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研究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凤”形象及名称的演变

“凤”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定型了的，而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对于“凤”的形象的演变研究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地方。徐华铛在其所著的《中国凤凰》一书中对典型的凤形象特点概括为:“锦鸡首，鹦鹉嘴，孔雀脖，鸳鸯身，大鹏翅，仙鹤足，孔雀毛，如意胜冠。”钟金贵《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对各个时期的凤形象作了梳理，指出上述形象特点的形成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认为:“人们在保留鸡形的主要特征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鸡的各个部位逐步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凤的神性。”文章首先指出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陶罐、象牙雕刻、彩陶等等文物上的鸟图案特点已经初步具有了“凤”的一些的形象特征，如弯嘴(鸡喙)、有羽毛、有冠、有尾翎等。到了商周时期，从“凤”形象大量出现的青铜器装饰及甲骨文象形文字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凤”形象:尚未定型、多为侧面形象，头部有一束羽毛、尾部伸展夸张，线条刚柔并济，体现出一种庄重、神秘之感。而且青铜器中的一足的“夔凤”形象尤为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凤”形象开始有了更加仔细的刻画，在气势和造型上更显奔放流畅、秀丽洒脱，尾翎长度增加。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凤”的形象也开始与云雾结合在一起，其作为神鸟的神性与代表祥瑞的云彩结合在一起，“凤”作为祥瑞象征的意蕴随着其形象的丰富也渐渐丰富起来。秦汉时期，随着神仙之说的盛行，作为神鸟的“凤”的形象更加普遍地被运用到帛画、壁画、砖刻、瓦当、石雕、漆器绘画上，“凤”形象也融入了许多动物的特征，鸡(雉)的头和冠、鹤一样的足、鳞状的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凤”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凤”的形象富丽雍容、多姿多彩。凤纹之外的装饰多为佛教中常见的忍冬草、莲花和各种缠枝花纹等。宋元时期，随着绘画艺术的快速发展，“凤”形象较多地出现在绘画作品中，更为细腻写实，凤眼更加细长，显示出今天所谓的“凤眼”的特征。明清时期，“凤”形象较之宋元时期基本形象没有大的变化，在绘画技艺上更为成熟，出现了一整套画凤的口诀:“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喙似鹦鹉，身似鸳鸯，翅似大鹏，足似仙鹤，羽似孔雀，体呈五色”，“凤有三长:眼长、腿长、尾长。”我们今天出现的凤形象基本沿袭明清时代而没有多大变化。这篇文章对“凤”形象演变的归纳与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庞进在其《中国凤文化》一书中对“凤”形象演变情况的概括也很有意思，即史前的“原凤期”、夏商周的“夔凤期”、春秋战国及秦汉的“美凤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瑞凤期”、宋元明清的“金凤期”、现当代的“新凤期”。还有学者从汉字文化学角度来分析“凤”形象的演变，如黄交军、唐亮合著的《从＜山海经＞到＜说文解字＞———论“凤”在中国先民文化中的形象流变》一文。“凤”的形象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演变才以今天的多彩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和“凤”的形象演变一样，“凤”的名称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称的“凤”一般指的就是凤凰，“凤”与“凤凰”在今天看来所指一致，而在神话传说中，“凤”和“凰”其实并不是同一种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这样的记载:“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学术界对于“凤”名称的演变尚少有人单独去研究，在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凤”的名称演变一般多作为“凤”文化整体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如上文所提到的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一文，在谈到“凤”的形象演变过程的同时也指出了“凤”的名称的演变过程，文章从《山海经》、《尚书》、《尔雅•释鸟》、《左传》等文献资料中的“凤”的不同指称出发，得出“在舜之前原本称为凤鸟，到了有关舜的记载中改称凤皇”，并从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分析认为“皇(凰)”和舜的部族有虞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位于长江下游的有虞氏(属东夷族)首领祭祀时插戴在头上的带有羽毛的王冠。有虞氏与位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中以“凤”为神鸟的少皞氏融合而使得“凤凰”连接为一词，在这之后，“凰字”又渐渐失去了自身原有的意思而成为了“凤鸟”的同义别称。王维堤在其所著的《龙凤文化》中也表达了这种认识，同时在书中他还对因原始方言、后代语言发展等原因影响而产生的“凤”的各类别称进行了大致的总结，如“鸑鷟”、“鶤鸡”、“皇鸟”、“鹏”、“朱鸟”、“鹓雏”、“鸾鸟”等等。

(二)崇凤文化内涵及其演变

当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先民们原始的信仰和崇拜渐渐褪去了原始的迷狂，开始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精神文明的因素。我国悠久的凤崇拜历史，使得“凤”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对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凤”文化的归宿，而对“凤”文化内涵的演变情况的梳理对于正确把握“凤”的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工作。目前“凤”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有许多关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文章与著作，学者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凤”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庞进的《中国凤文化》一书将崇凤文化的精髓和所包孕的民族品格的内涵称为“凤之魂”，“凤凰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精神品格。”而凤文化的精髓则是“和美”，其本身就是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之一，足见“凤”文化的重要性。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一书中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梳理了龙凤文化内涵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凤”的初始意义与“龙”不同，它并不是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而是与天文历法及农业生产相关，“凤”的产生时代已经是图腾制衰落时期;当巫术取代图腾制之后，“凤”又与巫术发生联系，从而具有了巫术的内涵。王维堤将“龙”的巫术作用归纳为“乘”，“凤”的巫术作用归纳为“至”、“来仪”;商代崇“凤”而使“龙”的神性大大减少。周代崇“龙”抑“凤”，“凤”的神性则大为降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的神性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作者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提高也是造成“龙”、“凤”走下神坛的原因之一。“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学派，更是不把“龙”、“凤”作为神物，但是民间龙凤崇拜还依然拥有很大市场。与崇尚理性思考的中原地区不同，楚地的巫风盛行、崇尚浪漫的思想，使“凤”崇拜在荆楚地区得到了继续生长的土壤。我们从屈原的楚辞类作品中即可看出端倪。随着战国秦汉之际兴起“瑞应之说”，“凤”和“龙”一起又与“瑞孽之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一学说到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之说渐成体系。董氏认为帝王有德，能“致黄龙凤凰”，将“龙见”、“凤集”看作是祥瑞的象征，是对帝王的德行的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步下神坛的龙、凤，到了汉代之后，“龙”成为了历代帝王的专享，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龙”崇拜成为了愚弄民众的政治神学手段。而“凤”虽然也常常为皇帝所用，但是随着龙凤两性分化的发展，到了宋代，“凤”成为了皇后的代称，与代表“真龙天子”的皇帝相对应。关于这一点，黄能馥《谈龙说凤》一文认为:“凤是后妃政治权势的标记。”《龙凤文化》一书在论及龙凤的形别分化时，提到了“凤”的雌化使得“凤”的文化内涵中具融进了女性象征的意味。对于“凤”的女性象征意义这一点，王珏的《凤的文化内涵》一文有较为详细的研究。龙凤形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具有了“人中精英”的涵义。王维堤在书中认为，其渊源或许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神性消褪，成为“役于圣人”的“羽虫、鳞虫”，但其始终是与“圣人”发生关系，所以后世自然把“龙”、“凤”也比作是人中的精英。臧振《论凤鸟在周文化中的地位》一文通过“凤”与周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提出凤鸟不是王权、君权的象征，而是贤人、君子的象征的观点。“凤”和“龙”一样，与宗教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凤”的文化内涵经过神仙家、道教、佛教的影响，其内涵也愈加丰富，尤以佛教对“凤”的影响更大，在佛经故事中经常会见到“凤”的形象，以“凤凰涅槃”最具代表性。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中是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来考察二者的文化内涵的，更侧重的是“凤”在龙凤这一对立统一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相比之下，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则更多地从民俗学的角度来挖掘“凤”的文化内涵，这篇文章从“凤”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出发对“凤”文化的主要内涵进行了归纳:

