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程序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行政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是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法规、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方式，对于政府推动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秩序、服务社会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在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和规范事项上的“三乱”现象，权力机关和上级部门对之监督手段的虚置现象，以及法律体系和行政体制层次过多的现象，使得一些部门的“红头文件”容易与法律“撞车”。更严重的是，少数部门为了强化部门利益，逃避具体行政行为受司法审查的可能，就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来规避、抵制法律，集体“闯红灯”，导致一段时期内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违法文件满天飞。对于这种现象，有人称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行政法治环境。

分析“红头文件”违法的缘由，除了部门利益和法律观念上的因素外，缺乏相应的审查监督机制是关键。

长期以来，对行政机关“红头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我国实行的是“事后备案”制，即文件颁发实施后再交给政府所属的法制部门备案。由于这种事后备案没有具体明确审查职责，缺乏应有硬度，使得效果甚微。据资料显示，在现存的两百多万件规范性文件中，履行报送备案监督程序的还不足两万件。如此大面积的监督缺失容易使规范性文件丧失法定的原则立场，成为一些部门谋私的工具。而且，由于事后审查制度必然的滞后性，一些违法文件在被纠正之前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从而付出太大的行政成本。因此，对行政文件的审查，应当从立法上寻求由事后转为事前的新机制。

从行政法上讲，行政部门制定规章以下的“红头文件”，不属行政立法范畴。按规定，只有行政立法才有审查环节，对于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法律并没有规定审查程序。可见，寻求行政文件事前审查机制，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红头文件”出台“法律审”程序。安徽省通过立法规范行政文件的制定程序，并强调，对政府法制部门提出的合法修改意见，如果制定部门不予理睬，法制部门可以提请本级政府撤销该文件，更加增强了法定审查程序的强制力和执行力，能确保在文件颁发前过滤掉违法的内容，有效避免违法文件带来的行政损失，无疑是遏制违法文件出台的治本良策。

篇2

PDA是石家庄市福兰德公司于1995年申请注册的商标（核准注册有效期为1997年至2007年）。此后，香港权智通集团北京快译中心未经福兰德公司许可在其相关产品、宣传上标注了醒目的PDA标识，福兰德公司将以上事实投诉到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由此，权智集团的相关产品被工商局作为侵权产品相继查封。权智集团於1999年12月14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撤销“PDA”注册不当商标申请书》，但旋即又撤回了上述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同意了权智公司的撤案申请。但是，1999年12月30日国家商标局在未事先通知福兰德公司的情况下，突然以PDA是英文“PersonalDigitalAssistant”的缩写，即“个人数码助理”，是电子记事簿类产品的通用名称为由（并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做出了撤销PDA注册商标的决定。

本案的案情是比较简单的，但本案引发了一些有争议的话题：

其一，商品通用名称如何认定。PDA是福兰德公司注册商标“小秘书”对应的英译商标，其全称为“PersonalDataAssistant”。但IT业界对PDA也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是“PersonDigitalAssistant”的缩称。“PersonDigitalAssistant”这一理念是1992年由美国Apple公司执行总裁JohnSculley提出的，Apple公司创造了“PersonDigitalAssistant”这一理念，并推出了基于这一理念的产品NewtonMessagePad，但是并没有把它注册为商标。当福兰德公司于1995年申请注册PDA商标时，PDA还不属于热门词汇。近些年，PDA似乎已成为电子记事本的通称。PDA能否作为福兰德公司的注册商标，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间如何区分、界定；一旦某一商标事实上成为一种商品的通用的名称，如何平衡注册商标的使用与商品通用名称的使用之间的关系；

其二，现行的商标管理体制是否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现行的商标管理体制中，商标的有效性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决裁，这是不可诉的，但如果在商标评定裁决中出现了违反程序的情况，是否可诉；现行的商标主管部门隶属于工商管理部门而非知识产权局，这是否有利于商标-这一类知识产权的专业管理；如商标局划属知识产权局，那么，商标局与工商局在商标与商品的管理方面如何协调？

其三，商标与域名的交叉保护与冲突问题，亦急需加以讨论。在PDA商标被撤销之前（1999年4月14日），北京一中院曾审理了福兰德公司诉北京弥天嘉技贸有限公司侵犯“PDA”商标权一案，该公司将注册为该公司的三级域名，法院认为PDA不属于驰名商标，保护的范围仅限于核定的第九类商品，作为域名使用不属侵权。因此，福兰德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但是，《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域名命名的限制原则”第四项明确规定“不得使用行业名称或商品的通用名称”，北京弥天嘉技贸有限公司将.。CN注册为该公司的三级域名得到核准，说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管理中心（CNNIC）认为“PDA”不是商品通用名称。显然，两个行政部门的认定出现了冲突，这就出现了怎么协调的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一些初步的考虑，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组织专家学者于2000年4月4日晚于法学楼举办了题为“关于注册商标被撤销一案研讨会”。

我想就本案件着重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本案所涉及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国家商标局作为一个全国性关于商标的主管机关，是一个行政机关，行政法上的主体。他作出的撤销行为毫无疑问是行政行为，从工商局制定的规章内容来看，是行政处罚，如果进入到诉讼程序，那就是行政处罚。从法理上讲，撤销肯定是一种行政行为，但是不见得是行政处罚。但无论怎样，它都是一种行政行为，那么，目前它就面临着一种挑战。对于本案，国家商标局把福兰德公司的注册商标予以撤销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呢？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第一，看其主体是否合法。《商标法》第27条规定，国家商标局可以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经过评审也可以撤销注册商标。根据该规定，其主体是适格的。但是其行使权力是否超出了法定范围呢？请注意：行政机关通过法律被授予权力的同时也一定被赋予相关的职责和行使权力的条件的。如果当条件不成立或不成熟的时候，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本案中，商标局可以依职权来撤销，但依职权撤销的起动程序有其适用的条件，商标局以不当注册为由撤销PDA商标，如果联系到第27条的规定：以欺骗手段，还有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等等。再联系前面的第7条规定，这里面就存在国家商标局在行使权力时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它自己确认的标准是不一样的，1997年是这个标准，《商标法》的规定还是比较细密的，从申请开始到核准有一套程序，经过这一程序就是符合第7条的规定，也就是合法注册的商标。一旦经合法注册的商标就应该受法律的保护。现在予以撤销的标准与法律规定的不一致，这就导致商标局出尔反尔、反复无常，致使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

第二，按照法理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也应当给予福兰德公司充分的法律保护。如果出现像韦之先生所讲的出现按照《商标法》第5条的规定，注册时适用一个实质性标准-具有显著性，此时的显著性与彼时的显著性可能有所差异。但是，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说，福兰德注册商标时PDA还具有显著性，随着发展，如该公司进行大量的宣传等活动，使PDA逐渐被人们误认为通用商标名称。如果商标局真正出于对企业的关心，就应当给予必要的行政指导，企业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相关的利益如何进行必要的法律保护等等，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商家的利益。如果当事人不采纳，到10年期满时，可以根据一个正当理由不予以批准其续展。本案中，该商标才持续了二年，也许出于“红眼病”，也许出于其他不正当的考虑，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问题，也许是后来崛起这一个大公司的原因吧。总之，我认为，商标局违反法定程序，作出撤销决定，是权力的滥用。这个单方面的撤销行为是一个典型的违法行为。

第三，是程序问题。在这个案件中是非常明显的，1999年12月底作出的决定，违反了1996年就已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的原则规定，更违反了国家工商局自己制定的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在其中第6、7条里面它又恰恰把撤销注册商标列为行政处罚的种类，这不是典型的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吗？这不是滥用权力吗？这不是典型的违反法定程序吗？所以，国家商标局作出的撤销PDA商标的决定是违反法定程序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商标局没有给予当事人任何申辩、申诉的机会，也即没有履行必经的法定程序，就更不用说举行听证程序了，所以国家商标局是典型的违反法定程序。

第四个是形式，它当时没有走一个通知、送达的程序

，可能在后来经过当事人多次的催问，才事后给了一个通知。所以，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来分析的话，不难看出，国家商标局的这个单方面的撤销行为是一个典型的违法行政行为，或者是一个法律上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从各个方面看，国家商标局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是违法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终局决定和司法审查。

