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保险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6 05: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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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内容提要: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缺位等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系，制定单独的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应当覆盖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巨灾保险应当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形式，应当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巨灾保险理赔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应当实行独特的法律规则。
四川大地震，举国之殇，其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一串令人惊愕的数字。四川大地震是对国家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国家财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拷问，也是继雪灾之后对我国保险业应急能力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暴露出了我国保险业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于是，象每次大灾之后一样，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呼声再起。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有效提升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保险在国家灾害救助体系中的地位，是保险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供给与支撑，这也是构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正途。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5条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保险事业，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本文将从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和巨灾保险的理赔等方面，对巨灾保险制度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探讨。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及立法内容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
巨灾保险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立法模式的问题。我国将来制定的巨灾保险的立法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如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洪水保险法（条例）》，还是以一部单独立法，如《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的形式出台，从而将地震等所有巨灾风险规范在内，抑或是以补充立法，如通过修订《保险法》、《防洪法》和《防震减灾法》的形式补充巨灾保险内容？笔者认为，以第一种模式立法似乎更为妥当，其原因如下：
第一，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难度较小，可操作性强。我国制定有关巨灾保险的立法以供给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是刻不容缓。如巨灾保险的立法采单独立法模式，立法工程可谓浩大，《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必须将所有的巨灾风险均予规范方可出台，这既是与时间的“赛跑”，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水平和能力也是一大考验，立法难度加大。如我国巨灾保险以第一种模式立法，立法机关可以对民生危害最大的地震风险作为主要的对象和突破口，可通过先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积累立法经验，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制定《洪水保险法（条例）》等有关其他巨灾风险的法律，从而形成包括主要巨灾风险在内的巨灾保险立法制度。这无疑减少了立法机关的压力，可操作性也更强。
第二，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是已有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如美国1956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196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1973年再次通过了《洪水灾害防御法》对前一部法律予以补充。美国的《全国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在内容上围绕着洪水保险计划的整个实施过程，从风险识别、减灾和保险这三个方面确立了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框架内容，明确了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私营保险业的任务和实施细节。[1]1982年法国国会通过“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即著名的Cat.NatSystemNo.82—600法案。这是法国国家巨灾保险体系的开端。此后，法国“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但一直基本维持原样。[2]日本于1966出台《地震保险法》，并建立了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我国台湾地区在9.21地震发生之后，出台和修订了《住宅地震保险共保及危险承担机制实施办法》，该法对地震保险的再保险、地震基金、保险理赔和费率方面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可见，除法国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上几乎都走了同一条道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国外的成熟经验可资我国立法借鉴。
（二）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
关于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明确：
第一，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即巨灾保险仅对财产损失予以赔付还是将人身伤亡也纳入保障范围。
第二，巨灾保险的定位，即巨灾保险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商业保险。
第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即巨灾保险是采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二者结合的方式。
第四，巨灾保险基金的内容，即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运作和管理等方面须立法予以明确。
第五，巨灾保险的理赔。其要解决的是巨灾风险发生后，保险人如何履行责任的问题，如无保单理赔、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的给付和理赔应急机制的建立。
第六，巨灾保险的再保险制度。由于巨灾风险发生有可能给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侵吞数年的利润，更甚至可能直接导致其破产，因此，我国巨灾保险的立法一方面须规定巨灾保险人必须向再保险人分保，另一方面也要以立法形式确保国家财政补贴再保险人经营巨灾再保险业务产生的亏损，或者允许再保险人以发行证券的形式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
第七，巨灾保险的业务监管机构。[3]巨灾保险涉及的地域、行业较广，与之发生业务管理关系的部门较多。如作为保险业务，保监会可对其进行监管；作为主要的行业保障，农业部正积极推进巨灾保险的实施；作为资金保障，财政部在巨灾保险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巨灾保险的监管工作。这种没有牵头机构运作的管理体制对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从有利监管和统一协调的角度出发，在法律中确定主要的业务监管机构，避免可能出现的部门多头负责的情形。
二、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
我国要建立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个包括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在内的范畴，还是将人身伤亡赔付摈弃在巨灾保险保障之外，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大小、巨灾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保险理赔等一系列问题。在笔者看来，巨灾保险应涵盖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这两个方面，理由如下：
第一，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身伤亡赔付会逐渐增加，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面临严峻考验，须以巨灾保险分担其压力。根据保监会的数据，截止2008年6月13日，保险业已支付赔款3.12亿元。[4]2000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企业财产保险业务不得不扩展承保地震风险的通知》，明确规定，各保险公司企财险项下不得扩展地震责任，如果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确实需要扩展地震责任的必须逐案报保监会批准。虽然2002年保监会取消了地震保险的报批制度，但目前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仍将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列入财产保险的除外责任范围，地震保险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须投保人加保方能赔付。与财产保险相比，我国的人寿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一般是将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引起的意外伤亡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由于财产保险将地震风险纳入除外责任范畴，故本次大地震保险公司支付的赔款主要是人身伤亡赔款。就目前的赔款数字来看，对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自然不能造成多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不高、投保率低。但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增强，投保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人数会逐渐增多，当灾难再次来临时，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必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发生破产清算之虞。如将因地震等巨灾风险引发的保险责任从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剥离出来而归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人寿保险公司可凭藉巨灾保险制度中的巨灾保险基金吸纳和分担风险，保证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其已正式推出“国寿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涵盖地震、泥石流、滑坡、洪水、海啸、台风等六种重大自然灾害，承担由灾害引起的被保险人身故和残疾责任。这是国内第一款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该险种将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可以附加于中国人寿已推出的各种保险产品。[5]
第二，可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筹资渠道。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既包括国家财政拨款，也包括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如将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亡纳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与此保险责任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将进入巨灾保险基金，这为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
所以，笔者认为巨灾保险是指对由于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灾难性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给予切实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它包括“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6]中的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内容。至于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medicalexpensecoverage），是否需要将因巨灾风险造成的伤害从其保险责任中剥离归入巨灾保险责任？笔者认也是可行的。因为实务中，保险公司设计的医疗费用保险一般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或疾病而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害属意外事故。因此，为巨灾风险量身定做“巨灾医疗费用保险”也无不可。但是，将巨灾风险从人身保险中剥离而单独开发“人身巨灾保险”，并专门适用巨灾保险立法的规定，实务及立法的最大问题将是无国外经验可借鉴。将巨灾风险从财产保险中剥离开发“财产巨灾保险”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因此开发适应我国国情的“财产巨灾保险”难度要小一些。至于“人身巨灾保险”，从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还无国外实务及立法先例可循。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保险市场发育也不成熟，实务及立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已成路径依赖，因此，开发“人身巨灾保险”我国将“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对我国保险业产品开发能力和立法机关立法技术和水平的考验。
