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代体育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在懵懂地度过自己的大一，大二之后，一般都会在大三的时候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问题。大学毕业以后是到底是选择参加工作还是选择继续深造--考研？同学们都会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身实力的评估进行一系列的衡量和取舍。当然在了解自身的前提下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比如各种工作岗位的饱和；比如国家对研究生招收政策的放宽。这样也直接造成研究生的含金量的降低。许多大学生们的思想混乱，究竟是该先就业？还是该继续深造？就成了他们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教育；大学生；考研；影响因素

引言：

大家都知道的，因为社会的发展而引发对学生的一系列相关要求，前些年各高校为适应社会发展形势而采取了各种措施，今年，虽然各国包括我国都仍然受到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我国仍然采取了扩招考研生的措施，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虽然扩招政策可以扩大研究生的规模或者数量，但是报考的考研生生源方面来讲没有前几年那么好，并整体质量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显然社会对研究生价值的认可度也随之降低。如今，选择考研的大多数学生对于考研也早已不是单纯做学问的态度，而是混合各种性格、价值观、人生观在一起而产生的综合反映，当今社会在不停的向前发展，随之对人才的需求与要求也肯定会越来越高了。

一、调查目的及对象

为了尽量更准确和更深入的了解大学生的考研的一些情况，和把握大学生对待考研这项选择的态度，当然也是为更多的有志向考研的即将毕业大学生朋友们提供一些有效参考信息，我特对西华师范大学，绵阳师范学院，西南科技大学等本科院校的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大学生考研倾向的调查。该调查的实施者是由我为主，朋友帮助为辅的调查，调查时间是2014年3月，历时一个月。现在简单陈述一下相关经历。本次调查方式主要为问卷式调查为主。采取访问相关同学及包括网上收集资料等多种形式为辅的形式。力图让调查结果更丰富更科学。本次调查过程中，我们复印了问卷样本80份。问卷问题设计比较全面和合理，基本能实现问卷的目的，回收78分，所以回收率基本达到99%，在随机发放的80份问卷中，问卷的主题包括了许多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同学，这样利于问卷结果更科学。其中，男生人数29人，占总数比例27%左右，女生人数51人，占总数比例63%左右。

二、关于大学生考研动机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不同类型的考研者在考研动机上存在的差异性分析

1.首先性别影响着大学生的考研动机

根据80人样本调查，结果发现：从考研动机来说，男生和女生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表现为男生的考研动机显著强于女生。原因可能是：传统的观点认为男性比女性的力量更大，所以其应担当的责任也就越大，榱四苁视ι缁岱⒄沟囊求和在摆脱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命运。男性迫不得已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相反，女性在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块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要小一点。一般认为女性的主要责任是在家里相夫教子。而不必像男性一样必须参与到社会竞争的洪流中。因此，男生的考研动机比女生强些。

2.专业不同也影响着考研者在考研动机的不同

以文科生和理科生为例来讲，据调查结果表明：两者在考研动机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理科生的考研动机显著强于文科生。原因可能是：理科生由于受知识结构和知识内涵的影响，他们更注重培养自己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他们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更理性。而文科生学的是人文知识，受知识结构和知识内涵的影响，文科生一般更注重的是内心体验，从一定角度来讲，也就是更看重某件事给自己带来的感受而非利益。因此，理科生的考研动机显著强于文科生。

三、关于大学生考研的延伸分析与影响因素

（一）从人数和年级结构分析考研意向，从问卷的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同学都倾向于考研。被抽取的80人样本中高达65%的同学明确表示愿意考研，占21%的同学也表明不会考研。而是选择其他方式，比如就业、创业或者家境好的同学选择出国留学。约有14%的同学还在犹豫是否要选择考研。大三的被调查学生中有48%的人已经决定考研；而大四选择考研的人数过半，表示曾经有过考研意向的人更高达89%。所以结果表明，越接近毕业，有考研意向的同学比例越来越高。

（二）诸多具体因素影响着大学生考研的抉择。包括内在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等等几个大的因素

当代大学生富有生机活力，但相应的也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更加大的社会压力，如就业压力、家庭压力、养老压力等等。受到的压力必然反应在行动上，从而到底要不要考研，经济允不允许，家庭条件允不允许等都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而“找到一个好工作”和“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成为确定考研的动力和诱因。然而有些大学生不够清醒，不能清楚地认识自身的个性、特长等。在没有认真思考过的情况下，盲目随大流。考研的目的也是参差不齐的，甚至与正确的价值观相违背。造成很多人思想混乱，在考研的过程中很容易走上歧路。

1.当今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考研热情，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内在素质

从本次调研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大学生之所以勇敢的选择考研这条道路，和其自身的内在因素是分不开的。本次调查中，在回答“为什么选择考研”时，30%的同学选择了“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这表明，他们选择考研是希望通过考研来开发自身的潜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在考研中得到锻炼、提高，以实现自我价值；29%的同学选择了“读研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有利于将来开展科研工作”。这表明当今大学生的成就动机水平较高，求知欲强烈，希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工作，服务于社会；

2.社会因素是大学生选择考研与否的重要因素

社会因素影响着大学生考研与否的决定，社会因素总结概括出来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国家的政策，法规。二是社会的就业压力。从国家的政策，法规来说，是促进大学生考研的。所以国家政策，法规促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研究生考试。从社会的就业压力方面来说，现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专科生无人问津，本科生供大于求，研究生供销两旺。所以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许多同学希望通过参加考研而为自己获得更高的文凭和更大的竞争力以求取得自己理想的工作。所以，社会的就业压力也迫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考研的队伍中来。

另外，家庭等因素也影响着大学生考研

借以此篇文章，预祝我们考研的同学能够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选择直接就业的同学也要确定好自己的目标，坚定信念，抓实专业知识，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就业之旅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朱宁波，郝丽娜，李亚文.关于大学生考研动机问题的调查研究[J] . 辽宁：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16029.

篇2

【论文摘要】学校体育是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的重要基地，是造就优秀运动员的“摇篮”。本文主要阐述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并进一步分析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部分人对体育教师常用的说法，也许当时的体育教师就是这般情形，我们不去考究，冈为80年代以前中国的体育还未兴盛，民生水平并不富裕。可是现在，有人曾想把体育教师上课的课时打八折，也就是说，1节体育课等于其他文化课的0．8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体育教师等于0．8个其他文化课老师?可见，当今社会对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还是有不少模糊的认识，就连个别从事教育工作的领导也没把学校体育摆在应有的位置，有的还认为体育只是让学生打打球玩玩而已，体育教师从事的只是简单的劳动。有这样的认识，当然不会对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有正确的评价。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

一、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

体育教师从事的是学校体育工作，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书中有云：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中，对培养身心健康和具有现代意识、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体育又是国民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和终身体育的基础，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战略重点，它对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每个的成长，或长或短都必然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才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参加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成员体质的强弱关系到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快慢，同时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强弱盛衰。体育锻炼是影响人们体质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最积极的因素。而学校体育正是在这方面既为未来的社会劳动者打下了一定的体质基础，又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体育锻炼知识和练习方法。历数国内外优秀运动员，无一不是在学校体育这个“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攀登体育高峰的。因此，可以说学校体育是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的重要基地，是造就优秀运动员的“摇篮”。学校体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是国力盛衰的体现，群众体育是民族强弱的标志，而学校体育是二者的基础。显然，体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

评价一个人的劳动价值不可忽视他所从事的专业的特点和从事的劳动的特殊性，离开这一点，就不能客观正确地评价他的劳动价值。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是相对于其他教学而言的，其特点在于其他课程的教学主要是通过思维活动使学生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而体育教师虽也要传授知识技能，但它主要是通过各种身体练习进行的。学生在反复练习中，通过身体活动和思维活动的紧密结合来掌握体育的知识技能，并在练习中收到增强体质的实效。这样，在体育教学中就是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高度结合，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的特点。

体育教学的特点决定了体育教师的劳动特点。一般教师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而体育教师的劳动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示范动作、保护帮助、组织训练等体力劳动所构成。但是构成这些表面形式的实质却是潜在颇大的脑力消耗。知识技能的获取、技术战术的掌握、示范保护的完成，对教学中学生各类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复杂情况的分析，综合和处理、对教学手段的选择和运用等，都是分析、判断、记忆、思维、想象等大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以脑力劳动为基础，以体力劳动为表现形式的一种特殊劳动。这种特殊劳动体现在：

1．体育除作为潜在形态劳动所必须的知识技能的储蓄外，他们还必须不断地为维持和提高这种水平而付新的劳动。诚然，其他教学也有这种需要，但却远不如体育教师表现得这么明显、突出和迫切。因为人的体力退化较知识的老化要快得多，人的运动青春是短暂的。也冈为如此，国家才给予优秀运动员优厚的报酬和奖励，在国际比赛中设立巨额奖金。到一定年龄后，体力下降锻炼停止就会动作呆滞，技术生疏，课前不进行运动技术的备课，课堂上表现不出应有的示教水平。这些都是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

2．由于学生体质、性格、技能的明显差异，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做到因材施教、因人制宜、个别辅导、区别对待。这与其他教学相比，体育教师在这方面所花去的劳动量要大得多。另外，体育老师在广阔的露天课堂上，要经受风雨寒暑等恶劣环境的考验，这较拿支粉笔在室内教学不能不说要辛苦得多。

3．对体育教师劳动的评价与其他学科亦有不同之处。如评价体育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就不能单从多少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有“活”的标准，即学生体育“三基”的掌握，体质的增强，运动人才和运动成绩的提高。因为体育人才的培养和提高运动成绩也是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有的学校在评价体育教师时就出现了不设岗或拿体育教师的劳动与其他教师的劳动作横向比较，用一般教学程序备课、讲课、作业批改、实验等来衡量。认为体育教师既不批改作业又不做实验，很清闲。殊不知，体育教师除完成体育教学外，还要承担课外活动、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等大量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其他教师下班后进行的。

4．从体育教师劳动范围的广度和劳动作用的深度来看，在同等条件下，体育教师的劳动比其他教师的劳动有着更大的教学效应。因为从体育教师劳动作用的勇敢顽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机智果断、活泼乐观等优良品质，也将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篇3

【摘 要 题】文论建设

【英文摘要】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ontology protrude the visual angle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Through the display of the contradiction procedure that deeply hides in man's natural character，literature greatly enriches man's spiritual world，strengthens man's consciousness，displays many possibilities for the richness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nature，thus proves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deepest level，it may be considered that the subject is the literary ontology.Therefore，th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iterary idea can not only stop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main body nature and literary value theory，they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

