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殖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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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奶牛繁殖产犊是产奶的先决条件，奶牛经、配种、妊娠、分娩、再、配种、妊娠、分娩过程，来实现产奶、干奶、再产奶循环。理想的繁殖周期是一年产一胎，即产间距（两次产犊的间隔天数）365天，正常泌乳期为305天，干奶期60天，但在生产实际中很难达到。影响奶牛繁殖的因素很多，奶牛因繁殖问题失去了饲养价值，而不得不被淘汰的比例一般占成母牛淘汰的30％以上。加强奶牛的繁殖管理，提高奶牛繁殖率始终是奶牛生产面临的课题，也是提高奶牛养殖效益的基础。

1.1观察

和排卵是母牛繁殖活动的主要生理现象，也是母牛能否配种受胎的首要条件。奶牛每隔一定时间要一次，两次的间隔天数称周期，一般奶牛的周期平均为21天左右。周期的出现，主要是由卵巢上黄体和卵泡周期性活动的结果。奶牛规模养殖要重视观察，配种人员着重傍晚和清晨观察牛群，白天以每4、5小时的间隔进行观察，保证监测到畜群中90%的征兆。同时进行鉴定、育成母牛初情检查、成母牛产后第一次检查、异常检查，并对异常母牛、初情期推迟的育成奶牛与生产之后第一次推后的成年奶牛要查明原因酌情治疗。

1.2适时配种

奶牛规模养殖适时配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育成奶牛初次配种应选择奶牛体成熟的初期阶段，也就是16～20月龄，且体重需达到成年奶牛体重的60～65%，相当于360～390公斤。过早配种会影响母牛的生长发育以及第一胎的产奶量，过晚配种会影响奶牛的受胎率，并且增加饲养成本，经产母牛在产后两个月左右配种效益最佳。要严格执行奶牛育种方案，按照选种选配计划，充分利用优良品种公牛，通过人工授精技术提高后代质量。同时要做好配种记录，包括母牛号、配种日期、所用冻精公牛号及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以便查看配种记录随时掌握牛群配种情况、防止近亲繁殖、调整怀孕牛不同生理阶段的饲料结构、推算预产期。

1.3妊娠检查

母牛配种后最好进行三次妊娠检查，第一次在配种后60—90天采用直肠检查法；第二次在配种后4—5个月采用直肠检查法；第三次停奶前采用腹壁触诊法。主要目的一是确定妊娠牛、推算预产期、确定干奶时间。二是检出未妊娠母牛，查明奶牛不孕的原因并做出处理。三是调查奶牛流产的发生率、流产原因、流产类型并采取预防措施。

1.4分娩监护

母牛分娩前都有预兆，如从分娩前10天开始增大，分娩前2天极度膨胀，皮肤发红，饱满；分娩前1周肿胀柔软；分娩前1—2天子宫颈粘液软化变稀呈线状流出；骨盆韧带从分娩前1周开始软化，临产前母牛精神不安，不断徘徊，食欲减退，不时作排尿状。应注意观察母牛分娩预兆，以便作好接产准备。分娩时要注意接产，尽可能让其自然分娩，对头胎牛、胎儿较大及倒生时可在产出期过后适当给予人工助产。发生难产时要在兽医的指导下进行助产。分娩后要注意产后监护，观察母牛产道有无损伤出血，注意是否有子宫脱出症兆，观察胎衣排出情况及子宫分泌物是否正常，并采取积极措施，预防产科疾病的发生。产后30天左右通过直肠检查母牛子宫复原情况，产后40－60天注意观察母牛产后第一次是否正常，发现子宫恢复不全、母牛不正常要及时治疗。

2提升奶牛繁殖率的技术措施

2.1强化奶牛的科学饲养

科学饲养奶牛，合理控制奶牛各个阶段的体况，即可降低饲养成本，又可有效防治和降低奶牛繁殖疾病。营养不足与过量均可引起繁殖疾病。产前、产后蛋白质与能量不足均可导致子宫复旧延迟，继发子宫炎症，可造成卵巢机能不全。维生素A、E不足，微量元素缺乏，母牛可长期不或无规律、不排卵、受精卵着床困难，胚胎早期死亡等。粗纤维不足除可导致代谢病以外，还可造成胎衣不下与产科疾病。因此要根据奶牛饲养标准，在奶牛不同时期，给奶牛提供优质适口的饲料，给予丰富的营养补充，从而恢复奶牛的生殖机能，保证奶牛正常的排卵，提升奶牛繁殖率。

2.2做好奶牛围产期的保健护理

做好奶牛围产期的保健护理，可有效控制和减少子宫内膜炎和子宫炎症引发的其他疾病发生。围产期的奶牛喜卧懒动，阴门松弛，产道口处于开张状态，常流出各种性状的黏液，极易受细菌感染，造成子宫炎症。注重围产期奶牛舍良好的卫生环境，分娩时严格消毒产房和牛体后躯，产后给奶牛饲喂红糖麸皮水，保持奶牛拥有一个健康的体质和继续生产的能力。

2.3严格执行奶牛繁殖技术操作规程

加强奶牛繁殖管理队伍的培训，严格执行奶牛繁殖技术操作规程。观察、配种操作、繁殖疾病治疗、产后护理等，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如配种操作流程规定奶牛最佳的输精时间为奶牛之后或者是排卵之前的12h左右，通常情况为早上傍晚输精，中午夜间输精，傍晚次日上午输精。输精方法和部位：对奶牛进行人工受精时，通常采用直肠把握输精法，输精部位主要是以子宫体或者是子宫角的基部为最佳。这样不仅能提升受胎率，还能避免对子宫的损伤。的活力应该是在3.5以上，有效的数不能低于1000万个。等等在操作规程中详细明确，严格执行奶牛繁殖技术操作规程，是提高奶牛规模养殖奶牛繁殖率的重要手段。