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
所谓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也就是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将巨灾保险规定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是采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此点保险业界和学界对之存在分歧。保险业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主张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强制投保的好处是可以扩大巨灾保险的保费规模，尽量减少保险公司的损失，增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但学者邹海林认为，强制投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7]。笔者认为，我国的巨灾保险应走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道路。
（一）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决定一定范围的险种、投保人须强制投保。为了体现一定的国家政策，如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等，国家通常会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举办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由国家投资设立的公司经营，或由国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这些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一般损失程度较高，但出于种种考虑而收取较低保费，若经营者发生经营亏损，将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偿。这类保险被称为“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运用市场和经济手段推动发展不同的是，政策保险更多地运用法律、行政、财政、税收、金融和政策等非市场化手段推动保险业务发展。由于地震、洪水和冻灾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动辄上亿，甚至上千亿，如将巨灾保险定位为商业保险由保险公司完全以市场化运作，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则其会成为保险公司的梦魇，甚至使之陷入无力支付保险金而破产的境地，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极为不利。在高风险、低利润的巨灾保险面前，保险公司往往会望而却步，至今在我国的家财险保险条款中，地震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一般被保险公司列入除外责任，即使是企财险，地震保险也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既然巨灾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8]会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因此也就需要国家以“有形之手”通过立法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以国家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等形式对巨灾所需保险金予财力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强制保险，规定一定范围的强制险种、一定范围的投保人必须投保，保险公司也必须承保。
（二）“人身巨灾保险”不宜采强制保险，而须根据投保人的意愿自愿投保。强制保险一般出于维护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否投保“人身巨灾保险”基本不关涉公共利益，而与个人及家庭的幸福、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如“人身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则恐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
（三）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财产巨灾保险”，强制投保的险种和投保人也限一定范围。如立法规定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所有的巨灾保险险种，这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各居民和企业的经济能力和经营状况、实力大小不一，如立法要求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则势必给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如国家给予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保费补贴，则各险种如何补贴、补贴多少又成难题，并且这样大面积的补贴对国家财政也带来巨大压力。所以，笔者认为，“财产巨灾保险”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定强制投保的险种、强制投保人。我国将来实施的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自然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投保相应的巨灾保险，如地震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强制投保地震保险，泛洪区须强制投保洪水保险。美国《洪水灾害防御法》就规定泛洪区实行强制洪水保险，非泛洪区可自愿投保洪水保险。我国并且对关涉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学校和公共场所也要实行强制投保，其他地区、行业、企业和场所则可自愿投保巨灾保险。对于这一问题，强制保险的区域、强制保险的投保人的范围划定是立法的难点，还需立法机关仔细斟酌。
四、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风险防护屏障应该依次是个人和企业自身、保险、社会援助，最后才是政府。大量的损失应该用市场化手段向保险公司转嫁。但由于巨灾一旦发生，损失巨大，且巨灾发生的概率也低，难以预测，这容易造成保险公司破产清算。比如美国90年代的安德鲁飓风和北里奇地震导致全世界共63家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对于巨量的巨灾损失，保险公司很难以一己之力独立承担。因此，需要国家设立一个财政支持下的巨灾保险基金，用以分担保险公司的巨灾损失风险。目前全球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保险基金。因此，设立政府主导、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参与的巨灾保险基金以弥补巨灾损失保险金赔付不足，减轻政府灾后重建过程中财政资金的压力也就势在必行。我国的巨灾保险立法离不开巨灾保险的法律规范，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开展的成败与否。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就巨灾保险基金应明确以下内容：
第一，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来源。可包括：（1）国家财政拨付。在巨灾保险基金设立之初，国家财政应先拨付一笔启动资金，以后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2）巨灾保险的保险费。保险公司每年从收取的巨灾保险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保费充入巨灾保险基金；（3）优惠的营业税。国家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4）发行巨灾债券筹集资金。即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结合，将巨灾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在约定期限内若致损事件没有发生，债券发行人应偿还本金和利息，当致损事件发生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免除或延期支付部分债券本利甚至免除全部本利，此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将本应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基金用于赔款支出，这样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偿付能力。
第二，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管。（1）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也就是在何种条件下巨灾保险基金方可动用支付赔款。由于巨灾保险基金设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当发生巨灾时，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以巨灾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公司的“后盾”，所以使用巨灾保险基金的条件应是巨灾损失超过了巨灾保险立法规定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或比例，对于超出的损失部分以巨灾保险基金填补。（2）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其需要解决的是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问题，即巨灾保险基金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运作还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管理运作。从已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都由政府和保险监管机构牵头，由本国再保险公司实施管理，实行政府、保险公司合作分摊巨灾风险。[9]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可行的。由政府管理运作巨灾保险基金，我国已有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经验，我国可成立巨灾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可由政府代表、保险公司代表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如由国家再保险公司管理运作该基金，我国可借鉴国际通行的巨灾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模式。（3）巨灾保险基金的监管。也就是对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运作等方面的合法性进行定期审查，这项工作应交政府的专门部门负责，如审计部门。
五、巨灾保险的理赔
保险理赔是保险人履行其合同义务的具体体现，也是被保险人获得实际的保险保障和实现其保险权益的必要途径。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性决定巨灾保险的理赔与一般保险的理赔会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巨灾保险立法中专门明确巨灾保险的理赔问题，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无保单理赔问题。地震、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往往有屋毁人亡、财产灭失的不幸发生，巨灾保单也往往可能随之丢失。巨灾保险的理赔申请人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也就会发生无保单理赔问题。保单作为保险合同记载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保单丢失并不能成为保险人拒赔的理由，因为我国《保险法》并未将保单丢失作为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依据《保险法》第23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既然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理赔申请人提供保单约定的索赔资料因巨灾的发生确实困难，保险公司应主动调取承保数据，为理赔申请人提供无保单理赔服务，核实事故，履行合同义务。鉴于无保单理赔问题在发生巨灾后不可避免会发生，那不如在巨灾保险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立法可规定保险人在巨灾发生后应主动提供巨灾保险的无保单理赔服务。
（二）发生巨灾后保险金的赔付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人身巨灾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如何赔付或处理的问题。如在巨灾中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并且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的，那么按照我国《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保险金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由于地震等巨灾致阖家遇难的情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因此可能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且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在巨灾中遇难的情况，此时保险金又如何赔付或处理？依我国《继承法》第32条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遗产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依上述法律规定，如该作为遗产处理的保险金无人受遗赠的，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在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下，此种做法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如发生保险金归国家所有的情形，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保险人不必支付保险金。因为保险金进入国库后，国家还需每年从国库中拨付一定的资金到巨灾保险基金中，这其中也就自然包括此类保险金的一部。但由于巨灾保险基金是后于保险人赔款的第二层次的保障安排，如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这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多少产生影响。与其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再通过预算划拨形式进入巨灾保险基金并作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后勤保障”，不如在立法中直接规定遇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时，保险公司不必支付保险金，从而使此类保险金在巨灾赔偿的“一线”发挥直接的保险保障作用。
