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金融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5 13: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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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目前我国的农地制度在产权安排上的缺陷导致农民无法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来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资料，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抵押、担保的权能，但由于受到法律限制，土地的融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提出，其原意是指将农地的所有权按一定的比例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形成以农民个人为载体的多元化农地法人产权。但由于受到我国农地政策的限制，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因此，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是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一定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配，实现集体和农户对农地的“共同所有”。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则是指将“比例化共同所有”的农地进行市场化流转，集体按照其所分配的产权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农民按照其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全部转化为农民个人的财产性收入。
（二）金融支持金融支持是指为了促进某一产业或某一地区的快速发展，金融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对金融资源进行整合、配置，并在资金供给、金融服务等方面对支持对象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和全方位的扶持。为了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在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和政策支持下，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在保证自身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农地流转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从而实现金融业和农地流转的协调发展。
（三）农地流转与金融支持的关系1.农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发展相辅相成。农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流转规模、流转绩效与金融支持和资金配置效率是密切相关的。资金的获取和流动速度直接影响着农地的流转，进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农地流转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增加了对农村信贷、保险、投资、期货、票据等现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2.金融支持是实现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前提条件。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过程，是将农地进行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过程，是将产权性质的农地向可增值的金融资产的转化。足够的资金支持是农地实现资产功能转化的前提和保障。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决定了农地流转效率的高低和规模化经营水平，进而决定了农地财产功能的实现程度。金融机构的发达程度影响着资金流动的顺畅程度，进而影响着土地流转的速度和效率。3.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动力。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是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农户从事规模农业和非农产业经营的“本钱”，使之进入资本市场，进而演化为辅的金融工具。因此，农地是农村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绩效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随着转入农地的农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生产性资金需求也进一步扩大，促进了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增加；其次，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增加了农地流转的灵活性和产权的实现机制，使得金融机构的债权保障程度得到提高，刺激了农村金融主体的资金供给动机。
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原则
（一）不得违反国家的“三不得”原则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的承包权益。因此，在开展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支持政策时也要坚持“三不得”的原则，对于一些从事商业性开发活动、改变土地所有性质、改变土地用途、非法强占农民土地、严重损坏农民权益的流转行为不予以金融支持。
（二）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因此，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支持必须以保证农地顺利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为前提，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目的。
（三）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的原则开展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创新活动，首先，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化运作为基础，通过市场实现对土地和金融两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以国家的政策扶持为支撑，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供资金支持。
（四）以优先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为原则对于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失地农民，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农地流转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金融机构在支持农地流转的同时要优先支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成立失地农民土地社会保障专项资金，并对其进行专项管理，从而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
三、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金融支持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金融支持的组织体系有效的组织体系是农业经营主体和金融资本有机结合的中介，是保证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体系高效运作的核心。1.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由于农业天生的弱质性和低收益性，决定了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合作金融机构成为农业金融的主体。从组织体系建设上，国家对农地市场化流转的金融支持可以采取渐进性原则：第一阶段主要是依托现有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稳步开展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业务。加快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转换和信贷业务创新，充分发挥其对土地流转进行资金支持的政策调节作用；第二阶段，当农地流转达到一定规模后，成立专门的农地金融机构，全面推行中长期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业务。2.继续发展农村合作社的农地金融业务。农村合作社在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存在着资金外流、业务创新不足、支农力度不够等问题，仍不能满足农地大规模市场化流转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应加快对农村合作社的业务创新和体制改革。在农村信用社内部成立“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中心”，负责农地抵押贷款业务，满足农户规模化经营的贷款需求，以充分利用农村信用社深入基层、网点众多和信息成本低的优势。3.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业务。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坚持“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使其不适合开展过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但商业银行具有的资源优势和资金实力对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可建立农地流转项目的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对满足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开发设计；同时重点发挥农业银行在农地流转资金支持方面的主导作用。4.壮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力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该类机构以立足农村、服务三农为目标，能够满足农村各种经济主体在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同时由于新型金融机构在贷款程序、贷款项目、贷款期限和额度上都符合农户的现实需求，因此市场前景较好。但该类金融组织同样面临着较高的市场风险，且组织管理上不够规范，因此对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金融支持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根据帕特里克的“需求追随型模式理论”，农地市场化流转使得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领域不断扩展，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数量和需求种类也将不断增加。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少、质量差、效率低，根本不能满足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过程中经营主体对多元化金融产品的需求。因此,必须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为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创造载体和运行条件。1.建立土地规模化公积金。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模仿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来的一种土地金融制度。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基础上，在由计划体制主导向以市场体制主导的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自主原发的住房金融制度创新。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指在农地比例化市场流转后，从集体获得的流转收益中提取出来的用于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那部分资金。将农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用此公积金重新买地或用公积金贷款买地，类似于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这样既发挥了土地的融资功能，解决了规模化经营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又保障了农民长远的利益。通过规模化公积金这种既有强制性又有互的长期储蓄制度可以实现土地作为金融资本向生产性资本转化，比直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土地规模化公积金具有以下的特点：（1）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一种强制性的失地农民储蓄计划，要靠政府的强力来推动，需充分发挥政府的资源集中分配功能。（2）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一种分阶段实施、不断完善的土地融资制度。（3）在土地规模化公积金的归集与缴存方面要处理好强制性缴存的合法性、资金的管理成本与使用效率等方面的问题。（4）在土地规模化公积金的使用与投资环节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资金闲置严重，合理利用其增值收益，尽可能增加失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2.扩大农地抵押贷款的范围。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是指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从而获得自身经营所需的资金并履行按时足额偿还借款的义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农民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在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时，农民将自己所拥有的那部分农地承包经营权拿来抵押，如果出现了经营风险，无法按时还款，农民用自己的抵押物赔偿一部分，集体赔偿一部分、国家再赔偿一部分，最后还可以由银行的坏账准备金覆盖一部分。这种风险共担赔偿机制既保证农民没有完全失去土地，又能将银行的风险降到最低，增强了农户和金融机构开展农地抵押贷款的意愿。
（三）农地市场化流转的保险体系要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当农地实行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后，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进一步提高，但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弱质性，导致经营风险加大。因此，农地市场化流转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从农户角度看，农户的收入有限，购买能力低下导致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不强；从保险公司看，经营农业保险的风险较高，经营存在不稳定性，且提供的保险种类少、市场发展空间有限；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的保险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对保险机构的规范性监管。因此，为了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应设立专门针对农地流转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和再保险机构，为流出农地的农户提供失业风险保障、再就业风险保障；为流入农地的经营主体提供专业的经营风险保障；为农地流转保险人提供业务风险保障。
（四）政府支撑体系的完善1.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最大风险在于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将面临的失地、失业、失保障等一系列风险。因此，一种成功的农地流转模式必须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也是开展农地流转的前提。在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后，建立专门的土地保障金，用于失地农民的综合社会保障建设。土地保障金主要来源于集体依据其所分配的产权比例而取得的部分流转收益，并由集体负责管理和发放。土地社会保障金既能保障流转农地农民当前的生产、生活，又能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2.农地评估体系。要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评估系统，建立各级土地拍卖、交易和仲裁机构，培养一批专业的评估人员和中介机构，保证土地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健全完善土地评估体系有助于保证土地评估工作的公平性、公开性，提高农地流转的效率，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3.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首先，要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等指标选择合适的市场流转模式。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要发挥市场信息收集、咨询和公布以及配置农地资源等政策引导作用。再次，农地产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应包括土地供需机制、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等。4.完善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系统。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必须有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引导。首先是资金的扶持。政府需要向负责农地流转的农地金融机构直接注入资金或者提供贴息贷款，保证农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是机构扶持。由各级政府扶持建立农地流转金融机构，鼓励各类金融组织开展满足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资金需求的金融业务。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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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
我国的农村地区的大部分金融的需求，被归类为农村生活的需求、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村发展的要求。其中，农村生活的需要，主要对日常生活的消费的资金需求，农业生产的需求主要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需求，农村的需求， 农村发展需求主要是为水、电、道路、卫生、教育等在内的公共社会基础建设的资金需求，这三类农村金融针对中国的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是分别农民和农村企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内容。
1.2 农村金融需求分析
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金融的需求逐渐转变，并表现出了新的特征。首先，农村的金融需求各不相同，以往仅一般的农户有资金需求，目前，除此之外，农村的个体户和养殖户和乡镇各位企业等大部分行业也有了资金的需求；以往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使用在满足的生活的需要上，然而，随着人们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广泛的与外界接触，资金需求的在经营性方面急速上升；农村城镇化正在建设，且速度不断加快，新农村的计划与发展，农村住宅条件的提高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保障等项目对资金支援的需要越来越强。其次，农村的资金需求急剧增长和需求期的延长，在政府的指导下，运用进行镇化城带来的宝贵经验，有效的使用资源，促进加速升级农村经济产业，完善产业结构，使以往的农村生产的经营方式得到改变，从以往的简单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再生产模式，使劳动密集型事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有机的相结合，经营方式朝着大型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需求十分充足的资金来源，资金的投入限制范围扩大到农产品种植、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延长了资金需求周期。
