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风险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金融风险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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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农村信用社

一、农村信用社加快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是农村信用社向现代化银行改革过渡的需要。目前，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第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正在由“深化改革试点”全面转入“深入实施和攻坚”阶段，并按照股份制、银行化的改革方向加快向现代化银行业金融机构迈进。建立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模式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实现与国际接轨、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农村信用社要实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就必须适应银行业改革的大势所趋，更新风险管理理念，改革传统落后的风险管理模式，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和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是农村信用社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日趋完善，特别是银监会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门槛，农村金融市场已进入激烈竞争的时代。农村信用社在广大农村“一枝独秀”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只有不断引入现代金融管理理念，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才能适应市场多元化的竞争需要。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是农村信用社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三）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是农村信用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农村信用社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以“经营风险”为获取价值最大化的根本手段，是否能够妥善控制和化解风险，直接决定经营发展的成败。随着各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加剧，农村信用社风险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只有通过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模式，才能对经营发展中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从而保持稳健经营、稳步发展。

（四）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是适应现代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不仅是银行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监管的标准不断提高，且正在加快与国内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接轨，以敦促农村信用社不断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既是农村信用社适应外部监管的要求，也是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的现实需要。

二、农村信用社全面风险管理的对策和措施

（一）创建全面风险管理文化。全面风险管理文化是融合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思想、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行为、风险道德标准与风险管理环境等要素于一体的文化,是金融企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村信用社必须提高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更新风险管理理念，着重突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化风险管理的核心地位。鉴于以往农村信用社因风险管理不力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历史教训，农村信用社必须牢固树立风险管理“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思想意识，正确把握审慎经营、风险可控的原则，坚持以风险管理为总抓手，把风险防控观念贯彻到全部工作和各个环节的始终，真正突出风险管理的核心地位和首要位置。二是实现风险管理的“三个转变”。首先，在风险管理方式上，要由事后风险化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的思想转变；其次，在风险管理的侧重点上，要由信用风险为重点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合规性风险等多种风险并重的一体化综合管理理念转变；第三，在风险管理的覆盖面上，要由单一的区域，分散的岗位和片面的专业向不留死角、不出空白、不遗漏洞的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转变。三是抓住高管人员这一关键环节。加强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必须从管理层抓起，管理人员要从自身做起，带头树立审慎经营、内控优先的思想理念，引导和带领广大员工将全面风险理念贯彻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之中。

（二）改善全面风险管理的环境。一是加快理顺行业管理体制。按照股份制、银行化的改革方向，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建立权责明确、科学规范的行业管理体系，理顺各级农村信用社的责权利关系，整合资源优势，为有效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供体制保证。二是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架构。结合规范完善县联社法人治理，进一步明确理（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全面风险管理中的职责，落实责任，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理（董）事会要合理拟定全面风险管理的规划，制定风险管理的政策，并对风险管理负最终责任；监事会检查和调研日常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违反既定风险管理政策和原则的行为。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风险管理政策，制定风险管理的程序和操作规程，并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恰当的组织结构、管理信息系统以及技术水平，从而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业务和经营环节出现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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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问题；对策

论文摘要：农村民间金融的规模日益扩大，它的存在，不仅对农村经济也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分析得出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日益扩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进而分析了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对于经济影响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要采取疏导结合的方式，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直接进行金融交易的行为。由于以往这些借贷行为是非法存在的，也被称为“地下金融”。其具体表现有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有的地方也称“邀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生产的分散性，“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很难适应和满足“三农”多样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了特殊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未规范化、法制化以及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对农村和社会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庞大，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换的作用。民间借贷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十分迅速。IFAD(2006)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的民间借贷金额高达1.2万亿元左右。从2001到2006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大约以19％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全国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高达8000-14000亿元，仅浙江东南温州地区就有3000多亿。

2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民间金融繁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日益扩人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

2.1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涉农机构锐减，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的萎缩。近年来处于自身经营效益的考虑，县域内的国有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尤其是农业银行的减少最为严重。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追求经营利润的考虑，对县级机构的中小贷款客户实行规模控制和授权授信管理，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客观限制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此外，随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些乡镇实施撒并，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了变动。据资料显示，2005年，湖南郴州市各金融机构共撤并县域及农村地区营业网点35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撤并26个，信用社撤并9个。随着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收缩，其信贷业务开始向中心城市集中，原有的信贷、结算、代收、代付性业务的急剧减少，县域网点逐渐演变成了“多功能储蓄所”。久而久之，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且，已有的功能日益不复存在，其最终必将退出县域这块土地。

2.2现有的农村金融部门实力不强，经营效率低下，很难满足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中，以支持“三农”为己任的农村信用社由于产权不清、管理监督机制不畅，市场地位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纰织的存在必定会使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形成一个体制外的金融市场。从而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调控的实施。如当政府对经济过热实施以紧缩货币政策时，往往政府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倒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对紧缩的经济领域给予信贷支持，经济难以“软着陆”，从而抵消掉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

2.3金融自身的缺陷导致其有一定的危害。一是某些民间借贷活动在很大程度形成了孕育“地下经济”的温床。在一些地方，民间金融机构成为非法外汇交易、洗黑钱和集资诈骗的主要载体。二是高利贷现象的存在，加大了资金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三是民间金融安全性较低，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除了面对一般金融机构共同面对的市场风险外，民间金融机构还要承担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产生的非市场风险。于是由民间金融引发的纠纷，往往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为了确保资金的回收，不少地下金融组织都雇有专门的追债队伍，其追债人员一般都是横行当地的霸道者，有的甚至是当地黑恶势力的成员。一但发生债务拖欠和纠纷，追债人员就会实行暴力追债，往往酿成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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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深化；农村金融；金融机构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193-02 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方面收效甚微。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运作不能有效的满足相应的增长的需求。农村正规金融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是薄弱的环节，它是农村的金融体制核心，在农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拓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覆盖范围，改善经营管理，是国家大力发展农村金融的必经之路。提高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监督其履行自身职责，使它能够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三农政策”，作为资金来源的保证，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国家也应该减少政策性的限制，防止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过度管制，使其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开展各自的业务，从而真正成为服务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金融机构。

201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应该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当地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开发具有针对性、可操作的一些金融产品以及服务，协调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以及农村保险的发展。结合市场化和政策化，以市场化为改革方向，以政策性作为合理的补充，合理的防范以及降低金融风险，用科学的方法防范化解法律风险，坚持抵制防范道德风险，强化操作风险意识，加强对操作风险的防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麦金农和肖最早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领域。国外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重点的研究方向：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农村金融在减少贫困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研究的方法方面，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出发，构建农村金融的相关指标，测量农村金融的市场发展状况，指出创造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才对农村金融市场的问题展开研究。国有银行自1998年开始从农村全面撤退，农村出现金融信贷增长率的下降、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贫困户没有融资机会、农村出现非正规的金融并且发展迅速，国内学者开始研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和农村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张元红（2002）在总结农村金融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国外农村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学习。马晓河（2003）指出我国应优先供给，认为目前需求型的金融抑制和供给型的金融抑制双重供给不足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表现，因此要推动农村金融发展要选择供给优先模型。近年来，一些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宋宏谋（2004）运用金融相关率对1978―2000年中国农村的金融发展程度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论认为，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经济越发达。姚耀军（2005）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相关性。谢玉梅（2007）对农村金融深化政策与路径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深化通过产权改革和利率市场化两条途径进行。孙健（2012）提出了金融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对三农发展的重要性，实证分析得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深化水平，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农民增收，有利于降低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的结论。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讨论农村金融，虽然方法存在差异，但都得出了较为统一的结论：金融抑制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同时缓解金融抑制必须通过金融深化的途径。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在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金融深化的次序与路径可能会存在差异，但利率的市场化与资本市场的开放被认为是金融深化的必然途径。

二、金融深化进程中的困境

我国农村金融深化进程面临以下三个困境。

第一，金融发展模式选择的困境。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两种模式：供给领先模式和需求追随模式。前一种模式认为金融资产与负债、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主要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后一种模式的主要观点是：经济主体会随着经济增长产生相应的金融服务需求，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要不断发展金融体系。需求方是金融服务强调的重点。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最优顺序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领先的模式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经济不断发展，需求型金融后来居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于金融资源稀缺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都采取了金融供给领先的模式，具体表现为金融资源配置在政府导向下都流向了城市与工业部门。我国农村金融政策也是遵循供给领先模式，致力于正规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按照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设的思路，力图建立一个能够完善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体系。但从改革的成效看，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都存在政策性业务，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没有彻底分离，很难区分历史性包袱与自身经营性亏损，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能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同时，道德风险严重，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利用中央银行再贷款支农，掩盖了农村信用社内部风险管理不善、财务风险不严等造成的经营性亏损，对中央银行货币操作存在影响。

第二，金融制度创新的困境。金融的产权制度具有基础性作用，不同的产权界定对金融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限制体制之外的增长和传统体制之内的改革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局限；制度的改革重视机构、忽略机制；中介的地位明显高于市场；监管严苛而发展不足，重监管轻发展。十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没有将更低的交易费用和更高交易效率作为改革目标。改革的过程中，体现的主要是政府的意志，经济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相悖。历经的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但金融制度改革却使其更加模糊。

