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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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民间金融的规模日益扩大，它的存在，不仅对农村经济也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分析得出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日益扩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进而分析了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对于经济影响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要采取疏导结合的方式，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问题；对策

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直接进行金融交易的行为。由于以往这些借贷行为是非法存在的，也被称为“地下金融”。其具体表现有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有的地方也称“邀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生产的分散性，“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很难适应和满足“三农”多样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了特殊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未规范化、法制化以及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对农村和社会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庞大，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换的作用。民间借贷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十分迅速。IFAD(2006)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的民间借贷金额高达1.2万亿元左右。从2001到2006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大约以19％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全国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高达8000-14000亿元，仅浙江东南温州地区就有3000多亿。

2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日益扩人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

2.1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涉农机构锐减，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的萎缩。近年来处于自身经营效益的考虑，县域内的国有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尤其是农业银行的减少最为严重。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追求经营利润的考虑，对县级机构的中小贷款客户实行规模控制和授权授信管理，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客观限制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此外，随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些乡镇实施撒并，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了变动。据资料显示，2005年，湖南郴州市各金融机构共撤并县域及农村地区营业网点35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撤并26个，信用社撤并9个。随着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收缩，其信贷业务开始向中心城市集中，原有的信贷、结算、代收、代付性业务的急剧减少，县域网点逐渐演变成了“多功能储蓄所”。久而久之，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且，已有的功能日益不复存在，其最终必将退出县域这块土地。

2.2现有的农村金融部门实力不强，经营效率低下，很难满足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中，以支持“三农”为己任的农村信用社由于产权不清、管理监督机制不畅，市场地位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纰织的存在必定会使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形成一个体制外的金融市场。从而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调控的实施。如当政府对经济过热实施以紧缩货币政策时，往往政府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倒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对紧缩的经济领域给予信贷支持，经济难以“软着陆”，从而抵消掉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

2.3金融自身的缺陷导致其有一定的危害。一是某些民间借贷活动在很大程度形成了孕育“地下经济”的温床。在一些地方，民间金融机构成为非法外汇交易、洗黑钱和集资诈骗的主要载体。二是高利贷现象的存在，加大了资金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三是民间金融安全性较低，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除了面对一般金融机构共同面对的市场风险外，民间金融机构还要承担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产生的非市场风险。于是由民间金融引发的纠纷，往往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为了确保资金的回收，不少地下金融组织都雇有专门的追债队伍，其追债人员一般都是横行当地的霸道者，有的甚至是当地黑恶势力的成员。一但发生债务拖欠和纠纷，追债人员就会实行暴力追债，往往酿成社会的不稳定。

3规范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措施和建议

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态度不能是取缔和消除，它的存在是民营经济在资金市场上的表现形式。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同步必然导致由个体和民营经济来填补这一差距。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要采取疏导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深化金融改革，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有效增加金融资源供给，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对于民间金融要加强监管，趋利避害。

3.1立法使民间私人借贷走向法制化。要制定相关的民间借贷管理法律法规，将民间借贷行为置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只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于民间借贷过程中的违法乱纪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才能有效地加以管制。放开民间的准入限制，使地下金融合法化和组织化，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轨道。

3.2农村金融体制，组建民间金融机构，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一是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方针，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信用社对农业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将信用社改造成为商业性的地方股份制金融机构；其他地区，也应该按照股份制原则，吸收当地农民和个体经济组织入股，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机制。一是积极开展合作金融形式，重点引导民间资本组建农民股份银行和农村银行，为民间借贷开通渠道。在地下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尝试吸引部分民间资本参股，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进行民间金融机构的试点。二是规范对邮政金融的管理。把县以下邮政储所吸收的存款，经过人民银行全额用于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放给农户和农村企业等农村经济组织，进一步开放邮政储蓄自主运用资余渠道，鼓励购买农发行的债券。

3.3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抑制，使利率能真正反映资金的真实供求，从而有效地对金融资源进行处置。金融抑制程度的降低，实际上是削弱了地下金融的发展趋势，提高了它的运作成本；如果正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不能在开展业务创新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和动力，金融投资品的供给增加，居民家庭理财工具多样化，就会导致冒很大的风险去投资于地下金融产品。

3.4有针对性地对地下金融行为进行监管，坚决取缔和打击违法金融行为。违法的地下金融行为高风险、金融欺诈、隐蔽性强等特点，有时会严重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必须加以规范。对一般的个人间的民间借贷活动政府应该严密监督；对于高利贷，只要不是严重干扰社会治安和金融秩序，也不一定完全禁止。对于高利贷的控制，应该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机构，逐步将其挤出市场。

参考文献:

[1]朱泽.我国地下金融发展状况及治理对策[J].农业经济,2005(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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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性质 民间借贷立法 民间借贷监管

2011年初，温州、鄂尔多斯等地陆续出现企业主“跑路”事件，引起各界媒体的关注，民间借贷危机逐渐显现，特别是轰动全国“吴英案”的出现，引起政府部门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各界学者也纷纷就民间借贷问题展开学术研讨。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法律性质

1.民间借贷的概念

“借贷”一词古已有之，它涉及两方当事人，由约定俗成的习惯逐渐上升至法律，我国《合同法》中就有借款合同的规定。民间借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学者对其概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国内外的学术著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1）国外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存款、贷款以及其他金融交易，是和正规金融是同一国家中同时并存的，相互割裂的。正规金融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控制下，而民间金融则在这种控制之外进行运转，二者利率不同、借款条件不同，目标客户不同。

（2）国内学者中有人将民间借贷界定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货币、实物和其他财产的行为。

本文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发生在个人、非金融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偿付本息的活动。

2.民间借贷的性质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为法律行为，符合法律行为的特性。《民法通则》颁布前，国内学者对法律行为的概念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包括有效地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然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将其范围界定在合法行为上。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及大陆学者董安生教授均倾向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即法律行为本质乃意思表示，是一种法律上的意效行为。目前，学界多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民间借贷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行为，它能够引起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性质不在仅仅局限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上，其发展变化对公法领域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其又具有公法性质。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1.民间借贷的优势