1.2.1 农户的金融需求
金融的需求内容主要是存款、贷款、中间业务及金融投资等方面的需求。部分我国农民特别是经济落后偏远地区的农民的收入水平依旧较低，而金融行业的需求也主要是存款及贷款两方面。农民的存款的需求将短期的、持续的资本积累，农村的储蓄机关可以分为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农业生产活动好经济抵抗分别具有季节性和脆弱性，农民提前支付农业活动的前期成本，而且由于在遭受自然灾害以及禽畜疾病等不可预测的情况下需要紧急贷款。目前，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不断的丰富了农村金融机关和金融市场活动，伴随着的是农民使用资金活动的多元化，比如购买股票、证券等，但是由于农民首要考虑增长与风险，因此主要还是选择款。
1.2.2 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
与农民的金融需求一样，农村的个体企业、中小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也是多元化的，比如保险、储蓄、贷款等等，变成多元化的共同点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贷款需求的情况看，农村个体和中小企业很多是资源型，立足于当地的资源，因此，他经营也给市场带来资源生产活动，市场供求变化，而且小的企业规模和较低的企业人员素质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使得生产的经营活动的危险较大，因此在农村，相对的来说金融机构的贷款上，造成了很多信用贷款需求以及贷款的较高条件相矛盾，农村的中小企业面临发展资金短缺或贷款难的问题。对于那些发展初期的大企业，由于市场不透明，而且担保及抵押不足时，金融机关也不容易提供有力度的资金支援，因此资金不足的企业发展的瓶颈。当然也有一些大企业贷款相对容易，那是因为它已经有一定的总资产积累，而且经营上的稳定，许多金融机构会向其提供的贷款。
2 农村金融供给
2.1 村金融供给的主体
我国农村的金融供给主体分为两大类，分别为正式、非正式金融机构。正规的金融机关组成部分是中国农村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开发银行。其中，农村的信用合作社发展成农村合作银行、农村的商业银行，金融组织和活动是受中央货币当局和金融市场的当局的监视。正规的金融组织和运动是中央货币当局和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及存款和贷款的行为。农村的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长期并存，竞争和存在互补，共同发展。
2.2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供给分析
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供给有多方面综合构成，各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特色的金融供给形式，其中包括了五种形式，分别为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业务主要有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其中以农业银行为主导，经营目标是为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资金的趋利性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将资金不愿投入规模小、效果较慢、抵押不够农民和农村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在政策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线，他通过中央银行、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来达到各种经济目标的金融组织， 主要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性的金融机构是以国际惯例的合作制度的原则为标准下，并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参与合作的，同时在规定的范围内从事金融活动的经济系统；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中的组成部分为非正规金融部门和个人，形式有民间贷款、集资、当铺行业、等多种形式。
篇3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建议
以后，我国在农村开始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家庭承包制也显露出其缺陷，农户缺乏稳定的土地产权，土地分包到千家万户，导致土地的细碎化，客观上阻碍了土地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等的发展。所以，在稳定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机制，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其客观和现实的意义。
1湖北省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湖北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看，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好的县(市)相比，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1广大农民尤其是乡村领导干部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缺乏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能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由于思想认识缺乏，导致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步子缓慢，范围较小，覆盖面不宽。
1.2缺乏统一规范的交易市场，导致“有市无序”和“有地无市”共存虽然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规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做出许多规定，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私下交易仍频繁发生。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现阶段湖北省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还未发育成熟，进一步说就是缺乏统一规范的交易市场。没有规范的交易市场，也就不能将需要流转的集体土地进行合理的引导，从而形成一种“有市无序”的现象[2]。
1.3由于湖北省农村的二、三产业不发达，没有给农民提供足够的土地流转空间，经营土地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湖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逐年增多，劳务输出人数逐年增加，但其中绝大多数为临时性，无经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盲目转移，就可能造成耕地撂荒的问题出现，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1.4因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发展农村经济，相继上马一些工业项目，建立工业园区，征用了一些农用土地在征用集体土地过程中，因土地补偿、土地安置机制的不健全，时常出现损害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情况，并由此引发了利益分配上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3]。
2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几点建议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过程，是土地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决定流转机制得以形成的条件而逐渐成熟的过程。因此，在机制上要创新，在工作态度上要积极引导，在工作方法上要坚持条件，在流转形式上要灵活多样，在具体操作上要依法规范，切忌强迫命令搞一刀切。为了搞好土地使用权流转，推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2.1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
长期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长期稳定是党的一项农村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是实现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前提条件。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是依据承包权而产生的，离开了承包权的稳定，就谈不上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承包权的稳定问题，才能有效地促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这是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的体制前提[4]。
2.2加大农村金融对土地流转的支持
由于农村土地投资风险高，回收期长，大规模的土地经营需要有力的资金支持。但是，目前农业的金融支持十分薄弱，普通农民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取得贷款，从而影响土地市场化流转。农村信用社在湖北省农村金融中有着重要地位，农民却难以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缺乏农业发展资金，影响了土地投入和产出，成为制约湖北省农业发展的瓶颈。地方政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农村信贷市场和农业经营环境：政府尽快建立以土地抵押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获得中长期贷款，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不仅能降低农业融资风险，为农业发展筹集资金，而且可使土地利用更加合理；要改革信贷管理体制，加大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村信用社，要合理确定信贷规模，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放宽审批限额；要改善信贷投向，使信贷投入资金向龙头企业、种养大户、专业能手和其他农业经营大户倾斜。
2.3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培育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机构
2.3.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为了促进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一个开放、公平、规范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积极探索建立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包括农用地使用权的价格机制、农用地流转约束机制、农用地使用权交易的中介机制、农地收益的分配机制[6]。
2.3.2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促进土地市场的完善发育土地交易与普通商品交易有很大的区别，其运作程序相对复杂，涉及到多个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如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中介组织应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通过各种渠道调查、搜集土地流转的供需和市场价格等资料，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区位、价格等信息资料，并加以统计、分析和预测，定期公开，对外公布，接受供求双方咨询，沟通土地资源市场供需双方的相互联系，以提高土地流转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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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当前信贷资金投入不足和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是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本文在详细分析现行金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制约的基础上，以现代金融理论为指导，提出了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约束分析
(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到位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创新，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很不适应。从现行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其市场定位虽然是为“三农”服务的，但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户和个体工商户，从贷款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功能缺位，主要是为粮棉油收购和管理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其他政策性业务 ，如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的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 ，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乏力；目前已经挂牌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因受自身经营管理的限制，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主力军，农信社潜在的风险仍很突出
一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难以发挥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股东大会在农信社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事务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难以行使监督和决策职能。目前，农信社“三会”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等同于法人治理的完善，这种形式上到位和实质上缺位的潜在风险阻碍了农信社的发展。二是增资扩股并未触及产权制度改革深层次问题，农信社内部人控制问题仍然突出。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农信社为了增资而增资，忽视了通过增资扩股改善股权结构，构建有效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出现了存款化股金、承诺保息、甚至贷款入股等违规行为，股本金稳定性较差。
(三)金融 中介组织不完善 ，使众多农业产业化企业因资金制约发展缓慢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但使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 日常经营管理也更加严格、规范和有序。源于民间资本兴建起来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过程中有 86％以上的企业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要求的条件，再加之县域范围内基本没有为农业产业化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担保公司、信托公司或者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农业产业化企业在急需资金时，只能依靠 自身力量，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丧失了许多快速发展的机会，只能在缓慢发展中求生存，不能取得规模效益。
(四)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调整．削弱 了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对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 ，深化改革后调整了其发展战略。推行集约化经营，在县域及农村的分支机构向中心城市收缩，信贷业务向大中城市倾斜，占县域及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份额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据统计，4家国有商业银行从 1998年开始至今．共撤并 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上收了贷款权限，县域网点功能萎缩。
(五)民间融资长期得不到政府的认定和支持，制约 了其对农村产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农业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在银行信贷资金缺位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通过民间借贷融资高达 8000亿元至 14000亿元。民间借贷虽然有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历次金融改革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地位得不到认可、发展得不到支持。致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有资金的不能发放、需求资金的又得不到资金”的双困境地。
(六)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抵押担保制度的矛盾 ，使农业产业化企业有资产而无法抵押
厂房抵押是当前银行信贷通用的一种担保形式，也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担保法》明确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大多数农业产业化企业建在乡镇或村组，厂房用地多是集体用地、宅基用地，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法律上的模糊，造成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很难确定，这种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抵押上的错位。已成为众多农业产业化企业难融资、金融机构难变现、担保机构难担保的“死结”。
二、域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 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各种需求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因此，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时，应从功能视角出发，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标准，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 ，健全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小企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借贷组织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和消除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开展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农业信贷资金供应，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对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
(二)完善农信社的管理体制 ，夯实其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基础
一是把法人治理制度落到实处，增强决策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杜绝管理风险。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足鼎立的分权与制衡治理机制，是农信社顺利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实际操作中，要充分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增强重大经营决策的透明性和民主性，确保“三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推动农信社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扩大增资扩股的范围，引入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或者外资入股，夯实基础，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解决内部人自控的问题。三是对农信社的监管，要与其他商业银行区别开来，在资本充足率、呆账核销、存贷款比等方面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为其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监管环境。