注释:
[1]参见曾立新：《美国洪水保险制度及立法改革》，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8月27日。
[2]参见曹海菁：《法国与新西兰巨灾保险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保险研究》2007年第6期。
[3]参见张国华：《巨灾保险立法思考》，/bxtd/01/15/200806/t20080627_1508208.htm，2008年6月25日。
[4]参见俞燕：《中国人寿：地震赔款不会超过10亿》，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6日。
[5]参见谢文麟：《中国人寿首推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险》，/xwzx/03/200806/t20080613_1492964.htm，2008年6月27日。
[6]这里的“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是指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巨灾风险责任从基本责任中剥离，并围绕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责任专门开发的巨灾保险。
[7]参见辛红：《巨灾保险缘何迟迟不露面政府主导成业内共识强制保险立法看法不同》，载《法制日报》2008年6月13日。
篇2
摘要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损失巨大。洪灾保险市场存在着远远超过目前保险业供给能力的现实与潜在需求。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三方参与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原因，论述了建立政府、市场、公众合作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鼓励保险公司参与洪灾保险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洪灾保险；供给；博弈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洪水灾害损失巨大。据水利公报统计，进入21世纪后，截至2007年底，我国洪水灾害损失金额年均达1038亿元左右，政府救灾补助金额支出年均达47.5亿元左右，看似巨额的政府救灾补助金额在天文数字般的洪水灾害经济损失面前却是杯水车薪。如2006年湘南洪灾中，保险补偿比例仅为总损失的1.5％，而世界平均值为36％，美国更是高达50％以上。湖南洪灾中绝大部分是受灾农户没有投保家财险及其他农业保险，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和政府救助。从财务的角度，个人对付灾害的最好办法是参加保险。但是，从我国实际来看，我国家庭以及个人参加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如2008年初冰冻灾害发生后，保险赔付金额也不足损失总额的1.5％。
更糟糕的是，巨灾保险需求不足，供给同样也是不足的。2007年，我国的非寿险密度仅为25.5美元，全球平均249美元，亚洲平均739美元。另外，我国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不强，我国2007年保险业资本金总量约是2000亿。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也就是说，按2007年的资本金总量来算的话，我国当年的最大损失不能超过200亿。以1998年为例，我国当年洪灾造成的损失高达2552亿，对只有200亿承保能力的保险行业来说，独立承担洪灾保险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博弈模型来探讨我国洪灾供给不足的困境。
二、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博弈分析
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这三者关系中，受益的主要是政府与投保人，保险公司处于政府与投保人之间。保险公司不仅受政府行为影响，同时还受到投保人行为影响。通过保险公司与政府及投保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国的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我们分两个博弈集合来讨论此问题。
(一)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博弈。在这个搏弈中，局中人有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保险公司的博弈策略有{经营，不经营}；投保人的策略有{投保，不投保}。在这个博弈中我们不考虑政府补贴。
(1)假设为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居民和保险公司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在高发洪灾区，洪灾发生的概率为p，洪灾发生给居民带来的损失为d，则对于高发洪灾区居民的期望损失金额为：c=p*d；
(3)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对于参保人收取的保险费为e，在洪灾发生概率为p的条件下，对参保人给予的补偿为f，其中，f是一个与c有关的函数，设为f=f(c，p)；又因为洪灾发生概率为p，则保险公司的期望补偿为pf=a。
2、模型建立与分析(见表1)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如表1的支付矩阵，从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来分析：
e—c，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居民认为“投保”策略为其最优策略，完全信息条件下，熟知支付矩阵信息的保险公司将会采取如下策略：
(1)当e(2)当e>a时，ea>0，保险公司的策略为承保，均衡点为(承保，投保)。
对于高洪灾区的居民，洪灾往往频繁发生，遭受洪灾损失的概率很大，因此，其当地居民更有参加洪灾保险的意愿，而参保后也能够有效稳定当地社会形势。而如果保险公司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开展洪灾保险业务，这将影响整体社会效益，(承保，投保)无疑是能提高总体社会效用的均衡点。
根据上述分析，e成为影响博弈均衡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图形描述如下：
我们知道，局中任何一个人的决策都是非常明确，那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局中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予自己的行动与策略，还必须看局中其他人采用什么策略或行动。因此，通过划线法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投保人来讲，如果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他的最优策略是投保；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如果投保人投保，他的最好策略是不承保，如果投保人不投保，保险公司经营与不经营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损失。
从这个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洪灾保险这个保项。这是因为保险公司发现，经营基本上是亏本，还不如不经营。
局中人在每种策略组合下都有各自相应的得益，如果将每个局中人在同一种策略组合的得益相加算出各博弈方得益的总和，并可将其看作这个小范围内的“社会得益”。可以得出最佳的社会得益为e—a+f－e—c=f－a－c，即在投保人投保、保险公司经营情况下的社会得益。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投保人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的情况下将可以实现社会得益最大。对保险公司来说，其主要目标还是要实现其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赔钱的买卖是不会做的。经营洪水灾害风险的成本很高，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积极推广洪灾保险保单，除非有一定的激励机制。从上面的调查我们知道，保险公司尽管将逆向选择作为其“安全第一”的策略，但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了保险的初衷。所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也是其目标之一。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有关洪水方面的险种的供应很不足，在1996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因洪水造成的损失放在企业财产险或家庭财产中，1996年以后随着保险公司改制，保险公司纷纷将因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放在综合险中予以承保，采用的费率是火灾险的费率，一般都比较高，造成了投保人无力购买。
(二)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博弈分析。在这个博弈中，局中人是政府与保险公司，政府的策略是(支持，不支持)；保险公司的策略是(经营，不经营)，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要从财政拨款及税收上给予优惠。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保险公司会亏本，费率高了，没有人买，费率低了，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博弈的分析中我们得出通过调整参保费标准达到理想均衡的结论，而该均衡点能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对于参保人来说是付出了相对较高的经济代价而使保险公司获得更多收益。如果换个角度，由政府来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问题，将会出现政府与保险公司博弈的情况。（编辑：）
1、相关假设
(1)在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上交的税费为t；
(2)政府为实现社会效用的优化，需要采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策略，从政策给予税收优惠或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c1；而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成本为c1；
(3)在有政府政策支持却没有获得保险公司认可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要约成本。
2、模型的建立与分析(见表2)
对表2中描述的支付模型进行分析：
我们假设政府支持，保险公司经营，那么政府就会损失－c1+t单位的成本。如果政府支持，但保险公司不经营，政府也就不会补贴，其结果是政府只需要支付救灾款。如果政府不支持，保险公司不经营，也就不存在利益损失。如果保险公司还要继续经营，就会亏损c1－c2个单位的成本。保险公司不会做这种赔钱的买卖，除非保险公司为了形象宣传、广告效益。
从上面的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在不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前提下，由于一c1+t然而，我们不能仅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的成本与收益，还应该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洪灾保险对增进一国社会福利，从而增进社会安定的非经济效应。政府尽管在支持洪灾保险时有利益损失，这部分损失可以看成是社会福利转移到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流向社会。
若政府考虑到自己是以社会效用最大为目标，以居民为主体的社会收益最大才是其政策根本，(不支持，不经营)均衡导致的是社会效用低下的情况，而如果能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政策收益能间接通过保险公司转移到身处于高洪灾区的居民身上，支付矩阵中的成本ct将会消失(见表3)。
在表3中的支付矩阵中，政府将会选择“支持”策略。由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保险公司掌握政府以“支持”为策略，即获取了政府出台“支持洪灾险业务政策”的信息，其作为理性“经济人”，无疑将采取“经营”策略，保证居民财产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企业利润点。
社会效益最大化要求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满足受灾群众的需要。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农民收入制约和保险经营模式的原因，商业性农业保险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但是，洪灾保险的社会效益性又决定了洪灾保险发展的合理性。如何解决这一悖论，需要政府介入以实现洪灾保险市场的均衡。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解决洪灾保险发展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经济手段。积极创新洪灾保险的经营模式，推动洪灾保险产品创新，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从根本上建立并推动洪灾保险的发展，充分发挥洪灾保险在防洪减灾中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篇3
关键词：巨灾保险 再保险 自留额
国际再保险业务发展至今，形成了很多形式。我们从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考虑，再保险可划分为比例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
比例再保险的形式有两种，成数再保险即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比例，把每个风险单位的保险金额，向再保险人分保；溢额再保险即分出保险公司按照公司自身财力确定的自留额，并以自留额一定倍数作为分保额，按照自留额、分保额所占保险金额的比例来确定分配保费和分摊赔款。
非比例再保险主要有三种，超额赔款再保险即超赔分保；停止损失再保险即以原保险人某段时间内的总损失数为理赔基础；最大赔款再保险即再保险人只承担一年内金额最高的若干次索赔额。
一般的，由各类风险间同质性的不同，可以把再保险的自留额问题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因为巨灾风险再保险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本文采用相对自留额讨论巨灾风险再保险。
一、再保险精算模型
这里讨论成数再保险，溢额再保险、停止损失再保险、超额再保险四种再保卫险形式。
定义X表示保险金额，Y表示赔款金额，x表示索赔额度即Y/X，N表示索赔次数，Z表示总赔款金额。
假设保费由纯保费和风险附加额构成，纯保费为损失额期望E（Z），假设风险额可由安全系数乘以纯保费得到。
由上表可知在收益下降80%的情况下，风险下降了96%，即分保后的风险下降程度明显高于收益下降的程度，由此可知引入熵求解最优自留额的方法在实务中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李晓杰.基于博弈分析的我国巨灾保险模式研究[D]. 优秀论文数据库，2007.
