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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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篇2

关键词：感性直观；唯心史观；原子论；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

篇3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篇4

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超级秘书网

篇5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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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个性理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Marx Hagel's "absolute spirit"， Strauss's "entity"， Powell's "self consciousness"， Feuerbach's humanism theory， form rich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is the main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related to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the growth of talent.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should actively u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reform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S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民办高校发展迅速。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关系到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关系到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追溯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探究其个性理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发掘马克思个性理论对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指导意义，从而推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促进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

一、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及内涵

（一）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

1.被黑格尔“绝对精神”吸引

马克思原先的哲学世界观基础是康德费希特哲学。他写了新的形而上学原则体系，但是却失败了。之后，马克思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这时接触到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特别是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把感性存在、即感觉当作真理的基础和标准，不懂得概念的体系，只知道认识过程是由感觉、表象和意见三阶段构成的。”[1]“伦理学是伊壁鸠鲁最好的部分”[2]。从而使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选择伊壁鸠鲁哲学进行研究。并且，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对个性进行了研究和描述。

2.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哲学的研究

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认为精神“实体”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评论：“贯穿在施特劳斯关于‘公社力量’和关于‘传说’的理论中的观点在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观念中有其抽象的表现，有其逻辑形而上学的象形文字。”[3]而鲍威尔认为“实体为自我牺牲了自己，并为自我所吸收”[4]，是依附于自我意识的。他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产物，而是他自己的自由的产物。”[5]“没有自爱就不能爱人类，没有自尊就不能尊重人类，没有实现个人自由的热情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的自由。”[6]鲍威尔认识并重视个体的主体性。马克思肯定个体的主体地位，但是他并没有像鲍威尔那样抽象地理解个体的个别性，认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7]可见，马克思把个体的个性定位于现实的感性的个性，有别于鲍威尔抽象的个性，这也为马克思之后对于个性的现实性、实践性特征研究奠定基础。

3.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理论的发展

费尔巴哈认为：“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不仅是狭义的形象，而且是诗的意义下的形象）――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8]他重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费尔巴哈用“类”来代表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9]他指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10]但是，在费尔巴哈的假设条件下，找不到真正社会历史中的人，看不到人的主体地位，也找不到人的个性，因此他以另一种形式把人抽象化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11]他发展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原则，同时摒弃了费尔巴哈对“类”的抽象理解，强调了人的个性的社会性，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12]

（二）马克思个性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因此，人的个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研究了人的个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过去封闭的、交往受阻碍的环境中，人的个性想要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会受到极大的阻力，而在现代开放的、互动的环境中，人的个性获得自由全面地发展具备了极大的可能。因此，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个性是否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取决于个体的个性之间是否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14]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5]可见，马克思强调通过社会交往互动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人的个性的现实性。

其次，马克思曾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6]“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7]人的个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压抑，而不是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18]因此，马克思认为人要实现自由全面地发展，就要确立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人的个性活动要得到肯定和尊重。

再有，在批判资产阶级个性学说基础上，从劳动实践角度探讨人的个性，强调劳动实践对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的人都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9]劳动是资产阶级觉得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但是，马克思认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0]“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1]人的劳动实践使人区别于动物，也奠定了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

二、马克思个性理论视野下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析

在对马克思个性理论渊源的探寻、理论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从而寻求提高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一）个性化教学

马克思认为人的个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个体所具有的个性，并且要尊重和彰显人的个性的主体性。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应关注现实，根据民办高校的自身特点进行个性化教学，从而确立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笔者曾对无锡一所民办高校的500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主题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的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进行分析，发现了民办高校大学生所具有的特点。“通过调查发现，在教学活动形式方面，51.28%的学生选择‘以行政班为单位进行学习实践’。”[22]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即使是合班授课，也应关注到教学主体――学生对于教学活动形式的期望，实现个性化教学。比如，在进行某些教学活动过程中，可以把合班上课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使学生在小组分工合作过程中可以积极实践自己所学的理论，不至于淹没于满堂灌的传统的教学活动中。学生通过完成自己在小组中的工作，与小组其他同学通力合作，最终完成教学活动任务，从而充分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主体地位。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实践小组活动，学生反映收获很多，也提高了教学实效性。其次，对于教学内容不能本本主义，也应充分联系现实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2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积极联系现实社会环境，关注社会时事热点。在授课过程中，通过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等等方式，使学生运用思想政治理论来分析现实社会中的事件，体现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增强教学效果。另外，在问卷调查中“问到‘您觉得思政课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您的能力？’时，很多学生回答：进行实践活动、情境模拟教学、案例分析、专题讨论、社会调查等等。”[24]因此，要创新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打破传统的满堂灌、教师把信息单一传授给学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以积极探索案例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等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学生积极地交流互动，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通过创设一些真实的情境，比如模拟招聘会、辩论赛、知识竞赛等等，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创新能力等等，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处事，也使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能力提高可以得到双丰收。通过在教学活动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实现个性化教学，体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个性的现实性和主体性，从而提高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二）实践教学

