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市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料市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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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毕业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以下简称答辩老师)和撰写毕业论文的学员面对面的，由答辩老师就论文提出有关问题，让学生当面回答。它有“问”有“答”，还可以有“辩”。

答辩是辩论的一种形式，辩论按进行形式不同，分为竞赛式辩论，对话式辩论和问答式辩论。答辩就是问答式辩论的简称。与竞赛式辩论相比，论文答辩有以下几个特点：

1．答辩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首先，人数不对等。毕业论文答辩组成的双方人数是不平等，参加答辩会的一方是撰写论文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另一方是由教师或有关专家组成的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人数有3人或3人以上。一般地说，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始终是处在主动的、审查的地位上，而论文作者则始终处在被动的、被审查的地位上，并且双方的知识、阅历、资历、经验都方面都相差悬殊。

2．答辩委员会具有双重身份。竞赛式辩论除了参加辩论的双方外，还设有专门的裁判，即有个“第三者”对辩论双方的高下是非作出评判。而论文答辩虽然也要作出评判，但它不是由特设的裁判员来评判，而是由参加答辩会的一方——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对另一方即论文作者的论文和答辩情况作出评价。可见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答辩老师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既是辩论员，又是裁判员。

3．毕业论文作者的答辩准备，范围广泛。为了顺利通过答辩，毕业论文作者在答辩前先需要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题目是由参加答辩会的一方——答辩老师根据另一方提供的论文拟就的，所要答辩的题目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一般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并且答辩小组拟就的题目对另一方——论文的作者事先是保密的，到答辩会上才亮出来。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让学员即论文作者独立准备一段时间(一般是半小时以内)后再当场回答；另一种情况是不给学员准备时间，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学员就要当即作出回答。因此，虽然在举行论文答辩会以前，学员．也要为参加答辩会作准备，但难以针对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因为事先不知道)作准备，只能就自己所写的论文及有关的问题作广泛的思考和准备。(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二节详细讨论)

4．表达方式以问答为主，以辩论为辅。论文答辩一般是以问答的形式进行，由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问题，论文作者作出回答。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作者与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观点相左的情况，这时也会而且也应该辩论。但从总体上说，论文答辩是以问答的形式为主，以不同观点的辩论为辅。

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

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对于组织者——校方，和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是不同的。

校方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简单说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论述到的论题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

第一，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是高等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一。一般说来，从学员所提交的论文中，已能大致反映出各个学员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细说，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深不下去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员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

第二，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二。通过论文，虽然也可以看出学员已掌握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考查学员掌握知识的深广度，而是考查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锻炼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学员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会上，答辩小组成员把论文中有阐述不清楚、不祥细、不完备、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让作者当场作出回答，从而就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

第三，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独立完成即检验毕业论文的真实性是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三。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但它不像考试、考查那样，在老师严格监视下完成，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一般为一个学期)内完成，难免会有少数不自觉的学生会投机取巧，采取各种手段作弊。尤其是像电大、函大等开放性大学，学员面广、量大、人多、组织松散、素质参差不齐，很难消除捉刀、抄袭剽窃等不正之风的出现。指导教师固然要严格把关，可是在一个教师要指导多个学员的不同题目，不同范围论文的情况下对作假舞弊，很难做到没有疏漏。而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有三名以上教师组成，鉴别论文真的能力就更强些，而且在答辩会上还可通过提问与答辩来暴露作弊者，从而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

对于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来说，答辩的目的是通过，按时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学员要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就必须了解上述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然后有针对性的作好准备，继续对论文中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究，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树料搞准确，把有关的基本理论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彻底弄懂弄通。

三、毕业论文答辩的意义

通过答辩固然是大学毕业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如果大学毕业生们对答辩的认识只是局限在这一点上，其态度就会是消极、应付性的。只有充分认识毕业论文答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才会以积极的姿态，满腔热忱地投入列毕业论文答辩的准备工作中去，满怀信心地出现在答辩会上，以最佳的心境和状态参与答辩，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水平。

第一，毕业论文答辩是一个增长知识，交流信息的过程。为了参加答辩，学员在答辩前就要积极准备，对自己所写文章的所有部分，尤其是本论部分和结论部分作进一步的推敲，仔细审查文章对基本观点的论证是否充分、有无疑点、谬误、片面或模韧不清的地方。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就要继续收集与此有关的各种资料，作好弥补和解说的准备。这种准备的过程本身就是积累知识、增长知识的过程。再说，在答辩中，答辩小组成员也会就论文中的某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样，学员又可以从答辩教师中获得新的知识。当然，如果学员的论文有独创性见解或在答辩中提供最新的新鲜材料，也会使答辩老师得到启迪。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如果我们彼此交换想法，本来各自只有一个想法，而现在大家都有几个想法，因此一加一就等于四了。”

第二，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生全面展示自己的勇气、雄心、才能、智慧、风度和口才的最佳时机之一。毕业论文答辩会是众多大学生——包括已走上工作岗位的电大、函大学生——从未经历过的场面，不少人因此而胆怯，缺乏自信心。其实毕业论文答辩将是大学生们在即将跨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关键时刻全面展示自己的素质和才能的良好时机。而且毕业论文答辩情况的好坏，对于国民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影响的不仅仅是毕业论文的成绩，而且还很可能影响工作分配的去向。人生能有几回搏?毕业论文答辩就是大学生们的一次重要拼搏。大学生们应该用自己的拼搏，为今后自己的发展奠定基础，为组织上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据。对于在职学习的函大、电大毕业生来说，虽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来改变工作岗位的机会较少，但它也是人生中二次难得的经历，一次最宝贵的体验。所以，大学毕业生们对毕业论文答辩不能敷衍塞责、马虎从事，更不可轻易放弃。

第三，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生们向答辩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学习、请求指导的好机会。毕业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是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专业水平的教师和专家组成，它们在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一般是本论文中涉及的本学科学术问题范围内带有基本性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论文作者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却又是论文中没有阐述周全、论述清楚、分析详尽的问题，也就是文章中的薄弱环节和作者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通过提问和指点，就可以了解自己撰写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研究其他问题时的参考。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还可以直接请求指点。总之，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不论作者是否能当场作出正确、系统的回答，都是对作者一次很好的帮助和指导。

第四，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毕业生们学习、锻炼辩论艺术的一次良机。在当今社会，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能言善辩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一个人如果掌握了高超的辩论技巧，具有雄辩的口才，他在事业上，在人际交往中就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逢凶化吉、遇难呈样。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那些胸怀大志的人，都非常重视辩论素质的训练和培养，把拥有精湛的辩论艺术视为其事业成功的得力臂膀。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能言善辩更是竞争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在学校擅长交际、善言能辩的学生要比一个成绩优秀但性格孤僻内向的学生被聘用的机会多，在社会上成就事业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善于辩论，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这么重要，我们的大学生就应抓住每一个学习辩论的机会。毕业论文答辩就是大学毕业生学习、提高辩论技巧和辩论艺术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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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1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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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就业模式创新，外包服务，社会组织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高速发展及竞争的加剧，能否安排其毕业生合理、及时而充分的就业对职业院校的发展和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许多企业出现技术工人大量短缺、技术工人招工难的问题，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中等层次的技能型人才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需求，职业教育仍然需要继续大力发展。另一面，却是许多职业学校学生和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岗位空缺与失业现象并存，凸现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另外，职业院校传统就业模式单一，造成目前初次就业率偏低，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经凸显出来。要解决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就应当充分利用毕业生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对社会岗位需求的适应性，在就业的渠道和模式上进行创新，这已经成为职业院校生存和发展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一、国外职业学校的就业模式与形态变化

1.国外职业学校的就业模式

职业学校学生就业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国外对职业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展开的，微观分析主要涉及职业学生就业力的供给与需求，宏观方面主要围绕是否存在失业、失业存在原因及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等就业失业理论展开研究。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关于职业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积累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根据创造就业机会的不同方式可以把就业模式分为：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荷兰模式。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经济和高新产业的制高点战略弹性市场，结果是美国不缺工作，但是缺钱，主要问题是在实现高就业的同时收入差距急剧拉大。日本模式具有东方文化的某些特征，准终身雇佣制，比较僵化的就业市场，福利较低，就业比较充分。目前荷兰是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荷兰的主要经验是，不用对社会产生巨大动荡的国家福利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来降低失业率，提倡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为关闭企业职工提供优厚的社会保障，反过来，由于社会保障优厚外包服务，大家能够接受低工资增长。上述就业模式为我国缓解就业问题提供了参考，一是具有完善的就业模式，二是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加强对毕业生的技能培训，三是具有健全的创新激励机制。

2.国外就业形态发生的新变化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经研究了美国1965-1984年间的就业结构，发现新增就业机会基本上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并且几乎全都是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从当前世界各国企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规律看, 95%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微型和中小企业平均就业规模9—15人，65%—80%的劳动力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发展中国家每千人20—30个企业，发达国家每千人45—55个企业。新创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基础组织单元。资料显示，包括具有微型和中小企业规模的个体经济, 目前我国每千人只有4至5个企业，大大低于世界各国每千人企业数量水平。因此，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将政府投资、国家创业、劳动者就业的道路，转变成大学生创业，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二、目前我国职业学校的就业模式创新

我国就业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失业高峰形成，理论工作者才逐渐重视了对社会主义劳动就业的研究。传统主流就业方式主要有学校主导型，学生主导型，校企联合型和政府组织型四种模式。本文提出两种就业新模式，即基于外包服务的灵活性就业模式和基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型”就业模式。

（一）基于外包服务的灵活性就业新模式

该模式是指大学毕业生不受雇于任何单位，根据自身专业技能与相关单位建立技术服务关系，接到任务后往往独立完成，以工作量计算并获取报酬。如IT市场的系统集成、软硬件管理服务、房地产及二手车估价咨询经纪、财会审核、保险人、图纸设计、翻译导游等。

1．美国外包产业创造新就业机会

许多跨国公司对“将IT工作外包即是使工作流失”的观点表示反对，如通用电气指出，近10年内公司在美国内的员工规模一直保持稳定。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海外工人更多时候是美国内工人的补充，即使大量低档产品的生产发生在海外，像管理、研发、供应等环节仍留在国内。ITAA提出，从理论上讲，利润增加必然会导致企业购买新设备，建立新实验室，最终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工人工资也会因为业务外包进一步提高。ITAA和劳伦斯·克莱因教授的研究均指出2003年外包为美国创造了9万个净就业岗位，2008年将增加到31.7万个。