2.4建立奶牛繁殖的动态管理

在对奶牛、配种、妊娠、分娩及分娩后卵巢和子宫恢复情况，进行观察、检查及采取措施的同时，要认真做好各种繁殖记录，如对于产后母牛应做好如下记录：（1）、胎衣排出时间、完整记录；（2）、恶露排出颜色、数量的记录；（3）、是否难产的记录；（4）、产后首次时间记录等，并将这些记录输入电脑繁殖管理系统，使整个牛群繁殖情况处于动态管理之中，每头牛处在什么阶段，该进行什么处理一目了然。奶牛繁殖的动态管理，可有效提高奶牛繁殖率。

2.5加强奶牛繁殖疾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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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国家其权力基本是专制主义的，它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吏治，但却永远消除不了因专制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封建国家的吏治，比起真正的民主制来虽都有局限性，但是这二者毕竟也有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人类社会权力制约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我们国家建立新型的权力制约制度，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几千年来，封建刑律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上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今天欲从立法及司法上加强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研究，使其进一步完善，古刑律中这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颇多。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和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一、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职务犯罪概述

（一）中国古代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意义

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是刑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是这样，近现代是这样，将来也仍会是这样。

职务犯罪所以重要，这与其犯罪主体是官吏这一点密不可分。官吏是国家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家主要实施者。官吏的职务活动是国家职能实施的主要杠杆。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官吏守法对民众守法起着带头羊的作用，官吏的坏法是对民众违法犯罪的鼓励与唆使。对官吏违法犯罪姑息容忍最易激起人民群众对法律的逆返心理。官吏违法犯罪所形成的对民众的压迫以及他们造成的腐败的环境，是社会上违法犯罪的根源之一。

司法官吏违法犯罪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利用职权。以利用职权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更大的危害性。一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往往是属于国家法益的管理秩序；二是因为有职权可利用，其犯罪得逞率高，后果严重；三是因为凭借权力，这种犯罪对被侵犯对象的反抗与举报，客观上都存在抑止性；四是这种犯罪常常表现为国家机构内部的一种腐烂，富于隐蔽性，因而容易避过一般的监督。历史封建刑律都重视对职务犯罪的监督是有其深刻原因。

封建国家对司法官吏职务犯罪的监督与处置，根本目的是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但是封建刑律对官吏违法犯罪的抑制也有其相对的进步作用。在封建社会，人民与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官吏与民众的对立性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经常奉行的措施之一就是用刑法手段来监督官吏，使官吏对民众的欺压与剥夺限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从而来缓和封建国家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便是封建刑律维护封建吏治的积极意义。

重视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使用刑法来惩治官吏的职务犯罪的封建刑律的一个传统特点。封建刑律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特点是在立法上张起严密的法网，法律对职务犯罪不但从严监督富有威慑性，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上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及教育性。

（二）中国古代司法审判职务犯罪的渊源

司法审判活动是古代国家最重要不得国务活动之一，也是古代官吏职务犯罪中较主要的一个方面。

司法官吏在审判上的职务犯罪史书早有记载。《尚书•吕刑》曾指出西周法官有对犯人不能依法定罪判刑的“五过之疵”。其内容是“惟官、惟内、惟货及惟来”。孔安国《传》解这五个方面是“或尝同官位，或诈反囚词，或内亲用事，或行货枉法，或旧相往来”。《吕刑》中还记载说，司法官因犯为些罪过，而致出入人罪的则“其罪唯均”，即与犯人同罚。这段史料清楚地概括了当时司法官违法审判中的主要犯罪表现。

在中国，职务犯罪也是一项古老的犯罪。历史告诉我们，官吏的职务犯罪基本上同国家与法律的产生而同时产生。

古代中国关于官吏职守的专门立法，出现得也很早。我国商朝已经有了为预防和减少官吏（包括国君在内）违法犯罪而专门制订的法律《官刑》。《尚书•尹训》记载国相伊尹说制订《官刑》的目的是儆戒有权的人物：“制官刑，儆于有位”，达到“居上克明，为下克忠”的目的。商朝的《官刑》中，规定有“三风十愆”的罪名，从作风上、道德上、政治上来管束官吏和当权者。所谓“三风”是指“巫风”、“风”、“乱风”。其中“巫风”包括无节制地在宫室歌舞（“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二愆”。“风”包括徇私于财货和女色，长期地游乐和打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的“四愆”。“乱风”包括轻侮国君的命令，拒绝忠直之规劝，疏远上高德劭之人而亲近狂顽之徒（“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的“四愆”。训令还指出：“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作为臣下的人，如不匡正君主杜绝“三风十愆”，则要处刺脸的“墨”刑。惩罚官吏的职务犯罪是国家管理活动的需要。官吏职务犯罪的内容及制度，随着国家政务管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我国西周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立法已有很多记载。

《周礼•秋官•大司寇》规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职责之一是“以五刑纠万民”。其中“二曰军刑，上命纠守”，“四曰官刑，上能纠职”，意即使用于军中的“刑”法，是鼓励遵守命令的，举论有亏职守的；施行于官府的刑罚，是鼓励贤能，举论失职的。由此可见，在先秦众多的吏治立法中，包括有一系列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范。