马克思认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5]因此，人的劳动实践是有计划的、能动的劳动实践，是不同于动物的。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地发展。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充分认识到劳动实践对于学生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以及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的积极作用，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比如校内的实践活动，可以联系教学内容，组织知识竞赛、辩论赛、表演道德小品、历史人物评价演讲、模拟招聘会等等。校外的实践活动，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革命教育基地等等。通过组织校内校外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地发展。在进行实践活动时，民办高校的辅导员、学工处、团委、宣传处应积极配合并提供协助，来共同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任务，从而构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稳定的立体教学结构体系。另外，现在一些民办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下，不断思考，积极探索。比如进行实践教学，有利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相联系，也有利于民办高校大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提高，确立民办高校大学生个性发展的主体地位，从而支持一些民办高校向应用型高校不断迈进。

（三）信息化教学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7]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关注现实环境、关注人与人交往过程的新特点。比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生已置身于信息化环境之中。信息化平台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因此，现在90后大学生，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广泛使用信息化软件。比如使用QQ、微信等新媒体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同时，大学生也利用信息化平台获取各方面资源，进行学习。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积极使用信息化平台中的资源，把信息化平台中的时事新闻、热点事件进行筛选，供学生进行阅读、学习和讨论，使理论与现实实践充分结合。其次，面对海量的信息，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民办高校大学生对于信息化平台的信息不能够正确甄别或是任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的话，就会影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不利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积极指导大学生筛选信息化平台中的有效信息。比如可以通过对信息化平台的事件进行专题讨论方法，帮助大学生有效甄别信息化平台中的信息。另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与学生进行交流。比如建立QQ群、微信群等等，与学生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地交流，打破传统信息交流只能在课堂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模式。同时，学生也可以在这些平台中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互动，实现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学习交流。再有，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比如进行慕课教学、微课教学，从而打破传统课堂时间与空间地束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和方式得到创新。学生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或手机媒体，浏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并且可以有选择性地学习，对于未理解的部分，可以在线反复观看，从而实现大学生自主学习，有利于确立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符合马克思所倡导的确立个性的主体性，也有利于增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从而占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平台新阵地。

三、结语

马克思个性理论在以人为本基础上，强调要充分联系现实社会、在劳动实践中确立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思考，积极运用马克思的个性理论，从而增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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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兹维.罗森.王谨等译.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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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3.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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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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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22]骆静.基于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现状探析[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6（10）：35.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24]骆静.基于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现状探析[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6（10）：36.

[25]R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8.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作者简介：骆 静（1981-），女，江苏无锡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张 虹（1989-），女，江苏常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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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论文摘要]殷顿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代表了20世纪中期美国知识社会学界对知识社会学的标准解读。其内容包括知识的存在基础、知识的类型、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知识的功能等。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19世纪初期社会学一般理论转向专门研究后出现的学科，总体上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是把知识当作一种精神现象(知识生产)、认识活动、思想方式来研究。它把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思想范畴与知识体系)归结为某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最早将社会发展的阶段与知识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加以考察，开辟知识与社会关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会学家孔德。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体系中每一门学科的发展既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也与历史的顺序相对应。到19世纪中、后期，创立了唯物史观，区分了知识类型，研究了知识的社会功能，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其观点直接影响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构的知识社会学。

二、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国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在默顿生活的时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生了快速的转变。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科学与知识的内涵逐步走向具体。知识完成了从追求确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在知识‘不确定性’凸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从逻辑上排除错误而寻求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知识形式的越来越不可能性，它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思维能力建构确定性知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摆脱传统的哲学思维而步入社会学领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学对知识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知识社会学伴随着社会学的产生而产生。知识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不同的范式转换的曲折过程。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发展方向，但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基础环境却在悄然发生变化:知识、科学与科学知识范畴分化，社会学分析方法的思辨性与经验性分野。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哲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及反思之后，呈现出现展的局面。