2．印度外包产业市场份额巨大

目前，印度是全球离岸IT服务外包市场的最大承担者，占有了80%的份额，2001年其软件出口为60亿美元，2002印度在软件外包市场年是77亿美元。据统计，2004年，印度仅在业务流程外包的收入就达12亿美元，占海外业务流程外包市场的67%。2006年印度占据全球离岸IT服务外包的24.89%，主要服务于美国市场论文格式范文。据麦肯锡公司预计，2011年，印度在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所占份额将达到55 %以上。

迄今为止，印度前四大IT公司均已经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并将印度公司的品牌优势带入中国。如同《世界是平的》所描述的那样，在全球市场大开放的时代趋势之下，以印度模式为代表的外包产业彻底席卷了全球市场。大量工作从高人力成本地区转移到低人力成本地区，同时公司有机会到国际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在这个过程IT项目之外的外包业务量庞大，仅仅将外包与IT相联系的时代己经成为历史。非IT项目，特别是涉及企业咨询管理等传统欧美大型跨国公司特有的业务市场份额，现在正逐步被印度企业蚕食。

3．我国外包产业亟待发展，优势明显

我国具有高级人才丰富、日益完善的高端人才培养机制、众多的科研院所、质量和数量均占有优势的海外留学人员、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质优价廉的人力成本、凭借风险资本而创业的服务外包企业、社会资本进入人才培养体系、我国独有的日韩语言文化优势等九项高级或专门性生产要素，在一般生产要素方面具有大量的质优价廉的职业教育毕业生等优势条件，将会有力地支撑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我国具有优良及低成本的电讯基础设施、巨大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基础、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的运作、优良的通信业基础和相关服务业基础等多方面优势，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持，以及相关产业的互动。

（二）基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型”就业新模式

该模式是指由公共部门及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的满足全社会或是一类社会群体共同需要的服务，具有公众性、公用性和公益性。需要大量的社会力量去积极参与，包括教育培训、公益慈善、福利保障、社会救助等。该模式在发达国家是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我国还只是刚刚起步，因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减少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概率，有利于解决职业学生就业问题，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新型的具有挑战性的就业模式。

1． 我国社会组织具有吸纳就业的潜力

2009年，我国每万人社会组织数量为28.8个外包服务，社会组织就业占非农就业的比重为3.98%，占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为7.23%。这表明我国的社会组织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同时也说明我国社会组织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在宏观经济保持预期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十二五”时期，城镇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在1130万个左右，但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供求总体形势是供给大于需求，供需缺口在1710万人左右，城镇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在社会组织吸纳就业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差距。按动态计算，假设社会组织吸纳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口的比重每年平均增长0.12个百分点，“十二五”期末该指标可达到4.82%，与国际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据此比例和预测的非农就业人员，可以计算出“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吸纳就业的潜力平均为127万人。对比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的供需缺口，社会组织吸纳就业的潜力在弥补城镇就业缺口方面的贡献平均在7.9%左右。可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确实是我国促进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2．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来创造就业机会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过程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资金的缺乏，因而政府在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吸纳就业时就必须要对社会组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政府投入引导社会资金的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多层次的社会服务事业发展模式，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模式。从国内外经验来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国外已经成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国内却很少。尽管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政府已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就整体而言，政府购买服务仍然是零星个案。因而，目前可以考虑从国家和各级政府对有关民生、农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节能环保、灾后重建拨款中明确划出部分资金去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由社会组织去组织完成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需求。通过加大利用政府公共资金的使用，解决目前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瓶颈，有了充足资金支持的社会组织自身在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能够充分提高在社会组织部门工作的就业人员工资福利待遇，能够吸引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社会组织部门就业。

3． 社会组织吸纳职业学校学生就业的政策制度创新

在促进社会组织吸纳更多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职业学校学生就业过程中，政府也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法制化管理。因而，国家应该加快对社会组织的立法，减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阻碍因素，把在社会组织部门就业的人员纳入国家正常社保体系当中。建立国家、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共同缴纳支付的社保基金制度，解决职业教育毕业生到社会组织部门就业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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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国义.社会组织开创大学生创业就业新局面[N].组织人事报 2009-12-29.

篇4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根据《2006年中国铁路运输市场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交通运输企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种运输方式发展迅猛。铁路交通运输虽然运量逐年增长，但市场份额却逐年下降，铁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部门中，铁路运输的发展呈现滞后状态。这种状况与“铁路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部门，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的地位不相适应，有些地区的线路甚至无法支撑运输需求的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发展滞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存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铁路对于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先导性的带动作用。德国和美国是发达国家的后来者，它们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来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对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铁路进行高投入，从而带动和支持了其它产业的大幅度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分析当前铁路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铁路行业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本论文所探讨的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即是基于此而做出的一份努力。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就我国而言，国家铁路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就会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由于铁路运输是基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改革实施之前必须要有方向明确、思路清晰的发展战略的指引，才会使改革向预定目标顺利推进。因此论文的主要内容即是围绕“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和战略方案如何拟定和设计”而展开，也就是说要从理论和方法上论证为铁路运输行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吸取国外铁路变革经验的基础上，适合中国铁路自己的国情和路情的。

论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是对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归结其原因，提出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加快铁路运输现代化进程的观点；然后指出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最后在借鉴国外铁路运输改革实践和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对国家铁路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的设计。

二、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已有127年的历史。与计算机、通讯、生物等高新技术行业相比，它是个传统行业。进入21世纪，世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正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转变。世界发达国家铁路较高的起点上，以全新的方式，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升级，使铁路这个传统行业展现了全新的面貌。中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建设起步并不晚，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铁路实行“政企合一”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国家宏观计划经济的整体基础相适应，也与铁路当时自身经营的环境与条件相适应。当时我国经济技术落后，资金资源严重短缺，不可能优先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要求较高的航空和公路运输，适合中国国情、运价低廉的铁路运输因而长期处于垄断优势地位，没有面临生存竞争方面的任何挑战。

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铁路运输行业随之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运能短缺上。运能短缺一方面是铁路物质基础相当薄弱的基本情况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对客货运输的巨大需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铁路运能短缺的问题不可避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增速，铁路运能短缺的严重后果一览无余。全社会爆发出来的巨大货运需求压向铁路，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石油、棉花、粮食、煤炭、磷矿石等重要原材料运输严重受阻，影响东部地区电力供应缺口加大，迫使不少工厂半停产运行。因铁路发展不足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使铁路素有“瓶颈”之称，国家因此而损失巨大。

同时，对局部区域铁路客运列车而言，一方面有些落后地区根本就没有开通铁路交通运输，如湖北恩施州；另一方面普遍超员严重，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客运的全面紧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铁路运输行业存在运能短缺问题的原因分析

铁路交通运输的运能短缺问题除运力基础与运输需求矛盾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主要是：

1、就认识根源而言，关键在于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普遍薄弱。人们并未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先行这种根本道理,为保障宏观经济高效率、高效益运行所必需的交通富裕度的观念薄弱,甚至视超常紧张为正常。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缺乏，根植于我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及计划经济环境之中。环境封闭、交通不便与运输需求被抑制的长期存在，使人们很难超越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去观察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大生产、大流通必然面对的诸多问题。

2、就经济根源而言，关键在于不发达经济的长期存在。百事待举而资金严重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之一。人们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很自然地会选择将资金投向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加工工业及其他产业，而对虽然社会收益广泛，影响久远，但周期长、收益慢、直接效益低的铁路等基础产业，则往往被置于忽视地位，从而忽视“社会成本”与“直接生产成本”间的协调均衡。而这一协调均衡，又恰恰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整体财力有限，所以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改变铁路的现状。

三、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经过近十几年市场经济导向改革，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所依存的经济环境和基础，已发生了深刻变革，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必须注意两个基本前提。

（一）将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放在优先考虑的战略位置

行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战略发展模式。行业生命周期分为开始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铁路是夕阳产业，已处于行业发展的衰退期，其实无论从我国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考察、还是从西方铁路复苏的国际比较考察、抑或是从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铁路都是需要大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它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从我国铁路运能短缺这一基本事实判断，铁路运输行业处在行业的成长期，应加大发展力度，以尽快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从节约资源兼顾环境保护的角度考察，公路和航空运输耗费石油巨大，土地资源日益锐减。相反，我国可转化为电能的煤炭和水利资源丰富，因此，占地较少、对环境影响甚微的铁路运输，特别是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运输，应成为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战略重点。世界铁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而我国的铁路运输行业现处于行业的成长上升期，由此决定了制定的行业发展战略应保证其优先得到发展。

（二）依行业市场化趋势制定行业发展战略规划

在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市场化的表现在于：①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铁路货物运输需求主体单一的格局己不复存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决定了多元化的运输需求主体，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产生了灵活多样的运输需求，使铁路运输的经营环境向市场化转变；②同一时期，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运行所必备的各种生产要素，如钢材、水泥、木材和柴油等，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总格局中，也日益市场化，使铁路运输生产的供给主要求助于市场，推动其经营成本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升降；③铁路运输市场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交通运输市场的激烈竞争，铁路运输行业开始留意研究公路、水路、管道和航空运输的动态和规律，从以前的市场垄断走向市场竞争。

以上情况说明，铁路运输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两大领域，均已受到市场机制的制约和支配：铁路运输在交通运输市场上已不再处于以前的绝对垄断地位。随着时间的延续，铁路运输向深度市场化方向的发展趋势己不可避免。对铁路行业而言,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其适合公众需求的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制定其行业发展战略。

四、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设计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要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50%，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分析基本前提和借鉴国外铁路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和路情出发，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方案可作如下描绘和勾勒。

（一）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步骤选择

1、实现运输主业和辅业的分离

根据2005年底铁道部的统计数据，中国铁路现在职工人数有228.41万，其中运输主业职工152.68万人，非运输主业职工队伍较庞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铁路行业所没有的现象。铁路办社会，大而全，势必制约铁路运输主业的发展。铁路系统中的社会公共部门，如公检法、医院和学校等社会性、事业性单位应剥离出铁路系统，这些单位可以说都与铁路运输没有直接关系，长期“捆绑”在一起将导致运输主业专业优势不突出，竞争能力低下。

另外还应剥离铁路系统中的辅助产业，即工业、建筑、工程、通信和物资五大公司和若干勘测设计院，还与国家邮电网并存的铁路通信网等。机务段、车辆段、车务段和工务段等运输主业中的“多种经营”也应被剔除。这些部门或多经产业虽说与铁路运输相关，但由于没有实行分账独立核算，产业属性不同，容易导致职责不清，扯皮推委。

2、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是一百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资产组织形式，既可以迅速聚集社会资本，又可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铁路行业在完成主辅业分离的前提下，选择业内的优质资产，即盈利能力强、管理效率高的资产，结合主干线、客运专线和城际客运铁路等项目建设，寻求境内外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可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3、通过上市融资