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状况。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融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同时也分流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系统的一部分放贷风险。如果能合理利用民间借贷的话，它能够成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2）民间借贷资金满足了民营中小企业主等的融资难问题。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吸收人员就业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其很难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取得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时，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满足了其资金要求，而且手续方便简单，效率较高，能够满足其发展要求。

（3）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正规金融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民间借贷的市场化利率促使正规金融加快利率改革；民间借贷的手续简便，效率高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效率，改善服务等方面起到示范效应。

2.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本质上是自由的，为何还需要监管？这是因为民间借贷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和个人正常生产生活都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政府根据国家总体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一般处于地下隐蔽状态，政府相关部门很难对其进行监测，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将其考虑在内，而且，民间借贷资金的走向经常是与宏观货币政策相反而行的，这样就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国家的宏观调控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资金庞大，影响银行等正规金融的资金来源。有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从正规金融市场上取得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走向不能掌控，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上资金的配置效果，对金融秩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小城镇及乡村的经济发展。

（3）法律地位尴尬，正常发展困难。由于目前民间借贷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不明朗的尴尬地位，监管缺位，其问题突出，人们经常将民间借贷等同于高利贷及非法集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导致民间借贷不能正常发展，一直处于政府部门严加防范之下。

三、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其完善

1.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现状

（1）在立法上，没有给予民间借贷这种合法的民间金融以相应的法律地位地位。《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等金融法律均未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的有关规章文件，如《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银监会制定并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均未界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规范性，也未明确界定民间借贷金融机构的性质。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总体来说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主观随意性较大，有些规范甚至还出现矛盾的情况，导致行为人和司法机构在认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上出现分歧。在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我国一直严厉监控和打击，《刑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入罪说明了我国对这些非法金融的打击力度。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出现将民间借贷归于非法民间金融的误区。2003年在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孙大午案以及近期热烈讨论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官方对民间借贷这一民间金融的态度。

（2）在监管上，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对民间借贷的立法尽在民法领域，民法的特性使得民间借贷仅仅体现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活动，国家对其态度是，在没出现问题时未有具体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在出现问题时则是严加打击。因此，关于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抬会等非法民间金融，国家一直是严加控制和打击的，而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法律和监管均是缺位的。

2.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完善

要规范民间借贷并给予其合法的地位，使其阳光化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这就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放宽金融市场。

（1）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要规范民间金融，首先要在金融体制上进行改革，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能够有机会进入金融领域。

（2）认可民间借贷，给予其合法的发展空间。政府逐步放宽金融改革的政策，为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总理在十一长假期间带领财经人员专赴温州调研，提出探求化解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中国式次贷”风险，这无疑是加快了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对民间借贷的正视。另外，温州市委、市政府为遏制民间借贷危机蔓延出台相关文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资金链断裂后引发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其中就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等措施，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不断认可、肯定民间借贷并寻求民间借贷规范化之路。

（3）加快立法进程，规范民间借贷。鉴于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立法的状态，应该在法律规范上进行改进。对于民间借贷，在已有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原则性规范的基础上，加快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章制度，使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正名。同时加快对《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条例》相关条款的修改，增加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由于民间借贷是一种普遍的融资渠道，而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如《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概念、范围、基本原则、期限、利率、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等，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依法合规进行，而且能够为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4）创新机制，加强民间借贷监管。在融洽的金融环境和有效地法律规范之上，我们还要创新机制，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在监管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吸收正规金融机构的经验，另一个方面要根据民间借贷自身的特征积极创新。

首先，形成多元化监管主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积极配合，促进民间借贷自律机构的形成。其次，区分监管方式，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形式做区别对待。对于普通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借贷，可以做消极监管，引导双方当事人尽量采用合规的借贷合同，减少纠纷；对于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要加强监管，规范借贷合同，建立借贷登记制度，以对借贷规模、资金用途等进行积极监测；对于有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要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监管，对其资质、信用度、运营方式等进行指导和监督，必要时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再次，培养专业的民间金融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其熟知民间借贷监管业务知识，增强对民间借贷金融市场的敏感度，方便及时有效地收集相关信息。最后，创新监管制度，建立民间借贷存款保险制度、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民间借贷征信体系、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逐步形成一个安全、诚信、稳定、可控、能预见的民间借贷金融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中央民族法学硕士论文

[2]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

[3]黄向红.完善法律制度 脱范民间借贷软环境.改革与理论，2002（1）

[4]许孟洲等.《金融监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5]庄文敏.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建构.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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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困境；法律规范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并且从现在已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可以从概念的含义和形式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认为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进行的货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广义上的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独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依托民间借贷组织为中介而进行，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在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进行[1]，如此多样化的交易主体相应地导致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贷、民间中介借贷、民间互助会，典当行等。

二．当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与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95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约有700至1000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形式越来越多，信用工具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经济余融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在7405至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特别的部分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发展迅猛，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内蒙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据保守估计大概是2000亿，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温州地区，50％以上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民间借贷的极速发展和迅猛扩大的结果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近两年来温州老板的跑路、自杀多和民间高利贷有关。除了温州，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还有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

三．民间借贷的困境

民间借贷尽管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运行方式是建立在惯例和自律基础上的，并不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下产生，所以民间借贷活动的程序不规范，

在加上民间借贷缺少像法律这样的硬约束，缺乏立法上的监管，使得民间借贷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经脱离了生产和自用的途径而是用于投机圈钱，滋生短期行为，非法集资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这些不法及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安定。然而，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活动状态的民间借贷由于往往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联系起来，而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并且屡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顿，使得民间借贷只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进行地下运行，这样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更加得不到的解决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并且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隐患。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规定不统一。目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数量较少，并且相当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规定都不明确，二是在对民间借贷的调节实践中，主要是政策在发挥作用。对有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仅依据政策进行，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且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之间相冲突。既表现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也表现为法律与政策的冲突。三是法律严重滞后现实，与民间借贷实践活动相矛盾。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少，但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因此与之相关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4]。

（二）监管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和监管态度的非理性严格。

首先，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去明确其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去约束和规范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专业化水平低。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虽然提高不少，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落后，主要表现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仅能根据监管人员的经验了解民间借贷的历史情况。并且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金融监管部门依靠现有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难以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5]。