【关 键 词】文学本体/生命本性/文学价值取向/人生观念/文学的层次品位

Literary ontology/life natural character/direction of literary value/human life idea/the level grade of literature

【 正 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在反思既往、探求未来发展中，既感受到20世纪历史巨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又体察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正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理想，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砺相长，促进人超越异化而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显现了未来的变革不仅是物的变革，更是人的变革；人要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变革，就须在变革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当代文化（文论）建设的旨归。

当代文学审美实践越来越明晰地显示了文学（文论）的变革、创新，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相伴随、相融合的特点，进一步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即文学本体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与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种回避人的问题的文论是肤浅的，而缺失文学维度的文论则是片面的。

一

文学与人的生命本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和意义？或者说人究竟何以需要文学？这也许只有循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去思考探求。

人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指向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二是指向自我解放。

首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改造或创造对象世界，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论主体自觉与否，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实现和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他不仅面对着一个外部客观世界，而且还有一个自身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人就不仅在现实中，而且要求在精神上肯定自身。现实的肯定方式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而精神肯定的方式则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艺术活动。马克思说：“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品来能动的现实的复现自己，从而在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25)这里指的就是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和确证。

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精神本质（比如某些复杂的意欲和情感），作为一种潜能，无不时时在追求着实现。尤其是当现实的实现遇到障碍时，便往往转化为假想的亦即精神方式的实现。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如壁画和神话，虽不无符咒意味，但主要还是表现某种当时无力实现的幻想，比如，把实际上还不能战胜的野牛杀死，把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征服等等，这实质上是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意志愿望在想象中的实现，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随着人自身物质实践能力的增强，想象也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如飞天、奔月、远渡重洋都已成了今日的现实。这样，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肯定和实现的东西一般说来就不再需要在想象中寻求实现和肯定了。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

从人类的发展趋向来说，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能力的不断发展，就可以更有效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使自己的某些愿望需求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使自身的某些本质力量得到现实的肯定和实现。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本质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丰富，如果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无限可为，而精神上的某些追求如人类相互间的爱与理解，社会生活的合理，爱情的甜美丰富等，却也许难以完全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和肯定，或者说它们具有永远不可穷尽的内涵。因此人类就不仅永远需要在现实中实现和肯定自己，而且也永远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和肯定自己。这也许是文学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本质自我实现和肯定的一种方式，将和人类共存下去的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其次，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和实现，往前推进一步，他还追求自我解放和超越。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也就不仅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要求相联系，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和人的自我解放和超越的追求相联系，从而展开和生成着它多方面的丰富本质。

人的解放包含着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即自我精神上的解放和人的现实解放。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当然首先和人的精神解放相联系并显示自己的意义。人是惟一有精神的存在物，而人的精神往往比肉体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人们的现实生存中，被压迫的地位处境，自由生存权利的被剥夺，还有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挫折打击，都会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烦恼、苦闷、压抑，或者导致精神的麻木，灵魂的扭曲，主体意识的失落等等，使人的精神被严重束缚，甚至成为精神变态的人。这种精神上的压迫状态往往会生发出一种内驱力，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这种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可以有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这就是宗教和文学艺术。宗教给人送来上帝的关怀或天国的幸福，使人的精神得到抚慰，这是一种外力的拯救；文学艺术活动则使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有可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

毫无疑问，任何精神解放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不能代替现实的解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从现实中获得解放，精神上也不可能最终得到解放，因此人的精神解放和现实解放总是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直接与人的精神解放相关，但由于人的精神解放毕竟要导向现实解放，因此文学艺术活动也必然要指向现实，与人们争取现实解放的活动相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活动一开始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人的解放也往往总是从争取个人的解放开始的。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的。因此，个体解放虽然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在根本上又都只能是社会解放，都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现存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改造现实社会关系，就不是靠某一个体，而要靠一个社会群体协调努力才能奏效。这样，个体解放就和群体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了。文学艺术活动虽然从它的本性而言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但是当个人的生命活动指向争取自身的现实解放从而与群众的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会超出个人狭隘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对现存关系的揭示批判，对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考等等，这样个人创造的文学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具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性，对于它的创造者来说就带来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问题。文学艺术活动这种由个体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衍化，显然不能认为是它的本性的异化，而恰恰是它的本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因为它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和人的自我解放追求相一致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当然，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来说，个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间确实有一个如何统一和契合的问题，而这则与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意识相关。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解放也具有无限的内涵。马克思曾经强调，所谓人的解放，是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就不仅包括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使人获得生存自由，甚至也不只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而且也包含着使人的一切精神感觉、精神特性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比如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眼睛成为形式美的眼睛等等，这样，人才真正实现“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就不仅对一定历史范畴内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解放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在人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无限可为。而这也许是文学艺术活动具有永存的意义和无限发展可能的又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文学活动既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那么人们的文学观念就在根本上与他们的人生观念相通，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的人生观念往往决定着他们的文学观念。

有史以来的人生观念虽然千差万别，但总的说来大概有两种主要取向，即“兼济”与“独善”，或者叫“兼济人格”和“独善人格”。所谓“兼济人格”，其人生指向是心怀天下，面向社会，改造现实，解放大众，而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改造社会解放大众的事业上，自身的解放也包含在群体的解放之中。“独善人格”的人生指向则是面向自我，追求自我个性的解放，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有的也许偏于强调“兼济”，有的也许偏于追求“独善”，有的也许是两者复杂交织互相转化，形成了人们人生活动的千差万别。

和人生观念的这两种主要取向联系，在文学观念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指向，即“为社会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前者主要指向参预现实变革和大众解放，后者主要指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从整个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展看，可以大致分辨得出这样两种主要倾向和潮流；而从具体作家的创作和理论主张来说，则同样存在种种复杂情况：有的偏于强调为社会人生，干预生活，参与变革；有的偏于追求自我表现；有的则二者兼取，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正是由于人们在人生观念及其文学观念的指向上存在这些差别，因此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复杂现象以及文学基本观点上的几乎无尽无休而又难分高下的争论。

总之，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使人们知道文学活动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一致的，一定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和随便选择的，而是和人们的人生观念相关联的。在实践中，根据一定的主体性条件又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观念就实际上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主体论，另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价值论。因此，由文学本体论的思考就还要分别推及对文学主体论和文学价值论的进一步认识。

二

文学主体性是和人生观念相联系，和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因此，考察文学主体性还应当从现实主体性入手。

主体性是人在一切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人类一切活动的实质是人自身的生命活动，那么，主体性具体说来就是人在自己生命活动（包括现实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特性。所谓自由，指人的活动不听命于任何外部力量，而是根源于主体的自由意志，是自发的；所谓自觉指人对自己的活动及其目的意义有着清醒充分的意识，而不是盲目依从的，这种主体的自觉意识就是主体意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指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不仅能够认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具有自我主体意识。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萌发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是到了人们逐渐具有了一些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人的生命活动，包括对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追求，才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不过从个体方面看，情形又显得复杂得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体是否具有自我主体意识或这种意识的程度如何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也就带来了人们生命活动和人生追求上自觉程度的差别。

人的主体意识往往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通常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也总是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人的主体意识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但并不仅仅具有孤立的个体意义，因为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在复杂的群体关系之中。因此，所谓意识到自我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就包含着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合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样，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他就首先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和他人、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群体的生存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并进而在实践上使自我个性解放与群体社会解放相协调，只有在这种个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凝聚成民族主体性，形成民族解放的浪潮。如果个体意识仅仅只局限在意识到个体的自我人生价值，孤立地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那就有可能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并且最终也许会因为孤立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实际上难以实现而使这种个体意识在悲观中重新归于沉落。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本身的相对独立意义，比如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压抑和否定个体、个性的条件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个性解放的追求都是对不符合人性的现实的直接反抗，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形式，但它终归要汇入民族社会解放的潮流，否则仍将走向自我迷失。转贴于

文学主体性是指人在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主体在文学活动中自由自觉的特性。文学主体性同样和主体的自觉意识相关，即一方面意识到自身是文学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学活动对于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意识到文学本来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们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根源于此。

文学主体性其实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内涵，由于人们的主体意识有着不同的层次意义，文学主体性也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层次品位。

前面说到，人的觉醒总是首先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基于这种觉醒，个体便走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而这往往是整体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开端。但是，当人的主体意识还停留在比较狭隘孤立的个体意识层次的时候，这种所谓主体性就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由此推及文学主体性也同样是如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当然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这种自觉不过是单纯个体意识的自觉，这种文学活动的自由也往往是个人精神上的某种自由，或者说只是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比如“自我表现”论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追求就主要是把文学活动当作单纯表现个人生命意志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方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自我实现”的文学观念也实际上是把文学活动视作个体人格价值、精神本质的一种自我实现和确证。这种从比较单纯的个体意识出发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在个体人格比较高尚的条件下，也许可以表达某种超出个人意义的情感，如对他人以至对人类的爱；而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则往往会限于表现一己私情，有的甚至可能把某些生命本能、感性当作人的生命本质来表现和追求，从而导致人欲横流，这实际上是主体性的沦落。因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主体性，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它的意义毕竟有限，因而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

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是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说，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当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以这种主体性来对待和参与文学活动，那么文学就不仅仅只具有表现自己的意义，甚至也不只具有实现自我的某些精神本质（如想象、意志、爱等等），而且也是争取和实现自身及民族群体现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因此文学就不只具有个体活动的特性和价值，而且具有社会的特性和意义。即使是对于个体自身来说，与那种单纯追求精神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相比，这种包含着整个现实人生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无疑具有更全面深刻的意义，与这种生命活动相联系的文学也必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我们说，这种超越了狭隘个体意识和精神特性而指向人的全面实现、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文学主体性是一种更高层次品位的主体性。

由于文学主体性事实上具有不同的层次品位，那么文学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所追求的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品位和意义，而且文学上的所谓生命意识、忏悔意识、忧患意识等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即它既可以是以自我为思维中心而生发的，也可以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思考而形成的，前者可能导向个人的享乐追求，后者可以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在谈文学主体性的时候，笼统地主张以人为思维中心，强调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及种种主体意识还不够，还应当进一步区分文学主体性及种种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品位。文学主体性的品位不同，文学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以说它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强化相联系，那么它的某些失重和浮泛也同样与文学主体性的层次品位不高相关。

