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权益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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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失业保险问题建议

引言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之一。建立健全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不仅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共建和谐社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我国目前失业保险条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正式建立的。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了《国有企事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1999年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它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进入了正常运行时期。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越来越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失业保险的保障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现行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过窄，不能涵盖所有劳动者。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总体状况，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我国的就业和失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人口设计实施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提高，目前，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规模巨大。

1.2现行失业保险基金规模小，基金承受能力较弱。由于失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越来越窄的的现象，导致收缴的失业保险数额有限，基金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远低于国际上失业救济金的平衡水平，致使其难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失业保障形势，失业保险的受益率和替代率较低，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偿的总体水平不高。

1.3失业保险统筹水平和统筹层次较低，影响失业保障作用的充分发挥。目前失业保险制度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他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地级市层次的失业保险统筹。由于统筹层次较低，基金的整体承受能力较弱，从而造成了一些地区失业保险基金严重不足，而另一些地区则存在大量结余。我国现阶段只有部分地区建立了调剂金制度，失业保险社会互济的功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

1.4失业保险制度对如何合理地使用基金，合理确定基金使用的结构和比例，没做明确说明。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鉴于我国目前失业人员多、基金有限的情况下，目前过于偏重失业人员的生活救济，促进再就业的功能明显弱化，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

1.5《失业保险条例》的正常实施，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监管机制。虽然1999年国务院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一些法规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失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则没有可靠的法律依据进行解决，法律中缺乏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同时，失业保险制度所指定的监管机构，在分工和监管方面描述的比较笼统，致使监管部门不能完全发挥其有效的监督作用，使失业保险工作在征缴、使用、监管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二、健全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议

2.1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从业人员结构和层次的不断发生变化，相对于正规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应针对具体特点，合理确定标准和操作办法，要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确保灵活就业人员能够顺利参保失业保险。这样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拓宽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将这些人员尽快纳入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增加失业保险基金的存量的同时，使这部分人的失业保险得以保障。

2.2从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来考虑，是否也应统一建立起个人失业保险缴费账户。规定企业所缴纳的费用按多少比例进入个人账户，多少比例进入统筹基金。明确享受失业保险的条件，不仅要根据缴费时间的长短，还要根据缴费账户的多少来确定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还可采取根据失业风险程度实行差别费率，政府根据各行各业的情况，对失业率高的行业按高的费率来征收保险费，对失业率低的行业按相应的费率来征收。

2.3合理确定基金使用的比例。以失业救济和保障基本生活为主，紧密结合再就业，实行有效管理。首先，将基金用于失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失业救济金、医疗补助金、生活困难补助和失业女职工生育补助金等方面进行合理分配；其次，运用一定的基金积极帮助失业职工再就业，包括转业训练费、生产自救费、职业介绍等，同时，通过发放一定的救济金作为启动资金，鼓励失业职工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再次，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作用，对于那些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可考虑从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逐步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失业保险基金应该出一部分钱，通过发放职业培训补贴等方式，帮助这些大学生尽快就业。

2.4建立失业保险信息监控网络系统。为了使基金真正体现社会保障功能，应尽快建立信息监控网络，实现失业保险的全方位监控。建议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劳动者代表、工会代表和其他公众团体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负责对失业保险工作的监督。按期、定时公布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增加基金使用的透明度，以有效控制基金的不明流向，杜绝挪用、侵占基金现象的发生，还要由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强对预算决算的审核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5尽快出台与失业保险条例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完善失业保险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设有法可依，为失业保险条例的有效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2.6建立科学、完整的失业保险统计指标体系。没有相关信息地收集，就没有科学地分析与预测。建立以失业人数、失业结构、失业再就业比例与结构、失业保险基金收支数量与结构、失业保险金的增值与保值比例等指标为主的统计指标体系，有利于失业保险基金现状的真实反映。

三、结论

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牵动着整个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它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共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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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中图分类号] D9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2-0010-06

1998年，英国工党政府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正式提出在英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自此以后，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跟进，文化创意产业一跃成为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的新经济力量，以至于有人发出“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豪言。近几年来，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同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11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值超过3.9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超过3%[1]。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文化创意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我国现有立法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都远不能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践的需要[2]。通过对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的考察，笔者认为，我国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过程中应该建立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相结合的综合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文化创意产业提供立体式、全方位、系统性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 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样态分析

对于知识产权范围的认识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知识产权一般仅包括知识产权的传统形态，即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而广义的知识产权则不限于传统的知识产权形态，对知识产权范围的认识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关于广义知识产权范围的认识也是不尽相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是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的相关规定。按照《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知识产权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演艺术家的表演、录音和广播；人类一切领域的发明；科学发现；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和标记；制止不当竞争；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成果的一切其他权利。”TRIPS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是：“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虽然两个公约关于知识产权范围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持一种较传统观点更为宽泛的立场。两个公约的立场体现了知识产权的范围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拓展的发展趋势，代表了知识产权的发展方向。截至2012年8月22日，WTO成员方已达156个，并且涵盖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大国，所以TRIPS的观点已经在全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由于不同形态的知识产权具有功用互补的特点，自广义的知识产权概念确立以来，各国在运用知识产权手段保护和促进其国内产业发展时，无不重视综合运用各种形态的知识产权，建立复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概念虽然存在紧密关联，但是并不完全一致。“文化产业”强调了产业的文化属性，“创意产业”强调了产业的创造品格，而“文化创意产业”则同时描述了产业的“文化”和“创意”双重属性。这三个概念在外延上均有重叠之处，但是又有相异之处[3]。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既有理论往往突出其文化的一面，强调其属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注重著作权的保护。而对于其他知识产权形态，要么认为与文化创意产业没有内在联系，要么认为联系十分微弱，以至于没有特别予以强调的必要。实际上，传统的观点适应了文化创意产业初期发展的形势，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入发展，单纯的著作权保护已经无法满足文化创意产业的需要，使得很多文化创意产业中产生的智力成果暴露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法律有效的救济，从而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步伐。

文化创意产业的综合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指综合运用与文化创意产业有关的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手段，建立立体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综合保护的知识产权战略。在广义的知识产权范围中，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反不正当竞争等是与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紧密联系的知识产权形态。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综合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是协同运用上述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全方位保护。保护体系建构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大量获得上述形态的知识产权，第二个是如何有效保护已经获得的知识产权。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确立，使得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内不同行业创造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智力成果都能够形成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形态，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建构起一张知识产权保护的完整网络，以有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

二、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构的理论根据

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综合性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不同形态知识产权相互协同的法律保护体系，根源于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本质规定性以及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殊性。

（一）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规定性决定了保护体系的综合性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三个方面的本质规定性，使得其同传统的文化产业和其他创意产业相互分别开来。这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分别是“文化”、“创意”和“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多维本质决定了需要采取不同的知识产权形态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从而决定了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复合性。

1.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属性

文化创意产业的灵魂是“文化”，“文化”属于思想、感情和观点等主观范畴，无论对于“文化”的表达还是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接受，都是通过赋予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和观点特殊表现形式的方式实现的。表达“文化”的传统形式一般是书籍、绘画、雕塑等静态形式，而表达“文化”的现代形式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呈现出多样态，比如电子书、唱片、动漫、电影、电视剧等等。所有表现“文化”的这些形式，几乎都满足了《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定义，都可以通过版权法获得保护，而且也主要依赖于版权法的保护，所以在美国其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之为“版权产业”。

2.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属性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意”。“创意”一般不是指思想、感情和观点的创新，而是通过技术手段赋予已有的文化素材新的表现形式，使其更便于传播、更容易接受，从而形成更大的市场，进而变成一个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产业之处即在于其“创意”成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的，文化创意产业实际上也正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19世纪法国大文豪福楼拜就曾断言：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文化创意产业对现代科技手段的利用，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现代科技手段的进步，产生了大量的具有功能性的产品和生产方法，这些产品和方法正好符合了《专利法》对于发明创造的定义，可以获得相应的专利权。同时，其中不完全合乎《专利法》要求的技术，或者不适宜公开的技术，又可以获得商业秘密权的保护。

3.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属性

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一个领域存在，但是真正地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两百年前，谁也没有预料到文化艺术这些具有内在重要价值的事物，会成为大批量生产的对象，会与产业发展关联。”[4]21世纪的今天，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经济力量。从就业人数上来讲，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取代传统的钢铁、石油、汽车、煤炭等工业行业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所包含的各种形式的企业的数量也成为各行各业的排头兵。如此众多的企业和从业人员，如此巨额的产值，使得文化创意产业自身成为拥有商标和其他商业标志资源最多的行业。因此，确立商标和品牌战略，充分运用《商标法》提供的法律保护手段，是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可靠保障。

（二）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保护体系的综合性

知识产权保护，无论针对一家企业还是一种行业，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知识产权形态的协同。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复合性，是由知识产权自身的规定性所决定的。

1.客体的无形性决定了保护体系的复合性

知识产权的特性是通过与物权的对比而显示出来的，其与物权的本质不同莫过于客体的无形性。之所以说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的，在于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产品，不具有外在的形体，亦不占据任何空间，无法为感觉所感受，只能为理性所认知，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知识产品不在时空的范畴之中。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知识产权客体的无体性方面，知识产权客体的无体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与其他相邻法律关系有着本质的相异性[5]。由于客体是无形的，所以对于知识产品的使用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而且知识产品一般具有多种使用途径，相应地也就可能引发多重侵权形式，所以需借力多种保护手段协同发挥作用，以有效地维护知识产品使用上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作为对知识产品的开发和保护手段，从来都是一种多形态知识产权的复合架构。