从立法的角度说，封建社会初期，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都散布于刑律的各篇之中。战国魏国的《法经》六篇中属于职务犯罪的“金禁”与“博戏”被列在《杂律》之内，其他《囚》、《捕》二篇内当然也会包含职务犯罪的内容。从秦简的片断中可以判定，秦朝关于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也散列于“六律”之中。《置吏律》及《行书》中在规定官吏的某些职务犯罪时都说“以律论之”。所谓“以律论之”就是以《六律》中的规定办。汉朝的《九章》及汉律六十篇中，也无专门的职务犯罪的篇章，职务犯罪的条文散列于各篇的情况可以想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职务犯罪在封建刑律中逐渐形成单独的篇章。在明清规戒律刑律中职务犯罪规定得齐全，监督得严密，在编纂上条分集中，安插科学，继续体现了封建刑律重视吏治的优良传统。

二、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职务犯罪的表现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

通过审判给罪犯定罪判刑，古代较早就有在这方面监督的法律制度。凡不依法判决，其违法行为都根据不同的主观心态来定罪处置。

1．纵囚秦律中说：“当论而端弗论，及埸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即应该处罪而故意不处罪，以及减轻罪行，故意使被告够不上处罚标准，从而判令无罪，就是“纵囚”。纵囚罪刑罚较重，一般要以被纵囚犯之罪罚来处罚纵囚之人。

2．不直秦代把仅限于一定幅度范围内的故意错判称为“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即罪应该重处面故意轻处，应该轻处而故意重处，是属于“不直”。

汉代“不直”的概念与秦代不完全一样，其表述是“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在“故意”的前提下，只有在“入罪”的情况下，汉代才称为“不直”。秦代的“不直”，汉代以“不实”对应。

3．失刑在秦代与属故意“不直”相对应的过失地在幅度上处刑不当的行为称为“失刑”。《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一位审判官吏把“六百六十”的赃误订为“值百一十”。在定性时，上级答复询问说：“吏为失刑罪”，但是“或端为，为不直”。这里界限比较清楚：过失的错断为“失刑”，故意的错断就属“不直”。

4．出入人罪司法官吏不依法判决之犯罪，各依其犯罪主观心态区分罪名，在制度的比较严密的是唐代。按《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唐律首先一般地把审判官定罪判刑上的违法行为统称为“出入人罪”。然后“入罪”与“出罪”又各分为“故意”与“过失”二种，共四种：故意入人罪，故意出人罪；过失入人罪，过失出人罪。在出入罪的幅度上又区分为出入“全罪”及出入轻重的不同情况。所谓出入“全罪”是指无罪判有罪，有罪判无罪，以及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的各种情况。属于出入轻重的是指在刑等上从轻入重、从重出轻，以及笞杖之差及徒流之差的出入。在追究审判官的刑事责任上，法律规定，故意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差额论；故意出罪的情况，也参照此原则办理。但是，过失地入罪的，比故意犯“减三等”；过失地出罪的，比故意犯“减五等”。

5．不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唐代要求法官在定罪判刑时，要完整地抄引有关的法律、法令的正文为根据。这样规定是便于监督依法判决。《唐律疏议•断狱》：“断狱之法，须凭正文。若不具引，或致乖谬。违而不具引者，笞三十。”作为断罪根据的法律条文不但要引正文，而且要求完整地抄引。这种制度在晋朝已开始建立。

（二）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

判决书是审理的结果，正确的判决要以依法审理为基础，唐律不但监督依法判决，而亦重视都督依法审理，在这方面的罪名有：

1．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唐代要求法官都要依据所告本状审理，不能在本状之外，旁更推问，别求他罪。《唐律疏议•断狱》规定，法官如违犯这一条，要“以故入人罪论”。关键是不准法官无根据地于本状之外去查问别的犯罪行为，只有“若因其告状，或应掩捕搜检，因而检得别罪者”才“亦得推之”。

2．受囚财物，导令翻异，通传言语，有所增减这是审判官与罪犯共犯的妨碍正确审判的犯罪。通常是审判官接受囚犯行贿后，启发囚犯翻供另招，或者是给囚犯通风报信，而造成囚犯之情状有所增加或减轻的行为。《断狱律》规定，法官犯有此罪以监临官“受财而枉法”之罪论处，赃满十匹加役流，满十五匹处绞刑。

（三）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

在古代的审判中，刑讯是合法的手段，但刑讯必须依法进行才为合法。法律监督司法官吏依法刑讯的目的，也是为了正确地定罪判刑。法律为此规定了刑讯进行的条件。秦朝规定可以刑讯，但要以结果来检验。秦简上说，能根据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得到犯人真情的是“上”等；通过拷打而得到真情的是“下”等；恐吓犯人以致不得真情的是“败”。《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应讯疑似，犹不首实”的情况下才刑讯。而且要在“立案同判”的条件下进行。

1．拷囚过度唐代规定囚犯拷讯整个案子的全过程只能拷三次，而且，三次拷打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拷囚不得过三度，杖数总不得过二百。”如犯人所犯是属于处笞杖刑的案子，则拷打不得超过本刑的笞杖数。《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过三度”，司法官要受“杖一百”之刑。若“杖数过（二百）”或过笞杖本罪的，司法官要反坐所剩，即以超出之数反拷法官。

2．有疮病不待差而拷唐代对于有疮或有病的犯人，法律规定要等疮病痊愈后才能拷打。《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

（四）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

判决是正确定罪判刑的自然结果，依法执行判决是体现法律作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唐代对司法官吏依法执行判决也予以周密的监督。

1．不待复奏报下而辄行决古代为了慎重对待死刑，从北魏开始实行处决前向皇帝进行复奏的制度，以便皇帝在复奏时对死刑判决作最后定夺。隋朝已实行“三复奏”，即向皇帝复奏报告三次无否决才下令行刑的制度。唐代自太宗起,京内还实行“五复奏”的制度，即决前二日一奏，决前一日一奏，当日三奏的制度。同时，执行单位接到处决命令要等三天才行刑，但不能过期。《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2．孕妇未产而决在唐代，如有孕妇犯死罪应处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如有孕妇犯罪应拷讯及应决要笞杖的，也要等产后一百日进行。“若未产而决（死刑）者，待二年；产迄，限（百日）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法律又规定：“若未产而拷及决杖笞者，杖一百。”“若产后限未满而拷决者，于杖九十上减二等。”