篇4
[论文摘 要]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2007年我国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雪灾，将低概率的巨灾问题推到了全球关注的前沿。虽然这些灾害发生概率极低，预测难度大，但一旦爆发，总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建立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不但可以促进全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凸显出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还有利于保险业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保险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 1988年起 ，除 1993 年和 1997 年外 ，全球自然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 亿美元以上。2001 年 ，仅美国“9 11”事件就导致 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 2004 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上个世纪全世界五十四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八个发生在中国。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500亿至 600亿元人民币，每天都要因此损失 1亿多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自然灾害仍未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因此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 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 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 (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 )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 277134亿元，按照我国 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 》第 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 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 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 ， 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 1 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 27亿元 ， 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 2 000亿元 ，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 同时仅 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 30亿元， 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 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 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转贴于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参考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AlexanderMurmann，“PricingCatastrophe InsuranceDerivatives”[J]. TheWharton School， 2001(6): 264 - 269.
[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篇5
近日，各大影院纷纷上映的灾难电影《不惧风暴》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但是影片中灾难过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小镇，居民要如何进行重建，保险业面临巨额的赔付又该如何应对，在巨灾频发的今天，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在重建过程中，保险业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普通民众重建家园通常会依赖于保险金的赔付，通常诸如地震、飓风、洪水等巨灾发生后，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这时面对索赔的时间和区域上的群发态势，保险公司会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甚至会造成超量现金流出直至资金匮乏而破产，这种情况就是保险业所面临的巨灾风险。
面对如此巨大的与不确定性的风险，保险业界的传统方式仍然是再保险的方式以分散风险，但是1992年的美国安德鲁飓风和1994年的美国加州北岭地震，分别给保险业造成了170亿美元和153亿美元的赔付损失，仅仅通过再保险的分散风险的方式是完全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的。于是便出现一种新型的巨灾保险产品，即巨灾保险连接证券，可有效的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
一、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定义
“巨灾风险证券化”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1973年，由美国金融学家GoshayMichael和RichardSandor共同发表的论文“AnInquiryintotheFeasibilityofaReinsuranceFuturesMarket”提出，首次对保险衍生产品进行研究。巨灾风险证券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美国得到实际运用，并且只是众多金融风险管理（FRM）工具的一种。保险风险证券化是以未来保险期间或再保险期间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为标的，进行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借以转移风险，融通资金。按风险类别划分，保险风险证券化可分为财产证券化和人寿风险证券化。简单的来说，巨灾风险证券化是指利用保险资产证券化技术，通过构造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保险连接型证券，使保险市场上的巨灾风险得以分割和标准化，将承保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
二、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发展
在2004年至2005年间美国遭受了多次飓风袭击之后，巨灾证券市场发展尤为迅速。进入21世纪，多重巨灾风险证券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保障多重风险不仅在业务组合和时间上同时实现风险分散的目的，也可以节省发行的成本同时提高对冲风险的效率。这种多重产品的增加也主要是因为再保险市场的费率不断下降和市场容量的增加，同时，如今的消费群体也越来越趋于成熟与稳定。
目前风险证券化在应对巨灾损失方面的主要金融创新工具有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期权和巨灾互换，这些是比较为大家熟知也是探讨较多的巨灾风险管理创新工具；随着市场的迅速发展与成熟，新的管理工具应运而生，例如，或有资本票据、巨灾权益看跌期权、行业损失担保等等。此外，天气类自然灾害对人们的影响日益显著，市场还产生了天气衍生品与CME飓风指数期货和期权等天气类衍生工具。
三、巨灾风险证?换?的运作机制
对巨灾风险证?换?实际上是对与巨灾风险有关的现金流进行证?换?，即对保费和或有损失进行证?换?。下面以巨灾债券为例介绍风险证券化的运作机制。就巨灾债券的运作机制而言，与其他资产证券化一样，巨灾债券的参与主体由保险公司（发起人）、巨灾债券发行机构（特殊目的实体）、投资者和信托机构组成。若约定的巨灾条件没有被触发，巨灾债券的运作机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巨灾债券发行机构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保险公司以保险费的形式向发行机构支付金额，发行机构以此现金流为基础设计债券。债券利率以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为基准，再根据信用评级确定一定的风险利差。第二阶段：发行机构通过证券交易所向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同时约定巨灾触发条件。第三阶段：发行机构将获得资金交给资金信托公司投资，用于赔付保险公司的损失或投资者的债券收益。第四阶段：在约定期间内若没有触发巨灾条件，债券发行机构收回信托资金，按照约定偿付投资者本息。
四、总结
篇6
关键词：巨灾补偿基金 模拟研究 有效性 可持续性
基金项目：感谢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71073129；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批准号：09YJC790216。
巨灾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且造成的损失不断增长，截止2016年7月13日，仅洪灾一项我国已有28省（区、市）1508县遭灾，农作物受灾面积5460.66千公顷，受灾人口6074.67万人，因灾死亡237人、失踪93人，倒塌房屋14.7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1469.80亿元。然而，我国巨灾应对机制却十分落后，目前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直接救济等方式，未能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保险和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但巨灾的发生，不会以我们是否准备充分为转移，我们的社会随时都面临巨灾风险的冲击。