第三，农村金融政策目标困境。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目标主要是解决三农融资的困难，尽量降低农村信用社的亏损额，抢占民间高利贷所占的农村金融市场份额。为了到达以上的目标，政府通过建立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利率市场化等利率改革争取占领更多的农村市场份额，但是政府在制定的上述改革措施本身存在着矛盾：要解决三农的融资问题，帮助农民甚至是贫困的农户解决贷款难的问题、与提高利率、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革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比如，农村信用社是以农村、农户、农民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它主要是为农户服务，为农户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这就说明农信社具有一定的政策性，但是农信社作为一个自主经营的机构还要考虑商业性，这样农信社的政策性与商业性就导致了农信社的经营目标模糊。除此之外，农信社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国务院在2003年农信社改革的方案中提出的方式主要包括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以及股份制这三个方式，银监会主要赞成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但是，在2006年举办的“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上，金融制定与监管者又对农信社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农村信用社应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有特色的服务农村的社区行的金融机构，认为合作制不再适合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社区银行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最终的目标。政策的变化不定，导致政策的实施者，这些农村金融机构找不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会导致改革的成本大大提高。

三、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适合农业切实需要的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独立的创造金融产品成本高、困难大。可行的途径是研究外国和同业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改造出适合当地需求的金融衍生产品。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推出的农机抵押贷款等，由银行出资购买农机，农民使用农机创造效益后还款。这都是针对农业和农民自身条件限制，制定的贴合实际的创新产品。

第二，建立以金融为核心的惠普合作体系，发展金融合作集团。一方面，可以选择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是以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信用县（市）联社为基础组建的，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享有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以全部法人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可以与其他城市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联合，可以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的分享和利用，降低创新成本，合理利用资源，加快新型产品创新速度，产生规模经济，更全面的满足客户需求。例如部分地区推出的农村信用社、农户、龙头企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五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农业贷款的风险，保障金融机构和农民的切身利益。

第三，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建设，提高员工服务水平。不仅要加强对金融专业知识的学习，也要开展涉农知识培训，更加详细了解项目的实际情况。起到降低成本、控制风险的作用。农业发展的现阶段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金融机构的选择不再停留在谁的贷款门槛低、利率低就选择谁的初级阶段，而更看重贷款后的配套服务，期待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优势在农业发展上给予专业化的意见和发展规划，帮助和扶持贷款人走上更高的平台。这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和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尹晨，金川，沈政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再解析[J].思想战线，2012，（3）：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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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农村金融改革中面临着新的制度性困境，制约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调整政策金融体制、发展新型金融机构以及配套机制等角度，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框架性建议。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近年来，为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陆续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一系列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新阶段

农村信用社2003年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将县级联社改制为统一法人社或者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并成立省联社承担行业管理职责，目前在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改善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拓展经营业务范围，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等业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经营效率有所提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中国银监会在部分省区进行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调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推动了试点省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社的组建和发展；邮政储蓄改革初步启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于2008年初正式成立，并在试点省区陆续开展了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

一是农业贷款规模保持较快增长。金融机构农业贷款规模从2000年的4888.99亿元增长到2006年和2007年的13208.19亿元和15376亿元；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稳步上升，2000年的占比为7.4%，2006年和2007年相应增长到13.2%和13.6%。贷款快速增长，表明农金支农功能增强。

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进展，支农资金实力明显增强。农村信用社启动新一轮改革以来，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先后采用专项票据、减免税收等资金扶持政策，置换了部分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历年挂账损失，有力地提高了农村信用社支农功能。截至2007年末，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1.43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46%；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3%。

三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注入新活力。自2006年开始，国家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在6个省区进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的新型金融机构试点，并很快将试点省份扩大到全部31个省市区。到2007年底，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提高了农村金融的竞争水平，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新阶段农村金融的制度困境

应该看到，农村地区“贷款难”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农村金融服务仍较薄弱，农村金融发展仍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改革尚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农村金融改革总体规划，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缺乏统筹计划和协调行动，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力度和实施效果有所不足。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体制性问题。

（一）农村信用社存量历史包袱仍然较重，不良贷款比例较高。目前，农村信用社存量历史包袱仍然较重，加上这几年又产生新的支农政策性损失，不良资产规模还比较大，严重制约着农村信用社的持续经营和改革深化。如某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仍有91.5亿元，不良贷款率13.9%；若按五级贷款分类，则不良贷款余额达266.94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40.6%。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仅14.6%，拨备缺口15.14亿元；若按五级贷款分类口径，拨备覆盖率仅3.2%，拨备缺口达117.07亿元，远远达不到防范风险的标准。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激励机制仍不到位，新增的政策业务也容易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二）政策性金融运作机制不规范，支农功能不到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07年累计发放粮棉收购贷款2752亿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农业科技贷款1051亿元，而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方面的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相对较少，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发挥有所不足。同时，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机制和操作方式较不规范，缺乏制度性监督约束和政策扶持机制，导致政策性业务的资产不良比率居高不下。此外，一些其他金融机构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如农业银行承担的扶贫贷款等，也面临着管理成本高、经营效益差、资产质量严重恶化的问题。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机制尚未理顺，监管工作仍较薄弱。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户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陆续在试点省区建立并运营，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在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关系仍不顺畅，市场监管存在盲区，试点工作尚没有全面铺开。如四川省广元市全力小额贷款公司，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2006年4月经广元市政府批准并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从事小额贷款业务，但一直未能获得银行监管部门的认可和业务监管；而中国银监会在试点省区批准设立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2007年3月成立的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则一直未能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

（四）农村金融的抵押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发达。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在贷款中，经常面临抵押担保的困难：农户的房屋等财产往往流动性差，难以用作贷款担保；一些农村企业土地虽已转换为工业用地，但由于土地权属仍为农村集体用地，也难以进行抵押。而农村地区贷款担保机制又相对不发达，办理农业贷款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资金实力不足，担保范围及对象相对较窄，缺乏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管，担保业务规模难以满足贷款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相对滞后，保险覆盖率低，农业生产和信贷投入缺乏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提供。

三、农村金融改革的框架性方案设计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解决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问题，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这就需要通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化解存量历史包袱，消除政策性负担的制约，使农村信用社能够轻装上阵，重构自身约束机制，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1.增加政府资金投入，采用多种手段化解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在前一阶段通过央行票据、央行借款等方式化解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基础上，坚持“新老划断”的原则，按照农村信用社五级贷款分类的标准，对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以及支农政策性损失进行全面清查核算。采用中央和地方出资、引进外部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分期分批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损失和亏损挂账进行资产置换和剥离，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

2.深入推进农信社产权改革，完善经营管理体制。积极引入民营资本等境内外资本，合理调整股权结构，避免股权过度分散和一股独大的现象，强化股东的参与意识和管理责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经验，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强化市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强经营管理的效率。

3.建立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扶持长效机制。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继续施行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的政策，直至农村信用社票据兑付完成；在货币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适当调低准备金要求；在再贷款政策上，降低现行的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利率，减轻农村信用社的利息负担。

4.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合作与资产重组行为。对一些严重亏损、经营困难的农村信用社，加大农村信用社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整合力度，允许本地金融机构以及跨地域农村金融机构以参股或者控股的方式并购和重组农村金融机构。

此外，清理各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的相关歧视性政策规定、规章制度，维护农村信用社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

（二）调整政策性金融体制，提高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和效率约束，强化政策性金融功能。

1.改革政策性金融运作机制，提高政策性金融业务经营的效率。建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允许农业发展银行等多个市场主体参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通过业务招标等方式确定政策性业务的承办机构，提高政策性业务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调整现行的按机构进行支农补贴的办法，实行按资金流向对政策性业务进行贷款贴息等扶持方式，根据具体业务的规模、风险水平来对政策性金融业务进行风险补偿。

2.积极拓展农村发展银行政策性业务范围，稳步发展商业性业务。在现有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开展农村公路、农村通信、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产品进出口等政策性业务，提高政策性业务的经营约束和风险控制水平。同时，稳步推动农业发展银行开展龙头企业贷款等商业性贷款业务。按照分类管理、分账核算的原则，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分别建账、分类管理、分账核算，不断优化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结构，将农业发展银行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全方位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3.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允许农业发展银行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定向发行政策性金融债，通过城市资金回流农村、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等多种机制，增加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解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

（三）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

1.加强部门协调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根据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情况和经验，进一步理顺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权责关系，积极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具有自生能力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在农村地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营造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环境，满足农村金融多样化的需求。

2.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优惠的经营政策和监管政策。加快制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应的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中小企业的贷款。对农村地区设立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规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到农村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强化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加强对存款人权益的保护。

3.制定相关约束性规定，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义务。根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范围和规模等因素，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的比例要求、投放范围等内容进行相应的规定。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定系统内上存资金的比例和上存资金的利率限制，保障支农功能的发挥。

4.加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在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金融机构设立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纳入母行监管统计，实行并表监管；对农户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化自律性监管，并建立相应的市场退出机制。

（四）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体系。

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和支持性措施。有关部门应积极扶持贷款担保公司、贷款担保基金等的发展，探索多种形式的抵押担保机制，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等措施，建立农村金融的支持配套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1.鼓励扶持农村信贷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积极扶持或者出资参股成立农村贷款担保公司，专门为农业信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可以由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或风险补偿基金，对农业贷款损失进行一定比例的补偿。对已经设立的中小型企业信用担保公司，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予以积极扶持。

2.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贷款抵押担保形式。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试点和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户林地集体抵押、订单质押、动产质押等切合农户实际的抵押担保方式；对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积极探索将存货、厂房设备、收费权等财产作为抵押担保的途径。针对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企业土地已经转换为工业用地的，积极协调办理相关的土地确权程序，推进贷款抵押的落实。

3.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在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将国家对农业自然灾害的救济方式转化为农业保费补贴方式，并积极鼓励商业性保险对农业保险的介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韩俊.农村金融现状调查[J].农村金融研究,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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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衡量农村金融服务状况的国际通用指标主要是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农业贷款数量这两个指标。本文基于农业贷款数量这个视角，剖析了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低效的原因，提出应在强调提高覆盖面、增加贷款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的政策建议，以期达到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顺利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农业贷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效率