3．领徒应役而不役唐代的徒流刑犯人，在刑期内都要令其身受苦役，即使犯人因病请假，病愈后也要补服苦役。掌管囚徒的人一定要照法律规定执行。《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领徒应役而不役，及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身者，（有责任的司法吏员）过三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五）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县衙是受理诉讼的基层审级。县的上级是州（府），州（府）的上级是中央的刑部及大理寺。在审判权限上，唐代的《狱官令》规定，“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后送州复审讫”，徒、流以决杖形式执行的，可就执行，但属于实处徒、流刑以上的判决，也必须报中央刑部。死刑案件由刑部移大理寺审复，报皇帝批准。大理寺自审的京都徒以上案件要经刑部审核。《唐六典》同时还记载巡复制度说：“凡天下诸州断罪，应申复者，每年正月于吏部择使，……仍过中书、门下定讫以闻，乃令分道巡复，刑部录囚徒所犯，以授使。使牒与州案同，然后复送刑部。”这些严格的分权制约制度，也是正确定罪判刑的基本保证之一。

1．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报古代各级司法官吏审断案件必须遵守以权限规定的申报与批复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凡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即分别故意或过失的性质，照所断刑罚的轻重等级，减三等处罚。

2．受越诉及应合为受而推抑不受唐代为维护审判秩序而规定：“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令有明文。”不能越方。所谓“越诉”，即是如“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其越诉及官司受者，笞四十。”但是，如当事人对某级判决不服，向原衙门“语汇状上诉”，原衙门如发给“不理状”，即发给同意向上级申诉的证明文件，当事人持“不理状”向上级申诉，这不是越诉，各衙门不可不受理。而对于非越诉的“应合为受”的告诉，“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

（六）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古代法律规定监禁囚犯既不能放任纵容，也不能苛刻虐待。否则，都是犯罪，都要受到惩罚。

1．应禁而不禁囚犯于牢中使用的刑具，在唐代，按《狱官令》规定：“死罪枷、枢，妇人及流以下去构，其杖罪散禁“。狱吏对囚犯应关禁而不关禁，刑事具该用不用，不该用而用，及随便调换的，都是犯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禁而不禁，应枷、锁、枢而不枷、锁、枢及脱去者”，狱吏要参照囚犯的罪等给予处罚，如“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如属于“回易”调换刑具的，按上面的处罚办法减一等处罚。

2．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古代也重视对狱中囚犯的必要的养护措施。如唐代按《狱官令》。规定：“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囚有疾病，主司陈牒，请给医药救疗。”还规定囚犯病重，听家人入视，及脱去枷、锁、枢等刑具。《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锁、枢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参考文献

1.《唐律疏议•断狱律》

2.《唐律疏议•擅兴律》

3.皮纯协等编《中外监察制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4.《唐六典•州刺史•诸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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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医疗机构制剂的质量低下，制剂室硬件条件不尽如人意

随着GPP、GMP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国家对医疗机构制剂室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是，从总体来看，青岛市的23家医疗机构制剂室多数达不到GPP的规范要求。从笔者走访及调查来看，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剂室的总体设计不尽合理，多数医院的制剂室是利用旧房改造而成，面积达不到GPP的要求，与所配制剂的数量和品种也不相适应；二是制剂室的设备落后、陈旧。由于医疗机构制剂仅用于本医院临床使用，不适合规模化生产。目前青岛市各医院生产的制剂以溶液剂等普通而且容易生产的制剂为主，而适应其生产的自动化设备较少，现有设备达不到自动化要求；三是各家医院制剂室对洁净区的人员控制不严格，洁净室的辅助房间也普遍缺乏，容易造成污染。另外洁净服的设计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没有按照规定将工作服、无菌工作服和洁净工作服进行区分，容易造成对制剂的交叉污染。医疗机构制剂由于设备陈旧和落后，导致制剂的质量标准往往是不规范的。有的制剂甚至都没有标准的含量测定方法；抗生素类的制剂也没有效价测定；一些中药制剂只是按照临床的经验处方配置，并没有标准的测量方法，不能保证微生物的含量是否合格；陈旧的仪器设备也不能对原辅料实现全检；因此对制剂的质量缺乏适时有效的监控。很多制剂室没有制定生产标准或者制剂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按生产标准进行配制；原料进货后不做检查或原料达不到药用标准等，这些问题都导致制剂不合格的现象时有发生。

1.2医疗机构制剂品种多、定价低、经济性差

青岛市28种医疗机构制剂剂型用途广泛。但目前的制剂普遍实行“保本微利”的定价原则，所以价格普遍较低。但低价不能准确反映医疗机构制剂的劳动消耗，使资源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目前，生产普通制剂和消毒制剂的过程中，大多数剂型需要利用大量的纯化水设备来保证制剂的质量，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电以及气能。因此，医疗机构制剂虽然规模小，但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并不低，伴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国家对医疗机构制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使得医疗机构制剂在质量提升的同时检验成本也随之急剧上升。而且由于医疗机构制剂只能应用于本院，其针对性较强而需求量小，导致医疗机构生产的制剂经常会出现因生产批次少、产量低致使设备闲置的问题。这些就造成了医疗机构制剂经济效益低下。