(三)健全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为中小农业企业融资提供专门服务
国外实际经验证明，农业产业化企业因受自身条件限制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规定的条件时。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务便是解决农业产业化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因此，应由政府出面或者出政策，成立各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为产品有订单、订单有效益的农业产业化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同时积极推动民营资本参与组建担保公司，拓宽担保公司资本金来源的渠道；发展信托业务，通过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发行各种信托产品，筹集发展生产所需资金 ；大力兴办金融租赁公司，积极发展金融租赁业务，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租赁服务。
(四)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将宅基地归农民所有，扩大集体用地的使用权，使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农业企业真正享有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含抵押)在内的土地经营权；建立农地使用权登记管理制度，引人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农地的流转，将农地使用权这种固定的财产价值变成流动性较高的价值，优化资源配置，扩充农地贷款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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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宅基地使用权 抵押 抵押登记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2012年7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决定在广东省梅州市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方案》提出要培育完善的农村金融要素市场,推进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这是在农村进行金融改革的创新型试验,也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度的一项建设性试点工作。本文就以宅基地使用权抵押问题为基点对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提出一些适应性建议。
一、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基础理论
(一)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界定我国《物权法》第152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因此,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居民及少数城镇居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附属设施的用益物权。
宅基地是宅基地使用权的物质载体,要深刻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内涵就必须清楚宅基地的所承载的功能。从社会发展方面看,宅基地承载着社会发展和保障的功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宅基地具有居住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对纯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对其土地权益的保护则能更大程度的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能力。当然,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表现在实物保障,有时还表现为心理安慰保障。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社会福利性质。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宅基地具有财产和金融载体功能。农村的金融要素贫乏,土地作为农村具有金融要素功能的资源之一,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条的规定进一步表明,农村宅基地不能够单独流转,但是可以根据房地一体原则而随房流转。
可见,现行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受限制的用益物权,基于其社会保障性功能的考量,现行制度忽视了其财产金融功能,未将其作为纯粹的物权来安排。
(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理论基础1.资源配置优化论这是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经济学基础。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可转让性是产权的一种本质属性,它涉及所有权通过出售或捐赠等方式的变化。不可转让的产权本质上违背了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原则。从经济学来看,土地的利用应该要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土地的动态利用,事实上反映的就是要求土地产权要具有可转让性。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在坚持宅基地使用权归农户所有的前提下,进行抵押流转,使得农村的生产要素处于一个动态的利用状态。
2.权利配置正义论这是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法学基础。利益的正当性评价结果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对于权力配置正义论,罗尔斯提出了着名的正义两原则:第一,最大权利公平原则;第二,差异原则。笔者以为,权利配置正义的两个原则,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实权利配置中可能出现的两个环节:一是权利设定环节;二是权利限制环节。在权利设定环节,必须遵循最大化权利公平原则;而对权利进行限制时,则应当考虑到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遵循差异原则。《担保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禁止抵押的用益物权。如果赋予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那么其从法律上就符合流转的条件。
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立法现状及现实问题
(一)立法现状从现有法律、政策的规定来看,法律严格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直接抵押。此外,我国法律虽未禁止农村房屋的转让,但农村住宅的流转却有严格限制。2007年《物权法》第153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引致到《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务院的若干规定。同时《物权法》184条对禁止抵押财产的范围做了同《担保法》第37条基本相同的规定,将宅基地使用权明确排除在抵押财产之外。2012年7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提出发展以土地金融为核心的农村金融要素市场,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贷款作为改革创新重要突破口。
(二)现实问题1.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无法可依,闲置严重在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对于城乡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目前我国法律关于宅基地制度设计,注重农民房屋的静态保有,禁止将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进行抵押,忽视了农村房屋应有的财产属性。这不仅大大减少了农民生产融资的渠道,也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在农村范围内业务的扩大和发展。而农村居民经常因为农房继承等事实行为而占有多处宅基地。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宅基地及其房屋又没有相应的回收机制,这些多余的宅基地及其房屋也只能被迫闲置起来。
2.宅基地使用权隐形交易屡禁不止,风险大在农村最重要、价值最高的财产莫过于房屋,在农民亟需资金的时候往往是将房屋进行抵押流转,而根据“地随房走”的理念,宅基地隐形抵押流转很普遍。但在这些隐形交易中,由于缺乏法律规范,无法可依,双方的利益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产生很多法律纠纷。而农民知识能力专业水平低,农业保险业务尚未全面展开。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或市场因素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土地流转或地上附着物的价值,这给农民及金融机构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三、完善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度的若干法律建议
(一)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范围通过修订地方法规尽快破除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法律障碍,将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益具体化、法制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完整且有保障的宅基地使用权。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用作抵押,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以登记的方式公示,把这项权利真正落实到农户、落实到地块,提高其公信力,以奠定农地金融制度创新及农地金融业务开展的产权基础。
(二)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期限及登记部门1.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期限因为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现行法律没有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期限,故应在立法层面上进一步探讨,建议立法规定实现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占有和使用最长的期限。参照我国《物权法》第126条规定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这样抵押人不会永远失去宅基地。同时满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加宽了农民融资渠道。
2.设立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登记部门根据农民的实物财产和收益权,建立适合农村土地的抵押登记管理办法。在福建温州试点工作中就规定将试点区的县农业局设立为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登记部门。鉴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管理由县农业局管理,那么可以借鉴福建温州等地的做法,将县农业局设立为抵押登记机关,既有利于宅基地管理,也有利于保障农户利益。
(三)创新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服务体系农村金融创新改革的的步伐不会太快,而应在稳健的前提下进行,并完善相关服务体系。
1.健全评估专业机构建立专业评估机制、设立专业评估机构,出台评估管理、技术规范等有关法律和业务准则,为金融机构开展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提供完善的评估服务。土地管理部门或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也可组建独立的土地流转评估和登记中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培养专业资质评估人员,规范宅基地使用权价值的评估,出具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他项权利证书,为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创造有利条件。陕西杨凌、广东梅州、福建的试验区都将评估机构的报告作为确定抵押物价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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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高度化，但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其要求，出现农村金融的缺失。农村金融缺失的原因很多，制度经济学认为，农村金融的制度缺陷是农村金融缺失的一个重要根源，因而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构建一个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趋向多样化。但是，在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于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严重的资金“瓶颈”。这种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资金少——效益差——农村贫困——资金更少——效益更差——农村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使得许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缺乏金融支持而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和失信惩罚机制。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要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列为政绩考核指标，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此外，工商、税收、金融、司法、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要联手打击逃废债务行为，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国家还应该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包括农村土地产权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构建农村金融财政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制等。
二、金融机构层面
(一)正规性金融层面
我国农村地区的正规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农村信用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即农业发展银行。由于他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因而应该根据各自的业务重点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第一，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地位不动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其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真正成为服务“三农”发展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但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出现了“去农化”倾向，有着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合作”性质退化，“商业”性质增强。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务必坚持“三农”方向，防止“去农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动摇。当前要着力抓好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建设，大力抓好经营和发展，壮大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好支农主力军作用。
第二，大力推动商业性金融立足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从农村市场全面退出，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发挥支农作用，在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即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发掘优质客户，并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开发出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存、贷款种类，在支持“三农”的同时，兼顾自己的盈利目标，开拓经营范围。
第三，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强其“三农”服务功能。一是对农业发展银行重新定位，将其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在做好传统的粮棉油购销储备信贷业务的同时，应适当拓宽业务范围，积极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办理其他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转贷、委托业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支农活动，探索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新路子。二是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进一步扩大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的功能，使国家开发银行能够参与“三农”开发，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第四，加快邮政储蓄机构的改革，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更好地为“三农”服务。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被批准筹建，其业务重点将是面向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民间金融层面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正规性金融的长期缺失，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异常活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农村民间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影响到农村地区的安定与团结。’因此，应该积极推动民间金融合法化，引导民间金融的合理、健康运行，使之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可制定《民间融资法》等相关的法律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样既可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又能使其获得应有的权益和保护；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业行政许可审批，允许民间以多种形式兴办金融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民营银行，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更好为“三农”服务。此外，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民间金融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及时、准确地披露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