三

如前所说，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生存实践活动之间实际上并不隔绝，而是相互联系，双向流动转化的，那么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本体存在，从整个现实人生的发展需求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文学活动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首先，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补偿调适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补偿。比如有生理缺陷的人缺乏正常人的人生生活，由此往往会生发出强烈的补偿愿望，当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便很容易借助于这种方式实现心理补偿。我们看到，主体在哪个方面缺憾最甚，便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审美追求：失明者偏爱于描绘明丽的景物和缤纷的色彩；失聪者则钟情于节奏和旋律；肢体残缺者更愿意表现人的强健体魄和自由活动等等。而且，由于伤残者一般都有一种深层自卑心理，而在文学中则往往偏于塑造自尊自信意志坚强的人格。这种现象从表层来说是主体精神意志的投射，从深层心理来说则根源于对自卑心理的克服和补偿的愿望。再如，一般人在生活中如果缺乏或失落了什么，在文学中也往往会有相反的表现：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温暖的作家可能描写出一个又一个完善幸福的家庭；在爱情生活上屡遭不幸的作家可能编写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怀才不遇的作家可能不停地表现“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喜悦等等。俗话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都可以说是对人的缺憾补偿心理及其文学审美创造（也包括审美欣赏）的一种朴素说明。此外，关于“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使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某种调适功能。比如人在现实中受到打击、被现实力量所否定，便往往在文学活动中寻求自我肯定；由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理，人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压抑，也往往借助文学活动加以宣泄释放，一吐积郁，以获得某种精神解放；有时由于过度劳累也会带来精神上的紧张疲劳，失去平衡，文学审美活动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恢复平衡，如此等等。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寻求心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审美的世界是不安灵魂的栖息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其次，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建构激发的功能。“建构”与补偿相对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一种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人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崇高，理想的人格及其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进行肯定性的塑造和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莺莺、杜丽娘的纯洁钟情到宝、黛的叛逆反抗，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到当代文学中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当然，其中有的作品充分描写了某种人格人性的自由现实，也有的作品展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描写往往包含着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深刻批判，在痛惜中更显出对有价值人生的肯定与呼唤，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激发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畸形人格，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比如古代神话中对众恶神的描写，各民族文学中对种种丑恶人格的刻画：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悭吝人，果戈理《钦差大臣》、《死魂灵》中的人物，冈察洛夫写到的奥勃洛摩夫，鲁迅笔下的阿Q等。展现人性人格的异化和扭曲，实质上还在于唤起、激发人们对自身的反思，让人警惕自身的异化，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建构健全的心理、人格，去追求合理的人生生活。

一般说来，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人在美的事物面前往往有一种心理压力，一种失落感；而在丑的事物面前则有一种恐惧感，这意味着主体在对对象的观照中内含着对自身的发现和反思，由此也生发出自我超越的愿望，从而导向重新塑造自己。因此，积极的文学审美活动就不只在寻求心理的平衡，而在于激发自身向善向美的意志情感力量，追求自我发现，超越、重塑，使人变得高尚完善，从而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和投向现实人生。克莱夫·贝尔曾说，虽然审美情感是置于生活之外和之上的，所以从中可以逃避生活，但当步入审美情感世界的人回到人情事物的世界时，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勇敢地、甚至是略带一点蔑视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被艺术品的纯审美意味激动着的男女，总是以一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走进外部世界，这种心情使得他们对于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更为敏感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可能性前景。”[2](P155-156)这种审美活动对于文学创造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都有同样的效应。其区别在于，创作活动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一种自觉投射和实现，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观照，自我呼唤，指向主体人格的自觉建构与激发；而欣赏活动则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自觉迎合与投入，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发现与反思，从而导向主体人格相对被动的建构与激发。

文学的这两重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虽然在层次品位上有比较消极和比较积极的区分，但应该说都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相联系。我们知道，人生有两个基本向度：生存指向现在，发展指向未来。立足于现实生存，人们面对的现实和自我也许将永远是不完善的，生活往往会有波折，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心灵也时常可能发生倾斜，因而精神上以文学审美方式实现的补偿调适也许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而着眼于未来发展，自我有无限的可超越性，精神人格也有无限的可塑性，人生更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具有生命活力和自强意识的主体也许永远不会满足于生存现状，永远不会放弃对健全人格和完善人生的追求，这种自觉追求在精神方面就往往转化成为文学审美活动的建构与激发，并最终影响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因此，文学的这两种取向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也各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从文论史的情况来看，人们在文学价值观念的这两重取向上似乎各有偏取。比如，那些把文学活动和个体的生存意义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偏于着重文学的补偿调适功能，如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王国维等；而那些把文学活动和社会变革、人的解放与发展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重视文学的建构激发功能，如俄国民主主义的批评家们和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等。从创作方面的情况看，不同的作家也往往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文学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带来文学上几乎永无止境的争论。而人们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归根结底又和人们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品位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过问题也许还有另一个方面，如前所说，文学活动首先是精神领域的活动，是人从精神上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因而它的价值也首先是精神价值。但是，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实践活动应当是相互联系的，主体经过精神、心理上的重新调整和建构，无疑还应当指向适应和改造现实，争取现实的解放和自由生存发展。然而实际上，对于有些人来说，却往往容易把文学审美活动当作逃离现实、退回内心的方式，满足于自己的“审美”解放，陶醉于自，由的审美境界，以至于忘记或放弃了现实的解放与发展，这应当是文学价值论研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今文学（文论）建设中应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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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评论 意义 写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07-01

文学评论是作者对所读文学作品的一种文学感悟，是一种美学感知行为。文学评论既可以是对作品的积极的赞许，也可以是对作品的质疑，又可以仅仅只是对作品的欣赏表达。如何表达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完全体现在文学评论的写作水平上，文学写作要求有创造性的审美思维。

1.文学评论的意义

文学评论是一种对美、对艺术的欣赏，对文学读者有着很高的影响力，不仅可以吸引读者品读备受评论的文学，而且可以通过评论进行文学交流，各抒己见，就相拼一瓶好酒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品出文学作品中不一样的味道。例如，现当代文学作品评论中比较有影响力当属“红学”。红学以《红楼梦》和作者曹雪芹为研究和考证对象，红学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新红学当属现当代的文学评论。新红学以为代表的考证派，考证出作者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其自传。但最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证派的这种观点由原来的被大众普遍接受，到慢慢受人质疑，这种质疑一方面来自红学内部其他派别的指正，一方面则是现当代文学评论的力量。

2.现当代文学评论的忧愁

2.1现当代文学评论出现空洞

文学是一种语言文字艺术，是社会文化的表达方式，文学评论则是监督这种表达方式的有利武器。然而现当代的文学评论则呈现出“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尴尬局面。这种空洞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原因之一文学评论的队伍声势浩大，然而所能评论的文学要么过于集中，要么就是缺乏评论，整体展现出供过于求的现象。原因之二则是文学评论家内部有一部分语言表达力显现出懒散、浮乏的效果，使得文学创作者和作家为主体文学创作团队对文学评论的效果有所质疑。

2.2现当代文学评论缺乏考证

现当代文学评论圈中是一种混论的现象，有一般读者和非文学评论的作家，也有文学评论的专业人士。两大派别对文学的评论有着不一样的遭遇。专业人士热衷于文学评论，但是却并没有受到重视，他们遭受到无人喝彩、乏人问津的凄凉景象。一般读者和非文学评论的作家又对现在文学评论圈中所出现的言不及义、缺乏责任的评论产生厌烦之心。如此而言，现当代文学评论缺乏真实性的考证，考证文学评论的真实性，可靠性，考证文学评论者的责任感。

2.3现当代文学评论存在不对称的现象

不同的文学评论家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文学所产生的情感则不同，所给与的文学评论也不同。有了不同的文学评论结果，就使得大众对这些不同的文学评论结果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着不同的选择。这就导致现当代文学评论出现分化现象，出现不同的派别，有着不同的竞争，这是文学评论圈中的不对称。同时，文学评论也存在着写作和接受、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不均等现象。就写作和生产而言，文学评论的对象越来越纷繁嘈杂起来。随着历史的积累，可利用的评论理论资源越来越丰富。评论中所针对的问题的方向越来越多向性，有着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解方向。总之在现当代文学评论写作正在全面的提高和加强中。但是文学评论的生产环节，由于跟不上写作进步的步伐，往往达不到文学评论写作所要求的技术含量，当将文学评论写作作品传播，希望得到大众的认可，希望得到好的回应时， 往往出现横遭冷眼无人买账的尴尬局面。因此，现当代文学评论存在着写作和接受、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不均等现象。

3.提升现当代文学评论的方法

3.1端正文学评论态度，严格按照评论标准进行

现当代文学评论作品中出现的种种陋习，严重影响了现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文学评论是一种严谨的工作，其社会效应不容小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端正的文学评论态度是文学评论者进行评论时首应具备的素质。要保证文学评论不能虚头巴脑，追寻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弄虚作假、言不及义。要确保文学评论作品对文学负责，对大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其次，文学评论者要求掌握评论的标准。文学评论的标准有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历史标准、社会标准、艺术标准、美学标准等。只有熟悉这些标准，评论者才能够在限制的范围内更好的评论文学作品，才能够对大众、对社会负责。

3.2增强文学评论写作能力，改善文学评论的陋习

文学讲究一种底蕴，越是丰富的底蕴，越能够写出好的好的文字艺术。文学评论也是一种文字艺术，也需要丰厚的文化底蕴。要将强文学评论的能力，首先应该通过阅读来增强评论者的文化底蕴。阅读既要有广度又要有深度，既要点面结合，又要深浅结合。同时，通过阅读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本身的含义，避免品论着不假思索、不找边际、胡乱评论的现象发生。好的文学评论需要有明确的视角，清晰的思路。文学作品歌给与读者不同的感触、不同的疑问。选择哪一方面作为评论的视角是评论者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选定文学评论视角后，就需要明确评论思路、评论范围。这一过程中需要深思熟虑，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需要评论者细细定夺，需要花大力气、下深功夫，需要读者拥有发散性、创造性思维。

3.3注意文学评论中的细节

文学评论的是一种客观特色，必须客观实在。文学评论应当实事求是，要对作品中所给与的内容进行评论，不得凭空想象添加评论内容，缺乏客观存在性，缺乏考证性。在文学评论写作过程中，要防止述而不议的现象。在确保评论的内容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还要保证对所评论的内容有自己深刻的理解，有自己想要标的内容。要避免冗长和枯燥，要适当引述和介绍评论对象。