再次，由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为打击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而管制过严，殃及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而无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区分民间借贷的优劣之处，非理性地封杀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空间，堵上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道路。

（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

1、借贷当事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我国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之间，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通常比较随意。借贷过程中经常签订的是不规范的借贷合同，或者签订"借条"作为借款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甚至只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便产生效力，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往往会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导致借款纠纷的出现。

3、偿还协调机制不完备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大多是凭借对借款人的信任而发放贷款的。尽管没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由贷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来偿还全部债务，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相对于正常贷款中仅以抵押品或企业全部资产为债务追索限度，这实际上是无限追索了。当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时，贷款人缺少与借款人的协调。贷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却不知此时企业可能连本金都难以偿还。如果此时能够减免企业的高额利息，并改以较低的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实现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双赢。

4、民间借贷经营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间借贷服务的个人中介和机构中介在经营和服务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组织结构也很不完善。这样既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信用的缺乏导致民间借贷不能的顺利进行

民间借贷很多都靠信用来维持借贷行为的进行，但是有些个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这一系列的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四）引发犯罪问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合法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混杂于民间金融市场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交易出现问题后难以寻求国家公权力救济，放贷方通过黑恶势力来帮助追索债务。高利贷现象和高利贷犯罪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冲击，干扰了贷款管理制度和贷款秩序。除了高利贷之外，非法集资也是民间金融市场上的一颗毒瘤。近年来不少企业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仅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影响正常金融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五）引发的金融问题

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借贷交易的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当的行为手段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然后再利用这笔资金去从事高利润的民间借贷。银行存款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减少，进而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可采取多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二者之间的利率差。在银行信贷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使得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加少了。于是，企业就得更加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扩大，并挤出银行贷款，最终形成民间借贷融资额不断扩大，银行贷款额不断减少，企业不得不更依靠民间借贷，融资利率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六）引发社会问题

上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民间借贷由于涉及的人员通常较多，而其活动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当偿付危机发生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使参与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恶性暴力行为、以及不堪高利贷压力自杀身亡事件（比如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屡屡发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的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在我国从正常的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为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好像并不遥远。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规范性差，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的滋生，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要想让民间借贷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和完善具体制度，使民间借贷主体权利义务规范化，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上来，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

（一）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划清与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界限

由于当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制度建设，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合法与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有赖于确定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

为了有效管理民间借贷行为，首先重要的一环是，将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区分现有民间借贷的合法成分与非法成分，对其分别准确定义，明确合法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和范围，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对民间借贷，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对资金来源是否正当，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规范。"张健华教授建议[6]；而对非法的民间借贷特别是危害性极大的民间借贷活动，比如，无真实借贷内容、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等借贷活动，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的情况，尽快建立和健全适应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应对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地说，可以从设置民间借贷机构和规范现有民间借贷活动两个方面来建构相关法律制度：

1、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创设相关法律规范民间借贷机构。

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明确其职能是专门从事合法的民间借贷工作。这样将民间借贷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确，指明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是与正规借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可以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确其地位之外，还可以对其机构类别、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审批登记程序、业务范围、市场退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民间借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可以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同时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具体而言可以从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贷最高额、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7]，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融资手段的区别与界线进行明确的法律解释，从而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符合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基本以信用为主，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这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者担保。对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让应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使得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借款等现象，致使本来的合法行为转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间借贷的救济渠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民间借贷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程序。通过立法授权某些部门或机关在管辖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对于不能调解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间借贷监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规范民间借贷的活动，保证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监管方面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明确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监管主体和对象。

长时间的民间借贷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习惯，我们可以发展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在借贷监管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政府主体必须是确定的，这样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互动，可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共同维护民间借贷的良好运行。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主要监管对象是合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求创设民间借贷机构，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些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为高效的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对这样的民间借贷机构按照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间借贷机构向规矩金融机构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消除对民间借贷的歧视。

2、从利率控制入手，强化现有民间借贷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借贷确定具体的利率上限，对违规者要进行严惩。只有抓住利率这个核心，才能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监测体系，不仅对引导我国民间借贷有序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改进提高金融调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检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有序规范发展。

3、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首先，应提高有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改变目前的手工操作，尽快实现监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监管的网上运行，提高监管效率。再次，应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将内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况作为工作重点。要畅通信息反馈和报告渠道，保证审计结果及时、完整地为最高决策层掌握。

参考文献：

[1]　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2]　钟伟．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N]．2002．

[3]　韦熙．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出路[D]．硕士学位论文．2007（4）．

[4]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0）．

[5]　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

[6]　刘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法律问题研究［J］．南方论刊　．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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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民间高利借贷在最近几年呈现出日益繁荣的趋势，然而我国对民间高利借贷尚无完善的法律规定，导致在实践当中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的司法干预出现混乱的状况。文章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以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实践情况为研究视角，推导出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进行司法干预的机制设想。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司法干预；意思自治

一、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突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而2011年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见表一）。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涉案标的68.59亿元，同比上升96.61%和250.9%，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该院2011年1月到9月，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同比上升了50%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包括2分）的89件，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占6.44%；5分以上的4件，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占51.84%，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上浮）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将风险后移，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存在规制空白，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统一的司法解释，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符合立法原意，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出师有名，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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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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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存款保险 银行破产 金融风险

一、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不同观点

（一）反对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观点

1.由于我国制度不允许银行破产，因此不需要存款保险制度来保证。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包括存款者的切身利益，但是我国制度决定了银行不可能破产，因此这项制度的建立可谓是多此一举。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是国有产权，政府充当着最终付款人的角色，因此存款者在存款过程中更多的相信的是政府，而不是单个的银行。相反，一旦存款保险制度确立很有可能会让储户觉得银行存在破产的可能。退一步说，即使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由于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该制度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果。例如，在八十年代，韩国曾经提出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想法，但是由于其巨大的保险基金金额无法保证，更重要的是韩国政府对其干预过大，使得该机构的设立价值不复存在，该构思在实际操作之前就流产了。

2.人民银行负责对金融风险进行监管，不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我国人民银行对金融风险具有监管职责，一旦某银行出现了破产或者是信用危机，人民银行会对其进行接管或者破产清算，存款人的利益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失，那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何在呢？相反，在我国具体国情情况下，一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会让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

