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03: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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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屯堡文化；研究概况；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G1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093-07
自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贵州屯堡人进行人类学考察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80年代以来，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屯堡文化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民俗学研究的热点。截止到目前，涉及屯堡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各类学术论文约400余篇(部)。本文拟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以期为屯堡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全貌性的参考。
一、屯堡文化研究概况与特点
自上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对屯堡人进行初步研究后，相关的研究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50年，先生到贵州考察，指出“屯堡人一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裔民族’的事实。”此后，迄上世纪80年代初，屯堡文化因“地戏出国”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热点并呈现出了较多的学理性、应用性研究。本文主要以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近30年来屯堡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
1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
通过对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统计(见表1)可见，1983--1989年的研究成果仅有著作4本，论文9篇。而2006年一年的研究成果就有著作2本、论文46篇。90年代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94、95年间，每年的研究成果达到了20～30件。本世纪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01～2007年间就有研究成果245篇(本)。仅2006年至2007年的研究成果就达到105篇(本)，相当于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上世纪末近20年研究成果的总和。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小的反复，但屯堡文化研究成果数量的增长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2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集中于贵州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载体主要在贵州，几个刊物成为屯堡研究的主要阵地。(见表2)
屯堡文化主要的研究阵地是《贵州民族研究》。许多学理性文章，如翁家烈的《电堡文化研究》、桂晓刚的《试论贵州屯堡文化》、日本学者V田诚之的《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等16篇论文均在《贵州民族研究》上刊发。《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是屯堡人研究的另一主要阵地。发表了袁本良的《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范增如的《安顺屯堡史话》等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23篇论文。此外，《贵州文史丛刊》刊载了吴申玲的《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屯堡文化的生成、特点及原因》19篇论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姜永兴的《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孙兆霞的《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以黔中屯堡为例》等15篇论文，均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载体。《贵州社会科等》发表了5篇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也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平台。
3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质量提高
由于不断的积累，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研究成果不断为学界认可。比如孙兆霞等著的《屯堡乡民社会》得到了陆学艺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针对先生提出的乡土社会这一观念，提出了乡民社会的概念，是对我们社会学的丰富与贡献”，钱理群先生也对该书提出的“自组织机制”、“农村公共空间”等概念及其对乡村建设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董健先生则对朱伟华等著的《建构与生存――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中对“屯堡人‘在野’状态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以及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依附与自我重构”的判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原的《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则运用“礼仪”这一概念，对黔中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进而思考理解“礼仪”与“文明”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启示。万明《日月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论述了国家观念与族群建构、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的关系；这些作品及一些相关的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起点，较为前沿的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文化意义、宗教与社会等方面对屯堡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分析，堪称屯堡文化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翘楚之作，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好评。近年来，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史研究》、《断江学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并有多篇入选人大复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屯堡文化研究水准的提升。
4 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
屯堡文化的主要研究阵容以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为主。通过对研究性文章和书籍数量的统计，我们看到，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占了屯堡文化研究者的大多数，其中贵阳学者14人，安顺学者10人，其余地区学者仅6人，研究阵容主要以贵阳和安顺学者为主。鉴于屯堡文化主要集中于贵州，我们可以把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称为本土学者，而把之外的学者称之为外地学者或外来学者。
尽管屯堡文化研究的阵容以本土学者为主，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但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联合研究却日趋深入。贵州本土学者由于身处屯堡区所在地，对屯堡区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文化事象及相关资料的了解更为深入。外来学者一般在理论、方法等方面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尽管如此，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的趋势却日益加强。九十年代初期，自地方学者沈福馨与台湾学者王秋桂、黄才贵、省外学者徐杰舜等人的联合研究开始，屯堡文化研究与外界的联合研究越来越多。比如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社会会所王春光、陈昕、潘杰等人开展了合作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吴晓萍教授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欧廷木教授、黄才贵与日本V田诚之教授开展了合作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理论与视角，与国内外前沿理论的对接越来越多，促使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质量提升，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人员及研究团队。另外，外来研究者介入屯堡文化研究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国内外学者的介入，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万明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外省市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介入，将屯堡文化作为其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如北京大学博士后李立、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原博士、中山大学的牛加明博士等等。外来研究者的介入为屯堡文化研究注入了学院气息及学术活力，整合了各种研究资源， 促进了屯堡研究优势的互补，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水准。
