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理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抑制理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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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制度

一、金融抑制理论以及金融深化理论

金融抑制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1973年提出的。他们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诸如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以及外汇市场管制等抑制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金融深化理论核心观点即是要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一切管制与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我国金融深化进程

（一）我国金融抑制现状

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同样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这种金融抑制的存在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也放慢经济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如下：

1.利率管制

近几年，除了2007年央行为应对流动性过剩、抑制通货膨胀等原因对利率实行加息政策外，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2002年一年期利率曾低到1.98%，目前利率一直保持2.25%。低利率降低储蓄的愿望，降低投资的货币供给，导致有效投资不足；低利率刺激低收益投资的增加，降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与投资缺口又会引起国际收支顺差。

表1：我国储蓄率与投资率状况（2000-2009年）

消费率

储蓄率

投资率

储蓄率-投资率

2000

62.3

37.7

35.3

2.4

2001

61.4

38.6

36.5

2.1

2002

59.6

40.4

37.9

2.5

2003

56.8

43.2

41.0

2.2

2004

54.3

45.7

43.2

2.5

2005

51.9

48.1

42.6

5.5

2006

49.9

50.1

42.5

7.6

2007

49.7

50.3

40.7

9.6

 

2008

49.2

50.8

41.7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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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实践教学， 突出职教特色。实践教学， 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但就目前的教学安排看， 实践课的课时太少， 一学期不超过4 周。现在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多数都喜欢上实习课， 而厌倦上理论课。

【关键词】加强实践教学， 突出职教特色。实践教学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本页关键词】欢迎论文投稿 省级期刊征稿 国家级期刊征稿

【正文】五、深化教学改革，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1、加强实践教学， 突出职教特色。实践教学， 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但就目前的教学安排看， 实践课的课时太少， 一学期不超过4 周。现在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多数都喜欢上实习课， 而厌倦上理论课。究其原因是实习课具有直观性的特点， 不仅能为学生提供了自主参与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能让学生体验自我发挥，创造成果的劳动享受。实习课堂教学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境界， 更是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增加实习课的课时数， 强化实践教学， 突出动手能力的培养， 对培养中职学生主体意识和主动发展的能力非常重要。我校对职业中专计算机专业的课时， 比照技工教育调整为理论: 实习= 1:1， 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2、深化改革理论教学内容， 强化实验课。理论教学的内容不要过于系统化、体系化， 要根据专业性质和社会用工需求， 以实用为主， 能力为本， 够用为度， 删繁就简，突出实用。课程要充分灵活， 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要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象。在理论教学中， 要重视实验课教学， 完善实验条件， 保证实验开出率。让学生在实验中战锻炼之目的， 从而有利于良好心理素质的形成。4. 2 比赛过程中的心理训练4. 2. 1 积极的暗示。保持积极肯定的自我暗示和提示语， 可能使人产生积极的行为。运动员可不断重复:“镇静， 镇静， 镇静就是胜利。我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一定能成功。”在1991 年第41 届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决赛上， 世界冠军我国一号选手邓亚萍开局连输4 分， 沉稳的她难免心烦意乱， 最后输掉了比赛。赛后回忆说:“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光想着三个字‘不要输’不知道怎么打的， 稀里糊涂的就输掉了下来。”实际上是消极暗示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果当时她一心想着“一定会赢”的积极暗示语， 也不致于紧张急躁， 动作变形， 技战术水平不能很好的发挥。运动员心中要保持一个信念:“真金不怕烈火炼! 以我平时的训练成绩， 就可轻松过关”等。从而放下思想包袱以平常心投入比赛， 反而有利于发挥优异的成绩。4. 2. 2 对考试过程中的突况， 保持沉着冷静。考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比如裁判错判、漏判、天气突变、运动员受伤等事件发生。这时运动员要保持冷静， 保持头脑清醒。不要有“一切都完了， 我的美好前程完了”等悲观的想法和念头。而应该摔倒了爬起来去正视困难， 解决困难。4. 2. 3 掌握和运用呼吸调节法。在考试中， 运动员在一定程度内的紧张是符合身心活动规律的， 有利于集中注意力， 增长肌肉的力量和提高反应能力。但过度的紧张， 就会导致动作僵硬、恐惧、情绪低落， 兴奋抑制， 丧失斗志等。所以运动员要学会用叹气、深呼吸、放慢呼吸频率等调整情绪、消除紧张， 面对考试。4. 2. 4 比赛间隙的情绪控制训练。由于种种原因， 考场一般不准教练员进场辅导， 一切困难一般只有靠运动员自己解决。在等待下一项考试时， 常常会因上一项考试而影响情绪， 有过分激动状态、淡漠状态、盲目自信状态等。这时运动员可有意的改变表情动作、不同节奏的呼吸练习，逐级肌肉放松练习， 积极正面的语言暗示练习等查找影响自己情绪的原因， 不与别人比， 而与自己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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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现代商业》 论我国金融改革及其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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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盈余管理，盈余动机，信息有效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上市公司会计虚假信息问题连续暴露出来，一些上市公司因为虚假报告或者会计信息造假遭到证监会的处罚和停牌。这可能只是会计造假的冰山一角，但是足以说明盈余管理的普遍性。而我国的会计报告使用者的专业素质、识别能力往往不够，通过盈余信息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和前景成为影响中小股东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正确地把握盈余管理的概念，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不仅能使投资者更深刻地理解其披露的盈余信息的内涵，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丰富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对解决绩效评估与报酬计划、证券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理论与实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笔者正是基于此选择这一命题，希望通过本文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的探讨，能对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解决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有所益处。