农村金融是以信用手段动员、配置和管理涉及金融资本运行的活动，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目前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环节和领域，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农村金融的整体服务水平远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因此，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对加快农村的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少、服务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2008年银监会会同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组织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研究实验可复制、易推广的创新模式。由此。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与改革进入了系统性的探索阶段。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基本状况

农村金融体系主要发挥提供支付服务，动员积蓄和分配信贷，限制、分担由这些活动而生的风险等作用，因此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效率高低的评价，一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配置效率和运行效率。配置效率是指农村金融体系将从盈余部门动员的资金分配到最有效率的资金赤字单位，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赖资金的市场价格的指引；运行效率是指金融体系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成本，实现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但就整体而言，作为一个体系，对其评价往往侧重于是否具备提高资金运行效率的能力上。

鉴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资金的供给上，农业贷款作为一种货币资金，对农村的产出应当具有促进作用，即农业贷款投入的规模越大，农村社会产出的规模也应越大，两者呈正相关。因此，本文选用农业贷款作为衡量指标，而且，该指标的选择正好契合了国际上对农村金融体系评价指标的选择。通过对该指标的分析，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效率、主要是运行效率做一个简要评价。

(一)农业贷款增长速度加快，但效率不高

1、现状描述

近5年来，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增幅为124％，比同期各项贷款增幅高25个百分点。农户贷款余额达到1.16万亿元，户数超过7819万户，占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数的73％。不论按照农业贷款总量还是类别，农业贷款投入的不断快速增长是近年来农业贷款现状描述的基本写照(表1)。

进入2008年，涉农贷款更是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势头，2008年前3个月，各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累计投放1998亿元，比上年同期多投放251亿元，余额达到15177亿元，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累计投放299亿元，余额达到2098亿元，农户联保贷款累计投放300亿元，余额达到1415亿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投放的贷款力度增长速度也很快，与2007年同时期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比同期增长了16.2％，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增长速度是17.3％，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快。

2、效益分析

从表1不难看出，农业贷款上升幅度迅猛，从2001年到2007年增长了近24％，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已经达到62.57％。这说明，农业领域对金融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金流动中的不经济渗漏，已成为农村金融发展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此，我们选用弹性系数作为分析工具，分析和判断农业贷款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是否同步，以及协调程度如何。当农业贷款的弹性系数大于1时，反映农业贷款的增长快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反之，则相反。如果弹性系数为1时，表明农业贷款与农业总产值增长同步；当弹性系数大于1时，表明农业贷款的增长快于农业总产值增长，当弹性系数小于1时，表明尽管农业贷款绝对量可能增大，但农业贷款的增长速度慢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我们从近6年的农业贷款弹性系数分析发现，在发展趋势上，我国农业贷款的增长速度高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这也反过来进一步证实，我国农业贷款的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表2)。

(二)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但覆盖率有待继续提高

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发展的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任何一种交易行为都只有在与之相应的制度约束条件下才能发生，即不同的交易方式，与之相对应的制度约束框架也应该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某种金融组织体系完善与否，首先看其是否具备一定的经济适应性，也就是这种金融组织体系是否与特定的经济形态、交易方式和市场结构相吻合。为了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农村金融需求的多元化要求，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开展了以政府主导和自发创新两种方式推进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促进了农村金融体系多元化的建设，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等多种形式并存、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特别是与这种制度约束框架相适应的主要交易方式——小额信贷的发放蓬勃发展起来。

目前农村小额贷款政策措施不仅仅在农村信用社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实施，而且已经拓宽到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以外，在农村地区经营的金融机构陆续在探索开办各种形式小额贷款业务，对农户贷款的覆盖率已达30％多，基本能够满足农民小额贷款和生产的需求(表3)。

但是，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上，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银监会2008年公布了农村金融分布图局，数据显示，全国3万多个乡镇，平均每1万农民拥有的金融机构是154个，2007年是1.26个。只有1个银行营业网点的乡镇有8000多个，什么都没有的乡镇达2868个，此外，有2个县(市)、8901个乡镇仅有1家金融机构。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是：一是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二是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三是乡镇的金融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四是人均贷款水平差距极大。当然，这一方面是与农村金融有效需求不足，农村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和收益低，农村金融机构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有关，但同时也说明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农村金融市场的本领还有待于继续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有待继续提高。

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面临的困难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还存在诸多问题：农村合法的金融机构设置不完善，缺少可以向农民提供正规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主体；金融政策对农村支持少，有的甚至还带有歧视性色彩；农村金融不为农村服务，甚至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农村金融功能严重退化，既不足以支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足以使农村金融机构获得效益等等；需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一)机构资源配置上的“马太效应”

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始终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这是由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决定的。虽然1979年经济进入转轨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但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农村金融深化措施，诸如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商业化运作和经营、农业发展银行的新建及其业务的调整、农村信用社的隶属关系调整及其规范化运作商业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均采取了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闭的金融环境，又使得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政府是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这些措施均是政府从实现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它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者的金融需求，从而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供给上的错位和不足，再加上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特殊的小农经济模式孕育了一个孱弱的缺乏活力的农村金融市场，小农经济对资金需求的细小化，以及小农经济本身所蕴含的风险陸与现代金融机构经营目标所追求的资金运营规模化和安全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农业贷款的天然高风险陸，分散、小额和季节性强，缺乏资产和抵押品，以及信息搜集难、交易成本高等原因，导致一般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村信贷市场，造成农村金融网点的收缩和农村金融业务的萎缩。

明显的市场化的收缩效应，使得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覆盖率虽然达到90％，但是其中包括了基本已经只存不贷的农业银行、和刚开始提供信贷服务的邮储机构。在金融业效益萎缩的情况下，农行、信用社等机构不得不大规模撤并农村网点，即使放宽其他资本的准人限制，如果单纯以市场手段进行调节，在资本与效率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可能造成市场失灵，出现机构布局资源配置上的“马太效应”，导致农村资金外流。

(二)贷款对象选择上的“锦上添花”现象

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抵押资产，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由于农户可抵押物少，贷款数额少，致使担保机构经营风险和成本都较高，商业性担保几乎不愿介入；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使农村金融风险几乎都由银行来承担，造成收益和风险的不匹配；为避免出现新的不良贷款，各金融机构实施贷款追究责任制，对无抵押的贷款申请，银行自然就选择了拒绝放贷。即使介于政策特性和经济理性的小额农贷设计，也并非农村信用社自身所愿，因为它同样面临监督成本、搜寻成本和利益最大化的综合审度。因此，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在《农村信用社改进和加强支农服务的十条意见》中提出改进贷款管理方式的要求，放宽农户小额贷款条件，对信誉较好、无拖欠贷款记录的农产可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不必担保抵押，并且提出，就全国而言，农村信用社新增农户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不低于40％，对社员发放的贷款不低于50％等强制性要求，但对于讲究绩效的农村信用社，仍然会选择把贷款发放给个别“大户”，贷款对象选择㈩现“锦上添花”现象。即使目前我国的农户信贷覆盖率达到了34％，从比例上看已然不低，但是还应看到剩余近70％的农户未能申请到贷款。而且剩余的农产大多为弱势的农户，农户若有为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只好选择民间金融乃至地下金融。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农村经济主体基于利润动机，也存在自发的、诱致性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需求，内生于农村经济的非正规金融一直长期存在，甚至在局部地区或某些特殊时期还出现了地方政府发起或推动、中央政府默认或支持的准正规金融如农村合作基金会、金融服务社等，尤其是在外生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或缺乏效率的背景下，这种内生金融便会自发生成，这是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但这些自发的、诱致性的农村投融资制度变迁与创新，非但没有能像农村经济制度那样幸运地得到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而转化为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反而最终总是被政府强制性地升级、取缔、打压，而处于地下和非法状态。政府始终尽力垄断着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断使农村金融外生化，诱致性的农村内生金融制度供给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滞及磨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却未必能较大程度地体现农民群众的意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因而金融效率总是难以提高。

(三)政策目标操作面临“两难局面”

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人口密度低，因此农村信贷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管理及催收，工作量都很大。同时，由于农户贷款额度较小，而家庭储蓄又很少，一个信贷人员往往需要管理几百户甚至上千户农民贷款户，才能维持自身的收益水平，金融机构在付出比城市贷款户多得多的工作量和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的综合收益却要少很多，甚至面临长期亏损的局面。农村小额信贷费时、费事、费人、费车，成本过高，不符合商业化经营目标，信贷人员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不高。

再看我国农村金融运行的现实，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增加农业贷款、培育和发展农业小额信贷又都与可持续性之间存在矛盾，强调提高覆盖面、增加贷款意味着公平，但却可能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如果金融机构在财务和经营上不可持续，那么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增加贷款将是一句空话。“缺钱”的确是欠发达县域或农村地区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单纯的投入又会导致两大后果：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在财务上很难真正具备可持续性，原因很简单：投入产㈩不成比例。二是农村金融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依赖的补贴，这将造成农村金融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另一方面补贴又加剧了资金回收效率的低下。因此，在这两者之间需要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也是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几点建议

国农村金融因为面临经常性的市场缺陷、机构刚性、金融产权模糊、信贷歧视、政治干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造成了农村金融“规模不经济”的低效率现象。根据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以及国家农业政策的目标，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定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村经济成长的贡献，即其金融产品应能够满足多样性的有效金融需求；二是对社会公平目标的贡献，重点在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为此，我们应创新农村金融政策，着手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注重农村金融体系的覆盖面建设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机构较少。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有效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打破农信社在农村大部分地区“一社独大”的垄断局面，加大各类金融组织之间的竞争度，从整体上提高农村金融业的经营效率。要逐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金融支持。农业银行应定位于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商业银行，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赋予县域支行更大的经营自。农业发展银行应借助网点优势，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农村信用社要深化改革，发挥支农主力军的作用。还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总之，要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在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二)识别有效需求，细分农贷市场