实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拓宽融资渠道，解决铁路建设资金主要依赖于铁路建设基金的收取与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借贷而成的长期性的极度短缺问题。其它渠道资金的进入为铁路加快建设速度和更大程度扩展规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帮助铁路部门引进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建立新机制。而其他渠道资金的筹集主要是通过公司上市来解决的。

相比客运而言，货运业务彼此独立性较强，更容易把市场前景较好的优良资产单独剥离出去进行公司化改制；而且，货运的国际市场开放程度高，可以更好地吸收地方政府、社会和国际投资。因此，应按照先货运后客运的次序推动股份制改造成功的企业上市融资。

（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措施选择

1、积极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建设基金

在我国,制约铁路交通运输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是资金问题。美国铁路建设之所以能在1887年一年中铺轨2万多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迅速吸收国内外的投资资金。我国的资本市场虽不发达，但却具备了吸收投资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国大陆性地理特征条件，决定了铁路还远未达到发展的极限且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集装箱、冷冻冷藏、行包快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货运业务正在成为铁路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商业性开发、建设和经营之后必将达到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除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进行股本融资这一方式外，可以选择的方式还有直接债务融资、利用国际贷款以及融资租赁等。

2、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现代企业规范制改革

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还需要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有效激励、严格约束、责权利相统一的法人治理机构。对于具备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改制企业，可以直接改制为国有股占49%以下，民营资本持股51%以上的非国有法人控股的法人实体；那些暂时生存能力还比较弱的改制企业，可保持国有股占51%至75%的国有法人的控股地位，但仍应强调产权明晰、独立核算、面向市场、自负盈亏；实在无力经营的可以选择破产清算或者出售。铁路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因而转向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不再干预铁路运输企业具体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当前的主要任务应是：落实铁路运输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资产经营责任制；实现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事企分开和减员增效，组建客运公司及专业货运公司，为实现运输专业化打下良好基础。

3、积极推进铁路行业技术引进开发，提高行业服务质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产业进步的最终驱动力是科学技术，包括与之相适宜的管理技术，员工和资金都因科学技术的光明前景而重新优化组合，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生产力。这种技术效应是不可阻挡也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可谓顺之者盛，逆之者衰。我国铁路系统经过近年来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铁路技术的开发应用呈现出加速追赶的趋势。当前的工作重点是高速铁路系统技术开发及建设；铁路行车安全技术保障系统开发；重型优质钢轨及新型轨枕制造；编组站自动化、装卸作业机械化及货场设备制造；铁路客货运信息系统开发等。

为顺利实现铁路运输行业的战略目标，铁路运输系统干部和职工必须转变工作是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思想，树立铁路运输行业具有服务性特别强、同时竞争性也特别强的观念，此外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演练来更新自己的服务知识和技能。为此需要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对现有的铁路系统干部和职工进行全新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培训，使之在新的工作环境下各司其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注重和其他运输行业的协调配合，创建交通运输大领域的“共赢”格局

在我国五大运输行业之间不仅存在着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而且还存在着因各自优劣势相异而需要协调配合的实际可能。因此就可能会出现两种结局：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恶性竞争是不突出和强化自己的运输专业优势，不讲究服务的质量和方式，而是拼命压低运输价格，大打价格战，最后落得个共败共伤的结局，既浪费了经济资源，又造成了社会效益的损失；良性竞争与此刚好相反，五大运输行业坚守各自的目标市场，运输价格不下降或略微上扬，在运输服务的质量和方式上下足功夫，靠服务和技术创新来赢得市场，这样的竞争方式不仅合理配置了经济资源，而且创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

预计随着市场发育得越来越完善，市场机制作用的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交通运输领域的行业结构将趋向发达完善，通过且只能通过良性竞争而必然形成“共赢”格局。届时，处于独立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铁路运输行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国民经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结论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问题既是一个严肃的实践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因为通过中国铁路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中外铁路行业的对比分析，很容易得出铁路运输行业物质基础薄弱的结论，发现存在着运能短缺的问题.而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是：铁路运输行业如何在技术飞速进步、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条件下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是个内涵丰富、政策性和实践都很强的课题。囿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学识水平，论文只是粗线条地对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作了整体上的勾画和描述，还远远没有深入、细致和全面地揭示事物本身所蕴含的特征和规律，因此论文的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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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晓莺，梁成谷.2005年全国铁路各项运输指标再创历史新高[J].铁道货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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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原始实物交换条件下的交换比例的决定法则，它必然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商品价格决定和变动相抵触.斯密歌锐地觉察到了这个矛盾，但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李嘉图同样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却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普通适用性，结果留下了被论敌攻击的口实.马克思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的矛盾.

1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两个矛盾

1. 1劳动价值论同等t资本获取等t利润之间，的矛盾

李嘉图在《原理》一书《论价值》章的第4，5两节中举了个例子.假定资本家A投资了5000镑，全部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现雇佣10。个工人生产谷物，假定利润率为1000，则年终谷物的相对价值为5500镑，即工资5000镑，利润500镑.另假定资本家B同样投资5000镑，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雇佣100个工人制造机器.年终机器的相对价值和谷物一样，都是5500镑.

第二年，A把谷物卖掉后继续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出来的谷物价值和上年度一样，仍为5500镑.假定B在第二年利用第一年生产出来的机器，即投入固定资本为5500镑的机器，然后再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布匹.假定机器不磨损，即没有旧价值的转移，则布匹的相对价值为6050镑，其中5500磅是100个工人的工资5000镑加上这笔资本的利润500镑之和，这和谷物的情况一样.除此之外，还有550镑则是5500镑固定资本(机器)按10%的利润率计算所应得的利润.

在这里李嘉图写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每年在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量虽然恰好相等，但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却会由于各人使用的固定资本或积累劳动量不等而会不相等.”这个论断显然和他所坚持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仅仅把它看作是价值决定的一种例外.

由这个矛盾引起的一个争论是“耗费等量劳动生产的葡萄酒，为什么窖藏时间长的陈葡萄酒会比没有窖藏的新葡萄酒有更大的价值"?

1. 2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

商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构成.其中V + M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工人所得工资为V.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新创造的价值应与工人所得(工资)相等，V+M= V，此式显然不成立，除非剩余价值为0，但剩余价值是不可能为0的.矛盾产生了.

2李嘉图学说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论战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围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的结局是鼎盛一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价值论走向衰败和解体.论战的发起者是马尔萨斯.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中指出:“李嘉图所说的例外，是指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间由彼此各别的商品，这类商品为数之多，使得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这种例外反倒成为了法则”.马尔萨斯还指出:“李嘉图的理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只有在不使用资本从而不存在资本利润的‘文明’以前的社会中，才是适用的”.

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都是李嘉图的忠实门徒和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他们把李嘉图学说看成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力图通过解释和注释来维护李嘉图学说体系.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解决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他们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理论的解释实际上使得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同时也标志着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瓦解.

2. 1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这场争论的中心本来是李嘉图学说体系中存在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值决定的矛盾，但却被片面化为对新旧葡萄酒的价格问题的解释.穆勒认为，在新酒窖藏的时间内，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即直接劳动已经结束，而用手所生产的工具间接去做的劳动即积蓄劳动仍然在进行.他还认为，直接劳动和积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在生产陈葡萄酒的过程中，当人的直接劳动结束后，生产葡萄酒时耗费的全部资本在葡萄酒窖藏期间仍在劳动，因此葡萄酒的价值仍在增加.

对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矛盾，穆勒认为，商品是由劳动和资本共同生产的，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商品的所有者，商品的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另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了得到生活资料，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属于工人的那部分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普通商品之间的交换.至于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的大小，则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这里，穆勒完全棍淆了劳动和劳动力.

2. 2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麦克库洛赫是通过歪曲劳动的规定性来解释第一个矛盾.他说:“有充分理由把劳动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动物、机器还是自然力量完成的”.他后来又把这个说法修改为:“只有人占有的畜力和自然力量能够劳动和创造价值”.他依此解释说，陈葡萄酒的价值增值完全是由自然力量在酒桶内较长时间劳动的结果.因而，陈酒所包含的劳动量要比新酒所包含的劳动量大很多.

针对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矛盾，麦克库洛赫是这样解释的:价值区分为“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实际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而交换价值是以它与其他商品或劳动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或商品量来表示的.劳动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普通商品.所以在市场上，商品和商品的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劳动和资本也是等价交换的，这样就没有利润产生了.但是，利润实际上是存在的.麦克库洛赫又解释到: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是在供求均衡时才会一致，现实中他们往往是不一致的.交换价值总是大于实际价值，二者差额就是利润.麦克库洛赫在同李嘉图的反对者马尔萨斯的论战中实际上完全背叛了李嘉图，而是站到了马尔萨斯的阵营里，因为正是马尔萨斯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说成是少数劳动和多量劳动的交换，来否认劳动价值论，并将利润归结为来自流通.

2. 3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88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要求那些污蔑马克思“副窃”的“经济学家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对这个问题，在以后的10年间，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释，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直到1894年《资本论》第3卷问世，才以生产价格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其实，在《资本论》第1卷定稿前，马克思就已经最终完成了生产价格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构成包括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的价值(C)、可变资本的价值(V)和剩余价值(M).用公式来表示，就是:W=C+V+M.其中C+V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也叫做成本价格(用K来表示).于是，原来的公式W=C+V+M，现在可以表示为W=K+M.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既有部门内部的竞争，又有各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和部门利润率.在此基础上，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必然引起资本在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使各部门不同的利润率转化成全社会一般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按照平均利润率归资本家占有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就是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之和.李嘉图的例子清楚的证明了价值(C+V-+M)转化为生产价格(C+V+P).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商品市场价格就不再是以商品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了，只是作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生产价格的形成依然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价格的变化最终取决于价值的变化和部门之间的竞争状况.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按照他们的价值或接近于他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那种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只能按价值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也只是在较大范围内按社会价值进行交换;只有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关系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形成了自由竞争的环境，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才能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价值才能转化为生产价格.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科学的解决了劳动价值论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证明了生产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具体形式，两者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

新、陈葡萄酒由于窖藏时期不同，即资本周转时期不同而具有不等的利润，在资本流动较慢的情况下，由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而陈葡萄酒的生产价格会超过其自身的价值，会超过新葡萄酒的生产价格.马克思的理论从实质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3马克思:劳动和劳动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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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新形势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教学体系中存在诸多问题，无法满足市场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文章从课程体系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教学体系建设的措施，提高教学的有效性，突出自己的教学特色，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日益发展的金融业不仅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在不断上升，而且对金融人才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果出现：一方面，国内许多金融机构面临金融专业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有相当一批金融学专业毕业却面临就业压力，就业形势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难以满足金融部门的需要。