这一点也许有点超越本案，但这是我们知识产权界和法学界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正申请加入WTO，所面临的问题之一便是中国的很多政府行为能否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这是很多国家都关注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标准的公开化问题，包括国家制定法律、政府规章的标准的公开化以及海关通关手续的公开、透明等，都是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我国关于商标、专利的最终裁决以及或裁或审中的仲裁都面临着挑战，因为WTO中的很多规则都要求政府行为公开化，一旦政府的行为影响到公民的权利，应该给予老百姓一个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而这正是我国法律方面的漏洞或缺陷。所以，我们应该尽快修改商标法、专利法，使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终局裁决的法律制度得以改变。以便与国际接轨，更好地为相关的当事人提供更多的法律救济途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遵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突破现有制度而寻求救济。在本案中，福兰德公司下一步唯一的救济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商标评审委员会各位专家公正的裁决。当然，作为我个人当然期待着法律制度的改变和不断完善。

篇3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在风险证券公司处置程序中的现状是地位缺失、角色模糊。本文目的在于厘清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性质和特征，并对行政处置程序，破产程序的管理人制度和债权人自治制度中的角色准确定位进行深入探讨，并据此行使和维护自身的权利。

一、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性质和特征

（一）我国证券者投资基金公司的性质

根据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指按照该办法筹集形成的、在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中用于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资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公司”），是指为负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基金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并依法从事政策性经营，在经营中承担一定的政府或公共管理职能，属于特殊企业。其经营目的在于对投资保护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是国家投资者保护计划的重要保障，不同于普通企业以营利为目的。此外，作为国有独资公司，保护基金公司属于国有企业，这一法律属性在其设立、监管和运作过程中体现出极强的行政干预色彩，具有“准行政”的性质。

（二）我国证券者投资基金公司的特征

1．在风险处置程序中，基金公司一般会成为风险证券公司的最大的债权人。托管清算机构按照《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申请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使用保护基金收购个人债权、弥补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后，应当按照《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受偿债权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向保护基金公司转让债权。保护基金公司受让债权后取得对证券公司的债权，可以参与清算要求受偿。证券公司的大部分业务来自经纪业务，因此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巨大，在受让此部分债权后，一般将成为证券公司的最大债权人。

2．基金公司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债权是依法收购产生的非自然债权，它的收购对象是广大个人债权人，这部分债权人数量极大，目前，在沪深交易所开户数量已逾7000万，遍及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他们债权的收购，不再是个别证券公司、个人的得与失问题，而是影响面巨大的公众投资者权益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发生，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客户保证金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弥补，将严重影响被处置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剥离，甚至给证券市场造成比较大的波动，影响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因此，保护基金公司背后是千百个债权人和公共利益，对这部分债权收购的同时，也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

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在行政处置程序中的角色

（一）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在当前行政处置程序中的尴尬处境

证券公司的行政处置程序始于2002年的鞍山证券，而基金公司组建于2005年。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的方式来解决客户资金的收购问题。这种方式的不合理性在于，它把证券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风险转嫁到了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的钱来自于税收，实质是把证券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了全国人民。申请再贷款来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不合理性导致其饱受非议，后转设投资者保护基金和基金公司。这种方式下，基金的来源包括：证券交易所在风险基金分别达到规定的上限后的交易经手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比例缴纳、以及各方的捐赠等，统一由基金公司负责基金的收集和管理。在新老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在基金正常运转之前，由基金管理人取代清算组，作为再贷款的承贷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来收购个人债权，因此基金公司的角色举足轻重。但是，在具体的行政处置程序中，由于行政处置的强大惯性[1]，基金公司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还有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行政处置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行政处置组的组成应由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组成，比如证监会、证监局，及各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且基金公司不是行政机关，因此不应成为行政处置组的成员，应在行政处置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参与行政处置的必要性。

第一，成立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目的，是在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个人债权人予以偿付。基金公司代证券公司对债权人予以清偿后，拥有原债权人对证券公司的债权，有权向证券公司主张债权。在行政处置程序中，证券公司个人债权的申报、登记、认定是复杂的工作，而个人债权如何认定直接关系到基金公司收购债权的多少，并且其收购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并不一定能得到足额清偿。从民法原理上讲，这个过程是债权转移的过程，债权受让方自然有权利对受让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核查。因此，基金公司参与行政处置程序中，对拟收购债权的审查确认十分必要。

第二，在行政处置程序中还要对证券公司的资产进行清查、清收，包括对证券类资产的处置。行政处置程序中对证券公司资产清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的多少。基金公司在收购债权作为证券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有必要提前介入到行政处置程序，以监督、制约行政接管组，最大限度地保全公司财产，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第三，基金公司直接参与到债权甄别等程序中，可以减少中间环节，节省行政处置费用，还可以对债权的甄别确认工作起到监督作用。

（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参与行政处置的可行性

第一，基金公司参与行政处置程序有法律依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第7条第4项明确规定，基金公司的职责之一，是“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作”。虽然该条款并未明确指出，基金公司可以组织、参与行政处置中的清算工作，但由于对证券公司的撤销、关闭都是行政处置程序中的一种方式，所以基金公司参与行政处置程序是有法律依据的。

第二，基金公司已有参与行政处置程序的实践经验。证监会已经先后委托基金公司对广东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托管、行政处置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第三，国外的相关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美国的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有两套程序：一种是SIPC程序，一种是破产法规定的程序。SIPC程序即是由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启动并主导的清算程序，它是针对风险证券公司特别设计的程序。在SIPC程序中，托管人及其律师由SIPC全权选出，然后由法院任命。在证券公司赔偿数额少于75万美元并且该证券公司的客户少于五百人的情况下，SIPC可以自己或由其一名雇员作为托管人。虽然，SIPC制度和我国的风险证券公司清理程序的法制背景和法律框架不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操作程序有所不同，但是其法律原理是基本相同的，即投资者保护公司提前对证券公司客户进行清偿并代位其取得债权，之后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参加分配。因此也可为我们提供经验借鉴。

（四）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在行政处置程序中的定位

根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指定行政处置组时应当把基金公司纳入其中。但是考虑到行政处置程序不仅仅是清算工作，还包括托管、协调等多项工作，还需要由多个单位、部门的人员参加。在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地方政府等强势行政机关组成的行政处置组中，基金公司在行政处置程序中的定位应当是参与而不是主导。

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

根据新《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保护基金公司的破产债权属于普通破产债权，只有在前面顺位的破产债权完全得到清偿，保护基金公司才能得到受偿。然而，基金公司以普通债权人身份抑或作为管理人参与破产程序，还需深入探讨。

（一）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担任管理人的法律障碍及对策

由于金融机构具有的特殊性，新《破产法》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作出了特别规定，即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破产原因的，由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本文研究主要限定在经过行政清理后证监会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形，在法院裁定受理证券公司破产案件后，需要同时指定管理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2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推荐的已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中指定管理人；破产申请受理前，根据有关规定已经成立清算组的，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

从上述规定以及《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来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存在两个方面的法律障碍：

就第一种途径而言，即经金融监管机构推荐而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其前提条件是被推荐的人必须是已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由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不属于社会中介机构，因此不能被编入管理人名册。

就第二种途径而言，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不属于因直接指定为清算组成员从而成为管理人的范围，但是，依据“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按照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派人参加清算组”的规定，并不排除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经过证监会的指定或者委派参加清算组并从而成为管理人。

但是，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4条第3款的规定，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可能因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而不能被指定为清算组成员并从而成为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23条第1款第1项规定，社会中介机构、清算组成员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破产法》第24条第3款第3项规定的利害关系。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正是因为收购证券公司的个人债权而成为进入破产程序，从而与债务人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存在成为管理人的障碍，但至少从现行立法看，这种障碍并非完全不可以克服，理由如下：

第一，按照法律规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是认定“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唯一条件，必须同时存在“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员”，方能认定为存在利害关系。由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具有特殊的公共性职能，因此其担任管理人并不会影响到其忠实履行管理职责。另一方面，在风险证券公司的行政清理程序中，由于存在“政府有关部门、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多种主体，彼此有效制约保护基金公司很难做出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事情。

第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组织结构、专业水平、资金能力在证券公司破产案件中具有相当优势。

即使保护基金公司不宜担任管理人，也可以通过推荐管理人，从而对管理人形成有效的制约，使其公正、高效履行其职责。

（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在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中的角色

即使不能担任管理人，基金公司还可以通过新《破产法》赋予普通债权人的权利来发挥职能作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通过参加债权人会议及其常设机构参与破产程序