4.结语

现当代文学评论有着独特的形势，存在着相应的需要解决的陋习，作为具有社会话语责任、社会效益的文学评论应当得到不断的提升。文学评论既要符合实事求是，又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现当代文学评论所出现的不对称现象，加上文学评论者不断的自我提升，才能够使文学评论跟好的发展，发挥文学评论推广文学的作用，发挥文学的社会效益，给与大众文学作品的向导性，使社会整体文学水平不断进步，走向更加繁荣的高层。

参考文献：

[1]李林荣. 文学评论的惶惑和担当[J].粤海风.2009（6）：56～58

篇5

内容提要: 违法性论是刑法理论的试金石，研究违法性判断的基准问题，对于形成学派论争，全面推进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思考违法性问题的路径不同，　由此导致犯罪成立范围、认定犯罪过程、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刑法和社会的关联性都不相同。（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充分考虑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规范期待，注重刑法的行为引导功能，是合理的理论。根据这种违法性论，违法性判断的核心是行为，法益侵害只是决定“行为性质”的要素；刑法不是单纯为了弥补损害，而要着眼于让国民养成规范意识，防止损害再次发生。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点来建构，　以回应社会需要，促进公众的规范认同。

中国刑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得到规范发展，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理论发展的“瓶颈”问题。例如，源自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合理？探求立法原意的刑法解释方法是否妥当等等，都需要仔细研究。不过，无论是采取苏联的“四要件理论”体系，还是赞成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理论”，在刑法学研究中都不能回避如何进行违法性判断的问题。因为即便按照现有的“四要件理论”，也要在犯罪本质部分研讨违法性，在排除犯罪性事由部分确定违法性的实质标准，而这些问题，都与违法性评价直接相关。犯罪一定是符合分则罪状规定并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与违法性判断有关的问题，简而言之是刑法上的判断究竟应该重视行为，再附带考虑结果，还是只看重结果即为已足？是单纯对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惩罚，还是让国民养成规范意识，注重防止损害再次发生？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来说就是：(1)判断违法性的基准点究竟在哪里，是行为还是结果？(2)违法性判断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判断？(3)判断违法性的逻辑顺序是什么，是沿着行为一结果的顺序思考问题，还是仅仅根据结果就可以得出行为违法的结论？(4)违法性判断与公众规范认同感的养成之间存在何种关联？(5)判断违法性的基准点如果不同，会对刑罚论产生哪些影响，犯罪和刑罚之间存在何种复杂纠结？上述诸点，要么在中国刑法学中没有得到深入探讨，要么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刑法基本立场，在刑法学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思考上述问题的方法或者路径不同，可能导致人们对如下问题的认识有所不同，例如，犯罪成立范围、认定犯罪的思维过程、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刑法和社会的关联度等。所以，辨析违法性判断的基准问题，对于形成“学派论争”以及全面推进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刑法理论中，存在（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学派对立。在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理论构架内思考违法性评价基准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能够自洽，而且充分吸收了法益侵害原理的合理之处，紧扣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因而具有合理性。在当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刑法学应当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而非结果无价值论为核心来建构，从而实现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维护规范的有效性，促进公众对刑法规范的认同，实现刑法的价值。

一、违法性判断的对象基准

按照实质的违法论中的结果无价值论，违法性是指某种事实、状态被法给予否定性评价。如果某种行为造成法益侵害后果，或者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就可以肯定其具有违法性。违法评价的对象基准是广义的、客观存在的结果（法益侵害后果或者危险），该评价只是对一定的事态或者结果在法律上做出判断，与侵害事实是否由人所引起无关，人的行为或者物的行为，都是违法评价对象。①至于行为者的行为样态是什么，其对于可能发生的法益侵害事实是否知晓，这些都对行为的违法或者适法毫无影响。

与结果无价值论存在明显差异的是行为无价值论。由于将违法性仅仅界定为规范违反的观点存在很多不足，所以，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受到广泛批评。在今天，得到很多学者所赞同的是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本文所讨论的行为无价值论也是这个意义上的理论。按照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评价犯罪的对象基准是：行为以及结果，其中对行为的评价是核心。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认为，对于违法性的判断，应当以结果无价值论为基础，同时，作为对结果的违法性的限定，也应当考虑行为对于社会通常观念的脱离或者偏离。为了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即使实施了某些客观上可能有害的行为，但社会如果能够容忍类似行为，那么就不能认为其违法。换言之，单纯从后果上看可能违法的行为，如果是为了确保社会生活充满活力地发展所必需的，对社会秩序的损害极其有限，或者没有违反作为行为基准的规范的，不需要作为违法行为看待。在这个意义上的行为无价值论具有限定结果无价值论的功能。

结果无价值论将评价犯罪的基准定位于与人的行为无关的客观结果，其主要考虑是：即便是无过失的个人行为，以及那些根本不能称得上是“行为”的人的身体动静、自然现象以及动物的举动，都可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有侵害，或者存在造成损害的客观危险。②而只要行为或者举止对一定的生活利益有侵害，或者有侵害的可能性，就应当肯定其客观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一定的违法状态，对其进行违法评价就是可能的。据此见解，在客观的事态可能形成法益侵害结局之时，即便该侵害行为不是来自于人，为保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正当防卫也能够得到肯定。所以，学者明确指出：结果无价值论可以从理论上肯定对物防卫。③

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在看待行为的违法性问题上，会存在很大差别。例如，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抓捕，但其向司法机关交代曾经抢劫他人价值高昂的金戒指，赃物保存在自己家中。警察乙、丙、丁按照甲的供述去其家里搜查，并未找到赃物，后来便根据领导的安排带着甲去其家里进行搜查。甲进入自己家里后，先后指认多个藏匿赃物的地点，但均未找到该赃物。最后，甲声称赃物藏在电视柜最下层盒子里堆放的杂物中，且只有自己才能找到，便要求警察为其打开手铐。乙、丙、丁没有办法，便给他打开手铐，并紧紧跟随在甲的身后。甲弯腰跪下取出电视柜中放着的一个盒子，打开盒子后，以极快的速度将盒子里早就藏好的毒药放入口中吞下。乙、丙、丁赶紧将甲送往医院，但甲仍然死亡。警察乙、丙、丁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以下简称“警察被控玩忽职守案”）?结果无价值论认为，乙、丙、丁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的结果，具有违法性。当然，因为被告人甲的自杀，乙、丙、丁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没有预见可能性，从而否定其玩忽职守的责任。结果无价值论之所以这样思考问题，其主要考虑是：一方面，结果无价值论主张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命令、禁止规范，但是，这些规范背后一定隐藏着需要保护的生活利益，包含着立法者的价值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刑法规范作为评价规范发挥作用，以确定何种生活利益需要刑法加以保护。评价规范先于命令、禁止规范存在，违反评价规范的，就具有违法性；违反命令、禁止规范的，就具有责任，由此确保违法性和责任的区分，以肯定与责任无关的违法。另一方面，将客观的、“透明”的、单纯的、确定的有害事态作为违法评价的中心，对实体事实进行判断，能够确保判断对象的唯一性、不变性，确保思维的一贯性，确保刑法介入的准确，有助于保持司法中价值观的统一。在今天社会不断发展，正统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坚持法益侵害说是保证刑事司法公正性的重要手段。④

但是，行为无价值论认为，由于结果无价值论在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时，完全不考虑行为的样态，不考虑行为所伴随的意思，抛弃主观要素，因此该理论并不妥当。有学者指出：“不法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行为给法益造成了某种实际损害即结果的无价值，而同时也决定于具备构成要件行为的目的性、行为的其他特征与主观意图等，也就是行为本身的无价值。实害犯中如果没有实现结果的无价值，而具备了行为无价值，就构成未遂；如果实害犯中具备了结果无价值而无法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无价值，就不具备不法本身，而不出现可罚的问题”。⑤刑法中一些条文的设计与法益侵害自然有关，但是，其可能更多地考虑了惩治规范违反行为的要求。例如，在日本《刑法》中，对遗弃因老幼、疾病需要扶助者，区别为单纯遗弃罪（第217条）和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第218条第1项），对前者规定为1年以下惩役，对后者规定为3个月以上5年以下惩役。对此，不是只从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这种法益的侵害的观点就能够说明的。立法者是在重点考虑了身份者的义务违反这种行为无价值之后对犯罪进行了区别规定。因此，违法的行为举止是否存在，主观的意思或者认识如何，认识到行为违法还是适法，都与违法性判断有关。在前述“警察被控玩忽职守案”中，如果按照行为无价值论就会对所有事实（行为与结果）作统一的、整体的评价：乙、丙、丁在甲的房间是否已经察觉到其举止异常，或者事先是否已经感觉到甲对其藏匿赃物一事反反复复，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有类似感觉，仍然没有保持警觉，没有及时制止甲的自杀行为，乙、丙、丁的违法性当然存在；如果有警觉且保持高度警惕，但仅仅由于甲自杀之心过于迫切，　自杀举动瞬间完成，吞服的药品毒性太强，任何人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制止甲的自杀身亡的后果发生，那么，警察的行为并无违法性。因此，不是仅仅因为有死亡后果就认为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基于何种主观认识，实施何种行为，也左右着违法性判断。