农村信贷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有产业集群化龙头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贷款服务需求，更有各类银行卡等支付结算和理财等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金融服务品种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服务方式更加便捷。为此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拓展和创新中间业务，针对不同的贷款需求，特别是要识别有效需求，即在各种金融需求中，要识别哪些是资金运用有效益、产生未来现金流可以弥补全部投入的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据此设计不同的信贷产品，经济发达地区要在债券市场上有所突破，把国债、金融债、公司债、项目债推向农村市场，把金融产品(包括信贷衍生产品)转换为农村市场能够接受的债券产品。另外，在各种抵质押品的登记评估、收费上，政府要给予一些相应的减免税费的条件，使农村金融机构能够降低成本，防范风险。

(三)创新金融工具

强化支农金融产品创新应坚持便捷性、高收益和低风险相平衡的原则。便捷性就是使农户在理解、使用创新产品时，容易理解、容易获取、手续简单；高收益和低风险相平衡原则就是在市场经济规则下使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也能给银行带来利润增长点，使两者达到均衡。这就需要支农金融产品创新不能只局限于产品本身，而应抓住市场导向，仔细研究农户需求，以客户定位为基点。

支农金融产品创新应结合农村金融市场特点，找准商业化与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结合点，实现支农与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力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农村金融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进行市场调研，对反馈回来的信息，经过适当筛选，确定新产品的特性，创新出符合农民需求、适应市场发展的金融产品，这样才能实现金融机构盈利和农民获益的双赢，才能提高创新产品开发的预期效果。当然，创新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现有产品，应根据农民的需求在整合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对现行产品的整合往往能够产生一系列包含多种功能、成本节约的新产品。

改善服务方式要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新的金融工具，丰富产品供给，充实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使服务的方式和模式能够更加贴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要提高服务技能，包括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不断更新服务设施及加快各种金融新技术、新系统，新设备在农村的推广使用等，金融机构应围绕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四)丰富抵押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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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类论文范文一：资本流动对金融经济的影响

摘要:概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及监管带来的影响，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应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资本流动;金融体系;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经势不可挡。当世界经济活动跨越国界之时，资本流动国际化也形成了趋势。国际资本流动包括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包括国际借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短期资本流动包括银行资本流动，保值性资本流动和投机性资本流动等项目。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现代电子交易技术的广泛运用，新金融主体的产生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的不断变化等，促进了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直接投资有效弥补中国资本不足，为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资本流动加速商品周转，推动国际贸易往来的同时增加中国的财政收入;改善国际收支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资本流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金融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风险。

1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通过经常性项目，虚假提高出口商品价格从而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二是随着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宽松，外资利用虚假投资信息使资本大量流入;三是通过跨国公司的投机行为流入资金。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加大了资本流动，为中国利用国际资金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可能。但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入流出，会加剧中国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影响微观经济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持久发展。

1.1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国是一个还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始终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加，M2虽然在今年有所下滑，但依然维持在10%以上，正因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市场利率始终高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几倍的水平，同时我国在大的趋势上仍处于汇率长期升值的通道上，这必然会引起国外的资金大量流入。将外币兑换为人民币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却能享受高额的汇差和利差，再加上对我国的商业投资也可以保证一个较高的回报率，若没有资本监管的限制就会促使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投机性，会促进我国股市的短期繁荣，助长股市指数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市场的投机者会主动地承担市场风险，同时对冲套期保值者的风险。同时依照托宾q的理论，股市的繁荣也会在一定程度使企业的市场价值大于重置成本，促进实业投资，而持有股票的投资者也会因为资产的增值增加消费。而从负面影响上看，这种纯市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改善我国资本配置，只会异化证券投资功能，破坏市场价格均衡机制，在大规模撤出后引发资本市场震动还会关联到实体经济，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1.2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资本频繁流动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国内资金较充足，银行往往会盲目扩大借贷，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流资本的频繁动同时会引起利率和借贷市场波动，资本流入会增加货币供给量，导致利率下降;而资本大量流出会导致利率上升。其次，不管国际资本采取何种方式都会涉及到货币兑换，与汇率产生直接挂钩，进而会影响到外汇市场。第三，资本频繁流动会引起股票价格和股票市场波动，当国际资本采取股票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会刺激股票需求增加，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反之一旦流出就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而短期资本流动形式的多样化，推动金融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也会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

1.3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资本流入，都会使国内货币供给以内生的方式增加，央行原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挑战，必须对现行的货币政策作出改变。面对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央行将被动地调控人民币，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来吸纳流入的资本，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冲销因资本流入引发的通货膨胀。而短期资本通过经营项目、地下银行、洗钱等方式导致资本流入源头增加、速度加快，不同程度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确定的难度和实施效果的保证。

1.4给监管带来难度我国的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及外国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为国际资本进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而随着金融保护期渐进，在华金融机构与国外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可对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从事我国国债发行等，国际资本及国外投资者的资金往来将更为多样和便利。此外，由于我国汇率波动，利率调整相对国际市场所形成的汇差、利差等，会不同程度地诱发套利资本流入和流出。而依托金融创新工具和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国际间资本在不同金融市场间的流动更具隐蔽性、更便捷也更难以掌控。这些都给央行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监管造成极大的困难。

2面对资本流动应采取的策略

国际间的贸易和金融资本的流动在过去十年中数以十倍的增长，以纽约为首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和其他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那些可能存在的价值洼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也会在瞬间被填平。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积极利用外资政策的推行，作为新兴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重性影响。因此，国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通过实施严格管制以避免潜在的风险和危机。

2.1提升资本利用效率

中国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过程中，为避免对国际资本的过分依赖，要提升整体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单纯从数量来看，金融资本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从质量来看，国际金融资本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势尤为突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减少国际资本带来的挤占效应和冲击影响。化短为长，主动吸引长期资本，适应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积极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2.2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

加快进行国有银行的改革，统一和开放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内部管理，实现业务交叉，多种经营，增强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完善金融业的风险控制机制。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适当扩大浮动范围，管理升值预期和通涨预期，寻求信贷规模调整和信贷结构优化的平衡点。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加快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大力发展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推动和稳定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

2.3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增加了货币政策操作难度。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财政赤字，从经济能力和偿债能力出发，避免采用扩大通涨来弥补赤字。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建立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体系，灵活运用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金融工具，将货币政策真正控制在适度宽松和稳健的水平上，科学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规模，抑制泡沫的持续膨胀和投机炒作行为;适度规模增加供给，遏制价格上涨，化解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引导资本流向，削弱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套利、套汇和套取资本溢价的冲动，避免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带来冲击。

2.4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的安全稳定面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主动与国际金融统计接轨，通过建立一整套防范金融风险机制，化解国外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业构成的危机。通过设置中外合资、合作基金的形式，引导、管理和使用好国际资本，并积极采取防御性措施，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避免投机性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过度冲击。此外，要不断提高鉴别和监控各类投机性资本的能力，进一步加大打击查处力度，以监管体制的完善，持续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林纯清.信息时代财务控制趋势分析[J].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2012，2

[2]华兴顺，孙都光.国际金融危机对安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2010，1

金融经济类论文范文二：现代金融经济风险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命脉，现代金融体系运行是否稳健、有序、有效，对国家经济安全极为重要。本文以金融风险概况为出发点，对我国金融行业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且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对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防范措施进行了探究，以期稳定金融经济，实现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解决对策;概况

作为一个双重转型国家，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领域改革也取得了良好了成就。但金融经济不稳定因素的长期存在也加大了其风险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相比其他国家的损失，我国在该场金融危机中损失不多，但这并表示我国金融体系较为稳定，事实证明，必须对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一、现代金融风险的概况

风险是指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如未来收益、资产等具有波动性。金融风险是指于企业、机构而言，任何有可能致使其出现财务损失的风险，是企业、机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与波动性，其与金融市场波动性具有直接关联性。金融结构风险造成的损失往往在其自身影响以上。在具体金融交易活动中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将严重威胁金融机构的生存现状。同时，如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不到位也将产生极大的威胁，如产生系统风险，无法正常运行金融体系，甚至出现整个社会经济市场无序现象或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根据具体标准可将金融风险进行多种类型的划分，如下：

(一)根据金融风险出现的根源划分，包含两类(静态、动态)金融风险。静态金融风险是指因自然因素或不可抗力出现的风险，其与相应定律基本符合，预测具有准确性。动态金融风险是指因改变宏观经济环境出现的风险，伴随时间推移动态金融风险产生的概率与影响作用也会随之改变，其预测难度较大。

(二)根据金融风险涵盖的范围划分，其包含两类(微观、宏观)金融风险。微观金融风险是指由于客观环境改变、决策误差或其它因素导致经济活动参与主体资产、信誉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宏观金融风险是指全部微观金融风险归总。

(三)根据金融机构类别划分，如银行、证券、保险等风险。

二、现代金融经济存在的风险问题

(一)金融发展格局不协调与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合理性较差的现象，具有较高间接融资比重，储蓄率与广义货币M2持续上升，进而大量风险集中于银行业。我国广义储蓄率较高及持续上升，如34.3%为1985年我国储蓄率，38%为1990年储蓄率;40.2%为2001年储蓄率，44.6%为2003年储蓄率。近年来，以我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社会融资规模达17.29万亿元,是年度历史最高水平;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适度增长的态势。在银行业发展中，其主要依靠大量储蓄存款吸收，与中长期贷款发放进行储蓄增长压力释放。通过大量数据显示，我国银行贷款中所占比例较高为企业融资，一般为80%以上，但股票与债券融资比例则较低。企业融资对银行贷款过分依赖，将导致整个社会融资风险向银行体系过度集中。以长期发展而言，货币供给过度将对物价、资产价格稳定性产生极大的冲击，这对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不利，也将对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产生挤压作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型为主，在整个金融资源中银行业所占比例超过90%，证券业发展滞后现象较为严重，保险业具有过小规模。在金融资源配置与金融风险分散中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该类金融发展格局，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无法满足，进而对金融体系稳定、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及呆账准备金不足2003年以后，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贷款比率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但对此类指标的过度性强调，只会导致金融机构利用信贷投放扩大对不良贷款进行稀释或对有利贷款进行回收，实际上不良贷款存在的金融风险仍无法消除。目前，银行机构仍具有极大的呆账准备金缺口及具有较低的资本充足率。近年来，在国有4家独资商业银行内，高于国际标准8%的资本充足率银行仅有中国建设银行。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仅为6.15%。由此可见，伴随贷款增长速度的提升，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没有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仍具有较大缺口，及较低的贷款损失承担能力。当银行资产扩张与资本金补充不符时，一定程度上必将造成其经营脆弱性。