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保护基金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通过债权人会议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31、33条的规定，行使《企业破产法》第22条第2款的权利，即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的权利。其程序应由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并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在收到债权人会议的申请后，应当通知管理人在两日内作出书面说明。人民法院认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自收到管理人书面说明之日起十日内作出驳回申请的决定。人民法院认为申请更换管理人的理由成立的，应当自收到管理人书面说明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更换管理人的决定。[2]此举可以有效制约管理人，使其能够公正、高效履行职责，切实保护包括保护基金公司在内的债权人利益。

（2）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的权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确定管理人报酬方案之日起三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管理人应当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报告管理人报酬方案内容。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报酬方案有意见的，可以进行协商。双方就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内容协商一致的，管理人应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具体的请求和理由，并附相应的债权人会议决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请求和理由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按照双方协商的结果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3]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报酬有异议的，应当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具体的请求和理由。异议书应当附有相应的债权人会议决议。[4]

（3）对管理人的监督权

在追究管理人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的责任时，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因此，拥有一定比例数额债权的债权人来行使这种监督权是较为妥当。因此，作为债权人会议中的最大或者较大债权人，保护基金公司是适格主体，在将来的破产法司法解释中，应当对此予以明确。

（4）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利

债权人委员会是债权人会议中的常设机构，司法实践中已经证明了其重要性、必要性，债权人委员会制度的设立，以及债权人会议对其成员的选任和更换权，对增强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意思自治及监督管理人的重要作用。债权人委员会成员是在破产程序中实际监督管理人的人，保护基金公司要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破产债权，争取加入债权人委员会至关重要。

2．以单一债权人名义进行债权确认之诉

《企业破产法》第58第3款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讼。”这就是《企业破产法》新创设的债权表诉讼制度，其意义作用重大。它赋予了债权人对于异议债权的直接诉讼权，不需要向管理人提出异议。

注释:

[1]即按照以往行政处置组的组成、运作方式来处置新发生风险的证券公司。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31、32条。

篇4

「关键词行政程序立法

一、引言

行政程序法同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一样，主要不是作为分散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是作为一部集中系统的大型法律文件的名称。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分散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而没有一部以“行政程序法”命名的集中系统的法典性的大型法律文件，通常不被认为已经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上世纪初以来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普遍的立法现象。20世纪初，西欧一些国家首先制定行政程序法；20世纪中期，美国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对其他国家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后期，更多的国家制定了行政程序法。[①]

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在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进步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从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的意义上讲，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进步表现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法律的出现。在这次浪潮中，法律并不对国家权力的来源进行约束，而且法律本身充满着不平等，但法律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确定化、有序化，对国家权力有了源自它本身的适当约束。第二次浪潮是现代宪法的出现。在这次浪潮中，法律实现了对国家权力来源的约束，一切不合法的国家权力不被法律所承认，为建立平等公正的法治扫除了政治障碍，奠定了制度基础，对国家权力有了根本性的约束。第三次浪潮就是行政程序法的出现。这一次浪潮不满足于对国家权力的总体约束，而是进一步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主要是行政过程）进行具体的约束。毫无疑问，第三次浪潮要以第二次浪潮为前提，否则就不可能出现第三次浪潮，但它并不从属于第二次浪潮，而是有其独立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行政程序法所构建的是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全方位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因而它是适应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必然的法律现象，这已为相关的学界所公认。[②]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起草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就有过起草我国行政程序法的设想和建议。最近十几年，对于我国是否应当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有的专家学者主张先分散地制定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也有的主张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现在，人们更加普遍认识到，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已经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向行政程序法提出了迫切要求，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完善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来解决。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已经不是探索“要不要”制定、“什么时候”制定行政程序法，而是“怎样”制定行政程序法。

制定行政程序法涉及几个基本问题，一是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各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处理好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二是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结构要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处理好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定之间的关系；三是对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规定要有一个适当的原则，处理好行政程序法与行政组织法的关系，既要避免把行政组织法的内容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也要避免以内部程序为理由妨碍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实现；四是对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性规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实体法与程序法互相依托、融为一体；五是对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合理的把握，使三种程序法形成有机的衔接。这几个基本问题对于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不可回避的。本文旨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保障权利与提高效率并重及其体现方式

法律的立法目的常常不是单一的，许多法律都有两个甚至多个立法目的。如果各个立法目的之间存在抵触的可能性，就需要明确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被称为法律的“目标模式”。确定法律的目标模式非常重要，它决定着一部法律的主要制度安排，并且影响着这部法律每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所以，把目标模式称为某部法律的“灵魂”，并不过分。

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个立法目的，一是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③]这两个立法目的存在着互相抵触的可能性，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可能影响行政效率，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就要在一定情况下和一定程度上加以“克制”；提高行政效率也会影响对公民程序性权利，为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行政效率也要作一定的“牺牲”。“克制”也好，“牺牲”也好，都不能没有限制，要有一定的度，因此，对行政程序法的两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明确，确定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根据对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权利模式”，侧重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另一种是“效率模式”，侧重提高行政效率。

近几年，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作了很多研究，得到比较广泛认同的主张是，我国行政程序法既不应采取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权利模式”，也不应采取侧重提高行政效率的“效率模式”，应当采取“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即在设计各种程序制度时做到两种立法目的兼顾，既要有利于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又要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④]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怎样体现这个模式，这个问题至今还未有深入研究。

一般地分析，在立法时体现法律的目标模式可以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把目标模式同立法目的写在同一个条文中，用以表明各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办法，把目标模式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与法律的其他基本原则规定在一起，用以指导这部法律的实施；第三个办法，在规定每一项程序制度时都充分考虑如何体现法律的目标模式。

用前两个办法来体现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都不可取。首先，目标模式在性质上不是立法目的，而是对各个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确定，因而不宜作为立法目的的组成部分来规定。其次，目标模式在性质上也不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关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行政活动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原则性规定，而不是关于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因而目标模式也不能当作基本原则来规定。再者，采用前两个办法还可能引起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设想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或基本原则中列条规定“保障公民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不对权利与效率的冲突作出具体的规定，就等于把这种冲突交给法律的实施者去解决，成为立法的“遗留问题”；如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对权利与效率的冲突作出具体规定，又会因为同时存在着原则性规定而给法律实施者提供用原则性规定否定具体规定的可能性，反而给法律的实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所以，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当采用第三个办法，就是把“权利与效率并重”作为立法者的指导思想，在设计具体制度时逐个地解决权利与效率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样才能使“权利效率并重模式”落到实处。也就是说，目标模式应当是立法者经过深入研究形成的立法精神，它不是立法目的，而是立法者对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它也不是法律的基本原则，而是立法者处理各项原则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因此，目标模式应当体现在每一项制度设计中，而不是把它直接以条文方式写出来。

至此，我们还应当作进一步思考：在设计行政程序法的每一项制度时，应当怎样具体地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具体的说，可通过以下方式：

第一，通过程序制度的“多样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多样化”，就是为同一个程序行为设计两个甚至多个程序制度。比如听证，可以设计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两种听证程序制度，这样，可以用正式听证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也可以用非正式听证提高行政效率。再比如送达，可以设计直接送达、邮递送达和公告送达；可以设计由相对人签字的送达和无须相对人签字的公证送达。总的来说，各种程序制度都可以设计正式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形式，既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途径，也为提高行政效率创造条件。

第二，通过程序制度的“具体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具体化，一是指各种程序制度本身的规定要具体，二是指关于程序制度适用的规定也要具体。特别是，如果关于程序制度适用的规定不具体，那么程序制度的多样化就会形同虚设。在正式程序和简易程序并存的情况下，要具体规定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正式程序，何种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这样有利于避免行政机关不适当地选择简易程序，以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公民不适当地要求行政机关适用正式程序，以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通过程序制度的“递进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递进化，就是使程序制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前一个程序制度为后一个程序制度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后一个程序制度使前一个程序制度实际有效、决不落空。这样就可根据行政活动的具体情况，在前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提高行政效率，而在后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或者倒过来，在前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而在后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提高行政效率，从而使行政程序在整体上实现权利与效率并重。

可以相信，用以上三种主要方式来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可以使保障公民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两个立法目的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

