每一项支出更规范，手续更完备。这些做法值得提倡和借鉴。

二、细化预算管理，加强内部控制

工会经费预算是经一定程序核定的工会经费年度收支计划，是工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各级工会预算编制要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压缩行政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支出。

1.推行部门预算，提高经费使用的透明度。

各部门应根据下一年度工作安排，对每一项经费支出列出详尽的预算说明，并明确地分配到具体项目上。在工会经费预算安排上，要面向基层，重点向服务职工群众、维护权益、推动发展等方面倾斜，对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些突出问题，要加大工会经费投入予以解决。要优化支出结构，保证工会重点工作的资金需求，分管领导要对每一项预算的合理性、准确性把关确认，最后形成详细的预算支出明细，并在今后工作中按照“支出明细”严把支出关。

2.做好规范、科学的预算编报，提高预算的管理水平，强化预算约束。

工会各部门在经费支出报销时，应提供年初该项业务的预算支出明细，在预算范围内报销。要建立预算执行进度检查制度，根据各部门年初工作安排，及时督促各项业务经费报销，严禁年底集中报销。对年初无预算或超预算的费用一律不报，因上级机关、政府临时工作安排发生的费用，要有纪委巡视组参与的主席办公会研究同意，并附上级机关、政府的相关通知或文件才能报销。要加强各部门预算管理，使各部门在具体工作中有目标可寻，有制度可依，减少资金支出的随意性，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

三、探索工会经费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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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企业制度下成本管理模式的设想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计划价格为基础，以事后核算为重点，以完全成本法为内容的算帐报帐型的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盈亏同企业无关，企业成本意识淡薄，损失浪费惊人，甚至不少企业虚盈实亏；二是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缺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三是成本管理的现状不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不利于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也不利于企业成本的宏观调控。这就要求对现行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具体要求。只有对此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摆脱旧的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其次，要学习西方国家应用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经验，借鉴其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和经验，为我所用。第三，要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管理模式。

笔者认为，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微观管理上，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制造成本法为内容，以低成本、高效益为目标，以全面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在宏观管理上，要建立以财务成本法规为引导，以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为目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并用的宏观间接调控管理体系。

二、成本微观管理要建立现代成本管理体系

成本微观管理即企业成本管理。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层单位，是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促进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求产品有竞争力，技术有开发力，资产有增值力，在市场上有应变力，特别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素质低、产品质量差和成本高的现状，要具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管理现代化，就要求企业各项专业管理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成本管理思想革新化。传统的算帐报帐型成本管理模式只计算财务成本，不计算管理成本；只重视事后算帐，不重视事前预测和决策；只采用手工操作，不考虑先进的管理手段；只依靠企业财务部门，不注意发挥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成本管理观念上革新，要树立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经营观念、法制观念和开拓观念等新的观念。

2、成本管理组织合理化。这是管理现代化的保证。没有组织上的保证，企业就很难把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好，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总体效益。成本管理组织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要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度，保证目标成本的顺利实现。同时，还要按照成本管理的职能，建立科学的成本指标体系、成本核算体系、成本决策体系、成本控制体系和成本考核体系。

3、成本管理方法科学化。要总结我国成本管理的好经验，引进国外现代化成本管理方法，相互融合，发展提高。主要有目标成本管理、责任成本管理、厂内经济核算、本量利分析、价值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班组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多种方法。

4、成本管理手段电子化。在成本管理中，应用电子计算机，不但可替代一些繁重的事务性劳动，而且可以加速信息处理，便于建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使管理人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应推广应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显示监控装置，加强对物质消耗和流向的控制，为成本控制和计算创造条件。

5、成本管理人才专业化。要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成本管理现代化需要的专业干部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成本管理工作不断前进，保证成本现代化早日实现。

总之，管理思想是灵魂，管理人才是关键，管理组织是保证，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是条件。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应该配套，并同步进行，才能共同推动成本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

三、成本宏观管理要建立间接调控体系

成本宏观管理即成本的国民经济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对于成本管理仍然需要从宏观上加强调控。

1、要建立成本法规体系，促进成本管理工作规范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92年，财政部了《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对原来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进行了部分改革。近年来，又颁布了一些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不少涉及成本管理的内容。现在应该尽快把成本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使今后成本管理有法可依，力求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2、要通过社会审计，纠正成本计算不实和弄虚作假行为。当前成本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成本计算不实，财经法纪松驰，乱摊乱挤成本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漏税，这就给成本管理增加了很多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逐步建立财税监督、国家审计监督和社会审监督三者并立的经济监督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要重点对成本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企业中成本计算不实和乱摊、乱挤成本等违法乱纪现象。

3、要有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我国各地自然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就要求生产要合理布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减少不合理的运输费用，努力节约社会劳动。同时，还要考虑各地区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各产业综合发展的正确结合。

4、要调整产业结构，促使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够合理，主要是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加工工业规模偏大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有些行业盲目发展，产大于需；有些行业产量低，不能发挥规模效益。这就要求宏观上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要重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以促使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降低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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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护理人员的技能培训：医院要按时对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进行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知识水平，并要组织相关负责人或部门对培训内容进行按期考核。并制定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督促护理人员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2.完善管理制度：针对骨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制定了相关的制度规定，如《护患沟通规定》、《护理人员职责》、《骨科护理安全措施》、《骨科患者病历书写规范》等。在骨科科室内部建立护理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各负其责。对护理质量的监控重点应均匀分布在各项操作中，如输液输血、手术前的准备以及急救措施等。要不定期对检查指标进行抽检，并开展质量评比，每月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极个别问题与护理人员进行沟通，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每月举行的质量分析讲评中及时指出并加以改正。如在检查中发现违纪违规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以告诫其他护理工作人员需要对护理安全引起重视。