三、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的主要内容

1945年，默顿发表了《知识社会学范式》一文。这篇论文是默顿知识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总结。论文对当时知识社会学在美国得到发展的社会基础进行了回顾，归纳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默顿在对各种知识社会学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他发现，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学者对知识的分类存在巨大差异，各种理论的阐述不尽相同，学科概念以及研究变量急剧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这无疑给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此，“为了给出现在这一领域中杂乱无章的种种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分析图式”。于是，默顿形成了他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其主要内容包括:

1.知识的存在基础。默顿分析了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不同理论家的观点后，将知识的存在基础概括为两种: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地位、阶级、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群体结构等，文化基础则囊括了价值观、精神特质、舆论趋向、时代精神、世界观等。默顿认为这是社会学的中心命题。讨论各种理论的存在基础是为了使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形成共识。由于各种理论对这种存在基础的论述有很大差异，一旦涉及存在基础的本质时，各种理论的本质诉求便显示出多样化。“存在对知识的影响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地位的意义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2.知识的类型。社会学对知识领域的分析涉及诸多方面，默顿认为，涉及“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范畴、哲学、宗教、社会规范、实证科学、技术等等”。不同的知识社会学家对知识分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默顿认为，知识社会学者对知识分类的多样化划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他依据不同学者的著述，分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尔凯姆、格拉内、索罗金等人的知识类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各种理论关注的焦点、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内容、验证方式、思维活动的对象等。虽然在分析家看来，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破绽，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从客观上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顿对各种知识观偏重综述，仅对其中个别类型的划分方式表达了个人看法。

默顿特别重视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认为“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马克思“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把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型。其中，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人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在默顿看来，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

舍勒是较早提出知识社会学名称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广泛的纲领计划，既从内部的逻辑关系考察思想知识，又从外部的社会功能与条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识”。舍勒在对世界观进行体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知识类型学说。舍勒认为，知识“按照人为的程度”可以分为7类:“(1)神话与传说;(2)隐含在自然的民间语言中的知识;(3)宗教知识(从模糊的情感直觉到一个教会固定的教义);(4)各种类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识;(5)哲学—形而上学知识;(6)数学、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实证知识;(7)技术知识。”舍勒区分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默顿认为他并没有提出知识划分的标准问题。因此，这种假设的收获并不大。 3.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在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问题上，知识社会学家的见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结论却让后来者无所适从。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马克思主要探讨的是“观念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舍勒探讨的是“观念与存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曼海姆是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论述最多的学者，但是他的论述却集中在“思想与社会的联系”上;索罗金构造的是“社会与主导文化的有意义的整合”，并将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因此，默顿认为，要描述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必须从细节人手，重新采用一种分析图式。他认为，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方式或途径有两种:一是确定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如决定、原因、对应、必要条件、制约、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动、依赖性，等等。二是明确符号关系、有机关系或意义关系。这是由知识的功能决定的。

4.知识的功能。默顿认为，知识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维护权力、促进稳定、确定取向、剥削、掩盖现实的社会关系、提供动力、引导行为、回避批评、转移敌意、提供保险、控制性格、协调社会关系”等。他认为，“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尽管默顿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论述具体的功能涵义，但是他认为这种分析将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的范畴系统，而是要说明存在这个社会所公有的范畴系统。在知识社会学学者中，马克思、迪尔凯姆对知识的功能研究较为用心。马克思没有把知识的功能归结为整体的社会，而是归结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迪尔凯姆则认为，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有社会功能。

当然，默顿也认为以上几点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识社会学范式中的内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还需要另外一些范畴。

四、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及发展趋向

通过对1945年左右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考察，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梳理了不同学者的基本观点，评介了知识社会学诸理论之间的异同，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其研究范围上的缺陷。默顿指出:以往的知识社会学侧重利益与经验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把暂时性假说与无可置疑的教条相混淆，标志着它的早期阶段的十足的思辨见识现在正受到日益严格的检验。

篇8

论文关键词 人的本质 类本质 个体本质 科学阐述

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学者们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很多学者都会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过，人的本质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发现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成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对人的本质的阐释是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这很让人费解，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科学的，只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阐述的角度不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从不同的阶级、阶层、群体相互区分的角度来阐述人的本质的，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人的个体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从人作为类存在物从而区分于其他动物的角度来阐释的，也就是笔者讲到的人的类本质。

因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并不矛盾，我们要如何理解人的本质呢，其实马克思认为，人既是一种类的存在物又是一种个体的存在物，人作为类，使其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人作为个体，又使其与其他个体相互辨别。