5 屯堡文化研究视角与方式不断拓展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屯堡文化的许多方面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屯堡文化的研究视角从外显事象开始转入外显事象所内蕴的内在机制等方面；研究内容更为集中于屯堡文化对贵州文化以及黔中文化的影响、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发展中作用、地位与保护等方面。从研究屯堡到以屯堡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以及变迁。研究主体逐步从个体研究进入团队研究；研究方法开始使用诸如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术理论的综合学科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屯堡文化研究逐步向宏观和微观过渡。宏观主要指向更高学术视野下的屯堡社会总体性研究；微观指向研究细化到村落组织、个人生命史等具体研究对象，这使得屯堡研究不断走向纵深、走向立体。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日益凸显，例如对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屯堡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屯堡文化传承与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视点，其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研究对象为屯堡文化的外显文化事项及历史源流。以地戏研究为主，其研究成果占整个屯堡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另外，对“屯堡人”的历史形成、民俗、民族归宿等问题的探讨也占有较大比重。第二个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由于外部学者的介入，学理化的特点增强，制度文化、族群研究、文化传承原因等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较为深入的研究层面。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初到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有了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更深的学理化倾向。一方面屯堡文化中与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内涵成为研究对象。比如，新农村建设中所需要的屯堡文化中内蕴的内生性资源，包括自组织机制、村落公共空间、文化的传承与建构机制、宗族与社区、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屯堡文化的应用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如屯堡文化的旅游开发等。
屯堡文化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和单一，仅包括地戏、民俗、屯堡人来源等独立的文化事象。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性、感性描述的方法，比较单一地利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等传统方法对屯堡文化进行研究。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屯堡文化的研究开始趋于宏观。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也被引入了屯堡研究，而且开始出现多种方法的交叉利用和综合利用的特点。第三阶段(本世纪初到现在)：屯堡文化的研究分别向以系统性研究为代表的宏观领域和个案研究为代表的微观领域不断拓展。一些国家级、省级课题的成功申报，使屯堡文化研究由个人开始向团队转化。一些新的社会理论，如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性别学、教育学理论与方法被大量引入屯堡研究之中，并出现了多学科、多方法大量交叉和综合利用的情况。
2 屯堡文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1)关于屯堡文化或屯堡人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理性、概括性很强，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屯堡文化”和“屯堡人”的定义。这是屯堡研究的一个难点。目前对“屯堡文化”或者“屯堡人”定义多是描述性的。如有研究者认为“屯堡人”是“清代裁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今在贵州省平坝、安顺、镇宁、普定、长顺等县市内明屯军后裔的专称。屯堡人口现约30余万。他们的大多数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区内，并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屯堡人”概念有三重涵义，“即可大体上视为历史概念、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集合。”安顺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源于江淮的汉民族文化同安顺的自然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
(2)关于屯堡人的来源
关于屯堡人的来源，有研究者认为“安顺屯堡人主体主要是明初随军而来的北方民族。”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屯堡人的主要来源是明初的江南一带向贵州移民的后裔，而非北方民族。”后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的认可。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屯堡人的主体是明初江南一带的移民，但是还包括了诸多以各种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后移民。”
(3)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多数研究者认为屯堡文化是600年前江南文化的完整的展示，地戏是“戏剧的活化石”，屯堡文化保持600年不变。不同的观点认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屯堡文化是‘孤岛文化’，地戏是‘活化石’，这种现象是由于异地风俗移植到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历史事象以‘遗存物’方式保存下来而形成的观点是不准确的，认为在屯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也有学者认为“屯堡文化不是中原和江南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时空建构的结果。”
(4)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原因
屯堡文化为什么能在安顺一带保留至今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分歧也较大。就目前来说，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聚落优势说：认为重兵云集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土司势力弱小，使屯堡社区相对来说未出现剧烈的根本性变化和深刻动荡则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仅普定一卫，就有78屯9堡之说，若再加上邻近的平坝、安庄(今镇宁县)两卫，其屯堡设置的密集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形成了屯堡遍布的聚落优势。
其二，文化心态说：认为，“屯堡先民的主体，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心理上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严守着所谓的“夷夏之别”，严格注意区分自己的族属身份。这样，有意张扬和保持自身的文化优势，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屯堡人之间有的凝聚力，容易形成一个相对特殊的屯堡人族群，从而促进了屯堡文化的传承。”
其三，封闭说：认为“屯堡人长期封闭自身，受外部影响较小，文化传承较为单一。屯堡文化是文化封闭性的典型表现形态。”屯堡人强调族群内通婚的“通婚圈”也成为屯堡人封闭性的一个佐证。对封闭说略加改造的观点认为屯堡人处于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系统。“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屯堡人，既不愿(也难以)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也得不到后来汉族移民的认可而难以融入其主流地位，在他们身上同时体现了自尊和自卑的复杂心态，从而对外有限封闭、对内开放，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心理特征和文化网络的凝聚力极强的屯堡族群。”