3.加强法律意识：医院要对护理人员进行基础的法律知识培训，要提高护理人员对医疗事故的处理能力，并要了解与其相关的法律措施，提升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让护理人员都能运用法律法规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以及自我保护。

4.强化护理人员责任性：很多护理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责任心低下，导致患者出现不满情绪。因此要加强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其进行相关的道德培训，并要将事故责任落实到个人，强化其责任心，使其从思想上意识到责任心的重要性。

5.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很多患者在入院后由于不同情况导致其出现不同的心理问题，对治疗产生较大的影响。护理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于患者的疾病护理还要对患者的心理情绪进行护理，对于出现问题的患者要及时进行沟通，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再对其进行相应的疏导以及安慰工作。对于对治疗出现抗拒心理的患者要及时进行安抚，多为患者讲解治疗成功案例，减少患者的抗拒心理。护理人员在沟通的过程中要保持和蔼、耐心的态度，让患者感到安慰，进而以一个健康平和的态度度过治疗康复阶段。

6.加强沟通强化护理：护理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要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了解患者的需求。骨科患者通常术后并发症较多，因此护理人员必须要对患者的情况进行密切监视，防止患者在术后出现各种不良反应以及并发症。此外还要对患者进行一定的健康教育，包括饮食健康、行为健康等，防止患者在不自觉中出现影响病情恢复的行为。

7.优化人力资源调配：很多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护理人员交接班时病情交代不清楚而发生，护士长要安排好科室护理人员的排班工作，并要对交接班工作进行严密监控。此外还要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根据个人所长安排其从事适合的工作，减少科室内纠纷的发生，达到人力利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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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1.设立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缓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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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为基础，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首先，概述了什么是夫妻财产制，归纳了夫妻财产制的种类，更讲述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的完善。在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概括阐述后，分析了《婚姻法》对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新的《婚姻法》中完善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及约定财产制的规定，确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使我国夫妻财产进一步健全。同时，由于《婚姻法》受立法技术、认识因素的影响，仍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没有通则性规定，约定财产制规定不明确，欠缺特殊时期财产的规定，等等。针对所发现的以上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立法建议，以期望更加完善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非常法定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财产关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夫妻共同生活中，必然牵涉财产关系；而在夫妻财产关系中，又以夫妻财产制度最为显著。它不仅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评判男女是否平等的重要标志，因为财产权的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础。再者，由于夫妻双方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必然与他人有着各种经济交往；所以，夫妻财产制度又关乎与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及其利益保障。基于夫妻财产制度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下文中或称之为新《婚姻法》）中，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变化，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重大改动，使其进一步完善。作为新时代的法律学习者及未来的法律工作者，在即将完成学业进入社会之际，结合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与有限的生活观察就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发表一下个人的认知及见解。

一、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一）概念与种类

夫妻财产制（matrimonialregime），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都作有详细的规定。同时，各国由于受自身立法传统、风俗习惯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影响，在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中又各不相同。夫妻财产制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就当代的夫妻财产制度而言，有着多种形式。对其从不同角度可作以下分类：

1、从各国关于夫妻财产的立法形式来划分，有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种类型。

（1）法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明文规定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的形式。具体说，即指在夫妻婚前或婚后均未就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约定，或所作约定无效时，依法律规定而直接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传统习惯不同，各自规定的直接适用的法定财产制形式也不尽相同。如日本采用分别财产制作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我国台湾地区以联合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等。

（2）约定财产制，是相对于法定财产制而言的。是指法律允许夫妻双方以协议的方式确定使用的财产制的形式。现今，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夫妻缔结财产契约，如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具有优先于法定财产制适用的效力。

2、按夫妻财产制的内容，可分为统一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与妆怒制。在各国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中，它们有的被作为法定财产制直接适用，有的被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适用。

（1）统一财产制，是建立在夫妻一体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财产制。即指除特有财产外，将妻的原有财产估定价额，转归其夫所有，妻保有对估价金额的返还请求权。这种财产制带有浓厚夫权主义色彩，多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民事立法所采用，如1804年《拿破仑法典》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予以规定。现今瑞士民法将其附加规定在联合财产制中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

（2）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财产联合一起由夫管理。这种制度从夫妻别体主义出发，已开始注重妇女权益、讲究男女平等。瑞士民法典中称之为夫妻财产合并制，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采用其为法定财产制。

（3）共同财产制，是指婚后除特有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依法合并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夫妻共同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婚姻终止时加以分割的财产制度。依共有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动产及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剩余共同制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分别采用，如我国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列为约定财产制等。

（4）分别财产制，是夫妻独立财产制。即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该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将其财产以契约形式交另一方管理，也不排斥双方有共同财产。英美法系的多数国家及大陆法系的少数国家如日本，以此制为法定财产制；也有部分国家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

（5）妆怒制，是关于怒产的提供、所有、管理、处分、收益及返还等的法律制度。妆怒又称嫁资，即妇女因结婚而陪嫁到夫家的财产。妆怒制影响深远，近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巴西、意大利等，曾经或仍在法律中规定妆怒制。

3、按夫妻财产制的适用情况不同，对夫妻法定财产制可作通常法定财产制与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分类。

（1）通常法定财产制，指在通常情况下，婚姻当事人双方无约定时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大多数国家的法定财产制即属此类，我国的《婚姻法》中就有此类法定财制的规定，见其第19条第1款规定。

（2）非常法定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的规定或经夫妻一方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依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分别财产制。该制度是对通常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的类型