三、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解决对策

(一)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对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提高，且对间接调控方式不断完善，进而实现市场运作机制建立与健全，调整信贷结构与产业结构。第一，货币政策决策民主化的实现，增加透明度，对货币政策决策水平全面提升。对金融宏观调控科学性、有效性地提升，对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能力地提升，都能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提供依据，且能够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将货币、资本与保险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中央银行将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该货币政策不仅能够对经济平稳发展起到支持作用，还能避免通货膨胀及进行金融风险的有效预防。在日常流动性管理与引导市场利率中将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充分展现出来，应达到运用存款准备金、差别存款准备金及公开市场操作之间组合的合理性，以此对数量调控能力进行全面提升。对中央银行运用价格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加以完善，在资源配置方面将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此对货币信贷合理稳定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第二，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对利率杠杆进行灵活应用，以此调整总量平衡度。利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利率起到引导作用，且按照市场利率金融机构对其资产、负债价格利率调控体系进行准确确定。通过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进行国际收支市场机制与管理体制建立，为贸易与投资活动提供便利。第三，加强与改进银行窗口指导，要求必须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贯彻落实，对支农金融服务加以改进，对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增加金融保障，调整信贷、产业结构，且对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全面提升。

(二)建立科学、高效防范风险与金融稳定机制

1、强化金融法制建设与实行依法行政。完善金融法制体系，对银行业、证券业等金融行业法律边界进行界定，对各个金融机构的进行准确市场定位，对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特性进行合理划分，及时补充、改进其相关法规，实现金融机构依法行政。

2、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具有系统性、合理性，确保金融评估报告的准确性、科学性，同时对整体金融运行状态与潜在风险及时把握，进行金融风险识别、评价与预警体系的合理化建设，且按照风险程度向市场及时提醒，做好事前防范工作，以此对金融风险的扩展范围进行有效控制。

3、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在实现金融一体化与金融稳定性不足的现状下，必须进行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快速建立，以此对突发性事件产生加以有效控制。通过金融危机应急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对金融应急处理措施进行统一制定与实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金融经济发展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降低金融经济风险问题，推动整个金融行业的进步。必须重视风险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金融改革力度。这就要求各个金融行业充分了解自身发展情况的前提下，确立正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参考文献：

[1]童锦治,吕雯.我国银行业实际税负水平对其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0(02)

[2]王力伟.宏观审慎监管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理论基础到政策工具[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

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增量改革；有效供给；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1-0073-0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中国应该通过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推动和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村金融发展落后，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农村金融到底需要怎么改革，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困扰着理论界。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始在农村出现[1]。本文以这次改革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一、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判断：从存量改革到增量改革

1．存量改革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改革取得突破，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金融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体、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础、非正规金融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集体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承担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出现[2]。

1996年8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这次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2]。从组织架构上看，中国农村初步形成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正规金融格局和组织体系。对民间金融的政策是进行收缩和压制。

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来看，1996年以来，农村信用合作社并未实现合作性质，反而经营更加困难。从1999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调整、撤并分支机构，基本上撤出农村市场，农业发展银行定位不清，发展停滞。这一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徘徊不前。

2003年6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第二轮农村金融改革，这次金融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是角度发生了变化。这次改革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促进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二是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省(市)级联社。

改革开放后这两次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农村金融的改革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是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量改革，试图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使农村金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

2．增量改革阶段

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针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按照可持续原则，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3]。从2007年3月起，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在农村设立。

这次改革与前两次改革最大的不同是不再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革，而是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金融主体，打破农村金融格局。这次改革的思路是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上的增量改革。

二、 增量改革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要求

1．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评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农村金融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存在偏差，当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进行增量改革时，农村金融改革仍停留在存量改革的思路上，使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金融体制改革。

（1）农村金融改革视角狭窄

纵观1978―2007年的农村金融改革，主要是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1996年以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展业务，具有很强的政策性。1996年以后，农村信用合作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分设出来，提出要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办成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2003年以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要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办成合作性金融组织。其结果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改革中曲折发展，并没有实现改革的最初目标，即合作金融组织。

2007年以前，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出发讨论农村金融问题，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替代了农村金融改革，狭隘地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就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全部，没有积极探索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外的农村金融改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改革视角狭窄[4]。

（2）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的制度性金融创新不足

事实上，在农村金融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非正规的融资形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演进和变迁。对各类农村金融调查表明，非正规融资占中国农村融资绝大比重，有效地缓解了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饥渴，很大程度上担当起农村资源配置的功能。据调查，2003年，中国2．4亿农户只有15％ 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余85％都是通过民间借贷融资[5]。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贷款结构调查，2003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 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借款占1．24％[2]。由此可见，农村民间借贷或融资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来源。

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没有真正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村金融制度性创新不足。在正规金融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游离于体制之外，缺少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模式引导和利用民间资金。金融的核心作用没有充分体现，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存量改革不能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中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村金融改革，但是，农村金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金融总量供给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

2007年以前，中国农村的金融机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邮政储蓄。但实际上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这种缺乏竞争、基本上由农村信用合作社独家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暴露出突出问题：一是金融总量供给不足。由于农村市场金融主体单一，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产品种类，都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安徽省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5]。二是有效供给不足。如果对农村金融供给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农村金融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即在总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有限的供给不能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需求，存在无效供给。以小额信贷为例，农户小额信贷期限一般是半年至1年，有的只有两三个月，额度在5 000元以下。而农民发展规模化种植、养殖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化经营，生产周期较长，有的项目需要3―5年。小额信贷与种植业、养殖业的生产周期不适应。另外，这些经营所需资金量较大，5 000元的额度难以满足农户的需要[5]。造成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没有金融创新的环境，处于强势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缺少发展的动力，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单一，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2）金融抑制明显，民间金融活跃

金融抑制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的突出表现。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抑制现象尽管减弱，但是金融抑制仍然是我国农村金融的基本特征。正如前面的分析，从金融机构的设立看，农村市场金融主体单一。由于国家加大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垄断了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在这种单一的金融主体环境下，政府对农村金融干预过多，金融服务差，金融效率低，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能发挥应有的金融支持作用[6]。

在农村金融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农村正规金融的不完善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农民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估计有50%―60%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贷的比重超过了70%[7]。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2001年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7]。郭晓鸣对四川省不同地貌特征的地区24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显示，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和私人借贷方式借款的比重分别为33．5％和66．5％[8]。李建军等人对全国15省份的调查测算表明，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款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规模的比重超过55%[9]。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民间金融已经成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角”，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是在正规金融领域居垄断地位。

由于民间金融游离于体制之外，没有监督机制、管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操作风险。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主要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手续简单，有的借款仅为口头约定，一旦不能还款，极易引发纠纷，甚至酿成案件。二是法律风险。由于民间融资目前还不为国家法律所肯定，农村民间融资大多处于地下状态，不受法律所保护，即便引发纠纷，债权人也不便利用正当的法律武器维权，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来解决，无形中为社会增添了不安定因素。

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农村金融存在的上述突出问题无法通过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存量改革得以解决，必须进行增量改革。

三、实施增量改革，突破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

1．对增量改革的认识

增量改革实践源于中国，增量改革理论源于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的动力变迁，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转轨经济问题时对中国近30年改革成功模式的概括。增量改革就是在通过内部的经济改革无法实现改革的初衷时，借助外力来实施改革，通过全新的外力介入来推动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色是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新体制增量改革与旧体制存量改革并行，用增量推动存量，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体制外增量突破来改变经济体制的结构进而倒逼旧体制变革[10]。

增量改革的优势是能够在保持原有格局基本不变的同时，维护原有格局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而减少由于制度变迁的非帕累托改进造成利益重新分配而带来的社会中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避免社会动荡，减少改革阻力。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既是互补关系，更是替代关系，当增量改革的力量与功能不断增强后，再强力推进存量改革，这就造成了存量改革“要么被改造、要么被消灭”的有利改革环境，由此取得了良好的存量改革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即在原有的国家垄断的国有金融产权结构之外，推进其他金融机构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然后再进行国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改革。而农村金融始终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存量改革，农村金融在改革的节奏上与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存在不一致性。

2．中国农村金融增量改革的特征

（1）引入多层次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解决金融供给不足问题

针对中国农村地区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种类不齐全，供给不充足，竞争不充分，甚至不少地区还存在服务空白，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新设立村镇银行、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设立的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增量改革，这是扩大农村金融体系覆盖范围，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农村经济主体金融需求的组织保证。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对农村金融存量改革的思路，为农村金融市场引入了增量金融资源，初步缓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2）创新产权制度，引入民间资本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由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出资，这为中国农村民间资本从制度上合法经营提供了途径。根据现在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和业务发展来看，对民间资本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为民间资本通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法进入金融市场提供了可能。如果大部分民间资本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既发挥了民间金融已有的高效率的优势，又可以使民间金融存在的潜在金融风险在监管之下被控制。