（二）支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观点

1.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地稳定金融体系。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的倒闭、日本金融市场中很多保险公司的倒闭，这些都无疑给我过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影响，还扰乱了一定的社会安定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的不断完善，很多中小型的商业银行如雨后出笋般拔地而起，但是这些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制度并不完善，导致了银行内部的风险比较大，我国近几年银行的不良资产持续增长就是很好的印证，因此我国要做好防范风险的措施，稳定金融体系。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供流动性的援助，实行有效的金融监管，预防银行的风险发生，对于银行破产之后的财产和债务进行清算处理，保护储户的切身利益，这些都可以有效的稳定金融体系。

2. 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退出机制存在的缺陷一经慢慢显现，比如，有些金融机构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来保证他们随着市场变化而自我淘汰。实际生活中，很多金融机构的准入和退出依然是靠着政府的力量在进行。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恰恰可以提供这种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某些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可以依据存款保险制度规定的步骤进行退出，确保经济损失的降低。

二、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际效果

（一）可以有效的净化中央银行基本职能

我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是兼有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大项。或者说人民银行是我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综合体，但是在实际当中，这两项职能确实互相矛盾的，因为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投入过多，就很难进行宏观方面的大局调控。比如，人民银行对一家即将破产的金融企业宣布破产，但是又要负责对其接管等等善后工作，这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就可以有效的净化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金融监管职能，当人民银行根据一个金融企业的信用危机或者资不抵债的程度宣布其破产之后，可以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后续的善后工作，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矛盾发生，有利于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发挥。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的回避国家信用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有严重的依赖国家信用的现象，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来扭转这种局面，使商业银行尽快归队到市场金融机制当中。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有着其他金融机构不具备的先天优势：第一，国家信用使其最有利的后盾;第二，垄断地位很高;第三，转有价值比较高。但是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劣势;第一，历史包袱比较沉重;第二，经营机制过于老化，缺乏生命力。想要很好的解决，就必须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撤销四大银行享有的国家信用特权，降低他们的优越感和专有价值，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到金融市场当中。

（三） 有效保障存款人的经济利益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市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潜力。虽然金融工具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种类也是开始多样化，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和金融工具的限制，人们更多的还是选择以存款的方式管理自己的资金。因此，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是从存款者的利益出发的，为存款人建立起了一道坚固的风险屏障。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出现的弊端和完善

（一）弊端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会造成现有相关资源的浪费局面，也会消弱相关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有限，能力有限，资源更加紧缺，一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没有条件实现它的监管职能，严重的话，还可能造成对已有资源的分散，降低他们本应由的监管智能，并且，如果存款保险机构不负责监管，那么就一定要和相关的监管部门做好沟通，这样的保证虽然可以确保存款保险部门职能的发挥，但是难度却很大。

2.存款保险制度不一定能够促进中小银行的发展 建立存款保险机制，不得不注重中小银行的发展是否能在此机制下得到推动。但是我国中小型银行中有很多银行的资金状况比较好，甚至会超过其他大银行的资金状况，但是一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就会出现金融风险的转嫁，比如，很多国有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会将自身在资金状况方面的劣势带来的副作用转嫁到这些小银行中，造成市场不公平的现象发生。虽然人民银行兼具金融监管的职能，但是却没有资金做以保障，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对于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这就是我国金融防范体系中的一个大漏洞，如果人民银行对于即将破产的金融企业进行救助，就必须通过再贷款的形式，但是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这样不利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尤其是当全国性的信用危机发生时，如果人民银行通过投入大量的再贷款来救助这些企业，势必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阻碍中小型银行的发展。

3.可能造成存款保险机构的管理权和归属不清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后的后续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必定会影响整个机构的运行，尤其是机构的归属或者是管理权设定不明确，必定让存款保险机构架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因此，在存款保险机构构建时，建议以民间出资和政府出资共同共有的方式建立该机构，这是切实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有效手段，但是该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之后，如何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又是一个问题，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足，很有可能该机构最终还会落入到政府之下，形成一个附属机构，最终流于形式，无法发挥作用。一旦这样，该机构的管理权也就不会明确，在政府的管制下无法充分发挥管理权，这也会造成该机构无法发挥作用。

（二）完善措施

1.加强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治理结构的完善。商业银行的措施和管理办法，这种办法和措施的综合就是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为了是对金融风险进行事前的防范、事中的处理和事后的监督，以及对动态过程的纠正等等，想要做到对金融风险进行防范，就必须给予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部门一定的评估、监测、识别能力，这样才有利于它控制自身的风险。

2.做好监管协调分工。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增加了监管机构，除了中央银行、银监会，还有存款保险机构做后盾，但是这三者想要发挥存款保险方面的功能就必须加强协调，不能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致使真正的组织处于一种放任不管的状态。三者应该各尽其责，中央银行是整体宏观掌控的功能者，做好风险预警和稳定全局;银监会主要负责管理和监督，建设并完善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确立;存款保险机构则是具体的实施者，出台适当的存款保险利率，确保在银行倒闭之后负责后续工作，确保存款人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失，或者是尽可能的将损失降到最低。

3.重视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于现有的法律体现需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尽量做到公平，对于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补充。建立存款保险法和保险机构，并且设立专门的解决问题部门，完善破产法、消费者权益法等配套法律制度，以确保存款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当然一定要加强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确保资金支付、运转的安全。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从根本上保障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也能够很好的保护我国存款者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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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我国商业银行及中小存款人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正逐渐加大，因此，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内金融界、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日本作为东亚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步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其后几经改革，最终形成了由政府与银行彼此协作的存款保险制度。本文将就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进行粗浅的探究，以期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一早在二战之前，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设想和建议，但遭到银行当局的否决

战后初期，随着日本经济的重建和复苏，金融制度和银行经营体制表现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倾向，1955～1956年，日本先后发生3次银行经营危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8次信用金库经营危机。鉴于此，1957年1月，大藏省向国会提交了《存款保障制度基金法案》和《保全金融机构经营的特别措施法案》等，但遗憾的是两法案均未能获得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再次搁浅。