一、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梳理

实现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毕生最伟大的追求，因此人的本质理论是他的重要研究对象，是随着的形成发展逐步深入的，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思想的扬弃过程。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随着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哲学，他又把人的类本质阐述为自身的理性；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看成是人的类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有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后来马克思又把人自身的需要阐释为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问题是众多哲学家研究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对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理解也是有分歧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观点：（1）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本质；（2）人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3）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现实性内在需要和个性的统一；（4）人的本质是动物与文化的有机统一；（5）人的本质是种的生命和类的生命的统一；（6）人的本质是需要。

以上观点都对人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我们积累了某些有意的思想资料，对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具有重大的启发，但是它们又都有不足之处。我们应该深入马克思的原著来整理出完整科学的人的本质理论。

二、对人的类本质的认识

所谓人的类本质就是区别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有着自身质的规定性，从而与其它种根本区别开来的规定性，也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合乎规律性与合乎目的性的活动，也就是我们人类根据自身的活动需要、价值取向以及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程度而进行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感性物质性活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劳动，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产生前后，各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曾对人的类本质提出过各自不同的观点，把人的类本质看成是政治性、神性、自私性、思想、社会性、理性、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等的不同观点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其固然有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片面性、浅显性的缺陷，这是因为：第一，类本质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不是其中的某一个规定性；第二，多种规定性中必有一个根本规定性，以上观点并没有指出这一根本规定性；第三，以上观点都脱离了历史时代、社会关系，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是纯抽象的。与此相反，马克思把现实的人放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来考察，从而精辟地阐述了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性。他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人是类的存在物，这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人的规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自然，具体表现在：第一，人不像动物那样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而且也为自己的存在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人的生产不像动物的生产那样是出自本能的，直接的生产，而是能动的、有意识的、全面生产。在人的类本质中，人已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作为与自然相对立的存在物，人类不仅能改造自然来适应自身的生存，而且还能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物品。

三、对人的个体本质的理解

马克思紧紧围绕“实践”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测的探讨，并指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绝对化、抽象化和凝固化了，他批评费尔巴哈对事物的认识是直观的，而不能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人的个体本质的最佳论述。

我们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的本质并不是在于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而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因此，要全面了解人的个体本质，我们就必须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而不能只从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关系出发，其中生产关系是最主要的，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我们只有理解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认识人的个体本质，不仅不同社会结构中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个体本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人的个体本质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纵的方面来看，人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努力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中的人的本质主要表现为阶级性。从横的方面来看，由于每个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生活经历不一样，每个具体的个人的本质又是显现着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现实的、具体的，是个性。第二，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人，说明了人的本质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不是僵死的、停滞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也要不断地变化发展，因此，人的本质不可能会停留在某一个固定的点上。第三，“现实性”这个限定词表明，这里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因而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本质不是纯粹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第四，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对人的本质进行阐释，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方式，证明了实在论的错误。第五，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说明这些社会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以“总和”的方式构成的有机体，因此我们应该把对人的研究放到对社会的研究中，把对社会的研究当成一种关系体系来研究。

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所以人的个体本质就存在于人的社会联系中，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可以说是人与人相区别的特性，它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在人的行为活动中得以体现，又受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四、对人的本质的全面把握

（一）人的类本质与个体本质的关系

1.相互联系

（1）人的个体本质和类本质在实践中得以统一。劳动创造了人，使人区别于动物又高于动物。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生产中必然会产生各种生产关系，因此，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总和的前提，没有人的这种生命活动，种种社会关系便既无从生产又无从更新，因此，人的类本质使人这一类存在物与其他类的存在物区别开来，具有人的一般的共性，而人的个体本质则又使人的类本质具体化、形象化，表现为各个个性。

（2）人的个体本质通过类本质表现出来。作为类的人类的根本共性，人的类本质使人和其他的动物区分开来，但是人的类本质毕竟要通过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个性即通过人的个体本质才能得以某种程度的实现。

（3）人的个体本质受类本质的制约。由于人的个体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关系归根结底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即劳动的结果。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受“人的类本质”的支配，也就是说人的个体本质从根本上是受人的类本质的制约的。

2.相互区别

（1）人的类本质是从人作为类与动物相联系、相比较进行研究的，人的个体本质则是从现实生活中属于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人们相互区分的角度来研究的。人的类本质是作为人这个特殊类的所有成员都必然具有的普遍本性，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具有普遍性、抽象性，而人的个体本质则是具体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现实规定性，它具有特殊性，比较具体，反映出不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异。

（2）人的类本质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而改变自己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人的个体本质则是由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自己运动、变化的性质和程度。