2.种类的多样性决定了保护体系的复合性

文化创意产业包含了丰富多样的产业形态。为了适应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要，北京市统计局于2011年颁布了一份全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新标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是：“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产业集群。”在分类方法上，该标准将文化创意产业分为四层：其中第一层根据部门管理需要和文化创意获得的特点分为9个大类，即：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服务；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服务以及其他辅助服务。第二层依照产业链和上下层分类的关系分为27个中类。可见，文化创意产业中包括了如此众多具有明显差异的类别，不同类别可能形成的知识产权形态亦存在很大不同，唯有采用多种知识产权形态提供保护，才能够充分有效地为不同类别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3.功用的互补性决定了保护体系的复合性

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讲，作为知识产权主导形态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商业秘密权等都产生在16至17世纪，其确立的年代相差无几，甚至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知识产权法是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完善的。主要形态的知识产权同时代产生的事实表明，商品经济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复合性的，任何单一形态的知识产权均难以有效满足经济自身的客观需要。对于同一项智力成果，往往是著作权保护其表达形式，专利权保护其实用价值，商标权保护其在流通领域形成的声誉。三种保护手段相互配合，任何一种保护手段的缺失或效用不足，必将导致其他形态的知识产权的功用出现“短板效应”。不同形态知识产权内在配合的特质要求我们在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上同样要坚持复合战略。

三、 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基本架构

文化创意产业包含的行业种类众多，所形成的可予知识产权保护的智力成果形式极具多样化。这些多样形式的智力成果需要不同形态的知识产权分别提供保护，任何单一种形态的知识产权都是难以胜任的。因此，应该建立以著作权为核心，以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和反不正当竞争为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一）著作权保护

按照目前国内通行的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方法，在文化创意产业九个大类中，最核心的还是版权产业。所以，著作权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命线，著作权保护是该产业全部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的著作权保护，需要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尽快将创意形成作品。思想和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所谓思想和表达二分，指的是著作权法仅仅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隐藏在作品之中的思想、感情和观点并不为著作权法所保护。为此，在创意形成后应该尽快将其表现为文字、图片、影视、模型等作品，以取得法律上的保护。知名的女子十二乐坊案是著作权法不保护创意的典型案件[6]。著作权法对文化创意的保护是通过对作品的保护来实现的。其次，为作品创作保留必要的证据。如果在作品创作完成后不及时固定证据，万一日后版权受到侵犯，权利人往往面临着因为难以举证而败诉的风险。对于日常创作的普通作品应该注意保留纸质版本，因为单纯的电子版本由于其权属信息易于修改而难以在法庭上作为创作时间上的有力证据，而纸质版本的完成时间一般可以通过鉴定的方式大体确定，能够有效地证明创作的时间。最后，充分利用著作权限制制度，借鉴他人的创意，丰富自己的创作，以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

（二）专利权保护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之有关的新的科学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在以著作权保护为核心战略的条件下，积极运用专利保护，确立专利保护的战略的地位，对于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确立文化创意产业的专利保护，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确定可予专利保护的对象。在文化创意产业之中，由于新技术的使用，往往会形成新的功能型产品或者新的生产工艺，比如新的存储介质或者新的影片制作工艺等，这些产品和工艺是可以授予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所以，在形成文化创意产品的过程中，应该充分挖掘其中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对象，在获取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版权的同时，获得各种形式的专利权。其次，及时申请专利保护。不同于版权法上的自动保护原则，专利权的取得必须经过申请、审查、授权等一系列法律手续。所以，对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形成的可予以专利保护的对象，应该积极履行相关的申请手续。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必须具备新颖性，所以在申请专利之前相关的产品或者工艺应该予以保密，一旦公开销售或者使用，将因为新颖性的丧失而无法获得专利保护。这就要求文化创意单位建立有效的内部保密制度和管理制度。最后，积极运用专利战略，实现专利价值的最大化。专利战略是现代企业竞争取胜的重要法宝，文化创意单位应该注意运用专利防御、专利进攻、专利池、专利转让和许可等一系列现代专利战略，以实现其专利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三）商标权保护

商标是企业的知识产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资产，是竞争的金字招牌[7]。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应该重视商标的保护。文化创意企业的商标保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文化创意企业自身的商标保护。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多数文化创意企业规模不大，没有自主商标的现象比较普遍。文化创意企业应该具有长远发展的眼光，积极申请属于自己的商标。因为商标是一个企业商誉的主要载体，没有商标的企业，其在经营中的努力和消费者的认可都是难以进行累积的。已经拥有自身商标的企业还应该注意商标的有效管理，其重点是逐步建立完整的冠状商标体系，并尽可能实现商标、商号和域名的一体化，以获得多重法律保护。对于拥有知名或者驰名商标的文化创意企业，还应该建立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体系，建立商标的全国乃至全球监控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各种形态的商标侵权。另一方面是专门从事标识设计的创意企业特有的商标保护。对于专业从事商标设计的文化创意企业，应该注意及时进行所设计商标的注册申请，特别是一些富有创意但略微简单的有较高价值的符号设计。因为我国商标法对于商标权取得采取的是先申请原则，一旦他人做出了同样或者近似的设计并申请了商标权，那么本企业的设计将再无用武之地。同时，商标设计成果易于为他人所窃取，唯有及时申请为注册商标才能保证其安全。再者，在设计之后即行申请为注册商标，而后通过商标转让而不是单纯的版权转让为客户提供服务，更能提高服务的附加值。

（四）商业秘密权保护

商业秘密权的独特价值决定了它在文化创意产业保护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商业秘密权可以为尚处在创意形成阶段的智力成果提供有效保护。形成创意是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前提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关键的步骤。但是形成过程中的创意，由于尚没有获得作品意义上的表现形式或者还没有达到可以申请专利保护的条件，所以无法获得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保护。为了防止他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窃取正在酝酿中的创意，就必须借用商业秘密权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其次，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但是却无法利用著作权或者专利权进行有效保护的创意信息，也只能以商业秘密权的途径进行保护。因为有些智力成果，比如策划方案、商务模式、营销计划、市场预测报告等，或者无法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或者即使得到著作权保护也仅仅限制“复制”的行为，而难以限制他人堂而皇之地实施，从而在实际上起不到保护的效果[8]。最后，由于采取商业秘密保护无需履行任何法定手续，成本较低，同时创意本身也无需满足任何特定形式要求，可以较为容易达到商业秘密保护的条件，所以采取商业秘密权的途径便利可行。

（五）反不正当竞争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由于运用了含义宽泛的术语，被认为是对各种具体知识产权难以周延之处提供了兜底保护或者附加保护，因而在商业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9]。《反不正当竞争法》把规制对象限定于商业领域内的“经营者”，正好契合了文化创意企业制止竞争对手不正当竞争的需要。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企业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创意企业的商誉提供保护。商誉包括品牌商誉和产品商誉，有可能为竞争对手不当借用（搭便车）或者恶意诋毁，而商誉自身因不属于任何一种具体形态的知识产权而无法受到知识产权单行法的保护，所以采取反不正当竞争的方式保护商誉也就成为创意企业的不二选择。其次，对于具体形态知识产权难以保护的创意本身提供保护。不少有价值的创意由于不表现为作品，不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技术方案，同时一旦在商业上公开使用就难以保密，所以无法通过著作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权的方式进行保护。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在商业中实施该创意而与创意企业进行竞争，则完全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的方式进行阻止。最后，保护创意企业的成功的艺术风格。创意企业的艺术风格是由该企业在开发创意产品的过程中缓慢形成的，表达了本企业的引人注目的特征。刻意模仿他人的艺术风格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范畴，虽难以认为侵犯了哪种形态的知识产权，但却可以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方式进行有效阻却[10]。

四、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构的动力机制

文化创意产业复合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构和实施依赖于相关参与主体的具体执行措施。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和创意企业是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参与主体，基于其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推动举措，对于复合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作十分重要。

（一）政府职能部门

政府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在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建立，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强化知识产权执法措施，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国家应该在知识产权立法上加大对于侵权的惩罚力度，赋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更加灵活有力的执法手段，严厉打击日益泛滥的侵权行为。目前我国立法机关正在全面修订我国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其中备受瞩目的亮点就是拟议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和赋予知识产权执法机关更加强大的执法权。其次，应努力营造鼓励创新的宽松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鼓励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文化创意产业在西方的兴起，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欧美兴起的重视差异、反对主流、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具有紧密联系。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性就在于依靠人的创造力，过度僵化落后的体制、过于束缚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反而会抑制人的活力。

（二）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作为同行业文化创意企业的自律组织，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由于行业协会在文化创意产业内部按照行业而设，针对性强，业务熟练，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制定本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供旗下的企业参考之用。其次，行业协会可以聚集所属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组织所属企业进行经验交流，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最后，行业协会根据其章程规定的自治权，还可以协调会员间的知识产权纠纷，约束会员企业的侵权行为，并可以对非会员企业的侵权行为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取证，支持会员企业的维权行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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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药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全面预算管理意识缺乏