而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其教学体系息息相关，教学体系的优劣会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好坏。影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体系问题突出，主要体现为，在金融学教学中，盲目采用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培养模式，没有过多考虑自身的教学条件及环境、师资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足，没有很好体现出其办学目标和突出地方院校的特色，在金融人才培养上脱离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作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为培养人才特色，提高学生就业的竞争力，服务地方经济金融，那么，如何改革其教学体系就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金融学本科专业教学体系的现状

（一）课程体系设置缺陷

专业课设置缺乏系统性考虑，课程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与协调，教材的选择无统一规划而是由任课教师个人选择教材。过分强调金融专业基础理论教学，偏重于宏观金融的教学，微观金融课程和实务性课程相对不足。这样不仅容易造成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完整，而且由于课程的理论较多，导致人才培养上仍然延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的知识传授方法。这种只注重于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不足的教学方式，忽视了金融学专业的实用知识技能的教学，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结果，脱离了地方本科院校金融本科专业培养应用性金融人才的目标。

（二）课程内容少而陈旧

专业知识和教学内容陈旧，缺乏丰富性和新颖性，且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充实滞后于金融业务的发展，很难适应新时代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教师上课参考书籍少，一般一门课一本书，教师上课内容涉及面窄，学生掌握的知识浅浮。

专业选修课设置较少，往往不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设置，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不能充分反映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

（三）教学方法单一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落后，主要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很少运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模拟教学和实际调研等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能力、个性和素质的培养。同时，考核方式仍以死记硬背的“记忆性”考核为主，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

（四）教学设施不足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教育经费紧张，金融专业教学的硬、软件设施建设往往无能顾及，实验室建设与实践基地建设严重滞后，教学设施差，不仅不能顺利地开展模拟教学，而且不能进行产学研结合。

同时，由于自身知名度不大，很难与校外的金融机构签署了实习、实训基地协议，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五）师资队伍建设重视不够

教师是教学的主体，也是培养能力的决定因素，而要培养出应用型金融人才，就必须要有一支应用型的教学团队。而新建本科院校中金融学专业教师一部分从硕士或博士毕业后直接走上教学岗位，另一部分来源于升本前的教师，其自身缺乏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经验。师资队伍建设不足表现为：（1）金融专业师资队伍的结构欠缺，如教师们的知识结构、学缘结构、学历结构和层次结构等不完善；（2）金融专业师资力量不强，如不少教金融学的教师是非金融专业出身的，导致教师本身对金融学研究不深；（3）教师任课随意性大，上课课程跨度宽，教师自己对所任课程钻研不够；（4）缺乏“双师型”教师。

二、基于应用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教学体系设计

（一）以行业为导向合理构建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教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课程体系，应本着基础知识以够用为度，注重实践教学，以满足行业需要的原则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并能及时调整课程体系。

1.对于课程的总体设计应该是基础适度，强化实践课程

基础理论课程的内容深度、学时比例以够用为度。专业课程要能够根据行业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最新趋势进行及时调整，以缩小行业技能需要与学校教学之间的差距。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数，使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在内容上与行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突出实用知识技能的教学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课程设置要体现层次性、系统性，突出应用性

在公共基础课中，要强化培养学生的外语和计算机能力，并要求学生掌握或了解相关的金融软件，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国际化、电子化、信息化的发展。公共选修课既要体现专业的延伸性和学科的交叉性，又要注重与学生就业的相关性。例如为提高学生的沟通谈判能力可开设金融公关、银行营销等课程使学生处理金融业务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

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要强化专业方向，突出前沿性。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在课程的内容安排上，应紧跟未来经济、金融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及时增加新的内容，开设新的专业课程，以保证教学内容的适用性。合理调整宏、微观金融课程比例，增加培养学生的市场分析能力、投资理财能力和业务操作技能的课程。专业选修课可根据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方向，采用“模块化”的方式设置。加强课堂外教学内容建设，例如对现实经济、金融热点问题，可邀请金融业的专家、学者做专题讲座。

实践课程体系设置要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为出发点，可分为课程专项基本操作训练、专业综合能力训练和实习等部分。

（二）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

以传统的“以教室为场地、以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模式已不适应金融业发展需要，要想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创新多元化教学手段和开放型的教学环境，使教学方法由传授知识型转变为培养能力型，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的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引入不同的教学形式，如理论课较强的专业课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教学手段，以增强课堂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学以致用的能力。对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证券投资学、金融期货实务、外汇交易等金融投资课程）可采取模拟教学手段，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熟练运用多种专业软件工具开展金融统计分析和预测，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为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可采用任务教学和项目教学。例如教师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教研项目，根据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布置特定的实践调研活动。采用任务教学和项目教学法，教师要有计划地及时给予指导。同时，要激励、支持学生的创意，鼓励学生主持科研项目。

（三）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要体现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重，不仅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使他们具备适用的金融业务技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多角度、多渠道地实现教学内容的整合，使得教学内容立足课本，又不局限于课本。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要注重衔接性与实用性，体现时效性与针对性，即要紧随金融业的发展，及时把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引入教学内容。

做好教材建设规划，精心选用优秀教材，完善教材信息跟踪与评价机制，逐步完成与课程配套的教材、参考教材、实验指导书、题库等资料的建设，从源头上保证教学内容的质量和效果。健全考评机制，规范教学行为，调动老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培养造就一支治学严谨、结构合理，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教学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是完善教学体系的基础。

1.根据专业发展的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启动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公开招聘高学历优秀人才、鼓励教师进修、访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等方式，优化教师结构，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

2.建立教学科研专项基金，鼓励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科研活动，申报重点科研课题。以科研促进教学，提升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3.通过与地方金融业及其他相关行业横向交流的途径，鼓励教师到金融机构或相关企业从事项目研究或进行挂职锻炼，提高年轻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同时可聘请地方金融机构或企业实践能力强的专家或技术骨干为兼职教师，开展实务、实训和专题讲座。

4.加大教学团队的培养力度，整合教师力量，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的梯队建设。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结构优化，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奉献和创新精神的教学团队，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五）加强教学设施建设

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建设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业务的模拟操作实验室，及配置相应的模拟实验软件，用于教学、科研、实践教学。同时，争取与地方金融机构和公司企业建立密切联系，通过签署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实现资源共享。

三、结论

改善金融专业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有助于其教学体系的建设，可有效促进金融学专业学生操作技能、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但是，建立一套能使教学目标与行业对金融人才需求相一致的教学体系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过程，需要新建地方院校、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和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不断的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史瑛.从金融产业发展看高校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J].新乡学院学报，2009(05).

[2]刘明显.地方性财经院校金融学教学改革探讨[J].市场论坛，2008(10).

[3]于长福，奚道同，郭强.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商业经济，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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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机构;运营;困境与对策

根据河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结果显示，2010年保定市常住人口为1119.44万人，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为90.8万人，占保定市总人口的8.11%，比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65岁以上老人达到7%）高1.11个百分点。[1]保定市民政局对于保定市老龄人口做出推算，预计到2015年保定市老年人口人数将达到187.91万人，占总人口的15.52%。本文以保定市养老机构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法、调查法等方法对保定市养老机构运营的规模及分布、服务水平、护理人员等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建议，有利于保定市养老机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为养老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保定市养老机构发展现状

1.1养老机构发展规模

目前，保定市共有101家养老机构，其中市区40家，各县（市、区）共61家，床位总数将近11000张。[2]从已知床位数的养老机构的床位的数量上来看（见图表1），床位数为0-99张的养老机构数量居多，100-299张床位的养老机构位居其次，而300张床位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则凤毛麟角。

图表1 不同床位数的养老机构数量单位：个

1.2养老机构分布情况

从图表2保定市养老机构分布图可以看出，保定市养老机构城乡发展差异悬殊，养老机构多集中在市区，而县乡养老机构数量较少。保定市市区区养老机构数量居多，多达40所，占全市养老机构的40.6%，而保定市的各县养老机构数量最多为9所，大部分地区的养老机构数量仅为1～3所，保定市市区与周边各县养老机构的发展严重失衡。此外，在保定市市区的40所养老机构中床位数200张床位及其以上的占全市的69.2%，而保定市县级的养老机构中200张及其以上的仅有4所，占县级养老机构数目的6.6%，由此可见，城乡养老机构分布差异悬殊。

图表2 保定市养老机构分布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养老网网站http：//.cn/baoding整理

1.3养老机构运行模式

目前，保定市养老机构运行模式基本上分为公办公营、公办民营、民办民营以及民办公助四种。

公办公营运营模式是指养老机构由政府或集体投资建设，机构所有权和运营权统一归政府或集体所有，通过财政支出投资公办养老机构的养老场所的建设及其内部养老设施的建设、采购和维护，其人员招聘管制则是通过招聘专业公务人员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而公办民营养老机构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养老场所，并提供养老设施设备，将经营工作委托或外包给企业组织，由企业组织对养老机构进行运营管理操作。

民办民营养老机构亦称私办私营，其特点是有私人投资兴办，机构所有权和运营权都归私人所有。本文所指的民办养老机构是指有举办者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营利性质的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行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经营，自负盈亏，收费远远超出大部分老人的消费水平。民办公助模式则是指养老机构的投资运营均由社会力量负责，政府对机构给予一定的物质和资金支持。

正是由于多种模式的存在，导致目前保定缺乏统一的硬件设施标准、人员专业标准、收费标准等标准化管理。优越的养老环境床位紧缺，价格昂贵;环境一般或较差的养老机构则鲜有人寻，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保定市养老服务的水平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2.保定市养老机构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2.1养老机构规模有限

养老机构呈现规模有限的特点的主要原因是资金投入需求大，养老机构的资金投入需求大，周期性长，收益缓慢，保定市养老机构中大部分民办养老机构由于资金不足而无力够买商品房或自己建房，只能租赁场地，而租赁的场地内部建筑设计缺乏专业规范，也没有较为宽阔的活动场地和相关的健身器材，在人员配备上也缺乏专业型人才，造成多数民办养老机构面积小，设施设备缺乏，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从而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2.2养老机构地域分布不均

保定市养老机构多集中在市区，由于土地区域价格不同，中心城区成本较高，相对而言郊区的成本则较低，自然郊区的养老机构发展成本低，床位发展会远远超出它的市场需求，然而地域陌生与交通不便使老人不愿去郊区养老，郊区发展受到限制，造成郊区床位空置率高。养老机构的分布不均还体现在城乡发展上，从图表2的养老机构分布图可以看出，保定市市区区养老机构数量居多，而保定市的各县养老机构数量较少，大部分县的养老机构数量仅为1～3所，保定市市区与周边各县养老机构的发展严重失衡。