三、其他层面
首先，应该积极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农业保险机构。一是要根据农业生产特别是种养业的风险特点，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连续三年的中央的1号文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这充分表明国家应该成立农业风险基金，组建专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为农业信贷机构提供风险保障，监督和管理众多农业保险基层机构。二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保险，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区性合作保险组织。三是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开发适合农民需要的险种，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通过上述措施，在农村地区形成一个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体、农村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为辅的多层次保险体系，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村信贷资金安全，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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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代耕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流转方式，反租倒包模式本质上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双层租赁结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互换、抵押是导致物权变动或设定的流转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行为是一种设定与永佃权相当的次级承包经营的行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运作过程中，农民一般是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次级承包经营权并将该权利移转给合作社或者公司，从而获得相应的股权。
“流转”是一个来自于生活的术语，它包含了一系列法律性质与法律效果各异的由法律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角度来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所进行的依法处分自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在农村土地上设定物权性负担、债权性负担或者其他相关权利的行为。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抵押、出租、入股等。据统计，到 2008 年底，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1． 09 亿亩，占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8． 9% ，其中通过转包占 54% ，出租占 26． 2% ，转让占 6． 2% ，互换占 4． 4%，入股占 4． 4%，其他占 4． 8%（注：数据来自朱隽： 《农业部： 土地流转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人民日报 2009 年 8 月 2 日，参见 http： / /nc． people． com． cn/GB /61154 /9771278． html，最后浏览日期 2010 年 2 月 15 日。）。到 2009 年 9 月，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比例升至约11% ，在浙江等省份，流转比例已近 30% ，各种流转形式所占之比例基本与 2008 年底持平（注：数据来自刘凌云： 《土地流转改变中国农村》，新财富 2009 年 11 月 13 日，参见网页 http： / /www． p5w． net/newfortune/qian-yan /200911 / t2670878． htm，最后浏览日期 2010 年 2 月 15 日。）。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异常迅速的形势下，探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出租、代耕、反租倒包、互换、转让、抵押、转包以及入股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的法律属性、法理内涵及制度完善问题，对于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权利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土地承包经营法》第 32 条以及《物权法》第 128 条集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作出了规定。从其内容来看，我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区分为家庭承包方式获得承包经营权与通过非家庭承包获得承包经营权，并分别对其做出了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不能用来抵押，流转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 通过非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则几乎不受限制，可以转包、出租、互换，可以进行抵押，下面我们主要对通过家庭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代耕、反租倒包的法理分析
从法理分析的角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代耕、反租倒包是三种典型的债权式流转方式。出租是产生租赁关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法办法》对此解释道： “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出租是一种产生租赁关系的行为，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因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租赁契约的有效存在与承租人对土地的实际占有为承租人支配土地的权利依据与事实基础。承租人在占有承租土地的占有关系之长期存在进一步强化了承租人对承租地的权利，使承租人近乎享有一种基于债权关系而产生的对物的支配效力，但这并不能改变土地租赁法律关系依然是债之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出租承包经营权合同除了需遵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外，可以由出租人与承租人自由协商确定。由于出租对应规范的租赁契约形态，出租这一流转方式在实践中获得普遍认同，相关纠纷也较容易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而解决。
我国农村地区还普遍存在代耕现象。“所谓代耕，是指承包人在不改变与集体的承包关系的情况下，以支付一定对价为条件，委托他人或经济组织在其承包地上进行耕种的行为。”[1]在代耕关系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由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发生移转，受托人以承包方的名义在承包地上进行耕种，代耕实质上是一种创设债权债务关系的普通债权行为。在代耕法律关系中代耕人以代耕合同为基础，享有基于债权与占有事实而产生较租赁关系更为短暂的对农地的支配性权利。代耕形式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带有一定代耕特征的“托管”流转方式出现。“托管”流转模式在实践中具体的做法是由农户组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或称土地合作社) 为无暇或无力耕种土地的农户代为管理和耕种土地，由被代耕的农户向合作社缴纳一定的管理及生产费用。托管农地的合作社可以对委托其代耕的农地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和规模化经营，表明“托管”模式下的代耕并不完全同于农户之间自发的代耕[2]。
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反租倒包的经营形式。反租倒包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顺义地区进行试验农场规模经营，该试验农场经营的基本方式是土地承包给农民，在此基础上土地再租赁给集体或者集体中的具有机械化或者规模经营能力的大户。目前反租倒包在沿海地区发展较为迅速。反租倒包的基本做法是在坚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将土地反租给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再由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将土地租给种田大户或者农业公司，由他们进行土地的规模经营。反租倒包后种粮大户或农业公司会雇佣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反租倒包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会提高农业的集约经营程度。反租倒包为主要形式的规模经营需要农民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来保障，并须在保障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及其收益权的前提下才能实施。同时，反租倒包要求种粮大户和农业公司必须进行高附加值的农业经营以弥补农业产业自身的不足，这也制约反租倒包的发展。反租倒包模式的特点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双层租赁结构，即农户以租赁的方式将土地租赁给集体，集体再通过转租的形式将土地租赁给种粮大户或者公司。在反租倒包中，集体再次将土地权利流转第三方时使用了“包”的用语，但实质该次流转依然是一种土地权利的租赁。由于集体通过反租形式从出租农户那里获得的是一种以土地为标的物的债权以及依据该债权而享有的基于债权关系的支配权，所以集体在“倒包”中所能转移给种粮大户或者公司也是一种债权和基于债权关系的支配权。“返租倒包”中的包字的应用说明了现实中存在着强化租赁权保护承租人的现实需要。在反租倒包的过程中，要谨防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等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强迫农民出租自己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导致农民难以再以土地为基础进行农业经营，形成种田大户与农业公司对农民土地的变相兼并。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的法理分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互换是涉及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两种重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法律处分的最彻底方式，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其拥有的未到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给他人的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导致了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经营权的消灭和受让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为了保障农地被合理用于农业经营，《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都要求“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除此之外，法律针对“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对于家庭承包，转让前提是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收入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经发包方同意（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 41 条规定： “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这实际上是继承、总结并提升了司法实践最初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规定。）； 对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没有被设定任何的限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过程中，存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否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 条“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并不符合法理。“考虑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当所有权属性，考虑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对集体成员变动的积极影响，也考虑到历史上中国的土地权利是高度流转的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不需要代行主体同意的状况，笔者认为未来立法应当取消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需经过发包方同意的限制。”[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给他人行使，自己行使从他人处换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一般只限于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针对这一点《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40 条规定： “承包方之间为了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互换所导致的物权法效果是两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发生变动。从性质来说，互换在量上是两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相互转让行为的结合； 在质上，互换是一种特殊的转让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即这种转让仅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不会引起集体共有人的变动。因此，互换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范围有限。农户互相之间互换耕地，可以达到便利耕作、避免农地的过分细碎化的效果。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转让与互换时，存在的问题是何时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效力。《物权法》第 129 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该条的规定来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与互换不需要经过登记就可以实现，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与互换合同发生效力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仅仅是发生对抗效力的要件。
将登记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优点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可以较为容易的实现，缺点是其会带来纠纷并危及交易安全。由于未经登记就可以产生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效力，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客观上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多次转让，产生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多次转让问题。理论上，承包经营权人将承包经营权第一次转让后，就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由于未经登记原承包经营权依然存在着权利的外观，其依然存在着再次转让原承包经营权的可能性。在原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数个权利人的情况下，谁才是真正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的问题就产生了。确立“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仅仅在有限范围内解决了这一问题，它明确了登记人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最优的效力，从而在确立了一个判定谁是真正权利人的规则。但是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在理论上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是一个处分行为，权利人仅能进行一次该种行为，即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将权利转让给第一个受让人时，他就应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将不能再次进行以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即按照物权变动的基本法理，在仅依转让合同就可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第一受让人将取得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产生转让效力的逻辑结果应当是仅仅第一个受让人才能取得承包经营权，其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应当具有排斥一切干涉的效力。第一受让人的承包经营权具有排斥任何其他的承包经营权的效力，即它的承包经营权的存在将导致其他任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不能。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未经登记，原承包经营权人依然享有权利的外观，依然会有第三人与之签订转让协议而受让承包经营权。严格的讲，由于原承包经营权人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其第二次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就成为了无权处分，不能再直接发生权利变动的效力。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第三人都会信赖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外观，而与之共同进行再次转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第三人代表了交易的秩序，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就具有合理性，“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保护第三人的合理规则。“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一个形式前提是原承包经营权人的受让人都取得了“承包经营权”，只是效力上有所不同，登记的“承包经营权”的效力强于未经登记的“承包经营权”，其贯彻的结果也正是登记的权利人的权利排斥了其他权利人。显然，“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与其前提转让合同生效时权力转移的规则相矛盾。总之，《物权法》为土地承包营权转让所设定的转让合同生效时，承包经营权转让，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与矛盾，既不利于物权与债权的真正区分，也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真正实现。
《物权法》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这一规则着眼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普遍进行登记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少转让的现实，带有现实主义的气息。在当前中国农村依然保存着历史上形成的“差序格局”，依然是“熟人社会”情况下，这一规则还具有一定适应性。但是，现在农村人口流动的趋势已经出现，很多农民已经开始流入城市进行非农劳动，并试图在城市定居； 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民也已经开始就近工业化，在当地转变为产业工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需要已经出现。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与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普遍化，这一模式不利于交易安全弊病必将会带来大量的农地转让纠纷，危及农地流转秩序的建立。