目前，虽然很多医药制造企业的管理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性，但与“全员参与，全面预算”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一些单位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识不充分，片面理解为全面预算工作只是财务部门的工作，与其他部门不相关，财务部门制定了预算，其他部门去执行，往往是预算不符合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不被重视或者遭到废弃；但事实上，全面预算的实施是需要采购、仓储、生产、销售、财务、人力资源等部门的全员参与，一旦进行预算管理工作的部门独立于其他部门而存在、处于孤立的状态，制定的预算不符合实际情况，全面预算管理的价值将得不到发挥，医药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的推进工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阻碍，因而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另外，医药制造企业的领导者对全面预算管理也有顾虑，认为有预算就限制了个人的权利，束缚了经营思路，不利于面对市场发挥驾驭能力。

（二）全面预算管理与企业战略目标相脱节

相信每一个医药制造企业对于自身的发展都会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即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而一旦设定了发展目标，企业的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就要主动的向这个目标靠拢，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共同努力。但是，许多企业在实际的全面预算管理中并没有对接这个要求，预算的实际编制缺乏公司高层的参与，而公司的高层正是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和规划者。因此，导致企业的全面预算在编制的过程中缺乏战略管理意识，预算在编制的过程中没有与战略目标相结合，甚至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相脱节，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缺乏正确的管理意识，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很可能就阻碍了企业长远健康的发展。

（三）全面预算执行不到位，缺乏监督考核机制

医药制造企业全面预算执行效果的好坏，以及怎样才能更有效的执行全面预算管理，是当前我国医药制造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些医药制造企业虽然制定了全面预算计划指标，但大多都是“重编制，轻执行”，很多的预算计划指标都执行不到位，普遍存在考核的内容不全面、考核制度不健全，同时也缺乏考核的绩效指标，缺乏对全面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无法调动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使得预算的执行困难重重。全面预算考核是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一旦与监督考核相脱节，就会造成全面预算管理无法充分发挥其对企业经营管理及资源合理分配的内在价值，形同虚设，“雷声大、雨点小”的预算管理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医药制造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也失去其战

略意义。

二、改善医药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的对策

（一）强化全面预算的管理意识

为了更好地提升医药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加强管理，必须在全公司范围内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的意识。首先，公司管理者要起到领导和带头作用，要认识到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全面预算管理不是限制领导者的权利，而是为了加强内部管理，使生产经营更加有明确的目标，必须要不断强化公司管理者全面预算的意识，使他们充分的做好企业全面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这对于企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领航作用。其次，在公司各部门进行全面预算专业知识的培训，尤其是预算的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更加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完善全面预算的专业知识，提高全面预算管理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最后，不断强化员工的参与性，从原料的采购、生产、销售到售后服务等部门都要积?O的参与，让他们充分理解企业的全面预算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每一个员工的职责，从而在全公司上下树立“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观念，不给全面预算管理留死角，真正实现全面预算管理，以此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将全面预算管理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

医药制造企业应该把全面预算的编制提到战略高度上来，公司的高层要参与到全面预算的编制中，时刻对预算编制的战略方向进行严格的把控，使全面预算指标与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相结合，调动各部门员工预算编制的积极性，充分的体现全员参与。同时，要制定细致的工作计划，将战略目标细分，具体的落实到各部门及员工个人，做到人人肩上扛指标，便于预算的执行与考核。再者，还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因素，企业的生命周期包括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几个阶段，医药制造企业在制定全面预算指标方案的同时，一定要根据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特点，充分考虑不同时期企业资金投入的大小、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及产品的制造成本及利润率的情况，科学合理的编制全面预算。

（三）建立完善的监督考核机制，保证全面预算的有效执行

医药制造企业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应当设定不同级别的责任中心，并定期召开汇报总结大会，对各中心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适时的监管和分析，总结其在当期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提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在下期的预算执行过程中进行改进调整，保证全面预算准确有效的执行。同时，要设立绩效奖评机制，对于指标完成良好的员工和责任中心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在公司内部表彰嘉奖；对于预算指标执行不到位的员工和部门进行通报批评或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以此调动员工参与全面预算的积极性，为医药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推进工作保驾护航，医药制造企业还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内部数据平台，实现全面预算数据信息共享，这样使各部门及时掌握预算执行情况，把全面预算管理公开化，让那些不执行预算管理的部门无处藏身，更有利于监督预算的执行，保证全面预算管理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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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返乡农民工 权益损失 原因分析

随着市场机制逐步形成和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体制的松动，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加快，曾经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实现自身职业的转换，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农民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不是一种职业的称谓，身份上是农民，职业上是工人，从而出现了不被现行制度认可的具有双重身份―亦工亦农。这种身份和职业的矛盾使他们并没有同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和主流生活，而是演变成为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农民工处在城市底层劳动力市场上，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着脏、苦、累、差和技术含量低的职业，收入低且工作没有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屡遭侵犯，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民工群体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制度、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对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制度原因分析

1.户籍制度

195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类，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推动传统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减轻城市压力的背景下制定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实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成为城市农民工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地方的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限制有所松动，但效果不明显。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后，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阻碍而无法融入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内。农民工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不得不在体制外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徘徊，变成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并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一系列困难，城乡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根本原因亦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2.就业制度

农民工就业制度的歧视是发生在具有同等竞争能力的人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或具有不同平等竞争能力的人受到同等的对待。包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中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遇到不平等的待遇，如对城市农民工的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先城后乡控制，强制性收取管理费和用工调节费，等等。市场前就业歧视，农民工在城市或流入地的职业身份，是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在与户籍相连的就业制度作用下，城市管理部门制定了对于职业进入的种种限制，提高了农民工就业门槛和务工成本，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低于城市居民，使农民工被排斥到了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农民工在职的时候也会受到就业待遇歧视、就业培训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等，“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民工离职时，没有失业保险金，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退休金。

3.社保制度

社会保障权是我国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当社会成员遭遇就业、疾病、工伤和意外伤害等风险时，国家（政府）有责任为其提供物质援助及相应帮扶。现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表现在门槛高，覆盖率低；社保金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有效对接；地方“障碍”导致社保金无法在城市之间转移。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以及工伤五大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农转非的职业转变，但是，他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以目前的五大社会保险体系为例，保障农民工生命健康的工伤保险是与农民工无缘，因为他们不是工人；他们也没有失业保险，因为他们在农村有土地保障；养老保险的参保形式是“企业”加“个人”，农民工必须自己承担全部养老保险的帐户支持，有的地方财政状况不好，就根本难以落实。农民工不享受这些保险待遇，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一旦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遭遇风险与困难时，他们无权享受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享受不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低保待遇。

4.土地制度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制，但是“集体”的边界不清，《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承包权未明确界定范围，是一种模糊处理。在现实中，集体所有权有时成为虚假的空壳，农村承包权似乎发挥着所有权的作用，当土地使用权发生变更时，土地所有者难以获得应有的权益；同时，土地制度在城乡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性和不公平性一直没有改变：城镇国有土地可依法相对自由交易，而农村土地在处置时要受非所有者的干预和制约。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基本虚置，农民的主体地位难以确定。《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将补偿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的补偿则不予考虑，并且目前土地征用具体补偿标准主要是由行政机关裁量，法律赋予了地方政府征地的合法性和强制权，却并未形成有效的监督，非常容易造成任意降低补偿标准的现象，往往导致农民损失严重。同时，由于征地的决定权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加之土地审批权重利大，容易滋生腐败。

二、经济原因分析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广东地区高达52.6%，返乡期间失业率在6个月以上的占65.3%，因此本文计算农民工的损失以一年为基准，计算农民工权益损失的工资差异和失业保险金，均以广东省城镇职工和广东省失业人员为参照物。

第一，与城镇职工对比，农民工权益损失持续增加，由2002年的1530.17元增加到2008年的2816.5元，平均每年以12%的速度增长。金融危机造成农民工返乡潮，企业出现“民工荒”，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因此企业以提高工资为前提吸引劳动力。

第二，与农村务农人员对比，机会成本的损失逐年增大，并将持续上升，机会成本和农民工返乡现象成正相关关系，机会成本越高，农民工返乡人数越多。国家实施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提高对农业的补贴，加上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农民的收入增加。另外，政府提供就业岗位，创业补贴，岗前培训指导，降低了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成本，从而提高了外出劳动力的机会成本。

三、社会原因分析

1.对待城乡发展的态度

城市对进城的农民工采取的是“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得到身份认同，能否市民化与城市化，依托于城市现有的政策能否为他们提供最大程度利益，能否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政策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农民工权益损失的原因。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和延续性，先前不合理的政策措施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又必然影响到后来的制度建设及其良性运行。人为的制定一些剥夺农民工就业权利和劳动权利的政策法规，使得农民工受到就业歧视和社会歧视，加上农民工自身与城市的文化差异背景，逐渐演变成城市边缘一带的人群。某些政府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无序的，组织大量人力管制外来流动人口，把农民工看成是扰乱城市管理秩序，造成社会不安的主要因素。限制性政策造成农民工受到社会歧视、经济损失和人身自由权利的侵害。上海市对其用工政策确定为“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据不完全统计，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行业或领域最高可达60多种，一般中等城市也有40多种。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有失公平正义这一价值取向，没有充分发挥公共管理的职能，监管、协调缺位，对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制止不力，政策偏差（尤其是财政政策）和政策机制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是导致农民工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2.城乡文化融合程度