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快速运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流通资金不足及企业运作资金缺口不断增大问题成为日本政府和金融部门面临的两大难题。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引进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竞争机制，可有效缓解此等难题。但是，在引入银行竞争机制的同时，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建立公平的问题银行处置机制、维护金融体制稳定也成为必须。在此背景下，建立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事宜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1971年4月，众、参两院一致通过了大藏省制定的《存款保险法》，同年7月，日本存款保险机构（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ofJapan,简称DICJ）成立，至此，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终于正式建立。该制度成立之初，内部组织机构并不完全独立，其理事长由日本银行副总裁兼任，理事长、理事及专业金融人士（7名以内）共同组成存款保险机构的决策核心营运委员会。其业务范围也十分有限，仅限于收取保险费用和支付保险金。其原始资本金和存款保险限额也很少，前者仅为4.5亿日元，分别由日本政府（财务省）、日本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三方各出资三分之一筹集。后者的上限仅为100万日元。尽管如此，存款保险制度毕竟在日本建立了起来，这走出了日本建立健全金融安全网的关键一步。

从上述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曲折过程来看，推动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主要因素大可有三：其一，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可能再度搁置。其二，金融市场的需求。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满足企业资金需求，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要求催生了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其三，政府的风险防范意识。日本政府意识到引进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竞争机制，提高金融市场效率，虽然可以满足国内金融市场及企业的资金需求，但同时也必然使金融风险增大，存款人的利益也受到威胁。正是这一较为清醒的风险防范意识，使日本政府在引入金融竞争机制的同时，适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二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产生并崩溃后，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不断恶化，为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存款保险法，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数次改革，存款保险公司不断被赋予新的职能与权力

第一次改革，1986－1992年。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快速升值，地价、股市价格随之飙升，实施金融自由化也成为日本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之一，原有存款保险制度中的一些规定显然已不能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在此背景下，1986至1992年，日本政府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第一次改革。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为：1．提高存款保险限额和存款保险费率。前者由1974年的300万日元提高到1000万日元，后者由1982年的0.008％提高至0.012％。2．实行暂时支付制度，即从1986年起在保险存款正式赔付之前，存款保险机构DICJ先对每一存款人支付上限为20万日元的保险存款。3．增加财务求助方式。

这次改革虽然并未改变1971年该制度建立之初确定的限额保险制，但是实际上已开始实施事实上的全额保险制，因为在处理破产金融案例过程中，破产处理费用大多由DICJ通过资金赠与方式对“偿付”成本之内的存款予以保护，而超出部分由救济金融机构或关系密切的民间金融机构负担，DICJ、救济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三者联手实行了存款的全额保护。尽管此次改革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总体结构未做实质性的改革，但事实上的全额保险制度有效保障了日本银行体制的安全运作，在1992年以前，银行的破产赔付记录为零。

第二次改革，1996－1998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机构破产呈快速蔓延之势，解决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不良债权，妥善处理金融机构破产遗留问题，维护银行信用和金融秩序稳定，成为日本政府必须应对的重大难题。在此背景下，1996年至1998年，日本政府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第二次改革。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并扩大其权限。据1998年修改后的《存款保险法》，存款保险机构DICJ有权向可继续经营但资本不足的银行注入公共资金，购买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不良资产；DICJ有权融资并由政府提供担保；政府授权DICJ设立附属公司即处置回收公司来回收不良贷款；DICJ有权对破产金融机构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并与处置回收公司合作追索债务人隐匿的资产；授权DICJ设立日本过桥银行以接管问题银行；经营运委员会确认，DICJ可应普通银行的申请购买其优先股，总额为13万亿日元。

为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日本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也进行了配套改革，放弃由大藏省把持金融机构监督权的集权式监管体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于1998年6月成立由内阁府直接管辖的金融监督厅，金融机构设立的认可、登记和废止以及对金融机构的检查、处分等管理、监督工作，全部由金融监督厅负责。同年12月，日本政府又成立了金融重建委员会，在金融危机时协助首相处理危机事宜。2000年，再次调整金融监督厅的职责，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移交金融厅，由金融厅负责对银行、证券及保险等各金融行业的统一监管，有效配合了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发挥。

经过这次改革，日本完成了由限额保险制向全额保险制的转化，使存款保险机构的作用和权限有了较大的提升，且实现了存款保险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在金融监管部门和存款保险机构的联合努力下，有效地控制和避免了银行挤兑风潮和金融恐慌。

第三次改革，2000－2005年。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在经历了泡沫破灭、停滞之后，逐步进入恢复和低速增长时期，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要求，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又进行了第三次改革。

这次改革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

1．调整存款保护范围。2000年5月再次修改《存款保险法》，将受保险存款的范围扩展到可记名银行债券、公共基金存款、依照特别法律成立的公司的存款以及存款利息，合作金融机构联合体也被纳入受保金融机构范围。

2．将各类存款分为特定存款和其他存款。特定存款指普通存款、专用存款等，此类存款仍实施全额保护，其全额保护延长至2005年3月；具备无利息、存款人随时可提取、用于支付和结算三个条件的存款属于支付专用存款，此类存款实施永久性全额保护；上述以外的受保存款由全额保险过渡为限额保险，赔付上限为1000万日元。

3．扩大DICJ的财务救助范围。允许其对破产金融机构进行业务转让过程提供财务救助，或待其业务转化和重组后向其提供补充财务救助，或为保证债权人的权益而向破产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救助。

4．适时调整存款保险费率。2002年取消特别保险费，保险费率按照特别存款和其他存款两类分别征收。特别存款费率由1996年0.048％提高至0.094％，其他存款保险费率为0.080％。2003年再次调整存款保险费率，将一般保险费率分为按照支付结算存款和一般存款两类征收，支付结算存款保险费率为0.090％，一般存款保险费率为0.080％。2005年又提高了一般保险费率，支付结算存款保险费率为0.115％，一般存款保险费率为0.083％。2006年则将支付结算存款保险费率降至0.110％，一般存款保险费率降至0.080％。

经过这次改革，日本在全额保险的基础上，建立了定额保险制，使存款保险制度更能适应金融及银行体制的变化要求，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维护金融稳定和银行信用、保障存款人利益的职能。

总之，通过上述数次改革，日本逐步建立健全了由政府、银行及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协作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在保护存款人利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强化政府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有效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对我们的启示