第一，百鸟之王。“凤”崇拜产生之处，“凤”的形象是比较朴实的，大体和雉的外形相似，到了战国之后，“凤”的形象渐渐地添加进其他动物的形貌特征，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凤”视作“百鸟之王”。作者认为:“只要凤崇拜的观念存在，凤作为百鸟之王的民俗观念就不会改变。”

第二，保护神。我国民俗文化中“凤”还具有保护神的意义，作者认为这一意义是“凤”崇拜所具有的原始内涵，这一内涵也一直延续下来，在后代的建筑上，“凤”形象的存在即传达了祈求庇佑的意义。

第三，祥瑞的象征。关于这一点，作者的观点与王维堤的观点接近，他认为:“把凤当作祥瑞的象征，是从把凤当作保护神进行崇拜转化而来的。人们把‘凤’当做保护神进行崇拜是为了祈求吉祥幸福，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总是直接地把‘凤’当做能够带来吉祥幸福的瑞鸟，把‘凤’的出现当做昭示吉祥幸福的瑞兆，古代统治者甚至还把‘凤’的出现当做国运祚昌的象征。”

第四，爱情的象征。作者认为“凤”具有的象征吉祥、幸福的意义自然也使得“凤”具有了象征爱情的涵义。这一涵义在今天已然是“凤”的突出内涵之一。

第五，专制皇权的象征。作者认为“凤”的这一内涵也是由其“百鸟之王”等意义演变而来的，不过这一内涵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也就消失了。

第六，民族文化的象征。这是“凤”在当代具有的内涵。作者认为从“龙凤”艺术的角度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看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的变化。“凤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与龙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凤”的文化内涵是不断演变着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反映着人们的愿望和要求，是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意义的，其重要性正如庞进在《中国的图章》一书中对“凤”的文化内涵的整体概括，认为:“凤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图章、一个徽记、一个象征。”

二、崇凤文化的性质、地位及其作用

研究崇凤文化在我国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崇凤文化的性质、定位及其作用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的把握和理解崇“凤”文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崇凤文化的性质对于“凤”崇拜的性质

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凤”崇拜是一种图腾崇拜。闻一多在他的《龙凤》一文中即提出，“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此后这一观点为很多学者沿用。而钟金贵在其《论凤崇拜的性质》一文中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图腾崇拜习俗是在生产力水平极端底下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对人类起源缺乏认识，把自然界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来崇拜的现象。而根据“凤”的来源来看，它属于传说之中的神鸟，而并非自然界实有的动物，与人类起源并无关系，因而并不是图腾崇拜。而“凤”是一种具有诸多神性的灵物，从“凤”崇拜的各种文化涵义分析，得出这些文化涵义“都与把‘凤’当作灵物崇拜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加之“凤”作为灵物始终是同神是有区别的情况来看，作者认为“始终都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异动物，始终都只是灵物。而‘凤’崇拜亦只能是灵物崇拜。”

(二)崇凤文化的地位、作用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然认识到崇凤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凤”文化对我们华夏民族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对于“凤”崇拜文化的作用的研究是崇凤文化整体研究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钟金贵在《中国崇凤习俗初探》一文中从民俗角度来总结归纳了崇凤文化所具有的主要的作用，一是凝聚作用。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是“凤的传人”，因而龙凤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二是鼓舞作用。“凤”的文化内涵之中包含着许多积极向上的因素，给我们以精神上的鼓舞。三是审美作用。“凤”文化所具有的美学内涵成为我国诗歌、绘画、雕塑等艺术的重要养分。四是调节作用。“凤”文化对于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世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虹弦在其《浅谈凤文化及其审美形象延伸》一文研究了“凤”文化所具有的审美内涵对与我国造型艺术的影响。我国“凤”文化研究专家庞进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凤文化》一书中对“凤”文化的作用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文章用“凤之俗”来概括“凤”对于我们民族民俗中的姓名、饮食、服装等方面的影响;用“凤之迹”来概括“凤”在华夏大地上所留下来的各种踪迹，如“凤”的传说，地名、建筑名等;用“凤之艺”来概括“凤”文化对我国雕塑、书画、音乐、舞蹈、戏剧、建筑等艺术的巨大影响。对于凤文化所具有的当代人文价值的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凤文化研究正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魏昌在他的《中国荆州凤凰文化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将研讨会上关于崇凤文化的当代人文价值的讨论意见归纳为以下几点:念祖爱国恋乡精神;奋发图强、求变创新精神;矢志不渝、涅槃再生的奉献精神;“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的“和合”精神。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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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文化积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对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点捉摸不透,走马观花看“热闹”,看不出多少“门道”。导游员作为传播文化的大使和桥梁,应该对徽州文化系列景点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学为依据,就每一景物娓娓道来,经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话加传说”的老路,也不只重视其娱乐功能而忽视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资源的讲解离不开对徽文化的涵义、精神内涵、现代价值的准确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义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思想为核心内容,产生于徽州,以明、清最为鼎盛和典型的影响遍及全国并流传于今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徽商的发展为经济基础,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方方面面[1]。

导游认识徽文化,还要意识到徽文化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会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二)徽文化的精神内涵

要想向游客讲清楚徽文化,导游首先必须明确徽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

关于徽文化的精神内涵,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给予不同的阐述。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这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但其中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导游在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时应明确:徽文化的讲解应当是有关徽文化的解说和其现代价值的传播,其目的是发挥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礼教的传播,导游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导游在讲解中要弘扬徽州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徽州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因此,造就了科举场上的空前盛况,其中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有“一科同郡两元”者,更有备受称颂的“同胞翰林”及“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中,导游还要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介绍给客人,弘扬徽州孝悌仁爱、急公好义的传统,使其在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导游在徽文化讲解中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徽商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导游讲解徽商,弘扬“徽骆驼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响和感染,进入人性升华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达到极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环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让旅游者从行为上成为自觉维护旅游环境、遵守旅游规范、坚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导游在徽文化的讲解中,导游引领旅游者去欣赏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选址和布局;引导旅游者去发现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导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环保意识,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间族规家法中都有许多禁止乱砍滥伐、开山凿石、破坏水土的环境保护的内容,启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对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正确运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原则

虽然导游讲解的方法千差万别,各人在运用时又千变万化,然而,各种方法和技巧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徽文化导游在导游活动中也必须遵循如下三个原则:

(一)客观现实为依托的原则

徽文化导游在进行导游讲解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技巧,都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景观为依托,传递正确的徽文化,切忌张冠李戴,杜撰史实。

(二)针对性原则

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接待方式、服务形式、导游内容、语言运用、讲解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

(三)灵活性原则

导游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大自然又千变万化,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徽文化导游必须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三、创新徽文化的导游讲解手段

导游员在领悟了徽文化的内涵和把握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导游员还要善于根据徽文化的特点从以下几方面创新传统的导游讲解技巧:

(一)善于确定专题

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包罗万象,要针对不同的旅游动机、不同期望值、不同特点的旅游群体或个体,选好徽文化导游专题。如徽商创业发迹专题、徽州民俗风情专题、徽派古建专题、徽州文房四宝专题,而不同的专题又需不同文化重点。例如,对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团,首选是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就规模、布局、结构、设施、装饰艺术综合评价,承志堂不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华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称中国古民居中的精华和瑰宝。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盐商汪宝贵“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贵富延绵”和“读书进仕”的全部内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内涵

对于选中的题目,导游人员要善于挖掘其内部深层次的徽文化内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门西侧边门的上方,精雕有一个硕大的“商”字形图案,许多人须从“商”字下走入。为什么在这儿刻一个“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实,屋主汪定贵于清道光年间外出经商,后以贬运海盐为主业,短短几年一跃而成为徽商中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实乃不孝,汪定贵在盐业发财后,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官衔。汪定贵虽然经商发了财,而且捐了官,但经商在古代仍是一种划分在九流之外的贱业,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说从边门出入的人,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到我家来,都要从我“商人”的脚下过,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时、地)而异

导游对徽文化的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变万化、阴晴不定,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3],徽文化导游必须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对象的不同,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四)善于借题发挥

徽州文化积淀深厚,导游在讲解中对于所见景物,如果就事论事,泛泛而谈,徽文化的潜在价值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导游要准确把握徽文化导游的切入点,善于借题发挥是讲解的关键。在黄山市及其周边地区,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是形象化、可观性的徽文化,导游在讲解中要善于借助这些向客人讲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从而让客人去认识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传播徽文化,导游人员还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善于创新,把徽文化讲深讲透。

参考文献:

[1]高寿仙.徽州文化[M].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3,182-211.