从文化的适应性来看，对于农民工而言， 城市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方式、看待事物的观念、人际关系以及风俗习惯都有别于他们的乡土文化习俗，这使得带有浓厚乡土文化气息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会发生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但相应的由于农民工文化适应力较弱，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逐步形成了自我隔离的状况，逐步与城市的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人力资本存量低、从数量上看，农民工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但农民工人力资本低是其劳动力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低。文化素质低决定了其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弱。缺乏对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了解，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职业技能低，表现为职业设计模糊、就业意向盲目、就业突进狭窄、就业行业和工种范围窄，导致了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优势，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不需要太高劳动技能的工作。由于中国农村与城市长期隔离，农民与市民之间长期缺少必要的沟通，传统的文化观念仍将农民归入缺乏教育、愚昧落后、迷信保守之列，使得我们社会还存在轻视体力劳动者，轻视基层劳动人民的思想。

3.政府立法执法与监管不力

我国的社会预警机制还有待健全，一些相关政策总是在问题十分严重后才相继出台，这种滞后性势必使得农民工权益遭受长期的、极大的损害。其次，政策法规实施的滞后性。目前已出台了很多保护农民权益的相关政策规定，但从实际情形看，农民工权益保障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其原因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以及诉求侵犯权益制度的渠道“不具备有效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私利的追求和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官商结合与政府及行政人员的寻租活动使法律失去有效性。另外，《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有权进入用人单位检查，但现实中监察员的严重短缺已使该条文形同虚设，许多劳动侵权行为无从监控，只能依赖年关时节运动式的大检查，而此时农民工的许多权益已经受损。

4.不完善的公众利益诉求机制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们具有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维持基本尊严和获取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渴望，有恢复国民待遇的强烈诉求。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没有一个争取自身权益的“代言人”，在公共政策决策中没有话语权，他们缺乏较为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目前，我国各行各业都有工会组织，唯独农民工这个数目庞大的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工会维权组织的边缘化。农民工在权益遭到侵犯的时候，只能求助于政府，这也是出现“政府替农民工讨薪”的原因之一。缺乏正规的工会组织，农民工没有合法的权益诉求渠道，权益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社会的重视，导致权益长期缺失而无人问津；没有专门化的维权机构，农民工得不到维权方式的正确指导，使得个别农民工被逼无奈采取极端暴力手段，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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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生校外打工、勤工俭学的现象在各高校均很普遍.与此同时,大学生勤工俭学过程中与用人单位、雇佣方之间的纠纷也日渐增多.与其他劳动合同纠纷有所不同的是: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始终受到质疑,甚至出现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企业公然否认大学生劳动者身份,对其合法权益不予理睬等事件.其他现象如大学生被用人单位任意扣减报酬;用人单位利用大学生求职心切,强行索取各种不合理费用;乃至各种中介的欺骗行为也屡见报端论文.

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1)相关立法不够完善.1995年劳动部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5《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作为特别法,《意见》专门否认了大学生的劳动者地位,使得大学生勤工俭学不能适用劳动法,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对此也没做明确规定.(2)大学生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不强.大学生在勤工俭学过程中,很少有意识要签订合同,就算签订合同,基本对合同内容也无法提出保护己方权利的有力条款.调查显示:一旦出现纠纷,权益受到侵害后采取司法救济的只占18%?.另据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的一项调查,大学生维权比例只占10%旧1.(3)公权部门缺位导致保护缺失.与劳动维权相关的公权部门主要包括劳动部门和工商部门.劳动部门的职能局限在保护、调整正式用工关系中的劳动者身上,缺乏足够的精力对大学生勤工俭学权益加以保护;而工商部门的职权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工商部门自身的法定职能并不涉及对大学生劳动纠纷的解决.工商部门对劳动用工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的办理、违法经营内容的查处上,与大学生的权益维护没有太大的相关性.(4)高校相关就业指导部门缺乏适当的指导与帮助.目前,各高校一般都设有就业指导部门和学生权益维护部门.前者基本上是为毕业生服务的机构,而后者则为学生校内自治组织,很难在学生与用人单位的纠纷中起到实质性作用.

二、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分类及适用劳动法之法律依据

为了在法律上厘清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到底能否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必要首先搞清常见的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有哪些类别.由于大学生勤工俭学主要为课外兼职,时问有限及经验缺乏使其常常局限为几种:家教、产品促销、餐饮服务、散发广告宣传单等.以上行为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基本可以分为两类:(1)介于大学生与雇主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教,大学生受雇于自然人雇主,以提供一定的智力劳动为内容而与雇主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一般认为不属于受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而是属于合同法调整的雇佣合同关系.(2)介于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前文所述之散发广告宣传单、产品促销等.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一方为大学生,另一方为单位而非自然人.一般认为其合乎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关系的相关表述,因而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合同关系.关于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之法律依据问题,我们认为:

(一)《劳动合同法》并未排除适用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该条可以被理解为关于订立劳动关系的主体的规定.结合第二款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并没有限制大学生的劳动关系主体身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中也无相关禁止性规定论文.

劳动法理论上一般认为,适格劳动者应当符合四个标准,即年龄标准、体力标准、智力标准、行为自由标准‘“.大学生劳动者无论提供家教服务还是促销服务均符合这里的四项标准,理应具备劳动法主体资格.《劳动合同法》第三节关于非全日制用工之规定,解决了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之类别对接上的困境.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

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从上述两条规定来看,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性质是非全日制用工,实践中大学生双重法律关系的建立也有了法律依据.大学生可以与多家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建立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并且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拿上述几种勤工俭学的典型行为即家教、产品促销、餐饮服务、散发广告宣传单等来分析,均可能存在多重劳动关系并存在随时终止用工之现象,其与法律之规定恰好对接. (二)劳动部95(意见》并未否认大学生劳动者身份劳动部95(意见》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问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论文.

首先,其出台有特定之背景.1995年前后,国家关于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态度是保护学生的就业权.当时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情况开始出现.该条文重点在强调“不视为就业”.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仍由国家包分配,如果把这种打工视为就业的话,学校就无需为学生分配工作了,实际上就会造成对勤工俭学者就业权利的不公.劳动部的这个意见有明确的立法取向,就是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对大学生的这种规定不是要限制和损害大’≯生的合法权益,而是旨在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其次,“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可以不签,也可以签.如果大学生不是劳动主体,怎么还能签订劳动合同呢?因此,有学者指出该条款不仅不能证明大学生是没有劳动者主体资格的,而且恰恰证明了大学生是有劳动者主体资格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是法律授权产生的,不能因为人的选择而改变.资格要么有,要么就没有.

最后,同是该部法律,95{意见》明确规定了几种不适用劳动法的主体,第一种是国家公务员;第二种是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工作人员,即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第三种是农村劳动者;第四种是现役军人;第五种是家庭保姆.这五类人员根据95《意见》第4条之规定,被严格限定为不受《劳动法》规范,而在校大学生并未被包含在内.随后在2003年的时候,劳动部又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劳动部的此项规定,也只是提到“劳动者”,而并没有进行区分,没有将大学生兼职排除在外,就是说凡是在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不超过5小时累计的,都属于《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之适用范围.既然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下位法未作排除性规定即应视为对劳动者劳动权利的肯定.

(三)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符合劳动法立法之宗旨《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一言蔽之,其立法宗旨乃在于“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实践中将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排除在劳动法适用范围之外,恰恰有违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用工关系中,学生一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将大学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符合一般法理关于保护弱者的基本原则.

把大学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赋予兼职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对违反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法律责任具体化,并规定双方的救济途径和程序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事前减少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侵权的可能性.一旦兼职大学生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相应地大学生就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会给合同双方当事人特别是给用人单位一种威慑力,从而有利于减少侵犯大学生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第二,可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便捷的救济途径.和司法救济相比,劳动仲裁在解决劳动纠纷方面具有快速、经济等特点.一旦用人单位发生拖欠、克扣工资等侵权行为,大学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不至于被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大学生勤工俭学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以拒绝.第三,有利于相关部门对保护大学生劳动权益的重视.作为处理劳动纠纷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劳动仲裁委员会,由于大学生的劳动侵权纠纷成为其工作范围以内的事情,其自身必会更加重视.这有利于最终解决各类侵权事件.与此同时,还应加快职业中介组织立法的进程,加强对中介市场的规范和管理.如此,才能净化职业中介机构的服务环境,提升其服务水平,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雇佣关系中的勤工俭学对劳动法的适用及例外论文

实务及理论上均有人质疑雇佣关系是否适用劳动法,对此,笔者认为:雇佣关系在性质上与劳动关系的相似度高于与合同关系的相似度,因而,在劳动法中规范雇佣关系似乎更合乎法理及逻辑.毋庸置疑,雇佣关系中包含人身性质与财产性质的内容;同时其平等性与隶属性兼具,劳动力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特征,均与劳动关系相似.而合同关系中一般并不存在主体间的隶属,人身性质的内容也很少见.鉴于民事诉讼法关于劳动合同纠纷的诉讼采用特殊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将雇佣关系中的大学生勤工俭学纳入劳动法管辖范围更有利于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及实现劳动法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

关于例外,华东政法大学的董保华教授认为:大学生勤工俭学不能适用劳动法的最低工资规定.理由有二:其一,大学生不是劳动者,因为大学生的主要职责在学习而非劳动;其二,最低工资标准包含了根据赡养系数计算的赡养花费‘“.对此,笔者不能苟同.首先,如前所述,大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当担负自我供养的责任,其父母已无法律上的抚养之责.同理,大学生作为成年人,也理当担负赡养之责.现行教育法上关于学分制的规定,关于休学创业的规定等保证了大学生行使劳动权的可行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合法性.