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仅仅以结果或者危险是否发生作为违法性判断的对象基准，并不是全面的观点。只有同时以行为（包括伴随的主观要素）、结果（法益侵害或者危险）作为判断对象，才能有效地防止刑法评价对重要的要素的遗漏。因此，在评价犯罪的对象基准问题上，行为无价值论是合理的。例如，甲着手实施暴力准备妇女乙，而丙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开枪将甲射中身亡，客观上制止了甲乙的犯罪行为。丙客观上制止了甲的不法侵害，但是丙的杀害行为出于犯罪的故意而实施，其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就是一个问题。行为无价值论要求行为人必须有防卫意思（防卫意思必要说），防卫意思是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对侵害人实施的急迫、不正行为有所认识，才能成立正当行为，从而否定偶然防卫的存在。因为在偶然防卫的场合，行为人毕竟是基于犯意而实施一定的行为，如果将这种情况认定为正当防卫会伤害国民正常的规范感觉。所以，偶然防卫成立故意犯罪。至于是否一律成立犯罪既遂，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结果无价值论则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法益侵害，客观上没有法益侵害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即使行为人内心为恶，刑法也不处罚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因此，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者无须具有防卫意思，只要从客观上观察，是对侵害行为进行防卫即可（防卫意思不要说）。根据结果无价值论，会得出偶然防卫不成立犯罪的结论。但是，我认为，基于行为无价值论的防卫意思必要说是有道理的。“世界上所有的法律体系，在事实上都对自我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辩护要求一种主观要素，这种做法看来是正确的。”⑥刑法规范是容许规范，行为人对于防卫正当性有所认识，有防卫的意思，其对行为的规范容许性才能有所认识。从规范违反说的角度看，要求防卫人有防卫意思，对于凸现规范的存在，有其独特价值。按照这种观点，本案中的丙就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如果考虑行为，肯定行为样态以及伴随行为的主观要素，违法判断的明确性、可感性就会丧失，违法判断和责任判断的区别就会变得比较模糊，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强调对行为的判断在违法性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对于保持违法性判断的客观性、明确性并没有影响。因为在（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中，重视违法判断对于公众行动的提示、指引功能。刑法无论如何要让公众知晓如何行动才是法律不反对的，明确在行为时适法和违法的界限，其存在才有理由。换言之，违法性实际上就是对“行为”的基准做一种提示：某一身体动静正是因为违反了作为“一般性”的行为基准而存在的规范，才具有违法性。正是行为，以及行为的规范违反性才是评价的基础；行为能够被一般社会观念所容忍的，难言违法。⑦在前述“警察被控玩忽职守案”中，无论是谁，无论他如何注意，只要他是人而不是神，都难以预见甲要实施自杀行为，对应的，警察的结果避免义务就根本不可能履行。从刑法的行为指引以及对公众规范信赖的确保出发，认为引起该结果的行为是违法的，就是不合理的结论。由此可见，以行为为基准的行为无价值论，仍然能够提供关于违法性判断的客观标准，表示哪些场合刑法的介入是被允许的，哪些场合刑法的介入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这样也能够确保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民能够结成规范共同体，经营其共同生活。

二、违法性判断的要素基准

符合分则的罪状规定的行为，都是类型化的违法行为。进行罪状符合性判断，实际上就是在作类型化的违法性判断。为了准确划定作为违法类型的罪状范围，从法益保护论出发对刑法进行客观解释，对其文言加以扩张或者缩小，是实质地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时不可或缺的内容。应当说，在进行类型化的违法判断时，不考虑所有的主观要素，罪状的外延的确可能更加明确。但是，其代价是没有主观要素的限定，类型化的违法行为的外延也可能相应扩大。由于结果无价值论重视客观的结果要素，肯定因果行为论的意义，违法性的外延过大，所以最后只能依靠责任来限定处罚范围，这是该理论的一大特色。⑧例如，A骑摩托车快速行驶，撞倒了骑自行车的B，B将行人C的财物撞坏。按照结果无价值论，B有毁坏财物的违法行为，具有违法性，只是由于其在当时没有责任能力而否定其责任。不过，如果不考虑一般人主观上避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对因果关系的限定就是难以进行的。换言之，不是从人的预测可能性、回避可能性出发，要限定违法的范围，就是不现实的想法。但是，罪状是刑法规范的法律表现，而刑法规范既是裁判规范，但同时也是行为规范。那种无限定的（类型化的）违法概念，对公众而言，在明确告知违法行为处罚范围、指引选择合法行为等方面，难以发挥实际功能；对司法官员而言，违法性所具有的根据分则条文限定处罚范围的构成要件指导机能也可能丧失。需要承认，刑法中大量的违法性要素，如“窃取”、“猥亵”等，都必然包含了主观的要素。如果对于误把他人的手表以为是自己的手表拿走的行为认定为窃取，把基于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的意思而实施的抚摸被害人胸部的行为认定为猥亵，从而肯定罪状的符合性，肯定行为的违法性，都可能出现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因此，在违法性判断过程中需要考虑一些主观的要素。

不过，即便承认主观要素的存在，对于“违法是客观的”这一基本命题还是应当维持，违法性判断应该尽可能明确和直观，这是客观违法性论的当然结论，对此，（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也不反对。但是，一方面，并不是真的如同结果无价值论所讲的那样，排除主观要素，就一定能够达到违法性判断的客观性、明确性。另一方面，违法性判断绝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精确。在行为无价值论看来，主观的违法要素对于违法性的程度有影响，但是，其并没有否定违法的客观性。从立法者的角度看，刑法规范当然最后要作为裁判规范发挥作用，是一种评价规范。但是，从公众的角度看，刑法规范意味着对人的行为的引导，是意思决定规范，也是行为规范。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冲突随时存在。为消除社会冲突，降低社会风险，保持社会平稳，产生了形形的社会规范。个人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独立生活，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理应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个人生活的意义因为规范的存在而凸显出来。规范界定行为性质，塑造个人，约束个人举止。对于违反规范的行为，必须给予相应惩罚，社会秩序才能形成。法律规范与社会形影相随，刑法是一定社会中允许或者禁止公民实施特定行为的规则。⑨以这种规范为背景，违法自然就意味着对规范的违反。所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的违法性判断，是在坚持法益侵害说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限定处罚范围而考虑主观的违法性要素。由此可以认为，故意反映了行为人从作为行为基准的规范中脱离的强度；行为人的意图、动机、目的，以及由这些主观要素所决定的行为样态（举止的异常性、手段的极端残忍性）对于违法性的程度，也会产生重大影响。⑩

承认主观要素也是违法性判断的要素基准，就还需要进一步回答以下质疑：(1)如果承认主观要素，应当如何处理违法性和责任的关系？违法性判断的任务是确定处罚的对象，明确哪些行为值得处罚。与此相对，责任是对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行为人的意思决定进行非难，谴责其在能够形成反对动机之时，没有抵制其犯罪的意思决定。违法性中包括主观要素，并不必然动摇违法的客观性。其实，如果硬将本属于构成要件违法性阶段判断的要素，后移到责任要素中才加以考虑，违法性和责任才真有可能发生混淆。行为无价值论赞成客观的违法性，但认为在违法性判断中需要考虑足以影响违法性程度的主观要素。承认主观要素，并不等于肯定主观的违法性论。构成要件只是违法类型，而不是责任类型的观点是妥当的，这样即使将主观要素纳入违法性判断中，违法性和责任的界限也还是清楚的，因为包含主观要素的违法性是以社会一般人为标准所做的应当如何行为的判断；而责任是以个别具体的行为人为标准所做的是否可能为一定行为的判断，要在理论上区别违法性和有责性仍然比较容易。(11)在犯罪论体系上，有不少学者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同时是责任类型（违法一有责类型说）。(12)但是，如果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同时也是责任类型，构成要件和责任之间存在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对于犯罪成立与否，仅就构成要件是否符合进行一次判断似乎就足够了，将犯罪成立要件分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意义可能也就丧失了。此外，对于责任能力这样重要的责任要素，在构成要件要素中要加以考虑，事实上是不可能的。(13)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只是为责任认定提供了基础，要从论理上由构成要件该当性推导出有责性，推理过程经常会中断。因此，认为构成要件只是法律所确定的当罚类型的观点或许更为可取。(14)(2)将主观要素作为违法要素是否多余？有人可能认为，故意、行为的意图、目的等主观要素可以通过对客观的法益侵害的考察揭示出来，把客观要素作为违法性要素就已经抓住了要领，再去讨论主观的违法要素属于画蛇添足。但是，认为主观要素蕴含于客观要素之中，把主观要素当作客观事实的状况证据，这只是司法实务上可以使用的推理、认定方法。在实体法上，如果某一种事实能够根据其他客观事实推定出来，那么，该事实在理论上就没有作为独立要件而存在的价值。如果认为主观要素因为依附于客观要素，而成为构成要件要素以及犯罪成立理论中的多余部分，主观要素在理论上的价值就丧失了。(15)例如，故意杀人行为是基于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实施高度危险行为，与只是本着伤害意思实施的行为，在很多场合都能够区别。但是，要判断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违法性，还是需要考虑基于故意的杀人行为的客观样态。再比如，控制人质的行为，不联系索取债务的意思，就难以区分非法拘禁和绑架；伤害行为，不联系取得财物的主观意思，就难以区分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强拿硬要的行为，不联系寻衅滋事的意思，就难以区分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收购赃物行为，根据事前有无通谋的行为样态，认定其违法性（盗窃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此外，对于洗钱罪，刑法将其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而非妨害司法秩序罪中，也是充分关注了其行为样态：行为发生在金融领域，在从事金融活动中实施，最终危害司法秩序。如果不强调支配行为的目的、意思，要全面揭示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的内容，就可能会增加很多困难。在评价任何一起刑事案件的违法性时，对于危害后果、导致该后果的手段、支配该行为的故意、动机和目的都是在实践中合并加以分析的。　(3)承认主观的违法性要素，应当如何处理刑法和社会伦理规范的关系？将主观要素纳入违法性判断中，考虑故意、动机、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样态的做法，容易招致的批评是：这样的违法判断可能超越单纯的主观去考虑行为人的心情，容易演变为伦理型行为无价值判断。(16)但是，完全否认违法性具有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侧面的观点，也很难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刑法规范本身包括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两大类，前者主要针对作为犯，后者主要针对不作为犯；无论是禁止规范还是命令规范，都是对人的义务的强调。刑法为了保护法益而设置了为数较多的规范，有的规范的存在与伦理无关，取决于立法者的政策选择，大量行政犯的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刑法规范中，由义务组成的规范的很大部分与道德规范重合，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便承认刑法规范是裁判规范，立法者在制定这样的规范时，已经吸纳了公众所认同的社会伦理规范。司法裁判必须尊重这些伦理规范。所以，认为结果无价值论就一定迥别于社会伦理规范，并不符合事实。行为无价值论与道德的结盟并不是理论上刻意追求的结果，在很多时候“纯属巧合”。更何况，行为无价值论并不仅仅依据社会伦理规范就认定行为的违法性，而是说只有在行为既侵害了构成要件所预设的法益，也违反了社会中作为行为基准的规范时，才能给予违法性评价，即只有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行为才属于违法。

三、违法性判断的时间基准

结果无价值论是在客观的事态发生之后，进行事后的确认，从而做出违法性判断。根据这种思路，违法性判断的时间基准是结果时，而非行为时，刑法评价总是事后的，是回溯性的思考，是向后看的，属于针对已然发生的犯罪所采取的对应措施，其不着眼于对将来的犯罪预防。(17)