三、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与行政程序法的总分式结构

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一样，都是程序性法律。程序具有“时间性”这一基本特征，它对程序性法律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使程序性法律在结构上基本按照“时间流程”安排各项程序制度，形成以时间为主线的“线性结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是这样。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性法律，在结构上也应当考虑到程序的时间性，也应当采用这种“线性结构”。但是，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又有不同之处。诉讼法通常只规定某一种诉讼行为的程序，比如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民事诉讼法只规定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而不把各种诉讼程序规定在同一部诉讼法中。这样，诉讼法在结构上不需要考虑两种以上诉讼行为程序之间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则不同，它把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包括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这样，行政程序法在结构上就不能只考虑程序的时间性，还要考虑各种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在结构上必然要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上所述，行政程序法的结构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并列式-按照行政行为的类别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整个行政程序法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为一种行政行为的程序，各个部分内部采用线性结构，但整个行政程序法不是线性结构，而是并列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以行政行为的类别为结构基础，程序的时间性从属于行政行为的类别。第二，总括式-打破行政行为的类别界线，按照行政程序的时间性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与诉讼法的结构十分相似，其特征是以程序的时间性为结构基础，行政行为的类别从属于行政程序的时间流程。第三，总分式-行政程序法分成两大部分，上半部分采取总括式，下半部分采取并列式。这种结构的特征是兼采上述两种方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作分则性规定，能统则统，不能统则分。我国行政程序法应当采用哪一种结构方式，下面作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一，并列式结构不可取。这种结构使行政程序法像一部各类行政行为程序法的“汇编”，由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有许多共性，因而这种结构使许多程序制度在同一部法律中大量重复，整个法律冗长、拖沓。表面上看，这种结构似乎有一个优点，就是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自成一体，方便法律的实施。但这个优点完全可能被法律的冗长、拖沓抵销掉。所以，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基本上都不采取这种结构方式。

第二，总括式结构也有不足。这种结构对各类行政行为共有的程序制度进行归纳重组，显然能够克服并列式结构冗长、重复的缺陷，使行政程序法结构简洁、条理清晰。但它不能兼顾各类行政行为特有的程序制度，为此，各类行政行为还需要另行制定程序性法律，使行政程序法仍然不能充分发挥作为行政程序法典的作用。

第三，总分式结构是较好的选择。其一，总分式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制定集中系统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行政活动复杂、多样，为了实现行政法制的统一，应当力求使行政行为统一起来。由于在实体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十分困难，各国主要谋求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行政程序法担负着这个重要使命，它要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性。采用总分式结构，以通则性程序制度为主体，就能使行政程序法不负这一使命。其二，总分式结构能够较好地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并不能取代各类行政行为法，因为各类行政行为法还需要规定各自的实体规范以及特有程序规范。如果行政程序法不能与各类行政行为法有机地衔接起来，整个行政法体系依然是松散的。总分式结构通过适当的分则性规定可以起到与各类行政行为法衔接的作用，使行政法体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三，从根本上讲，总分式结构是行政法体系对行政程序法的必然要求。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它与各类行政行为法形成“扇形”结构关系。体系的结构关系必然影响法律内部的结构，处于基本法律地位的行政程序法因此而有必要采取总分式结构。所以，总分式结构被大多数国家的行政程序法所采用。

总体上认识总分式结构的合理性并不困难，但是，如何具体地构建总分式结构，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主要研究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设计通则性规定。从理论上讲，通则性规定应当“跳出”各类行政行为，另行设计适用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但是，在具体立法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却以行政决定程序为主线设计通则性规定，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在各类行政行为程序中，行政决定程序最具代表性。一是它最具完整性，行政决定基本上涉及行政活动的全过程；二是它具有终极性，行政决定能够穷尽行政活动所能做的行为；三是它具有具体性，行政决定能够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具体的影响。所以，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并不妨碍制定通则性规定的目的。而且，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还可以避免在分则性规定中对行政决定程序再行规定，避免条文的重复。因此，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是设计通则性规定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方案。当然，这种通则性规定只能是各类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都应遵循的最基本的程序制度。或者是各类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的最低程序要求。简单说，这也就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任何行政决定都不得违反正当程序要求。

第二，如何把握分则性规定的限度。行政程序法要包含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作为行政程序法的分则性规定。但是，这些行政行为有的已经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有的将来可能制定专门的法律，行政程序法对这些行政行为的程序不能不规定，但又不能规定得过多，否则就会与专门的法律重复，这就需要把握一定的限度。从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经验和我国其他法律处理类似问题的做法来看，可以以三种规定为限。一是原则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可作为专门法律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二是接口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引据性条款，作为与专门法律的衔接；三是补缺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只对一些需要法律作出规定，但又不可能制定单行法的重大的基本程序制度作出规定，其他程序制度则由专门法律规定。

四、内部程序的外化与外部程序的内化

从是否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角度，行政程序分为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内部程序不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仅对行政机关适用；外部程序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规范，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方。行政程序法除了规定外部程序以外，要不要规定内部程序？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内部程序，[⑤]而且迄今没有看到与此相反的意见。

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是否规定内部程序的做法，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外部程序型”，只规定外部程序不规定内部程序。采用这种类型的国家比较少，主要是美国、日本和瑞士。另一种是“外部与内部并存型”，既规定外部程序，也规定内部程序。采用这种类型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我国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⑥]由此看来，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内部程序的做法占多数。

应该说，行政程序法规定内部程序是必要的。其一，从总体上讲，内部程序是外部程序的前提或基础，不规定内部程序，外部程序无法展开。比如，行政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政主体依相对人的申请启动，一种是行政主体依自己的职权启动。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以行政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或基础。而很多行政主体是通过内部程序建立的，没有关于行政主体成立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便没有前提或基础。所以，正如民法要对民事主体作出规定一样，行政程序法也要对行政主体作出规定。其二，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并无严格的界限，它们常常随着具体情况发生转化或渗透，内部程序可能转化外部程序，外部程序可能渗透到内部程序中去。比如行政机关内部的会议纪要，从理论上似应属于内部程序，但在有关行政信息公开的程序制度中，或者在有关制定行政规范的程序中，很可能属于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外部”程序。又如调查，一般来说属于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外部程序，但它显然会渗透到行政主体内部，比如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的人数作出规定。其三，许多内部程序都存在着间接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可能性。比如，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就有影响，如果行政机关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互相推诿或者互相争抢管辖权，就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行政程序法中应当对内部行政程序加以规定。

但是，行政程序法对内部程序应当规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把行政组织法的内容都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研究。对此，似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第一，注意外部程序的内化。这是行政程序法需要规定内部程序的第一种情况，为了外部程序的有效进行而规定内部程序。前面已经提到，外部程序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以内部程序作为前提或基础，。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主体的规定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设置、合议机关的合议制度、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关系、行政机关的管辖权、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等。行政程序法对这些内容加以规定以后，这些内容在性质上并不改变，依然属于内部程序，它们只是因为外部程序的需要而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规定，是外部程序向内部程序提出的规范要求。有些内容纯属行政组织法的范畴，不应当在政程序法中规定，比如行政机关的编制等级和编制员额、内部机构的设置、内部呈批程序、公务员制度等。这些内容要不要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在立法时比较容易把握，较难把握的主要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行政程序法不应当规定具体行政机关的职权，它只应当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超越职权进行管辖，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可以进一步规定相对人有权合理怀疑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对行政机关是否超越职权的监督。

第二，注意内部程序的外化。即当内部程序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时，行政程序法应当对这种内部程序加以规定。比如，行政机关派出执行调查的人数，看起来是一个内部程序，但是由于这种内部程序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便应当在行政程序法加以规定。再比如，听证主持人的确定，看起来也是一个内部程序，但它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很大，因而各国行政程序法都对此予以规定。在规定外部程序制度时，会在许多环节上涉及到内部程序，由于外部程序的需要，有关的内部程序便外化为外部程序。这些内容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之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程序转化为外部程序。发生转化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显然应当时时注意这个问题。实践中，内部程序外化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我国的审批程序中。行政机关内部各处室的分工，常常转化为对外的独立审批权，要相对人自己逐个盖章；一级政府内的各个职能部门，更是各争自己的审批权。内部程序外部化的结果，就使一项许可经常要盖几十以至几百个章，严重影响公民权利，也影响行政效率。不过这要通过行政许可法解决。

五、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互相依托

行政程序法除了规定程序规范外，要不要规定实体规范？这也是制定行政程序法应当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法不一，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程序型”，行政程序法只规定程序规范，不规定实体规范。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有美国、瑞士、日本、韩国等。另一类是“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行政程序法不仅规定程序规范，还规定实体规范。属于这种类型的以联邦德国为代表，包括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⑦]