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制是一般共同制；1980年《婚姻法》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且允许夫妻财产可自由约定，也就是说：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是法定制与约定制的结合。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即依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出的规定，有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这也是我国婚姻法学界对夫妻财产制的分类。

1、共同财产制，在我国专指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夫妻关系缔结后，双方或一方所得财产，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共有权，构成共同共有的财产所有权关系。该制度内容上淡化了夫妻双方作为单独个体的权利，但最能反映夫妻之间的本质关系。所以，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工角度及我国民族特色、传统观念；现行婚姻法仍以其作为夫妻财产制的基础。《婚姻法》修改时期，全国妇联调查结果有77.1%的人同意上述规定。

2、个人特有财产制，是指对专属于夫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作出特别规定的法律制度。它排斥任何形式的夫妻共有，又称夫妻特有财产制。凡属于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一般来说应该由其本人管理、使用和收益；在离婚时仍归个人所有，不予分割；在财产所有人死亡时即作为个人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它是我国2001年对《婚姻法》修改时新增设的一项夫妻财产制度。

3、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依照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只要约定合法，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约定财产制是现代社会夫妻财产制度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力度，强调财产所有者独立的支配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扩大了约定财产制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加强了约定财产制。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新《婚姻法》中得到的完善及其意义

（一）新《婚姻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夫妻婚前婚后的财产日益丰富，财产关系也日趋复杂。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已不足以调适日益变化的夫妻财产关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客观的需要，夫妻财产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完善。因此，2001年的新《婚姻法》在综合原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基础上，同时参考婚姻法修正案反馈的意见及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使其相关规定更具体全面且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形成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

1、明确了共有财产范围，完善了夫妻共同财产制。

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权，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在夫妻共有财产上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简单化、平均化倾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日益丰富多样化，该规定的弊端也显现。即对共有财产范围规定的不明确，使之与个人财产的界限也不明确，进而忽视了夫妻一方的独立性，无法满足各自权益要求。而新《婚姻法》第17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该规定在婚姻家庭立法上有重大进步。它以列举式和概括性规定具体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且明确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属于共同财产的条件，即解决了其既得利益的规属问题。此项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完善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使其作为我国法定财产制的主导地位不变。

2、明确界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完善了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

我国1950年《婚姻法》均未设立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但在19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中可推定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归其个人所有，且对婚后财产可约定为个人所有。此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明确规定“专属个人专有的物品，一般归个人所有”，再次承认夫妻双方的某些财产为其特有财产。新《婚姻法》将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正式规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该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而且，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出：属夫妻一方的财产不因婚姻延续而转化为共同财产。这就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利用婚姻谋取不当利益。可见，新《婚姻法》满足了个人特殊经济生活要求，划定了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夫妻财产权益纠纷；它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完善了。

3、补充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在我国1980年《婚姻法》中得到的正式确立，该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出台，原是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人们对财产制的要求，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最终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及第三人权益。但该法中的规定过于自由宽泛，使得法律适用不当、立法本意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婚姻法》趋利避害对约定财产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完善，单列一条进行专门具体规定，即第19条。在新《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范围为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约定的种类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和部分共同、部分特有；约定的效力及于夫妻双方，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约定的方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还作了救济措施规定，即无约定或约定无效适用法定。这样一来，夫妻处理财产的自利得到尊重，交易安全和第三人权益也得到了维护，也防止了夫妻间订立不公平财产协议。

4、完善了离婚时夫妻各方财产权益的保护。

新《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考虑了我国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作出了特别规定即第39条第2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在我国，农民大多数以土地为重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而在农村，离婚后的习俗是女方离家且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大多如此，赘婿例外）。她在娘家没有土地耕种，前夫家有其地却种不得。长期以来，此处的妇女权益即为法律真空地带，无明确规定也就不受保护。新《婚姻法》此番作出了明文规定使人们有法可依，使夫妻离婚后各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新《婚姻法》增设的“救济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中，更把对夫妻一方财产权益的保护延至了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上；且赋予了各方在离婚后维护各自财产权益的诉讼救济权利。即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所述，足见新《婚姻法》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极尽所能，可谓面面俱到。

（二）新《婚姻法》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的意义

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在新《婚姻法》中得到的完善，对我们社会生活意义重大。归纳了以下几点：

1、新《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制度的明确具体规定，有利了法律与实践的结合，其实务性更强。该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内容的充实，个人特有财产的界定以及约定财产制的明确；都使法官在解决夫妻财产纠纷的法律实务中有法可依，也限定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了法律适用的争议。

2、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全面规定，健全了法制，更有力地体现了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该法第39条、第47条的规定中，把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范延至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财产权益的保障。这使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在离婚夫妻的财产分割中得到实现，且对依法判决后受损方财产权益的维护给予了诉讼补救，完善了诉讼法制。

3、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有力地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保障了婚姻缔结长久。该法对个人特有财产制的规定就，有效遏制了生活中以婚姻谋取他人财富的不正之风，保证了婚姻缔结的纯洁，有利于夫妻关系稳固长久。该法的司法解释（一）中对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否定，满足了个人财产权利的独立要求，也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

4、新《婚姻法》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较好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因为，该法完善的夫妻财产制度融入了民主意识，充分尊重了个体的独立权利，使意思自治得到较好体现；同时，这也保证了社会交易安全，维护了第三者合法权益。这都是在该法的第19条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得到证实的。

三、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立法不足之我见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使得新形势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有了较合理的规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任何法制的建立、健全都有其局限性，并非十全十美、包罗万象，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同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尚无法解决一切有关夫妻财产的社会问题，即无法完全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法制体系，某些规定不够全面严谨。现在看来，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具体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一）通则性规定缺乏