二、文献回顾

(一)盈余管理动机方面

佟岩、王化成（2007）认为控股股东通常使用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收益（包括私有收益和共享收益）。研究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在50%及以下时，更多的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结果降低了盈余质量。而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50%时，结果恰好相反。

陆正飞、魏涛（2006）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滑且操纵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这为配股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提供了直接证据；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业绩。

孟焰、张秀梅（2006）选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模型实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的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

赵春光（2006）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亏顿，另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大洗澡”。

杨旭东、莫小鹏（2006）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他们认为，第一，配股政策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第二，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着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论文参考。

代冰彬、陆正飞、张然（2007）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动机。很多研究已发现减值准备的两种计提动机：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但本文发现，稳健性因素也能影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张昕（2008）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是否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当年亏损或下一年亏损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确会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来实现当年扭亏为盈或调低利润，为下一年度扭亏做好准备。因此审计师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应该高度关注，并提高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鉴别能力。

(二)新会计准则下的盈余管理

叶建芳、周兰、李丹蒙等（2009）对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分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较高时，管理层会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为了避免利润的下滑，管理层往往违背最初的持有意图，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处置。因此，在初始划分时，公司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获得更多的选择空间，为盈余管理和收益平滑提供“蓄水池”。

于李胜（2007）通过研究发现，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做法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稳健性，并且由于财政部在准则衔接期政策实施得当，抑制了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前突击转回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从而未出现上市公司“赶集”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现象。

吴战篪、罗绍德、王伟（2009）检验了2007年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现象，建议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均确认为损益，并对其进行及时、透明的表外信息披露。

(三)盈余管理本质探究

宁亚平（2005）研究了盈余管理本质，他认为“盈余管理”一直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批判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盈余管理活动是欺诈性行为，它使得财务报表反映管理层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业绩表现，从而损害财务报表的可信度；第二，由于盈余管理旨在欺骗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它又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动；第三，盈余管理具有使财富在利益相关方重新分配的作用或效果。论文参考。

吴联生（2005）认为，会计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是两个相互影响的环节，会计域秩序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评价标准。盈余管理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会计规则的制定提供依据，它除了关注会计规则的执行行为以外，还应将会计规则的制定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即研究在采用不同原则、方式和程序所制定而成的会计规则下的不同盈余管理行为。

周铁、罗燕雯、荆娴（2006）通过分析两种广泛采用的应计利润计量方法发现，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下，这些方法产生的计量结果与因权责发生制而产生的应计利润不存在完全的相关性。他们探讨了由此而产生的计量偏差及对判断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三、简要评述

以上《会计研究》论文文献主要是从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本质、新旧会计准则衔接下会计政策选择等对盈余管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纵观上述文献，可以得出盈余管理作为公司的一种财务管理手段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但是，主要是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的阐述以及就某一会计政策的选择对盈余质量影响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出避免企业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的政策建议，以此提高信息质量，树立投资者信心。论文参考。为此，笔者认为在以后研究盈余管理时，应注重对盈余质量的研究，探讨出更多更好提高盈余质量的建议和政策，寻求出满足市场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盈余管理衡量标准，避免企业将盈余管理转变成调控利润的手段，以此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代冰彬、陆正飞、张然.资产减值:稳健性还是盈余管理.会计研究2007(12)

