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外传播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轴上，“走向世界”的理念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在这个认识框架中讨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它的意义自然不言自明。近年来，一些年轻研究者开始注意这一领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我们”视野中的“他者”文学一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北师大张清华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作者刘江凯）。两部博士论文花费相当工夫，对当代文学“汉译”的作品数量、译者、读者反应作了详细统计和分析，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对下一步工作的展开，显然有奠基性作用。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一些问题需要深度展开和讨论，如果不了解“海外传播”的具体历史场域、现场氛围等细部情况，我们的研究可能只会给人观念化的印象，从而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的基本判断。

一是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权威性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200年来，西方主流学术关注的是欧美文学问题，即使偶尔涉及亚洲、非洲文学，也基本是为阐释欧美文学的“正宗地位”服务的。所以，在西方学术界视野里，被“汉译”的“中国当代文学”连同它们的汉学家都处在边缘性位置。按照传播学理论、传播方式及其对象一般分“主传播渠道”和“分支性传播渠道”等形式，处在主传播渠道中的作家作品，当然更容易被主流化的西方读者所重视和接受；与之相反，处在分支性传播渠道上的非西方国家的作家作品，即使偶尔会进入西方主流读者视野，但总体上仍然是被整体性忽视的状态。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一些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可能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西方读者界其实无人所知，经由他们翻译介绍并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在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作者简厉”、“序言”和“后记”中，经常看到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几十种文字，再加上有些作家附在小说集前面的“英译本序”、“法译本序”、“意大利本序”等等，这就使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这些中国当代作家在西方各国已广为人知并大受欢迎。这种“错位”式的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解，使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位置，“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真正地“走向世界”。不过，在我看来，处在这种“错位”式理解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恰恰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小小的角度。这个角度不仅涉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确切关系，也涉及当代文学如何自我定位，而不是靠世界文学的框架来定位，与此同时更牵涉到当代作家与西方汉学家的关系等等问题。至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提出来，这些年来，我们有些一线当代作家在创作上是不是过于期待和依赖汉学家们的“评价”，后者的文学趣味、审美选择和优越的翻译身份，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暗示，一种事先存在的认识性装置，被放在了当代作家的创作过程之中。当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在这里不作详细讨论。我的担心只是，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会不会因而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与汉学家相约相知的“小圈子”的文学。这都是令人担心的事实。我们的海外传播研究，不可能不带着自省的性质。

第二是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的问题。

这是当代作家在海外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因为讲演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迅速提升演讲者在文学受众中的知名度，借此平台使其作品得以畅销，进入读者视野。但问题在于，我目前对这种情况的把握，基本来自国内媒体宣称某某作家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讲演的零星信息，以及作家本人的“口传文学”——当然这是他们对海外讲演故事的典型叙述。有些诗人白海外访问归来，写出诸多回忆性文章，谈到自己演讲如何引起轰动，如何产生很大影响等等，诗人的笔触表现出比小说家们更为夸张的风格，自然这不令人奇怪。不过，因资料整理不足，目前我们还很难了解到演讲者的听众层次和范围，也不知道海外报道这种消息的媒体到底是小报小刊，例如华人报刊，还是主流媒体。如果听众层次和范围只限于汉学家、东亚系学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那么这种传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事实上是一种“小圈子”里的传播，或叫“内部传播”。最近，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来中国社科院演讲，我们发现到场的全是北京的主流媒体、主流翻译界、当代重要作家，以及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西班牙文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师生。令人惊讶的是，有两个知名女作家还当场拿出20多年前购买的略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借以展示这次演讲所衍生的历史长度和深度。另外值得举的例子是，听完略萨演讲后，我去见一位来自上海的亲戚。听说我刚听完演讲，他马上说上海已经报道了略萨将要去北京访问的消息。这完全是一个“文学圈”之外的人士，略萨的动向居然连他都知道，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一迹象，足以说明略萨是“世界级”的作家，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圈子”的范围，关于他来中国讲演的各种报道，一时间充斥北京的各大媒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在这里，我拿略萨的演讲与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作比较，不是说略萨的小说就一定比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高很多档次，而是说，由于听他演讲的听众层次、范围和报道的媒体的不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海外传播”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事实。通过这种传播，它显然已经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构成了支配性的影响力，因为略萨小说获奖，其小说在北京一度热销的情况足够证明。以上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评价当代文学在海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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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作家和国内媒体的“自说自话”，而应该直接去他们演讲国的媒体上取样，收集详细材料，对演讲现场情况有真正的掌握和了解，才可能有基本判断。在文学史研究中，作家、作品、读者和研究者既是一种合谋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猜忌的关系。完全沉溺在作品情节中不能自拔的读者，显然不是具有自觉和研究意识的读者。同样道理，完全被作家的自我叙述所暗示和控制，不能作出自己独立观察和判断的研究者，也不能本文由收集整理算是有见解和优秀的研究者。因此，在听到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的自我叙述后，研究者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如何想办法在网上收集信息，判断这些信息来自国外哪些层次的媒体，了解其真实情形，而不是跟着作家的叙述再重新叙述。因为，这种纯粹根据作家自我叙述建立起来的“海外传播”研究，不能算是经过资料筛选和整理后的历史研究，由于它的主观色彩，它仍然处在文学史研究的“非历史化”状态。它的学术价值因此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出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问题。

海外传播的第三种方式，显然跟国外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参加文学活动有密切联系。能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说明当代作家在国外受到的关注度，尤其是被一些西方大国的会议主办单位所邀请，更说明他们正在逐步进入主流国家的社会视野，这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自然是好事。但我希望讨论的问题是，由于国外的文化环境相对自由，出版和会议组织采取“往册制度”，这就使无论著作出版还是举办会议的自由度都很高，因此也造成分层化的状况，即这些出版物和会议实际是参差不齐、良莠不分的。如果不作实证分析，我们还会以为这些会议都等同国内要求严格、层级较高的“国际会议”。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例如，一位作家朋友年初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到那里才知道，这种所谓的“文学活动”，实际是一场大型综合性的文艺活动的一个“分活动”。各种电影、绘画、音乐、表演的活动同时进行，有种众声喧哗的感觉。他这次去只作了一个小讲演，听众属于临时组织来的，三五成群、聚散无常，令组织者也比较难堪。然而，如果不是我认识这位作家，这种活动在回国后的叙述中就会被放大，其影响会被人为扩散，造成某种“文学化”的效果。在1980年代的文学杂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作家受邀参加国际会议的散文、随笔，由于当时很多人没有出国机会，大家会把文学想象带入到对这些散文、随笔的解读之中，从而无形中扩大这些会议的神秘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对1980年代的读者的我而言，这种“误读”式的阅读经验，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相似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文学会议”是“组织文学生产”的特殊方式，很多重要的文学会议，包括它的出席者，最后都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例如，1984年底在杭州召开的“文学与当代性”座谈会，就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发端，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作家、批评家虽然后来创作上有不少贡献，但不能不指出，作为“出席者”的“身份”往往被附加在他们后来作品的“影响力”上，他们会被文学史家编入某个文学流派，从而大大提高他们在文学界的个人声望。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参加文学活动对于“重塑作家形象”的重要性。依我所见，由于国内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当代作家的出访，加上缺少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根本无从把握和了解这些国际性文学活动的档次、影响力和地位等等。也因为这种情况，鉴于作家本人对这些文学活动的夸张性叙述，会无形中放大它们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和文学地位，这就使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真实状况。这种情况下，将作家出访与他国际影响力相挂钩的海外传播研究，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最后，是异识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的增量问题。

东西方国家在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传统上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双方的价值分歧和冲突自会大大增加而不会减少。有些汉学家在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时，可能会将这种集体无意识带进去，他们往往把一些“闯祸”的作品视为“异识”作品，这些作品一旦被纳入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其文学价值便会大大增量。这些作品也因此变为“名作”、“名著”而广为流传。当然，不能排除有些作家乐见这种局面，他们会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转销国内同时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形成暗示和控制。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文学筛选程序所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化，作品的艺术价值逊位于其社会价值，被它选择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优秀的作品。这种增量现象，还会发生在西方读者的文学接受中；他们会以为，这就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表现，是“中国形象”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文学作品筛选程序的严重性估计得太高。对于社会观念和文化形态更为多元化的西方读者来说，即使是非常夸张的异识文学作品也不过是一种文化商品，它们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时效性，也会很快贬值。当新的文化商品被推出，这些西方读者的兴趣会立即转移，他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奋点上。因此，值得关注的倒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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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视野研究网络传播理论深刻而有预见性

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模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学术领域内，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需要国际化的借鉴和交流。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当前也倍显意义重大。张咏华教授对国外传播学领域富有启示性的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就体现了作者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传播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对媒介分析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是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论、系统的思考途径。《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对于媒介分析领域的理论成果。为其后来以媒介为主体进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体纷纷崛起挑战传统媒体及传统传播学理论的今天，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单纯的放眼国内研究问题，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是闭门造车的行为。

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而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显得非常迫切。《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一文在描述了当今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轨迹之后，围绕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学术界不仅应该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对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和现状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学术界还应在前瞻性的层面上创造不同文化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动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研究方法多样，深入实践调查以小见大