夫妻财产关系涉及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及第三人的权益和交易安全，应该有一个通则性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通则性一般规定，体现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是夫妻处理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夫妻财产制不可缺少的内容。陈苇认为，它应该涵盖夫妻对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间财产的知情权、夫妻间造成财产侵权的救济及日常生活债务的承担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而我国新《婚姻法》在完善夫妻财产制度时，却没有对夫妻财产关系作出通则性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一个立法缺陷、不足之处。

（二）法定财产制不完善

新《婚姻法》可看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实行法定与约定相结合的双轨制。而由第17条和第18条又可知，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包括婚后所得共同制（这是主流，处主导地位）与个人特有财产制。虽然，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增设了个人特有财产制，明确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对法定财产制有了较好完善；但仍有不足之处。

1、未对夫妻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增植的归属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我之所以认为这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立发不足；是因为婚前财产的此种孳息与增值，它们既是婚前财产的添附又是夫妻的婚后所得，对其性质认定及归属问题争议较大，不利于夫妻和睦、交易安全。特别是像股权、股票之类的婚前财产的增值的归属，它们的产生需夫妻的经营，若得到对方管理，其归属认定更必要，否则，易有财产纠纷、争议。有的认为，原有财产（即婚前财产）的孳息为共同财产，特有财产的孳息仍为特有财产。而依新《婚姻法》第18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为个人特有财产。上述主张即为婚前财产孳息为个人特有财产。还有的认为，在婚姻家庭法领域，由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限制，婚前财产在婚后所生的孳息虽仍由原物所有人收取，但这些孳息的所有权归属于夫妻双方而不仅仅归属于原物所有人个人。也就是婚前财产的孳息认定为共同财产。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中，法官判决依据不足就易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的不服，判决难以执行且有不公平现象产生的机会。所以，此处法律漏洞应予弥补，作出明确规定，让人们有法可依。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归属问题，在新《婚姻法》中未予明确规定。这对夫妻离婚时分割财产意义重大，若存有争议却无法规可依就又形成法律空白。在新《婚姻法》中第17条把知识产权的既得利益归为夫妻共同所有。众所周知，知识产权的财产权与取得实际经济利益有时并不同步，其财产期待利益到底有多大在离婚时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进行研究的投入往往包括大量夫妻共同财产。依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后所得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离婚时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夫妻他方予以适当的照顾”。这就是说，该知识产权的财产利益期待权归夫妻一方所有。该规定与婚姻法的精神相抵触，《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它以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为依据，而不以实际取得为依据。那么，夫妻一方婚内所形成的未取得财产利益的知识产权，也就不仅是一方的财产。同时，该司法解释也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弱者或牺牲较大一方。

3、新《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对夫妻关于共同财产管理权的规定步甚明确。虽然，司法解释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对“平等的处理权”作出了解释。但它仍未明确“处理权”的内容，亦未设立夫妻财产管理制度。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权”没有具体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夫妻对财产的处理就具有很大随意性，不利于保护另一方的财产权及第三者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4、对法定财产制的规定不够严密。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17条和第18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两者并不兼容。更严重的是，第17条第1款第5项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第18条第5款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款都为口袋型条款，都可作扩张性解释；且二者作为概括性规定相互冲突，从而导致法官对列举之外的新型财产如何处理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指向。这样就易引起适用法律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给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认识的不统一就造成裁判的不一致，影响法律的权威和统一。

（三）约定财产制有关规定不明确

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作了较大的补充和完善，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但约定财产制的立法表述在实践中还存有欠缺，许多方面还不全面、不明确，没有形成系统的体制。

1、对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新《婚姻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约定时间，世界各国基本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只允许在婚前订立；另一种是既允许在婚前订立，也允许在婚后订立或变更。如《瑞士民法典》第182条规定“婚姻契约可在婚前或婚后缔结”；法国民法规定“夫妻间的的七月应在结婚前订立”，婚后对财产契约的变更只有在经判决确认后有效力。而《日本民法典》则不允许婚后约定，该法第75条规定在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但我国新《婚姻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可以推定夫妻双方“可以于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但却失去了法律应有的严谨性。。

2、新《婚姻法》对约定成立的条件未作出规定。新《婚姻法》规定了约定的几种情形却未规定成立条件，不得不说这是起立法的不完善。任何合同、契约都应有其成立的要求，不然难以适用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就对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作有规定，某种具体合同又有不同成立条件要求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也可说是一项契约，自然应有其成立的条件对起生效予以规范。就其成立条件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约定主体。约定财产制中的财产约定只能是夫妻双方就其财产所订的协议，这是特定主体之间的财产契约关系，其人身性极强；所以，必须由婚姻当事人亲自订立，且具有缔约能力。其次，就是约定的原则，即约定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婚姻当事人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作出财产约定，且意思表示真实的，对约定不可附以不合理的条件，如以不结婚或离婚相要挟订立财产协议自始无效。任何一方不得以欺骗、胁迫手段将个人意志加于另一方；明显对一方不利的显失公平的约定无效；因一方重大误解而作出的约定也无效。这才有利于维护夫妻合法财产权益。第三，约定应合法，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所作约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合法利益。

3、对约定的对外效力规定不严谨，约定的确认程序缺乏。新《婚姻法》未作出约定的确认程序规定，也就使约定缺乏公信力。约定虽为夫妻之间对财产作出的协议，但它关系第三人的利益与交易安全。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为二人合意，若无公示确认即可作任意解释；第三人不知情，其权益难以保障。还有，就是新《婚姻法》虽规定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以及约定不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一纸书面约定很容易被毁的，第三人善意与否也难知，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难度大。这就给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伙侵害夫妻另一方权益提供了法律空隙，不利于保护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所以，新《婚姻法》的约定财产制立法不完善。应对约定的确认程序予以规定，这也明确了约定的对外效力。夫妻约定应予以公示，这才能对抗第三人，也遏制了夫妻以财产约定逃避债务。目前，我国在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问题上，主要有登记、公证和律师见证三种主张。