（3）人的类本质较多的体现了人能动性的一面，而人的个体本质则较多的体现了人受动性的一面，劳动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界从而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它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发挥其能动性的一面，社会关系则更多的强调了人受动性的一面，因为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要受到那个时代既定的生产力、资金，环境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篇9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全面阐述了异化理论。异化理论在当前的社会下已经成为了一种分析问题、考察问题的新角度、新方法。当前的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着诸多问题，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才培养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化。本文就以马克思异化理论为基础，分析当前人才培养方面的原因、表现及消解异化的措施。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理论 人才培养 滞后性

马克思异化理论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已经融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不同学科。在“人才最贵”的21世纪，“异化”也成为理解和分析人才培养问题的一个角度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从2008年以来，我国各个高校不断扩招名额。而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面临“求职难”的现状；作为需求的一方，用人单位却苦于无法招聘到能够胜任工作的优秀员工。本文便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当下中国高校人才培养出现异化的现状、原因以及消解异化的措施。

1.马克思异化理论简析

“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思。①异化最初是哲学概念，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从抽象的人的本质转至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使异化理论脱离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有了现实活力。在《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使用“异化”一词，认为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就是异化。而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又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②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劳动异化理论，把它阐述为“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从起源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从即成状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异化扩展到人类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异化。“自我异化”被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取代，人创造的环境和人相异化，异化了的环境反过来压抑束缚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整个理论的最终旨归。目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虽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导向，但在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导致了人才培养中的异化。

2.中国当下人才培养异化情况分析

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我国高学历人才培养中的异化现象。

2.1高校专业设置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格局的巨大调整引起人才需求状况的变化。由于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调整未从根本上展开，部分高学历人才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近些年来，结构性失业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造成当前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因素很多，其中高校专业设置滞后、课程结构不合理、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是造成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滞后性是高校不能准确地对未来的专业需求进行预测，造成大学生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导致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③

2.2学生选报专业的异化

学生选报专业时，本来应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从而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但由于各种原因，高中生在选报专业时不能随心所愿。那些对自己所学专业不感兴趣而又不能转专业的学生，会出现种种消极的思想和行动。这样不仅影响了学生个体的发展，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选报专业的异化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之间的割裂。随着教育的推进，专业的细化程度也深入下去。专业的细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去通盘考虑问题。除了自己研究的那一小片领域之外，高学历人士不敢轻易聊起自己专业以外的话题。

2.3社会导向的异化

学生选报专业时，往往需要向别人询问相关信息。而被咨询人自己本身可能并没有做充分的了解，会给予盲目的指导。由于家长的观念：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的，高校文学、数学、英语等专业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生源，而一些稀缺专业和技术性行业则成为鲜有人知而成为冷门。这种情况导致一些行业呈现出出现饱和甚至过剩状态，而另一些行业却因为没有人才而无法取得进展。

在高学历人才培养中，社会导向的异化另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行业待遇的指导作用。比如说，相对于那些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和心血仍然收入一般且没有保障的行业来说，公务员稳定的薪水和优越的待遇对高学历人才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3.改进人才培养的措施

3.1从窗内转向窗外，认真收集专业及就业信息

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只有在掌握了足够信息的前提下，才能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并收到满意的效果。因此，学生在填报专业时，可以注意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并进行分析比对。选好自己喜欢的专业是第一步，在学习以及找工作过程中，同样需要足够的信息。因此，现代的高学历人才应当从窗内转向窗外，根据外部情况作出即时反应。

3.2转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再择业

“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毕业生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立业的观念，走一条面对现实、降低起点，先融入社会再求发展的道路。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应该先首先融入社会，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重新选择职业。有了工作经历，各方面的经验和能力肯定会有所提高，时机张条件成熟时时，完全可以大显身手。④

3.3设置专业预测系统

高校专业设置与大学生就业之间不是即时性关系，因此设置高校专业设置预测系统，遵照学科分化组合的内在逻辑，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发展变化的方向，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超前设置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业，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使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达到平衡，从源头上破解我国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难题。

3.4平衡资源分配比例

高校毕业生的增多与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岗位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难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在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的基础上还有赖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政策支持不仅表现在吸引人才的措施上，更重要的是对农村和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的加强。

资源分配的平均问题还涉及到行业待遇的公平。尽管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等待就业，人才市场却依然有很大需求缺口。排在前列的大都属于工作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的行业如果能够提高工资待遇，上述矛盾便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3.5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随着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日益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城市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仍然没有平等的对话权。

用人单位拥有资金和社会关系作保障，而大部分的劳动者只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如果二者产生劳动纠纷，劳动者很少有力量可以和用人单位进行平等的商讨。劳动合法权益缺乏足够的保障，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其劳动的积极性。这个问题即需要劳动者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更有待于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公平性。（作者单位：1.郑州大学文学院；2.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杨豹.马克思异化劳动的思想启示[J]兰州学刊哲学研究，2006，（5）.