该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论、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对有关观点、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调查的实证性文章。有理有据的论述让人信服。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主题文章就调查了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情况，并选取案例对上海报业媒体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探讨。真正做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指导了实践。而“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主题文章则从各个案例出发，采用多种实证性方法，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外媒体、新闻传播学刊中的国际传播篇章等进行深入剖析。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报道框架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整理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界关注的议题，梳理国际传播方面学术论文，总结了以往的概况和成就，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张咏华文中的话说：“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学术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迥然不同。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各种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当前可利用的国际传播渠道途径手段比以往更丰富、更先进；并且呈现出传统和新兴传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间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有效地、整合协调各类渠道，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传播，改进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课题，也是重要的外交课题。为完成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大任，我认为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媒体渠道和公共外交传播两方面进行努力。传媒渠道：构建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

传媒方面，由于因特网的崛起，社会传媒环境产生了急剧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的传媒机构应该紧跟世界的大趋势，上网拓展其内容服务。用张咏华教授在一文中的话说：“中华大地的网站，责无旁贷地负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中华大地的媒体，近年来大量上网拓展发展新天地。网络使这些上网的媒体的内容，有可能传向世界各地的用户，因而，即使它们中许多在上网前仅是地方性媒体，上网后也就具有了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在传媒上网方面，我国媒体尝试得很早，许多媒体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网就成为面对全球的媒体，纷纷开办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网，依托中央级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为己任，目前已推出6个外文版本；《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省的南方网等很多著名新闻网站都办有英文版。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目前已形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发展的、颇具规模的对外传媒体系。我国的一些对外媒体，尤其是人民网、新华网，已在国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或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这些对外媒体拥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对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权威性，无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时刻，还是在介绍本国概况、发展动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众来说，凡是对贴上“官方”标签的媒体，总是要持怀疑态度。而且一部分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政治色彩较浓。我的建议是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接近西方风格的模式进行传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资料性。以权威的信息、数据资料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开放、合作、负责的大国的形象。在具体报道中尽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进行报道，避免众口一词和过度的宣传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网络传播的发展使公民的声音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信息化背景下，公民和公民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政治。各国政府正纷纷把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同国外公众沟通，视作其外交战略及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通过一系列形式对国外民众展开外交活动，即“公共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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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在各个领域中，无论是信件还是报纸杂志，英语的使用都相当频繁，尤其是在新兴的电子信息领域中，世界电子检索系统上90%的信息都是用英语贮存的。英语不再为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因此，世界上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英语列为学生的语言必修课，这样一来，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就大大的超过了其他语种。社会语言学家戴尔海姆斯(DellHymes)曾提出“交际能力”是指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系统、正确地解释文化的能力。语言学家迈克拜拉姆(MichaelByram)也指出语言能力应该包括对文化的理解和识别。克莱尔克拉姆契(ClaireKramsch)在其《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ContextandCultureinLanguageTeaching)一书中还指出要理解目的语文化就要把它与母语文化结合起来。英语的广泛教学使得其语言背后的英美文化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同时也深深的影响和冲击着各个英语学习国家的本土文化，因而英语教学也应该肩负起保护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使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在通过英语这个国际语言的媒介来对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也是使得中华民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经阶段。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抓住了这两次全球聚焦中国的契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

在这两次盛会中，有很多的美术和设计工作都是由中外合作完成的，通过跨文化交际活动来展现中国文化，这对中国的美术和设计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美术院校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专业院校的一类，培养的都是美术和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如绘画、设计、服装表演等等。他们走入社会之后都是从事与这些专业相关的工作，其工作和作品恰好能够更加轻松更加直观的表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及其发展水平，同时，在跨文化交际中，他们也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锋群体之一，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对提高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是相当有帮助的。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理论支撑下，近些年来，我们在关于中国文化介入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上，主要都集中于英语专业，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君发表的论文“关于专业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调查”，用调查数据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着实令人担忧；首都师范大学夏伊发表的论文“中国英语专业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的文化思维因素及其启示”，从写作的角度探讨了文化介入；武汉理工大学黎慧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丢失与保护”，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应对之策。这些论文和研究虽然丰富，但是只是从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学生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中国文化介入大学英语教学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大学英语（公共英语）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研究，如清华大学张为民和朱红梅发表的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探讨了在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现状；浙江大学的张丽红发表的论文“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教学研究”，从教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吴方发表的论文“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关键性因素研究”等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非英语专业，中国文化介入大学英语教育的研究都是一个多元且十分活跃的研究课题。尽管这个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现状调查、成因分析、教材研究等等，但是却鲜有从美术院校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介入大学英语教学这个课题。从古到今，无论是文字、国画、壁画、服装、雕像还是陶器瓷器等等，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些美术和设计形式的表达。不难看出，美术对于文化的表现和继承，是多么的重要。美术院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类别，其传统的专业有绘画、设计、书法、雕塑、服装等。21世纪以来，美术的表现形式又不断丰富，很多美术院校也开设了动画、影视、摄影、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这些新的美术形式让文化的展示方式变得更加直观更加清晰易懂。在全球一体化不断加强，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这些从美术院校中走出来的美术设计人才。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当中有效的使中国文化得以介入，更加能够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因此，以培养美术设计人才的美术院校为核心，以美术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为手段，来探讨中国文化导入美术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价值。以湖北美术学院为例，目前该校美术和设计类专业学生的文化输出能力到底如何呢，我通过对22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大致进行了一下摸底，调查从中国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历史典故、节日风俗、武术杂技、民俗风情、等七个方面进行，结果发现约20%的学生在七项中能分别列举出一些例子，约70%的学生能三到四项中列举出例子，剩下约10%的学生只能在两项及两项以下列举出例子。那对中国文化的英文词汇表达方面，结果又如何呢：在20%的对中国文化相对了解的学生当中，只有20%的学生能够用英文表达相关中国文化的词语；而在70%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学生中，这个比例是12%，在20%的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的学生中，比例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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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曼生于1940年，在纽约长大。早年入美国著名的伊斯曼音乐学院，主修作曲、音乐学和指挥。毕业后到夏威夷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1977年，在著名民族音乐家胡德（Mantle Hood，1918-2005）的指导下，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他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布朗大学大学任过教，1975年，他转到华盛顿大学任副教授，与著有《千秋之乐——日本皇室的唐乐风格》（Music of a Thousand Au-tumns：The TSgaku Style of Japanese Court Mus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雅乐》（Gagaku：TheMusic and Danc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Househol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的罗伯特·加菲亚斯（Robe Garfias）一起，为该校民族音乐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李伯曼开始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音乐学院任教授，一直到他病逝，达三十年之久。其间，他曾担任过该校文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并两次担任音乐系主任一职。除教学、科研外，李伯曼还担任过《民族音乐学》和《亚洲音乐》学刊主编。

李伯曼对于海外中国音乐的传播和研究贡献颇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中国古琴音乐的研究和推广；2.对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书籍和文章篇目的汇集；3。海外中国音乐教学。

首先是对古琴在海外的研究和介绍。在国内古琴界，有人称李伯曼是“当代西方世界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一点也不为过。李氏是最早以古琴为研究课题的美国人。此前，虽然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英国传教士兼外交官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800-1845）、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a Van Gu-lik，1910-1967）等都提到过古琴，高罗佩还出过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琴道》一书，但只有国人梁铭越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古琴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与李太郭、高罗佩一样，李伯曼学过古琴，曾师从梅庵琴人吴宗汉（1904-1991）、王忆慈（1915-1999）的晚辈琴友汪振华等（详见严晓星《梅庵琴人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159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伯曼也曾负笈台湾，求教于琴、筝名家梁在平先生（1910-2000）。梁氏《筝之乐》一书1967年在台湾出版时，李伯曼曾为之作序。李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随胡德读博士时，又得到1961年就在该校任琵琶和古琴教师的国乐名家吕振原的指导。李伯曼在台湾做“田野工作”时，也曾为台湾的声乐和器乐录音（李伯曼采录的音乐现还保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园的民族音乐学档案馆里）。1977年，李伯曼以《梅庵琴谱》作为研究的文本，以正文长达850多页的《梅庵琴谱研究》（“The Chinese Long Zither Chin：A Study Based onthe Mei-An Chin-P'u”）一文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将《梅庵琴谱》编译整理，以《中国古琴指南：梅庵琴谱》（A Chinese Zither Tutor：The Mei-An Chin-P'u）为题，作为一本古琴入门书由香港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83年出版后，不仅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此书，可见荣鸿曾书评，刊登在Asian Music 16.2【spring—Summer，1985】：190--194），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其中的第7章还被已故音乐人辛丰年（1923—2013）翻译介绍到国内。