[2]徽州文化[EB/OL]./article/huixueyanjiu/2008-05-28.

[3]杜炜,张建梅.导游业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0-223.

篇3

从哲学高度来看，居室及其设计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对象化，隶属于物质文化，与思想文化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居室设计既是技术生产活动，又是艺术创造活动。居室是人们生存方式的物质表现，并显示出特殊的文化性质。若是把居室文化理解为居室外表形式的设计，那么这仍是把居室文化局限于简单的装潢。外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不能完全取代内容丰富的活动空间设计。居室环境除了居住和美观的功能之外，心理及社会文化功能不可低估。

完美的居室文化是三个结构层次的和谐互动统一

居室文化从文化空间上可分为三个结构或层次；物质形式为表层结构；人的活动（包括传统习俗在内）为中层结构；人的观念意识形态为深层结构。完美的居室文化是上述三个结构层次的和谐互动统一。理想的居室文化应当是技术与艺术的圆满结合、实用与审美的天然统一，甚至是个人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实用的融合。人的行为活动与居室空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人在改变了居室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陋的住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说是被民族话语、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格式化了的文本，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中西文化的冲突导致问题产生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人的居住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各种居室文化争奇斗艳。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居室文化变迁中出现了许多负面问题，居室文化变迁中负面问题的突出表现是，中国传统居室文化与西方现代居室文化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导致人们无视自己的文化分量，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基于农业文明的文化，人的一切活动要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尽管各家观点不同，但都主张和谐统一，有人称之为和合文化。儒家主张人与人及社会关系的和谐，道家讲人与自然的统一，佛家提倡人内心世界的调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们已经渗透在中国古代居室设计之中。

近代工业文明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追求物质享受，市场经济靠利益驱动。由于疯狂地掠夺自然追求经济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失衡、能源枯竭、人炸等全球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引进外资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包括设计思想在内的许多思想观念。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设计思想文化观念及其产品（如居室类产品），直接冲击着原有的民族价值观念及设计思想，现在人们很难从流行的居室设计中寻找到民族文化传统的遗迹。过去长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使我们缺少居室文化意识，更缺少居室设计知识。中国人一旦有了自己的住房，几乎把所有的积蓄全都用在房屋装修上，大多数人盲目从众热衷于追逐流行时尚，满足自己的夸富显贵的心理需求，结果在居室装饰上既无个性风格、又无文化品位。现在的问题是居室条件改善的同时，我们原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改变了。

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中国传统居室是以家长制为中心，长辈居上、晚辈居下、男左女右。虽然这反映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但其中也包含对长辈的孝道以及男女长幼分别的合理因素。现在国内城市的居民楼在格局设计上对外封闭隔绝了邻里亲情关系，男女长幼在居室上的区别模糊不清。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传统民居顺应自然、相融于自然。现代中国民居追求与自然隔绝的人造空间，拒绝自然空气和自然光，依赖于空调机、灯光及纯净水。许多地方居室内豪华气派，楼道及室外垃圾如山。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看，传统民居在二者关系上是协调统一的，现代中国民居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物质享受需要，精神生活的活动空间则被电视或电脑所占据，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维系在电视屏幕上或电脑显示屏上。居室里独立思考的空间、情感交流的空间以及阅读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少。时下流行的居室装饰潮流不利于人进入高尚的精神生活，却又可能孕育出物质消费的巨人以及精神创造的侏儒。

篇4

【关键词】酒店文化建设核心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

一、酒店文化中的人本内涵

酒店文化,是中外宾客在酒店中感受到的文化的总和,是企业文化在酒店行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以饭店经营理念和饭店精神为核心,以特色经营为基础,以标记性文化载体和超前产品为形式,在对员工、客人及社区公众的人文关怀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是酒店在为社会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统一体。

酒店文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其结构层次的划分,学者们有的将其分为物质、行为(制度)、精神三个层次,也有的将其分为四个层次,即表层物质文化、浅层行为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核心层精神文化,其中“表层物质文化,包括饭店员工的风貌、酒店景观、饭店用品和产品文化,它是饭店文化的外资表现;浅层行为文化,主要包括员工礼仪、饭店的经营活动、教育活动和文体活动;中层制度文化,主要包括规章制度、企业制度、领导制度和组织机构;核心层精神文化,包括员工文化素质、核心理念、管理思想、思想模式”等。

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管是三层,还是四层的结构体系,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四个层次的划分相对有序而细致地区分了酒店文化由表及里的内涵,在酒店文化概念的这四个层面中,以员工为中心、以人为本的人本内涵,贯穿着酒店文化的表象及内核,成为最为核心的内涵。酒店员工是酒店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饭店的主体服务力量,他们既是酒店文化建设的客体对象,同时也是酒店文化建设的主体实施者,是酒店形象与价值的体现,是酒店文化的灵魂。

二、以人为本的酒店企业文化特质

1.酒店管理者强烈的人本思想

“员工第一”的思想理念是成功酒店的企业文化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质。对于酒店管理者而言,在思想意识里明白:我们不能单单要求我们的员工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要想顾客满意,只有酒店内部的员工满意了,他们才会竭诚为顾客提供“五星级服务”。

2.人才是酒店最宝贵的资源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酒店的竞争即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酒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源。酒店管理者要爱才、识才、容才,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酒店有了一流的人才,才能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以人为本的酒店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没有满意的员工就没有满意的顾客”,是成功酒店管理者的共识。

3.人性化的酒店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理论,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思考和分析企业的运行,把企业管理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把企业管理从技术、经济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人性化的文化管理被视为酒店管理的最高境界。

酒店人性化的文化管理,在酒店形成一种有利于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挖掘员工潜力的民主、自由的气氛,让员工生活在轻松、和谐、愉快的环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员工更容易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良好精神状态,赢得顾客的高度满意。

三、建设“以人为本”酒店文化的措施

1.积极合作,培养员工团队精神

酒店文化是一种文化氛围、道德氛围和工作氛围,对于员工而言就如同作物良好的土壤,它能够提高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加强员工的合作精神,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增强酒店的凝聚力。每一位员工进入这个氛围里很自然地会受到熏陶和教化,产生一种从善如流的心态,发自内心遵从它﹑喜欢它,并以它为楷模和标准来自觉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给人一种潜在的动力,催人奋进。大家团结协作,并自觉通过努力向顾客提供最佳服务。

2.尊重员工,营造快乐工作氛围

尊重是沟通的主题,而关注则是尊重的体现,快乐的工作氛围不仅能够使员工的服务态度更加热情,也能够使他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非常重视员工感受,认为“一切从人做起”是提供良好服务的保障。香格里拉有非常的漂亮员工区,餐厅豪华、时尚,而且带有文化气息,还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香格人家”。这看上去不像是员工餐厅,很像是待客区的艺术餐厅。总经理认为:优雅舒适的环境,可以使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员工每天都能在一个极其愉悦轻松的环境中开始一天的工作。这一点正是他和饭店管理层的追求所在。