相反，行为无价值论判断违法时所掌握的时间基准是行为时，其重视通过揭示行为时点的违法、适法的界限来发挥违法性判断自身的提示机能、告知机能，以回应罪刑法定的要求，同时规范地、积极地进行一般预防。藤木英雄认方，违法性判断不应当从结果发生以后才开始，更应当从事前的事实入手。所以，违法性的实质不完全是结果无价值还应包括行为无价值，危害行为的样态，其具体的选择手段、方法等都应加以评价，换言之，与社会相当性的程度相脱离并侵害法益乃是违法性实质之所在。(18)川端博则指出，刑法规范主要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存在的，在违法性判断上，以一般人为对象的行为规范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根据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来确定违法性的有无。(19)行为无价值论对行为性质的评价比结果无价值论明显有所提前。对于某种行为，如果以行为时为基准，认为其属于为满足社会生活的必需而实施的行为，就不能肯定其违反规范，不能认为是违法。离开行为时业已存在的、一般人所认可的社会生活上的基本规则，要确定行为违法是不可能的。基于伤害的意思将被害人推倒，造成重伤，自然是违法行为。但是，足球运动员、拳击队员在各自的比赛中即使偶然造成对方伤害，不能认为是违法。恋人间接吻的行为，即使有违背对方意思的成分，一般社会观念上也不认为其违法。但是，基于猥亵的动机，强行和对方接吻，就可能具有违法性。对于行为违法与否，需要根据行为当时规范被违反的程度来判断。(20)行为时已经存在的刑法规范被违反，是判断违法的重要指标。

我认为，将违法性判断的时间基准定位于行为时，而非结果时是妥当的，主要理由在于：(1)在有的情况下，以行为时为准可以缩限违法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在犯罪的认定上，应当坚持在违法性阶段考虑结果无价值，在责任认定阶段考虑行为无价值。由于侵害法益的结果是现实的、可以测量的，其认定相对客观，所以，首先根据客观要素确定违法性的范围，然后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要素确定其责任的有无和大小，对于合理地限定犯罪成立范围，切实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具有重大意义。(21)但是，我认为，坚持事后判断是否一定就能实现保障人权的目标，并非没有疑问。现代社会同时是风险遍布的社会，行为一旦实施，总是会导致或大或小的后果，以事后的法益侵害为由进行违法性判断，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会具有违法性，由此导致违法性的外延过广，可能不当干预公众的行动自由。(22)因此，在利用刑法进行违法性判断时，必须顾及社会生活的现实和规范的效力，考虑行为是否脱离要求公众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规则，然后才能得出判断结论。认定行为的违法还是适法，不是根据观念的、利益衡量之下的超越历史的事后判断，而是结合行为本身做与社会的现实需要相适应的、经验的、事前的判断。(2)凸现刑法规范对国民行为的引导功能。不可否认，刑法规范主要是裁判规范，其行为规范的特征在现代社会应该被弱化。如果不看重刑法规范作为裁判规范的性质，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就可能受到质疑，绝大多数判决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和执行。但是，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是：在我国，规范的重要性历来没有得到重视，为数不少的国民长期适应于过一种“特事特办”的没有规则的生活，在很多时候去通关系，走后门，而不是根据规则经营社会生活，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功能自然难以充分发挥；在裁判活动中，任意运用裁量权的情况并不罕见，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机能在很多时候也被架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为进一步推进现代法治建设进程，应该强调提高法的可感知程度，缩短公众和刑法规范之间的距离感，把刑法规范真正作为引导、规制国民行动以及国家司法机关行为的规范看待，使之能够在自己或者他人实施某一项作为或者不作为时能够切身感受到刑法规范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对司法官员的裁判行为进行约束，以逐步实现根据规则治理国家、惩罚犯罪的目标。(23)(3)和罪刑法定的要求相契合。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如果在责任阶段再考虑命令、禁止规范，就可以保持在违法性阶段只对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是否存在做事后的判断。这种观点似乎有道理，因为在有责性中的确需要考虑规范违反问题。但是，在违法性阶段考虑行为规范是否被违反，其针对的是社会一般人在规范面前是否当为的问题；而责任判断中的规范违反，则考虑的是具体行为人在特定情境中可能如何行动的问题。违法性判断中的规范违反，与行为是否在刑法上值得加以处罚有关，与行为是否该当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有关，最终涉及罪刑法定原则。而罪刑法定主义不是要到责任阶段才考虑的问题，行为规范的违反也就不是责任的问题。一个违法概念，如果在行为时点没有告知行为者以及可能处于该位置的公众违法、适法的界限，和罪刑法定主义以及刑法规范的一般预防要求并不相契合。行为无价值论为了满足罪刑法定的要求，为了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要求公众遵守规范，在行为时点就提前告知公众行为适法、违法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换言之，行为无价值论重视行为时的判断（事前的判断）；而不是在事后，在事态逐渐明朗之后才考虑违法与否。在前述“警察被控玩忽职守案”中，无论警察怎么注意，都不会预见罪犯会突然自杀，都难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采取应对措施，如果认定警察的这种行为违法，将对警察必须如何作为才可能适法的要求作为一般的行为规范看待，要求国民遵守类似的行为规范，刑法就是对“神”而不是人发出守法的“呼吁”，刑法的目的和机能就会沦为没有意义的东西。

四、违法性判断的逻辑基准

违法性判断的逻辑顺序是“由因及果”，还是反过来“由果推因”？对此，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存在争论。

行为无价值论思考问题的路径是：从对行为的考察出发，结合考虑行为的相关样态，沿着行为发展的轨迹进一步分析结果的存否、大小。这和结果无价值论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恰好相反的。结果无价值论采用逆向思维方法，从业已被发现的结果倒推，考察该结果是否存在，以及结果的大小；同时，要分析引起结果的原因是否存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条件关系。结果无价值论对问题的分析到此为止，至于引起该结果的原因是人的行为，还是物的行为，在所不问；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的主观侧面，更不在结果无价值论的考察范围之内。

我认为，基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违法性判断的逻辑线索是从行为到结果，而不是相反。因为刑法规范是专门为人所设计的，人的行为是规范意欲调控的唯一对象，如果不用规范来控制人的行为，法益保护就会经常落空。行为无价值论特别重视揭示在行为实施的当时，行为违法、适法的界限，重视发挥违法判断的提示机能、告知机能。由此一来，对违法性的认定，就必须将行为设定为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必须和规范违反相关联，通过规范来确保人不实施违法行为；以最终通过规范效力的确证来控制人的行为，从而实现法益保护的刑法任务。

结果无价值论之所以强调违法性判断上的回溯性思考，主要是其担心“由因及果”的做法会导致伦理评价渗入刑法判断中，导致刑法和道德关系的混淆。我认为，对此还要辩证地加以审视。历来的行为无价值论认为，保持重要的道德规范的效力，是社会存续的基本条件，需要用刑罚的手段来确保人们遵守这样的道德规范，将社会伦理规范完全从刑法中剥离，事实上难以做到。当然，在很多时候，也并不是非得要凸现伦理道德的意义，才能要求人们遵守规范。

此外，还需要回答的是：结果无价值论逻辑思维的起点和终点是统一的，都是法益侵害或者危险，由此法益侵害说的重要性得以凸现；行为无价值论赞成“由因及果”的逻辑思考顺序，其是否有漠视法益概念，否认法益侵害说重要性的嫌疑？对此的回答是：结果无价值论重视法益侵害说，行为无价值论也并不否认法益侵害说的重要性。结果无价值论以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为前提，把违法性判断定位于法益侵害或者危险，为了确认法益是否需要保护，对法益侵害或者危险的判断成为对事态的事后的、客观的判断，这成为违法性判断的核心。但是，在有的场合，对法益侵害性或者危险性没有影响的事实，从周延地保护法益的角度看，在做违法性判断时也需要加以考虑：行为是否容易被他人效仿？如果允许某种行为实施，会对社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是否有必要确认其违法从而加以禁止？审慎对待这些与行为伴随的、在行为时已经出现的因素，从而决定是否对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这是行为无价值论的旨趣。离开对这些与行为、结果相关的因素的评价，不可能在刑法上得出合理的结论。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升格。如果仅仅从法益侵害上看，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后果已经形成，对逃逸加重处罚从法益侵害说的角度看，没有多少道理。有的人会说：如果肇事者逃逸，被害人有死亡的危险，所以应当给予较重的处罚。但是，肇事者即便未逃逸，留在现场，但不救助的，被害人也有死亡的危险；肇事者积极救助，但是现场离医院很远，送医来不及的；或者送到医院后，医生的救助来不及的，被害人也有死亡的危险。以上，对于被害人的法益侵害性（生命、身体的危险的有无、程度）可能是相同的，未逃逸的为什么不加重处罚？这从具体的法益侵害性或者危险性的角度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实际上，行为无价值论解释类似问题就会显得比较容易：结合行为人的肇事行为、逃逸行为，可以看出行为人的违法性程度要比未逃逸者要高。而对逃逸行为的判断，需要从行为出发，结合当时其逃避法律追究、不救助被害人的意思来进行。此外，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逻辑思路进行司法判断，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一些错误。例如，对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司法人员往往从有无死亡结果发生出发，反过去看被告人是否实施有意地促成他人死亡的行为，来决定是否成立故意伤害致死，从而不当地扩大了故意伤害罪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界限，使得过失致人死亡罪基本上没有适用的空间，行为人轻轻拍打被害人身体的某个部位、推搡被害人、打人耳光等诱发被害人死亡的，都可能被错误评价为故意伤害罪，这明显是不妥当的。(24)

行为无价值论如此思考问题，并没有否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正是为了更加周延地保护法益，在评价上，才应当以行为为出发点；在手段上，才应当将禁止一定行为的规范或者命令实施一定行为的规范明确地告诉公众，同时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引导公众遵守规范，通过规范来控制人的行为，使之在规范的指引下过一种有规律的生活。(25)因此，越是要更好地保护法益，就越是应该强化公众的规范感觉和规范意识，促使或者强制其不实施违反规范的行为。同时，对具有侵害法益意图的故意行为，就应该给予比其他行为更为强烈的禁止。唯其如此，刑法保护法益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五、行为无价值论与中国刑法学的立场