古琴的音律、音阶、调式、琴谱、曲目、指法、文献等虽然是李伯曼“专攻”的“术业”，但对笔者来说，李伯曼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一书。在海外，只要是研究中国音乐的学人，就没有不知道李伯曼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海外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音乐且在大学任职的西人，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得用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此书1970年首版，1979年增订再版。此工具书一出，即得到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学者的关注，哈佛的赵如兰和剑桥的毕铿（Laurence Picken，1909--2007）纷纷撰写书评予以肯定。李伯曼的老友、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韩国鐄先生更是对此书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一本……凡有志于中国音乐的人，不可不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也是现今所见唯一的一本西文中国音乐研究工具书。在此之前，不仅英文的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音乐的书目很少，就连中文的音乐书目也不多见。李伯曼之前最详尽、丰富的英文索引是连载在美国音乐图书馆学会会刊《音符》（Notes）的《亚洲音乐书目>。其中《中国》部分分两期登载于1950年6月号及9月号上，共包括377条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研究资料，其中也包括国人，如王光祈、萧友梅、萧淑贤、刘天华、齐如山、赵梅伯、秦薅岭、应尚能、熊式一、李抱忱、姚莘农等的著作。荷兰民族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的经典著作《民族音乐学>第三版于1959年出版时，其后半部书目也含有《中国》类225条，加上台湾土著音乐6条。外文书目如此缺乏，中文的音乐书目也谈不上多，用韩国鐄先生的话说：“只有袁同礼的《中国音乐书目》（梁在平增订《中国音乐书谱目录>台北：中华国乐会，1956）和驻本立修订的《中国古代音乐书谱目录》（载于黄友棣《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台北：乐友书房，1965）。两者皆以古书为主，又只限于书籍，文章的索引则不得一觅。”李伯曼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所见的所列中国音乐书目和文章索引最多的（该书1970年首版就列举了1483条西文有关中国音乐的书籍和文章），而且大部分都附有简单的介绍。此外，为了初入门者便于查找，此书的还含有杂志、人名和分类索引。～1979年出增订本时，词条更增至2441条。只可惜此后由于兴趣转移（李氏后来多从事美国音乐和通俗音乐的研究教学）和工作忙的缘故，李伯曼再没有继续修订此书。但截止至上世纪70年代，海外学生做与中国音乐有关的学位论文，没有不使用该书目的。

李伯曼对海外中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教学上。李氏是上世纪为数不多的教授中国音乐的美国人。70年代中期李伯曼开始教授中国音乐时，美国的中国音乐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大学教授中国音乐的教师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华裔人士，如哈佛的赵如兰、哥伦比亚的周文中、北伊利诺的韩国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吕振原、伊利诺的黄琼瑶、亚利桑那的刘邦瑞、加大（海屋）的李林德、英属哥伦比亚的梁铭越、匹兹堡的荣鸿曾等。非华裔的除李伯曼外，只有先是研究中国音乐社会学，后执着乐器和曲牌研究的展艾伦（Alan Thrasher）、专事华侨音乐活动研究的雷德（Ronald Riddle）、研究广东木偶戏的凯根（Alan Ka-gan）、醉心说唱艺术的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等几个。李伯曼虽然不像毕铿、赵如兰、荣鸿曾那样桃李满天下，但他对人的热忱和虚怀若谷也给听过他课或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曾出版过《江南丝竹在上海》一书、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多年，现任《民族音乐学>主编的韦慈朋（John Lawrence Witzleben）在吊唁李伯曼的邮件中就提到：“我开始在夏威夷大学学民族音乐学时，弗里德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前辈之一。他的论当代日本作曲家利用传统乐器的硕士论文颇具示范性。……当我开始涉猎中国音乐研究时，他是我一生所遇见过的最友好、最能鼓励人的前辈之一。”笔者最初就是通过他1970年出版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得知这个人的。后来，为找寻中国音乐在海外的资料也曾多次与他通信求教。他每次都有信必回，耐心解答。我写英文时，他还让我写好后寄给他。

除古琴、书目、教学外，李伯曼一生致力于钱德明的研究，《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中钱德明的词条就是他撰写的。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巴黎索邦大学音乐人类学系教授皮卡尔（Francois Picard）向他介绍自己即将出版的关于钱德明的著作时，李伯曼还提到他研究钱德明已经有30年了。

李伯曼的法语非常好，电子学和数学的基础也不错。柏辽兹19世纪中期对中国音乐的极端诋毁之言辞就是他最早和Nguyen Kim-Oanh一起翻译成英文的。李伯曼没有机会来中国大陆留学，但他对大陆音乐学家的研究非常注重。70年代末，他和库特纳（Fritz A.Kuttner）曾主持过项目，希望将大陆音乐学家的成果系统地介绍到国外。后来由于经费的问题，项目没有完全展开。但还是通过韩国鐄的努力将杨荫浏、阴法鲁、李纯一的论著目录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了美国权威刊物《民族音乐学》上。其中杨荫浏的目录有106项之多，阴法鲁和李纯一的论著目录也各有三十多项。1975年，在他主编

近几年来，李伯曼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音乐工业与知识版权法及乐器学研究上。他教的课程也以美国通俗音乐、好莱坞音乐剧、甲壳虫的音乐等流行音乐为主。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I练的音乐学家，李伯曼以分析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但他也写过关于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武满彻（1930-1996）等当代作曲家的论文。对美国当代作曲家娄·哈里森（Lou Harrison，1917-2003）更是有相当的研究，曾与同事合作写过有关哈里森的专著。此外，他也是乐评家，常为《旧金山古典之声》报撰稿。从2001年开始，他一直致力研究曾创作过歌剧《尼克松在中国》的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的音乐，并打算出一部专著，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李伯曼的职业虽然是教书，但他也爱创作，六七十年代曾有数首创作作品（声乐、钢琴、弦乐四重奏）发表。收藏亚洲乐器也是他的爱好之一。

作为一个涉猎广泛的民族音乐学家，李伯曼不仅对中国音乐造诣颇深，对日本、朝鲜、、印尼、南印度的传统音乐也很熟悉，曾就爪哇、巴厘岛音乐撰文。他在夏威夷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日本当代音乐作品与传统东方音乐观念的联系的。1976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已过了有效期，应该废除。他的发言“民族音乐学应该被废除吗？”一石激起千重浪，颇让与会者激动了一回。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李伯曼对美国的一个叫“感恩而死”（TheGrateful Dead）（1975-1995）的摇滚乐队极有兴趣，花了很多年来做相关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与该乐队的鼓手哈特（Mickey Hart）合作出版了三部书。李伯曼晚年对音乐的知识产权问题有很细致的研究，建立有自己的音乐知识产权法顾问公司，并曾作为专家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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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外交 国家形象 形象塑造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国的软实力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关系到一国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相比于硬实力，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仍相对滞后，一些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也给对外交往带来一定的阻力。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需要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在外国公众中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一、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的内涵

1、公共外交的内涵

1987年，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的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1997年美国政府将新闻署并入国务院时的政策设计小组认为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①

2、国家形象的内涵

国家形象是指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是一国综合实力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形象更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等方面，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软实力。②

国家形象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并直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各要素形成合力共同展现一国风采，为国家进一步的发展得到更多的国际认可。鉴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其历来就受到各国的重视，成为加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的关系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软实力”已成为一国重要的外交战略，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更有效地增加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表现本国的真实形象。③同时，良好的国家形象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构建全新的国家形象，也已成为一个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在一定层面上，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要展示和树立本国的国家形象，让外国公众真实的了解本国的国家政策、发展情况，展示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提升本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良好的国家形象反过来也会促进公共外交的进一步开展，如果一个国家在他国的公众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那么该国在外国公众中开展公共外交的进程就会更顺利，其所传播的信息也更易被外国公众所接受，也就更容易拉近一国政府和外国公众的的距离，外国公众就会更加支持该国对待国际问题的主张和见解。④相反，如果一国的国家形象给外国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失去了在国际公众中的公信力，今后在公共外交中将会举步维艰，即使传播的是真实可靠的信息也难得到外国公众的认可，需要花费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外国公众对该国的已有印象。

由此看来，公共外交和宣传国家形象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公共外交是国家形象重要的营销手段，成为塑造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国家形象的塑造属于我国公共外交的范畴。国家形象的好坏也会反过来促进或阻碍公共外交的开展，关系到一国的外交战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三、中国政府应如何运用公共外交手段塑造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格局中，面对西方的媒介帝国主义，我国的国家形象在外国公众的印象中仍处于不利的地位。⑤为了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开展公共外交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更直接关乎我国的国家形象。意识到公共外交开展的必要性和其对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1、利用已有品牌营销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的公共外交目前已拥有了一系列自己的品牌，其中孔子学院和“中国年”活动较有代表性。自从2004年11月中国在海外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正式开办以来，目前孔子学院已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华文化近距离地走到了世界各国公众的面前，进而推广了中华文化。“中国年”活动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良好机遇。继中法两国、中俄两国成功互办文化年后，以国家为主体，以文化为主题的“国家年”，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与外国公众沟通、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和载体。同时，“中国热”也伴随文化的深入传播而在西方持续升温，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了解，促使其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关注，可以逐渐消除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解，逐步改观其所持有的“中国”的看法，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外国民众心中的印象。

2、利用他国媒体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谋求和世界级别的权威媒体合作，通过世界权威媒体这个平台，突破中西方之间的信息鸿沟，直接向外国公众传播信息，这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新的走向，也是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塑造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2009年底，片长30秒的“中国制造”形象广告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亚洲频道滚动播出，为期六周。形象广告以“中国制造，世界合作”为主题，以“合作与参与”为理念，突出宣扬了“中国制造”实乃“世界制造”而非“中国倾销”的理念。“中国制造”广告在回应西方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固有看法时，“合作与参与”这样与时代合拍的先进理念也凸显了持和平崛起观的中国国家形象。

3、呈现“民间面孔”展示国家形象

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是一国的政府，政府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都要由政府亲自实施。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主体作用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制定明确的理念、健全体制，发挥民间交流的作用，为民间交流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和对外交流平台，也可使公共外交呈现出一副“民间面孔”。当代社会，国际民间交流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而且也必然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是在没有通过政府的项目设定、政策调动等手段进行引导的情况下，这些国际交流不能算作公共外交。比如两个国家高等院校之间所开展的互派交流学生以及访问学者，如果不是政府的有意安排，则只能看作是民间交流，而一旦由政府组织，并提供经费支持，就是公共外交活动。⑥