潘席龙等（2010）提出巨灾补偿基金基础制度架构后，王艺洁（2010）对其组织结构，陈东（2010）对基金的运作架构，李威（2010）对基金的财产组织，周夏（2010）对基金发行巨灾债券相关问题，伍弋（2010）对基金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探讨；余为良（2011）对注册地区划，陈雪君（2011）对基金一、二级市场的交易制度、周军（2011）对基金的风险管理进行了探索；刘武华（2012）还对巨灾补偿基金的持仓量问题，潘磊（2012）则以极值理论为基础对巨灾债券的定价、蒋卫华（2012）亦以极值理论为基础对巨灾补偿基金的定价问题进行了研究；潘席龙（2015）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整个基金运作中可能涉及的相关机制和模型做了分析。本文将在上述基础上，结合地震、洪灾、台风三大主要自然灾害的研究成果，利用计算机语言，对巨灾补偿基金的相关制度和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以期发现相关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完善，同时也为在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试点和推广做了必要的探索。
一、主要巨灾种类的选择和相关参数设定
我国作为全球巨灾风险最为集中的国家，除了没有活火山的直接影响外，其他各类巨灾在我国都有重要影响。为了便于分析，根据当前相关灾害领域对巨灾风险所掌握的资料和研究情况，我们选择了地震、洪灾和台风三大类主要自然灾害进行本次模拟研究。灾害的分布及造成的损失情况等相关参数，主要以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此外，还以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及未来增长趋势等为基础，采取相对保守的方式设定了巨灾补偿基金运作的初始参数。
（一）巨灾补偿基金基础参数设定
这里的基础参数，指与整个基金运行相关的、不以个别风险、注册地和时间段而不同的共用参数。主要是有关地区与国家经济总量、GDP及其增长率、基金投资比例、基金的初始投资额、基金投资收益率、运作费用等。
1、GDP和GDP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14年我国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未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可能会逐步趋于一个稳定的、较低的增长率。鉴于巨灾风险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50、甚至100年以上，这里我们假定我国GDP的增长率为2%且保持不变，以简化模拟过程。要说明的是，GDP增长率的高低，一方面关系到巨灾补偿基金的投资额度和按GDP增长速度各年追加的新增投资数量；另一方面，当GDP基数增大后，巨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会增加，二者相互抵消后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增长与损失增加二者的相对速度。如果抗风险措施得当、有效，则GDP增长将更有利于基金的积累和补偿比例的提升，否则，基金运行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
2、巨灾补偿基金投资比例
不同注册地投资于巨灾补偿基金的资金，占当年GDP的比例，与相应注册地所面临的巨灾风险直接相关。正常情况下，所面临的巨灾风险越高，其投资于巨灾补偿基金的比例也越高。按前面对注册地的分级，比如巨灾风险从低到高分为10级，我们可以假定其投资于巨灾补偿基金的资金余额占当期GDP的比例，从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注意，这是一个初始和维持比例，一旦初始投资投入后，只要基金能保持保值和增值，各年则只需要按GDP的增长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维持这一占比即可，即各年度的新增投资额度取决于当年的GDP增长情况，除非GDP持续增长，否则，是不需要持续追加投资的。此外，这一比例，既包含了政府投资，也包括社会公众对基金的投入。正常情况下，将以社会公众的投入为主。
在后面的模拟运行中，为简化分析，我们根据巨灾综合预期损失从低到高（包括风险的发生概率和预期损失大小），分为低、中、高三等，分别对应1-3级、4-7级和8-10级巨灾风险，对应的投资比例分别为万分之一、万分之五和万分之十。关于详细的等级划分，限于篇幅，本文且不赘述。各等级注册地的占比，则是根据多年的统计数据和国家相关专业研究部门的灾害区划来确定。
3、巨灾补偿基金投资收益率
由于巨灾补偿基金采用了双账户和半封闭式设计，其社会账户的资金除了巨灾发生时，在灾害发生地的部分投资人可能会赎回其基金份额外，其余部分是不可赎回的。因此，基金的投资资金长期稳定，在保留少量应对巨灾发生时赎回需要的资金须用于短期、流动性强的投资外，其余部分完全可用于长期投资，或按比例逐期进行长期投资。我们假定基金的平均投资收益收益率约等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6%。在模拟过程中，我们还会分别使用不同的参数，讨论这一参数变化的影响。
4、社会账户利润缴存率
社会账户的投资收益，需要按一定比例缴存到政府账户，以换取在巨灾发生时，相应注册地的投资人获得政府账户按约定倍数补偿的权利。而这一缴存比例究竟多高才合适？如果比例过高，则巨灾补偿基金的投资价值将降低，缺乏对社会投资人的吸引力；如果过低，势必要影响政府账户的资金积累，影响巨灾发生后政府账户的补偿能力。在后面的模拟研究中，我们假定这一缴存比例为50%，也就是社会账户资金的收益，一半会缴存政府账户，为巨灾补偿积累资金，一半作为基金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同样，我们也会调整这一比例，以分析其影响。
5、政府账户初始资金
根据建国以来我国为应对自然灾害的生活救助资金拨款情况，其中1978、1991、2000、2003、2006、2008年分别是3.68、20、30、40、50、509亿元，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和巨灾发展趋势，我们假定这笔初始资金为150亿元人民币。这一金额相比普通年份的拨款金额较高，但毕竟这是一次性、一劳永逸式的投入，不同于每年都要支出的支出。相对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的拨款、以及2016年洪灾救灾的开支，并不算多。
一次性投入的初始资金，其基本的目标，是为了吸引广大社会资金的投入，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只要社会投入达到一定数量后，随着社会账户向政府账户缴存额的增加，国家的初始资金不但不会成为一次性用完的“包子”，相反，还完全可能不断发展和壮大，这在后面的模拟研究中将会得到证明。此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有理由假设，政府会按GDP的增长速度同比增加向巨灾补偿基金政府账户的投资。和前面讨论的一样，我们这里也假定这一增长比例为固定的2%。
6、巨灾补偿基金商业补偿倍数
巨灾发生后，对受灾持有人的商业补偿倍数，取决于注册地巨灾发生概率、损失程度等多种因素。事实上，由于补偿基金均按面值销售，其补偿倍数，才是真正的定价。补偿比例的具体计算，请参考潘席龙（2016）中的详细论证。在模拟研究中，为了简化问题的分析，我们分别为风险发生概率由低到高的1、2和3等注册地设置了10、5和2倍的初始补偿倍数。随着基金的运作，按一定时间窗口移动平均计算的补偿倍数就会逐步形成。由于巨灾影响的范围、损失大小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最高补偿倍数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避免这种差异的影响，我们在模拟中还为三个等级的注册地分别设置了最高补偿倍数上限，分别是：12、7和5倍的上限。
7、巨灾补偿基金公益补偿比例
为了模拟上的实用和便利，我们在后面的模拟研究中，将假设公益补偿比例为相应注册地巨灾发生前一年GDP的0.03%。虽然单次巨灾的公益补偿额似乎并不高，但相对于以前全年全国仅50亿元左右的金额，且基金中的补偿是只针对遭受巨灾影响的注册地的单次补偿，其补偿总额在这一假设下已经远高于国家拨出的灾害生活补贴款了。当然，这一比例的拨款，实际是以全国的补偿基金投资人长期“贡献”为基础的。
8、基金运作费用
由于基金属于长期基金、且有国家信用作支持、带有公益色彩，因此，我们假定基金能享受国家的免税政策，运作费用相对较低，为基金收益额的1%。
（二）注册地分级与占比选择
在模拟过程中，根据对应的巨灾风险，为了避免与我们讨论的分级的混淆，模拟研究中我们将注册地分为3等，1等、2等、3等分别代表10级分类中的1-3级、4-7级、8-10级注册地，级别越高表明巨灾风险越大。对于1等注册地的起始补偿倍数为10倍，2等为5倍，3等为2倍。现实运作中，补偿倍数取决于巨灾的类型、巨灾的发生频率、巨灾发生的区域和造成的损失等多种因素，实际的补偿倍数可能是不同的。为了提高与实际情况的相似度，我们分别选取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和1973个县市作为数据样本，用2013年GDP总量作为计算巨灾补偿基金初始投资、巨灾补偿和公益性补偿的依据。按照我们前面所述，对不同的巨灾我们将县市级注册地分为了3个等级，其中，地震风险中1、2、3等的占比分别为：84.63% 、8.22%和7.15%；洪涝的分别为：48.79%、22.15%和29.07%；台风的分别为：36.41%、42.39%和21.20%。我们在模拟时，将按这里统计的结果分别设置相应比例的注册地、同时匹配各县的GDP计算其投资额和补偿额。
（三）地震巨灾模拟的模型与参数
对于特定级别的地震最大震级分布函数参数的选择，我们参考了陈培善和林邦慧（2014，1973）的研究，根据他们对华北地区地震发生数据的分析，发现使用极值分布可以很好的拟合该地区地震发生频率。由于论文使用的是华北地区京冀一带的地震数据，所以1等注册地的分布参数我们使用了该文章的估计值：位置参数[μ1=2.86]，尺度参数倒数[β=1.71]，对其他级别的注册地，我们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注册地地震巨灾发生概率做了适当调整。对于2等注册地，我们假设参数[μ=2.5]，[β=1.8]；3等注册地的参数为[μ=2.2]，[β=2]。这些参数，是以相应注册地的灾害发生频率和预期损失为基础设置的。
（四）洪涝巨灾模拟的模型与参数
我国华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淮海地区为洪涝多发地，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为洪涝次频发地，西北地区为洪涝少发地，因此我们将县市注册地划为三个级别：洪涝少发地区注册地为1等，次频发地区注册地为2等，多发地区注册地为3等。三个不同级别的注册地的初始补偿倍数分别为：1等注册地补偿倍数为10倍，2等注册地补偿倍数5倍，3等注册地补偿倍数为2倍，与地震巨灾一致。
对于洪灾发生的模拟，我们参考刘家福和吴锦等的论文《基于泊松―对数正态复合极值模型的洪水灾害损失分析》，通过对我国洪涝灾害数据分析，他们得出我国洪涝巨灾发生的概率符合[Pk=λk！e-λ]的分布。其中，[Pk]为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k]为极端事件出现的次数。对于参数[λ]的取值，我们使用论文中估计值6.07。
由于论文只是给出全国洪涝灾害发生概率，并未对洪涝灾害进行分类，所以为了将分级机制加入模拟过程，我们假定所有注册地均匀分布在区间[0，[k]]上，其中[k]为当期洪灾发生次数。给定[k]后，我们根据三类注册地数量可知，3等注册地发生次数为总次数的4/8，2等注册地发生次数占比为3/8，一等为1/8。因此，每期给出全国洪灾发生次数后，将其7/8取整作为洪灾发生在2等与3等注册地的次数，然后剩余为1等注册地洪涝发生次数。然后，在1等注册地样本内随机抽取次数的3倍设为洪灾发生数据，2等注册地则抽取两倍，3等注册地按1倍抽取。此外，由于我国洪涝多发生于夏季8、9和10月，为了简化，所以我们将洪灾的发生限定在每年的8到10月，其余月份没有洪灾的发生。在我们50年的模拟结果中， 1等注册地发生洪涝巨灾总数为53次，2等注册地发生洪涝巨灾的次数为104次，3等注册地为133次。3等注册地发生洪涝灾害的概率要明显高于2等注册地，而2等注册地要高于1等注册地，基本符合我国不同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频率。
（五）台风巨灾模拟的模型与参数