[2]高雷、张杰.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会计研究.2008（9）

[3]宁亚平.盈余管理本质探析.会计研究.2005(6)

[4]陆正飞、魏涛.配股后业绩下降:盈余管理后果与真实业绩滑坡.会计研究.2006(8)

[5]孟焰、张秀梅.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06(4)

[6]佟岩、王化成.关联交易、控制权收益与盈余质量.会计研究.2007(4)

[7]吴战篪、罗绍德、王伟.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研究.会计研究.2009(6)

[8]杨旭东、莫小鹏.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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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尔开始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征服经济学的新领域：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2）,不完全契约理论（1999），公司治理结构(2001)，公司金融理论（2002），国际金融理论（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经济心理学（2002）。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梯若尔或以综述性论文的方式，或以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转向另一个领域。梯若尔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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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pistor,et.al（200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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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67-02

金融制度是金融交易赖以存在的社会形式,农村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方面的具体化。作为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等,金融制度对社会金融行为进行规范,对金融体系地位、职能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活动原则和行为方式进行规定,从而决定着金融体制的性质和效率状况。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我国金融体制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创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国外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开端,需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创立货币经济理论说起,他指出货币金融对实际经济活动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在他之后,凯恩斯等人提出了旨在说明货币金融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的理论。熊彼特则指出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从长期上讲具有重大影响,即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期,银行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

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格利和肖先后与1955―1967年发表三篇代表性文献(《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60,《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7),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制度变迁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认为,如果一种金融制度过死地把支出分配与收入分配捆在一起,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创造条件使一些部门的盈余预算与其他部门的赤字预算有选择地相匹配,这种金融制度就会限制增长。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则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而金融结构的变化是金融制度变迁的集中体现。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出版《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同爱德华・肖同年出版《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标志着金融发展论的形成。根据麦金农的分析,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不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压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所谓金融深化,肖认为是指如果政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可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简言之,金融深化就是整个经济中金融部门的发展和社会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所谓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20世纪90 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肖学派的观点。在实践上,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对理论模型的结果加以检验。(1)经济增长及政府行为对金融制度变迁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列文(Levine,1993)扩展了上述观点,在其模型中,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随着金融服务复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这种框架下,简单金融体系会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演变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另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市场的失败,政府行为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效率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善、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和规模经济的存在,竞争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将增加不稳定程度。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标准。完善的游戏规则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Stiglitz,1994)。(2)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于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作出全面而规范的解释。由于相关的文献很多,我们借用马乐科・帕加诺(1993)简易框架,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a.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更高比例的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金融体系的第一种重要功能是把储蓄转化为投资。b.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一经济增长。

二、国内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近几年来,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家尝试运用金融发展理论来对我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谈儒勇利用我国近几年的季度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标M2/GDP 所反映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 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建议是大力发展存款货币银行。此后,国内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如韩廷春(2001,2002),周立、王子明(2002),米建国,李建伟(2002)等相关著述。但他们都得出了一个与谈儒勇相似的结论,即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与经济增长指标(GDP)是负相关关系。这显然与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相悖,并与在其他国家得到的验证不符,其根源在衡量金融深化指标的选取上。首先,指标M2/GDP不能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或者金融深化程度,相反,它与金融深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它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反映。其次,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该指标在衡量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上已经产生了系统性误差。在指标选择上,史永东(2004),宾国强(1999)等直接利用国外成熟金融市场上的一些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周立(2002)、韩廷春(2001)等虽然考虑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但考虑的角度不同,指标设计带有主观性和不完备性,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还有些值得我们重视的研究成果。李广众运用计量分析表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扩大存款货币银行的规模,而必须提高提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曹啸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我国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杜询诚(2002)比较了中国近代经历过的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他发现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平行”的;在垄断制度下,经济仰赖金融,而政府控制金融,金融市场不再具有自发创造性。韩旺红等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也表明,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马正兵则建立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并借助于此,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外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曾发挥了支持作用,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从金融部门抽取租金,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减弱的趋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多重均衡。并指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强金融部门的发展,特别是要优化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金融部门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从经济增长获得动力,实现融合全身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最大化。