3.信任员工,给予员工充分授权

古语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员工授权,让他们放开手脚自主地完成工作任务,尽情地把工作才能发挥好,这是对酒店员工信任的最好诠释。如果员工在服务中需要层层汇报才能解决问题,一会影响工作效率,二会影响员工的情绪,抑制员工解决问题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

里兹•卡尔顿的首席执行官霍斯特•舒尔茨先生坚信员工的重要性,他表示应把更多的权利下放给员工。饭店规定所有员工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高达2000美元的金额来处理顾客投诉和纠正错误。这一权利下放的做法是对员工充分的信任,给予了员工极大的工作积极性。

4.多元培训,提供员工发展空间

培训员工是建设以人为本的酒店文化的关键环节。多元化地培训员工,可以增强酒店员工服务过程中的信心,使员工面对任何情形都能得心应手。理性的员工总会挑选那些能资助自己终身学习、给予各种培训,从而促使自己事业发展的工作氛围的企业。对一线员工认真选拔和良好培训,给予他们解决顾客问题的自由,奖励他们良好的表现,甚至是给予确保完成任务的责任,都能使他们产生高度的自信和满意度。

通过多元的培训,员工可以掌握较强的工作能力,而且随着他们的能力提高,管理者就可以把一些责任和做决定的权力下放给一线员工,使他们感受到自身的发展和提高,进而感受到他们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参考文献:

[1]赵志磊李华.饭店文化[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4.

[2]吴萍,苏勤.饭店文化的构成特征及其管理功效[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5(4).

篇5

一般而言，每部电影作品均包蕴一定的文化阐释价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电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电影作品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也是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如同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90年代就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陈凯歌一如既往沉缅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性建构，从早期《黄土地》起步，途经《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直至《荆轲刺秦王》。他电影创作的基调一直是那种和中国血缘关系断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终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忧愤，强调历史哲学的表达，他的个人艺术行为和电影文本皆成为文化苦旅的代名。张艺谋则愈加显示出一个形式主义者的轻盈，他认为中国（大陆）电影过于注重政治、社会、文化等形而上意义，固然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却缺乏生动具体的人性描写。他的表白实际上再次证明了他与陈凯歌在电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无论是表现现代化遭遇传统中国的《秋菊打官司》，还是纪录乡村文化撞击都市文明的《一个都不能少》，他都在或过去、或现在，或农村、或城市的景观中，把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现出来。黄建新则又不同于“陈张”，他的《站直luō＠①，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一批内在涵义陈陈相因的影片均紧扣当代主题，展现了此时此刻的人间百态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会情绪，透过历史的踪迹和传统的力量，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诞生时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以及在现代化炼狱中翻滚挣扎的当代华夏。此外夏钢的平和温情、孙周的忧郁恬淡、李少红的直面生活和宁瀛的理性风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文化形态和内涵。而90年代的周晓文更是积极多变，时而畅想都市青春，时而影像乡土《二嫫》，时而涉足远古《秦颂》，一个人，三种影片类型，三种表达格调，三种文化想象。

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一般来讲，文化价值是包括认识属性、审美属性在内的总体化的价值属性，因而，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学价值、社会历史学价值、生命学价值以及哲学价值、宗教价值之外，还有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电影文化自身的丰富性也为观众阐释电影文化价值提供了丰富性。正因为电影作品具有丰富的可供阐释的文化价值，方才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当代奇观：在电影诞生刚过百年的短短时间内，观赏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了。

篇6

关键词：企业；诚信；信用体系

在市场经济中，诚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的生产力，也是现代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市场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在经营活动中遵守诚信理念，才能使企业高效益地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诚信理念，在经营活动中损害了客户的利益，那么虽然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从长期利益角度来看，它则是一种自我毁灭。实际上，诚信理念是企业存亡与兴衰的试金石。但是，我国目前的企业诚信文化建设存在很多问题，亟待完善。

一、企业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诚信缺失现象大量存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1.生产领域：⑴炮制虚假概念，蛊惑消费者。对一些高科技行业企业而言，一个新的概念似乎就代表了技术的领先和产品的独特，但其中的很多往往是虚假和错误的概念，例如前些年出现的所谓“健康空调”、“数字电视”玩的都是一些概念，一方面有些概念根本就不成熟就急于抛向市场，另外一方面有些技术缺乏相关技术部门的鉴定，并不能带给消费者实际的利益。⑵偷工减料，欺骗消费者。小企业、小作坊盛行模仿和造假，一些大企业却擅长偷工减料，从而降低成本.对于那些食品、饮料产品不出现问题也许还属侥幸，一旦质量问题被曝光，企业将面临生死抉择。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在2000年全国打假联合行动中，查获的假冒伪劣主要商品多达70多种，从食品、药品、卷烟、到化妆品、棉花、服装，到家用电器、汽车配件、劣质钢材、计算机、航天飞机零部件等应有尽有。

2.销售领域：⑴虚假承诺，不实宣传。广告是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但由于广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夸大宣传等问题导致的消费者投诉现象却日益增多。当广告中宣传的内容与实际出现较大偏差时，消费者就会对企业产生不信赖，企业的信誉将受到损失。⑵偷换概念，制造假象。在商业领域，竞争的加剧导致商家进入“促销战”的怪圈。如今的商家越来越精明，在很多诱惑巨大的促销背后却是一个接一个的陷阱，消费者按照商家事先设定好的规则购物，最终却发现商家承诺的那些优惠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己。⑶包装上做手脚。目前社会上送礼盛行，有的企业借助收礼人的“虚荣”心理，在华丽的包装下面却是劣质，甚至过期的产品，坑骗消费者，这种华而不实的做法短期内可能会为企业带来收益，但企业损害的却是长期的发展。

3.企业之间：⑴贷款和债务拖欠日趋严重。据专业机构统计分析，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例高达5%以上，而且这比例被远远低估。在国企改革深化的过程中，改制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企业间的“三角债”问题则愈演愈烈。而且拖欠势头正在向银行利息、国家税收方向发展，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瘟疫。⑵信用方式退化。在欧美国家中，信用关系已被应用到几乎所有的支付活动和交易过程，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而我国国内企业却宁愿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不肯采取客户提出的任何信用交易方式，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方式、以货易货等原始交易方式退化。

二、造成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1.企业价值观的逐利性。企业价值观的逐利性是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的主要内在原因。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经济利益的主体，其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永续存在性，诚信建设也离不开对赢利的追求和对社会成本的权衡。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欠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惟利是图、金钱至上的经营理念支配了企业的行为，利令智昏，使其丧失了职业道德。他们只盯着短期利益，根本不懂“君子生财，取之有道”，不懂诚信是企业的最大战略，不懂诚信是永远可靠的资本。

2.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制度和产权机制的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但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市场监管的权利真空，转型期不成熟的市场制度成为企业信用缺失的导火索。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许多经济主体置信用于不顾，肆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逃废债务，拖欠贷款及任意毁约，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但合同的履约率仅有6%左右。与此相应，企业上当受骗，经济纠纷频繁发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交易的实质就是产权交换。明确的所有权制度和公平合理的交换是市场游戏运行的前提。目前，国有企业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是由于企业和银行的产权改革都没有到位，大多数国有企业仍然要靠银行信用维持，造成亏损严重，信用恶化。即使当前我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相当多的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信誉之间也没有长远的关系，对未来收益也不具有分享权，追求眼前的利益就是决策者最优的选择，从而失去诚信的动机。

3.企业信用法制的不健全。当前，我国已实施的法律中，《民法通则》、《票据法》、《合同法》、《担保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但从整体看，有关企业信用体系的规范授信、平等授信、保护隐私等方而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无法对企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规范和约束，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严重。如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受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司法中存在随意性和不公正性，损害企业债权人的利益。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诚信文化的策略