其四，自我平衡机制说：认为“屯堡文化是一个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建构来实现自我平衡的亚稳定结构。这种文化依靠吸纳――同化机制、选择――排异机制、记忆――传习机制、抗变――复制机制保持屯堡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当然，也有一些人从另外的视角来解释屯堡文化传承的原因。如有学者从军屯制度及其解体时间、从家庭、宗族、族群与国家的关系等层面进行解释，也有学者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进行解释。也有人持综合论观点，认为屯堡文化传承是多方面作用结果。笔者认为屯堡文化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建 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3 屯堡文化的实践性研究
近年来，关于屯堡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适应社会变迁以形成具有较强凝聚力族群、屯堡文化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族群建构能力的发挥、屯堡旅游开发与保护等实践性研究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推动屯堡文化的运用和延展。比如，有研究成果提出“屯堡旅游开发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重塑的过程”。有研究者针对时下日益突显的三农问题，以及因乡村社会坍塌而引出的现代乡村重建问题等，指出可以从屯堡文化中寻找路径，挖掘和寻求现代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以实现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乡民社会的现代性转换。
三、屯堡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对策
总的来说，近年来的屯堡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理论热点和难点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践性研究的新领域也逐步拓展。但是，综观屯堡文化研究的概况，我们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以促进屯堡文化及其研究获得更大发展。
1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
目前，屯堡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屯堡文化的历史形成、流变情况、主要特征、传承机制以及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屯堡文化内蕴的能量等问题。而研究者却各自为战，关注点不尽相同，合作研究较少。这就导致了研究成果就显得比较零散、杂乱，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与构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屯堡研究的系统发展，我们就需要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建立一个科学的研究规划，使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本土学者与外地学者的研究、外在文化事象与文化内涵、屯堡文化的来源与流变等多方面研究得以形成一个有机结合和运行良好的系统构架，从而使屯堡文化的研究循序渐进，逐层推进，走向深入。
2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屯堡文化研究的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研究视点过于集中，论题过多重复的问题。尤其是对文化事象的反复描述和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突出。比如，在400篇(本)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地戏方面的研究成果近100篇(本)，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重复性、描述性的表浅层次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真知灼见。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的视野不宽，方法相对单一；同时也与屯堡文化的核心研究者主要是贵州学者，外界学者的介入相对较少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屯堡文化研究应该不断加强与外界的联合、拓宽研究的视野、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增加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3 突出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突显得还不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屯堡文化研究多为静态研究，不涉及当今社会变迁，不能将屯堡文化与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例如，屯堡文化与农村和谐社区的建构、屯堡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屯堡文化与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等问题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有的研究虽涉及现实社会需求，但其研究成果缺乏现实基础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现实社会中缺乏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需要将屯堡文化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强化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探讨屯堡文化的传承机制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将屯堡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理论的提升，探究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普泛意义。
篇2
一、运用欣赏激发幼儿喜欢多N多样的艺术形式和作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提出：“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幼儿的艺术感受力和在艺术创造中的个性化表现。”在欣赏“脸子”的准备活动中支持家长和教师一起收集实物、图片、画册，欣赏的过程中首先利用实物、图片、画册来让幼儿感受地戏“脸子”造型的夸张、色彩、图案的美。如，通过欣赏图片、实物，让幼儿了解“脸子”，用色比较讲究人物的特征，以单色论：一般红色代表忠勇，黑色代表刚烈，蓝色代表勇敢，绿色代表稳沉，白色代表奸诈，粉红代表文俊。还分女将、武将，女将的“脸子”眼睛弯弯的，眉毛又细又弯，鼻孔小小的，嘴唇轻轻闭着；武将的“脸子”眼睛又大又鼓，眉毛又浓又粗，鼻孔大大的，咬着牙齿。“脸子”上除了五官，还有盔头和耳翅，它们的特点都是对称的。让幼儿在欣赏和感受“脸子”的过程中，了解到“脸子”的特点，学会画“脸子”。
二、通过模仿提高幼儿的基本绘画技巧
地戏“脸子”的分类很多，色彩丰富。在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中我们选择了简单地让幼儿模仿学习。首先，老师先画出幼儿喜欢的形象作为幼儿临摹的对象。老师准备一张画有半边五官的画，引导幼儿完成整个画。添画对称的五官，对称的盔头，对称的耳翅，涂上对称的颜色。让幼儿通过模仿提高幼儿的基本绘画技巧。其次，通过观察范画，让幼儿在画有“脸子”轮廓的纸上，添画对称的五官，对称的盔头，对称的耳翅，涂上对称的颜色。这个过程中幼儿达到了“具有初步的艺术表现力与创造力”的目标，即能用简单的线条和色彩大体画出自己想画的“脸子”，并喜欢欣赏艺术作品，为幼儿下一步的表现与创造奠定基础。
三、让再创作使幼儿的表现和创造更广阔
幼儿一旦被“脸子”作品感染，体会到作品的独到之处，就会跃跃欲试，欣赏便会带动创作，创作便会加深体验，因为幼儿亲历绘画的过程比单纯观察欣赏更有效的多。为了让幼儿体验“脸子”的绘画过程，首先要增强幼儿绘画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就是动笔前就要预先计划好要画什么样的“脸子”，就要画什么样的五官，什么样的盔头，什么样的耳翅，什么样的颜色，活动过程中鼓励幼儿大胆地画，由他们自己想象画，从而增强幼儿表达的自信心。其次，在活动中，让幼儿想画什么样就画什么样，要求只是让幼儿的“脸子”画对称的五官，对称的盔头，对称的耳翅，对称的颜色，鼓励能力强的幼儿设计较为复杂、对称的图案，能力较弱的幼儿能表现出对称的五官和图案，简单的盔头和耳翅。这样有利于幼儿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提高幼儿的绘画能力。为发展幼儿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还可以为幼儿提供空的“脸子”模型，让幼儿用彩泥来塑造“脸子”，使“脸子”的五官凸显出来，更有立体感，让幼儿对“脸子”更感兴趣，更愿意制作“脸子”。以上方法丰富了幼儿的作画方式，提高了幼儿的设计能力及绘画兴趣。
四、通过评价作品解放幼儿的眼睛，提高其艺术审美能力
评价作品在美术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但以往的评价是一带而过或是匆匆略过。而在“脸子”活动中，有针对性的评价活动，可以是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教师点评，也可以是幼儿之间相互评价，但主要采用幼儿之间互评为主的策略，从而实现幼儿与幼儿、教师与幼儿之间有效互动，教师和幼儿不是简单地用漂亮不漂亮来衡量幼儿的作品，而是要说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理由。比如，画面是否整洁好看，颜色是否涂染到线条以外，五官是否对称等。因此，通过评价活动让幼儿能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和自己需要努力提高之处，进而让自己有更明确的提高方向，实现更快、更有效的进步。