在民间交流中，国民本身就带有中国的国家色彩，在与外国公众交往时，外国公众可以通过一国国民的素质来真切地感受一国的文明程度。民间交流比政府大包大揽开展的公共外交，更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支持相关部门积极地开展民间交流活动。⑦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每年会出资支持高校学生出国留学深造，支持高校年轻教师骨干出国作交流学者，这部分人群的人际传播在改变外国公众对中华民族已有的陈见，转而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国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4、发挥大众媒体在宣传国家形象中的作用

公共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媒体的力量。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大众媒体已成为国际社会获知本国信息和别国信息的第一途径。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媒体要适时调整和改善自身，以更好地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应注重强化对外传播的效果，分析和研究海外受众的接收习惯，寻找传播者与国际受众空间合理的平衡点，弥合政治文化分歧；要学会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学会中国的故事，西方的叙说，用别人能接受的方式来介绍中国，展现和我国相匹配的国家形象。

中国媒体的背后是政府的强大支持，在公共外交中媒体是连接中国政府和外国公众的一条重要的纽带，中国的主流媒体应持有公共外交的意识，明确自己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首先应认识到“议程设置”的重要性，利用媒介事件“设计”和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把“我们想要报道的”和“海外受众想要了解的”结合起来。凡是于我国有利，海外受众又感兴趣的议题，我们都要积极启动，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开掘。其次，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中国政府利用媒体开展公共外交时，应注意发挥新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反击西方媒体不实言论等方面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体领域拓宽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结语

公共外交实际上属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它不是整容术，而是表达一个国家的真正面孔。⑧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整体认识，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作为国家交际的手段和目的，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还处于成长期，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外国公众的了解和支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中国政府应该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把其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准确判断国内国外形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优势，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运用多方面的资源和手段，为在国际社会中树立预期的国家形象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①任孟山，《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2）：85

②张昆，《国家形象刍议》，《国际新闻界》，2007（3）：11

③赵启正，《中国强化公共外交的必要性》，《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3）：1

④赵玉霞，《论中国公共外交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⑤于军，《开展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思路》，《领导科学》，2010（4）：48

⑥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

⑦赵启正，《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外交评论》，2009（5）：1

⑧赵启正：《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新世界出版社，201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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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国际推广；瓶颈；对策；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083-2

一、汉语国际推广战略性问题研究述评

（一）汉语国际推广的政策策略研究综述

学者许琳提出了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要实现的六大转变和重点问题：师资，孔子学院和教材建设，以及教材编写及汉语考试等问题。该文在宏观上对汉语国际推广政策策略的把握，为后来汉语国际推广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几年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尤其是瓶颈和对策研究，基本都是围绕以上重点和核心问题展开的。之后几年，各大主流媒体都加大了有关汉语国际化和汉语国际推广政策的大力宣传，但国家对“汉语热”和汉语国际推广宣传的高调和不遗余力，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

金立鑫指出，“汉语国际推广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工作”，但对国家在各个方面的高调宣传提出了一定质疑，建议在宣传策略上要低调；并指出汉语国际推广的效率依赖于汉语自身学科的研究，包括教学法理论和汉语本体的研究。全球的“汉语热”唤起了很多中国人的自豪感，但也唤起了一部分学者对这一现象的清醒认识。郑定欧认为，“汉语热”仅仅是一种“趋向性的表述”，而全球语言市场的现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汉语热”能否持续下去，汉语国际推广能否得到可持续性发展，取决于“说汉语、写中文的人能否在国际商业市场上拥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

就目前的形势看来，虽然汉语国际推广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汉语在国际语言市场的地位并不容乐观。有观点认为，如今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激增，跟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量的海外移民有关。如今这批移民的子弟都到了学习语言的年龄，不管是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因为汉语作为外语对于华裔子弟更容易混得学分，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激增是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的，必须对“汉语热”保持清醒的头脑。英语能够在中国推广到现在这个水平，中国孩子的英语教育已经提前到了胎教，很多两三岁的幼儿已经每天学习英语。中国“英语热”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考察中国“英语热”的动因，也可以看出汉语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汉语国际推广的经济属性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是一种资源，邱质朴最早指出汉语是一种资源，并将汉语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联系。而后很长时间，汉语的资源属性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直到汉语国际推广政策的全面实施，语言尤其是汉语的资源属性和经济价值才得到了经济学界和汉语学界的一定关注。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为汉语的政策性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有学者还提出在目前以孔子学院为汉语推广基地的模式中，可以考虑进行对其他国家语言的搜集整理工作。近两年国内对汉语国际推广经济视角的研究已经逐步展开，为汉语国际推广打开了新的思路，未来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宁继鸣、谢志平、王海兰分析了汉语国际推广对降低国际贸易中机会主义倾向的作用，从交易成本视角提出了汉语国际推广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

总之，汉语的资源属性和经济价值，为研究汉语国际推广提供了新视角。应该提倡跨学科的理论交叉和探讨，积极借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正确认识汉语的资源属性和汉语国际推广的经济价值，从而合理地开发利用汉语资源，规范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言培训和语言测试，使汉语国际推广得以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汉语国际推广的文化问题研究述评

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其意义都不仅局限于语言，更是文化的推广和传播。在汉语国际推广之前的“对外汉语教学”时期，文化课程的开设、文化因素的教学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一直是研究热点；而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更使研究者关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性，以及传播内容、方式、途径和跨文化传播的困难等问题。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国际推广中文化问题的全局性研究

朱瑞平强调汉语国际推广更是文化问题，同时提出必须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去传播，以及如何传播。陈永莉将汉语国际推广的文化问题定位到战略的高度。张幼冬提出了目前文化传播的新形势以及要改进的传播方法和途径。

（二）汉语国际推广面临的文化困境研究

戴昭铭不仅提出了全球汉语时代的文化问题，更关注了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不同的汉语现行规范的分歧。全球汉语时代的汉语推广要求我们必须抛弃成见，坚持“中国立场，华夏本位，全球视野”。这一问题和理念的提出，值得更多的研究者深入探讨。亓华突破了汉语教学中业已形成的、存在偏差的文化观念，具体探讨了汉语国际推广中需要进行的文化观念的三个转型。

（三）汉语国际推广和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

“地域性”概念比较宽泛，是汉语国际推广中潜在的重要命题。李春雨、陈婕将具体的北京地域文化和汉语国际推广紧密联系，探讨了北京文化在汉语推广中的特殊地位和使命。沈荭、袁继峰不仅对“地域性”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而且突破了“地域性”的地理和经济交流等属性，重点强调了教学形式和教材建设等问题上“地域性”的新思路和可能性。有关地域文化和汉语国际推广的问题，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有关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证性研究

虽然汉语国际推广是一个文化问题，但在实际的汉语推广中，中国文化在不同国家的传播效果是不同的。有研究者做过相应调查，发现物质文化，比如中国菜、茶叶、长城等为代表的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最有效；而精神文化，比如儒家文化在欧美就没有在日韩和东南亚更容易被接受；并且分析了造成这种传播差异的原因[18]。价值观属于精神文化的层面，因此汉语国际推广中文化的传播不能一厢情愿，还需要谨慎慢行，同时不同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50多年前，美国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就提到，文化隐藏的现象远远超过文化揭示的现象，真正的难题不是理解他国的文化，而是理解自己的文化。反观中国文化自身的研究，还有很多未竟的领域。

三、汉语国际推广的“三教”问题研究述评

“三教”问题具体指教师、教材（教学资源）和教法问题，这三个问题之前就已经得到重视；但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对汉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汉语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法的改革又提出了新挑战。林东华从制约语言传播的因素，提出了汉语国际推广的评价标准，虽未提到“三教”之名，但却认为汉语国际推广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的研究，还要从语言传承的整体因素以及语言在不同民族的教学策略上进行探索，基本涉及到了师资、教材（教学资源）、教学策略等多方面问题。崔喜亮首先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三教”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现状，然后从多元背景尤其是汉语国际传播背景探讨了汉语教学，最后是“三教”问题中的矛盾和对策。崔先生认为教师是“三教”问题的核心，而多角度、多层次的汉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三教”问题的基础。

在目前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三教”中哪个方面是重点和核心，研究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三教”存在的问题制约了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已经成为共识。许琳指出“师资、教材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汉语国际推广的瓶颈。”之后出现了较多关注师资培训的研究。张和声指出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对师资培训提出了更个性化、更有针对性的要求。李凌艳结合美国中小学汉语教师的现状，分析了海外汉语教师师资短缺的原因，并对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海外汉语教师的师资培训模式提出了合理建议。王学松指出了要加强课堂教学和师资培训。

海外汉语教材的研究和编写引起了较多研究者的关注。吕俞辉认为海外的汉语教材要有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叶子从教材出版的角度提出了教材建设要创新机制体制，走产业化的思路。李晓琪提出了教材编写要研究的16个问题，涉及了教材编写的理论研究、原则探讨、国别差异和评估、外在形式等五个方面。赵金铭提出了汉语教材要根据海外教学环境的不同，逐步实现教材的区域化、类型化、多样化、多元化、本土化、个性化。

近几年不少学位论文开始关注海外汉语教材的分析与比较；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下的汉语教材编写和出版工作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效。师资和教材作为外显的瓶颈得到了充分的关注，而隐性的软瓶颈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软瓶颈”是汉语的复杂性还是解释汉语规律的模糊性？是教学体系的不完整还是学科定位的不健全？郑定欧认为汉语国际推广必须以汉语教学为重点。李晓琪、章欣讨论了汉语推广的新形势下汉语语法教学的地位、特点和方法等。