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现状

徐笑波、邓英淘、张元红、张兵、朱建华、贾红岗等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都做过探讨。提出了金融相关率指标理论,该金融相关率指标(FIR)在数值上等于“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二者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与农村国民收人增长的相关关系。张元红(1999)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与前者类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通过对各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业务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农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标值显然大于农村实际金融资产数值。张兵等对上述指标所作的修正是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三者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同时以“农业GDP”指标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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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泡沫货币稳定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目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稳定，即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类是金融稳定，即保持金融体系的健康。根据历史经验，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助于经济稳定和增长，但是不能确保金融稳定。近20多年来，物价稳定而资产价格频繁波动是许多国家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资产价格泡沫在许多国家均有发生，但是在泡沫产生－膨胀－破裂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其进行干预这一问题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写作论文。

资产价格泡沫中的货币政策干预问题分析

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干预的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性的争论。到目前为止，有一点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或者不干预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合理估值，而是取决于资产价格所包含的信息内涵，即价格中是否含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的信息。换句话来讲，就是要看资产价格是否能够作为经济预测的领先指标。如果资产价格中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的信息，那么货币政策就应当对泡沫进行干预。

目前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于，如果资产价格不包含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信息，那么货币政策是否仍旧应该对泡沫进行干预？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资产价格没有信息内涵，即不包含诸如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信息，货币政策仍然应当积极对泡沫进行干预，我们称之为“有为论”。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资产价格没有信息内涵，那么央行应当忽略泡沫的影响，不对其进行干预，我们将其简称为“无为论”。

（一）无为论

Bernanke，Mishkin，Filardo以及Goodfriend等都是“无为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除非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到通货膨胀预期，否则货币政策不应该对泡沫进行干预。

BernankeandGertler(1999)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们对BGG模型进行扩展，加入泡沫因素。通过对四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在泡沫从膨胀到破裂的全过程进行模拟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采用的一种货币政策，即仅对通货膨胀反应的货币政策虽然不直接对泡沫做出反应，但是仍然能够取得最小的通货膨胀波动和产出波动，是四种候选货币政策中最好的一种。一些中央银行家也持有“无为论”的观点，如美联储前任主席Greenspan。Greenspan(1999)在众议员战略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论述：“尽管财产价值对经济至关重要，美联储必须对此认真监督和审查，但是其本身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美国经济的最大可持续性增长，而不是资产具体的价格水平。”

（二）有为论

Cecchetti，Genberg以及Wadhwani(2000)等学者明确主张中央银行应该直接干预资产价格泡沫。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讲，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即经济稳定)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泡沫崩溃往往会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所以，中央银行应该通过调控利率等手段，对泡沫进行干预。

持有为论的学者和中央银行家为数也不少，如Smets(1997)、KentandLowe(1997)以及GoodhartandHofmann(2000)等。他们并不是建议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损失函数，而是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一项，即采取形如第四种情况的货币反应函数。也就是说，有为论并不是要求改变货币政策的损失函数，有为论与无为论之间的主要争论也在于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不同看法。

货币政策直接干预资产价格泡沫的局限性

尽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中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果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直接对泡沫进行干预，存在如下的问题：首先，央行必须准确判定资产价格泡沫是否存在以及合理评估泡沫程度大小。但是，要识别正在逐渐发展的泡沫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资产的基础价值本身是无法观测的，而且难以对其进行准确估算。实际上，相于私人部门而言，中央银行并不拥有信息优势以及更强的泡沫预测能力。Greenspan(1998)曾经说：“想通过市场干预来戳破股市泡沫，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你必须比市场本身更了解市场。”事实证明政府并不比市场知道更多信息。如果中央银行在不具备信息优势的情况下错误地对是否存在泡沫做出判断，那么就会导致错误的货币政策。

其次，货币政策对于资产价格泡沫仅具有有限调节能力，许多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这表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控制资产价格的手段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运用货币政策对泡沫进行调控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使用时有一定的政策时滞。