4、财产约定既为契约，就应有变更、撤销等一系列相关程序。而我国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也就意味着法律不禁止。但从维护财产约定的严肃性出发，应对当事人的此项权利作出必要的限制，不可如此放任。没有义务何来权利，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新《婚姻法》此处不足，即为没明确规定财产约定可变更或撤销；更没对当事人变更或撤销约定时加以限制规定，如原则、程序等内容的规定。

（四）相关规定对债权人保护不利

从夫妻财产制的定义中，我们知道夫妻财产制度也包括有关夫妻债务清偿问题的规定。那么，新《婚姻法》中就应对债权人合法利益作出保护措施。可是，纵观新《婚姻法》只在其第19条第3款、第41条中对夫妻债务有所规定，而这两个条款对债权人的保护是不利的，出现了立法的不足。

1、新《婚姻法》对夫妻个人债务的承担没有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如何清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19条第3款中仅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各自所有时，各自所负债务，他人知道约定的，各自清偿。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由个人偿还，对债权人而言利益难于得到保护。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但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仍占大多数，夫妻个人财产仍然有限，而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离婚或一方死亡时才能分割，变成个人财产。这样，在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无法偿还个人债务时，虽然另有夫妻共同财产，但只要夫妻关系存续下去，债权人就无法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这显然不合情理。然而，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却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许从第19条第3款中可推定出该依据，但毕竟没有具体规定，从而成为法律对债权人保护的不足。

2、新《婚姻法》未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虽然，新《婚姻法》第41条中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但却并未明确夫妻的清偿责任如何，况且它只针对夫妻解除婚姻关系时；并未提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的清偿作何处理，特别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如何解决。这样一来，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实现，特别是夫妻婚姻关系一直存续下来，而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时。还有，若夫妻恶意串通财产约定或假离婚规避共同债务时，对债权人的更难以保障。

3、新《婚姻法》对夫妻双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以及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作出判决的效力能否及于债权人未作规定；也就对债权人的利益实现存在隐患。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诉讼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其中任何一方均可在诉讼中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维护自己各项权益，当然包括财产利益。而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虽可提起民事诉讼成为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却不能成为离婚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也不能成为其诉讼参与人，因此无法在离婚案件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况且，在离婚诉讼中由于许多原因，夫妻共同债务常处于难以确定状态。一方面，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中是相对立的当事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有无、多少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夫妻作为共同债务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与债权人是利益对立的饿双方。在与债权人存有争议的情形下，如允许夫妻对共同债务进行协议或法院进行判决，势必涉及债权人的实体利益，而债权人却无法行使抗辩权。其结果是承担债务一方无力偿还或死亡时，就会出现原夫妻另一方据这种不完整的法律规定，以债务的承担已由原夫妻协议或法院作出的判决为免责事由，主张只协议或判决书规定承担部分夫妻共同债务或根本不承担债务；从而使债权人繁荣债权落空或难以实现，损害债权人利益。造成上述情形，既是对协议或判决效力的不明确的原因，也可说是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不明确的后果。

（五）特殊时期财产的规定欠缺

在此所说的特殊时期财产，其实是指夫妻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依新《婚姻法》规定，我国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于结婚，终于配偶死亡或离婚。夫妻分居期间，仍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其财产性质的认定，依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说明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财产，我国法律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性质未作特别调整。新《婚姻法》没有改变这一规定，它忽略了这类财产的特殊性质。夫妻分居解除了夫妻同居的义务，夫妻间的经济联系也减少；若仍把夫妻收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已不合理。且新《婚姻法》把分居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法定事由，只要满一定期限。那么，我们就应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作出相应的规定；相应的也应对此期间的债务承担问题作出规定。如此以来，可谓是对法定财产制的例外规定，也就是我国《婚姻法》中须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

四、完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个人见解

就上述所发现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以下相应的解决问题的立法建议。

（一）增加夫妻财产方面的通则性规定

法律应规定夫妻有维持家庭的责任，夫妻双方有以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负担家庭生活费用的义务；还应规定夫妻间有财产及债务知情权，特别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情况，双方应相互告知；还要规定夫妻应正确行使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一方恶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夫妻共同财产或他方个人财产损失的，要承担赔偿义务。最后，应规定夫妻就以上规定发生纠纷的，双方有申请调解或诉讼的权利。

（二）增加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认定和管理的规定

1、对夫妻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的归属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学者有许多主张。有位学者主张，由于我国的婚前财产是包括在个人特有财产中，而没有列为单独的一个种类；因此，对孳息的归属不应按婚前财产与特有财产来区分，而应按孳息的性质来区别对待。同意此种观点，对属消费性的天然孳息，如果实、粮食等应以属共同财产为益；不需投入时间精力的法定孳息，如利息等应为个人财产；而对双方都投入了时间精力后所取得的孳息，则属共同财产。换言之，就是无论天然或法定孳息，应以双方是否投入了时间与精力来区分；投入了的属于共同财产，没有投入的仍属个人财产。简而言之，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若另一方付出了时间精力的，视为共同财产；另一方未付出的，则为个人特有财产。

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作品，离婚时其知识产权经济收益尚未实现的，法律应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由于该财产权与实际收益具有不同步性，法律还应作出可操作性规定：夫妻离婚时，对该期待利益要进行评估，由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作出补偿；难以评估的，则留待知识产权经济利益实现后原夫妻再行分割。