综上所述，针对目前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师资和教材的研究较多，但对师资培训的评估研究较少，个性化、本土化的教材还有待补充；而且教学语法体系、教学方法和语言标准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今后对“三教”问题的研究也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参考文献】

[1]金立鑫.试论汉语国际推广的国家政策和学科策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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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048-04

引言：

中韩两国唇齿相依，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同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及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彼此影响着对方。历史如此，当今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中国掀起了一股猛烈的“韩流”，对此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对韩流提高警惕，深怕冲击本国文化。姑且不论韩流是否会冲击中国文化，但这是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延续，同时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中国掀起猛烈“韩流”的同时，韩国也刮起了强烈的“汉风”，掀起了国人无法想象的“汉语热”。

本人认为，“韩流”与“汉风”都是两国文化交流频繁的标志。韩国从1994年开始以“文化立国”为方针，大量输出文化产品;中国以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国家软实力为宗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其中汉语是中国文化输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项目之一。与其想方设法抵制“韩流”，不如大力发展“汉风”、“汉语热”。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贸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韩国“汉风”、“汉语热”不断升温。根据中国新闻网的统计，2014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为377054人，其中韩国名列榜首，学生人数达到62923人，占16.69%;其次为美国，学生人数为24203人，占6.42%;泰国学生人数为21296人，占5.65%;日本从2011年排名第三落至排名第五，学生人数为15057人，占4%，远远少于韩国留学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年底，韩国共建设17所孔子学院，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韩国四年制大学的近75%，约130所大学开设和中国关联的学科专业，有多达24000名学生就读。韩国各大城市内汉语辅导班纷纷设立，开设速度与规模堪比英语辅导班，汉语已成为韩国学生可供选择的高考第二外语。

要延续韩国学生的“汉语热”，以此实现中华文化输出，就必须对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掌握比较翔实的信息，反馈于汉语教学。这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学中更全面掌握和了解学生信息，更好地帮助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从而改进和提高对韩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更对韩国的“汉语热”、“汉风”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一、调查目的及对象

要实现文化强国，传播中华文化，其文字是主要途径之一，大量孔子学院设立之目的也在于此。韩国是第一个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韩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外国留学生中最庞大的群体。在这种背景下，对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与对韩汉语教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国要实现文化强国，汉语是最好的文化产品之一，充分掌握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不仅有助于提升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250份，共回收问卷216份，216份为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为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的学生57人，复旦大学69人，华南师范大学30人，中央民族大学30人，南京师范大学30人，其中女生156人，男生60人。学习汉语的时间分别为6个月以内57人，6个月至1年为86人，2～3年为56人，3年以上为16人。选择学习汉语时间不同的学生为对象，更能全面了解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以及动机。

问卷共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学习汉语的时间;第二部分为学习情况调查，包括学习态度、投入时间、学习难点等，共10题;第三部分是学习动机及之后将要从事的职业调查，共5题。

二、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分析

下面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汉语学习情况方面的调查研究包括汉语学习态度、难点、学习方式方法等方面。

调查项目1 第一次学汉语是在哪里？（选项：A.韩国;B.中国）

关于汉语背景：155人，占被调查者的71.8%，在来中国之前，在韩国国内学过汉语。在韩国的“汉语热”大背景下，大部分韩国学生已在韩国学习了汉语。

项目调查2 喜欢上汉语课吗？（选项：A.喜欢;B.为完成任务;C.不喜欢）

关于汉语的喜爱程度：174人，占被调查者的81%，觉得“喜欢”;只有3名同学觉得“不喜欢”，而39名因为是“任务而学”，并非喜欢。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得出，韩国学生对汉语持有好感，普遍喜欢学习汉语。

调查项目3 汉语学习态度如何？（选项：A.认真学习;B.每天上课，但并非认真学习;C.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D.偶尔请假，不认真学习）

关于汉语学习态度：56人，占被调查者的26%“认真学习”;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每天上课，并非认真学习”;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择“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只有6名同学选择“不认真学习”。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比较端正，学习比较认真，这与他们喜欢汉语有密切关联。

调查项目4 你认为汉语什么最难学？（选项：A.语音;B.汉字;C.词汇;D.语法）

调查结果显示：103人，占被调查者的47.4%，认为汉语语音最难掌握，其次是语法、汉字、词汇。汉语的美感在于阴阳顿挫的语调，而韩国学生比较难掌握的一个环节就是声调，因为韩语没有声调。同时，汉语普通话中7个辅音是韩语中不存在的，韩国学生往往不能发出标准的音阶。所以，学生要通过朗读掌握发出汉语声调、个别辅音的技巧，并且不断复习，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其次，语法方面，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黏着语，两者语法体系截然不同。从句法结构上看，韩语与汉语的语序不同，从结构、语义上看，韩语与汉语不同的句子成分所指不同;从语用角度分析，韩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同。因此，对象为刚入门的学生时，教师应该重视语音教育，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教学重点应该转为语法教育，通过汉韩语法对比的方式讲解，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调查项目5 你认为学汉语时最难的是什么？（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

调查结果显示：91人，占被调查者的40.2%，选项为“听力”;67人，占被调查者的31%，选项为“写作”;47人，占被调查者的21.8%，选项为“口语”;只有11人认为阅读最难。说明听力、写作、口语是困扰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内容，其中阅读是比较轻松的一项。对此，教师应该加强听、写、说方面技能的培养，更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各种渠道，如交中国朋友、看中国影视剧等来不断提升听说技能。

调查项目6 你认为自己应该加强哪方面的学习？（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97人，占被调查者的44.9%，选项为“口语”;51人，占被调查者的23.6%，选项为“写作”;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听力”。此结果与上一结果相反，学生认为最难的是听力、写作、口语，但最想提高的确是口语、写作、听力。这也是从易到难的顺序，也与大部分学外语的学生所需相类似。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是以听说等实用性、应用型为主。

调查项目7 除了课本以外，你还通过什么学习汉语？（选项：A.家教;B.看影视剧;C.和中国朋友聊天;D.看中文书;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7人，占被调查者的3.2%，选择“家教”，说明大多数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还是以学校教师为主，这也与请家教需要经费支出不无关联;48人，占被调查者的22.2%，选择“看影视剧”，比起学习韩语的中国学生热衷于看韩剧，中国影视剧对韩国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说明我国的影视产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终而走出国门;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和中国朋友聊天”，说明结交当地朋友是韩国学生课后最主要的拓展学习的方式，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提高口语与听力水平;14人，占被调查者的6.5%，选择“看中文书”，说明书籍并不是主要的课外学习材料;34人，占被调查者的15.7%，选择“其他”，说明韩国学生课外学习汉语的途径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8 课余，学习汉语的时间是？（选项：A.不学习;B.0.5-1小时;C.1-2小时;D.2小时以上）

调查结果显示：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不学习”;110人，占被调查者的50.9%，选项为“0.5～1小时”;53人，占被调查者的24.5%，选项为“1～2小时”;17人，占被调查者的7.9%，选项为“2小时以上”。课外学习1小时以内的学生占67.6%，1小时以上占22.4%，说明韩国学生课外投入的时间不多。分析其原因，主要因素在于被调查的韩国学生大多不是学历生，以语言学习、应用型为主，没有获得学位以及升学的压力，因此课后投入时间相对减少。

调查项目9 你认为决定汉语成绩的因素是什么？（选项：A.兴趣;B.教师;C.教学质量;D.教材）

有126人，占被调查者的58.3%，选项为“兴趣”，说明外语学习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最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45人，占被调查者的19.9%，选项为“教师”;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教学质量”，教师相关选项占36.6%，表明教师以及教学质量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及兴趣中起相当大的作用，教师应该积极改革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9人，占被调查者的4.1%，选项为“教材”，相反，学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对教师的依赖程度。

三、韩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喜欢从事的职业调查分析

调查项目1 学习汉语的动机是？（选项：A.考取HSK;B.为找一份好工作;C.对中国文化感兴趣;D.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E.为交中国朋友）

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考取HSK”;有77人，占被调查者的35.6%，选项为“为找一份好工作”;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26人，占被调查者的12.1%，选项为“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有32人，占被调查者的14.8%，选项为“为交中国朋友”。可见，从总体上看，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最强的动机来源于“为找一份好工作”，“考取HSK”也是“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径。我们知道中韩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这将给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升职的机会与空间，也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留学中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占33.3%的选项不为工作为动机，只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结交中国朋友。说明，中华文化深受韩国人的认同与爱戴，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好感，愿意学习汉语，结交中国朋友。“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则体现了韩国留学生普遍具有追求成就的内在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促使他们在汉语学习上更加认真。这种不以就业为目的动机，也许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但正因为兴趣动机反而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汉语，这也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并非都是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喜欢中华文化、提高自身修养，这几点也不容忽视。

调查项目2 学习汉语的动力是？（选项：A.老师和朋友的鼓励;B.兴趣;C.父母的期盼;D.工作需要）

有45人，占被调查者的20.8%，选项为“老师和朋友的鼓励”;有99人，占被调查者的45.8%，选项为“兴趣”;有15人，占被调查者的6.9%，选项为“父母的期盼”;有57人，占被调查者的26.4%，选项为“工作需要”。可见，韩国学生学汉语的第一动力为对汉语的兴趣，他们想通过学汉语了解中国以及相关事物，而“父母的期盼”这种“被动型动机”则不明显。随着现代观念的发展，现在的韩国留学生似乎已经逐渐脱离了亚洲学生“唯父母之命是从”的传统道德观念，长辈的要求与态度已经无法完全主导他们的学习行为。