1.3医疗机构制剂创新开发能力不足，缺乏人才

目前，青岛市各家医院中的制剂品种存在相互重复的现象，几乎每家医院都在做易于生产、品种简单、不需要太大技术含量的普通制剂。有的制剂品种几家甚至每家医院都有生产，普遍缺乏特色制剂。在人员配备方面，各个制剂室普遍缺乏专门从事制剂生产和研发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有的制剂室只有一名甚至没有专业的高学历的药学人员，科研开发能力明显不足。从事普通制剂生产人员的数量相对较少，经常是在几名药学人员的指导下，由一些非专业工人或实习生来生产和加工，这种生产方式不适应愈来愈细的现代医院临床药学分工的需求。

2医疗机构制剂的规范化管理

2.1建立区域性制剂中心

根据青岛市各医疗机构制剂室参差不齐的现状，为了保证医疗机构制剂的质量和病人用药安全，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制剂中心，该制剂中心可以是由几家医院共同投资或政府扶持建设，设立专门的部门，由指定的专门人员对其进行统一管理，集中调配。制剂中心的设置不仅可以解决各家医院制剂室发展状况不一致、资金投入缺乏、设备陈旧和使用率低、技术人员不足、制剂质量标准不高等方面的问题，还可以解决部分医院领导不重视、各家医院制剂室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生产标准不规范等软件方面的问题。目前，尽管已经有几家医院投入大量资金改建甚至重造了制剂室，并更换了新配置、新仪器，但由于本院对制剂的需求少，致使仪器使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的现象。一个地区性制剂中心的创建，可以调动整个地区的各项卫生资源，避免重修和再建造成的资源浪费，易于统一管理和运作。同时，也可以集中本区域的药学技术人员和技术力量，致力于新制剂、新剂型的研究和开发。同时，可以定期将制剂相关人员集中起来进行规范化培训，使整个青岛市的医疗机构制剂实现规范化和创新化发展。

2.2开展与生产企业间的合作

医院虽然在长期的临床诊断过程中，对很多疗效显著的医疗机构制剂都进行了长期的临床检验，但是由于新药申批的手续复杂，而且要完成各项费用高而又繁琐的药物试验，一般医院的开发能力不够，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所以只能以医疗机构制剂的形式在本单位临床使用。因此，对于一些具有确切疗效的医疗机构制剂，医院可以派相关人员与本地或者国内的制药企业洽谈合作，由医院提供药方，制药企业提供充沛的资源，双方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将一些市场潜力大的制剂开发为社会化生产的新药。由于医疗机构制剂都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安全可靠，而且具有确切的疗效，为新药的研究、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3发挥监督部门的职能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

因为医疗机构制剂与患者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者要致力于研究并解决新形势下医疗机构制剂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医疗机构制剂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修改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决策，使医院资源最大限度的合理配置，给医疗机构制剂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必须加强对医疗机构制剂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时抽查检验制剂质量，对制剂室进行访问。还要动员和加强社会公众和媒体对医疗机构制剂进行监督，及时曝光不合格的制剂，确保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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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知识管理足企业界一个新的管理理念。将知识管理的理念应用于翻译，讨论文化传递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一个较新观点。翻译的过程是知识管理的过程，任何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都是知识管理的结果。如果异域义化的产品被当做资产来管理、利用、创造和投资，那么对翻译的知识管理将会变得积极和敏锐。

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原著与译作之间的文本对比上，追求译文与原作全方位契合。传统译论一方面推崇“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甚至“叛逆”译作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使翻译陷人两难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人们对翻译又有了新的认识重新评价翻译中出现的误译、偏译、改译等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重新定位译者，都是近年来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而日益引人注日的课题。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原作在从文本到译本的转化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知识管理的结果，翻译的过程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一、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种新的管理理念，为企业界普遍看好。按照知识管理的理论，在信息的增殖链上，分布着数据、信息加识和智慧四个层次每·个层次代表着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要使数据提升为信息，需要对信息采集与选择，压缩与提炼。而将信息提升为知识，还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对信息内容进行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对于这个过程的管理就是知识管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知识管理日前有多种定义，如:知识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进程，它通过对信息管理和学习组织的合理实施，加强组织内部知识的运用，服务于组织的整体利益;知识管理是企业面临不断变化的非连续性环境时，针对组织的适应、生存和竞争能力所采取的一种迎合性措施;知识管理是利用组织的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艺术。鉴于知识是资讯、文化背景和经验的组合，笔者理解为知识管理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根据实际需求，凭借经验，对信息进行的加工与提炼，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总之，知识管理一方面把知识作为产品来利用，另一方面利用知识来生产产品，亦即开发组织信息和利用人的知识创新地接受信息，其核心集中在知识产品和创新能力上。

二、知识管理与翻译

如同企业把知识作为产品利用并生产产品，翻译是对文化知识产品的利用与再创造。从根本上讲，原作是信息或文化资源，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源文化产品改造成目标文化产品。文化的产品结构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也各异，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是对跨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本土化，是跨文化交流必须经过的程序。原作从文本到译本所经历的“文化信息的资源供给到接纳”的过程，正是由信息上升为知识的过程。其间，过滤和加工是最重要的环节，亦即对信息内容的提炼、比较、挖掘、分析、概括、判断和推论。如果说知识管理的目标是使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合适的人，以实现最佳的决策，那么翻译的文化日标则是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过滤和加工，把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给最合适的读者，以达到最佳目的。

翻译中的知识管理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文化产品的过滤与翻译中的文化失落

不同的社会，文化也是千差万别。异质文化相遇必然会出现碰撞、冲突。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曾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产生的二种可能:一种是“征服”，或是教化(即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是毁灭;·种是“文化掠夺”;再就是“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方流程)。翻译并非是直线型的简单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他所处的文化框架或文化范式相隔绝。译者面对文化的多样性，翻译起来就难免陷入两难的困境。他必须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两极之间做出某些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因素、文化心理结构等，都会左右译者对其选择和取舍:过滤掉自身不理解、不需要的东西，吸收异文化有用且能与自身传统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读，信息的传递处处受到目标语文化强烈的文化过滤，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源语文化的失落。