2.3养老机构发展水平较低

保定市养老机构发展缓慢，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养老机构的服务功能单一。目前，保底市养老机构主要以供养型养老机构为主，养护型和医护型养老机构则较少，难以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不同需求。此外，保定市养老机构普遍不具备医疗设施条件，缺乏基本的娱乐设施，对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求并未给予重视，养老机构的服务发展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及子女的要求。

其二，养老护理人才匮乏。保定市养老机构中的护理人员存在年龄普遍偏大，基础弱，专业技能差等问题。大部分护理人员是下岗职工经过短期培训，或采用“以老带新”的方式上岗，这也就导致了护理人员经验不足，专业知识能力低。再加上护理工作本身的收入低、压力大、社会地位低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护理人员的人员缺乏、流动性大等问题，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养老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

3.解决保定市养老机构发展困境的对策和建议

3.1强化政府宏观管理，完善并落实配套政策的实施

政府应准确对自身在促进养老机构发展过程中进行定位，积极引导、鼓励并支持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养老机构的准入政策、规模、场所及硬件设施标准、人员专业标准等进行规范。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养老服务机构的补贴力度，制定配套的优惠政策，加强监督机制，保障各项优惠政策得以落实。此外，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养老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鼓励和扶持对培训机构对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学校、企业和政府合作，培训应用型的专业养老护理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及能力，以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专业化建设。

3.2统一合理规划

在养老服务发展社会化的过程中，应该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管理。养老机构认知度不高以及入住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不同机构之间信息不共享，机构之间缺乏沟通交流所造成。为此，政府应将养老服务机构特别是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纳入本地区的规划中，对养老机构的布局及其规模做出合理科学的安排。同时，利用最新科学技术，实现养老机构联网以确保养老机构之间的信息流通顺畅，同时，加大对养老机构的宣传力度，提升养老机构在群众间的认可度与知名度。

3.3鼓励市场力量参与

政府要适当放宽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登记注册管理程序，简化养老机构申报程序，鼓励市场力量参与，降低准入门槛。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免多重管理体制的制约，增加民办养老机构的自主性，对于民办养老机构的准入规定要更加灵活多样，并切合当前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需要和现实，鼓励市场准入。

养老机构要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要转变不适合新形势的观念。养老机构除了要承担原有的社会责任外，同时还要发现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在发展中讲求效益，尽可能提高养老机构的利润。在运营上对内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和降低服务成本，对外实施品牌战略、拓展经营项目，形成规模化效应，提高自身经营利润，吸引更多的市场力量参与到养老机构的发展中。在新的经营理念的引导下，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才能使保定市养老机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1410075032）。

参考文献：

[1] 李超、成新轩.《城市老年人养老需求现状调查――以保定市为例》[J].市场论坛，2012年，第02期：13-14页

[2] 李世杰、李林、李笑非.《保定市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研究》[N].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6月，第14卷第2期：1-4页

[3] 李云凤.《公办民营式养老机构运营模式研究―以北京市H老年公寓为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论文

[4] 穆光宗.《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与对策》[N].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1卷第2期：31-38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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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流浪乞讨群体于当代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贫困及资源配置失衡；流动失范造成生存状况恶劣；边缘地位遭受多重剥夺，边缘人格强化了乞讨心理；家庭贫困成员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救助机制不完善。解决大量充斥社会生活中的流浪乞讨现象，应先从建立和完善政策制度的层面入手，即：确立身份认定标准，向流浪乞讨群体提供分类分层救助；整合全社会的力量，科学区分救助政策相关者的救助责任。

自2003年8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1982年颁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一转变，表明了救助方式从管制发展成了管理，提倡的是对弱势人群的服务；也表明了现代救助规范逐步形成从遣送发展到救助，提倡的是对弱势人群的帮助与扶持。这以后，收容遣送站改变为救助管理站，流动人口中的街头流浪者将被当作需要救助的群体，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控制转向了社会治理。无疑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落实，也为我国最终将要形成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政策体系准备了条件。

一、当代中国流浪乞讨群体的形成原因

当代中国流浪乞讨群体的成因复杂而多元，贫困、资源配置失衡是造成流浪乞讨的原生原因；流动失范是造成流动过程中生存状况恶化并逐步趋向流浪乞讨的重要原因；而农民人口流动政策、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流落街头的弱势人口社会救助政策不完善，是加速流浪乞讨群体形成的客观原因。这些综合性原因决定了当代中国流浪乞讨群体构成的多层级，而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贫困及资源配置失衡

据研究资料显示，收入低下、土地资源及多种经济成分匮乏造成的贫困，是流浪乞讨群体大范围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个群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低收入和绝对收入低。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2003年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与低收入人口两者相加为90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1%。截止到2004年，我国有261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由人均纯收入637元调整为668元，低收入标准由882元调整为924元），当年人均纯收入在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占50.2%。入不敷出的生活水平必然促使相当一部分人加入向外流动并行乞的队伍。2.土地资源匮乏，非农产业低下。在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稀缺一直都是影响农村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的难题。土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通常又都是以单一的农业经济为主，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比例较低的地区。农民纯收入低下，生活相对贫困，这是导致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3.工商业薄弱，剩余劳动力外流。外流人口多的地区，通常也是流浪乞讨人口输出数量多的地区，原因就在于城市工商业和城乡民营企业不发达，第三产业薄弱，无法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由于自身素质等原因往往不能适应发达城市工作与生活的要求，成为向城市流动过程中的贫困者。流浪乞讨群体的产生和这种社会流动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4.劳动力能力状况不足。农村劳动力能力状况包括劳动力状态、人力资源状态、劳动力资源配置状况、生产工具状况四个方面。中西部地区在这四个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具体表现为：家庭成员劳动力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开发程度低，半文盲、文盲比例高；劳动力资源配置单一，主要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缺乏先进的劳动工具，生产力落后。5.外部、内部发展条件恶劣的双重挤压。即：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人口产生强烈的外流动机；不顾个人年龄、身体、技能等情况的盲目外流很容易使他们陷入赤贫状态；人地矛盾加剧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现象；劳动力价值没有保障，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使他们失去了发展的前途和基础，进一步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而无力自拔。于是，流浪乞讨就成为最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方式。

（二）流动失范造成生存状况恶劣

农民在流向城市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陷入贫困状态甚至成为流浪乞讨者，部分是因流动失范造成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传统与新价值观冲突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称为“失范”。“失范”理论对社会、心理、文化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的文化结构理论从目标与手段的角度，提出在社会与文化结构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社会认可的目标；一是达到目标所运用的符合社会规范的手段。如果目标与手段在社会结构中不被认可，失范便产生了。具体到关于农民的“流动失范”问题上，其含义是指农民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个人素质、个人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城市生活信息、城市生活支持系统均有不足，从而使“生活目标”与“实现目标手段”之间出现不平衡，导致找不到工作、失业、生活资源缺乏、生存状态恶劣、信仰迷茫、越轨行为等，属于“常态流动”秩序的“失范”。

（三）边缘地位遭受多重剥夺，边缘人格强化了乞讨心理

“边缘”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边缘地位”；一是“边缘人格”。形成流浪乞讨群体边缘化的问题可以从以下这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成群体，如农村贫困人口、身患重病人口、部分处于流动地位的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就是处于边缘地位。特别是流动中的农民工，无论职业稳定性、经济收入还是基本生活保障，都处在“被城市生活忽视”的边缘地位，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收入不高、克扣工资、无疾病劳动保障、找不到工作、失业等如影随形。那些生存能力更弱的人被抛离城市生活的轨道之外，乞讨常被他们当作一种非正规的职业而采纳。目前很多大城市中的乞丐增长较快，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稳定的赚钱“职业”。其次，由于流浪乞讨群体属于绝对被剥夺群体，他们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内心充满着矛盾、冲突、无奈甚至扭曲，向往过好日子却常常遭遇唾弃，不甘心底层生活又无法从边缘向上回流，对美好生活憧憬而整天灰头土脸，没有钱却对比他有钱的人不屑一顾，想过体面生活而对一切约束怀有敌意，这就导致当代流浪乞讨群体经常表现出一种并不反社会，但也不健康并伴有诡异、无序迁徙、无视社会规则、越轨等边缘人格特征。流浪乞讨人员的这种边缘人格的发生机制与其生成人群长期被远离、被排斥、被忽视、被遗忘有关。

（四）家庭贫困成员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救助机制不完善

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导致的流浪乞讨现象，既有客观原因，如人口抚养负担沉重、经济状况低下、承担家庭变化的能力脆弱等；也有主观原因，如家长教育不当，青少年出走甚至流浪街头；还有的属于主客观原因兼有，如家庭矛盾导致出走，浪迹天涯或者乞讨度日。但在我国，目前与流浪乞讨现象相关的保障政策救助机制还远未完善，具体可以归结为：农村人口流动政策、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导致许多农村流动人口因流动而贫困，无业和无生存保障的流动人口成为职业流浪乞讨的生成源；现有的救助站模式不足以解决流浪乞讨问题；救助政策体现了救急救难，没有体现“救穷”，难以从根源上解决流浪乞讨现象；对流浪乞讨人员界定的涵盖面不够宽泛，使许多职业流浪者成为无法救助，也无法管理的人群。救助政策不完善，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不力，那么流浪乞讨群体在现代大量生成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二、完善当代中国流浪乞讨群体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议

在中国慈善文化历史的演变中，个体贫困论和社会推恩论始终受到普遍的认同并流传至今：个人无颜向政府诉求，社会往往将救助区分大小，大则救，小则弃；重则急救，轻则缓救，乃至不救，逐渐演绎为临时性为主、定期定量为辅的社会救助特征。在这种救助文化下，处于特殊地位的流浪乞讨人员基本难以获得物质帮助。而解决大量充斥社会生活中的流浪乞讨现象，无疑要先从建立和完善政策制度的层面入手。在我国，完善当代流浪乞讨群体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确立身份认定标准，向流浪乞讨群体提供分类分层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是社会弱势群体，属于社会救助对象。但是不能给予笼统式救助，要锁定不同对象，提供不同救助项目，特别应该依照这一思路设计出分类分层的救助项目：