[2]陈濯.试论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概念[J].甘肃社会科学，1985，（2）.

篇10

“马克思企业理论”首先是企业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舶来用语，甚至相对于马克思学派而言，它至今也还是一个“非惯常用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理论的综述文章中，如钱颖一(1989)［1］1-30，以及杨小凯(1994)［2］，均未能提及“马克思企业理论”术语，而且均不约而同地认为：真正的企业理论是为Coase的1937年的经典论文所首创。这似乎也成了“定论”。国内一些学者因而迁就地“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3］167-199。而事实上也只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①，马克思企业理论这一术语才得以在国内开始普及和被延用，表明起码在企业理论方面，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己的“话语权”②。这个经济现象和理论事实显然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③的主导直接相关。

深入剖析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及其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理论需求原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厂商理论”辞条撰写专栏的作者虽然宣称：“现在值得怀疑的是，经济学家是否仍然同意‘厂商理论’词目中所指明的内容……但在此刻我想还是让这一点含蓄一些为好”，但最终仍旧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为撰写条目的开端［4］381-388。充分表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已经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地调整和改造了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条件，并相应成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硬核。二是实践需求原因。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由于客观具有指导和解决企业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需要，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急需理论上的指导，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理论工具，这就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契机。

所以一时间，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备受中国学者追捧，被视为“科学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上两点分析同时表明：实践的超前性与理论的滞后性是促使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得以在国内迅速扩散的深层次的现实理由。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向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它反过来说明，不是实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理论本身未能及时地做出解答。这就给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它必将会遭到诘问：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能够回答什么?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如同问题本身一样无穷无尽，因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以下加以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批判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综述

显然任何理论回应都是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逐步的建构过程，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建构的特征，由中国学派①所发起的这场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深度回应，也不会例外。从回应的形式和特点归类，分为四种表现或四个方面：一为“批判”，二为“回溯”，三为“比较”，四为“建构”。但从“回应”的内容及其方式看，第一种表现仍然是基本方面，后三种表现只是辅助方面，是基本方面的配合或其直接的展开和延续。即所谓“批判”，不过是指正面的和直接的批判；所谓“回溯”，不过是指反面和间接的批判；所谓“比较”，则不过是指侧面意义的批判；而所谓“建构”，也不过仍旧限于批判基础上的外推或延伸。因此，以下把它概括为：总体以“批判”为中心的沿四条线索的分别展开。

第一条线索：理论批判及其深化

由中国学者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海外学者所发动和发起的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对交易费用范畴或理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线索按其理论批判的实际进程及其深度，具体地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局限于对交易费用理论本身的主要缺陷进行分析，立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自身的逻辑，代表性的分析有单伟建(1989)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5］61-89、黄少安(1995)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6］；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逐步上升为立足于《资本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整体剖析与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张银杰(1998)的基于资本主义企业理论范式的整体剖析［7］，以及林岗、张宇(2000)的基于产权分析范式的整体批评［8］；第三阶段(2000年代初至今)从方法论层面和角度，进一步着眼于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所依据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性的是刘元春(2001)的分析，刘元春给出的分析结论是：(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制度分析，不能完全把握制度的本质和经济绩效的根源，并会在错误地处理许多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同时，得出一些与现实相冲突的理论结论［9］3-4。

第二条线索：通过理论回溯在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

正如程恩富(2002)教授指出：“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10］200-216，所有严肃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也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具有关于企业理论的系统的思想构建。于是，几乎在第一条线索开辟的同时，第二条线索就平行开始了，并形成了对第一条线索的直接补充。简单地说，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本人关于企业理论的重要论述的回溯，由此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范式意义上的基本认识。其内容要点包括：(1)总体工人(总体劳动)［11］，或组合劳动创造企业价值［12］；(2)马克思不仅具有完备的企业理论体系［13］，而且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14］，即立足于《资本论》而言，第1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历史形态：分析企业的起源、生产本质［15］、内部雇佣契约关系［10］200-216，以及规模变迁［16］，第2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逻辑形态：分析企业的职能、费用［10］200-216，以及企业资本的运动，第3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现实形态：分析企业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企业有机构成变动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的委托关系［17］367-402；(3)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3］167-199，马克思企业学说是关于企业的本质理论［10］200-216，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实质是一种对资本统治劳动进行历史和经济分析的企业理论［3］167-199，是资本主义企业理论［10］200-216；(4)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或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既是一个技术分析范式――从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看待的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也是一个经济分析范式――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看待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不对称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组织［18］，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由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劳动力出卖合约的实施所形成的［19］，这种契约(实施)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资本家能够获得剩余价值［10］200-216。