此外，互换与转让中展现出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模式偏离了《物权法》总则部分要求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在登记时实现的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虽然这一模式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在土地登记机关在农村并未普遍建立的情况下，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中国农村中最重要的物权，它对《物权法》总则中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偏离，会使农村土地物权变动模式呈现出总体上偏离《物权法》总则的危险。从各国( 地区) 立法的经验来看，各国( 地区) 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模式一般都是统一的，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均是如此。因此《物权法》应当在未来适当的时候修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与变动规则，应当在承认已经设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逐步将其变更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登记时设立与变动的规则。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在农村普遍建立之后，需要逐步实现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普遍登记，对于历史上已经设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未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限制其转让，建立起不登记不能转让的规则。对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49条确立一个近似的不取得承包经营权证不能流转的原则，该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未来的农村土地立法可以吸取这一经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 条规定：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对此作反面解释，则为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不能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49 条确立了一个通过其他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获得权利证书不能变动，甚至是不能流转的原则。从实现来看，它在运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未来我国《物权法》的修改需要在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已经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登记不得转让的规则。）。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法理分析与次级承包经营权的创设
转包是一种产生时间最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也是现实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转包最初发生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后来也主要被界定为发生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农业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2005 年) 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定义为“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一般被称为“转包户”，接受转包的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被称为“接包方”。由于转包是来源于实践而且未经过准确定义的词汇，因此，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该词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践中含义很不确切。转包这一词汇在实践几乎包含了集体成员之间的大部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短期的、长期的、不定期的转包都存在。
从法律规定来看，转包是一种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互换、转让并列的流转方式。问题是转包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转让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区别? 转包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涉及到转包的一个最重大的法律问题就是转包的法律定性问题。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第 35 条来看，该办法依据中国农村中对这一用语的现实使用状况，将转包和出租的区别主要界定为流转对象不同，前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后者无限制性规定。但是这种区别显然不是本质性的，如果仅仅是流转的对象不同，但是权利属性上却完全一致，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就可以完全并入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的范畴。但是，法律一直以来都是将转包作为与租赁相区别的方式，而未将其并入到租赁之中。如果转包确实是与租赁不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那么就需要深刻探讨两者之间的区别。
从法理上讲，转包应当被定性为一种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再次设定一种与永佃权相当的新物权的法律行为。
首先，转包行为是一种包含着设定支配权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包”字在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用来指称农地物权设定的趋势，“包”的这种含义最初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在转包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应用。在大部分农民群众朴素的法律意识中，“包”和“租”字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通过“包”获得的农地权利在效力上强于通过“租”获得农地权利。在农民朴素的观念中，在转包的过程中，原承包经营权人所享有的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效力( 绝对效力) 通过“包”的方式传递给了“接包方”。因此，转包所产生出来的效力高于出租。这种权利传递的结果使得“转包户”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接包方”，不得以支付违约金解除承包合同为由而排斥掉接包方对接包地的权利，正如同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发包方不得干涉、收回承包地一样，即一旦转包后就形成了一个直接对农地的权利，在转包合同规定的空间内既使原承包经营权人也难以排除接包人的农地权利。农民的这种朴素观念是简单的，但是其中却蕴含着物权与债权区分的深刻法理。转包后既使转包人也不得排除“接包方”的农地权利，说明“接包方”的农地权利是一种对物的支配权，是一种绝对性的权利。
其次，转包迥异于产生债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从《流转管理办法》第 35 条来看，该办法依据中国农村中对这一用语的现实使用状况，将转包和出租的区别主要界定为流转对象不同，前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后者无限制性规定。但是这种区别显然不是本质性的。在理论上，出租是一种产生租赁关系的法律行为，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因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通过租赁方式设定的农地权利首先表现为承租人对出租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对出租人的约束性使得承租人可以以此为纽带而使用农地，即在租赁关系中，承租所获得的权利首先是指向出租人的，以此为基础才表现为对农地的权利。在租赁关系中，出租人负有一项将农地提供给承租人使用的义务，在他遵守契约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自己履行契约的行为而使承租人得以使用农地。但是，他同样可以选择不履行契约义务，承担违约责任而排除承租人的权利。在转包关系中，“接包方”享有一个直接支配农地并排除包括转包人在内的所有人进行非法干涉的权利。从法理的角度来看，转包与租赁的本质区别在于转包是一种产生新物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而租赁仅仅是一种产生债权性土地权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
再次，转包完全不同于彻底变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虽然政策文件与立法文件都一向将转包与转让并列，但转包与转让的区别是明显而根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最彻底的处分方式，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其拥有的未到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给他人的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导致了原承包经营权人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和受让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在转包的情况下，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经营权并不消灭，只是在其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物权性的农地权利。由于在同一时刻只能存在着一个直接占有与使用农地的土地权利，因此，转包的结果只能是“接包户”直接占有承包地进行经营，而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虚化为一种间接占用农村土地虚化性权利。在转包关系中，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仍可以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而保持着其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向接包人收取地租； “接包人”以其所享有的支配农村土地的权利为基础，占有并使用着农村土地。
在理论上，转包的法律性质应当定位为新物权———次级承包经营权的创设。实际上，转包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与永佃权相当物权，接包人所享有的权利基本符合承包经营权的定义，接包人享有了对农地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是，接包人所享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承包经营权又与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经营权不同。接包人的承包经营权是以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经营权为基础设定的，并事实上限制了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经营权，使后者仅仅只能在价值形态上实现。由于接包人的承包经营权是以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经营权为基础设定的，因此，可以将之称为次级承包经营权。由于原承包经营权人不再直接对农村土地进行直接的占有和使用，仅仅由次级承包经营权人对农地进行直接的占有和使用，因此，承包经营权与次级承包经营权是可以同时存在于农村土地之上的。承包经营权与次级承包经营权可以同时存在于农地之上的事实说明通过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更接近所有权，而不能被简单的归入用益物权的行列。从大陆法系的农地权利设置状况来看，他们一般在农地所有权基础之上再设定永佃权( 农用权) 或者农地租赁权，通过永佃权( 农用权) 来实现非所有权人( 永佃权人) 对农地的稳定性的支配与利用。由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在性质上与西方国家的农地所有权最为接近，因此，我国允许在通过家庭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上设定次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允许在农地上设置永佃权( 农用权) 是相同的。
虽然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立法已经明确肯定了转包这种流转方式，但是并未能明确地将转包的后果界定为次级承包经营权的设定，这导致了现实转包状况的复杂与混乱。实践中，农民一方面朴素地认为转包产生的权利强于租赁产生的权利，转包合同较之于租赁合同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转包合同中一般含有特定期限内不得变动的条款，这些条款也在纠纷中为法院强制履行的判决所认可。另一方面，由于转包所产生的农地权利的物权效力没有被法律所明确确认，转包在事实上处在一个模糊的灰色区间。在通过转包设定次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在现实中已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物权法》应当及时对之进行归纳和总结，明确将转包的效果界定为次级承包经营权的设定。《物权法》第 128 条着重列举了转包、互换与转让等三种流转方式，将转包与带有物权变动性质的互换与转让方式并列在了一起，说明了立法者已经意识到现实中的转包带有设定次级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只是鉴于对转包的设定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属性认识还不够清晰，而没有明确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现实中的带有租赁性的转包关系抽离出转包的概念，将其还归入租赁的范畴； 同时，归纳现实中转包设定次级承包经营权行为共同特定，建立起可以在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之上设立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则，并最终将这一规则扩展到通过其他方式设定的承包经营权之上。在理论上，将转包的效果界定为物权性次级承包经营权的设定，并构建完全不同于租赁的次级承包经营权制度，有利于实现民法体系的完整与清晰，是最优的制度选择。
对于因转包而产生的次级承包经营权的存续期期限，笔者认为立法应当斟酌现实状况酌情设定之。在日本，永佃权的存续期间为 20 年以上，50 年以下。如果设定的永佃权期间超过 50 年，将被缩短为 50 年。这一期间可以进行更新，但从更新之日起，不能超过 50 年。未以设定行为确定的永佃权的存续期间，除有特别习惯外，其期间为 30 年( 《日本民法典》第 278 条)[4]。我国旧民法则认为永佃权应当是永久性，不得约定期限，否则将被视为租赁( 第 842 条) 。我国台湾地区在长期沿用旧民法的规定后，将永佃权修改为了农用权。按照相关规定“农用权之期限不得逾20 年，逾20 年者，缩短为20年”，其立法理由是农用权的期限，如果“过于长久，将有害公益，经斟酌农业发展、经济利益等因素，并参酌‘民法’第 449 条规定而为规定”[5]。考虑到我国历史的永佃权一般都是长期的，旧民法也未设定最高期限限制，而我国现实中出现的转包其期限也长短不一，笔者认为对于因转包而生的次级承包经营权应以不设定最高期限为宜。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民法的规定，为次级承包经营权的设定，设置一个最低期限。考虑到现实中转包的期限一般都不太长以及次级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规定为不低于 2 年，低于 2 年的应当延长至 2 年； 2 年以上的期限可以由当事人以设定契约设定之； 对于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而进行的农地租赁，笔者认为应当继续贯彻《合同法》中设定的农地期限的下限性规定，即农地租赁在期限上不能超过 20 年，超过 20 年的缩短为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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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理问题分析及制度创新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本质上是一种旨在设定担保物权的法律行为。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通过抵押的方式进行流转，1995 年颁布的《担保法》第 34 条允许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在获得发包方同意后抵押，第 37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这些集体所有的土地之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1996 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重申了四荒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的法律政策。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规定： “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对因此而造成损失的，当事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解释否定了在通过家庭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的可能性。《农村土地承包法》基本上继承了《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其第 49 条规定农民可以通过抵押方式将“四荒”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
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抵押问题一直都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反对者认为农村的社会保障尚未建立，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会导致农民丧失农地，从而诱发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后，执行抵押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存在着困难。支持者认为农民有着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从而获取贷款的巨大需求，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会妨碍农民的自主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价值难以显现； 在农村金融体系还不健全，农民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禁止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会进一步造成农民从事农业资金的短缺。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能够抵押的争论中，反对农地抵押的观点占据了上风。最终，《物权法》仍旧继承了《担保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禁止了通过家庭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而认可了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方式获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物权法》第 180条第 1 款规定“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 同时，《物权法》第 184 条又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可以抵押的外，不得抵押，否定了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物权法》第 187 条规定，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由于抵押合同的签订并不直接导致抵押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而仅仅使当事人负有进行抵押登记设定抵押权的义务，因此，抵押合同在本质上为设定义务的负担法律行为。事实上，当事人在抵押权设定意思表示推动下进行的抵押登记行为直接导致了抵押权的设定，是一种典型的处分法律行为。