1.补救性救助。补救性救助是指为贫困、疾病流浪乞讨者、短期流浪乞讨者、部分反复流浪乞讨者提供小额救助金等资金援助。救助金额要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被偷盗骗”、“投亲不遇”等原因的被救助者，提供免费食宿和往返路费；另一种是针对贫病流浪乞讨者、短期流浪乞讨者、部分反复流浪乞讨者，提供小额救助金等资金援助形式，促使他们积累最基本的生存资金、资本，救其危机，解其困难。2.开发式救助。开发式救助指为除疾病流浪者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劳动、学习机会等，通过心理、行为、能力、劳动态度的适应性调整，达到人力资源再开发。3.有限救助，是指对自觉选择并执意流浪乞讨生活的反复流浪乞讨者、越轨流浪乞讨者实行维持基本生存的低救助，同时提供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对乞讨行为进行一定限制，促使其承担行为责任。4.安置劳动救助，即对部分越轨流浪乞讨人员提供集中安置，让他们参加劳动。这既是一种有目的的劳动力迁移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干预方法。通过劳动让他们积累资金，也促使他们形成新的行为模式，缓解他们对流浪乞讨生活的依赖。5.全面收养，这是针对精神疾病、流浪儿童的一项救助内容。关于精神疾病流浪者的收容，关键是要建立精神疾病医院、社区医疗站、家庭三者之间的联系制度，以及争取政府资金援助。对于流浪儿童要实行收养与教养相结合。6.治安管理，即要将救助和社会治安管理结合起来，对挟持儿童和其他人进行乞讨的丐帮头目实施打击，缩小打击面，增强打击力度，对那些跟随者起到惩戒作用，以阻止他们向违法行乞方向发展。

（二）整合全社会的力量，科学区分救助政策相关者的救助责任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但不同政策相关者在整个救助体系中的责任应各有侧重：

1.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物质救助。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政策是政府最应该做也是最能做好的事。针对流浪乞讨现象的社会政策需要全面规划，如流浪乞讨救助原则、小额救助金政策、乞丐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治安管理和执法裁量并重政策、职业乞丐集中教养政策等。在政府救助中，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工作应各有侧重：流出地政府侧重扶贫、资金援助与早期干预等；流入地政府侧重制订全面的救助计划——详细而全面的救助计划是对分类、分层救助的细化，以防止流浪乞讨现象深度蔓延。2.机构提供照顾性、预防性救助管理。“照顾”是指直接的物质支持和生活服务，“预防”是通过管理、劝导等方法预防流浪乞讨现象蔓延。目前救助管理站提供的是普遍的过渡性初级管理和诊断。“普遍救助”是指救助不能设标准，为入站的人提供衣食住行等“初级照顾”，体现每一个公民遭遇困难时都有权利享受物质帮助的国家福利原则。但当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时，政府也应该提供街头照顾，避免“强行收容”现象再现。民政部及下设各省市民政部门要建立联合管理机构，将救助站、财政、公安、城管、卫生等相关机构联合起来，常设机构放在救助管理站，对城市救助管理工作进行政策支持、问题综合分析和协调管理。3.社区提供整合资源的支持性救助。在我国，社区组织一直比较独特，兼有“民间自治”和“官方角色”两种背景，这一组织特征决定了社区在救助工作中的最大功能是将政府、市场、机构、企业、市民各种资源进行链接整合，形成功能各异的救助网络体系，比如社区劝导系统、救助信息采集系统、志愿者服务系统、生存保护系统等。信息采集和集中提供生存物质照顾，是最适合社区做的工作。社区志愿者对行乞方式、集中地点、特殊行为、团体活动等案例进行信息收集管理，将为决策和管理提供第一手资料。国际救助工作的良性发展，往往是从社区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开始的，他们的支持对唤起乞丐的社会情感、自我认知、行为自觉都必不可少。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发送救济物资与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只会造成更深的“依赖文化”。4.公民接纳并参与救助。任何救助制度的实施，都需要公众的接纳、善待，并提供合适的、理性的救助。流入地市民的救助态度可直接或间接地改变流浪乞讨者的生活，要倡导良好的救助价值观，如生命关怀、真情抚慰、劝告引导等。公民良好的接纳态度，能唤起人的道德感，也是救助制度完善的表现。

注释：

①宁丽飞：《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路线图》，市场论坛，2005年第7期。

篇9

关键词 资本弱化 财务结构 企业所得税 反避税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资本弱化是指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现象。税法角度的资本弱化是指关联公司基于税收差异，以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收为目的，以债权融融资替代股权融资的一种税务安排。随着跨国企业大量使用资本弱化税务筹划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对资本弱化进行规制的税收规则在各国相继承出现，并在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的努力下得到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从此，跨国企业在我国资本弱化的税务安排开始受到约束。

一、资本弱化的界定

资本弱化是一个特定的税务概念，它是从反避税角度提出的，应当从狭义角度理解，不同于一般的高杠杆资本结构，它必须符合以下几个要件：

（一）发生于关联方之间。

与股权投资收益在税后列支不同，债权性投资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具有转移利润的功能，从而可以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内部运作，将利润由高税率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地区，特别是转往避税地，从而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实现企业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所以，集团企业对成员企业资本结构的安排是当前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方法是通过关联交易完成的。资本弱化规则不能发生于独立企业之间，是因为一方企业得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企业受损，这是受损一方企业不可接受的。另外，资本弱化规则一般也不适用于国内关联企业间的债权性投资，是因为企业所得税改革之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企业之间，除了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类型的企业所得税率较低之外，税率水平基本持平，企业之间通过资本弱化规则转移利润并不会改变集团整体税收利益。因此，反资本弱化条款主要适用于跨国企业之间的税收转移问题。

（二）以利润转移为形式。

资本弱化借助于债务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将利润从企业集团的一个成员企业转移给另一个成员企业，为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法提供条件。所以，不以利润转移为手段的“资本弱化”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资本弱化。

（三）以税率差异为前提。

不同国家或地区税率之间存在的差异，是达到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法的前提条件，当所得来源国税率较高时，往往便成为了资本弱化的对象。

（四）以债权投资为对象。

利息所具有的税前列支功能，使其既能够顺利转移利润，又能够有效地规避税收，即所谓的“税盾作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规定，关联债权投资包括关联方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的债权性投资。《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对债权性投资的定义是：“企业直接或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或者需要以其他具有支付利息性质的方式予以补偿的融资”。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弱化所指的债务融资指的是债权投资而不是一般的银行贷款，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因为就我国法律而言，企业之间的融资行为受金融法律和法规的限制，其二，银行所运用的资产负债管理办法也不允许接受贷款的企业保持较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不过也不能排除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对成员企业的信用贷款。

（五）以规避所得来源国法律为目的。

出于一般财务结构安排，如通过负债加大对财务杠杆的利用程度，从而取得财务杠杆利益，降低资本成本，并加大资本结构的弹性，虽然也能够取得税务利益，但是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转移利润，也不是为了刻意规避目标国税法，因而不属于资本弱化条款的调整对象。另外，发生国内关联企业之间的债权性投资，虽然也可会导致集团成员企业的债务比重达到资本弱化的标准，也不属于反资本弱化条款的调整对象。因此，资本弱化的结果表现为在跨国交易中对所得来源国税收权益的损害，这是判定资本弱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六）债务融资超过规定标准。

企业从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接受的债权性资金与企业权益性投资的比例是否超出了规定的标准，是认定资本弱化的关键。规定的标准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7条规定：关联方利息支出包括直接或间接关联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利息担保费、抵押费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费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5条规定，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利息支出应按以下公式计算：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一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其中。标准比例指通知中所规定的比例，具体而言，金融企业的关联债资比例不得超过5：1，其他企业不得超过2：1；关联债资比例指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46条及《实施条例》第119条的规定，企业从其全部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占企业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例。

二、“资本弱化”的诱因

资本弱化直接诱因是各国税法均规定负债的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股息却不得在税前扣除，即所谓的债权优于税权。因此，企业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实现价值最大化。对于资本弱化的经济学解释主要是MM理论，即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美国学者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资本结构与企业市场价值无关的定理，即在不考虑税收的情况下，企业的总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其后，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将公司所得税引入其资本结构理论模型，提出了有公司所得税的MM模型，因负债具有减税作用，因而企业的价值随负债的增加而增加，企业负债率越高越好。当负债达到百分之百时，企业价值最大。也就是说，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破产成本，负债利息在税前支出，因而可以降低综合资本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在存在负债的情况下，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杠杆利得。由此可见，企业可从整体利益出发，增加债务融资、减少权益融资，增加税前扣除，降低税基，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

三、特别纳税调整规则

（一）资本弱化认定标准。

资本弱化规则本质上是对企业负债利息税前扣除的一种税收约束规则。针对关联企业的利息费用扣除问题，有有两个标准：一是资本结构限制，纳税人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其从关联方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例不得超出规定的限额，我国目前规定的标准是2∶1；二是利率限制，纳税人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务资本的利率不得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就是说，关联方不可扣除的利息有两部分，一是超出债务资本限额以上的利息支出，二是债务资本限额内的利息支出中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

（二）标准例解。

假设某居民企业本纳税年度权益资本为1500万元，其中关联方拥有1000万元；债务资本为4000万元，其中关联方拥有2500万元；本年总共支付利息400万元，其中向关联方支付利息150万元；假设向关联企业借款的年利息率为6%，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为4%，那么该公司本年度企业所得税前允许扣除的利息计算如下：关联方债权投资与关联方股权投资之比=2500/1000=2.5/1，超过了资弱化2：1的认定标准，准予扣除利息的债务资本为：1000？=2000万元；关联方贷款利率为6%，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只能按4%扣除。所以，本期所得税前可扣除的利息支出=除关联方之外的利息支出+允许向关联方支付的利息支出=（400-150）+1000？？%=330（万元）。

四、基于反资本弱化的企业财务结构安排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在进行债务安排的时候需要考虑税收因素，尽可以利用杠杆融资，从而节约税务支出，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财务收益。但与此同时，企业在安排资本结构的时候，需要考虑关联方之间的融资为自身带来的税务风险。利用同一集团内部其他成员企业的债务资本，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获得抵税效应，降低集团整体税负的作法并不是税收法律所禁止的，而且利用关联方关系进行融资安排，也有利于发现集团的财务协同效应，是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一致的。但是关联方融资一定要把握好“度”，因为关联方融资与其他关联方交易一样，都是各国税务机关监管的重点。为了防止税务风险，企业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准备充分的资料，以证明与关联方发生债权性投资的合理性，同时也要保证利率的合理性；二是要保证接受的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的比例合理，超出同行业水平的债权性融资很容易被理解为不合理避税。