根据注册地与台风源地的距离将注册地划分为三等，例如海南省距离南海台风源地的距离很近，所以海南省所有的注册地我们归为3等注册地。虽然我国台风巨灾也多发生于夏季，但是发生的季节性与洪灾略有不同，台风发生的时期跨度较长，所以我们将台风巨灾发生的时间限制在每年6-10月。与洪水巨灾模拟相同，我们限制每次发生台风的巨灾注册地数目最多为3，也就是说同时发生台风巨灾的注册最多为3个。对于台风发生次数的模拟，我们借鉴施建祥《我国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研究―台风灾害债券的设计》中的结论：我国台风的分布符合[Pk=λk！e-λ]的分布，其中[k]为台风的次数，[Pk]为台风发生[k]次的概率，[λ]取文中估计值5.78，三个级别注册地发生台风巨灾的模拟结果显示，1等注册地21次，2等注册地90次，3等注册地50年内发生台风巨灾次数204次，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二、巨灾补偿基金运行的模拟结果
给定上述参数的设定，我们使用R软件对模型进行了1000次的模拟，重点研究我们的巨灾补偿基金运作机制能否保证政府账户在100年期内持续良好运作。另外，我们也分析了不同参数的变化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图1 巨灾补偿基金政府账户补偿倍数模拟结果
首先从各级注册地补偿倍数（比例）来看，模拟结果（图1）基本稳定：1等注册地的补偿倍数基本保持在8左右，2等注册地补偿倍数在4左右，3等注册地波动略大，但是也基本在2.5上下波动。因此，补偿倍数的移动平均计算方法既考虑到了不同时期不同级别注册地发生巨灾损失规模的大小，而且很好地平滑了不同巨灾损失规模所带来的波动影响。
从100年基金运行模拟结果来看，政府账户余额的均值为25089.93亿元，方差4855.2亿元，均值方差比为5.2，最小值为7492.3亿元。政府账户基金累积的最小、最大和中间值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为了更好的看出运行期间政府账户的变动，我们只画出了50年内的累积变化，从图上可以看出政府账户均未出现透支情况，而且运行期间均保持增长趋势。50年左右的时候，政府账户不仅同时兼顾了公益和商业补偿的重任，而且成功地将国家初始投入的150亿扩大至25000亿元左右，政府账户抵御巨灾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有力的提升。
图2 政府账户运行资金积累的模拟
我们同时模拟了不同参数下的巨灾补偿基金政府账户的运行情况。结果表明，随着GDP增长率的增加，政府账户累积速度也在加快，但是这种提升效应有递减的现象：增长率从3%增加到4%所带来的政府账户累积速度提升作用要小于增长率从2%增加到3%的情况，其原因是，GDP增长后，一方面使国家和社会的基金投入增加，另一方面，因灾造成的损失也会增大，基金的公益性与商业性补偿额也会增加。
图3给出了不同基金投资收益率对政府账户运行的影响。从图上可以看出，投资收益率对政府账户的影响与其他参数相比更大。当我们将投资收益率从6%降低到5%时，政府账户出现了规模缩小的情况；当收益率增加到7%时，政府账户累计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图3 基金投资收益率对政府账户影响
与前两个参数相比，公益性补偿参数对政府账户的影响相对较弱。当公益性补偿比例从0.01%提高至0.03%时，基金完全可以保持正常运转，但当这一比例提升到0.05%时，会导致基金政府账户余额的负增长。如果再考虑到，这是基金投资人对非投资人的一种转移支付，可能会直接影响基金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这种影响可能会更大。可见，如何控制公益补偿和商业补偿的比例，也是确保基金正常运转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最后，我们模拟了不同补偿倍数上限对巨灾补偿基金运作的影响。当我们将不同级别注册地的补偿倍数上限提高至7、9和15时，政府账户的累积出现了减少，期末规模显著的降低。在模拟中我们发现，巨灾补偿基金运行机制可以很好的同时保证未来巨灾发生时的公益和商业补偿。虽然公益补偿倍数和商业赔付倍数上限参数过高会使得基金规模变小，但是可以看出基金仍未出现透支。当然基金现实运作中，以上参数都会根据巨灾发生和经济运行实际情况设定，以更好的保证巨灾基金的运作。
三、结论与讨论
从模拟运行的结果来看，巨灾补偿基金在取得政府一定数据基础投资后，只要社会和政府按经济增量保质一定比例的增量投资，且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条件下，完全可能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对增强全国巨灾风险应对能力、提升和完善我国巨灾风险的分散、转移和控制水平，具有传统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从模拟实验的来看，社会大众只需要累计（注意，这是累计数，不是持续每期的比例）按GDP的万分之一，最多千分之一投资于补偿基金，在遭受巨灾损失时，就可获得巨灾发生时基金净值15到5倍左右的补偿（这里顺序相反，是设定了风险大小与投资比例一致，而与补偿比例相反）。此外，由于基金份额的净值部分还可以被赎回，对灾后重建和救助也具有重要作用。与传统巨灾保险业务最大的不同是解决了巨灾风险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况下的定价困难；而且投入基金的投资是可以收回的，而不像保险费交出去后，如果不发生巨灾就“一去不返”，并有助于规避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侥幸心理”，加强灾前预防，鼓励及时救助。
从政府账户的模拟运行情况看，不仅能确保基金的平衡运转，包括公益和商业的补偿，而且政府账户能不断增长，国家对巨灾风险的应对能力也能不断增强，当然，随着政府账户积累的增加，公益性补偿比例和商业补偿比例，以及社会账户的利润缴存比例都可以进行调整，以维护基金投资人、政府和非基金投资人在补偿获益中的平衡。
从影响政府账户资金余额的因素来看，投资收益率、最高补偿倍数、GDP增长率等都有重要的影响。以国家信用作支撑、以专家委员会的管理为保证、面向全球的外包投资管理，以及半封闭式的基金结构，可有效支持基金一定比例的长期投资，从而确保基金享有较高的平均收益。模拟试验表明，即使投资收益率降到4%，补偿基金也仍然可以正常运作，只是积累的速度会放缓。
综合整个模拟研究，我们认为巨灾补偿基金制度具有按相关实际情况开展试点工作的一项巨灾应对制度。在实际的试点和真实运行工作中，如何将相关巨灾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人员综合纳入这一体系，与各专业委员会主席的遴选及委员会的构建有很大的关系。在具体实施和操作前，相关专业委员会还需要开展大量针对各注册地巨灾风险的实地调研等工作。无论如何，本项研究为有效应对我国面临的巨灾风险，从理论、机制、工具、模型、体系等角度，做出了系统的探讨，为进一步的实际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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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消息：据新华社电，世界著名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23日报告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近年来上升势头强劲。
该报告调查了全球范围的科研论文数据，结果显示，在引用次数排名最靠前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由中国研究人员发表或参与发表的论文比例在2011年达到11.3％，居全球第四位。该报告还显示，在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者的论文所占比例居前。
该报告预计，到2014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将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篇8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暖；气象灾害；灾难建模；巨灾准备金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事实。气候变暖增加了天气的不确定性，使气象灾害增加。IPCC的报告认为，气候变暖将导致更激烈或更频繁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包括洪水、风暴、雷雨、冰雹、暴风雪、森林火灾、干旱、热浪、雷电袭击、海岸侵蚀等。由于森林和灌木是主要的陆地碳汇，森林火灾还会大大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就全球而言，代价最高的与天气有关的保险损失是由热带气旋（也被称为飓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台风）或冬季风暴造成的（慕尼黑再保险，2000年）。从气象的角度来看，极端气候事件热带风暴的严重程度可能不会远远超过每年定期发生的暴雨。不过，它们可以通过实现突破关键阈值使损失大幅增加。也就是说，事件的严重程度即使是小规模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损失大幅增加。一旦阵风达到一定水平，整个屋顶会被吹走，或造成树木被刮倒，但低于这个水平可能会损害微乎其微。同样，低于一定规模的冰雹不损害汽车面板，但超过一定尺寸，损害会突然增加。澳大利亚保险集团（IAG）的经验表明，阵风强度增加25%，可以造成的建筑索赔会增加6.5倍。
一、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负面影响
保险业是直接经营风险的行业，对于气候变化比任何其他经济部门都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灾害的增加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许多业务领域。
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引发的气象灾害使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包括财险、健康险、寿险、责任险等大多数承保业务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是敏感的。在商业财产险方面，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不仅包括直接财产损失，而且包括保单所有人在修复和重新迁址过程的收入损失及额外费用等。农业是对气候和天气非常敏感的部门。农业保险面临的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包括干旱、暴雨、洪水、冰雹、热浪、风暴、野火、虫害和植物病害等，干旱是最普遍的灾害之一。汽车保险对天气也比较敏感，风暴、冰雹和洪水等各种形式的恶劣天气引起车辆事故增加，损失索赔数量往往惊人。对于人身保险来说，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死亡率和发病率的重要因素。热浪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会增加。气温上升，湿度增大，更多的野火以及更多的灰尘和微粒可能大大加剧上呼吸道疾病（过敏性鼻炎，结膜炎，鼻窦炎）和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对老人和户外作业人员的威胁更大。随着气候变暖，热带疾病可能进入纬度高的地区。企业在脆弱的地区执行任务可能因极端天气关闭，若因气候灾害而遭受损失，可能要付出昂贵的重置成本。如果企业投保了商务中断保险，业务中断损失索赔包括闪电、洪水、野火。