3、法律应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新《婚姻法》应增加以下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夫妻一方在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征得另一方同意，夫妻双方应协商一致；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另一方有善意维护的义务，且双方间可委托管理并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委托的规定。

4、对夫妻法定财产制的规定加以完善。即取消新《婚姻法》第18条第5项的规定，把第19条第1款改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规定”。也就是，改第17条中第1款第5项的规定以限制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的其它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或主张个人财产的一方无证据证明的，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样一来，即避免了适用法律的混乱。

（三）进一步健全夫妻约定财产制

1、新《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而且，婚前约定的，婚姻成立时生效；婚后约定的，协议达成时即生效。这样一来，就体现了法律的严谨，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在约定时间方面作了完善。

2、健全夫妻约定财产制应规定约定成立的条件。即规定：夫妻的财产约定必须由本人签订，并且夫妻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约定内容不得违反法规和社会公俗，不得恶意逃避夫妻个人债务或共同债务；约定的签订双方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约定若违背以上任一项，应视为自始无效。

3、增强约定的效力，应对约定予以确认。法律中应规定：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财产清单和协议，进行登记备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应当到公证机关公证；夫妻以上的财产协议和清单可以公开，第三人可履行一定手续后查看。这样一来，夫妻的财产约定就取得了对外效力，可对抗第三人了。当然，夫妻一方与他人交易时，应诚信告知他人夫妻间的财产约定；未尽告知义务而给他人或夫妻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要进行赔偿及补偿。

4、既有约定的订立，就要完善其变更、撤销程序。法律中应明确规定：夫妻可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夫妻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撤销婚前所订财产约定的，还要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变更或撤销婚后所订财产约定的，须到原公证机关进行再次公证；违反上述规定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的，视为没有变更或撤销。如此以来，我国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可说体系完整了。

（四）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

1、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个人债务由夫妻个人偿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须偿还的个人债务，夫妻个人财产不足清偿时，夫妻须协商以共同财产偿还，而后另一方有权追偿。这就保障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2、新《婚姻法》中应明确提出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负有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以夫妻一方个人特有财产先予偿还，而后由其向另一方追偿；上述规定适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时及解除夫妻关系时。

3、夫妻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及法院对夫妻承担债务所作的判决仅对夫妻双方有效，效力不及于第三人（债权人）。也就是说，法律应规定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可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其任一方都有清偿义务；但他可在清偿后以分担协议或法院判决及清偿证明向另一方主张债权，进行追偿。这也是实现夫妻债务连带清偿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其效力的伸展。

（五）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

就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及债务问题作出的考量。分居期间本也是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期间财产、债务问题无明确规定理应有法定财产制规范。但由前所述，鉴于其特殊性，我主张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对这一特殊时期的财产、债务问题加以规范。其内容有夫妻分居其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各方所有，而其间夫妻各方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由各自承担，法律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以上全文，就是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认知及见解。其中，不乏有对众多学者理论的参悟。学艺未精，理论修养有待提升；所作的立法建议也就不怎么具体，仅作出粗略的概述予以探讨。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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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亲属法论》，史尚宽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

篇9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与蓬勃发展，商品房买卖市场日益活跃，一种新型的房屋销售制度--商品房预售应运而生。商品房预售俗称“卖楼花”，是指房地产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预购人，由预购人根据预售合同支付房款(既可一次付清，也可分期支付，视合同约定而为)并在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种房销售形式。可见，相对于一般的现房交易，该种销售方式有利于房地产开发吸收资金，对于解决房屋在开发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起重要作用。但是，商品房的预售在我国还刚刚起步，现行立法尚不够完善，实践经验也还欠缺，对房屋预售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法律研究，澄清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使之能在房屋交易市场上发挥最大的经济功能。

一、预售合同的法律性质

我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开发经营企此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30曰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依据该条，我国的商品房预售以当事人双方签订书面合同为形式要件。站在预防法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先以“契约"的方法，将当事人彼此的权义关系加以定位，俾减少因权义不明所生的争执或纠纷。另外，对该种契约的性质也必须予以明确，这是对当事人彼此权利义务具体定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法律能够具体准确地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需求。

（一）预售合同是买卖合同

1、商品房预售合同符合买卖合同性质。《台湾民法典》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因此应该从当事人真实意志的角度去探求预售合同的法律性质。房屋预售合同签订之时房屋尚未开工或正在施工，合同的标的物并非现实物而是将来物，有一个"成长"过程。但双方的意图都在于房屋竣工后的产权转让。预购人支付价款是为了取得房屋所有权，开发商接受价款也自然负有了交付房屋的义务，这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基本特性是相吻合的。预售合同实为房屋作为商品交换形式在法律上的必然表现，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在本质上仍是买卖行为。预售合同有关付款、标的物交付、权利担保、瑕疵担保和违约责任等条款内容也多与买卖合同相同，具有明显的买卖合同性质。

2、商品房预售合同是非即时交付合同。商品房预售与成品房的买卖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交易标的物的非现实性、合同履行的非即时性。即合同成立时标的物还不具备立即现实交付的条件，合同不能即时完全履行，仍需要一定时间，是一种远期交付合同。但这种远期交付合同又不同于附期限合同，附期限合同是指期限到来时合同才生效，而预售合同成立时即已生效，只是履行期限的延后。

3、房屋预售合同不是承揽合同。在学理上，有人采"承揽契约说",将预售行为视为是房屋的加工承揽。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由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合同的标的是承揽人依定作人的要求最终完成并交付的工作成果，承揽合同签订时该标的尚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与预售合同具有相似性。但预售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1）、合同订立的目的不同。预售合同旨在实现房屋产权的转让，由购买方取得房屋所有权，预售方获得房屋价款．而在承揽合同中，工作成果完成后所有权是直接归属于定作人的，承揽人只是依约取得报酬而并非是工作成果的价款。