以林纤的翻译为例。在很多人眼里，林纤的翻译是算不上翻译的，因为他总是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补、删节。《黑奴吁天录》是林纤与魏易合作翻译的作品，原作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对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影响极大，而译作同样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这并非因为译者的“忠实”翻译，正相反，译者对“负载着原著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内容做了许多的裁剪—或是删除，或是淡化，或非宗教化”，他们是用“微妙的自设的审查机制”对知识进行了强烈过滤，进而创造出“一部强烈颠覆原文的翻译小说”，以告知人们:基督教能提供的，中国传统道德观也可以提供。

2.对文化产品再创造与翻译中的文化变形

在翻译的知识管理中，创造性翻译是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说过滤注重的是对信息的采集与选择，那么，创造性则是文化过滤基础上的叛逆，是对信息的升华，它是知识管理的主要体现。翻译所必然涉及到的文化上的差异和表述上的困境，使得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o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又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对一部作品，译者不可能把原作完整无误地转换过来。由于翻译总是跟建立在译者本人风格基础上的创造性思考有关，至少它表现了、强化了、论释了原作中为译者所感悟、所接受的一面，所以这一过程也就必然的是一个能动的再创造过程，是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屠国元在他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一文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单纯语际转换的范畴，而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译者、读者、接受环境等因素的复杂的活动，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把原作引人了一个原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甚至理念，也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的改变，使原作在新语境文化中获得新生。创造性是翻译的意义所在，它使得文化在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合理的变形。

在中国翻译史上，严复所译《天演论》算得上是最典型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的译例了。原本名叫“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这本小册子，是英国生物学家赫青黎所著。在原作中，赫青黎认为自然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因其道德标准而不同于自然法则。他写这本书的主旨是为了维护进化论的“纯正”，反对斯宾塞关于进化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曲解。出于自身所处的话语环境，严复在翻译此书时，明显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创意，对原作进行选择、取舍和创造。书名只保留了前半部分的“进化论”，却砍掉了后半部分的“伦理学”，并处处以斯宾塞的理论来反对赫氏强调“道德”的理论。不仅如此，为了让当时的读者更容易接受西方思想，在语言表达上，他还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古文体，并添加大量按语以发挥、强调自己的见解。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国人一时竞谈“天择”、“适存”。“物竟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可以说，严复在当时将最恰当的知识传递给最合适的人，在最恰当的时间实现了最佳目的。严复在他的诸多译著中对异域文化都进行过极精心的过滤和创造。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散落在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并认为这是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这一主题在经过了严复的“本土价值观的调和与改写”后，成功地震撼了国人。任何时候，译者都肩负着两种文化的中介人的职责，通过翻译的具体过程，量体裁衣，增删去补，甚至把个人的主观意志融入译本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此种行为不但是译者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义务，而任何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也都不是永恒、封闭、绝对的，而是暂时、开放、相对的，它给译者对作品的过滤加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3.政治目的明确

知识管理是项高度政治性的任务。“知识即权力”并非秘密。既然知识与权力、金钱和成功有关，那么，知识也与游说、阴谋和密室交易有关。如果围绕知识管理的倡议没有政治活动，这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正在发生。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的观点，使我们更加明确“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文化之后，“文化政治实践”的操纵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外来文化翻译:即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近现代的西学翻译。众所周知，这三次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人，都是处于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之下进行的。中国以强烈的文化主体姿态，将外来文化作为文化利用的“他者”而加以文化过滤和加工改造，以实现安民治国的政治意图。仍以严复翻译为例。高惠群和乌传衰认为，严复的翻译具有五大特点，其一就是严复明确的政治目的—“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的翻译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王东风认为严复的政治目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相互交织。他成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

4、失落与变形的度

既然翻译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的复制行为，它会不可避免地伴随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而且，这种失落与变形本身也不是永远固定不变和唯一的。那么，失落与变形的度又该如何把握呢?伽达默尔在阐释对作品的理解时说:“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作品的义场永远是一种不断开放的结构，其意义需要读者的不断阐释来激活它，阐释的最好方法是使作者视界和读者视界融合。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也视创造性为其价值的主要表现。所谓“于拘限中掌握自由”，即接受文本(原作)限制，同时必须超越文本。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非全然决定于译者本身。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叛逆是由译入语读者及其阐释环境共同造成的。以上两种说法其实表明同一个观点:阐释活动并非纯粹个人主观活动，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状况本身所造成的阐释环境，以及译入语读者的反应，都可以决定外来文化的荣枯。只有当译作适应了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并得到读者的认可接受，创新才能得以实现。正如《天演论》译序所云:“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选择典雅的古文，也是囚为主体文化的规范和文化环境的制约。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的度，恰恰体现在知识管理的运作中。把握好翻译的知识管理，也就把握住了信息失落与变形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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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理解“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的内涵

“理性、平和”是执法行为的定位与态度，“文明、规范”是执法行为的方式与方法。这种执法观的提出，契合了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要求，反映了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更深层次的认和执法观念的根本转变。

理性，就是客观公正的面对问题，冷静妥善的处置问题。司法作为一种以说理方式解决问题的特殊的社会活动，特别需要理性来保证，司法者也必然应该具备理性精神。从某种程度可以说。现代司法的生命在于理性。司法理性的核心是依法办事，就是司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范、法律的原意、法律的本质和法律的精神。公诉的理性精神要求公诉人在公诉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刑法的基本要求，审慎、周全地判断和实施公诉行为，这就意味着公诉人应当具备以下思维意：一是尊重规则，运用专业思维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意；二是注重缜密思维。客观、周全、慎重地作为或不作为，谨慎的对待情感因素：三是增强庭审时公诉意见的说理性，提高辩论发言的针对性，注重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阐述。