传统上，保险公司依靠历史索赔数据确定未来保险产品价格和承保要求。鉴于极端天气事件有可能变得更加激烈与频繁，带来的巨灾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增加，过去的保险定价模型已经不再能够可靠地指导未来定价，并可能会产生误导的结果。这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系统地被低估，保险索赔较预期高，从而显著影响该部门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一个单一年份的大额索赔可能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财务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可能使其破产。气候变化也影响保险业的可承受能力和可提供能力，同时减缓其发展速度。把气候学纳入传统的保险定价模型是一个复杂而费时的任务，尤其是目前气候学还不能对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方式和时间作出准确预测。对于中国保险业来说，随着保险密度和保险渗透率的提高，中国保险业受气候变化影响会放大。
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其投资业务。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可能使保险业资产遭受损失或减值，特别是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不动产面临的风险更大。保险业在一些受全球变暖效应影响较大的经济领域的长期投资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寿险业所持有的资产以长期资产为主，对流动性要求比财险业相对较低，所受的影响更大。
二、保险业的商业机会
风险是发展的，保险也是发展的，风险的发展为保险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气候变化给保险业带来的并不完全是挑战。不断变化的气候，以及中国为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进行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都给保险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
在承保业务方面，气候灾害风险加大必将提高投保人风险转移的迫切性，而且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产生大量新的风险标的，保险公司可抓住发展机会，提供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保险产品。
在投资业务方面，减缓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也给保险业带来投资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正大踏步地向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模式转变，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将产生巨大的资本需求和基础设施投入，这为保险资金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三、应对策略
保险业是直接经营风险的行业，处于气候变化威胁的最前沿，因此应当采取积极行动，制定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关系保险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对股东和消费者负责任的体现。通过与同行、客户和政府合作，保险公司可以帮助社会防止气候变化对社会的最坏影响。它们还可以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行为变化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
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和社会管理职能。购买保险是减少气象灾害保险损失的一个有效途径，保险公司可以对原有的保险产品进行改进，使之具有应对气候风险功能。由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新地理区域，保险公司可以发现这些变化，及时向新的市场推出覆盖这些风险并价格适当的保险产品。气候变化还将以不同方式影响大的经济部门，保险业要理解其客户不断变化的风险状况，满足其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可以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可能对索赔和保险标的修复过程产生影响。巨大的气候灾害可能对理赔流程产生压力，因为保险公司可能无法应付大规模的索赔。此外，灾后被保险人重新建设面临资源紧张，维修成本往往迅速上升。索赔和维修过程存在以更可持续的方式重建的机会。使用环保建筑材料和领先的建筑技术进行重建，既可以防止保险人未来损失，又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遏止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无碳能源的使用。保险公司可以开发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新保险产品。保险业一方面通过为绿色建筑设计、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项目提供新保险产品来规避气候风险，另一方面适应清洁发展机制对碳信用交割担保的需求，开发碳交易保险。碳排放市场增长迅速，但碳排放交易中存在着许多风险，例如价格波动、不能按时交付以及不能通过监管部门的认证等，都可能给投资者或贷款人带来损失，保险的介入可以帮助分散碳交易风险。
篇9
【关键词】人身保险；服务价值
一、人身保险服务价值的决定因素
（一）保障价值的决定因素
1.保险定价
保险定价不仅是决定经营价值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保障价值的重要因素。如上文中的例子，如果保险人的定价为20元，则消费者的保障价值即为200000-20=199980元；如果定价高于20元，则消费者的保障价值将低于199980元。可见，保障价值与保险定价成负相关。
2. 保障范围
保险的保障价值还取决于保单提供的保障范围。首先，保险公司承保的是纯粹风险，这种风险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赌博和投机。但是，即使对于纯粹风险，保险的保障范围也是有限的。保险公司为了业务的稳健性，会选择性承保，或者拒绝设置某些损失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巨灾风险，这区别于救济。可见，保险能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价值，要依托于风险的性质和保险所承诺的保障范围。
3. 保险合同的设计
在保险合同中经常有免赔额的规定，指保险人根据保险的条件做出赔付之间，被保险人先要自己承担损失额度。因为免赔额能消除许多小额索赔，损失理赔费用就大为减少，虽然可以降低保费，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消费者可能得不到全面的保障。例如保单中约定的绝对免赔额是500元，如果事故发生的损失是400元，则被保险人将不会得到赔偿。
此外，法律法规、保险合同中的共保率、赔偿限额等受对保障价值起决定作用。
（二）投资价值的决定因素
1. 宏观经济层面
（1）财政、货币政策
从整体上看，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公司的投资，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投资的进行。以利率为例，从国外的情况看，由于保险公司特别是人寿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主要以股票等中长期有价证券为主，因此利率的下降往往会提高盈利水平，增加消费者投资价值。
（2）收入政策
收人政策包括收人总量调控政策和收人结构调控政策，收人政策的调整会对不同的保险公司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投资收益。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高收人阶层的保险购买倾向要高于低收人阶层。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投资价值。
2. 保险公司层面
保险公司的投资盈利能力是很重要的。只有保险公司将收到的保费进行合理的投资管理，加强盈利能力，才能在保费的基础上，赚取更多的投资收益，才会给消费者更多的分红等汇报，才会增加消费者的投资价值。
（三）附加价值的决定因素
1. 保险市场的发达程度
一个保险市场刚刚建立，大多只会发挥保险的基本职能，即分散风险和损失补偿。随着保险业的继续发展，开始重视投资带来的收益，增加保险公司和消费者的保险价值。当保险业继续发展，行业系统发达，与其他行业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就开始发挥其附加服务职能。如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倒按揭等。
2. 保险公司的竞争策略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产品的差异化越来越小，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在竞争中保存自身，便通过附加服务增加其竞争力，将服务作为保险公司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保险公司开展客户为中心的“一对一”服务，培养客户的品牌忠诚度。
二、人身保险服务价值的提升与创造
（一）扩大保险经营范围，提升保险保障水平
目前，我国保险业在巨灾或者重大疾病的保障上，仍存在缺口，不能切实给消费者带来保障。当这些事件发生后，消费者仍然要花费大量的钱，这些甚至超过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因此，要扩大保险的保障范围，争取做到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保险产品。
（二）健全保险服务体系，提升保险服务水平
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员工素质不高，服务意识淡薄；岗位设置不合理，客户服务人员不落实；人员流动性大，缺乏归属感等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公司体制和制度问题。缺乏合理的制度，就缺乏凝聚力和外在吸引力，必然会造成服务品质的下降，服务问题由此产生。因此加强企业服务文化的培育，进而转变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意识，全面促进公司整体服务水平与服务能力的提高。
（三）加强保险监管，切实保护消费者权利
1. 机构设立监管
首先要对保险人的组织形式进行限制，必须符合申请许可。其次，要对保险公司的停业解散进行监督管理。保险监督机构如发现公司存在违法保险法、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要责令保险公司限期改正；若保险公司在限期内未改正，保险监管机构可以决定对保险公司进行整顿；对违法、违规行为严重的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可以对其执行接管。
2. 经营范围监管