有的学者阐述了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实体规范的理由。一是认为，程序法中规定实体规范的做法在我国立法实践已有先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属于程序法，但其中也不乏实体规范。二是认为，实体规范作为程序法的补充，不但不会改变程序法的根本属性，反而更有利于程序法价值的实现。三是认为，行政实体法有很多重要原则和内容来不及立法，这些原则和内容是行政程序法起码的前置内容或先决条件，若不在行政程序法中作出规定，行政程序法就得不到应有的支撑。由此得出结论，行政程序法主要规定程序规范，但同时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实体规范。[⑧]

我同意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实体规范的主张，但上述有些理由不尽妥当。我认为，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规范，并不是作为程序法的补充，也不是作为权宜之计，而是作为行政程序法应有的组成部分；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规范具有特定的性质和一定的范围，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要认真把握。

首先，要正确区分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不要误将程序规范当作实体规范。一些论说中把关于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效力的规定称为实体规范，这就扩大了实体规范的范围，误将一部分程序规范当成了实体规范。比如说，在行政程序法中很可能规定这样两个条文：一是“行政决定自行政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效力”；另一个是“行政决定的履行构成犯罪的，行政决定无效”。这两条规定都是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的，但并非都属于实体规范，只有后一条才是实体规范，而前一条应当属于程序规范。区分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比较容易掌握，程序规范是关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实体规范是关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行政活动发生前或完成后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但是，当一条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在时间上刚好处在行政活动过程的开始或结束处，就比较难以认定它是程序规范还是实体规范。这时，我们应当慎重对待，仔细鉴别。

其次，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规范与其他行政管理法律中的实体规范在性质上有重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治安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森林管理法、交通管理法等各类行政管理法律中有许多实体规范，这些实体规范所针对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行为，所规范的内容是相对人应受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使在行政处罚法这样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对行政行为本身进行规范的法律中，针对相对人行为、对相对人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规定的实体规范也占很大比例。而行政程序法则不同，它完全不规定针对相对人行为的实体规范，只规定关于行政行为本身构成要件的实体规范。这样的实体规范如果另行制定法律加以规定，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逻辑，它们完全应该是行政程序法的组成部分。

再次，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有时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如果在立法上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反而有害。比如，行政程序法很可能作这样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决定无效：（一）行政机关无权作出该行政决定的；（二）行政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三）行政决定的内容不可能实现的；（四）行政决定的履行构成犯罪的；（五）行政决定的内容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其中前两项是程序性的，后三项是实体性的，它们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把它们分开，硬把后三项规定到其他法律中去，其结果之荒唐可想而知。

以上分析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的特定性质的实体规范是行政程序法的必要组成部分，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必须将之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内。

六、行政程序与复审程序的有机衔接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相对人在对行政行为不服时寻求救济所遵循的程序，可以将其统称为“行政复审”。绝大多数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都要考虑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行政程序法作为规范行政行为程序的基本法律，更应当处理好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

各国行政程序法处理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有两种做法，一是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制度直接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不再另行制定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二是另行制定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只规定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相衔接的条款。采取第一种做法的主要是美国行政程序法，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行政程序法都采取第二种做法。我国行政程序法不宜采用第一种做法，而应借鉴第二种做法，主要理由是：第一，我国已经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必要因为制定行政程序法而废止这两部行之有效的法律；第二，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开，更符合我国的情况。我国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大陆法系相似，比较注重对法律关系的分析，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法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行政程序在法律关系上有明显不同，不宜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这样，衔接好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便成为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程序起止上的衔接。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开始的条件，比如行政复议机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复议程序，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受理行政案件，需要依据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关于这种条件的规定就成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处。第二，判定依据上的衔接。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定的依据，比如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有效还是无效，需要依据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这样，行政程序法中影响到行政行为有效性的各种规定实际上都有可能影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些规定实际上也就成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宽泛”的接口。

根据以上分析，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一定要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角度对有关规定进行审视，考察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是否有利于行政程序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既要避免从行政程序进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出现不应有的障碍，影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也要避免过早从行政程序进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影响行政主体充分行使行政职权；还要避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缺乏行政程序法应当提供的判案标准。总之，要加强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使行政法制形成一个“统一场”。

七、结语

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除了上面探讨的这些问题以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研讨，比如听证制度、行政程序法律责任制度、各类行政行为的主要程序制度等。但是上述探讨的几个问题是影响这一立法活动全局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考虑这些问题，一要借鉴外国有益的做法；二要以我国的情况为基础；三要注意理论创新。各国现有的行政程序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美国为代表，一类以德国为代表。这两类行政程序法有共性，有许多共同的原则和制度，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比较大。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在总体上不宜仿照美国行政程序法，因为从我国国情看，没有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传统、制度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我们总体上适宜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但同时也要博采众长，借鉴美国行政程序法对我国有益的制度，比如听证制度。制定行政程序法是推进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大立法活动，在这一立法活动中，行政程序法理论一定会同时得到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①]例如，1925年，奥地利国会通过《普通行政程序法》，对欧洲大陆生产了重大影响。1928年捷克公布有关行政程序的行政命令，波兰制定行政程序法。1930年，南斯拉夫制定行政程序法。德国当时虽然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但各邦掀起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见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9页。

[②]根据我国学者现有的研究，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第二次是二战至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参见同上，第203页。

[③]学者提及的行政程序法立法目的通常有三个，一是保障公民权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三是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其中第三个目的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均可以被前两个目的吸收，因而提两个目的就足矣。所以，学者们在进一步讨论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把第三个目的放在一边，只讨论前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参见同上，第156—176页。

[④]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京）1996第5期。

[⑤]邢鸿飞：《行政程序立法中的三组关系》，载《法学》（沪）2002第9期。

[⑥]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47页。

篇5

【关键词】行政程序/效率功能/时限

【正文】

长期以来，法律多是从实体内容角度着眼于结果来规范行政行为。然而，由于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单单侧重于实体法的作法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于是行政程序法开始受到重视。行政程序法通过控制行政行为的过程来实现行政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其正义功能和效率功能上。正义和效率不可或缺，而效率是正义的必要条件，不讲效率又是我国行政实效低下的症结所在，因而强调效率功能对实现我国行政法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

行政程序法是重要行政程序的法律化，行政程序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及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从起始到终结的过程。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来看，行政程序表现为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及时限。行政程序具有科学性、正义性、合理性的特质，体现在行政程序法的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上。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严格的规则。如行政公开，调查取证制度、告知制度、教示制度、回避制度等，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被限定按法定的程序进行，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保护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免遭行政权力的威胁和侵害。行政程序法的正义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效率功能却常被曲解。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指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这里所说的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不同于有些文章所说的“效率模式”，它不是指以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主要目标，更不是指先牺牲正义来提高效率。它在现有的正义——效率侧重基础上探求立法和执法中效率功能的最大化，举例来说，强调效率功能并不是要把原先的二审终审改为一审终审，而是努力从立法上配置使每次审都以最小消耗来完成的制度，并使之实施。对效率功能，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著作《行政法》中写道：“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摩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正因为它们主要是维持公正的原则，可消除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了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这段话从行政程序“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及时实现公正，从而减少相对人利益损失等方面说明了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注：转引自孙笑侠《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另外，行政程序法本身具备了提高行政效率的特质。行政程序来源于漫长的行政实践历史过程，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同类或同样的行为程序不断选择、改进”（注：谌中乐、王敏《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的结果。人们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计了不同的行政程序，对同类行政行为根据其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程度设计了繁简程度不同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而其它的处罚则要适用“传唤、讯问、取证、裁决”的程序。如果前类处罚也适用后面的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投入的资源和成本将大大增加，行政效率自然就不高了。因此，行政程序法设计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离制度意欲使行政资源浪费最小化。

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还因为它的高度规范性和权威性。行政程序法作为独立于行政实体法之外的重要部门法，其本身凝结着正义要素(proceduraljnstice)，这导致程序合理性即行政权力若依严格正当程序行使，那么这个结论就被认为是合理的，非经法定程度不被否定，即“制度设置原则”(rincipleofinstitutionalsettlement)，这体现在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上。因而行政程度法能使行政行为具有确定性、合法性和稳定性，一般一经作出就会产生法律效力，会被服从，这样就维护了行政权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以时限规定为例分析制约效率功能发挥的因素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由其具体制度来实现，其中时限制度最集中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完成行政行为及相对人参与该行为的连续过程。这就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完成的必要的时间限制。以行政许可程序为例，许可行为的各个阶段都涉及时限规定。首先，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30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次，行政许可机关应当及时受理许可申请。第三，对行政许可的审查应当抓紧进行。我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对于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国务院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机关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90天内决定是否批准。最后，许可结果必须及时告知当事人，不得拖延或不予答复。