（2）、确定合同标的具体状况的主体不同。在实践中，预售合同多为标准合同，通常由预售方单方面拟定，对于预售房屋的面积、地段、楼层朝向、房屋的结构、装修状况、设备等基本情况都是由预售方依据房屋开发的总体规划确定的。购买方只是在预购方己确定的范围内选择欲购房屋，对房屋不能提出特殊要求。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对标的物在种类、规格、质量等方面往往有特殊要求，承揽人必须严格按照定作人的要求进行加工制作。

（3）、违约后的救济措施不同。在预售合同中，房屋竣工交付时，如果购买方未按合同约定付清价款，因为此时房屋的所有权仍属于预售方，预售方完全可以拒绝转移房屋的所有权。在承揽合同中，如果定作人不依约支付报酬，虽然承揽人占有完成的工作成果，但该工作成果的所有权人是定作人，承揽人只能对完成的工作成果行使留置权。

4、预售合同不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商品房预售的融资功能较为突出，实践中的常规做法是，由预购方根据施工进度分期交付房款，这种做法类似于分期付款买卖。分期付款买卖的特点在于标的物交付给买受方后，价金尚有二期以上仍待支付。在价款的支付方式和付款完毕前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上，预售房屋交易与分期付款买卖是相同的。但商品房预售行为在性质上绝不是分期付款买卖。

首先，分期付款买卖的标的物在合同生效时就要交付给买受人，由买受人占有、使用、收益。而在商品房预售中，标的物是在建房屋，合同成立生效时，该标的物还不存在，根本谈不上再转移给购买方占有。

其次，分期付款买卖的标的物在转移占有后，必然还有二期以上的价款未支付。而商品房预售并非必须采取分期支付价款的履行方式，预售方和购买方完全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由购买方一次付存款。而且实践中，在交付房屋前，预售方通常是要求购买方以贷款缴清价金或以现金付清剩余房款。

最后，分期付款买卖使买受人在经济能力较差，无力一次性付清标的物价款的情况下仍可提前享受生活上所需的新商品，是卖方对买方的融资。而在商品房预售中，购买方先要支付房屋价款或至少支付部分房价，预售方将收到的这些资金投入到房屋建设中去，有利于解决建房过程中的资金周转问题，这实为买方向卖方的融资。

二、预售商品房的抵押问题

根据1997年我国建设部的《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者可以以待建成在建的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作抵押担保，购房者也可以对依法获准建造的预购商品房设定抵押。但从实践看来，预售商品房抵押存在三种形式：开发商设立的抵押；购房者设立的抵押；开发商和购房者设立的重复抵押。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对预售商品房设立的抵押

商品房预售合同是买卖合同，房屋竣工交付前的所有权人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完全的自，房地产开发企业当然可以用在建的房屋进行抵押。但这时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预售方已经通过签订预售合同将房屋预售给购买方，购买方依据预售合同享有的权利并非物权，而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一种请求权和获得将来利益的期待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而预售方将待售房屋抵押后，抵押人获取的抵押权则是一种物权。如果预售方不能如期与抵押权人结清债务，依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抵押权人特优先对房屋行使抵押权，这对购买方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对已经预售的商品房在立法上应禁止再抵押。虽然2003年6月1日的司法解释规定，预售方必须将抵押情况如实地告知购买方，对于预售方隐瞒不告的，购买方有权要求返还已付房款及其利息、赔偿损失并可请求预售人承担赔偿损失。但笔者认为产权有无暇疵是购买者最关心的事，应从立法上禁止开发商以预售房屋设立抵押，一方面是对开发商实力的考验，另一方面，也是保证购房者利益的需要。对于特殊情况，须以预售房屋设立抵押的，应严格规定设立条件和设立抵押贷款占开发房屋价值的比例，避免开发商完全“借鸡下蛋”。并且，对于设立已抵押的合同，在开发商未将贷款还清前，应将购房者的部分房款提存于银行，在交易房屋权利无瑕疵的保证的前提下，开发商才能得到该笔房款。

(二)购买方对顶售商品房设立的抵押

购买方对顶售商品房设立的抵押，实际上多为预售商品房的贷款抵押。这种抵押是以未来将取得的权益作为抵押物。有人认为，以未来取得的房屋产权作抵押与房地产抵押的特定性相矛盾，房地产抵押的标的应该是现存的房地产。其实，由于我国对预售商品房合同实行登记备案制度，这种未来可以得到的房地产，经过登记、备案已经特定了，因此它是可以作为抵押物的，与房地产抵押的特定性并不矛盾。况且，预售商品房抵押也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英美创设的"浮动担保"制度，已由不动产抵押发展为不受法律禁止的一切财产的抵押，承认企业以将来取得的权利(如债权)作为抵押权的客体。因此，预售商品房的购买方可以对预购的房屋设立抵押。购买方以预售商品房设立抵押，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抵押行为方可有效:

1、抵押大是预售商品房的购房人。

购房人购买在建的商品房后，对所预购商品房享有"所有权之期待权"，购房人以预售的商品房作为抵押，是对其享有的权利进行的处分。

2、购房人与预售人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到期购房款，抵押时要提供付款凭证。

3、商品房预售合同须为有效合同。

预售商品房抵押是以预购的商品房作为抵押标的，要使抵押行为有效，预售人与购买人之间的预售关系合法有效是重要前提。若预售行为违法无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抵押行为必然无效。