四、完善增量改革，发挥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为特征的增量改革初步解决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突出问题。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存量改革与增量发展双轨并进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增量改革吸引大量资金进入农村，活跃农村正规金融，繁荣农村经济；另一方面要防止增量改革有可能导致的农村金融市场恶性竞争、监管混乱等新问题。

1．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有效供给，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能否成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能否生存发展下去，关键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能否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供给，满足农村经济的有效需求。

胡培兆针对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有效供给理论。该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相应的有效需求下降，所以市场上的供给并不都是有效供给，有的是无效供给。无效供给分为两类：一类是超过有效需求的过剩供给；另一类是因供给自身原因不合有效需求的不良供给。要消除和缩小无效供给，只能宗奉供给创造需求的真谛，提高有效供给率，即提高有效供给占总供给的比率[1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既要增加总供给，又要增加有效供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供求矛盾。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为特征的增量改革如果单纯、机械地增加机构，增加资金，而忽略了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有效需求，尽管供给增加了，有效供给仍然不足，最终结果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会被边缘化，农村金融仍然发展不起来。

2．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完善农村金融的竞争机制

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垄断农村金融的情况下，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效率低，服务差，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恶化。农村金融要想发展，必须改变现有的金融生态。要引导、鼓励、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主体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竞争的金融环境，通过适度竞争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原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提出了“汤水效应”，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的“汤料”[12]。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应该是农村金融的“汤料”，而是农村金融的“主料”之一，是农村金融不可或缺的主体。只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才能形成有利于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竞争、有序的新型金融生态。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初期，政府要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要处理好与农村信用合作社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市场化与政策性的关系。

3．发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实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融合

基于民间金融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现实和所处的地位，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必须重视民间金融的作用，要创造性地建立一种模式，使民间金融既能发挥资金融通作用，又能有效地解决潜在的金融风险问题。针对目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计模式，突破“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的规定，适当提高持股比例，有意识地发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民间资金的引导作用，争取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入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实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融合。

4．引入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激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发展

监管部门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原则是审慎监管，适时采取差别监管措施，这体现了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监管的差异性。中国农村金融经营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小，起点低，严监管是必要的。根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性，监管部门在差别监管的基础上，应该引入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完善监管，引导新型金融机构健康发展。

原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认为，所谓激励相容的监管应当是符合和引导，而不是违背投资者和银行经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监管[13]。在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下，监管者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金融监管不是替代而是市场运行规则的维护者，以此引导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使监管目标的实现转变成监管对象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运行规则下的自觉行动。在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在经营方式、产品设计、服务理念上有别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 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OL］．银监会网站，2007．

［2］ 匡家在．1978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策演变与路径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1)：106-107．

［3］ 王曙光．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30年［N］．中国经济时报，2008-05-09．

［4］ 周立．两部门合作：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一般逻辑与中国经验［C］．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5．

［5］ 安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十一五”安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R］．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2005，(11)．

［6］ 王醒男．基于需求与发展视角的农村金融改革逻辑再考［J］．金融研究，2006，(7)：53-64．

［7］ 周立．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逻辑［J］．银行家，2005，(8)：39-40．

［8］ 郭晓鸣，等．农户金融需求:基本判断与政策选择［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9］ 李建军，等．中国地下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10］ 何文君．增量改革与东西部制度创新［J］．四川大学学报，2005，(6)：29-30．

［11］ 胡培兆．有效供给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2］ 苑德军．构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关键在增量改革［N］．新京报，2007-03-15．

［13］ 何自云．激励相容：银行监管的发展［N］．金融时报，2003-06-23．

［14］ 刘信一．中国与韩国农业的比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6）．

Based on Incremental Reform of Chinas Rural Fnancial Development

Lei Li-jun，Li Ping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21)

篇8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712100；2.青海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青海西宁810008）

摘要： 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互惠和社会规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及关系网络，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也是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功能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生发基础研究中引入农村社会资本，对组织所处的农村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进行分析，发现农村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性在组织设立初期起到积极作用，但它制约组织的长远发展和成员的创新活动。

关键词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5.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00-05

收稿日期：2015-0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藏高原生态圈一体性长效性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09BJY026）

作者简介：商文莉（1979-），女，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E-mail：molymayer@foxmail.com

郑少锋（通讯作者）（1959-），男，陕西礼泉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E-mail：zsf831@163.com

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呈现双重二元金融结构的现状，城市和农村金融体系的二元对立、农村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体系和非正规金融体系的二元对立现状［1］。农村金融系统性负投资状况严重，处于弱势的农户和农村小企业无法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取相应的贷款，因而农村地区民间金融大行其道。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额的69.41%［2］。这表明农民的金融需求旺盛但制度性金融服务不到位和不对位，这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存在着资金互助的行为。建国初期主要是亲朋之间的一些小额资金互助，后来合会、摇会和轮转会等各种形式的资金互助逐渐发展成为职业化和组织化的民间资金互助，覆盖范围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均有，参与者众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加强了对金融秩序的整顿，很多组织走向“地下”。在国家农村金融改革之下，银行撤并、收购，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强制清理关闭，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民间融资机构虽然“身份不合法”，但“业务快速扩张”，社会信用在一定区域与环节出现了断裂［3］。农村资金互助社自2007年国家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纳入制度金融框架内，虽然银监会已暂停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许可证的审批，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民间自发形成，这种新兴于农村地区的合作金融机构成为学者研究的新目标，并期望这种自生于农村的资金互助组织能够缓解农村地区融资困难并服务于农户，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

一、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生发基础

自2006年国家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以来，由银监会颁发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有49家，在国家鼓励农民开展信用合作后，农业经济发达省份迅速涌现出一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目前虽无官方统计数据，但其数量可观，这充分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中弱势农户对融资的需求强度很大。2012年10月曝出江苏灌南农民资金互助社被不法商人利用，高息吸储、放高利贷，以致社员资金蒙受损失的负面新闻［4］，更有舆论称之为“农村互助金融乱象”，引发了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质疑和监管缺失的怀疑，但这并不能阻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正常发展并发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功能。

与以往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安排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甚至贫困村资金互助不同，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弱势农户在融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自下而上自发倡导并得到官方认可，将以往的被动安排变为主动组织。以往的经验也表明，越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交易成本就越高。面对农村贷款需求的短、小、急、频特征以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信息的取得和利用比较困难，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并不适用于当前的农村地区。其实在我国金融体制中一直存在着完全自发的合作金融，虽然没有正式身份，却以体制增量的身份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它们的存在证明了自发性的合作金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源于传统农村社会网络对组织成员的连接作用和农村社区内社会规范的约束。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就是社会资本［5］，并能因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资源。正是由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嵌入在农村社会网络之中，才拥有了互助组织的生存基础。

1．农村社会网络

传统农村社会中大多数农民的活动范围是从家庭扩展到宗族再到村庄，社会学家［6］将传统社会的村庄称之为乡土社会。由于过去交通不便，人们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制在一个区域内。区域内的人们平时生活生产活动都在一起，相互熟谙，但区域间人们的接触少，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由于这种地域上的限制导致“熟悉”成为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构成了农村熟人社区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比较封闭和长久，从血缘、亲缘到地缘扩展，具有内向性特点。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虽然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人们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但在很多村落家族共同体中，地缘和血缘的结合依然存在，村落家族的基本结构还是明确的［7］。这表明虽然在近代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家族制度受经济发展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但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依然有很多不可替代的功能。

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农村社会网络的，所以人际关系会影响经济行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一般以“村”或“乡／镇”为单位，这意味着组织中的成员生活在一定范围地域上，相互熟识或可便捷获取彼此间信息，对于融资方的财产、信用及其运营等情况可了如指掌，所以对贷款的额度、用途以及还款能力能够适时掌握。这种信息是设立在乡土社会中资金互助组织的最大优势，因为从农村社会网络中不仅获取信息充分而且几乎不计成本。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其参与重复博弈时慎重选择违约或欺骗行为，因为其他农户可以依赖于该农户过去的行为选择策略来应对下一次的博弈，用农村的社会规范来约束和影响其经济活动。

2．农村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人类在社会共同生活互动中产生出来的，相习成风、约定俗成，为人们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标准，具体形式可大致分为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以及宗教规范。农村社会规范主要指适用于农村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是在无压力下通过模仿转化为人们的习惯行为，而道德规范是对与社会共同生活关系较为重要事物与行为所给予的评价。道德标准是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等褒贬之意所形成的价值尺度。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连续性，道德也具有继承性。道德标准在一定区域内不因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中断，可以渗透到人的意识中，这种内化了的行为规范在行为时是自觉采取的。如果在农村有违反道德的行为，会受到社区内村民舆论压力和良心的谴责。

已有的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研究表明，其社员农户违约率很低。这是由于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经过长期经济合作有共同利益，加之社区共同道德信念和价值标准约束的结果。如果违约将受到惩罚，在熟人社会中名声受损，遭到村民的排斥，在未来的融资行为中将受到不信任、不能贷款或者贷款数额降低的限制，进而遭受重复博弈可观测行为历史的影响。由于农村地区获取贷款的渠道少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小，农户看重与资金互助组织间的信用关系，其违约成本高于从商业银行借款的违约成本，因此，农村社会规范对借款人行为的约束力很大。

3．农村社群信任

信任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石。我国农村传统社会中信任是基于血缘以文化为基础向外逐层延伸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从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抵制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信任都是以个人为基础，加之没有大规模经济交往产生社会契约，造成传统社会信任停留在熟人和地域层面，成为特殊的社群信任［8］。从熟人社会中产生的信任更多地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制度的关系［9］。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就是建立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社群信任之上。社群信任是以情感的存在为前提的，完全不同于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普遍信任。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前传统的小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稳定社会关系已经被开放性更强的市场经济所打破，信任开始由过去紧密关系的社群信任逐渐转向一种具有相对松散关系的社会信用［10］。金融机构是以中介的身份通过信用将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却使金融行为出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分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突显了信用的重要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优势在于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处于农村社区结构中，尽管融资行为不能使时间和空间聚合，但分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会因为二者处于同一社群而降低。