第三，货币政策的成本也需要引起关注。运用货币政策抑制泡沫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比泡沫带来的危害更大。如果央行采取激进的措施，比如大幅度提高利率，即使有可能会成功地抑制泡沫，但是其后果是经济出现下滑，甚至陷入衰退。所以，即使可以识别泡沫，货币政策仍然很难在刺破泡沫的同时不损害实体经济。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BernankeandGertler(1999)提出了基于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干预方法：即使在资产价格泡沫对预期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应当直接对泡沫本身进行干预，而是应当对被影响的通货膨胀率进行干预。但是，这种方法需要预测泡沫对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这在操作上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论如何，货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抑制泡沫的产生。货币政策只能通过信贷的扩张与收缩，间接影响资产价格泡沫的变动。防治泡沫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完善的会计制度、执行有效的法律体系，高效的监管构架以及投资者理性投资理念的建立。货币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的作用也只能是治标，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发挥局限于事后的“救火”以及防止危机的扩散。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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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门槛效应VAR

一、引言

世界服务贸易在WTO自由化机制推动下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多年时间对GATS的适应，2000至2008年期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达12%，其中2007年同比增长达20%，而2006年业已比上年增长14%，可见2007年的增幅之大。简单数据说明了2008年之前在世界经济形势一片良好环境下，服务贸易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可能是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2008年服务贸易的发展增率低于去年门槛效应VAR，但也达到前八年的年均增率12%。实践与理论往往是交互深入的，服务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对其的研究兴趣，近几年与服务贸易相关的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对服务贸易的各种外溢效应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予以了重墨。另外，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日趋知识化，包含众多知识型服务项目的其他商业服务所占比重逐渐加大，出口方面，2006年至2008年分别达到50.6%，51.6%和51.2%；进口方面虽然不如出口明显，但也呈现出类似方向。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商业服务的总体发展也比较突出，2000年至2008年平均增长14%，高于同期整个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12%）。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其结构的优化，尤其在其他商业服务中，集中了一大批资本、技术或知识密集的部门，因而具有天然的外溢效应（包括技术、人力资本及制度等方面）门槛效应VAR，对经济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③]。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界对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可推演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是否适用服务贸易的激烈争论，观点不外乎三种，一些学者认为完全适用,如萨皮尔（1981）、拉尔（1986）；中间派认为经修改可适用，如迪尔多夫（1984）；另外一些人则坚持不适用，如R·迪克和H·迪克，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菲克特库迪（1988）。而后，90年代以来西文理论界掀起一股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浪潮，Hoekman和Braga（1997）通过案例研究论证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带来东道国效率和福利的提高；他们还认为服务贸易壁垒的消除可能导致该行业价格的降低，质量的提高和更多商品选择性。Francois(1990)认为服务贸易的增长是整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Hoekman和Eschenbach(2006)的研究指出，1990-2004期间转轨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有不少研究是以某行业（主要是金融部门或电信部门）为研究对象的，King和Leving(1993)指出金融服务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积累和（或）技术创新来带动相关行业的增长。Rajan和Zingales(1998)检验了金融部门发展对下游产业的影响，发现金融市场越充分发展的国家中那些依赖金融的部门发展就越快。Francois和Schuknecht(2000)运用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变量及金融部门集中度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率，结论发现金融业的开放程度与经济贸易增长存在正向关系 。Mattoo,Rathindran和Subramanian(2006)通过对60个国家样本在1990-1999期间研究，为金融与电信服务部门的开放影响长期增长的观点提供了计量证明。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之后，且大都是关于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危旭芳和郑志国（2004）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中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两组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进出口额与GDP存正相关门槛效应VAR，且服务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孙茂辉（2005）以澳门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澳门每增加1美元的服务净出口，GDP将会增加2.25美元。胡日东、苏梽芳（2005）运用了中国1985-2004年度数据并作回归分析，指出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而服务进口具有抑制效应，但两者的合力为正；并且短期来看，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潘爱民（2006）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态关系，但短期内，由偏离向长期均衡的高速速度会很快，且服务进口的短期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变化较明显。研究逐渐进一步深入，李平和梁俊启（2007）利用中国1982-2005年不同服务部门的贸易进出口和GDP的数据，借助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表明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部门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三者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尹忠明和姚星（2009）运用VAR模型协整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表明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效应持续较长门槛效应VAR，而传统服务贸易进口则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方慧（2009）利用中国服务业FDI数据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综合来看，众研究集中讨论了服务贸易的效应，但根据以往研究启发，服务对外贸易若要对经济社会发挥作用，但还得在东道国各种自身条件框架内，又鉴于各国情况不同，服务贸易的效应也自然会有大有小，其实就是服务贸易效应发挥的门槛效应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但它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模型及数据