（作者单位：河南鸿德会计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席连杰.关于企业所得税资本弱化的案例探讨.市场论坛，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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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成败的核心问题之一。单纯依靠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理念意识层面的社会融入，则离不开符号生产者和传播者——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基于符号资本理论，通过对代表性城市媒体报道的文本解析，对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及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符号资本的实际状况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机制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新生代农民工符号资本的赤贫是其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符号障碍”；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有必要通过提供信息平台、正名和扩大话语权等具体的符号救济途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符号资本，消除“符号障碍”，进而促进其融入城市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已成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相关社会学研究主要有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以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为视角，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心理障碍。二是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为视角，注重揭示农民工是否具备融入的社会关系资源。三是以人力资本为视角，关注农民工文化教育水平与融入的关系。四是以社会认同为视角，深入农民工文化心理归属与身份认知，探讨融入的标志和衡量标准，研究围绕身份认同、社区归属感等展开。社会学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注意到了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身份认同的心理危机，试图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层面找到原因。但是，相关研究却忽略了推动身份认同得以实现的象征符号体系在社会权力运作当中的动力机制。不少社会学者笼统地认为大众传媒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人格确立、心理健康、身份认同、城市融入方面很重要（朱力，2005；彭远春，2005；许传新，2007），但未就此展开研究，也没有从社会象征符号生产的视角，研究大众传媒发挥上述促进作用的具体路径。

传播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在笼统、宽泛的弱势/边缘群体（含农民工）范畴内进行。可归纳出三方面研究：一，基于媒介排斥论视角，研究农民工媒介形象及媒体报道，注意到都市媒体的农民工新闻报道对该群体社会身份建构有影响（冯恩大，2004；张慧瑜，2007；李艳红，2006；许向东，2009）。二，农民工媒介话语权和利益表达研究（卫夙瑾，2004；杨敦显，2005；时艳钗，2007），查找农民工失语丧权的原因，侧重媒体应如何维护农民工话语权。上述研究都强调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影响与责任，但对大众传媒如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未有进一步探讨。三，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使用/消费的调查（陶建杰，2003；段京肃，2004），有学者考察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影响（曹晋，2009；丁未、田阡，2009），少数学者论及农民工媒介素养可助其融入城市（陶建杰，2004；冯恩大，2005），但未对该理论假设可行性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总之，传播学界已从媒介形象、话语表达、媒介使用及素养等层面关注到农民工与传媒的关系，并揭示了农民工在现有传媒资源分配中的弱势地位。然而，现有研究没有结合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传媒的“符号生产”是否可能及如何来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概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成败的核心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值、对物质/精神享受要求较高，“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居留城市期待感较强。他们既不能适应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处于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双重危机之中，从而易导致社会仇视心态和人格扭曲，有“游民化”倾向，因此，其社会融入与个人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紧迫、棘手（王春光，2001；唐斌，2002；李培林，2003；符平，2006；杨建华，2008）。传播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关注有待深入，尤其是关于传媒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一具强烈现实意义的课题未得到应有重视。鉴于此，本文立足符号资本理论，试探讨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符号生产及其作用机制。

二、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一）符号资本理论

“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一概念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77)首先提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建构在“场域”概念基础上。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二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在场域中，位置与资本密切联系，资本的多寡决定着行为者的处境。

布迪厄进而提出了四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产生于经济领域，可直接兑换成货币；文化资本涉及通过教育传递的各种正统知识；社会资本由与人们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构成；符号资本则代表个人的荣誉和声望，“是前述任一种资本都可体现出的形式，只要它其中包含的特殊逻辑可以通过各种类别的感知所理解并能认识到它的特殊逻辑”(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8)。是否拥有符号资本，意味着其他资本的存在形式是否得到认可。概括起来，符号资本具有三大功能:

第一，符号资本具备资本的再生产与转换功能。一个人的符号资本来自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的主观认可和主观感知。无论是身体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资本，当“我们通过感知范畴把握这几种资本时，这几种资本呈现的就是符号资本的形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9)。但其他资本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符号资本，依赖于个体持有的其它形式的资本是否及多大程度上被历史性场域中的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感知并认可为是合法的”(王异虹，2009:68-69)。个体拥有的其他资本形式一旦被社会认可，这些资本就能生成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以将声望和名誉附加在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名上的形式，很容易转换回经济资本，或许这是在一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积累形式”(Bourdieu，1977:179)。符号资本和其他资本之间相互转换，并进一步实现各类资本互动式的增值循环，其生产与转换关系如图1所示：

第二，符号资本具有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即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象征权力。拥有符号资本可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欣赏、尊重、敬意等，并进而获得其它服务等(Bourdieu，1990:112-121)。符号资本的运作，是由社会场域建筑的制度和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并以对符号的信息认知方式存在。借助具体的符号，符号资本的象征权力将世界的区分原则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观输入给行动者，并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的身体，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Bourdieu，1989)。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体的权力，包括“已经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体，或等待被建构的群体”（布迪厄，2001:306）。“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建构的权力，一种通过社会动员造成新群体的力量，换言之，符号资本是社会群体权威代言人的权力，它只能作为一种长期性的、制度化的最终结果而获得，即从该群体获得造就群体的力量”（Bourdieu，1989）。借由那些用来指称或描述个人、群体与制度的符号，能够保全或改变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联合与区分、结合与离异、聚合与游离。

第三，符号资本具有合法化效果，它能赋予被认可者以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符号资本涉及到对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Bourdieu，1998:7），从而赋予资本的拥有者以象征地位。在布迪厄看来，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以合法化为基础，而合法化则依赖于符号资本的获取，符号资本是特定场域个体或群体被认可并获取合法性的特殊资本形式。体现符号资本的符号表征体系则是行动者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具备认知、交流和社会区分等相关功能，既是行动者实践的产物，同时也塑造和雕刻行动者的社会身份。

据符号资本理论来推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具体处境。而该群体符号资本的多寡则不仅直接反映其他各类资本的状况，而且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具有符号权力、获得社会合法性。

（二）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

符号（symbol）是对客观实体的表征，具有表达性和象征性。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与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或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实现的 (米德，1992：20)。在传播活动中，媒介所运载的其实是各种符号，受众所接受的也是各种符号。“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邵培仁，2007：59），符号是传播的核心要素，大众传媒的功能之一就是借助符号生产意义、“命名”并书写合法性——“在当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最可能成为完成这些过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这种符号权力）在普遍公认的大众传播扮演的角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N.Faieclough，2004:219 ）。

当代大众传媒制造的符号，“处处以媒介为中介……带进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和时间里”（胡春阳，2005），借助各类符号的“信息……是充满象征标记和身份领地争夺的‘权力场域’”(王建民，2008)。当代传媒对现实生活强大的符号表述力，体现了其进行话语制造和意义再造的“社会建构”能力(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80，194)。麦奎尔总结道：大众传媒是一种权力资源，是获取声望与地位，并对现实生活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途径；它提供经验性、评价性的标准来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并对偏离此体系的行为进行揭示、修正，等等(Denis Mcquail，1994:1)。“大众传媒业作为话语权力的增效器以及话语生产场域的一种……以其自身的场域逻辑进行着这样一种资本转换的活动”(刘文瑾，1999)。因而，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同时是社会各方生产并争夺符号资本的过程。

大众传媒正是借助符号生产机制，“形塑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有力地影响、操纵并变革社会”(Denis Mcquail，1994:1)，“唤起和提高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认同程度”(斯蒂文小约翰，1999:297)，实现了它的社会整合功能。而且这种社会整合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稳固性，它可以进入社会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并且一旦进入就很难更改。正因为大众传媒通过话语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具有推动社会整合、促进人的社会融入的力量，而被比喻为“社会水泥”。

据此推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够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理念层面的社会融入，则需要依靠话语、身份、仪式等表征符号的整合力量才能潜入意识深处。大众传媒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由此，以大众传媒的符号表达为切入口，研究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乃至其中符号资本的生产，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与调查分析

以杭州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现已成为在杭农民工的主体。“杭州市外来求职民工中，34岁以下的占87.31%，而16—24岁的民工占了53.29%”（郭芳、翁浩浩，2009）。因此，选择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相关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的媒体资料来源于浙江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浙江在线”和杭州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杭州网”的相关新闻报道。这两份网络媒体集合了浙江日报集团、杭州日报集团旗下主要报刊媒体的所有新闻资讯内容，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杭州本地主流报刊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关注情况。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新闻报道，剔除不相关内容后，共检索到相关报道114篇。详细如下：在“浙江在线”上，检索到相关报道62篇，时间跨度为2006-2010年；在“杭州网”上，检索到相关报道52篇，时间跨度为2007-2010年。

研究主要运用传播学研究常用的内容分析法，同时结合访谈和调查，解析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表达，进而探讨这一群体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的符号资本问题。

（一）媒体呈现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客观资本匮乏——阻碍符号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为便于分析，根据研究需要将报道内容归为政府举措、犯罪、心理问题、婚恋家庭、理想期望、教育问题、工作求职、经济收入和维权等9大类。据统计，在114篇报道中，九大类内容的出现频次如图2所示：

媒体报道最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求职问题，其次是经济收入状况。通过媒体报道，社会大众可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求职困难、多数从事低端工作、工资报酬低、收入来源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地位上处于社会底层，其经济资本的积累低于城市主流人群。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则是影响他们经济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掌握的知识技能有限，主要为初中毕业，其次是高中和中专教育，很少获得更高学历。

媒体报道还较为集中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期望和心理问题。这两个方面经常联系在一起。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抱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社会地位期望，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对象，希望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仅仅满足温饱。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往往将这一对照引发的极端情绪和行为归为犯罪的基本诱因。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情感孤独问题，婚恋对象难找，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封闭单一，社会资本严重匮乏，但这方面的报道出现频次最低。

综上，媒体报道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说明：这一群体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较匮乏，处于社会弱势地位，难以让城市主流社会认可或承认，这直接影响了其符号资本的转换与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对资本积累的高期望与实际资本的匮乏造成巨大落差，诱发了其一系列心理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群体”，这进一步增加其“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难度，严重阻碍其符号资本的获取。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分配中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其身份地位处于城市社会边缘，无法获得争取社会合法性权利赋予所必须的资本博弈力量。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客观资本匮乏，缺少积累“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基础，难以达到城市主流认可的资本累积高度，很难获得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

（二）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身份污名化——直接减损符号资本

称谓是社会主流对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可的符号表征，其历史变迁可以集中体现这一群体在社会场域当中所获符号资本的微妙变化。大众传媒如何称呼和命名一个群体，表面上体现了主流社会的话语表达对该群体的身份指称，背后却体现着该群体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的大小。

对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称呼，有一个历史变迁过程。上个世纪对农民工普遍带有强烈歧视性质的“盲流”等称谓，自新世纪以来已较鲜见。在当下，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对这一群体的称呼除了“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甚至出现了“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等新鲜称呼。笔者对这一群体的不同称谓在“浙江在线”和 “杭州网”上出现的频次分别进行了检索、统计，结果如下：

比较发现，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每个具体称谓出现频次不一，但各个不同称谓出现频次的差异比例大致相同。媒体对该群体的称谓，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农民工”，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和“新生代农民工”。 而近年来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鲜称谓“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也出现了一定频次，不过这些新鲜称谓出现频次远远低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等称谓。