调查项目3 家人和朋友对你学汉语持什么态度？（选项：A.一定要学;B.可学可不学;C.没必要学）

有84人，占被调查者的38.9%，选项为“一定要学”;有129人，占被调查者的59.7%，选项为“可学可不学”;有3人，占被调查者的1.4%，选项为“没必要学”。韩国人已经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但也不乏对其持中立态度的人。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中韩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重要性会越来越突显。同时随着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更快、更广，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将认同、喜欢中华文化。

调查项目4 学习汉语后想做什么？（选项：A.研究中国学;B.中文老师或翻译;C.中国相关公司就业;D.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

有22人，占被调查者的10.2%，选项为“研究中国学”;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中文老师或翻译”;有130人，占被调查者的60.2%，选项为“中国相关公司就业”;有24人，占被调查者的11.1%，选项为“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调查结果显示，占88.9%的学生想学汉语后从事汉语相关工作，说明汉语是韩国学生就业的另一种重要工具，尽管前面的调查中表明学习汉语的第一动机并不是就业，但汉语的确给就业压力较大的韩国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机会。

调查项目5 如果从事与汉语相关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选项：A.进企业;B.翻译;C.导游;D.老师;E.其他）

有94人，占被调查者的43.5%，选项为“进企业”;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翻译”;有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导游”;有27人，占被调查者的12.5%，选项为“老师”;有38人，占被调查者的17.6%，选项为“其他”。大部分韩国学生的首选是企业，这与中韩两国密切的经贸关系相关，其次翻译工作深受学生欢迎，这与翻译的较高薪资不无关联，还有部分学生选择了“其他”，说明学生学习汉语后想从事的职业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6 你认为韩国学生学汉语有什么优势？（选项：A.经济文化交流频繁;B.地理位置;C.历史文化同源;D.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

有115人，占被调查者的53.2%，选项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地理位置”;50人，占被调查者的23.1%，选项为“历史文化同源”;35人，占被调查者的16.2%，选项为“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76.3%的选项选择了“文化因素”，说明中韩文化交流频繁以及文化同源，为韩国学生提供了更容易接近和学习汉语，认同汉文化的历史基础，这也是来华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占榜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以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韩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的方法，调查分析其汉语学习动机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1.韩国学生对学习汉语持有好感，来中国之前普遍学过汉语，同时韩国学生认为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历史文化同源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有很大的优势，说明韩国学生从情感上对中国、汉语有好感。

2.韩国学生课后学习汉语的时间投入不多，这与升学压力小相关。韩国学生主要通过和中国朋友聊天的方式进行课后学习，看中国影视剧的比例不高，这恰恰与学韩语的中国学生酷爱韩剧相反。

3.韩国学生认为语音、听力、写作、口语是最难掌握的部分，而最想提高的部分是口语、写作。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以实用性、应用型为主，并非升学为最终目的。

4.韩国学生认为兴趣是决定成绩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教师与教学质量。要想提高韩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必须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以找工作、获得HSK等级证书为最大的动力，之外自身素养的提高和喜欢中国文化的比例也较高;学习汉语的最大动力是兴趣，说明不以升学为目的的学生中兴趣既是提高成绩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汉语学习最大的动力。

6.学习汉语后要从事的职业中大部分人选择与汉语相关的工作，其中企业是首选，其次是老师和翻译。随着韩国“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老师成为了韩国人向往的职业。

根据调查研究所得结论，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提出几点建议。第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不断被激发，达到“乐在汉语学习中”的状态。第二，在汉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要素，或进行中韩文化比较。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韩国学生对中国文化持有好感，他们渴望通过教师了解、认识中国文化，而教师也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教学过程中进行中国文化的渗透，进行中韩文化比较，如比较中韩饮食文化的异同、讨论中国的京剧、武术，介绍中国的社会制度、名胜古迹等等。这种文化渗透，不仅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注重学生听说写三种技能的培养，提高开口率。汉语教学是语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全面发展，被调查者则普遍想提高听说写的技能，也认为是最难的部分，因此教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听说写方面的技能。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载体。韩国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韩国创制训民正音之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汉字。时隔几个世纪，在韩国再次兴起“汉语热”，对此现象，应该深入分析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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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郁.学生学习动机的调查与研究[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5.

篇8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本文由收集整理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

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篇9

文化管理经营人才匮乏是个老问题，无论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企业，几乎都因人才短缺而步履蹒跚。说近些年没出人才，并非事实。一些文化企业事业单位常常因一位出色的掌门人而面貌焕然一新。这样的人才，对文化经营管理而言，当然求之不得，但对多数文化企业事业单位来说，更需要现代经营机制的建立，更需要现代管理制度的确立，尤其需要一大批可培育可造就的基础人才。在过去的文化管理体制中，一向比较注重宣传、重用少数特殊人才，而忽略了多数人才的培育和应用。因此，面对现代文化市场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常常显现的就是基本人才的严重匮乏。事实上，少数人才可遇而不可求，多数人才却可以不断培育。即使是那些少数特殊人才，也离不开大量基础人才的有效支撑，而多数人才即便没有少数特殊人才的引领，依然可以维持现代文化事业和企业单位的正常运转。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人才培育的变革创新是主要内容，培育人才首先要培育大量的基础性人才，他们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也是文化发展的关键，由于需求量众多，所以，其培育远比延聘少数特殊人才更难完成。这需要政策的支持，需要开放的机制，需要教育的更新，需要复合型人才的进入。（据马 原于《人民日报》2014/01/02）

2013年虚假新闻的特点

第一，数量大、种类多。2013年从年初到年尾，不断有新的案例发生，不仅表现在典型案例的数量巨大，而且表现出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第二，涉及的媒体类型广泛。随着新的媒体平台的开发，媒体的官方微博、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账号，也被纳入虚假新闻的研讨范围。有不少虚假新闻被媒体官微广泛转载，集体沦陷的窘境一再出现。第三，虚假新闻体现出鲜明的媒体融合特征。有不少起虚假新闻并没有在传统媒体上落地，社交媒体是其重要甚至唯一的传播平台。在面对突发、爆炸性新闻时，媒体官方微博已经成为一个“抢发独家新闻的重要渠道”。第四，追究查处的力度有限。2013年各种虚假新闻案例频出，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相关主管部门出面查处，特别是有些影响重大、传播效果恶劣的虚假报道，没有看到公开处理的情况。第五，虚假新闻背后的社会情绪值得关注。不少虚假新闻的内容本身似乎是为了弘扬正能量或者批判社会丑恶现象的，但由于所报道的内容存在人为设计、主观臆想、商业策划、刻意作秀等问题，最终被拆穿，非但没有弘扬正能量，反而在被拆穿之后造成了“负能量”的累积，对社会信任造成了更大的伤害。第六，图片、视频引发大量虚假新闻。2013年不少虚假新闻是以图片或视频形式传播或为事实依据的。随着网络用户上传图片、视频内容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这些UGC（用户生产内容）因缺乏必要的把关机制将会引发更多的虚假新闻。（据白红义等于《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电视节目与新媒体融合的深度分析

按照电视节目融合的深度，不同的电视节目对新媒体的价值开发程度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一、通讯工具价值：电视节目制播人员用新媒体找人和信息，与传统的电话、信件交流互动比较，不过是换了一个更为方便直接和成本低的交流通讯工具。二、技术功能价值：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功能不断地被开发，这些技术功能被迅速移植到电视节目中，电视台和新媒体还会联合开发一些适合节目制作和宣传推广的相关技术。三、输出传播价值：电视台与新媒体是竞合关系，电视台将节目内容和节目信息输出到新媒体，目的是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吸引更多的网络观众注意力，从而回归传统电视收看，提升收视率。四、电视节目与新媒体的合作是交互推广、联合营销。新媒体需要优质的内容资源赢得流量和受众，电视台借用各种新媒体资源来赢得观众的关注和口碑，扩大节目影响力。五、产业升级价值：新媒体可以帮助电视行业实现产业升级，不再单纯以广告收益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据李岭涛 李冬梅于《电视研究》2014年第1期）

众筹新闻：为新闻运作创造机会

在过去的十多年，报纸的销量一直在下滑。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不管是美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都面临着发展模式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新的新闻运作模式被逐渐开发出来，“众筹新闻”就是其中之一。众筹新闻的具体做法是：新闻记者通过网络平台提出一个新闻报道计划，受众通过捐赠一定的资金来资助他们认可的报道计划；在设定的期限内，如果这些记者能得到预期的资金数额，那么他们就可以用这笔钱来执行报道计划。在大众筹集资金制作新闻的过程中，记者与资助者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记者必须通过众筹网络平台来推销自己的报道计划，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向媒体报一个选题，然后写完了事。这相当于记者直面整个媒介市场，让自己的报道计划首先接受市场和受众的检验。因此，在众筹新闻的运作过程中，提出报道计划的记者必须了解受众并得到受众的认可，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报道计划推销出去，让受众为之慷慨解囊。制作新闻时，众筹新闻的资助者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把关人，由他们来决定哪些应该做，哪些没有必要做。当然，为了限制某些出资人完全控制整个新闻报道计划，一些众筹平台对出资人提供给新闻项目的资金比例会有一定限制。（据张建中于《中国报业》2014年第1期）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多办原创文化电视节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广电系统学习借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等节目经验，积极开办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文化节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1月23日在京说，2013年中央电视台《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河南卫视《汉字英雄》《成语英雄》、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云南卫视《中国灯谜大会》等节目相继播出，掀起一股原创文化节目热潮。