第三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指导的系统比较

第三条线索是批判视角的初步系统化，即系统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的各个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包括：(1)两种企业性质研究思路。简言之，前者正确处理了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内容的辩证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性质特征，但偏好于长期制度分析，相对忽略于短期制度变动分析［15］。(2)两种企业起源理论解说(分工协作说和交易费用说)。比较的结果：Coase对劳动分工的批驳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进行的，而相反，马克思也并未完全忽略交易费用这一引发企业起源的实质因素［20］。(3)两种企业效率认识观。马克思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历史角度看待的，相反，Coase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市场角度看待的，所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完全承袭新古典理论，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在其看来，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即效率和分配被当作同一个问题［21］；另一方面，经济学也可以同时为两者确立共同的效率标准，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绩效准则：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企业组织的绩效目标，价值反映私人劳动的社会性特征，企业组织因此可以被视为能够通过不断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一种具有绩效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改进［22］。(4)两种企业理论方法论。前者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根本方法，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后者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前者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研究在辩证联系中展开，后者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以及前者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后者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仅仅局限于交换领域和市场运行层面研究企业问题［23］，但两种企业理论同时存在共性，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具有互补性［24］。

第四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基本视阈和依托的尝试性理论建构

批判本身的累积必然引发直接的理论建构需求。从而，沿着前面三条线索，并总体以之为逻辑基点和基本的理论视阈，一些青年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体系的架构内，适当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以及对其基本分析框架进行适度理论建构的设想。本文把它归纳为第四条线索。它初步显露出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取向：一是在系统整理唯物史观与企业理论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由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权力理论出发［9］，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发展出的权力与企业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25］；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和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基础理论分析，初构了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生产组织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26］；三是具体地着眼于企业经济学与管理理论的内在渊源关系，以创建企业理论分析的工具箱为基本导向，初次尝试了具有分析视角性质的企业组织运行分析［27］；四是以一般抽象出“协调劳动”范畴为基础，从协调出发系统考察企业经济组织(作为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揭示劳动的协调问题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重大意义［28］；五是由企业理论史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29］，等等。

通过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系统批判和回应，国内的研究者所得到的基本成果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并非没有企业理论，企业理论也并非Coase所首创，早在Coase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之前，马克思就建立了系统完备的企业理论；第二，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是分属两个不同体系的两种企业理论范式。但也应当看到，理论回应还只能是初步并且有待展开的，它的下一步发展演化方向，仍旧拭目以待。

三、评论

既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实际上均是在的传统分析视角下以及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内进行的。它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本体。(1)马克思的分析以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两大阶级的产权关系为主线，在他看来，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即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高度不平等的特征，使得资本家可以采用雇佣制统治着整个企业劳动大军，从而解决了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这个基本难题，然后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题，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特别是对分工、协作、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一种体现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获取，因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能够始终处于企业等级制组织的最高层，被马克思作为现实假设当作企业分析的出发点［3］167-199；(3)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作为企业实体(关系)，则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并且也可以称为“企业的契约本质”的话［10］200-216，则决定这种企业本质的正是历史的生产力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167-199，也就是历史形成的技术和协作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家权威关系［10］200-216。

2.立足于《资本论》进行解读。(1)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15］；(2)立足于《资本论》，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能够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能够有力地清除“管理工资论”的理论遮蔽，能够兼容以契约来解释企业内指挥关系的分析视角，以及能够给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和不断随实践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学说”［3］167-199，等等；(3)马克思企业理论包括企业内分工理论、协作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三个部分，从分工和协作理论看，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30］，从剩余价值理论看，马克思事实上区分了两种企业：率先进行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型企业，以及迫于竞争压力而进行模仿的适应型企业［31］。