总之，注重引导、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与“脸子”艺术在幼儿园美术活动中的应用，使幼儿将活动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能促进他们做事认真细心的好习惯，能使他们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好习惯。只要本着让幼儿快乐进步的信念，踏踏实实地做到实践―发展―思考―再实践。我想“脸子”这种富有特色的艺术，必定会在幼儿园艺术活动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王蕊.试论多媒体技术在幼儿美术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校外教育，2013（23）.
[2]蔡春梅.在科技活动中培养大班幼儿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实践研究[A].责任・创新・发展：上海第十六届青少年科技辅导论文征集论文汇编[C]，2008.
篇3
[论文摘要]贵州素有中国“公园省”之称，山川秀丽，气候宜人，食品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非常优越的条件。但是，随着贵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阻碍旅游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要使得贵州旅游业持续又快又好发展，并把贵州建设成为一个旅游大省，那么，解决旅游发展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当前贵州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
贵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12亿元人民币。全年旅游收入净增124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47%；相当于全省GDP的18%，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各项指标均居西部12省区之首。旅游正在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
目前，全省重点景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数据显示，目前贵州省已开展经营或已进行规划的有477个旅游区(点)，其中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2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5个；全省旅游星级宾馆饭店数量达240家、旅行社达194家、旅游定点接待汽车810辆，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万余人。
二、贵州旅游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滞后、体制创新不足
贵州宏观管理部门对全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缺乏统筹规划，对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缺乏科学分析和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无规划开发、无序开发、低层次开发问题严重，致使贵州旅游资源的优化结构与整体优势较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贵州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拉动贵州旅游经济必然首先要求观念的转变、体制的创新。贵州面对开放、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显然还未完全打破陈旧的发展观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场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的思维，大旅游产业观念还未真正树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传力度不够
所谓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整体印象，正确地确定目的地产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业的成功发展、带动旅游经济提升。许多著名的旅游国家或地区成功之处就在于其鲜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贵州旅游业逐步认识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业开始起步，就尝试为贵州的旅游形象进行定位，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定位，为旅游宣传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贵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观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传口号，旅游定位是“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大家都说贵州的旅游资源比起云南、广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广西俨然成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号撑起云南热火朝天的旅游事业。但贵州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销口号，许多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阶段。
（三）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性
众所周知，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神秘壮美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悠远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贵州在发展旅游业，塑造旅游形象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忽视了深层次挖掘资源的文化性。这也是我们和旅游业发达省份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举办的“世博园”、杨丽萍领衔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产业介绍给了全世界。可提到贵州，游客却很难想到贵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势下促进贵州旅游业发展对策
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特色性，为把贵州旅游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条件。但贵州旅游业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产业优势，经济效益的获取也远未达到预想目标。因此，贵州旅游业在新的形势下，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突破障碍，使贵州的旅游资源优势。
（一）强化旅游大管理 意识
贵州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就必须对旅游业实施全面、全方位、权威性的管理，覆盖全行业，对市场的多层次发挥作用，形成调控体系，实现由单一部门管理旅游向相关部门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转变。旅游的综合性 和依托性使行业跨度大、行业界线模糊，旅游市场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旅游管理部门不可能包揽其它管理部门的职能，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种联合管理，应处理好旅游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管理的关 系。相关部门必须把涉及到本部门旅游方面的管理作 为自己份内的事来抓．职责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