（一）健全现代金融安全网要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日本金融业的发展及存款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风险也在加大，因此，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业的稳定是政府及金融机构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即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在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过程中，往往由中央银行或各级政府承担债务清偿的责任。随着市场经济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央银行或各级政府已无法承接破产金融机构的巨额账单，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不仅给各级政府机构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直接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施行。因而，现代金融体制及银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在现代金融体制下，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健全的金融安全网至少应包括三大机构：拥有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金融机构、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存款保险机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先后建立负有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中央银行及负责银行监管的银监会，目前，我国要建立健全金融安全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必须。

（二）存款保险制度可有效处理银行危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应改革表明，在存款保险制度下不断根据金融形势调整存款保险费率，并成立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专业化机构可有效保障银行及中小存款人的利益，直接有效地处理银行危机。近年来日本存款保险机构运用融资、购买和接管法等已经处置了数家银行和信用联盟及数十家信用组合的破产案。同时，由于存款保险机构负有对问题银行承担保证支付的责任，这对存款人在心理上产生积极暗示预期，从而有效防止了银行挤兑风潮，稳定了社会秩序。超级秘书网

（三）存款保险制度的合理运作必须有完善的立法体系来保障。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都是通过立法程序来完成的。自1971年《存款保险法》制定以来，在数次修改该法案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存款保险的补充条例》、《金融稳定化法》、《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置法案》、《债权管理回收业法案》等等一系列法案和条例，从而构成了一整套健全的金融保险法律保护网，使存款保险机构在发挥职能时，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效地提高金融体系抗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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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资本；风险

一、民间资本及江浙两省中小企业概况

民间资本又叫做私有资本，是相对于国有资本而言，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4》，民间资本被定义为非政府拥有的资本，具体说来是指中小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家庭的金融资产。我国民间资本的形式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包括手持现金、债券、股票和保险等金融资产）、住房、农民的耕地等。广义的中小企业是对除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而狭义的中小企业则是不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即本篇文章所指。

民间资本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浙江省作为中小企业的集中地，当它从一个资源匮乏的穷省一跃成为继京、津、沪之后的经济大省时，就足以展现中小企业对于一个地区经济贡献的程度了；而江苏省的中小企业虽然没有浙江省多，民营经济也不很发达，但是江苏省也逐渐认识到中小企业对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所以比重也在逐渐增加，通过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对比（见表一），会发现中小企业产出的经济总量都超过当地总量的一半以上，并且每年还在快速增加。

表一：江苏省和浙江省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

表一：根据《2010年中小企业年鉴》整理所得

二、民间资本将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如：规模小、寿命短、经营不确定性以及财务不稳定性等使得其在金融界中常常出现融资困难的现象。

深证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有给这些非公有企业提供融资的平台，但是进入证券交易板块的要求非常高，程序比较繁琐，只有达到严格审核标准之后才能进行公开融资，目前中小企业板中上市企业的数量是686家，创业板上的数量是334家2，而据估计2012年中国共有5000万家中小企业，上市的比重还不到1%，所以说只有很小一部分中小企业能够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而绝大部分仍然面临融资困难的现状。

当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融获资金，就会向小额贷款公司或地下钱庄（俗称高利贷）借钱，据媒体报道这些机构给予放贷人的利率一般会高出银行的10倍左右，据调查，地下钱庄的借贷利息年息可以达到30%—40%，短期的月息甚至能够到达50%—120%。尽管利息如此之高，但是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调查中显示，有746家企业2011年底民间借贷余额134.85亿元，相当于其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规模的50％，企业有50%的融资来自地下融资，这一比例还是非常大的。很多企业由于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利息，只得宣布破产或者直接不负责任的卷款落跑。

资金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就如同人体的血液系统，一旦系统出现问题，人体机能就会发生崩溃，企业也是如此。

虽然有学者认为温州这次大面积出现企业家落跑的现象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结果，因为资金没有用在实处，只一味投资于虚拟经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加上房地产泡沫，这些资金被套牢，最终导致没有资金进行实体经济才会出现企业纷纷倒闭的现象，如果他们不改变这种投资观点，就算解决了它们的融资问题，得到的资金还是会继续进入虚拟经济，恶性循环，仍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当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企业就是看中虚拟市场存在巨大的快速获利的潜质，才会选择冒险进行房产股票投资，为的也是迅速获得资金来弥补经营缺口，所以根本还是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只要他们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活动，利用闲钱进行虚拟投资也无伤大雅，反而还会促进国家资本市场繁荣发展。

三、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风险

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确实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说让各大商业银行开发出多种适合中小企业特性的金融产品、成立和中小企业相符的小型金融机构、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成为村镇银行（但是由于改制条件严苛而且审核过程繁琐，所以至今仍没有小额贷款公司转成村镇银行）。

（一）过度投资风险

受到金融业利润的诱惑，大量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导致金融投资服务行业的盲目投资，大量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成立，金融服务领域可能会饱和，彼此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一旦造成恶性竞争，处于竞争弱势的金融企业为了实现保本经营，可能以牺牲业务质量为代价，如通过各种变相手段高息吸收储蓄、发放高风险贷款以寻求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可能导致经营失败，造成社会公众的存款或投资利益受损，这将不仅是经济问题，还会产生社会问题。

（二）关联贷款风险

一些民间资本持有者投资于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企图通过控股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操纵它们的决策、经营活动来缓解资金压力，为关联企业提供不当的融资便利，这种通过所有权对金融机构施加控制的关系贷款若得不到限制，将会危及农村金融秩序的稳定。

（三）对民间资本的监管力度不够

我国对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成熟，应该要避免大量民间资本过度投资于某一个热门行业，或者投资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业范围，一旦这类金融机构进行了违规操作，就有可能会丧失其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本质，利用牌照吸引客户，以合法业务为幌子，私自聚集资金再放高利贷。