时限制度直接结合了行政效率和相对人的利益，各国行政程序法一般都在原则规定之外设专门规定。《澳门行政程序法》“在非官僚原则及效率原则”指导下规定了行政机关有“快捷之义务”。该法第5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采取措施，使程序能迅速及时进行，因而，应拒绝作出及避免出现一切无关或拖延程序进行之情事，以及应命令与促成一切对程序之继续进行及作出公正与适时之决定属必需之情节。”同时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期间与延期”。

我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中对时限规定也有所体现，但在立法上还是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效率功能的发挥。如行政处罚程序的期限仅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极少数行政法律规范中，而在《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范中没有时限规定。有时虽有规定但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冲突，造成实践中难以执行的情况。《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对行政处罚没有统一的规定，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行为各个阶段作了相当多但又不尽一致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规定，各法规、规章中和《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修改的内容仅限于行政处罚权的设定，相互冲突的时效规定仍各自有效。除此之外，不少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尽管有时限规定，但立法者经常回避违反此规定的法律责任或只是笼统地提及应“承担责任”而不规定依据什么承担何种责任。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公安机关违反6个月的规定应承担责任”。至于责任形式等没有具体规定，这种规定形同虚设。

公认地，立法完善至少应符合四条标准：一是出台及时，包括及时出台新法律法规和及时检查和修订原有法律法规。二是内容齐全。三是精神一致，实体法与程序法、同等级与不同等级法律法规和谐统一。四是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预期目的具体制度，最主要的是责任制度，因为权利的实现比权利的宣告更重要。根据这些标准，目前有关时限的规定无疑是不完善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行政行为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立法中缺乏预见性、超前性及法律条文简约、内容笼统、适应性不强是产生时限规定空白点及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不规定违反时限制度的法律责任的决定因素是偏向行政主体的立法思想，这样，必然导致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及行政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上的欠缺是制约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之一。

三、充分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条件

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只有通过实现才具有实际意义，而要充分实现效率功能需要完备的外部条件及行政程序法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合理化。

（一）外部支持

提高效率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是行政权膨胀，社会事务繁多而行政资源有限。“鉴于机关的财力总是有限，且通常不足以完成所有的法定职责，考虑行政程序的效率必不可免。”（注：盖尔霍恩、利文《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中译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行政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又决定了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其他法及其他机关对行政效率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效率原则的宪法依据及对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最大支持。

提高行政效率的直接障碍是国家机关重复设置，职能重叠，利益竞争，责任推诿。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基本条件就是各机关分工，统一高效协调运作，避免职能重叠，尽量减少管辖权冲突，从而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另外，行政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充分发挥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还要求相对人对行政程序法的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行为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心理观念作出选择的外在表现。心理观念不同，就会有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效率功能实现的程度也就有差异。提高相对人对法的认同程度，需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认同程度的提高，法实施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会更大。

（二）行政程序法的合理化

行政程序法本身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效率功能的实现，完善行政程序法是发挥其效率功能的内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在理想的情况下，具备如下特征的制度能以较小的人力、财力较快地实现管理目的：1、主体目标明确；2、行政过程步骤紧凑，简化易行；3、相应制度合理相互配合。体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主要制度有：时限、、简易程序，紧急处置，行政终局、复审不停止执行等等。

我国行政程序法确立“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固然重要，但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设计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以上主要制度我国行政程序法律文件或多或少都有规定，问题是如何使它们更加合理。第三部分分析了时限制度的不足，针对时限制度立法上的种种欠缺，当务之急是及时建立详尽的一致的时限制度。第二，明确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合理的作法是：可以取得权利的，超过合理时间，相对人自然取得权利；可以导致义务消失的，超过合理期限，相对人义务自然消失。同时对取得的权利及消失的义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保留审查权。对行政主体方面，违么了时限规定的行政行为是缺乏行政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属于步骤违法的情形之一，应当被变更、被撤销或重新履行。

体现效率功能的制度也亟待完善。制度指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或无法履行法定义务时，依法由他人代而为之，而该务及行政相对人权利。有关行政相对人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请求人转移及《行政复议条例》中复议申请人转移等等，最明确写明的是《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对行政主体的见于《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的委托规定及《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是事务的主体具有可替代性，而使顺利进行的决定因素是人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

制度可以确保行政职权实施的连续性，适当分散行政主体的管理事务，减少行政失职，提高行政效率，制度还能使不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行政相对人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制度尤其是行政主体的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和实践中都不发达，究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行政水平总体很低，行政事务只能由专门的行政人员来管理，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的机关或个人不多。另外行政机关冗员，某一行政人员因故缺席一般不会导致某一职务行为中断，许多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所行使的职权是特权，拖延几天也是无可厚非的。二、对相对人来说，因为法律工作者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多数相对人认为只有躬亲才能放心。因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多是被动产生，如相对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产生。

完善制度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疏散行政机关冗员，确立首长负责下的行政人员“个人责任制”，使行政人员偶然无法或不能行使职务的行为对其产生不利后果，同时引导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从诉讼到非讼扩展。二是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定的条件、形式、程序及责任等内容。

有待进一步合理化的制度还有不少，如听证程序，应增加事后听证的规定。如果行政处罚针对的事实属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实施而来不及事先听证，或者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失如罚款时，都可以由行政机关先作出并实施行政处罚，然后利益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要求举行正式听证。

四、结语

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之一，也是改变我国行政实效低下、实现行政法治的利器。然而，效率功能受到诸如立法欠缺、行政观念错误及行政能力不足等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去培育可能的外部支持力量，并不遗余力地完善行政程序法的具体制度。

【参考文献】

[1]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应松年．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张乃根．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4]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

[5]张国庆编．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篇6

【关键词】行政程序内容形式法治化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调整人们行为、实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以一定权利并使其承担相应义务的方式，使社会主体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秩序中，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程序问题，即要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事先的程序安排和规定。其中，追求程序正义则是一个关键点，也是当代法学家所重视的。

随着当前依法治国策略的不断深入，依法行政也在不断的实施中，而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过程——行政程序，则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行政程序，顾名思义，是指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步骤、方式、顺序及时限等，是规范行政权和体现法治形式合理的行为过程。它的种类很多：可以区分为基本程序和非基本程序；外部行政程序和内部行政程序；拘束行政程序和自由裁量行政程序，授益性行政行为程序与负担行政行为程序等。

由于我国现如今是法治化道路，法治的核心是良法之治和法律至上。目前有人则只认为行政程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法定性，这没有充分认识到行政程序相对独立价值，这是轻视程序、恣意行政的源头。把行政程序纳入法治建设轨道，与现代法治精神来整合和规范多样化的行政程序，从而有效的实现行政目的，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当的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的根本保障，这就是行政程序法治化。

对于行政程序法治化，我们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形式上表现为行政程序法也可以称为行政法律制度，即规定行政行为方式与步骤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不仅包括行政程序法典还有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则表现为首先是环境下的行政法治，是司法监督下的行政法治，是授权和控权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形式和实质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统一的行政法治。总之，其最终目的是使我国的行政权力引向良性运行发展的行政程序法治化这种目标模式。

一、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

（一）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目标模式

目前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即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指一国行政程序法因理想效果设计而确定的主要立法目的及整合规则，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总体风格和特征，是行政程序法价值取向或价值模式的法律化。

1、效率模式。此种模式行政程序主要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主要考虑如何更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便于对社会进行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其特征有：第一，注重行政程序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第二，行政行为的步骤紧凑、方式简便易行；第三，对行政人员的职权和职责规定明确；第四，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度极大。

2、公正模式。通过一系列见空行政权行使制度来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达到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从而形成相应的程序体系，也称为权利模式。其特点有：第一重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第二重视行政活动过程顺序的合理性，第三注重对影响公民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程序控制。

当今主流观点就是公正和效率这两种目标模式且这两者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各个国家观点也不同，但对于民主性、价值性和技术性、操作性都极强的我国来讲，认为法律的首要价值是追求社会公正，重点应放在对行政权力运行的控制和行政主体的约束机制上。我国目前距离法治国家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从而决定了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目标模式。

（二）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基本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法典形式的行政程序法，但已经出现不少法律中规定了行政程序规范。如：《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并且制定了一部既符合世界潮流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势在必行，从而这贯穿于指导于其中的基本原则问题自然显得非常重要。