1.树立企业诚信的理念，建设诚信文化。企业的信用度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是市场对企业的认可程度，是社会的接受程度。从占至今，没有一项事业能够建立在无诚不信的沙滩之上。要在企业内部创造一种诚信至上的文化氛围，使全体员工时时处处关注诚信，并把不断加强企业诚信的可能性付诸实践。这种关注和实践，虽然也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作用，但最好能够是文化规范的结果，即把诚实信用、义利兼容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的企业文化建设，就像血管一样流向躯体的各处神经末梢。它是一种企业精神的内核，也是一种企业的价值取向。使企业自觉形成一种重合同、守信用的社会风气，塑造良好的企业信用文化。

2.构建以产权为基础的企业信用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从商品市场的买卖到资本市场的借贷，从要素市场的交易到证券市场的支付等，无不体现有信用。目前我国由于体制原因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商业信用等尚未很好建立。同时，企业信用体系的完善，必须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企业改制，企业将真正成为享有独立的财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有利于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企业的财产权益，促进生产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尊重私有企业的财产权，承认私有企业及其所有者的合法存在，承认并保护他们的财产，赋予他们公平合理的法律地位。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已成当务之急。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该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信用体系建设的组织与协调，建立个人与企业的证信系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信用管理的先进经验，尽快实行个人信用实码制，并逐步扩展个人基本账户，有序实现社会保障的个人基本账户与税收账户、收入账户、银行账户等并轨，使个人所有信用资料集中于一个固定的编码上。充分利用工商、财政、银行、质检、审计、司法部门的现有资料和已有的系统，出台强制性的数据收集政策，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建立技术先进、覆盖面广、可靠性强、权威性高、相对完善的企业和个人公共信息数据库。

4.完善诚信法律、法规和失信惩罚机制。我国企业信用体系，必须制定信用法律法规，尽快形成较为完整的信用法律体系。当前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有涉及诚信的内容，但规定得很不整，需要对有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和补充。要加强信用立法，尽快制定《企业信用法》、《消费信用保护法》、《征信管理条例》、《信用披露条例》等专门的信用法律法规，为有关机构在开展企业信用信息的搜集、评级、服务等方而提供法律支持和依据，使信用服务有法可依。

在征信国家良好的征信服务总是和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相结合的。我国虽然尚未有全国性的征信体系，但各个地方己纷纷先行试点建立地方性的征信体系。比如2001年7月，北京市工商局试行企业信用查询系统，并下发《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警示记录系统管理办法》。到2002年7月，试运行期间，己有346家企业和60名自然人被登上“黑名单”。甘肃、江苏、浙江等省都打算建设地方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惩罚机制。在经济与社会交往关系中，只要查一下有关信息数据库，某个企业或个人的诚信状况一目了然，使守信者道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这将对诚信体系的建设起激励和鞭策作用。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能建立起一种合理、合法、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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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稳定必须以秩序为前提，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确定一定的社会秩序。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通过确立“别贵贱，序尊卑”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是礼制的一个重要功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等级的长期存在和牢不可破。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的等级系统复杂多样，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等级，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主要可以划分为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由此形成了中国等级制度多样性的特征。礼就在于通过论证等级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

以此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

二、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准绳

礼不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而且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先生说：“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孔子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礼的规范，就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指出了不懂礼的规范性的危害。

三、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

礼对王权的维护，一是通过郊祭、封禅等祭祀之礼，使当位之君的权力合法性一再得到天地等超社会权威的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神圣性；二是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确立君主的特权地位。礼制本身就是政治等级的产物。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等级秩序就是依赖各种礼制来维系的君主的特殊地位和权威也是通过礼制的规范予以保障的。

在古代中国，礼被视为“国家施政的标准，有礼则国家政治有轨可循，为治可期；无礼则施政无准，势将导致昏乱。”礼既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能促使贵贱、尊卑、长幼、亲属有别，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因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非常重视礼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四、纳礼入律，礼法融合，法律伦理化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善良的人情，高尚的道德是治理社会的前提。在家天下的条件下，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儒家的“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以及“尊尊”、“亲亲”的伦理观，便是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最好精神武器，儒家的道德观融入到立法、司法活动中，纳礼入律，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并表现为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综上所述，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

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维护“家国天下”统治秩序

首先，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所以，古代中国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所以，为了使宗法制国家的统治得以巩固，“礼”就必须寻求维护其所体现的宗法伦理精神的手段。其次，既然“礼”在未然之时对社会所需要的秩序进行了预设，那么在已然之后，对实然的状态进行干预，以回归其应然的秩序，即所谓维护预设的秩序，这也是“礼”的预设功能的自然、合理的延伸。基于以上两点，“礼”就需要寻求维护其所预设的秩序(在宗法国家来说，是维护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方法。这时，“礼”就需要外在化，从其自身以外的世界寻求强制执行力。刑罚，这种曾被原始部族战争所利用的暴力手段，就被“礼”所吸收了。

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所以，古代中国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中国古代管理者发现礼治并不是完美无缺.礼治必须得到法治的配合，才能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二者成为中国古代管理的两根支柱。同时强调礼治居于主要地位，是仁治的基础，法治位于次要地位，是以弥补礼治不足。所以，礼是一种“序民”的“度量分界”，是一种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经纬蹊径”。刑体现礼的基本精神原则，受礼制约，礼指导刑的运用，是刑的统率，礼是积极的规矩，禁恶于未然，刑是消极的处罚，惩恶于已然。凡礼所许，刑之不禁，礼所不容，刑必禁之。礼与法同时为人的行为规范，其实质迥然，礼表现为治“内”的规范，法表现为于“外”的规范。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管理社会的基本模式。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则偏重于礼治；若社会动乱，政治不稳定时偏重于法治。礼治是基础，是前提，礼治必须有法治的配合。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至今闪现理性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徐忠明.神话思维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若干问题释证.比较法研究，1994，2.

[4]李明德.中国法律起源模式探索.法律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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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管理的制度化

传统企业在其管理体制上强调工作准确、迅速，以追求组织合理化和高效率为其宗旨，却忽略了构成一个组织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个体的需求。忽视个人的情感和全面发展，一味的追求企业内部结构的有序化和技术效率的最大化，把人视为经济动物和生产工具。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中，那么企业文化必定受其影响，形成一种刚性的控制型文化。在这种企业文化中，管理人员的任选通常以专业技术资格为标准，强调工作的专门化和技术化，这样就会让使得整个企业被分割成互相独立的、只分工而不缺少合作的专业部门。这种缺乏统一和协调的情况会造成人际间的群体间的信任缺失。

（二）人际信任的缺乏

在企业人际信任中，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控制严格、缺乏人性化的从属关系。上级对下级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命令和手段，而缺乏人际情感间的交流和沟通。这必然导致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和下级对上级的不信任。而横向关系中的组织成员和群体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非人性化的关系，在这种企业中个人的个性和热情被压抑，只能服从组织原则和纪律。企业员工之间缺乏有效的信任，随着组织效率的改进和组织规章的增多，人的工作变得愈来愈无意义和非人性化。

（三）企业制度的过度约束

制度信任主要包括企业成员对制度的信任，以及群体对制度的信任。在传统企业中往往过度的重视刚性的规章制度，强调组织运行及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规范的限制，使组织和个人的行为趋于僵化，缺乏应有的弹性和应变能力，个人对规章制度的机械性服从严重压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不存在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缺乏相互的信任，以至于导致企业成员对组织制度的违反和冲现代企业信任文化研究突。这也就是制度和组织成员和群体问的不信任的表现。

二、构建现代企业信任文化的建议

在一个企业中，互动成员双方有共同的认知理念或期望是信任产生的核心，这是双方继续行为的动力所在，也是信任产生的根本条件和原因。这种理念或预期可以是一种关系的达成、一笔金钱的交易，或一项行为的实施。但只有先达成这种默契或认可，行为双方才会深入探讨下一环节，进而产生信任。换句话讲，也就是说在组织信任产生过程中，行为双方只有产生共同的认知理念或期望，才会对对方未来的不确定的预期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诺。相反，如果双方没能达成共同的认知理念或期望，那么行为双方就很难对对方的未来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诺，进而也就不会产生彼此间的信任。由此看来共同的认知理念或期望是组织信任产生的核心。