平和，就是以平静的执法心态，良善的司法举措，公正的司法结果，不断修复业已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化干戈为玉帛，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目的。平和的执法观要求司法要谦抑，即司法活动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自制和谦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司法谦抑是司法的内在品格。在公诉工作中贯彻司法谦抑理念应当做到：一是在是否适用刑法时，应考虑其他法律优先适用，只有当其他法律无法调整或者能调整但达不到预期目的时，才不得不考虑适用刑法来干预。二是为解决法律有限性和犯罪无穷性的矛盾，当出现与刑法规定的类型相同但性质更为恶劣的行为时，一方面应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以追求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三是在具体办案中，要注重公共利益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相结合。执法活动既要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和最大多数人的期待，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个案阐释社会公正。

文明，是检察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是执法为民理念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也是对严格执法的进一步要求。文明相对于野蛮，我们说一项制度文明程度高，即表明该项制度依靠野蛮暴力手段维系的程度低。司法走向文明，即表明司法的权威不能再简单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制或能暂时压制矛盾，却使矛盾不断积累，因而必须转向更多地依靠社会公众的尊重与认可，从根本上消解矛盾。检察工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执法是否文明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社会不断向文明迈进，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水平也要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相适应。在执法办案中，要深层次把握现代法治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作到法情相融，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将法的严明公正与符合情理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检察工作朝着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发展。

规范，是检察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指执法行为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定，不得恣意而为。规范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前提。作为法律监督者，自己首先要规范执法，依法办案，只有这样，监督行为才能得到被监督者的信服和遵从。执法规范包括执法实体和执法程序两个层面的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当程序是司法运行的既定轨道，是规范司法的有效途径。由此决定了检察工作必须循程序而动，依规矩而行。对于公诉工作而言，“规范”就是要在完善公诉工作管理上下功夫，细化办案规程，完善业务流程，规范办案环节，力求使每个执法环节都有章可循。

二、落实“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应具备的理念

一是多元平衡的理念。检察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执法观问题。当执法活动处于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时，检察机关的执法就有一个价值取舍和定位的问题。检察执法的价值取向受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会因国家、种类、时期的不同，其价值定位也会随之不同。由于刑事执法往往关涉个人生命和自由的剥夺与限制。因此，刑事执法是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最为突出的领域，并集中表现为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多年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执法活动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价值取向，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人权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是对社会中守法公民之权利的尊重，而且包括对那些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人的权利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坏人”权利的尊重比对“好人”权利的尊重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检察机关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要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牢固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司法理念。当然，保护人权不等于就可以弱化打击犯罪。从刑事司法的目标来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不是其要追求的惟一价值目标，刑事司法的目标，是要让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免除犯罪对其人身或财产的侵害，或由此带来的恐惧。因此，严重犯罪应该受到有效的侦查和，这是符合每个人利益的。当我们在纠正过去那种“只讲打击”的执法观念时，不能就此忘记了刑事执法的根本任务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检察机关在所有的执法活动中，都应当兼顾不同的价值取向，平衡不同的利益，努力实现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平衡。

二是客观中立的理念。客观是司法安身立命之本，要旨是“全面”基础上的裁断。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日趋认同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联合国《检察官作用准则》亦对此予以明确肯定。“中立”是实现客观的保障。要旨是“居中”裁断。中立是对检察官最基本的要求，它要求检察官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不得对犯罪嫌疑人存有歧视或偏袒，只能忠于事实和法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检察官与法官一样，均为客观中立准则的共同守护者。首先，检察官必须秉持公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保障人权。具体到实际办案中，不仅要做到“不纵”，而且要做到“不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既不放纵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其次，正是因为检察官承担了客观义务，所以“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才不仅仅是对法官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检察官的要求。这一要求表面上看来难以实现。但也正因其难以实现，所以才成为法律人的执著追求。再次，既然检察官亦肩负有客观义务，其与法官也就互为监督：法官通过审判权的行使。对检察官之指控进行审查：检察官则可以通过抗诉权的行使，对法官之判断予以纠正。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正含有此意。因此，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公正无私且不怀偏见，对各种不同的意见或观点给予同等的关注，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为价值追求，做国家法律的捍卫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护人。

三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理念。法律效果是基础，是局部的评价。具有特殊性：社会效果是目的和归宿。是全局的评价。具有一般属性，两者统一于依法办案、正确履行职责的全过程。在执法办案中，首先要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支撑，片面追求社会效果而不顾法律效果，往往导致执法违法，损害法治的权威。要忠实于法律，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做到认定事实、审查证据、适用法律准确，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还要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办理任何案件都要以社会视角来审视和判断，更加注重化解矛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努力争取社会效果的最大化。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撤案、不等裁量权，要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合理运用好这些裁量权，以使执法活动取得最优效果。

四是平等保护的理念。“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旨在通过检察执法人员的公正执法行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是公平正义的有效载体和支撑。因此，树立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平等保护理念，公平的适用法律是“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的必然要求。按照当前检察工作的特点，要在日常的检察执法中做到平等地适用法律，主要是要做到反对特权和禁止歧视两个方面。反对特权就是要求我们的检察干警在执法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分地域、公私、贫富、民族出身，一律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禁止歧视与反对特权相对。不允许对任何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有歧视待遇，应当对他们予以平等的关怀帮助。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的歧视现象，如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与本地人在适用强制措施上的不同，同样的犯罪、同样的情节，本地人取保候审，外地人往往被采取逮捕措施。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不少工作，以充分利用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将强制措施适用的不平等问题降至最低限度。