总体而言，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除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外，以家庭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农民在交往中自愿签订“抵押协议”，在债务不履行或者无法履行情况下，协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债的情况。这种情况说明，法律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情况下，并不能达到防止农民因债务负担等而被迫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能性，相反，它只会造成农民的融资渠道不畅与财产价值的低估。此外，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法律不承认农地抵押的情况下，上述“抵押协议”并不产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效果。但是，债务人如果在债务到期后，仍然愿意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来抵销债务，在没有任何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会最终发生承包经营权“事实上”转移的实践效果。另外，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获得法律认可的情况下，而法律却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实有难以解释之处。既然《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已经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条件下转让，而土地抵押的最为严重的预期法律后果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因此，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既然法律允许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就应当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其次，在法律上，土地是可分物，农民都可以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量上的分割，对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在时间上，既可以将剩余的全部承包期限的承包经营权抵押，也可以抵押一段期限内的承包经营权。如果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部分抵押或者一定期限内的抵押，农户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土地这一基本的生活保障手段，即抵押权的实现并不必然导致原承包经营权人丧失承包经营权，农户的生活也不会因此而遭受毁灭性打击。同时，农户抵押进行融资的结果往往是从事新的生计行业，可能为承包经营权人最终提供新的生活支持。在对部分时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时，在制度上可以考虑，一旦拍卖成功，则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一个次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次级承包经营权期限届满或者权利人放弃次级承包经营权后，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恢复至原初对土地的支配状态。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随着我国的农村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途径的增加，农民对土地依赖性已经大大降低，农民的就业渠道日益多元化，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也日益增大，土地对农民的自我保障功能日趋弱化。在东部的很多地方与中西部城镇郊区，农民已经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很多农民需要通过融资来转换自己的身份，从事新的产业经营。另外，农地的不能充分流转导致了西部很多地方出现了弃田抛荒现象，土地资源出现浪费，允许农民在土地上设定抵押权可以起到整合土地资源的作用。笔者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就业渠道拓宽，以及农民生活保障的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立法应当适时承认农村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另外，考虑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相当于所有权的性质，中国传统的土地物权具有充分流转的传统，也应当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满足农民融资的需要。如果仅仅是担心农民彻底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考虑恢复中国古代的典权制度，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活卖”，在制度留下农民重新获得自己的承包经营权的可能性。
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密切相关的一个法律问题是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承包经营权可否抵押的问题。考虑到抵押权的设定和执行完全有可能导致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丧失，我国现行立法一直采行禁止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立法规定。但从实践角度来看，2009 年前后，用于抵押贷款的林地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四荒地的范畴，此时如果严格贯彻《物权法》规定，采信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则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一切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都不能作为抵押的客体，那么即使已经就此签订抵押合同并进行了抵押登记，也不能产生抵押权设定的效果，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之抵押贷款将转变为没有抵押权担保的贷款。这样的结果既打击了金融机构对农民发放抵押贷款的热情，也抑制了农民的现实融资需求，启迪着立法机关去重新思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问题，突破农村发展的瓶颈。事实上，农民都可以对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量上的分割，而自主决定抵押哪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既可以将剩余的全部承包期限内的承包经营权抵押，也可以抵押一段期限内的承包经营权。当农户仅将一定时间段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时———如林权的抵押多是如此，抵押权实现时其仍保留有剩余时段的承包经营权，就不会因抵押权的实现而完全丧失承包经营权。当农户将全部剩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时，可以考虑前述在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新设定一个“次级承包经营权”的办法，抵押权实现时，该次级承包经营权转移，但当其期限届满或者权利人放弃后，原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就回复至原初对土地的支配状态。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理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采取了一种慎重对待的态度。对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获得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表述是“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生产”，对于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承包经营权该法仅仅用了入股这一术语进行了表述。在政策导向上，目前国家的政策导向是鼓励农民通过入股方式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而不鼓励农民组建农业公司。在这里，论文主要以物权法为视角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中的权利转移问题进行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理分析，以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正确认识为基本入手点，即我们在理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时，必须认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对农村土地进行占有、使用与收益的物权，是一项可以由权利人对该项权利进行一定处分的物权； 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上相当于传统民法中的农地所有权，它居于农地物权体系基础性层次；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可以再在其上设定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可进行土地权利租赁，从而形成土地物权或者土地债权叠加的不同层次。以此为基础，笔者认为大部分农地股权都是以物权为基础，以债权为基本运作形式，带有复合性权利特征的土地权利。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独立于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地使用权。这一新的农地使用权在形态上表现为原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结合在一起，或者依旧独立的成为一个或几个新的土地权利的支配对象，但是通常情况是以将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客体结合为一个新的土地权利的客体为常态。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是一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聚合，即若干集体组织成员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或者变动方式，以统一的行为，或使数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涵盖的标的农地归于一主体，或使数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并于一主体的流转方式[6]。入股后通常会产生一种新的农地权利( 大多数情况下是物权) ，这一新的土地权利一般都要归属于新成立的或者已经存在的合作社或者农业公司等法人机构。这些机构在人格上独立于原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可以在入股后使用原有的农地，也说明了入股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土地权利。这些法人机构以新产生的农地权利( 主要是物权) 为基础来实现对入股的农村土地的支配，这是农地股权中所包含的物权性一面。
其次，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入股与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入股并不完全相同。通过家庭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本身并不能完全消灭原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针对具体地块进行个人化的结果，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经过客体范围的分割并个人化后内化到了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弹力性与回复性也使得家庭承包经营权具有了弹力性与回复性。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在承包经营期满后按国家规定的继续承包意味着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延续存在，即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不断继续承包而获得新生。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入股不是一种原有土地权利的转让，而应当是一种新的次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一般都是将一定期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或者是将一个承包期内剩余期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承包经营权入股是一个异于原承包经营权的次级承包经营权设定并转移的过程，承包经营权人的原承包经营权在入股后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受到新的次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限制。对于通过非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由于其属于带有期限的典型他物权，因而，其入股可以通过转让这种土地权利的方式来实现。
最后，入股以后，农民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大都转变为另外的一种运作方式。首先是最基本的债权式的运作方式，即向合作社或者农业公司进行请求获得一定的利益的权利。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转让、创设一个限制原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来实现农地权利形态的价值化，获取一定的农地收益。换言之，合作社或者农业公司获取对农地支配性的权利或者其他权利是有代价的，即是以为自己设定一项义务或者负担为代价。在农民放弃原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新的物权( 次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并将该项权利移转后，农民向合作社或者公司等请求获得利益的请求权就成为农民最为重要的权利。与此同时依据股权的特性，农民将土地权利入股的同时，也产生了一项参与合作社或者公司的管理与决策的权利。
总之，农地股权，大都属于以物权为基础、以债权为运作形式的复合性土地权利。农户在将其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时，一般是在该承包经营权上再设定一个低于剩余承包期限的“次级承包经营权”，并以此入股组建公司。农户入股时仍保留原承包经营权、而仅向合作社或者公司移转次级承包经营权，因此合作社或者公司破产时，受到处分的仅仅是次级承包经营权，而不会导致原承包经营权的彻底变动。
结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代耕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流转方式，在出租与代耕法律关系中，承租人与代耕人均享有基础债权关系与占有事实而产生的对农地的控制性权利。反租倒包模式本质上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双层租赁结构，即农户以租赁的方式将土地租赁给集体，集体再通过转租的形式将土地租赁给种粮大户或者公司。转让、互换是导致物权变动的流转方式。在法律已经允许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设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互换的基础上，应当逐步允许该种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允许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次级承包经营权，并将给次级承包经营权抵押。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明显不同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与出租，转包行为是一种包含着设定支配权意思表示的处分法律行为，转包的后果是设定与永佃权相当的次级承包经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运作过程中，农民一般是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次级承包经营权并将该权利移转给合作社或者公司，从而获得相应的股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形成的农地股权是以物权为基础，以债权为基本运作形式，带有复合性权利特征的土地权利。鉴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各种流转形式的法律属性与运作机制的差异性与复杂性，立法机关必须在准确把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种流转形式的法律属性与运作机制的基础上，进行法律塑造； 司法机关也必须在准确把握各种流转形式的法律属性的前提下，进行司法裁判。
注释:
[1]孟勤国，等．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 法律出版社，2009． 81．
[2]李军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分析及其法律思考[J]． 河北法学，200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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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三瀦信三． 孙芳译． 物权法提要[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18、119．
篇8
[论文摘要]我国的农业化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我国是实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家庭经营始终应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坚持的原则。本文认为，“超大模式”动摇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同时提出农业产业经营模式的最有效途径应是“土地家庭经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产业化作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主要经营模式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作为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大现代农业集团提出了一种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即“公司基地一体化，农民工人化”。
对于这种模式，有人认为其对于引导国内外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土地“流转”到那些龙头企业，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或是遭遇其他市场风险，谁来保护“农业工人”的利益。当然，超大这种崭新的经营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不容抹煞，但是农业产业化是否一定要把土地交给龙头企业，“超大模式”是否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超大模式”，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关于“超大模式”的特征分析
“超大模式”的核心是实现“公司基地一体化，农民工人化”。其具体做法是：公司基地建设所需土地，由地方政府作为中介向农民租赁，租赁期一般与农民承包期相一致。通过土地有偿租赁的形式把农民的耕地经营权租赁给公司，这样基地相当于一个车间，农民相当于这个车间的工人。农民除了定期向“超大”收取租金外，还当起了超大产业的“产业工人”，不仅有效解决了结构调整中缺资金、缺技术、缺信息的困难，还避免了自然灾害风险、自主经营的市场风险及生产上的技术风险。
二、“超大模式”的效率评价
“超大模式”的实质是资金或技术所有者依赖土地经营权来实现三种要素的组合，它改变了土地经营主体，并且使土地的集中程度提高，具有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特征。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种模式对改变农业的经营方式，迅速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有明显的作用，但是更进一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来分析，我们不难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微观层面：企业内部存在过高的成本