据了解，中央电视台今年将推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二季，加强专家点评环节，在选手书写汉字的同时介绍汉字字形、源流、演变及字义、词义的本意、引申义等，增加对名家名篇的引用，全面呈现汉语字词在语言应用中的美感。此外，中央电视台还将创新推出《中国谜语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原创文化节目，并储备了以外国人为主要参加者的《听说读写300字》节目（暂名），积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带着诗歌去旅行”为主题的人文记录节目《诗行天下》，在秀美山河中展示中华民族的诗意情怀。（消息来源：《深圳特区报》）

两部委共推国产电影走出去

文化部外联局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近日在京签署《关于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战略合作协议》，以扩大国产电影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根据协议，双方将把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纳入各自对外交流的总体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将中国电影展（周）作为在境外举办中国文化年（节）等综合性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规划，统筹协调，共同组织实施。同时，双方将充分发挥驻外文化机构在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推荐优秀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并为实现中国电影在海外商业发行放映以及中外电影合拍等提供协助。（消息来源：《光明日报》）

全国将开展新闻出版“五个专项治理”整改工作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通报，将于1月至3月在全国开展新闻出版“五个专项治理”整改工作，打击新闻敲诈专项行动，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专项行动，深化整治少儿出版物市场专项工作，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专项工作，规范报刊发行秩序专项工作。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个专项治理”整改工作旨在抓住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群众最反感、反映最强烈的新闻出版领域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切实整顿新闻采编秩序，促进出版物市场健康发展，切实使新闻出版领域侵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非法出版生产经营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促进行业风气整体好转。（消息来源：新华网）

8家民营企业获发第二批虚拟运营商牌照

工业和信息化部1月29日向8家民营企业发放了第二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获得第二批试点批文的企业有：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期集团有限公司、长江时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远特（北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据了解，工信部对参与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的民营企业数量没有限制，试点受理申请将截止到2014年7月。工信部将根据企业实际申请的情况进行审查，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试点资格。（消息来源：《人民日报》）

两岸38家电台春节“温暖相约”

由两岸电台参与制作的《2014两岸广播春节联播》，从除夕开始至正月十五在台湾的26家电台和大陆的12家电台播出，在马年正月和两岸听众“温暖相约”。《2014两岸广播春节联播》由两岸22家电袂制作，包括12家大陆电台和10家台湾电台，节目共96个单元，每个单元5分钟。从2007年开始，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广播公司牵头举办两岸广播春节联播，至2014年已是第八届，从最初的5家台湾电台参与发展到现在的26家台湾电台参与，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两岸广播交流的一个品牌栏目。（消息来源：新华网）

篇10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系统资源理论对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配置资源的特性、过程、建构方式进行了全新解读。从全文分析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系统资源的配置在传播系统内可以说是最头疼也是最简单的事情，关键取决于在一定的范围内，系统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间分配的方式是什么。而实际上，系统的物质资源配置方式又是在整合配置与突破中纠结的。 

 

系统本应按照资源配置的规律进行运作，但由于三峡工程的特殊性，该系统的传播资源主要被系统主力垄断，在政治和经济的合力作用下，将注意力资源、渠道资源、内容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将大部分资源控制在系统主力手中。但另一方面，新兴的系统力量为了生存也在不断地曲线挖掘系统主力无法控制的资源，为突破垄断进行着艰难但有意义的努力。按照自组织的原则，系统资源的配置最好采用无为而治的理想配置方式，但在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产生、发展到稳态运行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这样的配置方式，在实践中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神话，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实际上，该系统的物质资源配置方式是在整合与整合突破中纠结的。而中国式垄断与西方式垄断不同，中国式垄断多为政策性垄断，一纸“红头文件”就可以垄断一个系统，一个行业。而西方的所有竞争对手在市场决斗中搏杀，最后留下的那几个赢家才是垄断者。垄断一词源于孟子“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可见逐利是垄断的目的，无论这个利益是代表一个政党或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中国传媒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市场化，但与欧美比较还有很大差异。李良荣教授把中国大众传媒模式称为“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模式”。①以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为例，其整合特征也非常明显。第一，系统的协调部门几乎是与政府机关并行的部门，其下大部分的媒体是没有或少有民间投资（或外资）的，从生存的基础来说是依附于政府的。第二，媒体大多数不是独立的，媒体采集和发送的信息，都必须经过政策审查，特别是重大新闻报道，一律采用某一渠道的“通稿”。第三，媒体表面上是商业化运作，但“后台老板”是政府宣传部门。 

在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的发展中因不同利益的角逐，系统内出现了垄断力量与非垄断力量的较量，在局部也出现了整合的突破，甚至突破后又形成了新的整合，循环往复，整合与突破总是相伴而行。 

注意力资源的明争暗夺 

注意力实质上是对受众的影响力，受众由于持续注意于施控者给予的某些问题上，而常常被无意地重构其头脑和行为。注意力被框定的人更容易改变客观的判断，而且更容易依照注意力焦点传达的价值讯息而影响其行为。这样相对集中的注意力资源在系统资源中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系统争夺的主要对象。 

如何聚焦受众的注意力，这是系统竞争的制胜法宝。“谁控制了渠道，谁就控制了天下”，渠道资源在注意力稀缺的系统环境下尤为重要。施拉姆提出：“人们对于信息的选择率等于信息的报偿率与获得信息的难度之商”，控制渠道等于缩小这个经典传播公式的分母，从而聚焦人们对于信息的注意力。 

主力获得的优先渠道 

对于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而言，系统主力在协调部门的强大政治护航下，几乎不用担心传播渠道的问题。三峡工程作为国家工程，代表国家形象，系统的协调部门又与国家政府的机构高度重合，使得该系统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力，按照国家意志干预系统的输出。 

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就是该系统的最庞大的主力媒体，这个媒体掌控着国内最重要的传播平台和最主要的对外传播渠道。面对国家重大题材——三峡工程建设的影像记录时，毅然肩负起了这个重大的责任，并确实履行了它的义务。可以说关于三峡工程，央视是事必躬亲、任劳任怨，甚至拿出最宝贵的黄金时段播出三峡工程的大型纪录片，一播就是十几集，几乎不考虑收视率的问题。 

例如，中央电视台在大江截流前夕更是不惜血本地在一套节目黄金时间连续播出了《三峡纵横》、《大三峡》等长篇纪录片，在进入12天倒计时时又连续播出了12集《三峡备忘录》。在合龙前10天还拿出广告时段播出了长度为30秒至3分钟不等的“特别报道”的广告片。在日常的传播中，央视也是不遗余力地为三峡工程纪实影像的传播大开绿灯。2002年央视西部频道曾在8：30～9：00的黄金时间播出了《三峡九问》共26集。2003年央视又播出15集大型纪录片《守望三峡》，每集30分钟。 

在对外传播上，渠道垄断更为明显。中央电视台4频道在124个国家落地，央视9套②(英语频道)更全部以英语播报③。在三峡工程开工建设的十几年间，央视可谓全程记录三峡工程的点点滴滴，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 

另外，作为同一作品也可以利用不同渠道进行传播。例如《三峡梦》一片就是利用多种渠道进行传播的。首先新影厂利用与世界60多个国家建立的影片交流和展播平台，对外输出。同时利用其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优势，由央视开辟通道安排播出。另外，还利用地方台选播促进进一步传播，并推荐给全国各地方电影院，利用院线进行展播。 

其他各力量的由远及近 

国际上，纪实影像的发行和传播主要有三种渠道，分别是影剧院播映、非院性发行出租以及电视台播出。而在我国，纪实影像的传播媒介主要是电视媒体。然而由于系统主力几乎掌控了纪实影像电视、电影传播的所有重要渠道，而其他非主力系统生产的产品，要想受到观众的注意，就只能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先出去再回来”，或者是“从下而上”由“边缘向中心靠拢”的传播路线。例如许多有关三峡工程的纪录片也是通过参加各种国际电视节目交易会，或参加中外交流研讨活动，或参加各种国际电视节目评奖活动，甚至利用海外既有网络和平台先“借船出海”再“凯旋”。 

除了获奖后回流以外，一般媒体生产的产品还有另一个渠道广泛传播，那就是网络。数字时代以前，由于电影电视等影像传播渠道和技术只掌握在国家手中，广大受众所能做的只是打开开关，等待收看，或消极地用遥控板选看内容，大众直接参与影像传播的程度较低，在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那就是垄断的传播渠道。而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打破了纪实影像传播的垄断局面，使传受失衡的传播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变。受众除了通过电视频道和电影院线能看到该系统生产的作品外，还能通过网络视频下载或在线收看相关影像。 

如百度视频可获得的关于三峡工程（其中包括关键词为三峡大坝、三峡移民、三峡库区）的视频链接就多达6000多个。又如google中文网站视频上的相关链接也有4000多个。 

另外，在国外的英文视频网站上，我们仍然可以大量获取关于三峡工程的视频信息④，例如笔者同样统计了google英文网站，视频也可搜索到上千个。同样国外最大的专业视频网站youtube.com上直接上载的视频就多达500多个，甚至比国内的专业视频网站还要多，而且点击率也比国内的高。 