3.重方法论批判，轻内容构建。(1)“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情结完全转化为方法论上的批判情结［14］，从而高扬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作为硬核的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与正确性全面地归结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与正确性［23］；(2)唯物史观方法论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渗透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问题［32］，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把契约关系看作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现，以及在生产和交换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23］；(3)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坚持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同时，在内容上却依旧拘泥于和仿照后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范式，从企业的性质、起源、边界和内部关系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企业理论［26］4，这显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能够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33］。

4.重经济哲学分析，轻经济学分析。(1)从狭义层面看，企业理论被直接归结为剩余价值理论，从广义层面看，唯物史观的分析被孤立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后者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两个方面都没有实现与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2)并且，我国当前的经济理论学者的注意力仍然着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34］68，因而侧重点始终放在了狭义体系之内关于企业本质的作为传统分析范式的框架研究上，即企业分析被看作一个技术分析模式与权威分析模式的直接的耦合体；(3)就根本而言，作为经过适当的概念化、程式化，即可用以解释、刻画和指导企业特征和行为的企业理论体系――企业经济学，在我国还远未成长起来，在此意义上讲，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依然急切地“有待于创造”。

在一些学者看来［3］167-199，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企业分析的理论本体，可以充分显露出马克思企业理论迥异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之处。即前者剖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后者剖析资本主义的交易过程和市场过程，前者是现实(或真实)的，后者是抽象(或虚拟)的，以及前者是历史(或理论)的，后者是逻辑(或方法)的，从而两者都可以距离价值理论很远。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论证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和剥削劳动的思维工具，它并不必然提供企业分析的基础。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即使是Coase所提供的企业分析也并不必然是纯粹的交换视角，交易费用分析并不等于纯粹的交易分析，反过来，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交易费用”的名词，但其在《资本论》中对交易费用的思想确有深刻的见解。即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就是交易、“非交易”就是生产，“生产+交易”构成概括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高经济范畴［32］，这说明马克思在把生产概念一般化的过程中(即提出“生产一般”范畴)，并不完全排斥交易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对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整体吸纳完全可以基于“生产一般”进行。问题的解答因而需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上溯到劳动价值理论，为企业分析奠定真正的分析基础。

但如果说立足于《资本论》可以把马克思分析企业本质的框架简单规定为“技术+权威”，那么，“合约因素”如何与之兼容?即一方面，“企业的契约本质”仍旧界定了合约的两分：处于市场中的平等的劳动力合约以及处于企业内的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合约，这两种性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合约形式如何被有效地理论统一起来?毕竟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组织关系上是同质的，企业内生产关系可以归约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28］；另一方面，即使是完整的资本概念，也不能根本解决“资本裂变”问题［36］，因此，其背后隐藏着劳资关系的历史与逻辑的重新整合问题，也就是资本演化如何与劳动演化对接起来进行分析，并进而考虑如何真正面临人力资本产权对公司治理传统理论命题的挑战的问题［37］，等等。

马克思范式的最硬的纲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体系之内的唯一的一个全称命题［34］。言下之意，剩余价值理论只是服从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和理论的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哲学层面而且包括经济学层面［38］。如果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而把马克思关于狭义体系的成熟思想和论述嵌入广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以此视角审视，则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框架可以被概括为“技术+权威+合约”，相应的企业本质也可以被解析为“对劳动合约的特别的历史运用”［39］。这样，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不在于缺少理论本体或内容本体，而在于缺少方法本体，乃至根本缺少“问题本体”，致使它既不能够解决理论本身的方法问题，同时也不能够有效地把实践问题本体引入理论问题本体之中。

四、结论及展望

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关联的方向进行发展，显得在形式上难以统一和融合。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学者的企业分析，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断然舍弃”(囿于某种程度上的激进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试图总体保留劳动价值论分析，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于在效率属性分析上持有的“超然理论态度”，试图依旧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将权力与效率的分析及其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寻找到乃至建立起在劳动价值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适当的中介分析形式。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立足于广义体系和视角，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既有研究则是“有问题”的：其实质是把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具体统一于企业分析中，但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应有理论地位，显然就谈不上发展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内在逻辑了。因此，客观需要一个能够兼容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应该是对前者的单纯的替代(形式)，它更可能是按照某种进路由前者所进一步推动的。所以真正能够保留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特点，焕发既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累积的原则内涵的途径在于：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努力梳理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并重新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过程理论在权力与效率分析相统一的视阈内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掘，但它本身丝毫不掩盖国内学者针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主导地位所作回应取得的理论成果，只是它反过来提醒人们：马克思企业理论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比如改革之初的企业本位论，而问题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寻到本应该属于马克思企业理论自己的原初结构形式，并切实加强马克思体系的自我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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