从FDI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得到启发，认为服务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也是会东道国经济发展结构、人力资本状况及制度因素等影响。经济发展结构可能会影响服务贸易的项目，进而影响其外溢效应的发挥；而人力资本可能对吸收创造进行间接影响；各种制度对整体进行深度影响。根据Borensztein(1998)的思路，通过加模式中加入服务贸易与各门槛因素的乘积来对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测算，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y是指人均产出，k是人力资本状况，s是指服务贸易总额门槛效应VAR，后面接着连续三个交叉项，里面的stru、hr及instit分别指经济结构、人力资本和制度，用以衡量三个因素的门槛效应。各数据的选取与整理如下：

（1）y和k，分别为实际产出与资本除以全国就业人口总数。其中GDP经过价格调整为实际GDP；而k先经过永续盘存法之后再进行指数平整为实际k。

（2）s，即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可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累加所得。

（3）stru，是经济结构因素，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因此，我们以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代表。我们是想通过这一项来验证一个推论，即国内服务经济的发展程度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发挥有多大影响。

（4）hr，通常采用Barro和Lee（1993）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具体计算方法为，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受教育的年数分别定为6年、9年、12年、16年，则人力资本存量（hr）就等于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16。另外，就业基数应为城镇就业人口，因为数据关系门槛效应VAR，我们的研究时段是1990-2008年，这个阶段正是农民工大量进城及毕业生大量就业的时间，而他们的就业地点就是城市。

（5）instit，是制度因素，由于这个指标比较复杂且不好衡量，而且一个好的制度必然是人口自由流动及私人财富增加的制度，再考虑的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就用统计年鉴中的旅客周转量来表示人口流动，用私人汽车拥有量来表示私人财富的程度，然后取两者的平均值。另外，对于像制度这样的因素，所选取的代表项目的增量大致也能说明整个因素的增长情况，所以制度的数据为增量。其中，因为没有1989年的数据，1990年的数据是根据后面数据的平均值（0.16），再依当年实际经济情况门槛效应VAR，估算出的。

未经说明，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见表1。

图表 1 计量数据

四、结果与说明

为考察三个门槛因素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计量过程采取逐步推进的形式，先是三大因素单独与增长之间的回归，最后是各因素综合在一起。于是我们总共得到四个方程，如表格1。从各方程，我们发现一个共性，就是经济增长与人均资本之间存极强的正相关，四个方程中人均资本前的系数都为正，且四个t统计量足够大，充分说明中国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投资上的。

方程（1）衡量的是经济结构因素的门槛效应，s*stru变量前的系数虽然为正，但由于后面的t统计量过小，因而不好判断前面的系数是否显著。方程（2）是针对人力资本因素的，s*hr变量的t统计量较大门槛效应VAR，说明其前面的系数0.31显著，从而我们可以得出人力资本原因在服务贸易外溢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起正面促进作用的。方程（3）中s*instit系数的t也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方程（4）将各变量包含在同一方程中，s*stru前的系数为负，且t统计变量接近1.5，似乎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由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有限，在服务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中起不到正向作用，这与前面的独立方程（1）相反，所以需要在下面的VAR模型分析中进行再实证；方程（4）中s*hr前系数的t统计变量也是较大的，跟独立方程（2）相类似，进一步证明了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为正；方程（4）中s*instit的t统计变量仍不大，所以，仍不能判断制度效应的门槛作用究竟是正是负，但综合方程（4）与独立方程（3）中的s*instit前系数均为正，又似乎说明制度作为一个门槛因素门槛效应VAR，对服务贸易外溢效应的产生起到积极作用，但系数偏小，意味着即使有，其作用会很小。因此也需要再进一步确认。

图表 2 计量结果

Lny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Lnk 0.43(9.32) 0.32(11.6) 0.45(10.085) 0.34(8.76)

Lns 0.23(2.01) 0.02(0.36) 0.265(3.86) 0.03(0.48)

Lns*stru 0.05(0.44) -0.13(1.33)

Lns*hr 0.31(4.53) 0.39(3.95)

Lns*instit 0.00715(0.26) 0.015(0.67)

c 2.70(10.1) 3.58(15.77) 2.60(28.01) 3.59(15.169)

ar(1) -0.60(2.9) -0.59(2.57)

  Adjusted-R: 0.998 0.998 0.998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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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治理环境,两权分离,过度投资