“超大模式”实际上就是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而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内部存在过高的成本。在农业生产中，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者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机会主义和偷懒的动机，因此农业产业中的劳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中的劳动一样，劳动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投入，劳动的实际供给才是一个有效的投入。而在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的最终成果缺乏之间联系的情况下，劳动的实际供给显然取决于劳动监督的有效性。然而，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增加了劳动监督的困难。与集中的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散布于广阔的空间。因此农业生产受时空的影响，劳动监督极为不便。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所使用的劳动力越多，经营者与直接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就越远，有效地组织劳动者并激励其努力劳动的难度也就越大。因此，随着企业投入精力的增多，劳动监督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二）宏观层面：
1．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据了解，很多农户与超大集团都没有签定过正式的书面合同，有关基本工资与效益工资的确定、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的安排都是口头承诺的。农户们的真正意愿没有得到反映，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公司于农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公司与农户存在力量不对等的问题。正由于这两方面的客观差异存在，使得农户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公司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公司可以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不与农户发生契约关系。由此农户便无法参与企业运作模式各方面的商讨中，使得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2．缺乏有效的劳动计量，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对任何经济活动来说，劳动者之所以有工作的积极性，是因为其每一份边际努力都能得到一份边际报酬。如果缺乏有效的劳动计量，就无法真正实现按劳付酬，劳动激励的作用势必大大减弱。在家庭经营模式中，由于每一个农户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的收入基本是该农户投入劳动的成果。劳动越多，劳动质量越高，农户所得就越多。农户的每一份边际努力都得到了一份边际报酬，并且闲暇与偷懒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劳动者的私人成本，从而产生最大的刺激激励。而“超大模式”的扩散有可能肢解许多家庭经营的农户。当这些农户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的细胞，不再发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功能时，农业的生产效率将受到重大影响。
3．存在逐渐瓦解家庭经营制度的隐忧。土地集中规模经营虽然显露出一些优势，但公司凭借资本、信息和技术优势抢占农村土地。公司进入农村经营土地，虽然在名义上他们获得的仍然是土地的使用权，但由于价格低、面积大、期限长，他们事实上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真正主宰。原土地上的主人变成了新土地主（公司）的雇工或“佃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冲击了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家对公司进入农村经营土地都有较严格的限制，如美国很多州都制定了限制公司从事农业活动的立法。
“超大模式”动摇了家庭经营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所谓的农业产业经营，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或各种中介组织的带动与连接，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诸多环节连接为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多种形式的一体化经营，形成系统内部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利益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式。
在中央发出的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就有如下表述：“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当是公司带动农户，而不是公司替代农户。为稳定农业、稳定农村，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的承包地。地方也不要动员和组织城镇居民到农村租赁农户承包地。”因此，“超大模式”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宜大力推广借鉴。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理想选择
农业产业化应始终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随着农业劳动者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家庭经营规模会逐步扩大。但家庭经营制度不会改变，是长期存在的基本制度。同时，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业生产率增长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所以农业产业越进步，影响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自然界限就越退缩”，而社会因素的作用就越大。如今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正是产业进步的产物，急需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产业化的理想经营模式应是土地家庭经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随着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家庭经营仍然是农地经营主体，并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而兼容大规模经营的优势。这种方式的规模经营，其重点不是用行政手段集中农民的土地而是强化农户作为独立的商品者的地位，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一，规范和完善农户面临的不完全竞争的，不均衡的市场经营环境。
农户作为独立运作的农业企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都是根据市场给出的信息来经营。因此，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一定要把市场放在首位，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内在的，真正的龙头来看待。只有在完全竞争、均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者才能拥有交易的全部信息，才能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在这种市场交换中，供求双方就会在均衡的买卖价格中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合理经营关系，农户与其他方面的最优化的经营关系通过市场买卖就能直接实现，农户不但能得到整个产业化流程甚至全社会的平均利润，而且在一定风险的压力下有竞争力的动力和约束。这时市场机制会调节社会的农产品需求，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从而改变农户的经营内容范围。
第二，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建立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一是坚持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核心，做好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二是大力发展各种经营组织，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2、建立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一是要及时、准确地提供市场经济信息；二是要适时解决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以便能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农产品的生产；三是要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服务体系，以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四是要提供农副产品的销路，提高农副产品的增值能力；五是要提供方便的运输，加大农产品的流转，确保货畅其流，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3、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科教服务体系，通过广泛深入农村服务，使农业的技术应用得到保障，通过大力普及科技教育和文化教育，培养新一代农民，使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4、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农村金融组织，实行农业投入主体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要扩大服务领域、改进服务质量，农业银行、农业开发银行、农村信用社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开列农业贷款专项资金项目，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要积极发展农村各类金融组织，构建新型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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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尤小文，农户经济组织研究[m]湖南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
[3]秦庆武、许锦英。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篇9
关键词：华润希望小镇；土地流转；农业专业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7.074
华润百色希望小镇位于百色市右江区永乐乡距百色市城区20公里，面积约4.15平方公里，辖6个村民小组328户1342人，土地面积共计9805.43亩。华润希望小镇建设过程中通过成立润农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分社引导当地群众以土地入股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帮助农户开展产业化经营，以期实现“土地增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三增原则”。本论文希望借助对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土地流转方式的研究，从流转程序、产业规划、服务配套及平台搭建等多角度研究和寻找解决广西农村土地流转面临困境的方法。
1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人多地少、地形复杂导致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细小分散是广西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现状。近年来，广西积极克服地形地貌限制不断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经营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1.1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
1.1.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逐步增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统计显示，2010年，广西农村土地资源流转面积334.9万亩，占全区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11%，涉及农户120.05万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14%；2013年，广西农村农户承包地流转面积累计520多万亩，占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15.66%，涉及178万多农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18.07%；2014年，全区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累计628万亩，占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18.81%，涉及196万户，流转明显加速。
1.1.2流转形式趋于多元化
在各地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站的指导下，农村土地流转不再是过去简单的熟人、亲戚、朋友、邻居之间因外出务工而进行的土地出租和互换，流转形式也由过去的出租、转包、互换为主逐步转变为多种形式并存，其中规模化出租、整合互换和入股呈快速增加的态势。据统计，广西农村农户承包地流转总面积中，各种流转方式为：转包95.5万亩，占流转总数的18.37%；出租350.05万亩，占67.32%；入股5.76万亩，占1.11%；转让8.52万亩，占1.63%；其他方式流转60.17万亩，占11.57%。
1.1.3新型经营主体不断进入土地流转市场
各地都在积极引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工商企业、家庭农场等主体进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逐步形成了“公司+农户”、“农户+合作社+企业”、“基地+农户”等几种主要的土地流转模式，比较典型的模式有龙州上龙村的“小块并大块”、江州区的“土地集中整治”、横县朝南村的“承包土地集体合作”、富川田洲村的“承包地互换”和西林的“承包地季节性流转”等土地流转模式。
1.2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相较于江苏昆山、四川成都等较早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成熟地区，广西地区由于起步晚，地形复杂，土地细碎等多方面原因，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2.1农村土地流转行为规范化程度低
当前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刚起步，土地流转行为在非活跃区域大多处于自发阶段，土地流转缺少规范和引导，多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发生的农户间的小规模土地流转行为。此种情况下农户间多为口头协议，并未进行登记或者公示。部分地区由乡镇政府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开展的农村土地规模化流转也因为没有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合同等文件作为参考，即使签订合同也存在手续不规范、条款不完备、合同各方权利义务约定不清楚、土地流转登记管理难度大等问题，当土地流转流出方和转入方发生经济纠纷时也会因为没有完备手续作为参考协调处理难度大。另外在土地流转后的生产环节，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对监督义务进行规定和指导，导致土地流转后未按约定生产要求开展生产工作，而是将土地用于非农用途，例如开发度假村、修建固化建筑等破坏土壤肥力难以复耕的情况。因此，通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引导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1.2.2农村土地流转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
广西各地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规划欠缺，对一定期限内流转土地区位、数量、用途等没有制定专项规划，导致土地流转后难以形成产业集聚，不能发挥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具体表现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土地流转区位没有进行统一规划，东流转一块地，西边流转一块地，流转地块间从事的种植产业不同，难以同时为这些地块提供统一的交通、供水、设施设备等配套服务。二是土地流转后发展何种产业没有统一规划，即使有规划，如统一种植小番茄、香蕉等农作物，但在后期销售环节因为没有销售基地而导致产品供过于求，承租方的收益降低而不能及时支付农户土地流转的费用。在百色、田东、田阳等地调研土地流转的情况时发现，承租商、合作社等反馈最多的问题就是土地流转后大规模种植的产品没有销路，而且因为当地没有知名的品牌营销策划提供商，导致好的产品卖不出去，卖不了好价钱，从而难以取得较好的土地流转收益。鉴于以上情况，为了更好的开展土地流转工作，不能只重流转，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要从产业集聚和发展角度，对土地流转后的使用环节进行指导和帮扶。
1.2.3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和服务体系不健全
广西农村土地市场不发达，土地流转缺乏中介组织，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信息传导与预测机构尚需逐步建立和完善。由于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的缺乏，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评估多为转入方和转出方之间协商确定，没有类似城市土地流转中的基准地价一样的价格作为参考，加之农户对土地流转的程序和相关问题不熟悉，土地流转信息不通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地流转费用，影响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资金融通方面，土地流转后前期的土地平整、种子购买等都需要大量启动资金和技术顾问的指导，而广西在土地流转的融资贷款方面还没有一些创新服务措施，难以满足转入方发展的需要。
1.2.4未能针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在农村调研过程中，部分农户反应家中劳动力人口多，如果土地由自己种植经济作物取得的收益将比种植公司和合作社给的流转收益高，但由于自身地块处于待流转区域中，如反对流转将使种植公司和合作社难以开展规模化经营，同时考虑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招商引资的艰辛，只能服从大局，统一流转。而对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家庭来说，将土地流转而非撂荒取得的收益将增加家庭总收入，他们是乐意进行土地流转的。解决上述矛盾，尊重农户意愿是前提，只是我们需要寻找更能多方面照顾农户意愿的土地流转方案，后面介绍的华润希望小镇的土地流转方案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
2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
百色华润希望小镇建设使原来的村风村貌焕然一新，农户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但更重要的措施是华润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平台，开始进行“土地流转试验”，通过土地流转使农户得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真正富起来。下面介绍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土地流转的具体做法。
2.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机构
整个小镇土地流转的管理是以“农户+合作社+企业”的模式开展，具体措施有以下两方面：一是成立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土地流转、整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小镇土地流转、整理、经营种植等工作的指导和协调。二是成立华润百色希望小镇润农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分社，这是华润在百色希望小镇开展产业帮扶的重要平台，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经营管理流转出来的土地。在土地流转分社下设农庄，定名为“华润希望农庄”，设场长、副场长、技术员各1名，组长6名，工人60名，同时聘任右江区农业局2名专家为农庄技术顾问。