信息时代受众更为主动地参与传播过程，其内在需求得到了释放，在这个相对自由互动的渠道内，一向受到严控的三峡工程纪实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同时获得了渠道解放带来的机遇。特别是大量民间业余影像从其产生起就开始了方式各异的传播过程，但由于传播价值大小的差异，多数民间影像只进行简单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少数进入大众传播媒体。或者上传至网络，通过公共网站进行，或者获得电视网的征用。那些本不可能被大多数人看到的自拍画面、dv视像作品或不符合播出规格的独立影像作品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成为小众群体收看小众影像的渠道。例如，2002年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就以大学生的视角拍摄了一部反映实现三峡地区环境与变迁的纪录片。⑤ 

那些散落在系统各处的产品通常用两种形式播出，一是以成片的形式独立播出，这并不是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因为这对影像技术方面的要求很高，还必须符合媒体规定的规格和时长。另一种是以素材的形式进入节目，以三峡风光、突发事件等为内容的记录性影像素材或简易短片形式进入。专业的电视从业人员再将这些素材和短片进一步加工、制作，用于专业制作的节目中。 

信息是无限的，而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渠道优先的控制能力仍然是锁定有限的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即使是在网络突破渠道垄断的欢呼下，作为研究者还是要看到在网络渠道的背后仍然有着控制注意力资源的垄断行为。“监控”更加“严格”，对网络媒体而言，中国现在“拥有一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网络警察队伍，其网络屏蔽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⑥更何况传统传播渠道正在向新兴的传播渠道挺进，传统渠道的资源内容优势，在短时间内新兴渠道（例如手机视频）也是无法超越的。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各个媒体都在不断地聚合分裂，重新组织力量，因此对渠道资源的争夺将是长期的，是不断形成垄断，垄断又不断地被打破。 

内容资源的垄断与整合 

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最大的内容资源便是真实的，可被镜头摄录的影像，纪实影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差别在于必须要靠对现实事物的影像捕捉来完成基本表达元素的获取，它不能靠虚构的演出或模型的演说来将就使用，一旦内容资源成为有限的稀缺资源，各个媒体就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去占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想办法挖掘新的可用资源作为内容的突破。 

对内容的导向控制 

有人说，“三峡”无小事。该题材作为重大题材是产生纪实影像精品的沃土，是各个媒体或栏目争先恐后抢夺的重要内容资源，是媒体和纪实影像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可以名利双收的内容资源。对于系统的内容资源配置，协调部门把握着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权力，通过独占和审查两种形式把关内容，对内容的导向甚至具体画面都有严格控制。 

三峡工程纪实影像最核心的内容资源就是三峡坝区的影像。三峡总公司作为业主单位理直气壮地独家占有三峡坝区的拍摄主权，在三峡工程建设的十几年间，几乎所有的工程影像的记录都是由该公司自有的影视部拍摄并作为档案留存或使用的⑦。该公司直接负责管理的新闻中心就规定了“影、视、图片档案资料是总公司有关档案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收集齐全，规范整理，由新闻中心档案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⑧ 

如果其他媒体主动要求前来采访拍摄，其拍摄的内容是有严格限制的。三峡工程最核心的部分都在三峡坝区，而坝区由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实行全封闭管理，由武警部队把守，拍摄者要想进入坝区拍摄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国内外记者如要采访拍摄必须经过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的审查资质，报党委通过。如遇外国记者来访还需要当地外事办通过，并且拍摄三峡坝区只能在几个规定地点拍摄，拍摄者的所有器材必须经过专门部门审查，拍摄过程中还有专人陪同，如遇不能拍摄或敏感的地点，陪同人员还要委婉地拒绝。记者在拍摄后还需要将母带交与业主审查，理由是三峡工程的所有资料都属于国家保密范围。⑨ 

除此之外，对于媒体的内容资源配置也是有区别的。例如在大江截流的直播现场，不同媒体有不同的内容获取资格，系统协调部门是通过发放有效的分类证件规定记者能涉足的范围来分配资源的。同样在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的直播采访拍摄过程中，不同媒体获取的内容也因资源配发的范围不同而相去甚远。在截流前海内外40多家媒体、400多名记者就提前进入了拍摄状态。中央电视台派出了强大的报道团，对导流明渠截流进行全方位报道。凡是进入大堤采访的记者必须出示特别通行证，戴安全帽，穿救生衣，以确保工地秩序井然。然而有资格进入核心区采访的记者名额却只有50个。最后协调部门还是基本按照惯例分为abc三种，a证是中央警卫部门发的，b证和c证是新闻中心管理的，发b证的是三峡总公司邀请的，其他未邀请但主动来访的就发了一个c证。a证是可以上主席台核心区的，b证除了核心区都可以去。不同的地点决定了不同的拍摄内容，决定了内容资源获取的多少。 

如果说三峡坝区是因为严格的涉密管理使得拍摄内容成为独占的资源，那么照理说涉及湖北和重庆的广大的三峡库区的内容资源应该没有独占的可能性。虽然反映三峡库区的移民、迁建等内容无法实现坝区的封闭性垄断，但是库区所在地的湖北省（特别是宜昌市）和重庆市的电视台，照样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对该项内容资源实现自然垄断，获得独家使用或“优惠”使用的权利。因此从最终的成品来看，在移民和库区建设上以重庆电视台获取的内容资源更为优质，重庆电视台及其辖区内的电视台常常因拍摄三峡移民和三峡库区建设的作品而获奖。在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设内容上，湖北和宜昌电视台获取的内容资源更为直接（主要因为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纪实新闻报道是通过“宜昌——湖北——中央”的选播机制出去的）。湖北电视台和湖北电影制片厂还赢得了许多与三峡总公司直接合作拍片的机会，独家的资源优势使得他们获得了拍出精品的机会。 

尝鲜新内容与深度开发旧题材 

当然，事物永远是变化着的，只有不断地去尝试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在既有垄断局面下获得开发新资源的机会。例如，央视西部频道在央视的各个频道中是个“年轻人”，实力不算强，但在建立不久就开始涉足三峡工程题材生产并产出了一部有突破性的精品《三峡九问》。该片将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梳理成九问并逐一回答。其中包括了几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比如战争安全、大坝裂缝、溃坝、水库诱发地震、危险物品的清理等，有些内容还一直被视为军事禁区。他们拍摄了以前别人没有拍到的东西，题材揭秘是这个作品的最大卖点。 

在《三峡九问》中，第一次涉及了大坝的裂缝问题;第一次公开播出了20多年前三峡工程进行核效应试验的纪实影像；第一次拍摄了溃坝试验现场;第一次用影像记录了溃坝洪水的行洪演进路线;第一次详细直观地介绍了清库过程中危险品的处理问题和生物病毒问题。该片努力获得的宝贵的第一手影像材料，是三峡工程建设历史上珍贵的影像资料，填补了过去影像记录无人敢轻易触碰的灰色地带。⑩ 

另外，作为其他媒体常常也是在内容题材的选取上，或者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解读上有了新意而获得认同的。他们在核心内容资源获取不易的情况下，多渠道终难选取一般大型纪录片无法关注到的局部现象和专题类问题，甚至小到个体问题予以反映，用多角度解读弥补核心内容的缺失。例如，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就从经济内容的角度制作了《三峡：200亿涵盖不了的工程》；央视《见证》栏目还推出了《纤夫老李》、《宋公麟的旅馆》以及《李世文进城》等描述三峡移民最细小的个体在大变动来临时，如何积极地做出选择，面对未来。又如山东电视台从人物采访的角度制作了《数风流人物——亲历三峡工程》，记录了多位三峡建设者的故事。央视《致富经》节目播放了移民王雄搬家致富的故事。 

除了对角度的选取不一，系统内还出现了从深度开始挖掘的作品。在系统发展的前期，很难有挖掘基础深度的片子，这些东西是被遮蔽掉的，是画面上缺失的东西，“我们很难发现大量的、关于田野和社会底层所呈现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和状况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随着纪实影像的发展，许多人因此萌生了触摸真实社会的强烈冲动，但多数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借斑窥豹的泛化观察，重心是“关注”、“展示”和“呈现”，而不是具有专业深度的研究，更非“看”之后的行动。但有幸的是，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内确实出现了深度挖掘的种种尝试。例如庄韶孔拍摄的人类学纪录片《水漫三峡》就是从学术角度开发了系统内资源的潜能，提升了内容的品质、价值和文化水准。这些新题材的开发在总体上丰富了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的内容资源。（项目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峡地区文化历史资源与现实资源的开发》，项目编号：06xzx014） 

注 释： 

①李良荣：《西方新闻媒体变革20年》，《新闻大学》，2000（冬）。 

②这两个频道是央视主要的日常输出渠道。还有例如五洲传播中心的专职对外传播的机构也为系统输出提供了渠道。 

③彼得·卢德思[德]主编，刘志敏译：《视像的霸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④其中包括关键词three gorges project、three gorges dam、three gorges immigrants、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⑤⑥《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要拍三峡纪录片》，人民网http：//people.com.cn/gb/huanbao/55/20020723/782904.html，2002年7月23日。 

⑦这里所称的影视资料指反映与总公司发展和三峡工程建设、金沙江开发等直接相关的电影、电视、摄影资料及利用该类资料再度创作的专题作品、新闻报道作品、艺术作品。 

⑧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影视图片资料归档集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⑨笔者对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影视部郑斌等人的采访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