    一、引言

    公司投资一直是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MM定理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放宽MM定理的新古典假设,主要从契约理论、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不同视角研究了公司的投资行为,我国学者在梳理国外文献的基础上,也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周红霞(2004)、王艳(2005)等从管理者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问题,欧阳凌(2005)、余良元(2007)、马如静(2007)、梅丹(2009)等从股权结构的角度研究了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辛清泉(2007)则基于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分析了经理薪酬对公司投资决策的治理影响。而从最终控制人两权分离的角度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很少,很多学者大多集中于研究两权分离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如谷祺(2006)、刘锦红(2009)等,而资本投资是公司治理影响公司价值的“中间桥梁”,那么从两权分离的角度对资本投资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我国是一个处于转轨经济时期法律保护程度较弱的国家,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存在着制度环境的差异,投资者利益保护程度不均衡。而且,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由政府控制。因此,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的行为必须对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特殊环境进行分析,关注上市公司背后的政府行为及其所处的治理环境。现有文献还没有结合公司治理环境与公司的终极产权研究公司的投资行为。

    本文借鉴Vogt(1994)的研究方法,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10)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以2004—2008年我国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在模型中逐步引入交叉项,考察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治理环境、两权分离与公司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究竟到底表现为哪种非效率投资,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以及如何影响。同时,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否能抑制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发生。

    文章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大股东能够凭借其所拥有的超强控制权来谋取私人收益,从而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大股东要想取得私人收益,必须事先拥有足够的控制权,而且要有一定的分离度,否则大股东就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以下将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分析,试图进一步揭示:在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的情形下,现金流权及两权分离程度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假设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假定:公司没有融资约束问题。设公司投资规模为I,参照Motta的文献,公司收益与投资存在的函数关系,并参照AggarwalandSamwick的思想,设企业控股股东通过投资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为sLnI,其中终极股东掠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比例s受到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a、两权分离度p、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k的影响,根据LaPorta等(1999)的研究,假定S,S>0,S。即(1)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越大、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越高、则终极股东掠取的私人收益比例就越小;(2)两权分离程度越大,则终极股东掠取的私人收益的比例就越大。借鉴Burkhartetal.(1998)、Lapoflaeta1.(2002)等的分析理念,设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成本是掠夺比例s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k的函数。并假设公司投资从时期t=0开始,折现系数为r。

    (1)不存在控制权私人收益时,控股股东的净收益为,则控股股东在所有未来的时间内,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为:

    为了使控股股东利益获得最大,企业存在着最优投资规模。对(2.1)式两边求关于I的偏导数并令其等于0,可以得到企业投资的最优规模为:

    私人收入比例越高,被发现的概率越高,从而获取控制权的成本增加速度超过私有收益的增加速度,于是可得:

    则控股股东在所有未来的时间内,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为:

    为了使控股股东利益获得最大,对(2.3)式两边求关于I的偏导数并令其等于0,可以得到企业投资的最优规模为:

    因此I**>I*,即存在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投资规模I**水平大于不存在控制权私有收益时的最优投资水平I*水平,说明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首先,对(2.4)式a求导,则有:

    因为,所以,>0,并且S,因此

    由此可知,现金流权越高,越能抑制终极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

    接着,对(2.4)式p求导,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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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政策支持;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

一、概述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在产业发展中制定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导向性作用的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它们构成了一国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我国把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而经过长期的酝酿，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国将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设定为未来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实际上，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针对这些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发展，实现产业升级。

从本质上说，产业升级包含了产业的培育与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涵盖了资源、技术、金融等因素的综合支持，是一个系统工程。就金融支持而言，金融对一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在我国，金融作为一种资金配置机制与产业政策相互交织，已经成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机制。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体系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实现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和升级的重要保障。从金融发展的思路探讨如何通过构建良好的金融支撑以实现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性。鉴于此，本文将从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视角，结合一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所起到的支持性作用，分析其传导机理，对其传导路径的具体形态进行设定和分析。通过本文的研究，其意义在于能够为我国产业政策制定及其与金融财政政策的结合提供参考。

二、相关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对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集中在产业升级与发展、金融发展对产业发展作用和角色，以及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国外就积极运用金融发展理论来研究金融与产业的关系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大都表明，金融具有明显的支持产业发展的效应。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代表性的如丛林等(2002)分析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解释了相关的作用机理。另一些实证研究则以数据证明了我国金融体系和产业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相关性。范小雷(2007)的研究证明，发达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并存在一定的影响路径，这一研究为我国相关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张亮(2009)从制约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提出要从深化体制改革、放宽民间金融资本投资途径提升战略性产业的融资能力和效率。段一群等(2009)基于金融发展和装备制造业增强率关系模型，对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进行了区分，并对两种金融方式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对比，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这一基本条件。顾海峰(2010)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一般过程，对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和机理进行了初步分析。