诚然,由于大学生兼职劳动身份的特殊性,其在适用劳动法上肯定存在例外.比如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必须要为劳动者办理各项法定社会保险事项,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及女职工生育保险等.但是大学生勤工俭学具有事先可预见的短期性及不确定性,加之各高校均按教育法相关规定为学生购买了相关医疗保险.因此,笔者认为,除办理必要的工伤保险外,其余险种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似不宜强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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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教师作为国家公民，在公民权利义务和教师本身权力与义务之间存在递进关系，这是由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权利与义务的特性，集中表现在为地方社会服务和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这一特性的确立、实现和维护，关系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成败。

我国《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法》的这一规定指明了整个教师职业的内涵以及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而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就决定了教师特有的权利和义务。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与一般院校相比具有哪些特性，这些特性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具有哪些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与我国公民权利义务的比较，通过对地方本科院校特点的分析，来探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权利和义务的表征问题。

一、教师权利特性的比较分析

我国《教师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权利;(2)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的权利;(3)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4)获取工资福利及带薪休假的权利;(5)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6)参加进修或培训的权利。我国《宪法》第二章专门规定了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权利概括起来主要有:(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3)宗教信仰的自由;(4)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5)劳动权、休息权，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6)受教育权，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7)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8)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9)对于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控告和申诉的权利，因此而受到损失的，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

教师作为国家公民，自然赋有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教师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表明其公民的权利要受到职业的影响，这就是说教师作为国家公民，在公民权利和教师本身权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弹性，这种弹性也就是教师职业权利的特殊性。与国家公民权利相比较，教师职业权利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教师独有而一般公民不能具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如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权利，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参加进修或培训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均为针对学校教育教学而言，为一般公民所不具有。一般公民虽然也具有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职责，也可以对学生的品行进行评价，但他们的作用只是一种辅助和参考的性质，不具有法定的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教师教学的工作量和教学改革的项目可以量化，但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质量，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水准，还有参加进修或培训活动的成效，这些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可以量化衡量的标准，也不能够一概而论。这些活动的质量、水准和成效，完全取决于教师的觉悟、主观努力和职业道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教书完全是一个良心活”，这是教师权利的显著特点。另外，教师带薪休假的权利，是教师不同于其他公民的特殊权利。

第二，教师的某些权利比一般公民权利具有更高的要求。在教师的六项权利和一般公民的九项权利之中，其中教师的第二项权利即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的权利，与一般公民的第六项权利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一般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时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兴趣和优越性进行，而教师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时，则更多地要受到学科专业的限制，要在学科专业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后才能进行，他没有一般公民自由选择的程度。再如公民的第四项权利，即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表现在《宪法》中，即为第二章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和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由于我国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全社会都要尊师重教，所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教师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比起一般公民来，更应该受到尊重、维护和保障。

第三，教师的某些公民权利要受到教师职业的限制。尽管说教师作为国家公民，享有国家公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但因为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所以其某些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要受到职业的限制。比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教师必须遵循国家的教育方针，其言行要符合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但是教师就不能出现传教行为，必循遵守教育与宗教相脱离的原则。还有，公民有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教师对自己的仪容仪表和兴趣嗜好就要加以注意，以免对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有学者指出:“由于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在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作为教师的职业义务发生矛盾时，通常要求教师能够放弃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不仅如此，教师的权利往往比一般公民具有更高的要求，而教师独有而一般公民不能具有的权利也表现得十分关键和重要。教师权利的这些特性，不仅表现了教师职业的奉献精神，也体现了教师职业的社会重要性。

二、教师义务特性的比较分析

我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1)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z)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3)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4)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牛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5)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6)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公民义务，是指国家和社会要求公民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我国(宪法》第二章专门规定了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基本义务概括起来有:(1)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2)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3)保卫祖国，依照法律服兵役和积极参加民兵组织;(4)依照法律纳税。

将《宪法》规定的一般公民的义务与教师的义务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教师义务所表现出来的两种特性:

第一，教师义务是公民义务的模范遵守者、教育者和宣传者，是公民义务在教师职业中的升华和提高。我国公民必须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而教师不但要主动履行这些义务，而且还要模范地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以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而且还要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而一般公民在履行义务时，不一定要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也没有向其他人进行宣传教育的义务。

第二，教师独有而一般公民并不履行的义务。教师在履行公民普遍的义务时，如遵纪守法，保卫祖国，照法纳税时，还要履行自己独有的义务，这就是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为了为人师表，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职业的权利和义务，其产生是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教师职业中的体现和升华。由于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这就决定了教师的义务和教师的权利都带有公益性、教育性、宣传性和为人师表性，这也是整个社会对教师职业及其作用期望甚高的原因。

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权利与义务特性的解析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一般位于地区一级(个别位于省级或副省级)的中心城市，由地方政府出资办学，是由原来的专科层次升格成本科院校的，生源和就业渠道主要在地区境界，面向地方为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潘愚元先生指出:“新建本科院校不论从全国布局还是高校自身来说，其共同特点在于:第一，它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我们不排除个别的也去培养学术型人才，但基本上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第二，新建本科院校主要应该立足地方，为地方服务。这两条应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共同特点。”川我们分析了整个教师职业的权利和义务的特性之后，根据新建本科院校的内涵，再来论证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权利和义务特性的表现。

按照上述的分析，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的权利，除享有公民的权利和教师的一般权利外，其权利特性与教师一般的权利特征相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教师独有而一般公民不能具有的权利方面，他们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应该更多地体现学校的定位和特色，体现应用型的内涵和实践能力;在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时候，也应该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注重学生学业与地方经济社会需要的结合;参加进修或培训时，应该有所侧重，以提高自身的应用能力和实际技能为主，兼顾学科专业知识的提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应该体现地方特色，为地方杜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应该成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权利体现的显著特点。

第二，在教师的某些权利具有更高的要求上，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其自由度比一般公民和其他院校来讲，应该要进行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技术研究和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彰显我国“科教兴国”的地方优势，休现地方应用型院校的作用，从而充实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内涵。

第三，在受到教师职业限制的某些公民权利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应该以自己的言行展现面向地方、服务地方的取向。努力寻求教育教学活动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结合点，培养应用型人才，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不是按照研究型的路子发展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教育事业，这是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权力的特殊“限制”。

在教师义务方面，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义务，除了公民的一般义务和教师的应有义务外，其义务的特殊反映，与教师的一般义务特征相比，应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应该主动地转变观念，努力成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地方性、应用型方面的模范遵守者、教育者和宣传者，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为学校的转型和改革发展率先垂范，激励他人破解难题，改革创新。

第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应该主动履行自己独有的义务，这就是贯彻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方针和办学定位，培育学校特色和亮点，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选择，促进学生应用能力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输送更好的建设人才。

篇7

长期以来，侦查部门重打击、轻权益，对犯罪嫌疑人关系人的正当权益的维护，侦查部门常常忽略，在侦查过程中，如何在高效破案的同时，兼顾关系人的正当权益，是维护人权之需，更是新时代的法治要求。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关系人；权益

长久以来，由于受到“严打”和“指标”思想的影响，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等刑事犯罪侦查部门（以下简称‘侦查部门’）长期存在重打击、重破案而忽视相关人员权益的状况，尤其是在维护犯罪嫌疑人关系人方面更是存在较多的不足和疏漏之处，以至于因此在侦查过程中发生了众多恶性事件。

几年前，女子李某被警方带走调查，李某曾多次哀求警方家中有年幼的女孩无人照看，但警方未采取任何措施，一周后，李某所在居民楼的住户因闻到其屋内异味报案，这时才发现年幼的孩子饿死家中。这起典型的警方不作为案件引起了社会的猛烈抨击，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公安机关的反思。

从表面上看，这起恶性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警方不作为所致，但是从根本上看，则是由于侦查部门及其侦查人员忽视甚至漠视犯罪嫌疑人关系人权益所致。

一、犯罪嫌疑人关系人的界定

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人，目前学术界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定义，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人是与犯罪嫌疑人存在法定、近亲属、辩护等密切关系的人员，其范围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监护人、近亲属、辩护人等。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法定人、近亲属等一类关系密切、具有亲属关系的人群；第二类是辩护人，是为其专门行使辩护权的人员，不同于前一类，辩护人与犯罪嫌疑人一般并没有密切的亲属关系，而只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需要而建立的法律业务关系，典型的是律师；第三类是与犯罪嫌疑人有其他特殊关系的人员，如商业上的买卖关系、债务关系等，这类关系人与犯罪嫌疑人不具有近亲属和辩护关系，但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与否与之有直接关联，否则便可能造成正当利益的损失。

十以来，国家要求构建“法治”思维，强调以法治经营各种事务。从法治的角度分析探讨犯罪嫌疑人关系人（以下简称‘关系人’）权益，做好关系人权益维护，是学界应当积极承担的重要议题，也是侦查部门需要着力做好的工作内容。