在经济社会转型之时，在市场、法律等制度性社会资本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状况的多重困难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以有效利用尚未遭受颠覆的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立足于农村社区信任，间接地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这不仅符合我国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也能够为传统信用转向现代社会信用制度起到过渡作用。

二、同质性和异质性组织成员的信任差异

目前，除了正规金融体制内的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外，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数量可观，但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根据组织是否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背景，可将现有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区分为业缘型和地缘型。业缘型主要是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由生产合作开始发展出资金互助。地缘型则大多是通过复制已经成熟的资金互助组织经验而设立的社区性组织，没有生产合作社的基础，社员间的经济联系较弱。

从共性上看，地缘型和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都是为组织所在区域内社员进行资金互助服务的。差异在于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具有更强的农村社区性，空间范围和组织合作对象相对具有封闭性，更“小”；业缘型组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背景下设立，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其经营和服务的范围可达县、市、区，这显然超出了普通农户社会网络的范围，更“大”。

从社会资本视角按照组织成员相互信任和熟悉程度进行区分，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属于同质性，而业缘型组织成员属于异质性。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构成是以熟人为主体，共有的邻居成为紧密的社会关系，以传统的农村社群信任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组织为所在社区内的社员提供融资服务以支持农户生活需求、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由于所处的农村社区网络小，农村的社会规范约束和社会信任更强，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违约风险要小，外部监管要求低。

而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关系而构建，组织对内连接成员，对外参与市场竞争，具有联外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经营服务范围，可跨村、跨乡、跨县经营，也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其服务区域边界更大，不受行政区域严格限制，因此，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成员异质性程度更高。这使得社群信任基础一方面促进了互助组织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又复制着“熟人关系”，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与组织管理人员的亲疏远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获取贷款“次序”，导致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逐渐偏离民主治理模式。因此，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不仅要面临组织内部异质性成员的管理和协调，由于依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面对外部市场风险较大，所以对内部管控和对外防范风险的难度也更大，外部金融监管的要求也相应的较高［11］。

三、农村社群信任的两面性

1.农村社群信任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促进作用

目前，农村社会还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农村社会的社群信任有利于以血缘为主的农民以及衍生的、局限于熟人范围中的各种合作，而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就是典型的熟人网络组织。在这个农村社会网络中，大家相互熟识和了解，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即便有也可以利用私人信息来获取，依靠对借款人的人品来判断其信用状况，而这种获取信息的方法几乎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基于农村社会传统的熟人关系，“单细胞”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呈点状发展以应对目前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服务范围和活动半径都比较小。

相形之下，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中的成员相互的信任半径更大，是相对的“陌生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也是以农村社群信任为基础的，但这种人格化信任在契约型商品经济社会中被弱化，是农村经济组织面对市场经济的社群信任和社会化信任的混合体。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间的相对陌生与社群信任的文化禀赋相冲突。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偏离民主治理的原因：涉及的地区范围更大，突破了原有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成员数量增多，成员的异质性增强。再加上组织成员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唤醒了个人主体意识，容易导致意见分歧，从而对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产生影响。这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在缺陷，需要在实践中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

2.农村社群信任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阻碍作用

（1）空间约束。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也是社会资本产生消极作用的根本原因。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无论地缘型还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都是将熟人关系复制到互助组织内。熟人关系既是组织优势，同时也是它的短板。由于“关系”是先赋性的，并且被泛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熟人关系以剂的作用促进组织的运行，社群信任促成了小农户面对大市场时资金的联合与互助合作，但同时也内在地规定了合作范围的规模界限。

（2）时间约束。从短期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早先的设计中就规划为村或乡镇级，这种熟人关系的约束有助于限定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影响范围，体现了国家政策层面防范金融风险的审慎态度，这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初期是有必要的。但熟人关系讲究情面，在组织进行决策时会因关系强度不同而发生倾斜，偶尔甚至会有不规范行为存在。从长期看，农村社会信任的作用有限，熟人关系制约着资金互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大市场，农户初期的小范围合作形成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其融资状况，农村社会规范能够约束借款人的行为，有利于组织控制违约风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日益推进，农村社会环境转变的客观形势导致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结构正逐渐改观，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城市，农村社区中人们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往那么紧密。在面临封闭性环境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时，农村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就会凸显——排斥组织群体外的他人获取该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资源。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融资仅限于内部社员，而不能通过开放给非社员融资活动获取收益，这样限制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通过吸取存款吸收资金，组织资金有限，社员的贷款需求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阻碍了该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尚处于滥觞期，需要农村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群信任的支撑来维护农户进行资金互助，缓解一定程度的融资困难。在这个阶段，乡约民意和社会舆论成为融资还款的道德约束力量。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设立的目的在于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规模农户和小企业聚合起来以资金互助的形式寻求合作效益。我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同陌生人打交道，熟人关系的纽带正逐渐被削弱，传统的小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稳定社会关系已经被开放性更强的市场经济所打破，信任也由过去伦理性、低风险性的社群信任转向具有市场性、高风险性的社会信任。虽然这种普遍性的社群信任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并且在短时期内不能改变这种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转型的渐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普及化，普遍性的社会化信任会渗入农村社会并逐渐淡化特殊的社群信任，但这需要一个足够长的时期。

我国的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信任机制，而现代社会信任机制尚未完善。其构建需要在借鉴西方现代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经验之上，遵循我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轨迹，利用传统社会信任作为建立现代社会机制的支撑。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其横向和纵向发展的产业链条置于市场这个相对公平的大环境中，引入市场规则，逐步用现代制度的普遍信任维系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凝聚力最大化的目标。在不违反社会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前提下，将基于“关系”的合作伙伴转入公共领域，以取得互惠的共同发展格局［12］。

参考文献：

［1］王曙光.普惠金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27.

［2］焦建.农村资金互助社多头管理，生存发展极度困难［J/OL］.财经网杂志，2013-01-28.

［3］周振.制度视角下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存续机理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4］王伟健.灌南农民合作社关门政府间官方均无金融背景［J/OL］.http：//js.people.com.cn/html/2012/10/25/175777.html.

［5］Woolcock， M.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J］.Theory and Society， 1998， 27(2)：151-208.

［6］.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王沪宁.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状况与前景［J］.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91，(1)：106-114.

［8］李刚.论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遗产的局限性［EB/OL］.http：//xdligang.blog.163.com/，2012-01-15.

［9］翟学伟.诚信、信任与信用：概念的澄清与历史的演进［J］.江海学刊，2011，(5)： 107-114.

［10］高红霞，杜司赢.农村资金互助社治理问题成因解析——以甘肃龙湾村石林资金互助社为例［J］.甘肃金融，2012，(4)：13-16.

［11］陈东平，任芃兴.成员异质性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非“民主治理”——以苏北地区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5-53.

篇9

【论文关键词】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发展对策

小额农贷，是指金融机构专向农村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在我国，政府大力推动小额信贷作为-种有效的扶贫模式在全国扶贫战略中大量运用， 但从目前该业务的运作情况来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我国小额农贷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职责定位不明确

我国政府对农村小额信贷的参与，更像是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主要表现为：(1)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导致行政强迫命令，使小额信贷在政府主导扶贫中，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工作中不免出现租糙，甚至强迫命令的现象。(2)政府的其他职能淡化、分散了对小额信贷扶贫的力量。政府虽然对扶贫脱贫感兴趣，但他们还要考虑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社会安定，从而就可能使小额信贷的力量淡化或分散。(3)政府官员一般不具备从事小额信贷的企业家精神。对于职能众多的政府机关来说，虽然可以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小额信贷知识的培训并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使他们对小额信贷的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困难很大。

2.法律法规不健全

尽管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大力支持我国进行小额贷款扶贫的项目试验，但小额贷款的各种组织还未能完全获得正式的合法身份；而且，小额贷款以何种组织身份来进行运作，尚未确定下来。目前，我国小额信贷组织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临时观念，对其内部的制度化管理重视不够，这显然不利于小额信贷的顺利、健康发展。

3.民众观念落后

在我国，由于长期推行政府主导的扶贫式小额信贷模式，导致普通民众甚至一些官员和学者对小额信贷的属性还缺乏正确认识，政府推行的小额信贷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短期政府行为，忽视了小额信贷运作中的有偿性和可持续性，甚至将小额信贷视同财政性资金。小额信贷组织没有形成完整、正规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金融产品也比较单一。信贷资金的来源、发放、回收也大多不是由金融机构或其中介组织进行，公众普遍的把农村小额信贷理解为一种短期模式。

4.利率不合理的问题

在中国，小额信贷项目确定合理的利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利率受到政府金融政策的限制，我国政府在金融领域仍然实行着严格的国家管制政策，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基准利率，同时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介入金融活动。

5.小额信贷的放款额度和期限问题

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起步阶段，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预期增大。当前小额信贷的贷款额度与此相比则明显偏小，导致农村经济资金总体缺口增大。另外现行小额信贷的期限较短，最长期限是一年，一般是数月不等。从新农业的生产来看，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在一年内能够收回成本并偿还贷款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能还贷，还贷之后易造成资金不足而对生产造成危害。所以小额信贷期限问题上对促进发展农村金融支持中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6.资金筹措问题

目前，我国小额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扶贫资金，其数量是有限的，品种单一，受金融政策的制约(如存款利率、吸收存款的政策与金融机构等)。又因为由于没有组织自愿存款，因而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目前国际上现有小额信贷组织常见的公开吸收储蓄，基金储蓄、代扣罚金和吸收入股的形式我国都没有。