那么，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是否认可那些高频次出现的称谓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专项课题研究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的称呼并不认同，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农民角色的认同。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搜狐网在线调查则发现，在3920名网友投票中，83.05%的网友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带有歧视性，80.42%的网友投票赞成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理由是制度的平等首先就体现在称谓的平等。笔者对部分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用人单位作过深度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将“农民工”这一称谓普遍视为一种身份歧视，并对此抱有比较强烈的排斥感。

个案1 秦某，女，22岁，高中文化，安徽颍上县人，下沙高教园区服装店营业员：“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是生活在城里的。我们很多老乡都是这样，我们户口还在老家农村，但不打算回去了。想做城里人。我们和城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受国家教育，也都有初中、高中的文凭，为什么我们就非得被叫做农民工？”

个案2 王某，男，21岁，职高文化，河南信阳人，滨江高新技术开发区某工厂技术工人：“我爸、我叔他们都是农民工，他们那一辈人很多都是，他们没读什么书，长年在外拼老命赚钱，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这一代能够成才，不再像他们一样做农民工。我读了12年书，在职业高中学了电工技术，凭技术吃饭，这是靠自己读书读出来的。我现在还在准备自学考试。我是技术工人，还是个读书人。就是不希望自己再像老一辈一样继续当农民工。也不要叫我们什么新生代农民工！”

个案3 靳某，女，34岁，大学文化，浙江余杭人，下沙经济开发区某企业人力资源部职员：“我们厂里招的工人大多数是外地来的年轻人，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居多，农村户口占了大多数。不过我们一般都称他们工人了，没有什么农民工不农民工的这样叫他们的，他们也不喜欢这样被人叫的。反正来厂里干活的都是工人。”

实际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并不认同“农民工”这一强加的命名。污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现实与大众传媒互动的结果。人们广泛持有的共识或常识和意识形态一起决定了传媒的话语选择，传媒话语又对其具有推广、深化和改造的作用（管健、乐国安，2007）。最早提出“污名”(stigma)概念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 Goffman)认为，污名是导致社会歧视的起点，作为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必然导致社会对他们的贬低、疏远和敌视等不公正待遇（Goffman，1963：1）。“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污名标签，令该群体游移于明确的合法身份范畴之外，既不受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工人”/“农民”话语体系的包容，也无法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民”、“公民”等话语体系，成为新旧话语体系共同抛弃的对象。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符号带有歧视意义的原因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农民工群体的符号资本匮乏和符号权力不足。“农民工”这一污名标签，已经直接减损其符号资本，剥夺其身份合法性和支配社会资源的符号权力，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各类客观资本的顺利获取和各类资本的增值转化。由此，他们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保、婚姻等许多方面遭受歧视和区别对待是必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命名方式的抵制和反抗，体现了这一群体的身份意识觉醒以及对符号资本的渴求。

（三）媒体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叙述方式：自我表达匮乏——限制了符号资本的积极获取

“You are what you said”这一西方谚语，形象地说明人的自我表达与其身份的社会认同紧密相连。个体的自我由三个层面组成：自我展示、自我实现和自我的主动表达（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97），因此，“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自主权，不仅需要对自身的行动进行解释，而且还需要对自身作出解释”（Shotter，1996: 103-134）。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面前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有助于了解作为个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公众当中得到自我呈现抑或被遮蔽的程度。基于此，笔者从叙述方式和信息来源两个层面，对“浙江在线”和“杭州网”的11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叙事分析，结果如下：[2]

在“浙江在线”的6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8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54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4所示：

在“杭州网”的5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10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42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5所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媒体近年来的报道已开始逐渐重视引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达，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述远远弱于被他者陈述的主流叙述方式。

进一步考察媒体报道的信息来源是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表达情况的另一路径。在114篇文献中，媒体报道的信息引述来源，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门，其次是权威专家、企业主和用人单位，最后才是农民工。按照信息源对新闻报道进行的分类，如图6所示：

媒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其主要信源本应是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农民工自身，但实际上媒体却更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显然，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运用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来解释。媒体对主流话语的遵从，决定了它的叙事模式往往更容易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等拥有更多符号资本的社会精英群体。

然而，由于媒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叙事更多采用他者陈述并以他者信源为主，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公众进行自我解释的自主权。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自我呈现相当不足，其真实的面貌更易被他者的话语所遮蔽。匮乏表达的自主性，结果就是“失声”或被动的客体化呈现——作为一个被他者呈现的客体对象出现。

福柯认为“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体现的是社会权力网络的整体运作(福柯，2003: 406，417)。大众传媒是不同群体角逐符号权力最重要的话语平台，“拥有信息和话语权力的人可以单方面地生产‘普适性’意义框架，进而将其灌输给其他群体，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统的生产与传播为机制的身份区分逻辑”(王建民，2008)。在大众传媒的话语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呈现受到现有媒体叙事的较大限制，缺乏自主的表达权。由于经常性、普遍性地被他者陈述，其身份符号必然被他者的话语所塑造，从而难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然丧失了谋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号权力。这无疑成为阻碍其获取符号资本的另一重障碍。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媒体报道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客观资本严重匮乏、身份称谓污名化和自主表达权缺失等，充分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严重不足，符号权力明显缺失。换言之，在当前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中，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取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不仅仅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障碍，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符号障碍”(格雷厄姆莫多克，2006:10)，前述弱势地位、污名称谓、非法身份、主体缺失等等都是“符号障碍”的集中体现。

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在教育水平、理想追求等方面具有融入城市社会的更好基础。如何抓住这一群体的资质机遇，阻断“符号资本贫困”的代际传递，消除“符号障碍”带来的社会心理游离现象，进而帮助这一群体尽快融入城市，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共同努力，而大众传媒可以作出独特贡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符号最重要的生产、传播和赋予者，应当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符号救济”，消除其融入城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符号障碍”，改变其符号资本的赤贫状态和符号权力的缺失现象。

（一）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信息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其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资本的不断积累。各类客观资本的提升有助于转化为符号资本并实现各类资本增值。大众传媒首先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客观资本的获取提供信息支持。大众传媒作为信息提供者、传播者，应当尽可能及时、有效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免费提供求职、就业、培训、维权等城市工作、生活所需的各类信息，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提供直接帮助。

同时，大众传媒应进一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力度，着力发挥舆论引导职能，以公众信息和社会共同认知的话语形式为该群体赢得社会公众的积极关注和认可，提升其符号资本，融洽城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这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归属感、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感，推动其成为具有现代特质的城市公民。如媒体对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的追踪报道引发的社会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深切关爱，直接推动农民工获得“加薪”、“减压”等相关待遇。

（二）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正名

去除污名的过程，不单纯是改变称谓的文字修辞策略，更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被社会赋予合法性的过程。“除非一个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来左右公众对另一群体行动的态度，否则污名就很难消除”(管健，2006)。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匮乏客观资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去除污名，这就需要大力依赖符号生产者和传播者——大众传媒的符号选择，赋予被污名对象“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改造”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感知与认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项名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运动，就是在社会与新闻共同推动下，去除语言中因传统承继下来的偏见，以创造一个对特定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群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中性、无歧视的传播与沟通环境。

身份合法化的指称有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新一代城市产业劳动者的主体，他们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力军。大众传媒有责任为他们消除“农民工”这一紧箍咒的符号魔力，确立起新生代产业工人和新生代城市市民的合法形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的主要外在力量，大众传媒应该承担起这一“去污名”的职责，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改用新生代产业工人、新市民、新居民等称呼。“媒体心态与城市主流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刘力、程千，2010)，因此，大众传媒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符号救济”和去污名行为，对城市主流人群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有促进作用。

（三）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赋予话语权

符号资本的获取离不开话语权的获取。新生代农民工要改变自身在传媒话语权角逐中的缺席状态，为自身塑造有尊严的形象与积极正面的社会声誉，必须从被动接受他者的标签转变成为主动的发言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身符号资本，需要借助媒体的话语赋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被动的、沉默的接受社会、城市和媒体强加的符号和标签。农民工积极的自我表达（言语和行为）展现在大众传媒中，已经对这一群体的形象塑造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农民工周述恒撰写网络小说讲述《中国式民工》，网上点击率超过50万次，就是新一代农民工积极自我表达并向主流媒体争取话语空间的一种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形象塑造不仅需要自身积极主动的话语表达，更需要媒体的积极帮助。媒体应该在相关报道中更多地让新生代农民工自己说话，而不是过多依靠对政府部门、用人单位或专家的采访等各类他者陈述的叙事模式。媒体改变叙述方式，不仅仅是提高新闻可看性的一种叙事策略，对全面展现新生代农民工形象更有帮助。近两年来，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些深度报道，在叙事角度、叙述方式上更多从农民工自我陈述出发，农民工在报道中不仅仅作为一个记者描述下的客体，更是记者采访话筒前进行积极自我表达的主体。尽管这样的表达和报道还不够多，但这种生动的叙事形式，给读者呈现出了更为形象、鲜活、可信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身为社会之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专辟栏目、版面等为其提供更多更广阔的话语空间，有意识地塑造有尊严、有追求、劳动光荣的新生代农民工媒体形象。像《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状元360》等节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个案1 贵州卫视自2007年开播的《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电视栏目，以农民工自我讲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展示了一个个积极向上、健康励志的农民工形象，同时还成功地推出了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工群像，赢得了不俗的收视表现和社会效益。

个案2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状元360》栏目，以弘扬“劳动最光荣”为主旨，在一期“挖掘机腾空行走比赛”节目中，来自建筑工地一线的青年农民工凭借自己高超的专业技能，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展示了平凡劳动者不平凡的一面。节目将农民工打造为一个个知识技能型的电视劳动明星，塑造了农民工身为劳动者的光荣形象。

当然，大众传媒上述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社会的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参与。比如，在政府主导下开辟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服务的媒介渠道，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起更多交流、沟通的平台；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诉求与政府决策反馈的有效链接机制；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媒介使用素养和媒介表达素养，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注释]

[1]本研究系2010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传媒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研究——以杭州为例”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B10XW03Q。

[2]此处以是否引述农民工的话语作为主要报道依据来作为分类标准。对所检索到的新闻报道逐篇进行文本分析。凡是文章中直接引用新生代农民工自我陈述并作为其报道主要依据的文献，均列入“自我陈述”式的报道中。而主要由记者、政府部门、企业主、专家、市民等非农民工为表述主体的文献均列入“他者陈述”式的报道中。尽管定性研究的文本分析分类法不可能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但文本的细致分析还是能够相对客观的看出农民工自我的话语表述在主流媒体中的总体呈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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