二、 犯罪嫌疑人关系人应当具有的正当权益

在笔者看来，不同类型的犯罪嫌疑人关系人，具有不同的权益。对于法定人、近亲属等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应当具有的主要是知情权、委托辩护权，尤其是知情权应当予以特变保障，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有权利及时获得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包括涉嫌的犯罪、采取的强制措施、羁押的地点等。对于辩护人，其应当具有和被充分保障的主要是辩护权、会见权、了解案情权等。对于其他与犯罪嫌疑人具有商业、债务等特殊关系的人员，主要具有的应当是保持必要业务联系的权利，如当犯罪嫌疑人被侦查部门采取强制措施，人身不得自由，失去了商业联系的自由，如果商业上的对方当事人需要犯罪嫌疑人确认相关事项以保证业务利益的时候，侦查部门则可以采取谨慎的必要措施使之联系，以维护对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之所以要维护关系人具有的权益，是法治和人权的要求，也是哲学的辩证规律要求。从法治和人权的角度，法律规定了相关人员的权益，侦查部门和侦查人员就应当按照要求履行，顺应法律，维护人权；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如果不能较好地维护其他人的正当权益，侦查部门在打击犯罪、安抚被侵害人的同时，恰恰也做出了伤害他人之事，打击也带来了新的伤害。如何在打击和维护权益两方面做好平衡，是侦查实务部门应当关注的关键议题。

三、我国有关关系人权益维护的法律规定

在刑事犯罪侦查领域，规定关系人权益的法律只有《刑事诉讼法》。2013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关系人权益的相关内容有：

1、 第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本条款体现了对诉讼参与人（包括相应的关系人）运用自己语言权利的维护。

2、 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该条说明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等关系人可以为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体现了对关系人委托辩护人权利的维护。

3、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相比修订前，该条款取消了所有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前置规定，仅仅设置为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些特殊的案件须经侦查机关批准，是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利的支持，充分保障了辩护律师的职业权益。

4、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

5、第七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对具有如下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

6、第八十三条规定：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该条规定了对关系人知情权的维护。

此外，除了上述对作为自然人的关系人权益的维护外，《刑事诉讼法》第99条第2款还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款内容说明，当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时候，人民检察院有责任和权利对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维护国家、集体的民事权利，是对作为非自然人的关系人―人民检察院的权益的维护和责任的赋予。但是，由于本文讲述的是作为自然人的关系人权益的维护探究，因而，当关系人为非自然人时，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四、我国法律和侦查部门在关系人权益维护方面存在的不足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关系人的权益，但是由于该法律本身规定的并不全面，条款并不细致，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再加上侦查部门及其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不重视相应关系人的权益维护，因而在法律规定和实践两方面，对关系人的权益维护存在诸多欠缺和不足之处。

1、 法律规定不充分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多条关于关系人可以享有的正当权益，但是仍不甚全面，缺乏细致性和可操作性。

如《刑事诉讼法》第83条，虽然规定了侦查部门应当及时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但是该条款并没有明确什么是无法通知的情形，没有明确被拘留人的家属指哪些人，没有明确如果被拘留人家属的这一权益收到侵犯的时候应当怎么救济，相应部门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也没有关于该条款的相关司法解释。

此外，除了上述几条有关关系人权益的内容外，再没有别的条款予以充分确认，也没有建立完善的救济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2、 侦查部门对关系人权益的忽视

侦查部门对关系人权益的忽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关系人权益的漠视。长期以来，侦查部门存在着重打击的倾向，对嫌疑人权益尤其是关系人权益维护不周全。如本文前述案件中，嫌疑人曾多次哀求警方去照顾家中的孩子，可是警方却不为所动，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对嫌疑人的不信任和对关系人权益的模式，以至于导致了严重的恶性后果。

当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依据法律，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24小时内及时通知其家属等关系人，以保证他们的知情权和委托权，可是在现实中，侦查部门常常以有碍侦查为由有意不通知或拖延通知其家属，使犯罪嫌疑人家属常常为找不到犯罪嫌疑人所累，有的只有靠打听才得知情况。

第二方面是对关系人权益的侵犯。如果说对关系人权益的漠视应当归为不作为的话，那么故意对关系人权益的侵犯则构成了乱作为甚至违法。常听到有的侦查员声称“破案不可能没有侵犯人权的地方”，如侦查部门在对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进行搜查时，未经犯罪嫌疑人家人允许就擅自闯入搜查，对犯罪嫌疑人家人的信件进行检查等，虽热侦查人员出于破案的目的，但是明显以及侵犯了关系人的居住权和隐私权；在没有搜查证或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就对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进行搜查，在侵犯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同时也侵犯了其家庭成员等关系人的权益。

第三方面是对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阻拦。虽然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一般刑事案件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侦查部门批准的规定，但是侦查部门在一些一般性案件中设置种种阻碍，事先警告律师、给看守所打招呼延迟律师会见等，限制了律师等辩护人行使辩护权。

五、维护关系人权益的建议

1、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条款

前述已经提到，目前规定犯罪嫌疑人关系人权益的法律是《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律，由其来规定相关关系人的权益已经完全足够。但是由于规定的相关条款较少且可操作性不强，因而应当在侦查实践的基础之上增加和细化维护关系人权益的条款、增强条款的可操作性。对于规定不明确的，也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

2、 强化侦查部门尊重关系人权益的意识

要纠正侦查部门和侦查人员“重打击、轻权益”的思想，强化其维护犯罪嫌疑人相关关系人权益的意识，在侦查实践中积极维护关系人的正当权益。

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应当及时向其家属通知相关情况，告知其家属应有的权益，在不必要的案件中，不能因为担心案件侦查受影响而拒不通知或拖延通知其家属。在侦查过程中，如果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关系人的，应当依法进行，减少不必要的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行使辩护权予以充分的保障，避免出现阻碍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事件。对于在商业上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应当在严格保障侦查秘密的情况下，保障两者间必要的和急切的业务联系。

3、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仅仅靠提醒和警告，很难提高侦查部门和侦查人员的权益意识，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忽视关系人权益的人员，构成违法违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增加侦查人员的压力感，全面维护关系人的权益。

十以来，国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国家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充分维护和实现与犯罪嫌疑人相关的关系人的权益，杜绝对关系人权益的肆意损害，既是维护人权之需，更顺应了法治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2]马骋：论和谐侦查―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侦查中的人权保障与侦查和解，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

[3]谢日增：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对侦查的影响与应对，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3月.

[4]付子堂，常安：民生法治论，中国法学，2009年12月.

篇8

【关键词】大学生；平等就业；和谐社会；政府角色

大连地区目前部属院校、省属院校以及民办院校共计20余所，每年毕业生人数达到10余万人，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相对于人数众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岗位已经成为“稀缺资源”。用人单位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往往会附带上若干限制条件，求职者常常会受到各种理由的就业歧视，诸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户籍歧视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社会对于反对就业歧视，创造公平的大学生就业环境，实现平等就业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生实现平等就业成为大连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大学生参与平等就业的现状

所谓平等就业是指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一部分，同样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从逻辑上讲，平等有三个方面：条件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我们按照这三个方面逐一论述目前大学生平等就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参与平等就业的条件不平等

大体上讲，条件的平等指的是公共权利的平等。这包括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公共场所行动的平等，一人一张选票的原则——即我们称之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的一组自由权。这里的原则，是以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去对待所有的人，即所谓“一视同仁”。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如果因为公众歧视而受到不平等待遇，我们将努力使他们平等，以使他们受到平等对待。这么做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充分行使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与就业相关，对劳动权和平等就业权的保护，我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首先，宪法第三十三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平等就业铺下了基石。宪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特别针对少数民族、有的人以及妇女阐明了他们的平等地位，禁止歧视。其次，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第三章公平就业，详细规定了禁止对妇女、少数民族劳动者、残疾人、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以及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劳动法第十二条、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歧视”。劳动法第十三条、就业促进法第二十七条特别强调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再次，在一些单行法律中，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章“劳动权”中专门强调和重申了劳动法第十三条的精神，并且还进一步深化到“男女同工同酬”。但是不难发现，除了有关性别歧视以外，年龄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户籍歧视等早已超出了劳动法第十二条和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的规定。这些歧视内容没有单行法律法规令行禁止。此外，在司法过程中，各地法院对就业歧视案件的认识不一致，有的法院甚至将就业歧视案定性为劳动争议案件，要求当事人必须经过仲裁前置才予立案，而另一个现实情况是，就业歧视案审判过程中，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过重，造成了原告与被告两者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

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和设置最有效的保障机构，立法的内容仅停留在一般的原则性内容上，司法实践中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因而无法确切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权。

（二）大学生参与平等就业的机会不平等

机会平等是人类社会在从身份社会进入契约社会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的革命纲领，是指社会成员在解决如何拥有作为一种资源的机会问题时应遵循的平等原则。机会平等的目的与“状态”有关，指向一种实际状态（地位、权力、财富、声望）的改善，而尤其是指向某些职位，这些职位通常是一般人所艳羡并且有限的，因而这种改善常常并不止是要达到平均线，而是要超出平均线，甚至力求最大值，即要求“最佳”而不只是“基本”，就此而言，要求“机会平等”就常常不是要状态平等，而宁可说是要状态不平等。大学生就业类似这种情况。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歧视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发达地区、发达城市或者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行业。这些地区、城市或行业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并不能总是向应聘者传达一个信息——任何职务对每一个人都不是封闭的，都没有任何涉及性别、年龄、户籍或者专业的限制，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达到。因此，不平等就业就出现了。如果我们人为抹除那些在社会上强加的、在社会中实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专断区分，自然差异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大学生在呼吁机会平等的同时，由于自然差异仍然存在，最终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工具、资源或能力。尽管如此，社会仍然需要为大学生创立机会平等的就业环境，因为“机会平等”是对制度的要求，这与要求个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完全不同。