4、预售商品房抵押须办理抵押登记

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和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以房地产抵押时，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以房地产设立抵押，必须进行登记，抵押行为自办理登记手续时生效。经过抵押登记后，抵押权人方取得抵押权。

（三）双方重复抵押。实践中，经常出现开发商已设立抵押的预售房屋，购买方在购房时又以该房为标的设立抵押，使抵押权人和预购方的利益风险系数明显增加。对重复抵押行为，应当禁止。

三、预售商品房的转卖问题

所谓预售商品房的再转让，又称“炒楼花”，是指在商品房预售以后，买受人将其预购的未施工交付的预售商品房另行转让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有学者认为，商品房预售后的再转让具有较大的投机性，主张从立法上产加禁止。我国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5条对此既未予以明确允许，但也未明令禁止，而是授权国务院作出具体规定。在1995年建设部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也并没有禁止"炒楼花"。在实践中"炒楼花"行为大量存在，因"炒楼花"而发生的纠纷也不断出现，立法上如果一味对"炒楼花"．采取回避态度将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育。笔者读为，从长远利益来看，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完善，应允许预售商品房房再转让。预售商品房再转让在本质上是合同关系的转让，不仅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也要一并转让，实为权利与义务的概括转移。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转让是允许的，那么对于"炒楼花"也就不宜一律加以禁止。

预售商品房再转让的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一概是为了炒卖之目的，购房人很可能因为资金周转或风险转移的需要而进行再转让，如果一概禁止，则将限制购买方合法权益的行使。

另外，在国务院对"炒楼花"行为还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各地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顶售商品房的再转让加以规范。综观这些地方性法规，对"炒楼花"都是采允许态度的，只是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预售商品房再转让过程中的差价对转让人有巨大的诱惑力，刺激着他们的投机心理。在房地产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带有投机性的"炒楼花"行为很可能导致房价上涨，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严重时还会产生"泡沫经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客观上，"炒楼花"行为的风险性的确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具有投机的这种负面效应就因噎废食，而应该努力健全房地产管理体制，在法律上对这种行为加以正确骑引导和严格的规制，以尽量降低其投机性，使其最大化地发挥出活跃房地产市场的作用。笔者认为，预售商品房的再转让应满足一定的条件、履行必要的程序:

1、预购方已经办妥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手续，在转让预售房屋时，该预售合同在有效期内，这是预售商品房再转让的前提条件。

2、预购方已向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交付购房价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商品房预售款。

3、预购方与受让方必须签订转让合同，载明转让的预售合同编号、转让原因、金额、面积、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转让合同需经开发企业认可并签字盖章。

4、转让双方必须持预售契约、转让合同及有关证件到销售登记的交易管理部门申办预售转让登记，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5、预购方和受让方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土地增值税J印花税等税费。

四、预售商品房纠纷问题

由于商品房预售是一种新鲜事物，有关立法还不完善，一些开发商为了获取暴利，故意作虚假承诺，利用立法的漏洞损害购买方或其它人第三者的利益，预购方又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导致商品房预售市场的纠纷不断暴露。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标的瑕疵问题和交付不能或不能如期交付问题。我们认为，正确处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必须针对不同性质的纠纷采取不同的原则。

（一）标的瑕疵纠纷及其处理。标的瑕疵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占有相当比例，常见的标的权利瑕疵问题和质量瑕疵问题。标的权利瑕疵主要是抵押问题和权利证书，已经交付并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如果仍存在抵押，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提供担保或要求退房；已付清房款但没有交付的，购买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提供担保；既未付清房款也未交付的，购买方在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上，与开发商协商解决。权利证书的取得，我国法律已有规定，不在赘述。质量瑕疵主要是指面积缩水、质量标准与宣传不一致甚至不符合正常使用或个别地方影响正常使用等，笔者认为应加大质量保障的立法，确保购买者的利益。房屋缩水，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对于存在质量瑕疵的预售房屋，司法解释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如质量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但该规定，过于规范，不利于操作，仍须进一步明确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范围。另外，笔者认为开发商售房过程中所作的承诺与实际不一致的，法律应规定开发商承担支付房款20%以上违约金，因为在购房过程中，购房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合同中一般对此违约没有约定，同时有时该类违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致使该类违约出现后，无法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如果由于开发商的虚假宣传影响购房方购房意图的，购房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如开发商在出售某一栋房屋时，对购房方说，该房前面建一层门面房，某甲因看中该房前面视野好，于是购买二层商品房一套，后来，该开发商为赚取更多利润，将一层门面房改为二层，此时甲有要求退房并要求开发商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二）交付不能或不能如期交付纠纷及其处理。引起此类纠纷的原因具有多方面因素，有的因建房资金不到位，有的因预售方将已预售房屋转卖而引起等。对于此类纠纷，2003年司法解释规定了购房方催告权和解除合同权。笔者认为，从切实维护购买方的合法利益角度出发，开发商在催告后三个月内履行的，同时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预售方在经催告后三个月内仍不能履行的，购房方有选择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损失可比照房屋价格上涨或实际损失计算）的权利。对于延期履行合同，如果未约定违约金数额，可按照已付房款额比照银行逾期还款罚息计算。

参考资料：

1、李永然《房地产法律谈》(续篇)台湾木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钱明星、姜晓春《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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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必要性

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及特点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1]。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2]。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确立的在农村实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3]。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英.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可行性[J].科技资讯,2006(17):229.

[2]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脑库快参,2005(36):1-6.

[3]刘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金融投资,2006(10):51-52.

[4]安然.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理论观察,2006,40(4):81-82.

[5]林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分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0(5):18-21.

[6]徐祖荣.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初探[J].实事求是,2006(4):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