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论，影响深远，而绝非学术上无谓的“口水战”。事实上，“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的背后，隐藏着学者的国家观、法律观、人生观的对立”。(26)不必讳言，目前中国刑法学的通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缺乏理论的一贯性，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路，没有达到自觉地站在行为无价值论或者结果无价值论来看待问题的高度，而且刑法学在根子上是属于主观主义的。(27)而这是与现代法治国家所坚持的刑法客观主义立场相悖的学术定位。现代国家的刑法学从总体上看是客观主义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都是客观主义内部的对立学说，是西方的刑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学派之争偃旗息鼓之后所形成的新一轮学派论争。我国刑法学通说一方面与结果无价值论之间总体上存在抵牾之处；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比（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走得更远。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刑法学的立场定位就有一个取舍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考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我国刑法学通说采用主观主义的思考方法来认定犯罪，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摆脱刑法主观主义的幽灵是我国刑法学的当务之急。但在告别刑法主观主义之后，立即就有一个是按照行为无价值论还是结果无价值论建构违法性论以及相关刑法理论的问题。要使我国刑法理论突然从相对较为“激进”的主观主义退守到相对“保守”的结果无价值论，或许转型的幅度过大，刑法面对犯罪浪潮高涨的态势必然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比较务实的态度是：修正现有理论中超越行为无价值论的、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有关的部分，以客观行为为逻辑起点，结合行为样态和心态，以及行为造成的后果或者危险，来判断行为的违法与否。这样的刑法立场，自然就是行为无价值论。

在当前中国，采纳行为无价值论可能带来以下积极影响：(1)刑法判断中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之间存在时分时合、极其复杂的纠缠关系，现有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不能充分展示刑法思考的逻辑进程，不能满足分层次评价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的需要，由此带来现有的平面、封闭式犯罪成立理论需要进行“阶层化”改造的问题。(2)对刑法的存在价值可能会形成新的思考：刑法不是单纯在他人做了“坏事”以后用来施加惩罚的“大棒”，而是应当充当公众行动的“指示牌”，这样刑法对于社会和个人才是有意义的实在。(3)承认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特征，公众就能够通过刑法的指引遵守规范，假以时日，在中国能够形成一种刑事秩序。总起来说，由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在违法性判断上有很多比结果无价值论更为优越的地方，同时其能够包容法益侵害说的内容，能够回应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因此，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刑法学应该立足于行为无价值论来建构。要使行为无价值论在中国立足，需要讨论行为人对于作为行为基准的规范的违反问题，需要分析法益概念在行为无价值论中的地位问题，需要强调违法性论和刑罚论之间的紧密关联问题。

（一）刑法学必须以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为核心

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直观地看是该行为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但仅仅作这样的判断还很不够。即便存在法益侵害，如果法所预定并禁止出现的一定的行为样态不存在，也不能肯定违法性，刑法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限定处罚范围，划定犯罪圈，防止处罚面过广，这是行为无价值论的要求。例如，《刑法》第221条所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其法益侵害表现为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如果行为没有故意，不呈现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样态，违法性不具备。再比如，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方法，没有猥亵的意思，不试图满足变态心理，则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违法性不能具备。又如，出于善良动机的父母教育子女的行为，即使明显不妥当，也通常排斥虐待罪的成立。此外，众多犯罪类型的不法内容不仅仅是由破坏或者危害了被法律所保护的法益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行为实施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的，相关犯罪种类的固有的应受处罚性恰恰存在于其中。例如，刑法对财产的保护不是针对每一种想象的损害，而只是针对特定的非常危险的犯罪种类来规定的。以欺诈方式造成的财产损害是诈骗，以强制方式造成的财产损害是敲诈勒索，以违反诚信的方式造成的财产损害是背信，刑法并没有规定一般性的侵害财产权法益就是犯罪。危害道路交通的行为除要求造成财产、人身损害外，还要求严重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并以疏忽的方式实施，如果只考虑法益侵害，这一表明犯罪行为特征的方式和方法也许是不好理解的。(28)在醉酒后擅自进入他人房间的行为，是属于非法侵入住宅，还是有盗窃、或者杀人的意思，甚至是单纯走错了房间，都是行为无价值论特别强调的，仅仅根据法益侵害说或许不好解释。而行为无价值论对此的解释却变得比较容易：从明确犯罪成立范围的立场出发所做的限制，也是刑法规范自身已经内含的设定。

因此，法益侵害性远远不能囊括违法性的全部内容。违法性的核心是对行为是否违反规范加以判断，并在肯定这种违反之后，进一步对造成的客观损害进行评价。与结果无价值论相同，行为无价值论仍然强调客观地判断行为的违法与否。行为能力、是否具有行动的自由等基于个人的因素不能避免结果发生这个意义上的行为和结果的关系，对于违法性的肯定完全没有意义。这就是说，违法性判断的对象，是人能否基于其意思改变因果过程，抵制结果的发生。违法性判断对于社会一般人将来确立行为基准有帮助，使其在未来可能处于行为人的地位时，不会实施类似行为。这样的违法性论，才有助于积极的、规范的一般预防的确立。所以，要肯定违法性，就需要考虑规范被遵守（其反面就是被违反）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犯罪本质的解释，也必须从规范违反说入手：犯罪是对隐藏于生活利益背后的法规范、社会同一性以及公众规范认同感的公然侵犯，而不仅仅是对法益本身的侵害。(29)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确立并严格执行规范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断裂。断裂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这些破碎的部分，没有办法把它们连为一体了。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以强力和不公正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由此导致公众的信任缺失。系统的信任缺失实际上是对社会秩序和规范的不信任。如果国民对规范和秩序的信任出现问题，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混乱的状态。“信任结构解体之后出现的不是规则的建立，而是以强凌弱格局的出现……社会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人们就需要建立规则。在普遍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新规则，可能会有利于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信任结构的建立”。(30)规范以及规范意识的缺乏，使利益关系的确立变得不可能，法益保护自然无从谈起，此时讨论结果无价值论就显得有些文不对题。因此，需要特别强调确立国民的法规范意识，通过刑法稳定和维护规范，以彰显行为无价值论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更具有特殊的价值。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加剧，人口流动频率加快，生活条件发生变化，个人的生活压力增大，生存意识、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社会思潮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是非善恶的基础发生动摇，哪些行为可能是犯罪、哪些不是犯罪的社会通常意识可能受到冲击，出现违法性“空洞化”现象。例如，在很多地方，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并不是特例，仅仅在法益侵害后果发生后动用刑法进行惩罚，往往于事无补。为了防止特定历史时期犯罪现象的蔓延，需要在犯罪的实质评价过程中，贯彻行为无价值论，以此来培植国民的法规范意识。只有坚持规范违反说，国民才会逐步承认：因为犯罪行为扰乱了刑法上保障规范合法性的期待，所以成了一种需要排除的东西。换言之，刑法最终要保护法益，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先考虑我们是否缺乏通往这一目标的桥梁，如果没有合理的渠道达到刑法目标，就必须先搭建“基础”。确立规范，培养国民的规范意识，对反规范行为进行惩处，就是最终实现法益保护目标的基本步骤。在这种前提下，刑法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使一个被规范所确定的秩序稳定化。刑法的适用表征着对事实的调查、行为人动机的确定、责任和刑罚之间关联性的判断等。刑罚表明了对有缺陷的行为的态度，承受了刑罚的无价值行为揭示了如下命题的真实性：必须普遍地把这种行动作为一种不值一提、不可再次经历的行动选择来看待。(31)

（二）将法益侵害纳入行为无价值论的范畴

法益侵害说的优点是能够将客观的、“透明”的、单纯的、确定的有害事态作为违法评价的中心，对实体事实进行判断，有助于保持司法中价值观的统一；此外，法益理论为司法者划定了认定犯罪的基本步骤：对于刑事违法行为只能在形式上确定其符合构成要件之后，才能去证明其侵害了立法者所要保护的现实利益。因此，法益侵害说以及结果无价值论对于贯彻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也是基于刑法客观主义立场的刑法理论，其显然不能排斥法益侵害原理，更不排斥法益概念。毫无疑问，“对于没有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不管其行为样态如何，即使行为人的内心再恶，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再严重，也不具有违法性。”(32)换言之，行为虽然具备一定的样态，但是，刑法条文所预定的法益侵害性没有发生的，该行为不是处罚的对象。刑法在这里只对“具备违法的实质的”行为进行规范违反的评价。当然，需要指出，在行为无价值论的理论视野中，这种意义上的结果无价值、法益侵害性，都不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都是作为决定“行为性质”的要素来看待的，其只不过是行为无价值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行为无价值论自然包括客观的要素，该要素（客观的法益侵害性或者危险性）是刑法规范所设定的客观标准，是评价行为的规范前提。例如，要考虑罪的规范是否被违反，就需要同时考察现实的被害人被的事实是否存在，这事实上是启动违法性判断“程序”的前提。被害人以及被害的事实如果不存在，罪的规范对行为人自然不能适用，考虑违法性判断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按照行为无价值论“规范违反性有无的判断，必须以行为时为基点进行决定（事前判断）”的思路，违法性判断归结起来就是：以法所客观设定的、现存的行为规范为前提，对该规范是否被违反，是否造成了损害事实进行事前的判断。在这里，法益侵害只是被视作判断规范是否被违反的资料、要素看待，并不具有独立意义。

（三）确立与行为无价值论匹配的积极预防理论

在我看来，任何自诩为合理的违法性论，都必须以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为背景，考虑合理的犯罪预防，同时兼顾处罚范围的限定与社会中存在的报应要求。结果无价值论以法益侵害性或者危险性来界定违法性，试图建构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违法论，造成刑法理论不能回应中国当下剧烈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种问题，从而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脱节，难言妥当。虽然理论上对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是否具有一贯性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其将违法性判断和特定历史时期的规范期待、公众的规范认同相关联，着眼于发挥规范对于公众的行为引导功能，是合理的理论，其对犯罪论的积极影响自不待言，对刑罚论也有深远影响。通常的研究将犯罪论和刑罚论拆分开来讨论，认为其是相互关联不大的问题，但是，这是一种误解。犯罪是和刑罚对应的概念，合理的违法性论必定与能够充分发挥其效果的刑罚论相勾连；反过来，离开对刑罚的相关问题的认识，要清晰地揭示犯罪的违法本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违法性论和刑罚论之间唇齿相依。