经营范围监管主要包括兼业 和兼营问题。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应该由监管机构核定，且保险公司只能在被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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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偿付能力风险;风险因素识别;风险评估;内部管理;外部监督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
一、偿付能力风险的含义
保险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偿付能力风险、承保理赔风险、投资风险、竞争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巨灾风险、政治风险、保险机制风险,等等。其中,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最直接的风险是丧失承担赔偿能力而导致破产或倒闭,至于其他风险都是导致保险业破产或倒闭的各种因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其经营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偿付能力风险。
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一个分支,偿付能力风险属于金融风险的范畴,强调的是一种负面风险,是对保险公司动态偿付能力所处状态的一种衡量。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偿付到期债务和未来责任的能力,即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依法履行赔偿或给付时的经济补偿能力。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与一般企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赖以生存并维持其经营连续性的重要条件,是维护被保险人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保险公司只有在正常和非正常年景下对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有足够的依法赔偿或给付能力,才能保证保险公司良好的财务稳定性和较高的置信度,从而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促进保险公司的发展。
具体地,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最大的风险莫过于缺乏偿付能力。偿付能力风险是保险企业信誉风险、投资风险、利差风险、财务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的集合,是保险企业经营风险的负面表现。偿付能力风险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保险企业的经营能力,破坏保险企业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广大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安全感荡然无存,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保证保险企业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既是保险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保险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
二、偿付能力风险与其他风险的关系
偿付能力风险作为保险业至关重要的风险,影响偿付能力风险的因素和变量很多,可划分为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因素,但不管什么因素,最终都是通过偿付能力表现出来。从目前来看,不同的学者对保险业风险的分类有着不同的标准,因为偿付能力风险是导致保险公司破产或倒闭的最直接的风险,因此可以根据“与保险公司破产或者倒闭”的关系密切程度来划分不同的保险风险,并根据这个标准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层次。
第三层次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保险公司外部,很难控制,属于宏观方面的因素,比如竞争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巨灾与政治风险、保险机制风险等。这一层次的风险主要是通过第二层次的风险间接与“保险公司破产或倒闭”发生联系。
第二层次的风险主要是由保险公司自身的业务活动产生的,是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主要的风险来源,即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也就是说,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不仅面临着由于本身承保业务承诺无法实现所导致的赔付风险,还面临着投资、融资过程中产生的投资风险。这一层次的风险在整个风险体系中起着枢纽的作用,一方面受第一层次宏观方面风险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偿付能力风险有着密切联系,构成偿付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层次的风险也即偿付能力风险,它是保险业风险的核心和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在市场预测、产品设计、产品营销、承保、理赔、资金运用等整个过程中因管理水平不高或决策不当而出现的承保风险、投资风险等一系列经营风险最终会表现为偿付能力风险。因此,正确识别保险公司偿付风险,做好其分析评估工作,重视和加强其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分析
目前,国内关于偿付能力风险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其风险度量对象偿付能力的研究,而且关于偿付能力风险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偿付能力从风险分析及管理两个方面作了研究:
(一)偿付能力风险因素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分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因素的识别和评估分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外部风险因素;另一方面是内部风险因素。保险公司通过保费的形式将居民手中闲散的资金聚集起来形成保险基金,然后对其加以投资运作。可以说,保险公司是经营现金流的金融企业,其财务稳健性与其他金融企业一样,受到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也就是第三层次宏观因素风险的影响。一般而言,对于外部风险因素很难控制,保险公司可建立迅速的反馈机制,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其影响。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主要是关注其内部风险因素的识别和评估分析。偿付风险是经营风险的集中体现,而财务报表又是经营状况的集中反映,可以说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整体运营的财务状况。通过对关键性财务比率的分析,来衡量保险公司风险的变化或累积,综合判断企业风险是否发生以及风险状态的严重程度。目前,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各种理论,借助财务指标定性分析影响偿付风险的因素,然后借助灰色关联度、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提取出几个主要的具有较大影响的指标因素,然后借助综合评价等方法分析保险公司实际偿付能力风险的相对变动情况。相对而言,分析影响保险公司偿付风险的内部关键风险因素显得十分重要。
(二)偿付能力风险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主体,其业务主要是由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构成的,经营风险是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的组合风险,也就是说偿付能力风险是保险公司整体运作的结果,因此保险公司有必要做好其内部管理工作。目前,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主要是通过识别关键风险因素,建立合适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自身的偿付能力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分析并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另外,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做好核保、理赔、投资控制、资金运用控制等过程的内部管理工作。
在我国,保险公司的外部监督主要是通过政府监管实现的。现阶段,我国正逐步从“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阶段过渡到“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兼顾市场行为”的阶段。2003年我国颁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详细规定了保险偿付能力额度的计算方法。2008年我国新颁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重新规定了偿付能力评估标准,对保险公司进行动态偿付能力测试,实行对保险公司以风险为基础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和监管机制。同时,外部监督与内部管理相结合,要求保险公司将影响偿付能力的因素纳入到公司的内部偿付能力管理体系。
四、改进建议
随着2008年新规定的颁布,我国对偿付能力风险的管理进一步发展。但是结合我国现状,对比国外先进经验,我们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保险公司仍需加强其自身内部管理,按照2008年新规定建立偿付能力管理体系,包括资产管理、负债管理、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和资本管理。
(二)外部监督除了政府部门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的动态监管外,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积极促进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通过信用评级实现对保险公司整体信用风险的衡量,并对其偿付能力风险状况有效识别,节约外部监管成本,有助于保险公司规范经营行为,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肖文.中国保险业的创新与监管――从开放经济比较视角的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