7.农户信用等级评级制度有待改善

目前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现象：一是由于没有建立家庭收支账， 对农户评级存在底细不清、农户经济档案资料不全的现象。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信用评定失实；二是评级授信把关不严， 信用等级比例失调；三是没有根据农户家庭经济状况、资信情况方面的变化重新评估，造成信用等级不匹配。因此，金融机构应制定出相应的评级制度。

二、促进我国农户小额信贷持续发展的对策

1.重新定位政府职责

在我国开展小额信贷活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但政府的介入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首先政府应把握“参与但不干预”的原则。参与政策的宣传，但不干预贷款的审批发放；参与联保小组及个人的信用评级工作，但不干预小额信贷机构对其的奖惩情况；参与监督贷款的使用和回收，但不干预贷款数额、期限和利率的制定；参与向客户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指导、政策扶持，但不干预贷款者对经营项目的选择。其次探索建立小额信贷风险补偿机制。政府可以建立风险基金。一旦出现风险，可以从风险基金中拨出一部分补偿小额信贷机构的部分损失。另外，政府也可以鼓励保险公司参与小额信贷项目，成立小额信贷保险项目，转嫁一部分风险。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小额信贷的发展离不丌会融法规的规范和引导，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一是要尽快修改《人民银行法》，补充有关小额信贷的法律条文，在法律上赋予小额信贷组织独立的主体地位；二是要尽快开办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保险：为小额信贷壮大资金来源、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三是要允许小额信贷享有同农村信用社同等比例的利率浮动权，促使其以近乎市场利率的水平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筛选信贷市场的风险因素，增加其盈利水平：四是要准许小额信贷组织同国有会融、城乡信用社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有意义的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联系；五是要尽快制定适合小额信贷发展特点与发展阶段的监管政策。 转贴于

3.加大小信贷款的宣传力度，加强民众对小额信贷的认识

政府要通过办专刊、贴标语、门柜和日常宣传，让农民、个体工商户等社会各界了解现在小额信用贷款在范围、权限、用途、期限及信用等级、贷款授信等方面的.过加强教育使民众改变对小额信贷的一些认识误区。

4.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

扶贫不是一种单纯的慈善救济行为，主要应看作是一种经济行为。只有把它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在资源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制定合理的小额信贷贷款利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5.改变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和期限的规定

针对目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无法满足农户较大规模经营资金需求的实际，中央银行应继续加大对农信社支农再贷款的投放力度，适当提高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授信额度，此外，农信社还可以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借贷，疏通横向资金融通渠道，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借贷，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结合农业生产的特点，适当延长管理办法规定的贷款期限， 由信用社根据农业生产周期和贷款的用途商议决定。根据农户要求、资信程度、资金的投向、还款能力和信用社的能力适当放宽小额农贷金额和期限的限制。

6.扩大资金来源渠道，解决资金供应问题

这可以从政府和金融政策两个方面着手解决。政府要加强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农业救济等和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的投入，给予农业一定的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这样才能增加农户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增加农民的抗风险能力，起到扶贫和资金回流农村的效果，同时也提高了农户利用信贷资金获利的能力，间接的减轻了小额信贷机构放贷的风险性。金融方面根据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构建能切实为中国农村经济服务的金融体系，有效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动作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邮政储蓄银行和引导民营资本建立的金融机构，可以有效地引导资金为广大农户提供大量的小额信贷服务。努力拓宽资金筹集的渠道。可以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从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或是寻求合作伙伴，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农民共同基金，面向农民筹资，取之于农，用之于农。

7.加强信用评估管理， 构建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

首先建立农户信息库， 改进贷款的管理方式。一户一档， 所有信息资料按一户一档规录于统一身份证号码下， 这样便于收集、查找和评定。农户档案要有生产、生活、经营、借信誉、个人储蓄，资产等多方面的信息资料。其次在现有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标准、规范操作，提升信用等级评定的水平层次。各金融机构采集的信息要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实行资料共享，同一身份证号码的信息要归录在一起，可以共同查询，共同利用，从而降低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成本，增加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有效投入。再次科学设置各类信息更换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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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社 泰州市 存在风险 发展对策

泰州市是苏中地区的农业大市,辖兴化、姜堰、泰兴、靖江4 市和海陵、高港2 区。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泰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发展壮大,至2009 年底,全市累计发展农村合作组织1294个。农村信用社是支持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最好金融纽带。

农信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我国农村基层的金融服务,其稳健经营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然而其自身潜在的各种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各种风险的存在对农村信用社以后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一、在实际工作中,我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系统风险

泰州市刚刚兴起的农信社比较多,刚成立的农信社存在着制度不完善、员工学历相对较低的问题,从2009年开始,江苏省农信社才开始面向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 25 周岁以下的社会人员,针对金融、法律、文秘、计算机四个专业以及相近相似专业开展了选聘工作,泰州市采取不同部门管理不同的操作风险,各部职能相互独立,从而缺少一个完整、有效、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这种分散的管理办法使得主要管理者对操作风险缺乏整体的认识,使得管理战略不能涉及到各个职能部门,从而系统风险产生。

(二)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由员工不规范化的操作引起的,随着科学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泰州市逐渐把科技化、信息化、电子化的经营理念注入新业务,一些员工在工作中以方便为出发点,以原有的规章制度和内控手段来办理业务,不能适应新业务的需要,从而职业道德风险加大,操作风险日益突出。

(三)决策风险

目前,泰州市的农信社管理模式存在风险,主要表现为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泰州市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是在原有法人治理结构基础上进行改造而成,实行统一法人的县联社体制, 沿袭的是农村信用社原有产权结构特征,主要是内部结构调整,而不是一种彻底的产权明晰重组过程, 也不是一种把既有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推进规范化的合作制过程。[2]社员在工作的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交叉重叠的地方,权力约束无保障、民主管理不到位、议事规则不完备等弊端,从而导致信用社决策不到位,常常出现异位情况,形成风险。

(四)制度风险

农信社的管理体制问题经过50多年的改革发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减少员工操作过程中的风险,泰州市采用其他银行推行的员工扣分的规范化管理,以遏制了操作风险,加强了员工工作的规范性。然而,这种扣分办法并不能完全遏制操作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一部分由于制度不健全,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导致操作流程执行不规范,从而出项较多的漏洞。在推行新业务时,制度不能适应新业务的变化,规范力度不够,导致风险的出现。

(五)创新风险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因循守旧就会落后。创新在农信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然而,创新并不一定带来发展,如:2001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达到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当年有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金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1250亿元;有58%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资不抵债金额为161亿元。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信用社的改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给我市农信社带来创新风险。

■二 、改革建议

在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针对以上的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以形成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明确“三农”在农信社发展过程中基础作用,以建立产权关系明晰、约束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新型农信社。

(一)提高风险管理认识

认识是行动的基础,只有提高农信社员工的风险认识水平,增强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培育一支高素质、善管理的现代管理人才队伍。我们可以加大督促力度,强化自律行为,这就要求员工自觉对前段时间的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及时查遗补漏;对自查自纠工作落实不力、敷衍了事、隐瞒问题的一经发现,从重从严处理。[3]这样才能逐步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从而降低农信社的风险。

(二)创造诚信环境,减少风险

诚信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但是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受各种利益的驱使,往往存在很多失信的案例。[4]要减少农村信用存在的风险,首先要从员工自身做起,努力营造诚信大环境。泰州市农信社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完善制度上有了提高,能够从制度上规范员工的行为,营造了一个依法放贷,依法管贷的良好信贷环境,为提高员工的个人素质、诚信度提供了环境基础。

(三)完善内控制度,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把风险管理纳入制度范围,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制度管人,言行禁止,可以加强对员工的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行业风险。

(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由于成立的时间不同,因而泰州市各农信社发展的水平不同,制度的完善水平不同, 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以构建适合我市的农信社管理体制。如:姜堰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于1954年,已有56年历史,坚信“发展是硬道理,质量是企业生命,诚信是企业宗旨”,并以“以专业发展基础,以研发指导方向,以设计带动创新”为公司发展理念,主要经营存贷款、网上银行、电话银行、买卖国库券等业务,年产值约为500-1000万元人民币,拥有多名高专业素质的员工;泰兴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于1995年,已有15年的历史,公司成立之初主要经营办理存款等业务,注册员工人数为600人,注册资本1860万元人民币;靖江市太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于1998年,已有12年的历史,员工人数约为31名,注册资金为45500万元人民币。姜堰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由于成立的时间比较长,对风险管理体系有了全面的认识,所以应该向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方向发展,对整个农村信用社机构内各层次的业务单位、各种类型的风险要加以通盘管理,建立测量农信社整体风险的管理体系;泰兴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靖江市太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时间相近,都比较短,可能对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两社可以先从本农信社的风险内部控制体系开始完善,要确立风险内部控制的三大目标,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重点建设前台监督、内部控制、内部稽核和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四支风险内部控制监督队伍以控制内部风险。因此,各农信社应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建立适合本社发展的风险管理体系。

(五)创新与稳定发展并举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的形式不断变化,比如各行业出现的混合经营的状况,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业务交叉,如银行可以保险产品,提供一些关于保险的服务,这种金融创新的方式能够扩大金融活动的自由度,激发创新的动力,符合社会经济环境要求金融创新的潮流,形成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然而在这种金融创新下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面对新形势、新局面,各部门之间应加强协调沟通,收集信息、整合力量、协调利益,全面统筹,促进金融产品创新、防范金融风险,动金融业在创新的基础上稳步发展。

农信社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只有加强、完善风险管理,才能同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更好的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三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杜华章.泰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与对策[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2]黄明江.对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