前述分析表明，结果无价值不但不能取代行为无价值论，而且应该被融入行为无价值论当中。结果无价值论强调报应的侧面，刑罚理论以相对报应论和特殊预防来展开。行为无价值论支持一般预防论，而且强调积极的、规范的一般预防。行为无价值论认为，刑罚是对规范破坏者的反驳。刑罚必须被正面地定义：刑罚是规范效果的展示，展示出规范破坏者的代价。刑罚用以实现受破坏规范的稳定化，而维持规范能够作为社会交往的遵循标准。这就是刑罚的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之所以说是“一般”，是因为刑罚效果针对所有人；之所以称为“积极”，是因为刑罚的效果不在于利用刑罚的恐吓，而是在于训练公众的规范意识和对法的认同感。(33)换言之，刑罚的目的是要稳定因犯罪行为而受破坏的秩序、信赖，通过罪责的归责及处罚的施加，使信赖法规范的正当性得到确认，使公众因为规范的有效性而产生安全感，将因犯罪而被破坏的规范效果再度巩固起来，借以维持公众对规范的信赖。刑罚的正当性在于以这种积极的方式来维护法秩序的稳定。(34)这种刑罚理论，对于引导公众形成规范感觉，养成规范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值得肯定。基于行为无价值论的积极预防论，在立法和实践中都得到了承认。例如，由于与犯罪既遂相比，未遂的违法性程度要低，所以行为构成犯罪，但在未遂的场合不处罚的情况也就大量存在。又如，根据共犯从属性的要求，要处罚教唆犯和帮助犯，就要求有正犯的实行性存在，正犯的行为样态决定了对共犯的处罚与否。立法的这种态度对于保证积极的一般预防的实现至关重要。而这也表明积极的一般预防的中心地位是不能被否定的，行为无价值论揭示了违法的实质，由此实施的处罚才具备前提，没有行为的规范违法性，不能实施处罚，也不能引导公众养成规范意识，不能实现规范的一般预防。在这个意义上，刑法理论应该支持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在这个大前提确定之后，为了考虑附加的要素，以及限定处罚，再来考虑结果无价值的要求，考虑报应和特殊预防的要求。当然，刑罚的报应和一般预防之间有相互制约和配合的关系。仅仅根据行为的规范违反性质来确定处罚，难言正当，结合结果无价值论来限定处罚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考虑了法益侵害，（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自然不能无视刑罚论中报应的侧面，根据一定结果是否发生来肯定刑罚的正当根据也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可以保持处罚范围的相对明确。

注释：

①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羲》（第4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50頁。

②结果无价值论认为，从违法性的本质是法益侵害的因果引起这样的因果行为论出发，违法判断的着眼点并不一定是人的行为。换言之，刑法中的构成要件并不仅仅是以人为原型设计的，违法性也并不仅仅是对人的行为的评价。动物、大自然所引起的法益侵害具有违法性。例如，逃出笼子的老虎将人咬死，按照因果行为论，其也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具有违法性。但是，从责任论上看，对动物、大自然给予命令或者禁止，进行谴责毫无意义，所以，在这些场合责任被否定。

③参见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④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⑤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⑥乔治·P.弗莱彻：《刑法的基本概念》，蔡爱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⑦井田良：《刑法総論の理論構造》，東京：成文堂，2005年，第8頁。

⑧赞成结果无价值，就应该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坚持彻底的条件说。但是，由于条件说确定的因果关系范围过于广泛，况且，在出现介入因素的场合，用条件说并不能处理案件，所以，各种修正理论出现。这些理论的出现，与结果无价值论背离，而更多地体现了行为无价值论的思路。

⑨周光权：《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⑩例如，使用暴力手段捂死因患有精神病而无比痛苦、治疗费用高昂且没有治愈希望的亲人的行为，和采用非暴力手段杀人，例如拔掉濒死病人的输氧管的行为，导致的法益侵害后果虽然都相同，但是，前者因为手段恶劣，违法性程度理应重于后者。

(11)福田平：《刑法総論》（第3版增補），東京：有斐閣，2001年，第137頁。

(12)大塚仁：《刑法概説総論》（第3版），東京：有斐閣，1997年，第118頁；団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東京：創文社，1990年，第98頁。

(13)当然，刑法中的个别罪名在构成要件中类型化地考虑了通常作为责任要素存在的期待可能性。

(14)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東京：有斐閣，2007年，第32頁。

(15)如果认为所有的主观要素都可以通过客观要素还原，那么，责任要素的故意也成了客观要件，这样，所有的犯罪要素中的主观要素都没有存在必要了。

(16)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98页。

(17)坚持结果无价值论，又认为刑法能够达到预防的目的，应当是一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事实上，从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出发，会得出刑罚报应以及特别预防的结论。根据结果无价值论，无法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因为在其违法论内部，以及在犯罪论内部，“根据一般人的基准或者公众的认同程度来确定行为准则是否被违反”这样的判断的理论位置缺乏，规范的一般预防自然难以实现。

(18)藤木英雄、板倉宏編：《刑法的争点》，東京：有斐閣，1987年，第9頁。

(19)川端博：《違法性的理論》，東京：成文堂，1990年，第75頁。

(20)当然，此时需要附带考察法益侵害状况。

(21)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22)如果法益概念无限扩张，我们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保护身体法益，使一个在危险的河流中漂流的人的生命、身体不会出问题，就需要在刑法上处罚漂流者的探险行为！因为法益概念本身可能是无限定的，哪些利益在生活上重要，哪些不重要，有时很难决断。我们就可以说个人必须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努力增进健康，以确保其在更长的时间内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此时，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而不是身体权利本身成为“法益”，这种“法益”的所有者就不再是漂流者本人，而是国家或者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刑法预计要处罚的侵害、威胁“法益”的行为过多，确定一般的“法益”概念，将其作为刑事立法的界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针对现代社会中过剩的刑事立法，法益保护原则难以发挥阻止作用，它既不可能给刑事立法划定界限，也不可能使刑事立法正当化。刑法的正当化问题，总是和特定时代的社会规范相对应的。

(23)对此更为详尽的分析，参见周光权：《论刑法目的的相对性》，《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24)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4页。

(25)在日本刑法学中，通说认为毁损名誉罪的公然性是指行为的公然，而非结果的公然，从而限制传播性理论的适用，认定向特定、少数人散布事实而有传播可能性的，不具有犯罪性，从而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这种思考逻辑和行为无价值论从行为向结果进行推理的进路相符合。

(26)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第38页。

(27)例如，形式化地看待实行行为的着手、弱化实行行为的功能、限制不可罚的不能犯的成立范围、承认共犯独立性、过于看重支配行为的意思等。

(28)参见耶塞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29)周光权：《刑法总论》，第44页。

(30)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31)的确，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肯定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背后隐藏着一种国家观念：一方面，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强调规范的意义，重视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立法和司法上，也承认法益的功能，考虑保障个人的行动自由（参见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第17页）。我认为，行为无价值论与国家观念之间存在这种关联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32)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篇6

本学期我校艺体组在学校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全组教师的共同努力，艺体科目的教学教研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科研氛围越来越浓厚，全组教师的自身修养及理论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回顾本学期艺体组的工作，在平稳中发生着变化，在理性中绽放着激情。

一、重视常规工作，回归理性教育。

通过在管理方面不断地实践总结，艺体组依据学科多，专业强的特点，本期继续采取了加强备课组的分层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好每周半天的教研活动时间，教研的效率明显提高，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备课组内的教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实效，本学期艺体组积极响应学校教研室的号召，使得教研活动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即理论学习－任务布置－问题研究－集体备课的四步曲教研模式，各位教师在其中都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气氛和谐，效果明显。

我们的体育组，在骨干教师的带领下，会同新教师的超前思维，使得教学效果显著。学生在课内课外的各项活动中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也学到了过硬的体育技能，培养了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使体育课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一门艺体学科。

我们的音乐组在本期提出了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为教学主要目标。素质教育并不仅是唱歌跳舞的教学，而是对学生思维品质、意志品质的教育。

美术组本期在加强美术课堂教学的管理的同时，积极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美术组本期的教学活动也一改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活动形式，一方面把活动游戏引入课堂，另一方面突破教室的束缚，增加室外写生次数，充分利用校园这个大环境，组织学生观察实践。

所有的学科组都根据学校制定的小组互助教学的课堂改革模式进行了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下一步更好的教学打下了基础。

二、转变观念，积极开展课外兴趣小组的辅导

本学期，我们分学科组建了全校范围的田径、篮球、乒乓球、足球、器乐、声乐、舞蹈等兴趣活动小组。各位教师根据自己负责的项目制定了具体的辅导计划，按计划辅导，使小组活动经常化，既提高了学生的专长水平，又避免了“临阵磨枪”的被动局面。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为提高学校的艺体水平打下了基础。

三、积极发挥学科优势作用

在本学期的教学工作中，本组各学科教师除完成好教学工作外，还积极配合学校中心工作，开展好各种活动，充分发挥了不同学科的优势作用。

本学期，音乐教师认真组织学生的文艺活动，并积极辅导，先后参加了学校教师节文艺汇演，县教师节文艺汇演等多个文艺活动，并有节目获奖。音乐组的老师还参加了全县的音乐集体教研活动，为全县的音乐教学献计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蒋玉娟老师在孙秋霞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迅速成长，经过了一个学期的磨练，已经能够适应课堂教学的各项要求，驾驭课堂的能力明显提高。高秀云老师被学校评为“教坛新秀”，并且获得了市级“校园之星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辅导的学生获得市级“校园之星最佳上镜奖”。

美术教师认真辅导有绘画专长的学生，先后参加了校、县多个比赛活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另有学生作品在县、市有关比赛中获奖。美术组的老师还参加了全县的音乐集体教研活动，为全县的音乐教学献计献策，发挥自己的能力。本学期，王秀军老师被评为学校的“教学能手”，并且组织了美术组的老师外出进行了写生活动，举办了写生汇报展和迎新春绘画展，不仅提高了自身水平，也为全校师生带来了绘画的艺术美感。

体育教师成功地组织了学校秋季田径运动会，参加了县中学生篮球赛，获得男队第二名，女队第四名的好成绩，全县广播操评比活动获得了优胜学校的荣誉称号。本学期王红梅老师获得“山东省体育教学能手”的荣誉称号；张伟平老师被学校直接确认为“学校教学能手”；张华营老师被评为“学校教学能手”。张华营、项树涛、高红莲老师获得东营市体育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赵立明老师获得二等奖；王红梅、张华营老师的体育论文获得山东省第三届体育科学大会二等奖，赵立明获得市二等奖，项树涛获得市三等奖。王红梅、高红莲老师还参加了东营市健美操、舞蹈教练员的培训，并且顺利的取得了教练资格证书。高红莲老师还参加了市级体育与健康预防艾滋病的优秀教案评选活动。

另外，艺体组的各位老师还分级部分别组织了适合自己学生的活动，丰富了各级部的课余活动，并配合学校团委、政教处共同举办了第三届“校园文化艺术周”活动，发展了学生的个性，丰富了校园文化，展现了当代中学生的青春风采。

四、对本学期教研活动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