（一）塑造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为企业员工共同信仰和遵守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和壮大的强大动力和无形力量。在建立和培育企业文化的活动中，企业成员通过个体间的相互了解而建立起了信任。企业文化具有将组织成员的行为动机引导到组织目标上来的导向目标。企业文化统一组织成员的目标从而使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建立了基础。同时，企业文化倡导的组织共同价值观念，并在这些基础上去指导一切行为。这种群体价值观通过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整合以及组织成员间个人目标的整合形成了组织的凝聚力，在这一凝聚力中组织成员的信任也相应地得到了建立与发展。组织信任亦作用于组织文化建设。组织信任的形成有利于创造企业信任文化，从而增强组织成员的凝聚力，提高组织绩效。

（二）契约精神的培养

契约实际上就是交易双方达成的一种规则规制双方交易的制度安排，即是双方或多方协议认可并承诺遵守的行动规则，它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未能履行义务时的惩罚措施。契约精神的本质在于诚实、守信，在于其所蕴涵的自由、平等、权力等一系列规则，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利益需要，符合人们的精神追求，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从而转化为人们的一种内在精神。契约是信任建立的一种法制化手段，签订契约的目的既在于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表示尊重契约另一方的基本权利，其最终目的是保证市场秩序的正义。契约不仅通过对风险的限定而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而且使信任的建立获得了普遍的基础和客观的标准。契约扩大了信任的范围，帮助信任打破了血缘、地域的限制，使在任何个人、组织、国家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成为可能。同时，契约也简化了信任的建构过程、减少了信任的建构成本，这是因为一方面完整的契约排除了人情纠葛和人情垄断，排除了信任建立的盲目性，也排除了信任建立的一些不必要的繁琐的环节，如拉关系、走后门等；另一方面也通过对违约的惩罚，降低了信任主体的心理和物质损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契约精神仍然体现自由、平等、公平的理念价值。因此，增强契约意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契约精神，实现诚信道德的现代性转换，才能为企业信任文化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建立健全和完善失信的监督与惩罚机制

信任具有风险性，由于组织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个体往往害怕承担风险。而且对于信任方来讲通常很难用有效的方式来减少和降低这种风险，以至于害怕信任给他带来损失，所以很难建立彼此间的人际信任。对于群体间的信任也是如此。因此，为了防范和降低这种风险，企业应借助有效的制度安排，完善监督和惩罚组织成员失信的机制，将组织成员的失信行为与其绩效考核、职位提升相挂钩，使得组织成员的失信成本远高于失信收益，降低其失信的可能性，从而降低组织内部的信任风险感，最终促进企业内部的信任。

（四）重视企业成员需求，公平公正地进行决策

公平是信任的重要条件，是建立高信任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目标，也一个有效的激励手段，在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公平是组织成员效率的变压器，对其内在的积极性产生直接的影响。高信任组织应该更注意其承诺的可见性，强调决策的过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反馈的交流以及企业成员的参与度。建立一套稳定、公正的绩效考评，灵活、科学的应用绩效考评的结果，增强企业中分配上的公平性。这会更有利于建立企业内部信任关系。

（五）畅通信息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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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所属的长堤油田环境恶劣，“长堤人”凭着对长堤油田的一腔热血，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起采油三队这个美丽的家园。长堤油田经历了初期开发、繁荣昌盛、持续发展的风雨历程，采油三队这支队伍也逐步走向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堤油田已经进入特高含水开发阶段，开采难度日益增大，企业内部人及经营观念的变化、利益分配的调整改革以及价值取向多元等问题给队伍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采油三队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并组织实施以人为本的“长堤文化”，以文化力促进了团队战斗力、生产力和凝聚力的提升，保证了长堤油田的长期稳定开采，实现了采油三队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事关单位发展大局的战略工程，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单位发展战略，对单位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长堤文化的建立是一项整体系统工程，需要全队所有人员、岗位的提炼升华，艰苦奋斗才能得以实现。观念形态文化是提炼和建立新时期长堤精神和理念、建立思维和行动的精神核心与目标。制度行为文化是长堤理念的直接体现，也是长堤人贯彻理念和发展战略的基础，渗透在长堤油田活动的全部过程。物质形态文化反映出一种文化追求，使长堤人处于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

一、观念形态文化的建立和优化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内外部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采油三队也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主要是员工思想上出现了“疲软”现象，有的员工认为管理水平已经很高了，不用再下很大功夫了，出现了自满现象，工作中的进取精神有所减弱，在员工队伍中出现了只顾及自身利益而忽视他人、社会、环境利益的现象，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观念淡化，与他人的协作、配合思想比较薄弱，生产经营基础管理脆弱，企业素质不高，尽管本队较早地提出了“我靠长地生存，长堤靠我发展”的团队精神，但它还没有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文化还不成体系，文化管理并没有完全到位。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影响采油三队的长远发展。面对企业内部个体和群体观念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给队伍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队干部一班人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主体是员工，办企业必须紧紧依靠员工，确立员工的主体地位，集员工智慧，谋发展之路。为此，我们认真总结过去几年的工作经验，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和采油三队发展的需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依据人的需求层次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等现代管理理念，有针对性地提出并组织实施了长堤文化管理，确定了五大观念。

(1)新时期长堤精神：

我靠长堤生存：采油三队所辖油田为长堤油田，这里飞沙走石，环境恶劣，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聚集到了这块盐碱滩上，他们凭着对长堤油田的一腔热血，搭土房、盖窝棚，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起采油三队这个美丽的家园，工人们自豪地称自己为“长堤人”。油田开发是长堤人的事业，汩汩原油是长堤人流动的血液，长堤油田是采油三队的生存根基、力量之源。

长堤靠我发展：长堤油田经历了初期开发、繁荣昌盛、持续发展的风雨历程。长堤油田在几十年开发之后已经进入特高含水开发阶段，开采难度日益增大，面对严峻形势的挑战，长堤人只有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人才为根本，以效益为核心，以发展为目标，才能不断提高团队管理水平，实现采油三队的可持续发展。

(2)人才理念：

企业兴盛，人才为先。采油三队以“1+1＞2”的人和理论指导实践，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给人才成长提供条件，为价值体现搭建舞台，力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凝聚和激励职工，发挥团队优势，为长堤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勤劳的长堤人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在团队中释放着自己最大的能量，为长堤发展挖掘不竭的原动力，使“爱我长堤、护我长堤”由憧憬变为现实。

(3)经营理念：

经营理念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理性依据和观念指导，是经营管理思想的核心和基础。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心是经济效益，作为采油系统，以油为重是效益至上的必然反映和追求。品牌是长堤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础，“以油为重，品牌铸堤”是长堤油田竞争发展的客观要求。

(4)管理理念：

长堤人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长堤文化的价值理念变成自觉追求和行为准则，在完善和健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秉承传统，文化兴堤”，积极投身到长堤改革发展的实践中，立足岗位，敬业奉献。

(5)学习理念：

长堤人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主张无人不学、无事不学、无时不学，做到“学习之，实践之”，形成了崇尚知识、学习技术的良好氛围。正是长堤人对知识的重视和渴求，使长堤油田铸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长堤人也在不断的实践改造中，“向知识要未来”全面提升了自身素质，创造了自己美好的未来。

(6)发展理念：

“打造一支采油先锋旗舰”是长堤油田发展的宏观思路和整体的自我设计。近二十年来，长堤人在团队精神凝聚下，化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始终保持蓬勃向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桂冠。新时期，长堤人继续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探索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乘风破浪，远航，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奋进，勇做行业第一。