（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尽管贵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艰难，而且成效甚微。但笔者认为贵州还是必须坚持塑造出一个鲜明、易记的旅游形象，因为形象树立对于贵州旅游持续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旅游开发时都是追求一种将整体而非若干景点作为旅游吸引力因素来推动市场，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贵州过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传口号变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贵州旅游形象定位应站在全国这个角度，从旅游者心理感应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贵州旅游形象设计既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特色和历史文脉，又要对市场有吸引力。在对外进行旅游宣传时，应在建立一个总体旅游形象的基础上再针对客源市场的特征予以区划。如贵州的总体旅游形象可定为“神奇贵州多彩风”，然后针对沿海地区推出“原生态自然风光、五彩民族风情”形象；对中原市场推出“绿色喀斯特王国、秀美山水之乡”形象。诸如此类，让贵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个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场拥有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当前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旅游经济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开发出的旅游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贵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丰富的，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资源。但现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传。贵州可在红色文化、古镇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让贵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础上，要将贵州旅游文化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推广出去。其中，举办文化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文化节是结合地方特有人文资源与文化资产所举办的节庆活动，唤起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成为观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就是一个成功的示例，它为贵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贵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该节目在画面精致性、市场运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贵州旅游品牌，提高贵州旅游经济效益，仅凭一个黄果树瀑布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我们贵州拥有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1]张忠元，向洪《旅游资本》[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篇4
[关键词]辽西区；铜器；青铜文化
辽西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年前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古文化区。考古学上所指的辽西区，张忠培先生认为是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等区域[1]。而本文所说的“早期铜器”则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关于早期铜器的考古新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发现及类型学观察
到目前为止，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于辽宁朝阳牛河梁第II地点[2]、内蒙古赤峰药王庙[3]、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4]、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5]、辽宁锦县水手营子[6]、辽宁北票康家屯[7]、内蒙古宁城小榆树林子[8]、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9]、辽宁阜新平顶山[10]、辽宁兴城仙灵寺[11]等遗址，在敖汉旗西台遗址[12]、赤峰四分地遗址[13]还出土过铸铜用的陶范。牛河梁第II地点1号墓葬中随葬了1件铜耳环，经鉴定为红铜，郭大顺先生由此推断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除此之外发现的早期铜器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辽西区早期铜器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和礼器类。
（一）工具类
有铜刀、铜匕、铜锥、铜钉和铜冒等器形。康家屯遗址和仙灵寺遗址各出土铜刀1件，其中康家屯铜刀为连柄铸造，弧刃，翘尖，锯齿状背部，（图一，6）。南泡子崖遗址征集铜匕1件，平面略呈柳叶形，弧背，柄端有孔（图一，7），该匕与台西M112：11羊首匕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小榆树林子遗址出土1件铜锥，为扁平长条形，一侧两端出刃，一端尖细（图一，1）。大甸子墓地中出土铜钉、铜冒各2件，铜钉为四棱锥形，见有多半圆形钉冒；铜冒2件大小稍异，形状、纹饰相同，扁体、銎口呈椭圆形（图一，2），用以套在铜斧等工具的顶端。
（二）兵器类
目前仅见有1件铜戈、1件铜墩和1件铜镞。水手营子青铜戈的戈头与戈体合铸而成，直援直内，援长而内短，柄部饰有菱格纹和连珠纹（图一，5）。大甸子出土1件铜墩，呈长方筒形，銎口为长方形，镦底饰有凸棱，该铜器应安装于铜戈等兵器的末端成套使用（图一，4）。仙灵寺发现1件铜镞，资料尚未发表，形制不详。
（三）装饰品类
装饰品见有耳环和指环。青铜耳环大甸子墓地出土26件，平顶山遗址出土1件。红铜耳环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1件。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圆形、U形和改制型三型。圆形耳环共14件，表面经过锉磨，一端铸为宽扁，用以钳夹耳环。U形耳环，一端扁宽呈喇叭状，仅见于平顶山遗址（图二，9）。改制型耳环共12件，为圆形耳环折断一半改制成的，一端见有断茬，一端宽扁，将两端围合接成，仅见于大甸子墓地。指环共26件，大甸子墓地出土25件，仙灵寺遗址出土1件。据形态不同分为单环和双连环二型。单环指环为圆形，共22件，根据环的宽、厚的差异又可分为近于半圆和矩形二式。双连环指环共3件，为两圆形环连铸在一起，均出土于大甸子墓地。
（四）礼器类
仅出土1件杖首，为青铜质，呈弯钩形，形似羊角，合范铸成（图一，3）。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分期
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资料不多，以往分期问题研究较少。笔者就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中原断代分类法进行统一的划分。第一期为仰韶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铜耳环和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表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即中原的仰韶期。第二期为夏代中晚期，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陶爵、陶鬹与二里头二期偏晚或三期偏早的同类器物大体相同，可推断墓中伴出的杖首、指环、耳环等青铜器也应当属二里头二、三期之际。平顶山遗址的假圈足器见于敖汉范杖子和大甸子墓葬，盆、罐等陶器与丰下遗址晚期陶器相近，其出土铜耳环年代应为夏代晚期。水手营子遗址出土的连柄青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大体相当，但戈柲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能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器上找到相近的纹饰，由此年代约为二里头四期，即夏代晚期[14]。第三期为商代早期，四分地所出圈足陶盘与二里岗下层所出同类器相似，康家屯大部分器物在四分地也均能找到相似器形，根据典型器物对比，即应属于商代早期。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材料及技术水平
目前已发表成果的辽西区早期冶铜遗址包括辽宁凌源牛河梁两处冶铜遗址、内蒙古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以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上述三处遗存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发现集中堆积的炼铜炉残片，李延祥先生认为应是人工冶炼周边氧化矿石的遗物，并已出现人工吹管鼓风的雏形，这说明冶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水平[15]。尖山子冶炼遗址采集到了铜锌共生矿石，应是利用附近所产的铜锌共生氧化矿石冶炼红铜的遗址[16]。大甸子墓地代表了该文化冶铜技术的最高水平，我们以其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以期对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技术与水平有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铜器中经过检测的有41件，其中对30件进行了扫描电镜能谱成分测定，其余11件进行了金相鉴定，结果显示均为青铜器，但锻造和铸造铜器在含锡量上有所不同，并且其中的29件含有铅。而其他重要发现如水手营子连柄铜戈、康家屯铜刀、南泡子崖铜匕也均为青铜器，由此推断辽西区早期铜器的材质以青铜为主，并已能按锻造和铸造工艺的要求调配青铜器的含锡量，而含锡量较高，说明其原料来源较为充足。关于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如何而来？李延祥先生认为应当来源于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赤峰北部存在着长江以北最大的锡多金属成矿带，大甸子附近发现开采铜铅矿的遗迹，而黄冈梁——浩布告矿带与铅共生的锡矿资源可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就已经得到开发，大甸子墓地青铜器中的铅可能是伴随锡料而来的[17]，由此可见原料来源应以就地取材为主。有了丰富的矿物资源作为保障，工匠们需要对矿物原料进行进一步加工才能得到所需要的铜器，而这一过程通常能反映出铜器制作的技术与水平。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证明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利用陶范将矿料进行加工铸造成铜器，发掘者杨虎先生称合范出土于红山文化的房址堆积，陶范内的空隙呈鱼钩状，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当用于铸造钩状铜器[18]。而四分地出土的陶范，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使用合范已达到相当规模的水平。上述陶范是至今所知时代较早的铸范，辽西区冶铜业出现时间较早，至少不会晚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铜器的历史阶段。大甸子墓地青铜器的制造方法为铸造和锻造兼有，经金相检测显示，铸造铜器的比例更大。锻造和铸造技术的应用使得矿物资源转变成了实用的铜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技术的进步，先人们通过改造技术更为熟练的铸造复杂的铜器，并且更加追求实用和美观，如铜柄杖、鐓等复杂器物均采用多合范铸造；杖首表面可见范缝位置，应为一块范芯和两块外范组合，外范上当有纹饰。