综合当前的研究发现，对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进行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凸显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支持路径和机理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创新性。实际上，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看，金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内在包含了三种实现方式，即支持产业选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其中，产业选择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前提，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初级目标，在实现了合理化的产业结构后，产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的升级，即实现产业的高级化，以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十二五”的关键时期，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代表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大力推进，通过研究金融支持战略性产业的路径和实现机理，有利于深刻认识产业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金融支持的传导机理和路径分析

(一)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路径和机理

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首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支持产业选择，尤其在一国进行产业规划和制定产业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政策时。在这里，根据金融支持的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市场性金融支持，其对产业的优化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政策性金融支持对产业优化选择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涵盖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金融活动。政策性直接金融对产业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国家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产业施加影响，给予一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实际上，对于有潜力的幼稚产业，政策性直接金融能够对这些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扶植作用，帮助其分散风险。政策性间接金融指的是政府通过相关产业金融政策引导市场性金融活动，从而实现产业选择的目标，具体涵盖了信贷、差别利率、资本市场准入等方面。其中，信贷倾斜政策主要指的是政府能够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方向，从而实现其产业规划和发展的意图，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投资信贷政策倾斜来抑制产业的过度化投资，另一方面则能够扶植幼稚产业、引导潜在产业发展。同时，通过消费信贷政策则能够通过引导市场需求支持产业转移，而出口信贷则通过引导出口促进或抑制产业的发展能力。差别利率政策主要基于政府主导的金融体制而进行，以实现产业选择为目标，通过政府非市场化的利率干预而鼓励或抑制产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准入政策主要基于证券市场上进行的产业选择活动，政府的干预能够支持产业选择。

其次，市场化金融支持对产业优化选择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是政策性选择机制，而市场化的金融政策则依据市场机制进行了市场化的选择。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依照市场规则，资本收益率高的产业必然获取更多的资本。当然，如果市场性金融选择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竞争，它将不能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可能导致市场化金融支持进行产业选择的失败。实际上，市场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无形机制，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作用。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虽然市场性选择对于资源配置有很大的优势，但作为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体系，单一的市场化配置容易扭曲金融支持的作用，导致部分处于幼稚期的潜力产业无法获得市场化金融支持，因此，发挥市场化金融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的阶段性适时采取手段推进政策性金融发展，将更加有助于产业的选择。

(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路径

首先，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机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离不开政策干预，但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和市场性金融活动，因此国家出台一定的产业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必然要通过引导金融发展而实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通过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种形式实现，其中的作用机理和效率也存在差异。比如，间接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中，其重点在于实现动态的存量转换及增量发展。通过间接金融体系，国家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二次配置，对产业进行不同层次的筛选，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体系。经过类型和比例上的筛选，产业结构才能区域合理，此时要进一步地实现产业群的增量发展，这就需要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利用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进行货币创造，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再比如，直接金融也能够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它主要以资本市场为武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目标。一是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从而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优质企业的资金实力，从而获取持续的经营能力，相应弱化劣质产业的资金浪费，实现市场上的优胜劣汰。同时，资本市场进行资金募集往往能够分散风险，这是处于初创期的优质产业所需要的。二是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的信息披露能力，可以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主要是指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具体分析企业的收益，使得投资者更能获取产业的信息。三是资本市场上的并购行为也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尤其通过股份制流通，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能够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率。

其次，金融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内在包含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含义。这是因为，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面临着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得产业的发展需要由资源推动过渡到创新驱动上去，这离不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以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状态的转换。同时，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持一般具有间接性，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通过产品创新、工艺流程创新到技术创新，能够改善产业的技术结构从而提高技术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另外，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更是需要技术创新活动，这就使得金融支持的地位更加凸显。其内在实现机制是：金融资源通过初次配置能够实现产业的选择，通过二次配置则能够实现产业的合理化，通过这两次配置过程，金融支持产业高级化的路径就是在前两次配置的基础上进行三次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而实现产业高级化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两种路径扮演了主要的支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