（四）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村镇银行举步维艰

小额贷款公司只是属于有权从事房贷业务的商业性机构，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手续简单、放款迅速”。虽然它能够活跃农村金融市场，但是有些地区出现了盲目发展、市场定位偏差和风险变大等现象，政府为了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或中小企业，现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相比，村镇银行是能够在提供贷款的前提下，吸收公众存款，受银监会、中央银行等监管部门的约束。把小额贷款公司转变成村镇银行能使其有更大的业务平台，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愿意转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1.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也就是说，小额贷款公司要成为村镇银行，必须找一家银行作为主发起人，同时还必须交出控股权。原本由自己独自控股的公司转变为村镇银行后，竟然要和其他股东分享利益，获利减少加上不同管理理念的冲突，抑制了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为村镇银行的意愿。另外虽然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杨少俊在“2012陆家嘴论坛新闻会”上透露，村镇银行在经营若干年之后，银行业的持股和其他资本持股的相对比例是可以调整的，根据运营状况、管理状况的需求，银行可以减持甚至全部退出村镇银行。可以理解成在正规金融机构把成熟的风险管理理念以及稳健谨慎的经营方法传输给该家小额贷款公司，使其进入正常运营阶段，就逐渐退出控股，将该村镇银行完全由中小企业家管理，我想这其中是有很大风险的，当正规金融机构退出后该村镇银行实质上和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区别，但是却做着比小额贷款公司更广泛的工作，中小企业家有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私自提高贷款利率；并且管理者可能没有关于金融行业以及风险控制的知识，不能够自如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因此没有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后盾，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2.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会发现对于村镇银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这其实和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多大差别，所以笔者认为不论是小额贷款公司还是村镇银行有可能会为了价值最大化以及风险最小化，不愿意考虑贷款人的利益，会尽量减少贷款或者将利率抬高；而且村镇银行尽管是可以吸收公众存款的，但是农信社、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都是村镇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老百姓对于“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银行是否有信心将钱存入其中，是需要打个问号的，万一银行经营不善，存款人连本金都拿不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舍弃信誉好的商业银行而将积蓄存于毫无保障的村镇银行？

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风险对策

（一）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为了防止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可以建立相应的投资导向和风险预警系统，引导民间投资流向，监管民间投资行为，降低投资的系统风险；同时还可以建立投资评价体系，投资评价模型以及反馈调节机制，把民间资本流动与政府服务联系起来，建立一种沟通渠道，将民间资本诉求与政府诉求有机协调。

（二）建立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投资基金和退出机制

由于民间资本具有规模小、分散性和单个性的特点，可以将分散的民间资本聚集起来，建立较大的民间投资基金，并由专业管理团队管理，确实维护民间基金投资人的利益，另外民间资本投资者具有自，可以选择退出该投资基金机构，所以应该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保证在原有投资效果不减的情况下，使单个资金安全退出。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多元化金融监管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完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实施细则，以保证民间资本按照相关法律要求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要规范政府与民营之间的投资经营契约，强化双方权利义务的有效约束，实现真正保障民间投资经营权益的目标，把政府授予民营经济的特许经营权益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并且允许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享有同样的待遇，认真清理歧视性民间投融资政策与法规。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亟须构建中央牵头监管、地方协同监管、机构内控监管、社会独立监管、行业自律监管“五位一体”多元分层的立体型民营金融监管格局，从而避免单一主体监管下的利益重合、监管真空、监管过度等问题，保障民营金融的规范经营与健康发展。

（四）政府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让民间资本安心进入金融领域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投资于中小企业的风险有很大一部门在于中小企业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而小额贷款公司难以转制成为村镇银行也是因为其中存在利益受损的风险，如果政府能够承担一部分风险，承担未来的部分损失，或者财政拨款“救济”村镇银行，那么村镇银行的压力会小很多，就会尽量按照政策要求多去考虑中小企业企业贷款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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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期货期权，蒲式耳，期权执行价格

一、概述

所谓农产品期货期权交易就是：在交易所内，以农产品期货价格为标的、根据一定的执行价格、对此类相关基础资产以看涨与看跌的形式所创设的认购与认沽的选择权——其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假定2007年1月12日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报出执行价格400美元的3个月玉米看涨期权价格29.25美元。其中，一张期权合约中标的资产的交易数量为5，000蒲式耳（bus.）；蒲式耳对应美分，而1美元=100美分：故此类期权的交易单位是期权价格与50的乘积；交易所费用100美元，进场、出场各缴纳一次。

若投资者买入此3个月看涨期权合约，则需按1462.5美元（29.2550）缴纳期权费，同时交付手续费，即该投资者以1562.5美元的成本购买到以下几种权利：3个月后在到期日可于期货市场按单价400美元以期货多头身份交割5000蒲式耳玉米（行权）、放弃行权、提前行权（美式期权）、在到期日前出售此合约。

时间推至2007年2月23日，此看涨期权价格已升至47.125美元，则入场费用变为2356.25美元（47.12550），若多头投资者愿意出售此期权且交易匹配成功，则设该投资者收益为693.75美元（2356.25-1462.5-200）。

二、我国境内创设农产品期权的必要性分析

任何金融的元生与衍生产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相关的传导机制是一国乃至一企业宏、微观经济有序运行且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期权产品作为人类在金融领域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不应该在我国境内成为空白项。但当前，农产品期货期权尚未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品在市场中创设，而在各类期权产品中，农产品期权交易比较具有实际意义且具有可操作性，其创设也必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以及在保障普通农民权益等方面产生正面的影响。

众所周知，每年农产品的种植与生产在趋利的前提之下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如此则会出现部分农产品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使相关价格大幅下降或上升从而使相关个人和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期货可以用来保值且调节市场，但其较高的保证金比例与盯市制度又使其不适用于中小投资者。因此创设农产品期权、稳定相关产品价格、保障广大农民对自有产品的既定预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三、创设农产品期权的策略分析

期权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在理论上可以无限量创设。但就我国目前的金融形势及农业状况而言，期权要限量创设，要避免某一类农产品行权比例过大甚至超过其现货产量的状况发生。

同时，期权创设方的身份确认亦十分重要，其作为空方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以保证行权履约；另外，为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境外具有资质的金融结构（QFII）暂时不应被纳入我国境内的农产品期权交易的平台之内以防其扰乱市场；而作为看跌期权的多方应同时提供其拥有现货的证明从而确定其实际的行权比例；对看涨期权多头所能购买的期权份额，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节、控制。