四、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与互动
辽西区早期铜器除了牛河梁第II地点出土的铜耳环可早到红山文化以外，其他铜器均集中发现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由此我们不妨将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铜器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以便从更加广泛的地域、更加开阔的视角、更加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来分析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属早期铜器之间的传播与互动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北一带，李伯谦先生将其分为燕北的药王庙类型，燕南的大坨头和冀西北的壶流河三大类型[19]，笔者认同该观点，本文前面所探讨的辽西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即为药王庙类型。目前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出土的铜器主要发现于蔚县三关、四十里坡、筛子绫罗、庄窠、前堡[20]、房山琉璃河[21]、昌平雪山[22]、大厂大坨头[23]、宣化李大人庄[24]、易县下岳各庄[25]、唐山小官庄及大城山[26]、蓟县围坊[27]、蓟县张家园[28]等遗址。种类有刀、镞、耳环、指环、削、笄等，大部分铜器形制与辽西区所见相同或相近，但也有辽西区未见者，根据用途不同也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三大类，但不见杖首等礼仪类铜器。下面结合同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发现的早期铜器，对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互动关系进行相关探讨。
中国早期铜器分布范围较为广泛，自西向东分布在甘肃的四坝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辽西及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之中。从不同地域已发现的铜器的对比分析来看，我们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交流关系。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受中原文化区铜器的影响
水手营子连柄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相近，从商代铭文中也见有上端做弯钩形、下面为圆形镦的戈柄，且戈柲上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与罗山天湖所见的纹饰相似，这表明当受中原铜戈的影响。大甸子M43所出的杖首也为弯钩形，和水手营子铜戈的柄端较为相似[29]，且该墓伴出的酒器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风格，所出的彩绘陶器上的纹饰与商早期青铜器上所饰的纹饰也较为相近，说明大甸子铸造的青铜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张家园T2④：1青铜镞为有铤镞（图一，9），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大坨头H2有銎镞为北方文化特有的器物（图一，8），但宽翼和后锋又具有中原铜镞的典型特征，应是北方铜镞吸收中原因素对自身器物的改造[30]。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受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平顶山G104④：2（图二，9），一端宽扁呈喇叭状，这种形制的耳环在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中普遍流行。从叶尼塞河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到中国的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31]。这种扁喇叭状耳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蓟县围坊T1③：7（图二，10）、唐山小官庄J1：1（图二，11）、蓟县张家园F4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图二，12），与火烧沟发现的扁喇叭口耳环较为一致（图二，8），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喇叭口为圆形（图二，5），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中圆形及扁形喇叭口耳环的出土无疑为两种形制的耳环找到了一个传播的中转站（图二，6、7），这就更具体地表明喇叭口耳环起源于西方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是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经伊犁河谷， 由新疆传播到四坝文化，进而并向东传入到中国的辽西等北方地区[32]。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对周边文化区的影响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中原式的陶鬹、陶角上饰有的纹饰，与哑巴庄H76：10环首刀柄上饰有的粟点纹相似（图二，15），这种纹饰与中原文化的装饰风格不同，林沄先生认为这应为北方文化因素影响二里头文化的结果，甚至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向传播相关[33]。南泡子崖征集铜匕1件，器身略呈柳叶形，与台西M112：11羊首匕[34]形制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台西羊首匕具有浓厚的北方色彩，其匕上的半环钮和小环见于保德、石楼类型，而器形可能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下岳各庄H5：10有銎镞为北方特有的铜镞（图二，16），可能是受到地域邻近的大坨头H2铜镞的影响发展而来，这从双方陶器中都有较多对方文化因素的现象可以提供佐证。台西M17：2有銎戈与商代有内戈区别较大（图二，18），而与辽西的啄戈相似，应为北方流入商代的器物。
五、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路径
夏代之前，包括辽西区在内的北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仅零星发现铜器，而西北地区的新疆和甘青则发现了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合金青铜。但进入夏代以后，北方及中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突然繁多起来，不仅见有工具和武器，还见有礼器及大型容器，冶铜技术迅速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通过上文所探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来看，北方及中原青铜文明的突然兴盛应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35]。欧亚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等通过东疆的克尔木齐遗存、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影响到中国的北方、中原等地区，由此构成了史前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西方青铜文明的东向传播对中国早期青铜技术以及青铜文明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西北地区一方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中亚文明与黄河文明碰撞与融合的交错地带[36]。
本文所探讨的辽西区，夏、早商时期的铜器以小型工具、装饰品、兵器以及宗教仪仗用具为主，未见中原地区中常见的大型兵器和容器。此时的中原文化中的小型装饰品并不发达，也不见杖首等宗教仪仗用具，而辽西区所见的喇叭口耳环、多环型指环、有銎镞、环首刀与四坝文化等西北以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特征更为接近，所以辽西区早期青铜器应属于广义上的北方系青铜器，而区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表现出自身的一致性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其中装饰品表现出的一致性最为明显[37]，如上文所述的喇叭口耳环在中国北方地区已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形成文化共性的原因应归于地理位置的毗邻以及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这就使得北方地区各青铜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互相影响与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北方系早期铜器自身的特征。