在长堤精神引领下，长堤接转站职工结合平稳输油的岗位要求，把“紧握长堤命脉，输送长堤未来”作为岗位激励语，凝炼出“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干工作就要勇争第一”等系统工作理念，并将理念标识牌物化于工作场所，时刻让自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警示自己的工作。利用格言警句点缀培训室等工作环境，以班组为单位组织职工进行讨论，使职工从格言警句、理念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激发了工作热情。

二、制度行为文化的建立和优化

(1)以“查改建”工作为重点，建立完善长堤管理制度。采取自查、互查和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由上到下，反复结合，分系统查找岗位责任制、工作标准、管理规定、岗位基本技能、操作规程、生产预案及考核标准等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共检查修改完善制度23项。在查找的基础上，通过现场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理清思路，把握重点，本着符合实际、适应发展的原则，强化运行和过程纠偏，认真做好制度完善工作。突出抓好岗位责任制和职工道德规范的落实，把制度管理与情感内化相结合，坚持用制度塑造人，用机制发展人，用情感凝聚人，把价值理念融入到生产经营管理中，真正实现硬管理和软约束的结合。

(2)完善先进典型培养制度。先进典型是长堤的中坚力量，是长堤价值的化身。长堤油田不断完善典型培养制度，总结了典型培养“三字法”，大力培养和选树不同层次和各种类型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其示范导向作用，在职工队伍中形成学赶先进、争先创优的良好风气，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立足于“可敬、可信、可学”三个基本点，兼顾先进性、群众基础、个性三方面选取表现出色的职工作为重点发展和培养对象。

(3)健全职工行为规范。行为决定形象。通过健全完善职工行为规范，把长堤文化的价值理念固化为职工具体的行为准则，清楚地告诉干部职工：哪些行为是鼓励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从而执行行为规范，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展示新时代长堤人高尚的道德境界和良好的文明形象。开展“走进文明”活动，提炼职工文明公约和“十要十不十多十少”的行为规范，明确了职工满意的党员、职工满意的干部、职工满意的班长、干部满意的职工等“四满意”标准，倡导使用文明用语，创造出“人人争做文明职工”的比争氛围，展示了新时代长堤人高尚的道德境界和良好的文明形象。

三、物质形态文化的建立和优化

(1)实施油藏分级分类管理，打造地质管理品牌。油藏分级上实现全控化管理。建立单井技术管理模块，描述单井地下、井筒、地面三方面特征，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实现了决策点、管理点前移。推行油水井动态分级监控制度，规范计量工、化验员、资料员、地质技术员四级资料录取分析体系。计量工、化验员作为监控层，负责录取第一手资料，对动态进行实时监控、落实，找出变化原因；资料员作为分析层，负责生产动态分析，对井组、区块的变化找出原因，提出治理措施；地质技术员作为管理层，负责油藏动态分析，对区块措施的提出进行技术指导和组织实施。通过加大监控、分析、管理三个层次人员的技术分析力度，提高了资料管理链各环节工作质量，使油水井资料全准率达到99.6％。同时，推行月度措施例会制度，地质、工程、质检等全员参与，共同分析，深入剖析问题，提出措施，组织实施，并根据效果考核兑现，措施有效率达78.6％。开展“最佳分析人”评比活动，调动职工挖潜上产的积极性，使油藏分析由以往的地质技术员分析向全员分析转变。

油藏分类上实现目标化管理。根据油藏特征和开发方式，将所管区块分为三高油藏、高渗边底水油藏、复杂断块油藏，制定相应油藏开发目标。针对三高油藏采出程度高，剩余油高度分散的特点，强化剩余油分布研究，寻找接替层潜力。通过实施油藏分级分类管理，油藏开发水平进一步提高，自然递减率控制在13.1％，比计划降低6.9％，产量超计划运行。

(2)应用三项技术，打造工程管理品牌。应用停井指数评价技术，提高地面管理水平。一是实施生产预警，根据压力、流量、电流等基本参数进行全过程监控，提高发现问题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二是落实管理措施，组织实施雨季、冬季等生产管理措施，减少生产故障。三是强化工作计划性，将月度测试、电路保养、停井计量和设备保养等工作量有效合并，降低停井频率。通过应用停井指数评价技术，减少维护停井86井次，减少产量损失53吨。

应用设备分级分类评价技术，提高设备运转时率。一是推行管理层、技术层、操作层三级设备管理体系，利用检测仪器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量化评分，评出A、B、C三类，分类落实治理措施。二是进行技术攻关，发明毛辫子治扭装置，解决了毛辫子偏磨和打扭问题；通过调整中轴承顶丝、使用高效防偏井口，解决光杆受力不均和不对中等问题。三是通过应用设备分级分类评价技术，使设备综合完好率达到99.8％，减少设备故障停机23次，减少产量损失28吨。

应用管网评价技术，提高管网效率。一是通过流量和温度调整，降低集油干线压降，解决了计量站集油干线压力高的问题。二是通过对不同水性的流体分管道输送，解决不同水性合走引发的管线结垢问题，流程处理费用由每年的5万元降为0.2万元。三是通过单井流程调整，降低井口回压，单井流程破漏减少7井次。通过应用管网评价技术，减少流程故障停机51次，减少产量损失43吨。通过应用三项技术，有效降低了故障停机率，采油时率由94.3％提高到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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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和发展了对本民族的繁衍昌盛起到重要作用的民族医药，并通过文字、图形、实物、语言和风俗习惯，一代代流传下来。其中一部分已为人们普遍知晓和广泛应用，但还有相当部分的经验尚未整理和研究，也无正式记载，而是反映在日常生活和传统习惯中，成为各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随着现代科技不断进步，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现代化，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价值。土家族医药的形成是土家先民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的结果，随着土家族文化的发展，研究土家族医药的文化特征，阐释土家族文化对该民族医药发展的影响，对挖掘、整理、开发利用民族医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山地文化对土家族医药的影响

土家族的聚居区，从古至今基本都是固定在湘、鄂、渝、黔四邻接壤的内陆山地，一般称之为武陵山区，包括贵州省铜仁地区，重庆市黔江开发区及秀山、酉阳、彭水等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等地，总面积约10万km2。这里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景象，在其它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如此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时移则势异，保存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的古代文化景象或多或少已经变了形，甚至变了性，但总能使人察见文化景象流变的线索。此今彼古，“性与貌，略相似”。“土家族正好分布在这条文化沉积带的中部，所保存的古代文化信息特别丰富。”［1］可以看出，山与土家族的生存和繁衍是割裂不开的，世世代代居住在山，奔走在山，耕种在山，吃喝在山，交往在山，正是由于土家族聚居地特殊的地理环境，陶冶了土家族的民族性格，培育了土家族的民族精神。土家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十分险恶，要在丛山峻岭中生息繁衍，就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和不屈不挠的勇猛精神，因此形成了土家族崇力尚勇的民族性格特征。

土家族具有崇力尚勇的性格特征，是终年从事体力劳动，以背、挑、肩扛、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同时为了捍卫民族的生存时刻要在与外敌、自然作战等活动中磨炼出来的，因此经常出现外伤、骨折、虫蛇咬伤等自然现象所致的疾病；由于土家族居住地多在山区，多雨水和云雾，终年湿度较大，所以风湿病、皮肤病也较为突出。在用药方面多以地方草药为主。“得病者，一时疾病则皆以草药治之。若铁石重伤跌撞塌压肢体碎折者，用以接骨生肌，功效较神得之，而又易收敛，故邑人用草药者十之七，而用官药者十之三，然性多峻烈，寻常或感冒风寒体弱人忌服之。”在中医还没有广泛传入土家族地区以前，土家族医疗无分科现象，有病则治，而治多奇效，“尤以治金石撞伤倍奏神功”。所以民间多以治疗跌打损伤、断骨、疱疮等病为特长［2］。