期权衍生于期货，又独立于市场进行交易，一旦形成单边走势，期权价格的“价外运行”则不可避免，股票权证就是先例。对于此，除却涨、跌幅的控制以外，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要加以正确引导，金融监管部门对于恶意炒作的“大手资金”要严格监督乃至惩处以保证市场有序平稳地运行。

就技术问题而言，期权的执行价格如果与基础资产即期货的价格偏离过大就会造成定价模型失效，因此，从创设方报价入手进行控制是十分必要的；至于交易软件，可复制DerivaGem系统，不过其中一些细小问题要注意“内、外有别”。

四、总结

随着外汇期权于2011年4月1日在我国境内被创设、交易，农产品期货期权的推出也应被纳入议事日程。相对于各类期权，谷类期权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只要管控得法，其对我国农业的发展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期权之于中小投资者，主要作用在于对冲风险，这也是当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首要任务。在全民金融知识普及的基础上，对期权类产品交易进行引导、调节、控制、监管等一系列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但笔者相信中国人并不缺乏金融智慧，经过金融工作者的努力，在创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期货期权方面，我们一定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J.Orlin Grabbe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M]. Peking：Prentice-Hall， 1998（10）

篇10

论文关键词 金融改革 中小企业 融资 民间投资

2010年8月，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等组织针对该年度中国民营企业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该调查表明，民营企业融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融资难”问题依旧突出。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认为，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还要付额外费用，银行贷款已不能完全满足民营企业的扩张需求，从而期待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中小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企业倒闭成潮，民间借贷乱象纷呈，某些典型案件（如吴英案）一度成为舆论焦点。在紧迫形势下，国务院于3月28日召开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尝试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民间借贷问题探寻出路。

不可否认，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出现，特别是经济体制继续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

第一，呼吁平衡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第二，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实现平等竞争，形成健康良序的经济发展环境；第三，打破行业垄断，让民营资本真正进入金融、铁路、民航、石化等行业，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金融领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一切经济发展，都要靠金融支撑，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发展的成就之一，就是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壮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民间资本迅速高效的流动而支撑的。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省份最为典型的温州、永康、义乌等地，之所以市场培育如此之快，中小民营企业、工业经济发展如此迅速，就是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支撑了当地工业和商业的极具繁荣，从而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及欧债危机的不断演变，使我国这个加工制造业大国出口下降，内需后劲不足，加工制造业的利润大幅下滑，迫使一些企业把大量资本用于投机性行业，比如房地产业、股票市场等。

与此同时，真正投身于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经营风险较高，难以给人稳定的投资预期，因此银行以其不是安全的放贷对象而往往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加上现有政策对国企的过度倾斜也使得中小企业更加无法获得方便快捷的正规融资途径。重重压力都促使民间借贷蔚然成风，催生并繁荣了民间融资市场。然而，对高风险的投资必然需要获得高回报，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利贷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更加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只是简单回避民间借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不加引导，不给予其合法化、规范化的疏通渠道，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日益凸显而更难以解决。“高利贷”，实际上是一项具有极大风险的资本投机“赌博”，或者说是一场新形势下的财富掠夺。这样说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这种民间借贷一般常常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这些民间放贷的利率高得惊人，有的月息3%-10%，一年就翻倍回报，因为他们知道超银行利息的4倍不受法律保护，就把利息事先写入本金，这是一种掩盖方式。

第二，有的企业或公民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任意放大债务规模（制造假债务），将资产归入他人名下，采取财富大转移，这也是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应。

第三，有的民间借贷活动甚至已发展成为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活动的温床。因为这些借贷活动一般都以各种投资公司的名义出现，这些投资公司放出去的钱要收回，一般不走司法程序，而是通过自己组织人员讨债的方式以达到实现债权，往往会利用社会势力进行专门讨债，比如用不择手段的变相绑架、非法拘禁、恐吓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发展下去会成为一大社会公害，造成一种贫富之间的结仇关系。像许多温州老总因资金短缺之下借高利贷而又无法偿还，选择“跳楼”、“跑路”等极端行为方式的消息屡见报端，实际上就是现有金融体制下造成的无奈局面。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国家决定在温州实行金融改革的综合试点是很及时的。温州是民营经济的窗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度走在市场经济的前沿，但近年来大量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一定影响。《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实施将为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探寻出路，也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尝试。但真正要走出一条金融体制新模式的路子，笔者认为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对民营资本的开放，胆子要大一点

（一）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

民间金融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都广泛存在，并成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获取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民间金融活动依靠社会资源或自发机制保证金融合约的履行，方便快捷并能有效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因此民间金融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是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民间融资的运作不一定要办银行，可以放开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民间借贷公司、金融中介机构的行政许可，适当放宽准入门槛。因为这些资本是私人的资本而不是国有，私人的资产依法有自行支配权，即使亏损，甚至灭失（血本无归）也是私人承担，无需控制过严。行政许可上应当在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提供像发放个体营业执照或私营公司那样办理方便。

（二）银行需要“商业化”竞争

社会各界对银行体制现状的热议已将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面临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国家通过注入巨资、剥离不良资产和上市等手段，已经开始了商业银行的改造之路。同时，也应当尽快展开金融市场对内开放的步伐，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进入以及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成为与国有银行形成充分“商业化”竞争的局面，这也必将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总之，要允许民间金融组织与正规金融机构并存、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专向金融机构，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鼓励适当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规范融资性中介机构，逐步形成互为补充、良性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

二、在民间借贷活动上，监管要严格一点

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建立完善的借贷监管体系和信用制度，通过立法来设几道大的杠杆，比如出借金额必须通过银行汇款走帐，而并非目前的“只要有借条，法律就支持”的武断评判，因为这种法律评价制度容易导致假借贷、洗钱泛滥，通过汇款走帐会更加规范资金往来记录。同样，还债也要通过银行汇款走帐，减少虚假借贷。

三、建立登记信誉制度，要公开透明一点

全面构建借贷登记制度和信用记录平台，通过对贷款额度、贷款次数、还款情况、拖欠情况等信息的公示，逐步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有效预防和控制金融风险。将民间借贷也纳入信用体系，使企业信用相对阳光化、透明化。

四、引导民间资本投资，要渠道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