辽西区受到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的早期青铜文化影响的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和传播也为其形成自身文化特征和传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上文我们得出结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突然兴起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但西方文化也只是对其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鼎等青铜容器和礼器均按照本地陶器的原型制造，铸造铜器仍使用龙山时代早已出现的陶范而不使用中西亚所流行的石范，这正说明二里头文化是延续本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先进技术加以吸收利用，从而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的先进的古代青铜文明。夏商时期，辽西区早期铜器与中原青铜器之间不断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反映在青铜器上主要是水手营子连柄铜戈、蓟县张家园T2④：1青铜镞、大坨头H2有銎镞等均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反之，中原地区青铜器也融合了来自于辽西的文化因素，哑巴庄H76：10环首刀柄上的粟点纹、下岳各庄H5：10有銎镞、台西M17：2有銎戈的发现提供了佐证。辽西与中原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途径不外乎在太行山两翼的古通道上，可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是经晋西南、太原一带，沿太行山西侧古通道进入辽西地区，山西侯马、太原地区均发现与大甸子陶爵相似的陶器以及具有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陶器作风的鼎、豆等陶器[38]。东路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越过拒马河进入到京冀以北的大部分区域，进而挺近辽西腹地[39]。夏及早商时期，大坨头类型和下岳各庄类型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器物方面存在紧密联系，但与后者距离更为遥远的辽西区与中原文化互动影响的因素实为更多，探其原因可能为辽西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核心区[40]，在与二里头文化交流的内涵上要比大坨头类型更为丰富。
六、结语
辽西区早期铜器起始于红山文化，到二里头晚期或至迟在早商时期进入到了青铜时代。制作铜器所需的矿物来源以就地取材为主，冶铸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的历史阶段。辽西区早期青铜器作为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受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早期青铜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原夏及早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在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发展的结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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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篇6
关键词：东周；单体玉龙佩；“s”形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11-06
东周一代，玉器种类繁多，玉龙佩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之一。学界对东周时期的玉龙佩有过一定的关注：1985年，杨建芳先生依据一些年代较为明确的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墓葬所出土的玉龙佩，按时期先后进行排比，对其形制、纹饰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概括。①2000年，杨建芳先生又详细总结了楚式玉龙佩的各种特征。②2010年，褚馨先生对东周单体玉龙佩的造型来源及其雏形最早出现时间做了相关探讨。③然迄今为止，尚缺乏建立在考古资料基础之上的系统研究，加之近年来诸多新资料的积累，都使我们有必要对玉龙佩——这一东周玉器的重要器类做些总结和归纳。
东周时期的玉龙佩，可分为单体和复合两大类。单体玉龙佩，即以单龙成器者；复合玉龙佩，则包括双龙并连、双龙同体、多龙交缠三型。东周时期，以单体玉龙佩最为常见。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所论，以单体玉龙佩为主。东周单体玉龙佩，造型颇有特点，多以极富弹性的“s”状为基本造型元素，作曲身弯卷龙态，故又被称为“s”形玉龙佩。在笔者收集的相关资料中，年代较为明确的东周时期墓葬所出土的单体玉龙佩共计470余件。本文拟就这些资料，对东周单体玉龙佩的型式、分期年代、区域特征、造型来源等方面略陈管见。
一、型式分析
东周时期常见的单体玉龙佩，根据形制之差异，大致可分为二型，现分型述之：
a型：龙作俯首、拱背、卷尾之态，略呈“s”状。根据器表主要纹饰的图案特征和演变发展线索，又可分为六个亚型。
aa型：主体纹饰由浅浮雕卷云状、谷粒状等纹样零件构成。依据纹饰形态的不同，复可细分为三式。
ⅰ式：浅浮雕龙首纹。④标本.长治分水岭m53：41（图一：1）。
ⅱ式：浅浮雕云谷相杂纹。⑤标本.洛阳针织厂c1m5269：38（图一：2）。
ⅲ式：浅浮雕谷纹。标本.洛阳西工区c1m3943：9、10（图一：3）。
aa型的演变规律：纹饰上，卷云状纹样零件逐渐减少，谷粒状纹样零件逐渐增加，最终形成清一色大小相若谷粒状零件组成的谷纹，基本是遵循着一个由具象到抽象，由繁复、满密及简化、离析的趋势进行的。形制上，龙背部拱起渐高，弯卷的尾部不断减小。
ab型：阴刻云谷相杂纹。⑥标本1.新绛柳泉m302：64。（图一：4）标本2.荆门左冢m1n：24（图一：5）。
ac型：阴刻鳞纹和卷云纹。标本.叶县旧县m1：5（图一：6）。
ad型：阴刻宽带龙首纹。⑦标本.无锡鸿山whdⅶm1：36（图一：7）。
ae型：光素无纹。标本.汲县山彪镇m1：187。
af型：阴刻绹索纹。标本.洛阳西工区m203：37。
b型：龙多作回首、鼓腹、卷尾或昂首、拱背、卷尾之态，略呈“w”或“m”状。根据器表主要纹饰的图案特征和演变发展线索，又可分为五个亚型。
ba型：主体纹饰由浅浮雕卷云状、谷粒状等纹样零件构成。依据纹饰形态的不同，复可细分为三式。
ⅰ式：浅浮雕龙首纹。标本.寿县蔡侯墓105.1（图二：1）。
ⅱ式：浅浮雕云谷相杂纹。标本.随县曾侯乙墓e.c.11：234（图二：2）。
ⅲ式：浅浮雕谷纹。标本1.平山中山王墓pm1：1（图二：3）。标本2.长丰杨公m8：29（图二：4）。
bb型：主体纹饰由阴刻卷云状、谷粒状等纹样零件构成。依据纹饰形态的不同，复可细分为二式。
ⅰ式：阴刻云谷相杂纹。标本1.洛阳中州中路c1m3750：45（图二：5）。标本2.无锡鸿山whdⅶm1：35（图二：6）。
ⅱ式：阴刻谷纹。标本1.江陵望山wm2：g13-2（图二：7）。标本2.长沙五里牌m1282：2（图二：8）。
ba、bb型的演变规律：纹饰上，卷云状纹样零件逐渐减少，谷粒状纹样单元逐渐增加，最终形成清一色大小相若谷粒状零件组成的谷纹，基本是遵循着一个
具象到抽象，由繁复、满密及简化、离析的趋势进行的。形制上，由不甚弯曲、形制简单，逐渐弯曲剧烈，形成了形制较为复杂的镂雕体，尔后又趋于简化。
bc型：阴刻鳞纹和卷云纹。标本.无锡鸿山whdⅶm1：36（图三：1）。
bd型：阴刻宽带龙首纹。标本.荆州熊家冢pm8：8（图三：2）。
be型：光素无纹。标本.太原金胜村m251：379。
上面所分析的，大体涵盖了目前所见东周单体玉龙佩的型式。依据这些单体玉龙佩的特征，可将其演变关系归纳为表一所示。
二、分期与年代
以上诸型式单体玉龙佩，皆出自墓葬内，多有陶器或铜器与之共存，年代较为明确。在参照所属单位年代判定的基础上，根据单体玉龙佩在纹饰、造型上的变化特征以及流行情况，可初步将其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期。各期与各型式的对应关系可见表二。
第一期，大致相当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据不完全统计，近100余件单体玉龙佩，主要出于以下单位和地点：随县曾侯乙墓，⑧寿县蔡侯墓，⑨绍兴坡塘m306，⑩安吉龙山d141m1，11 无锡鸿山whdⅶm1，12 叶县旧县m1，13 淅川徐家岭m3、14 m10，15 固始侯古堆m1，16 洛阳西工区m203，17 洛阳小屯村c1m2547，18 洛阳中州路m1316、19 m2717，20 辉县琉璃阁m1、m75、m76，21 长治分水岭m14、22 m25、23 m53，24 长子牛家坡m7，25 潞城潞河m7，26 新绛柳泉m302，27 太原金胜村m251，28 曲阜鲁城乙组m329 等。 单体玉龙佩的型、式较多，主要有：aaⅰ式、aaⅱ式、ab型、ac型、ad型、ae型、af型、baⅰ式、baⅱ式、bbⅰ式、bc型、bd型、be型，其中aaⅰ式、aaⅱ式、baⅰ式、baⅱ式、bbⅰ式最为流行。
此期单体玉龙佩，在主要装饰纹样上，以浅浮雕龙首纹、浅浮雕云谷相杂纹、阴刻云谷相杂纹为主流。形制上，龙身相对短肥，多作波浪形，弯曲不甚，形制简单；头部多短粗；目部常以椭圆形表示；口部形态有两类：以闭口者居多，另一类外部作切开状，下唇平截内勾，内为一孔；角部为装饰有卷云纹的钝尖或牙扉状。多无足，少数有足者也仅俱一到两足，足部以装饰有卷云纹的短凸牙扉表示。
第二期，大致相当于战国中期。据不完全统计，近300余件单体玉龙佩，主要出自以下单位和地点：荆门左冢m1，30 荆州院墙湾m1，31 荆州天星观m2，32 江陵望山wm2、33 wm3，34 长沙白泥塘m5，35 信阳长台关m1，36 洛阳针织厂c1m5269，37 洛阳唐宫西路c1m7983、c1m7984，38 洛阳唐宫路小学c1m5560，39 洛阳西工区m7602、40 c1m8503，41 洛阳中州中路c1m3750、42 c1m8371，43 侯马上马m15，44 平山中山王墓xk、pm1、pm2、pm4，45 曲阜鲁城乙组m52、m5847 等。
单体玉龙佩的型、式仍比较丰富，在沿用前期大部分型式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型式。主要有：aaⅲ式、ab型、ae型、af型、baⅲ式、bbⅰ式、bbⅱ式、be型，其中ab型、baⅲ式、bbⅰ式、bbⅱ式最为流行。