2土家族以“良心”为基本特点的道德观对医药的影响

土家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土家族心理特质和伦理精神的总体风格的再现。它是以“良心”（即善良之心）为其根本出发点，良心是其人性本体［3］。土家族在以良心为出发点的基础上发展为崇力尚勇的阳刚之气和淳朴憨直的阴柔之美相互融合，具有明显的原始社会的历史及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痕迹。对土家族医药的发展具有深刻地影响。

2.1“良心”为本的社会伦理思想，使土家族药匠形成了高尚的医德观土家族人从医者必先学药，从识药、采药、种药、制药开始，在学药的同时，跟随师傅诊病治病，所以土家族人习惯把医生称为药匠。药匠溶医、药、护为一体。土家族人认为：“人之善恶，出于其心，善者有良心，恶者有坏心，病恶扬善，必有良心。”药匠凭“良心”为邻里乡亲诊病，时常把为人诊病作为一种天职，不仅随叫随诊，而且对危重者、行动不方便的病人上门诊治。在看病的过程中态度和蔼可亲，服务热情周到，不论富贫、男女、老幼均一视同仁。如果知道有人病了，而未及时去诊治，自己会认为是一种罪过。药匠看病不计报酬，不收钱财（以医为职业的药匠也只收取少量的钱物），所诊病人或其家属在逢年过节时送一块猪肉、一瓶酒、一双布鞋、一把草烟或拜个早年以示感谢。药匠在收徒弟时，是非常重品行的，对奸诈、心术不正之人是绝对不会收其徒的。因此，药匠在漫长的社会实践和医疗活动中形成了具有土家族特色的医德观。

2.2淳朴憨直的文化特点和地理环境的恶劣、封闭，导致了土家族文化的狭隘、封闭，不开放的特点，却体现了朴实形象的文化特点这在土家族对疾病和药物的命名中具有鲜明的特征。土家族世世代代居住山区，这里崇山峻岭，森林密布。先民们常以打猎为主要谋生手段，对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惯及形态较为了解，所以形象地通过动物名称为疾病命名。如某些风症，如突然昏倒，口吐白沫，嘴象猪叫的为猪婆风，象羊叫的是羊癫风等。如惊症类，惊风时在地上打滚，手足抽动的叫泥鳅惊；四肢在地上爬的叫螃蟹惊；双手伸展扇动的叫飞蛾扑心惊；口张开象乌鸦叫的为乌鸦惊等。如痧症中有狐狸痧、兔子痧、母猪痧、蚊子痧、青蛙痧等。若患者的头左右看，口中象斑鸠叫为斑鸠症，还有鸭子症、鹊雀症、猪儿症等等。在土家族医疗活动中以动物形象命名的病名为最多，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疾病的重要特征。

在药物的命名中更是直接。如凡以消除人体内毒为主要作用的称为败毒药，如佛耳草、鸳鸯花等。以治疗食滞为主要作用的叫赶食药，如隔山消、鸡合子、一窝蛆等。以制止屙肚子、屙痢为重要作用的叫止屙药，如无青地白、铁苋菜、百虫仓等。如半边莲、蛇不过、千年老鼠屎等治疗毒蛇咬伤为主要作用的就称之为蛇药。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土家族地区交通十分闭塞，人们的思想受到浓厚的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很多具有确切疗效的土家族药物未被世人所认识，如素有“草药王”之称的竹节人参、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八角莲等中草药，多为当地草医在山中采集，或在房前屋后少有栽培，而未形成商品进行交易。《明史·土司列传》载：“施州卫延袤多广，物产最富。”其中有许多中药材被作为土司贡品上缴朝廷，如黄连、巴戟、附子、大黄、羌活、五味子、当归、川芎、紫草、川菖蒲、羚羊角、麝香等［4］。这些药材以朝贡的形式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对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土家族医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3观念文化对土家族医药的影响

观念文化，亦称精神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核心部分［4］。

土家族朴素的宇宙观与生命起源观，反映了天、地、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土家族的傩戏祭词中记载，“当初昊天生太极”，“当初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立三春。三春生五行、生六甲、生七曜、生八卦，四宫八卦定君臣。”土家族的宇宙观认为，由宇宙本原“太极”分化而产生日月、阴阳；再由天地、阴阳产生春夏秋冬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中又确定“三春”为万物萌生之始。这些概念与《周易》中含义是一致的，是对我国汉族传统文化中宇宙发展观的直接继承［4］。土家族医学的基本理论认为上元为天，中元为地，下元为水的三元学说与土家族的宇宙观是相一致的。

土家族的“创世歌”中唱道“天地相合生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蛟相合生黄龙，兄妹相合生后人。”认为宇宙的物质可分为阴、阳两大类，阴阳交合则会产生新的生命，而万物皆由阴阳交合而生，充分反映了土家族阴阳交合的生命起源观。

土家族先民在古朴的哲学观点和辨证法的指导下，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土家族医药的理论学说，对人体结构和疾病发生发展规律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认识，对诊疗技术、天然药物、预防措施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和丰富。

4泛神崇拜与梯玛文化对土家族医药的影响

土家族是一个有自己特征的民族。众所周知，土家族是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其实，土家先民的大致经历了“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和泛神崇拜三个阶段。土家先民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们一样都有灵魂，因此也象对人一样对待它们。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这样的认识。相信每一自然物体都有自己的精灵：易洛魁族的印第安人的习俗就是要向这些精灵答谢；奥地利有些地方仍然相信森林中的树木是有生命的，从而不许人无故在树上用刀割。他们的祖辈相传树木同受伤的人一样感到刀割的痛苦［5］。同样，土家族先民深受“万物有灵”和“灭魂不灭”和泛神崇拜的影响，土家先民把诸多的神灵都看成是超自然的“绝对精神”。有的地方仍然沿袭“谢树”（即给果树喂肉喂饭，以表示对果树赐给人类果实的谢意），敬奉洞神、山神、树神、河神、岩神等，有的人得了病就喝“神水”，用这些方法来祈求神灵的保佑以期达到消灾了愿的目的。因此，具有土家族特色的“巫术”就逐步形成了，“巫师”和“巫医”随之应时而生。

土家族把巫师称为梯玛或端公。湘西人多称为梯玛和土老司，湖北鄂西等地多称为端公。由于古代的先民们对很多自然现象、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都无法解释，当人们不能掌握和征服自己的命运时，就乞求依赖一个具有更大力量的神灵去征服它。因此，梯玛文化和泛神崇拜就应运而生了。这也是土家族人民对自然奥秘与社会症结以及某些疾病无法解决的一种情感慰藉。土家族先民善于用“梯玛神歌”的方式来表现。梯玛手握八宝铜铃，伴以鼓锣，独唱独舞，间隙夹吹牛角，用来烘托气氛，同时借助药物或施以手法，假借鬼神的作用，以“过阴”“渡关”“追魂”“画符”“还愿”“替死”“烧胎”“取吓”等“巫术”招魂、祛邪给病人以精神上的安慰［6］。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巫医一家”的现象，阻碍了土家族医药学的发展进程。但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对生理现象、病理现象的认识逐步深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迷信的思想被彻底破除，梯玛文化只是作为一种古老而具有民族风格的巫歌保存下来。

总之，土家族医药是土家族文化发展史中的一支奇葩，它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更是武陵地区以土家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生存繁衍、文明富强的健康保证。土家族医药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虽然少有文字记载，但以口耳相传，世代相承和口碑文献的形式流传至今，彰显了她强大的生命力，已成为一门“经验的自然科学”——土家族医药学，更是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辈应抓住机遇，借发展之势，求宏扬之实。我们坚信这朵奇葩将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土家族人民乃至于全世界人民面前开得更加绚丽多姿。

【参考文献】

［1］张正明.土家族研究丛书·总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4.

［2］田华咏，潘永年.土家族医药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5.

［3］周兴茂.崇力尚勇——土家族的特殊伦理精神倾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4.

［4］周兴茂.土家学概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197，24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