（三）大学生参与平等就业的结果不平等

个人间竞争的结果是人们享有不同程度的地位、收入、权威和各种社会福利。这些方面的平等，则视为结果平等。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的多少、社会权力的大小以及社会声望的高低三个方面。不同职业、职位给就业者带来的经济收入、权力(权威)以及声望存在显著差别。在就业过程中，由于存在各种歧视，导致大学生选择的收入、地位和权威上的实质不平等。但现实是，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这些用人单位的基本福利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大学生在这样的组织中就享受不到这样的基本保障。如果地位、收入、权威和各种社会福利等不同结果是自由获得的，是依靠努力挣来的，在此基础上这是正当的。但是人心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有大学生提出，政府是否可以采取一些强制的政策性措施，规定相关单位招收受保护群体的比例或名额。但是，在任命个人的职位时是不能做这样的规定的。一位教授或一个医生或一个公务员要通过能力测试，看是否适合其岗位，而不是用所谓的“群体代表性”或“群体比例”。如果必须适用一定的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必须是能力，而不是代表性。简单说，努力减少结果的不同意味着一些人的自由被限制或被牺牲，以便使其他人跟他们更为平等。

二、解决大学生平等就业问题的对策

大学生不平等就业可能导致人们丧失投资教育的信心，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要实现大学生平等就业，提出破解大学生不平等就业的对策，首先要搞清楚大学生平等就业的至高诉求——大学生就业领域的公平原则，其次明确在减少差异或抑制它们的不当影响时政府的角色。

（一）大学生就业领域的公平原则

平等没有一个普遍原则，不同领域的问题适用不同原则。就大学生平等就业问题而言，约翰·罗尔斯提出的差异原则可能更为适合。罗尔斯提出了一种最低限度最大化标准，这种标准力图保证，所有人都将得到最低限度的一份。他相信个人会将自由选择这种安排，因为他们希望将彻底失败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所以他们愿意选择跟最低风险相一致的“最大值”。这样，罗尔斯得出了建立在最低限度最大化基础上的“差异原则”。若必须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那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它们必须是：(1)为了社会最弱势成员所期待的最大利益(差异原则)；(2)它们必须附属于在机会公正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职务和位置（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在操作过程中，公平机会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要求那些有着类似能力和志向的人也应当有类似的生活机会，有类似的期望和成就前景，有类似的手段和资源去达到他们所向往的职务和地位，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参考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予以“数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

（二）促进大学生平等就业时的政府角色

努力让大学生实现平等就业必然导致由行政机构确定差异程度和补偿程度。这样做也许常常含有武断和强制的成分，但仍然有公平公正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确定，就大学生平等就业而言，我们求助于差异原则。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该借鉴世界的积极经验，同时既不放弃法律原则也不放弃社会干预。

1.借鉴世界的积极经验

就业领域的不平等问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等也存在类似问题。但是这些国家在实现就业和其他方面的平等权方面有很多积极的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制定和完善了反就业歧视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以及反就业歧视最有力的措施——反就业歧视诉讼。我们把视线转向世界，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仿效他国所建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更不是照搬他国的法制制度，我们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

2.制定平等就业的政策与法制

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存在的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各种歧视性政策问题，改革的重点应当清理不合理的规定，消除政策壁垒，尤其是消除针对大学生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同时，取消目前实行的多部门行政管理体制，回归大学毕业生普通劳动者身份，实行统一的劳动就业政策和就业管理体制。针对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法律内容有待完善以及司法救济不力的问题，国家应从立法的角度积极努力，制定和完善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内容，为大学生平等就业提供有力保证。

3.规范用人单位的招工行为

政府应率先垂范，依法规范招工行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清理目前在公务员招聘中各种歧视条款，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招募与甄选过程中不搞歧视，积极促进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实现。同时，政府应该划清自主招工与平等就业之间的界限，加强劳动监管，加大监察力度，强化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

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渴望公平，人们普遍认为生命具有同等价值，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应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不管收入和地位如何。因此，大学生在任何性质的组织就业都应当享受国家法定的福利，包括各种社会保险。当前，政府应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工作，加快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大覆盖面，使非正规就业的大学生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同时政府应减少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促进大学生实现平等就业，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何怀宏.托克维尔对现代性的概括:平等[EB/OL](2011-05-20),.

[3]李雄.论平等就业权[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8博士学位论文.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2001第25卷,第19页.

[5]李雄,邓满.我国大学毕业生平等就业保障研究[J].理论导刊,2010.5

[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上卷),60.

[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68.

篇9

关键词：失地农民；问题；补偿；保障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用途越来越广，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农民失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也是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重大难题。本文通过概述失地农民问题，分析失地农民问题成因，找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以维护我国社会稳定，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一、失地农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整体

“失地农民”一词是现阶段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农村型向城市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新词汇。据专家测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4000万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2010年关于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险条例》的提案，指出，失地农民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数量迅速扩大。据预测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达1亿人以上。[1]

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占用土地的过程中理应成为土地的最大受益者，但事实上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大部分被剥夺。据陈锡文专家在2003年估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最少蒙受了2万亿元损失。[2]更有甚者，部分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不容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二、失地农民问题成因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最后的一道生活安全保障。而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导致当代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风险系数极大提高，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就失地农民而言，就业率低；就政府而言，安置方法不到位；就国家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一）就业率低。

失地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缺乏非农就业技能，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多数失地农民由于缺少技术专长，常常是上岗又下岗，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部分失地农民处境艰难。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3]

（二）安置方法不到位。

我国目前主要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是货币补偿方式，货币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补偿费只有3万元。而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的一个提案曾指出：被征用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仅占5%至10%。[4]而在这5%—10%中，也往往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定不清，农民实际只获得了极少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补偿标准明显过低，农民得到的补偿费用极为有限，再加上我国农村保障制度严重缺失，失地农民一旦把有限的补偿安置费用完，而又找不到就业门路，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就目前而言，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还不具备把所有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均纳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条件。失地农民一方面担心失去农民身份既有的利益，例如，农村医保、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政策；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能享受城镇市民待遇，例如不能享有与城镇市民一样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

三、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

加强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力

首先，根据职业素质、就业状况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培训，以提高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做好职业技能培训或转岗培训的指导工作。其次，一方面根据失地农民不同的年龄阶段和文化层次，有针对性地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来提高他们市场就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工作需求，开展多层次培训。最后，根据不同培训对象的接受程度和个人爱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根据本人意愿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有针对性的开展农科知识培训、经营知识培训、技能知识培训等。对有一定经营头脑和经济实力的人员进行创业培训，鼓励他们办厂、开店，并对招用失地农民就业的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在税费优惠、资金支持上享受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待遇。劳动保障部门要及时提供职业供求信息，使各种培训与社会对各类职业工种的需要相对接。 完善执法监督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一、加强科学决策和立法，明确监管责任，尽快研究制定并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条例》、《社会保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条文。

二、杜绝借公共利益之名行经营牟利之实。一方面，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相关权益，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为防止舞弊行为，把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否有效解决，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建立财务公开、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另一方面，规范征地程序，履行征地告知、落实听证程序，切实保障农民征地前的知情权和咨询权、征地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征地后的受益权和监督权。

三、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结合农民现状和未来生活需要，逐渐形成灵活的补偿标准调整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无地农民基本生活，建立适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去农民吃、住、薪柴甚至水电基本都不花钱，农民失去土地后，则要考虑这些基本生活开支。针对此，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了解并准确把握当地失地农民情况，对家中有老弱病残的困难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金。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相对较大，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最低生活标准可以存在差异，但国家投入重点要放到经济欠发达地区。

建立形式多样的医疗保障制度，结合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形成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投入、共担风险的运行机制。例如，为失地农民建立相应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以政府资金为主，集体资金为辅，并引导周边企业、慈善机构及个人等方面的捐助，使政府和民间相结合以保障失地农民医疗基金的充实。建立专门的医疗救助小组，一方面定期宣传科学的医疗卫生知识，唤醒人们预防疾病的意识，另一方面了解当地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为应急突发疾病的防治做好铺垫。在地区条件允许和农民自愿的情况下，将土地补偿费中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失地农民的大病医疗保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建立渠道丰富的养老保障制度，一方面，政府和村集体负责一部分资金，用作养老保险基金投入到养老服务事业；另一方面，采取个人缴费的方法来充实个人养老账户，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的待遇与缴费多少直接挂钩，缴费水平可以较低但应有一个最低标准，并鼓励多缴。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要实现农村的和谐、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千方百计保护好农民的权益。失地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本身，还有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相关联的权利和利益。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事关我国社会稳定，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要高度重视，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朱磊．政协委员呼吁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N]．法制日报，2011-03-10.