此期单体玉龙佩在主要装饰纹样上，多流行阴刻云谷相杂纹，且开始出现谷纹，其中又以浅浮雕者稍甚。在形制上，a型较前期区别不大；b型尺寸显著增加，龙身更加细长，且弯曲厉害，躯干上尖钩状歧出增加，已出现形制复杂的大型镂雕体。单体玉龙佩的目部主要以椭圆形和菱形为主。闭口状已基本不见，张口者形态大多与前期相若，但上下唇长度差距更加明显，孔径亦加大；另出现下颌前端呈尖状并且上卷，与上颌后端相连，形成一个圆孔状的口部，此为bbⅱ式特有。角部多为上勾状的长牙扉形，其上阴刻数道弦纹或卷云纹。龙足作舒张形明显凸出，表面阴刻弦纹。
第三期，大致相当于战国晚期。据不完全统计，共70余件单体玉龙佩，主要出于以下单位和地点：荆门包山m4、m5，47 长丰杨公m8、m9，48 长沙m1033、m1065，49 长沙五里牌m1282，50 澧县新洲m1，51 涪陵小田溪m4，52 淮阳平粮台m16，53 洛阳西工区c1m3943，54 洛阳道北锻造厂im540，55 侯马褫祁m2129，56 宣化春光m14、m1557 等。
单体玉龙佩的型式较少，前两期流行者大量消失。本期主要有aaⅲ式、ae型、baⅲ式、bbⅱ式等，其中以bbⅱ式最为常见。
在单体玉龙佩的主要装饰纹样上，此期绝大多数为谷纹，其中又以阴刻技法琢就者最为流行。其雕工粗犷，纹样零件大小不尽相若，线纹边缘多有毛刺歧出，排列亦不甚规律。本期a型玉龙佩，尾部变小或省略，背部高拱近弧形。b型中，baⅲ式与bb
bⅱ式形态差别较大，故此处分开讨论各自之特征。baⅲ式：口部与第二期相若，目部除前两期常见的单环椭圆形、菱形眼外，梢长如眉的目部开始出现。角部仍多作饰有弦纹的牙扉状，bbⅱ式亦同。龙身弯曲厉害，形制复杂，多三足以上。bbⅱ式：头部狭长若马首，目部多被省略。口部形态较为特殊，下颌前端呈尖状并且上卷，与上颌后端相连，形成一个圆孔，以表示口部，个别下颚为斧形。另衍生出口部作“u”形完全张开状者，口内琢出尖牙利齿。颈部多阴刻一长弧线，将龙颈一分为二，其间或加琢数组平行短线弧。通常龙身会分出一至两足，足较长，分别向不同方向卷翘、舒展，表面阴刻弦纹。龙身多作低首奔驰状，弯曲不甚，所作弯转较少；个别龙身一侧内凹，呈弧形。
综上所述，东周一代，单体玉龙佩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其发展可分为三期：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在这三期中，单体玉龙佩经历了由兴起及繁盛再到衰落的发展过程，这个趋势主要表现在其型式和数量上。
三、区域特征
单体玉龙佩在东周时期分布比较广泛。通过系统整理相关资料可发现，在基本共时的前提下，各地所出单体玉龙佩的形制和主要装饰纹样大体趋同。但楚国三个都城（纪南、陈城、寿春）及其附近地区的楚墓出土的单体玉龙佩，尚有一些区别于中原等区域的地方特色。
其一，ac型、bc型和ad型、bd型，它们均多见于楚国统治的中心区域内，阴刻鳞纹、卷云纹和阴刻宽带龙首纹皆可在本区域较早的淅川下寺m1、m2、m358 所出玉器上找到渊源。
其二，以形态细密的绹索纹和网格纹作为辅助装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绹索纹多出现于玉龙佩表面缘廓和嘴部边沿；战国中期始，已不多见于缘廓，而常作为嘴部边沿装饰，如荆州院墙湾m1：31。网格纹则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多添加在ad型、bd型单体玉龙佩主体纹饰的空隙之处。
其三，单体玉龙佩之躯干往往镂雕有凤鸟、牛首、神人形辅助装饰，如荆州熊家冢pm4：69、长丰杨公m8：29。
其四，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个别单体玉龙佩表面琢有螭纹，见于荆门左冢m1n：24。
其五，战国早期以后，龙角部较长，部分尖端分叉，表面阴刻弦纹，如枣阳九连墩m2：c532。59
四、造型来源
流行于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的单体玉龙佩，皆以“s”状为基本造型元素，有着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与多见于史前、商代的蜷体玉龙60 迥异。如前文所述，东周时期的单体玉龙佩主要包括两个并列发展的演化轨道，即a型和b型。故研究其造型来源时不宜一概论之，尚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型单体玉龙佩，为俯首、拱背、卷尾状。具备此类造型的龙形玉器最早见于年代属商代晚期的山西灵石旌介村m2，标本.灵石旌介m2：61（图三：3）。此玉龙体呈弧形，尾部卷曲，器表饰凸弦纹，长3、宽0.9厘米，当为a型造型可追溯到的最早源头。然商代晚期距春秋晚期的年代缺环甚大，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更直接影响到a型整体造型的形成呢？全面考察西周、春秋玉器不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常见器类——龙首玉冲牙与弓身型玉虎61 的整体形态同a型单体玉龙佩非常接近，且二者与单体玉龙佩在时代上前后相继，基本没有重合并存。如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的一件龙首玉冲牙（z甲—84，玉179），62 颇似a型单体玉龙佩，仅无卷尾而已（图三：4）。弓身型玉虎亦作俯首、拱背、卷尾状，且头部硕大（标本.宝鸡益门村m2：12863 ）（图三：5）。而一些在较早时期流行的a型龙佩头部便较大、近方形，如长治分水岭m25：96、m53：41，荆门左冢m1n：24。推测这可能就是玉虎头部形态的孑遗。故认为a型造型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春秋中、晚期的龙首玉冲牙与弓身型玉虎的影响，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表述。64 b型单体玉龙佩，则与西周中晚期流行的一类龙形玉饰件具有较为明确的源流关系。二者所表现的龙均为回首、扭曲的形态，皆以“s”状为基本造型元素，且角、吻、颌、足等细节部位亦有相近之处。扶风黄堆老堡m25的年代上限不超过西周中期，即穆共之世，下限可到西周晚期，墓中出有一件龙形玉饰（标本.92fhm25：001165 ）。器扁平，作扭曲、弯卷状龙凤形，龙、凤斜向对称，龙作回首状；龙角顶部有凸脊，形如冠状；吻部长而上卷，下颌较短；龙角、凸脊、吻部卷曲处和足等突出处沿器身的上下两缘形成脊齿状；器身周边雕刻细阴线纹轮廓线（图三：6）
此造型当开此后东周b型单体玉龙佩之先河。需要指出的是，西周中晚期的龙形玉饰件与b型亦有差异：西周时期的龙形玉饰件一般尺寸较小，仅长3-5厘米左右；镂空部位小且少，仅以少量的逗点式镂空或钻孔凸显龙的部分轮廓，因此龙显拘谨束缚之态，给人一种尚未剔除外沿几何边框的感觉，可参考曲沃晋侯墓地m31：6866 （图三：7）、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1657：1167 （图三：8）。而东周单体玉龙佩，则尺寸较大，通常可达十余厘米长；镂雕面积大而多，形状多样，龙体伸展舒张，完全跳出了外框的限制，整体造型灵活生动。这种差异的产生，与战国时期治玉技术显著进步，镂雕工艺的广泛应用有着直接的关联。
经我们研究，东周时期之后，单体玉龙佩的a型未见延续，b型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增加了新的元素，形成了汉代单体玉龙佩的部分类型，68 标本.徐州狮子山楚王陵w5：169 （图三：9）。
注 释：
①杨建芳.战国玉龙佩分期研究-兼论随县曾侯乙墓年代[j].江汉考古，1985，（7）.
②杨建芳.楚式玉龙佩.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c].众志美术出版社，2010.200-243.
③褚馨.战国s形龙佩的思考[j].中国历史文物，2010，（2）.
④龙首纹的鼻、颚、口、角等部位，为卷云状、谷粒状、蝌蚪状浮雕零件表现，细部以阴线刻划。
⑤纹饰由卷云状、谷粒状、蝌蚪状浮雕零件构成。
⑥纹饰由相互勾连的卷云状、谷粒状、蝌蚪状零件构成，为阴刻技法制作。由于一些阴刻云谷相杂纹系斜碾技法琢就，形成了“一面坡”的形态；阴线沟槽的底部、斜坡以及器表所在平面对光线的反射情况不同，使其各自呈现的光亮程度各异，从而凸显了较强的浮雕感，但其实质仍为阴刻纹饰。
⑦龙首纹的主要部位由宽带状的纹样零件构成，细部以阴线刻划。这些条带状零件制作较为复杂，通常先斜碾出的"一面坡"宽带，再沿其轮廓阴刻一圈线框而就。
⑧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m].文物出版社，1989. 414-417.
⑨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科学出版社，1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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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道北锻造厂战国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4，（7）.
5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市褫祁墓地的发掘[j].考古，2002，（4）.
57 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张家口宣化战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6）.
5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文物出版社，1991.
59 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m].文物出版社，2007.77.
60 孙机.蜷体玉龙[j].文物，2001，（3）.
61 春秋时期的玉虎可分为，弓身型、平直型、反弓型、回顾型.张绪球.商周时期的玉虎[j].文物，1999，（4）.
62 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m].大象出版社，2003.168.
63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3，（10）.
64 褚馨先生认为s形龙佩（即本文的单体玉龙佩）是玉虎造型艺术进一步演进的结果，但其对s形龙佩来源的推测尚未建立在s形龙佩和玉虎的类型学研究基础上进行区别分析.褚馨.战国s形龙佩的思考[j].中国历史文物，2010，（2）.
65 罗红侠.扶风黄堆老堡三座西周残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4，（3）.
6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j].文物，1994，（8）.
6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m].科学出版社，19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