五是司法高效的理念。司法高效，即司法活动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取最大的“收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效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率，强调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和节省程度。二是司法效益，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实际效果，强调的是司法调整的实际状态和结果与司法目的之间的重合程度，反映出社会对司法的认可、接受以及司法在社会的地位、权威，它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法治与否的基本表征。前者偏重于提高办案速度，加快诉讼周期，以尽早解脱当事人因参与诉讼，本人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给本人及其亲属思想上造成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恐慌，避免“迟来的正义”：后者偏重于司法的实际成效，注重法律与政治、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以避免“粗糙的正义”，从而以最少的人、财、物投入，在最短的时间界域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应当指出，在法律监督活动中，公正是第一位的，缺失公正，再高的效率、效益也不好。我们强调效益，只能是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和效果，以体现检察执法的“又好又快”。

六是刑罚轻缓的理念。犯罪原因的多元化和刑罚威慑的有限性，决定了单纯的重刑主义并不能够解决社会治安和国家稳定的根本问题，刑罚虽必不可少，但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刑罚轻缓的核心是反对重刑，主张刑罚应当和缓，以便减少刑罚的施用可能造成的损害。在国际上，随着非犯罪化的发展，同时出现了非刑罚化的国际潮流。倡导以刑罚之外的比较轻缓的制裁手段来代替原来的刑罚，或者减轻、缓和刑罚，以处罚犯罪。刑罚的轻缓化是坚持刑罚功能有限性科学理念的必然选择，是对重刑主义破坏社会和谐的必要矫正，是刑罚合理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国家在运用刑罚调整社会关系时，应适当控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和力度，并力求以较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果。同时，刑罚轻缓化是达到刑罚经济的必要条件。刑罚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对犯罪实施者的惩罚，即剥夺罪犯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权益来达到的。从本质上讲，刑罚毕竟是一种“恶”，刑罚的投入量过剩，必然会导致刑罚对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其他权益的过度限制与剥夺，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是违背正义理念的。此外，对犯罪人处以轻缓的刑罚，有利于培养公民内心对于法律的信仰。“刑罚通过排除违反规范的行为，确证规范的有效性，使人学会对法律的忠诚。这里的忠诚，可以理解为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服从法律不再是外在强制的产物，而是内心信仰的结果，刑法也不再是强迫的工具。”当人们对法律产生认同感时，自然就会以积极的态度遵守法律；反之，就会在内心形成与法律的对立，想方设法的规避法律成为其主观追求。基于此，对犯罪人处以轻缓的刑罚是对社会公众权利的维护，是培养公众法律信仰的需要，而这种实现社会和谐所必需的人道主义乃是刑罚轻缓化最根本的哲学基础。

三、公诉工作落实“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的新途径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语境下，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具体要求下，只有认真实践“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才能够澄清模糊认，明确工作要求，对公诉工作实现创新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推动作用。

(一)审查时更多的考量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指导国家机构运作的原则，指的是国家权力运行必须有利于公众的整体意志和最大多数人的普遍期待。当前，以社会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三项重点工作，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可以说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已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和确立。虽然目前我国理论界尚未将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我国检察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并进行深入研究，但它无疑是指导我国检察机关诉讼工作的政策思想。公共利益原则的确立符合检察制度和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共利益是一种动态的、具体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

调整、扩充，而法律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因此，公诉权的正确行使需要通过制定刑事政策加以指导，同时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履行公诉权时应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公诉权的行使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不至于刻板、僵化。而且在注重个人权利保护的同时，又能最终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原则的确立为公诉裁量权的扩大奠定了基础，在具体的适用中，即在扩大公诉自由裁量方面要扩大相对不诉权的运用，完善相对不诉制度的法律规定，探索并建立附条件不和辩诉交易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或完善，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在现阶段，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二)充分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经验

“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西方刑事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名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原有的和谐与秩序，其理念基础是恢复性正义理念，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㈨在恢复性司法中，“恢复”一词的含义不能机械的理解为使事态恢复到犯罪发生前的状态，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某些损害是根本无法恢复原状的。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社区人际关系升华到一种更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更牢固的境界。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对传统的公诉方式和内容进行适当的改革创新，才能够适应这种要求。公诉部门在执法办案中，要借鉴恢复性司法理论，尝试赔偿或其他补偿方式的运用，并通过和解与调解等一切可能的途径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及时钝化和减少矛盾，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

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建立快速便捷的诉讼程序就成为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当前，要更加注意应用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建立健全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机制，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或轻重分流，根据专业特长、办案能力、办案经验等特点，将办案人员分为办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行较轻的刑事案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小组和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小组，以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要主动与公安、法院磋商。共同制定、会签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的具体办法，明确程序以及侦、捕、诉、审各环节的办理期限，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的操作依据，

(四)继续深化未成年人办案方式改革

要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贯穿于审查工作的始终。要坚持依法“少捕慎诉”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基本要求，积极构建和依托未成年人司法和社会支持体系，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专业化和预防矫正社会化。在审查阶段，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努力创造条件促使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积极引导并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并将刑事和解作为不或建议从轻量刑的重要依据。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应当实行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分案，情况特殊不宜分案的案件，对未成年人应当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在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和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尽量迅速办理，减少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会同法院开展未成年人量刑规范化改革，探索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量刑基准和量刑程序：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准确把握建议对未成年人判处禁止令的必要性、针对性和可行性。注重对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探索开展未成年人相对不记录封存工作：协调法院落实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报告义务免除制度，并探索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积极推动建立由综治、政法、教育、劳动等职能部门参与的未成年人刑事记录限制公开配套工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