[2]雷寰．北京市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3]中国网.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00万 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

[EB/OL].china.com.cn/news/local/2011-03/09/content_22092950.htm

篇10

语文 教师权威 消解 迷失 重塑

何谓教师权威？国内有学者认为，教师权威是指“国家社会赋予的教育权力及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凭借个人因素所形成的使学生自愿服从与自觉接受并影响和改变学生心理和行为的一种巨大影响力”[1]。美国学者R・克利弗顿和L・罗伯特认为教师权威决定于制度性与个人因素两方面。教师的制度性权威包括法定权威和传统权威，由制度性因素形成；而教师的个人权威则包括知识权威和感召权威，由个人因素形成。[2]

一、语文教师权威的消解

随着教学理论的不断更新，教师权威逐渐开始消解。纵观众多影响因素，不难发现对话教学理念对教师权威消解的重要性，可以说，它使语文教师在法定权威、传统权威、知识权威以及感召权威方面都明显被削弱。

1.语文教师法定权威的消解

法定权威是教师因合法合理的社会制度（包括教育法规、章程、条例等）而获得的权威。对于权威树立，制度起着重大作用，教师权威也是如此。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相当一段时间，我国的学校教育都十分重视教师的制度权威，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将这种权威绝对化、集中化。它反映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师主体性，而学生常被看作材料来加以雕刻塑造。如此师生关系极其不融洽，矛盾无处不在，一旦教师权威运用过度，师生冲突在所难免。对话教育主张教学是师生展开对话的过程，强调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教师要放低姿态，积极与学生交流、讨论，允许学生发表见解与质疑，与他人分享观点。可见，对话教育时代教师的法定权威已被逐渐消解。

2.语文教师传统权威的消解

传统权威，是指在长期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权威。在传统教育中，人们常说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以及“师道尊严”等便是社会赋予教师无上的权威。然而，对话教育强调多元开放的教学，主张师生都是民主平等的主体，要求教师不能再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而是要将学生看成是发展形成中的人，要在课堂上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这种理念对教师传统权威的消解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学生渐渐意识到其实教师也只是一位普通的公民，也会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奔波，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3.语文教师知识权威的消解

知识权威，是指教师由教育教学方面的知识而获得的权威。教师的这种权威是基于现代客观主义知识观之上。即认为知识是外在于人而普遍存在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是稳定的、价值中立的，同时也是封闭的，是可以被人掌握且能够进行传授的。正如英国教育社会学家麦克・杨所说：“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教师在知识传递的环境中具有最大限度的控制权和检测权。”[3]对话教育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解释，是内在于人的认识过程之中，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建构性和可质疑性等特征。这种知识观承认学生个体知识在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和合理存在，强调教学过程中学生个体知识的参与，知识学习不再是教师主导下的单一的认知活动，而是通过教师与学生各自知识的相遇和互动来不断促进学生个体知识的生长。传统教学中教师绝对的知识权威被消解了。

4.语文教师感召权威的消解

感召权威，是教师因其自身的人格、情感、品德、教育教学技能、言语表达等个人魅力而获得的使学生自觉自愿服从的感召力。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必然更多是以“作为教师的人”而不是“作为人的教师”出现。即他们通常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这也就决定了教师在价值观与世界观方面要向学生做出示范。较之以前，价值观相对单一，具有较好人格魅力的教师很容易获得学生的信服，进而拥有着较高的感召权威。然而，随着对话时代的到来，人类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界限，道德、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与思想意识除了社会所倡导的主流外还存在一些非主流。面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的碰撞，新时期的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能自主地进行选择。如此一来，教师的感召权威也难逃被消解的命运。

二、语文教师权威的迷失

在遭受责难和被消解的情况下，人们对教师权威这个词开始望而生畏避而不谈。问题被束之高阁，但并不意味着已被解决，对待教师权威，教师处于自我迷失状态，要么因为别人的口诛笔伐而放弃权威，要么唯恐失去而牢牢抓住权威。

1.不充分的教师权威

（1）教师在文本解析中的放任

对话教育强调语文阅读教学中要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有些语文教师课堂上一味让学生自读文本，不敢对文本进行分析，甚至学生对文本理解出现严重偏差时也不纠正，唯恐被冠以“不尊重学生独特体验”的帽子。如有位教师上《皇帝的新装》，学生自读完课文后，师生展开对话。教师问“文章中谁值得我们学习？”有学生表示骗子值得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骗子是一种“义骗”，他们只骗皇帝和大臣，而且骗的方法很巧妙，是“巧骗”。面对这样的回答，教师表示：“孩子敢讲真话，值得学习；骗子进行‘义骗’‘巧骗’也值得学习”[4]。对于这样一个存在明显偏差的理解，教师不予否定，没有发挥教师在文本解析方面的权威作用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价值虚无与多元价值对话，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2）教师在课堂调控中的缺位

有些教师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放弃了课堂上必要的教师权威，一味迁就学生，成了学生的“自然仆人”，使课堂偏离了语文教学的轨道。如某教师在教《塞翁失马》时，对于学生提出的“塞翁丢失的马是公还是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设计方案，就此问题与学生开展起探究性的对话活动。“马应该是公的，因为只有公马才具有这样的号召力。”“马应该是母的，只有母马才有这么大的诱惑力使得那么多马跟着它。”……学生们的发言五花八门，后来差不多一节课就在师生这样的讨论中过去了。[5]

（3）教师课堂评价的违心与偏失

教师的课堂评价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客观的，应该有分析与评判，对于学生正确或接近正确的回答要引导其找出证据，完善其表达，提升其价值；对学生不正确的回答，在肯定其主动性与勇气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然而，有些语文教师因害怕影响学生参与对话的积极性，或害怕影响课堂的“顺利进行”，对学生进行课堂评价无论回答如何，统统用“好好好、是是是”加以判决，对学生的不同意见用“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来评判。其实，对于学生而言，他们除了喜欢听到肯定的话语外，更渴望得到情感的交融和思想的碰撞。教师这种违心的、蜻蜓点水式的评价不仅不能激发学生参与对话的热情，反而使对话教学只能在浅层的表面上打转。

2.不合理的教师权威

有些教师抱着“只要教育者有理由提出要求，学生就必须立即服从”[6]的观点，似乎教师权威就意味着教师凌驾于学生之上，学生必须服从教师。这些教师将权威等同于权力，奉行“权力至上主义”，以自我为中心，注重自我感受，将威风发挥得淋漓尽致，追求所谓功利的“最大化”和行为的“效率”。他们不能从内心深处去关爱儿童，不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会抑制甚至伤害儿童。诚然，权威是拥有权力的，权威者行使权力必须依据教育中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教师一旦超出这些规则的范围而滥施权威，就滑向了权力主义，其表现出来的教条、粗暴无疑会对儿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教师权威的重塑

教师自我权威的迷失给当下的语文教学带来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滑。“没有权威就没有正常的国民教育”，教师权威是教育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与保障。对话教育时代加强教师权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制度与个人因素影响着教师的权威，制度从外在方面形成了教师的法理权威，而个人因素从内在方面形成了教师的专业权威。因此，对话教学理念下教师权威的重塑可以通过法理权威与专业权威的构建来实现。

1.法理权威的重塑路径

教师法理权威的重塑首先应打破传统的建构模式，在学校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将单向度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建构一种动态的法理权威。如此一来，学校和社会的应然使命得以充分发挥，再结合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等，切实保证了教师权威的合法性。这种通过社会授权建构的法理权威，在制度与社会信任度的基础上，使教师地位及其职业属性更加明晰，从而免去了外界因素对教师职业的干扰和侵犯。

其次，需要逐步缩小学生与教师间因制度性原因而产生的身份与地位的差距，减少学生对教师的“畏惧感”，要重视教师作为既定文化化身的价值，确保其以法定的角色来传递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传递主流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引导学生的社会化发展。

最后，还应通过立法形式从制度层面确保教师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待遇，通过完善相应的保障体制，让教师在工作及生活方面都能无所顾忌。同时，要借助媒体为提高教师地位及其职业影响做好“尊师重教”宣传，使教师能在良好环境中树立其形式权威，确保其权威价值能在日常的学校生活实践中得以体现。

2.专业权威的重塑路径

教师专业权威的构建首先需要教师调整心态，逐渐实现自身的角色转换与定位。对话教育时代，教师权威的削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师必须要理性看待权威，避免因噎废食放弃权威或害怕失去而陷入权力主义；必须要正视自己与学生的关系，自觉维护学生权益；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努力使自己从传统社会文化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传递者，由学校教育教学的实施者转变为研究者，由学生全面学习的监督者转变为引导者。

其次，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强化专业影响力。教师权威运行离不开其专业素养。一个教师要想使自己具有较高的权威影响力，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必不可少。因此，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成为不断探求的实践者；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各种知识，成为学识渊博的复合型教师；要逐渐提升自己的各种能力，成为本领过硬的教学型名师；要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方式，成为新式教学的领路者。

最后，教师要提升人格魅力，增强道德感召力。尼采说：“要提高别人，自己必须是崇高的。”夏尊也曾说：“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对教师权威而言，专业的知识与教学技能固然重要，但人格魅力更为重要。因为人格魅力是一股强大的教育力量，它能够激励学生学业的发展，陶冶学生的情感，升华学生的道德。因此，教师要尊重、关心学生，加强与学生的交流；要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客观看待学生和自身的过错；要拥有良好的品行仪表，保持耐心；要以身作则，遵守规章制度；要拓宽自身的兴趣爱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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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卞良.我国中学教师权威面临的挑战欲重塑.教学与管理，2012（5）.

[2] [英]马丁.论权威.罗述勇，译.国外社会科学，1987（2）.

[3]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4] 孙绍振.语文教学中教师的主体性问题――兼评教师“首席”论.语文建设，2005（12）.

[5] 伍明华.消解迷失重构――论对话教学理念下的语文教师权威.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