借鉴外国经验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确立如下基本原则。第一，程序合法性原则。这包括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方法等程序规则和法定程序必须得到严格遵守。第二，程序合理性原则。这也称为合比例原则。表现为程序的设定和对法定程序的选择两方面，行政程序在法定范围内的选择必须客观、适度、符合理性。第三，公开、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公开，体现为法律公开、资料公开、决定公开等方面；公正原则则要求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各方，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第四，参与原则。相对人有权参与行政过程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意见要求给予重视。第五，效率、复审原则。既要注重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合法保护相对人权益。第六，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在现在以诚信为特征的社会中，这点原则有助于稳定行政法律关系，从而更加切实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基本制度

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是指在行政程序的各个阶段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起着连接各个阶段的桥梁作用，同时对整个行政程序又具有重要影响的规则体系，其法律价值在于使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具体化，它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能切实保障及推进行政的现代化。

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在我国还未全面确立，仍然还不完善，但为了加快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进程，表现为：第一，信息公开制度。当前当事人的资讯权无从落实，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行政权的公正行使，这就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首要制度，可赋予当事人查阅卷宗的权利可以提出申诉。第二，教示制度。行政主体赋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表明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并如何行使。通过为行政主体设定教示的法律义务，使行政权的行使配合人民权利之保证而调适，有助于使行政权力和相对人权利恢复平衡，达到沟通、协调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第三，听证制度。这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当行政机关在作出一项行政决定之前，应当给予行政相对方参与并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有关事实问题和合法问题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以达到合法、合理的目的。第四，回避制度。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可能会影响行政职权的情况下，依法不得在某一机关、某一地区或不得行使某一职权。第五，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机关应将作出行政决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理由对行政相对人说明，具有说服、自律、证明、保护功能。第六，时效制度。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行为给予时间上限制，以保证行政效率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有效的程序制度。

当然，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如听取意见制度、起草审查制度、表明身份制度、合议制度、顺序制度、行政救济制度、复议制度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体现了行政程序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

（四）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的作用

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一定会有相应的作用，可以有统一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将合理的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护公民权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或烦琐程序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又可以在程序上对行政机关起制约作用，防止其失职，越权和，成为与腐败行为等行政违法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手段。

具体表现为：第一，是开辟公民直接参与行政权行使的新途径。在传统的民主制度中，参与机制的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议会成员和元首，而现如今民主政治也有所扩展和突破，公民相对人可以在正当合理的法律范围内提出抗辩，从而使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合作与协商得到体现。第二，使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具体化，它偏重于将一般公民的各项人身，财产等转化为含有具体内容可即时操作的权利；行政相对人一般由实体法中所规定的义务承担人转化为程序方面的权利的主体，这样通过程序权利的行使，行政相对人可维护具体实体权利不受行政行为侵害又防止其实体义务的非法增加，第三：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为行政合法运行规定了法定程序这是具体化了的和有实际内容和操作形式的内容；给予相对人同等成分机会来陈述理由和要求，明确告知其程序权利以及程序结束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可行性的监控，引导行政权趋于正当.合理，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实行有效监督和制约，以使其达不到偏袒一方当事人或者谋求自身利益的目的。

二、行政程序法治化内容

行政程序法治化要求行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依照法定的程序。既不得越权和也不得失职，一切行政行为要接受监督，违法的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市场经济发展催生的要求，是政治稳定和民主政治制度确立的要求，是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控制以及对政府科学管理的强烈要求，同时法治思想普及这个文化背景又是又一必然要求。没有程序法治，也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法治，在张扬程序正义的今天，行政程序法治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法律上要求内容与形式是一致的，但理想和现实往往是相差很多的，行政程序法治化构想十分全面、美好，但在实践中操作起来还是会存在一些困难和阻碍的。

从我国目前已有法律法规来看行政程序法治化在内容上比较落后，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第一、行政观念顽固存在，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健康发展。传统观念把行政法看为“治民之法”、“管理之法”、“权大于法”，行政机关有案不受，变相“调解”、官官相护等司法不公现象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都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健康发展；

第二，与行政救济衔接的司法审查范围过窄不能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目前我国司法审查范围尚过窄，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立法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等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这不适应民主和行政法治的发展要求，也不符合世界民主法治的发展趋势。如以前认为消防部门对火灾原因及事故责任认定属“鉴定结论”是不可诉行为，现认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是可认行为，从而更大范围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司法不独立及司法腐败，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要司法独立，不应有任何约束，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据法律来裁决受理的案件；法院内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司法腐败出现了问题。不偏不倚进行公正司法，及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对行政程序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第四，行政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随意解释法律广大自己权利，报批程序不履行，关关设卡，乱罚款，乱收费，局部行政执法严重混乱。行政程序法治中包括行政程序立法，立了法公民才可以去遵守，但行政程序立法问题颇多，这是形成行政程序法治化较欠缺，不全面内容的直接原因。体现在行政程序法治缺乏明确的宪法规定；缺乏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往往重视后程序，轻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由行政机关自身设定，往往扩大自己权利，增加相对人义务，义务不对等；行政程序的参与性弱，透明度低，公开性十分不明显，说明理由基本制度也没有得到落实；责任制度不健全，缺乏对行政主体违法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不会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这严重损害行政程序的权威性。

（三）针对问题提出的分析对策

可见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还是有点曲折的，首先存在的那些不利问题和因素则是严重的“绊脚石”，既然问题存在就必须解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解决：

第一，加强现代司法理念的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改进观念。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思想意识有利于促进物质的，反之则阻碍物质的发展。在我国当前，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群众，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十分落后，在他们看来，现在仍然是“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等。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引导人们由传统观念向现代法治观念转变，只有思想上转变过来，行动上就会表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行政机关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的形象；

第二，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就必须有法可依。在我国，当前行政程序法仍然是单行法，在立法上存在严重问题，这不利于依法行政。故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则是当务之急。这样才能从整体上进行规范，引导；

第三，严肃行政执法。执法是法律程序中很关键的一步，要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按规定的权限及程序办事，权责统一，公开透明，严格监督，以防止、权钱交易现象的产生；

第四，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我们要想保证行政程序合法化，保证依法行政，必须加强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

三、行政程序法治化前景的探索

程序就是操作规程，没有程序保障，实体权利义务是无法实现的。当然，如果没有实体规定，行政程序是空洞的和无意义的。实践中有些法律难以操作就是缺乏具体行政程序规定，它是行政机关正确作出行政决定和实施行政决定及提高行政效率，保护公民权益的最基本保障。它包括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程序，其中第二个执法程序则是行政程序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

将行政程序和法治相结合形成行政程序法治化，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处于发展态势中的又一突出表现，是有利于更加接近“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标准。从内容和形式上阐述行政程序法治化，表明行政程序法治化存在着内外二两个方面，研究它有着很重要的实用价值。

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是十分漫长和存在和一定阻碍的，这就需要努力朝着“法治国家”所构想的方向发展。首先要促使实际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引起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对立法理论如立法目标模式和基本原则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从已经有的经验总结和整理新的思路，借鉴其他各国，各地区经验和成果，实事求是有步骤，有计划进行，切不可盲目追求速度，否则会使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朝不好的方向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

行政程序法治化的构想，笔者认为在形式上必须是加快行政程序法典化步伐，尽快地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我国虽然制定了行政许可程序法、行政处罚、强制、裁决等程序法，但这些都是分散的分布于各单行法律法规中。同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化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我国法治建设要取得发展，须符合这种趋势；最为重要的是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国际上讲20世纪是世界各国公法得到显著发展的世纪，达到了制定程序法典的历史。随着中国入世，与世界各国联系更加密切，即国际和其他地区立法经验可借鉴，从国内讲《行政诉讼法》的确立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建设在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上的重大突破，《行政处罚法》第一次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并明确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都表明国内立法条件已趋成熟。

这就要求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化形式步伐必须加快，尽可能全面的制定一部统一的适用于所有行政领域的，规范各部门，各类别行政行为基本程序的行政程序法典。并且要求采用程序与实体内容兼顾方式，但以规范程序为重点；采用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兼顾方式以规范外部程序为重点；应对行政救济程序作原则规定和重要补充规定，另外应采用共通行政程序与类别行政程序兼顾方式，但以规范共通行政程序为重点。

行政程序法治化从内容上须达到构想则是对前面所涉及到的状况进行及时、恰当、有效地解决。要求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审查即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从具体的行政行为扩展到部分抽象的行政行为；转变顽固的传统“官本位”和“家长制”的顽固思想，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行政和司法分开，深化司法改革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严格执法，对行政行为进行切实有效监督，从而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得到保障，尽快使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和前进。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周永坤编：《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杨海坤黄学贤编：《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应松年的《行政程序法治化》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篇7