2.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和范围
为使土地流转整理稳步、有序开展，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在土地流转实验中先拿出120亩土地作为流转整理试点。试点区域涉及洞郁小区2个小组和塘雄小区1个小组的86户农户。2012年，在前期土地流转试验基础上，增加流转山地和林地500亩左右。2013年，华润加快推进百色市右江区片区土地经营权流转，第二期又签约流转10000左右土地开展圣女果、西瓜和葡萄种植，涉及百色市永乐、汪甸、龙川3个乡镇。
2.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土地流转采用的是土地入股的形式。首先由区直相关部门、永乐乡政府开展宣传和走访，然后组织召开合作社领导、社区组干及群众土地流转大会，征求群众意见。在充分尊重农户流转意愿的情况下，村民自愿将土地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流转到华润百色希望小镇专业合作社，每亩土地为28股，折合股金2800元，流转的土地第一轮流转期限为5年，流转的土地经营不论盈亏，合作社每年都保证按入股股金数额红利（2800元/亩）兑现给入股农户，其余的按盈利分红。土地流转后，合作社出资投入进行平整、兴修灌溉设施、引进先进的耕种设备、由专业技术人员指导耕种。在该模式下，农户的家庭收入将由土地流转收益、在农庄务工收益（外出务工收益）共同构成。希望农庄试点成功后，借鉴希望农庄的模式，华润进一步引导百色希望小镇村民开展水田及山林地流转，将大部分土地纳入希望农庄统一管理。
3解决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路径和建议
在结合华润百色希望小镇土地流转实践的基础上，本论文建议可采取以下措施解决前述的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建议的具体内容如下。
3.1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的管理机制，规范土地流转合同文本
华润希望小镇不仅在土地流转中成立专业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工作，而且在产业帮扶中也走规范化道路。例如在规范土地流转合同方面，华润和农户在合同中明确了流转的土地面积、用途、期限、价款及支付方式、合同到期后地面附着物的处理和违约责任。地方政府在指导本地的土地流转工作时，建议结合本地的土地流转现状，推出土地流转的示范合同文本，规范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更好的保障农户的利益。
3.2土地流转规划和产业发展融合，积极对接市场和企业
针对地方土地流转缺乏统一规划的问题，华润在百色希望小镇通过成立润农农民专业合作总社的方式开展产业帮扶和土地流转试验。结合农业种植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其先后经历了“统购统销、引导起步”、“优化品种、合作经营”、“土地流转试验”、“农超对接基地建设”四个阶段开展了百色希望小镇产业帮扶工作，其中“农超对接基地”的模式正好解决了前述的土地流转后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不能解决销路的问题。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农民出土地、出劳力，华润出资金、出技术，通过共同种植小番茄、葡萄等经济作物直供华润万家超市，实现了产与销、企与农的有机对接。因此在以后的土地流转工作中，不能只重流转，还需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前与企业和市场对接，避免土地流转的区位、数量和用途的规划不符合未来市场的需求，导致流转后出现“香蕉滞销、甘蔗滞销”等情况。
3.3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土地流转服务体系
2012年3月成立的百色右江华润村镇银行，协同百色华润希望小镇、华润五丰行，引入资金帮扶模式，通过合作社担保、农户联保的方式解决土地流转中承包大户融资难的问题。借鉴以上模式，各地财政和银行推出针对农业生产经营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同时，还应该积极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土地流转承租方通过和企业合作或者通过资本市场的方式筹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在服务体系创新方面，可借鉴华润希望小镇的做法，设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服务中心，中心再下设资产评估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土地保险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投资机构等，通过这些组织规范交易行为，减少土地流转成本，为农户提供专业指导及帮助，保护流转双方合法利益。
3.4尊重农户流转意愿，强化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华润希望小镇在土地流转中尊重村民意愿，让村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到专业合作社，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针对部分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希望自己经营土地的意愿，华润通过希望农庄在实现土地集约整合后又将流转土地划块返包给他们种植并为他们提供前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农户承包希望农庄后生产的圣女果、西瓜等经济作物在收成后能够直供华润万家的超市这样既保护了种植大户们的积极性，同时又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广西各地可借鉴以上做法，就地培养农户开展技术学习，由政府和农业大户共同推进本地的土地流转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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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碧美.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问题与对策思考[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6，（03）：23.
篇10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城镇化；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3.1 [文献标识码] B
一、前言
现代化的转型升级，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镇社会逐渐转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要想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必须缩小城乡经济社会的差距，促进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核心作用在于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收入，富裕农村。同时有利于统筹城乡建设，缩小城乡差距，转移多余的农业人口进入小城镇，城镇化水平得以提高。推进农业产业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前国家鼓励加快新农村建设，把新农村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极大有利条件，农村发展遇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加之国内产业转移，城镇居民数量逐渐增加，加速消费结构升级，农业发展产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我们一定要抓住有利契机，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二、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互关系
农业产业化是以整合农业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民自主决策的合作社等为组织形式，以主导产业为重点，面向国内外市场的集约化生产方式。对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城镇化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载体和农业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生产基地的集约化和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彼此之间相互依存。采取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现代产业化生产方式，对人员素质，管理规范化要求高。生产资料的集约化使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排斥了低素质劳动力，迫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方式转移，在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后进入城镇居住就业，从而推动了城镇的形成。
（二）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应关系
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必然大力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剥离出来，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同时得到了促进，提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广阔空间。此外，进入城市的农业人口，提高了生活质量，城镇化进程得以进一步推动。另外，农村城镇化也必须以显著的农业产业化成果为支撑。农村城镇化集聚了的各种要素资源，是打造农业规模化龙头企业的必要条件。
（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作用
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起主要支撑角色，一是农业产业化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中逐渐形成第二和第三产业。农业的产业化为农村小城镇生产和生活提供原料、资金、市场和食物，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进一步增加商业交易的商品供应的需求，从而促进小城镇进一步的繁荣。二是高度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导致非农业产业相对集中，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叠加等因素，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城市化。
三、当前我国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面临突出的问题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产业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城镇化推进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资源紧张，城镇化盲目扩张等问题。农地产权的明确界定难、农村工业化水平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困难等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f调发展的影响力难以发挥
在推进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中，两者发展不对称、不协调，忽视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内生机理性。突出表现在：一是农村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布局不科学。国内各地区虽然逐渐建立了产业集聚区，但农产品加工企业聚集不科学带来规模化效应差，生产加工范围窄，产业链条短。二是简单地规划和发展小城镇建设，缺乏配套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和乡镇企业的大力支持，小城镇经济发展缓慢。三是小城镇产业的人口吸纳能力弱。由于城镇化水平低，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落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和产业转移缺乏依托，导致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受阻。
（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
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难以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使经济不发达的状况难有起色。我国城镇化规模小且分散、发展水平低，难以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小城镇财政收入全部投入行政支付也难以维持正常性开支，小城镇人均行政管理成本高，城镇化水平低、规模小，经济积累有限，促进产业化的财政支出困难，城镇化的聚集效应难以显现。城镇严峻的就业状况和相对狭小的就业空间，使农村人口比重大，文化素质低的劣势更加突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形势更加严峻。
（三）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受城镇化水平整体滞后的严重制约
以土地为依托的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处在徘徊之中，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土地难以集中，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被严重阻滞，最终难以发挥社会发展的整体效应。
（四）城镇化资源聚集能力不强
由于农业工业化的支撑能力弱，城镇化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全国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数量少，辐射带动能力弱，产品质量档次欠佳，难以满足农业生产和消费大国的要求。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欠缺，发展后劲不足。运行机制有待改进和管理体制有待理顺，与农户利益分享制度欠缺、关系松散、业务流程规范性程度偏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加工技术含量低，对周边产业的拉动差，出口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四、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协调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一致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三大”功能：一是服务升功能，发展城镇第二、三产业，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流通贸易功能，农业转移人口从农产品生产者转变为农产品消费者，对农产品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的贸易提出进一步要求，农业产业化对产品的销售贸易环节管理更加现代化；三是加工功能，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商业价值，利用现代的农业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升级，提升农业产业化的“智造”技术含量；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和战略方向。
（一）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
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城镇化建设。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避免城镇盲目扩张。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为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创造条件。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要积极妥善予以解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打破城乡居民身份壁垒，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强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状况，政策上继续强农惠农富农，生产要素要在城乡之间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四是拓宽融资渠道。改变单一靠政府投入的格局，建立包括政府、企业、集体、个人的多元投资机制，引导和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和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多元投资主体特别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参与农业产业化。
（二）结合当地农产品优势和特色，实施区域布局规划，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
一是集约利用各种资源，整合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节省分散经营成本，支持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兼并、收购、租赁、转让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产业结构，发挥城镇体系的聚集和辐射效应。城镇布局要科学规划，依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人才聚集等因素，以优势产业和特色资源为基础发展支柱型产业。形成有层次的城镇体系结构，各个城镇要发展支撑产业，健全城镇功能，发挥城镇体系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
（三）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缓解农业人才的结构性缺陷
广大农村虽然存在着巨大的适龄就业人口，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劳动技能缺乏，与城镇就业岗位要求不符。从长远看，成为城镇化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到城镇，推动农业产业化、城镇化的同步快速发展。树立“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和基础教育工作。提高其教育质量，农村人口综合素质需大幅度提高，实用的技能型人才需大量培养，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赖以依靠的人力资本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农村教育、科技、经营、卫生、生产、金融等多方面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要切实加强，使农村实用人才的总量与结构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相适应，推动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特色农业的发展。
（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城镇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农村的产权制度，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农村方面，改革农村现有的产权制度，进城的农民可以转让或者出售其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取得定期的土地财产的收益权作为进城就业的保障，推进城乡统筹缴纳养老、医疗等保险，农民进城就有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城镇方面，健全城镇的土地利用制度，使农民享有土地作为财产的所有者的收益权。当农村土地由农用转为其他用途时，将其土地的增值收益返还给农民。积极采取股权合作，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作为股份参与城镇开发，使土地作为一种资产投资使用，农民能够得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收益。
五、结语
缩小地区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等是我国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新时代下我们要统筹协调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1]郭建宇.农业产业化研究的国际比较[J].生产力研究，2007（8）：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