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风雨兼程整整走过了四个年头，其中不乏艰辛和汗水，“无罪推定”、“罪疑从无”等西方法律思想的移植，使刑诉法的价值理念日趋完善和成熟。然而，四年多来，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大幅上扬，刑事审判陷入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作为维护被告人权益屏障的辩护律师，其诉讼权利亦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刑事诉讼程序公正受到挑战，具体表现在：

一、角色的错位

1.最高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起诉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仍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而事实上，法官的职责中并没有提起公诉的权利，对指控的罪名只能有认定成立或不成立的二元论，根本不存在法官认定与控诉方指控罪名不一致的情况，但在司法实践中，改变定性时有发生，法官充当了控方的角色，使得控辩双方的对抗成了控审与辩方的搏击。

2.最高法院等六机关1998年1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无论人民检察院是否派员出庭，都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卷宗和证据材料。法官在庭审前对移送的材料进行梳理、归纳、确认，并对重点部分进行圈点，以便庭审的顺利进行。不觉中站在控方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先入为主，使得案件的庭审流于形式。

3.美国律师界有句名言“最好的辩护就是主动进攻”，事实上，律师在现实中有种种顾虑，“不善于”、“不愿意”、“不敢于”与公诉方进行激烈的对抗。面对强大的公诉力量，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最低利益，很少作无罪辩护（即使无罪成立，控方也绝不放过抗诉的机会），“往往不得不从有罪的角度作从轻辩护，引导法庭确立另一项相对较轻的罪名和法定刑，实际上演变成对当事人的变相指控”。

二、控辩力量失衡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贡献是法官从对被告人进行积极追诉的角度转变为居中裁判、主持正义的消极角色，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无疑是诉讼法学的一大进步。而实践却与立法精神背道而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辩护律师提前介入的作用未能体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侦查机关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期限可达7个月之多，甚至更长，侦查机关利用国家赋予的强制措施，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检察官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已获得公安机关移送的主要证据。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询，并未规定律师可以调查取证，律师没有权利知悉案件的任何证据，只能在案件移送起诉后才能调查取证，律师输在起跑线上已成定局。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阅卷，使得律师提前介入成为走过场，对改变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甚小。

2.层层设防。（1）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查阅、摘抄、复印相关证据范围由检察院确定，检察院移送的证据材料往往是部分证据的复印件，使得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与律师擦肩而过，先天不足的律师难以在激烈的法庭辩论中有所作为，只能在初犯、偶犯、认罪态度等无关痛痒的酌定情节上为被告人争取。（2）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无疑让缺少司法救济（强制措施）的律师雪上加霜。证人作证对国家是义务，而对辩护律师却是权利，许多有价值的证据因被害人或其证人的不配合而灭失（有些案件如杀人案件，如果积极配合，岂不有助纣为虐之嫌），使律师的努力付诸东流。（3）人力与经济的悬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被告人最多只能聘请两名律师，而对检察院办案人员却没有相应的限制，甚至全院出动也在所不惜。由于种种立法及现实的限制，使得律师付出的艰苦的劳动难以得到成正比例的回报，浪费了本来就有限的律师资源，被告人的经济实力也成为辩护律师是否能有效辩护（取证）的重要影响因素。

为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安全，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而有效的控制犯罪已得到普遍的重视，而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却未得到足够的关心。要实现社会的“权力本位”向社会的“权利本位”过渡，通过刑事诉讼法程序公正而获得实体的真正公正，就必须彻底清除封建思想及法律心理意识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尊重被告人的人权，切实的维护辩护律师的合法利益，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解决措施：

一、建立均衡对抗制

“司法权一旦与冲突的一方具有某种价值取向和利益性的偏异倾向，就会使人对裁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法官在诉讼中必须保持中立，对控辩双方主张的利益给予同样的关注，在诉讼中只能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去判断‘是与非’，而不能身体力行去证明冲突一方的‘是与非’，严禁法官先入为主，对冲突一方产生偏见”。因此建立均衡对抗制，法官居中裁判意义重大。

1.取消控方开庭前移送证据或者全部卷宗的做法，实行英美法系的“诉讼一本主义”，即“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而不得载入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和证物”。实际操作中，只需提供起诉书及证人名单即可，从源头上防止先入为主情况的发生。

2.建议律师介入调查取证的时间提前，即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措施之日起即可介入调查并参与当事人的活动，取消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不合理限制。

3.程序公正集中体现在权利的分配上，因此必须建立理性的举证分配制度，给控辩双方平等的调查取证权。

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是事实的再现的载体；诉讼是证据的搏击，使证据的价值得以界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滞后弊端日趋明显，以合法性、维护人权为视角，建立与时代合拍的证据制度迫在眉睫。在此，美国在证据规则方面的“毒树之果”原则值得借鉴。（“毒树之果”原则在国内的很多著作中均有介绍，不在论述。）但切不可全盘照搬，或简单的加以否定。我们应当顺应民主的潮流，在对法律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差别分析的基础上，吸收美国“毒树之果”原则的精华，“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中找到平衡的支点”。

三、废除“可以派员”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参加。在现实中“可以派员”变成“经常派员”，在被监督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如实向辩护人陈述案情存有顾虑，无法按照真实的意愿向律师供述有关事实，也无法就辩护事由与律师协商，对律师工作开展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四、修改刑法关于伪证罪的主体规定，赋予律师庭审言词的“豁免权”

篇8

关键词：城市规划空间结构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设计，也即对人活动的区域空间和各区域空间只的关系的协调。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时代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历史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城市规划是动态地解决和协调各类建筑之间的联系、建筑群的整体形象，以生态的、可持续的观点延续城市的历史，展望城市的未来。在这里，我试图对城市空间进行解析，以空间为主导因素，讨论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和制约。

解析城市空间

空间：城市空间是空间的一种，但空间是什么呢？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的事情，后来对城市进行设计，空间便移植入城市中，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物被西方人看作实体，被看作塑造的主体，建筑师们如同雕塑雕像一样极力刻画着建筑物本身。上世纪末，建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看见了原先看不见的"空间"，建筑师们先前的理念殿堂轰然倒塌了，似乎一切都"黑白颠倒"过来。杰出的现代建筑代表人物赖特曾拿出中国老子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

这里的"无"赖特以之为空间。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此后，建筑逐渐成为空间的艺术，被认为是一连串联系的空间。

中西异同：中国人一直以来就不曾把建筑单体当作主体来刻画。中国建筑工匠的注意力一直在建筑群体上，李允铢曾在《华夏意匠》中讲到："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考虑的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院落".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中心组织单座建筑，"院"被称为一个基本的组织单元，若干院落组成建筑群，所谓"无院不成群"，而院与院的空间感受是绝不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则更多的注重了建筑物单体本身，很大精力花在建筑单体的形体塑造上。因此，西方建筑的形体要比中国古代建筑形体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是城市较早的，中国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上了。北京故宫、江南园林都是铁证！

空间概念：一直以来，西方建筑师这样教授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底关系。把房子当作实体，周围环境作底，我们只看得见房子；如果把房子当作底，房子周围的形状就出现了，这便是空间。举四合院的空间为例。

许多前人已给过我们明示。G.尼奇凯（G.Nitsche）为空间提出以下定义："这个空间有个中心，就是知觉它的人。因此在这个空间里具有随人体活动而变化的方向体系，这个空间，绝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界限的。换句话说，它是有限、非均质、被主观知觉所决定的……"这是其所谓知觉空间。J.耶迪克在著作《建筑空间论序论》中讲："建筑空间是可以作为体验空间来谈的，"还说，"建筑空间同人及其知觉作用联系在一起，所谓空间就是继场所而起的知觉的总和。"海迪加也提出过："不能把人和空间割裂开来，空间既不是外部对象，也不是内部体验，人与空间是不能分开考虑的……"舒伯格。舒尔兹也在《存在空间建筑》中说："单纯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对我们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一样的，但我们所知觉道的却不是那样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动机和过去各种体验所产生的形形的世界。"

然而，这关系和空间限定说的是什么？是空间本身吗？不是，它们只是平面的图底和水平面由地面逐步升起的变化，它代表不了空间。空间怎能与平面等同？

建筑空间包括建筑形式（平面和立面）、质感、材料、光影和色彩，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清晰的表现空间的品质或精神。甚至于一声呼啸，一声声回音，也会让人感到空间的存在。因而，现在所阐述的空间概念，不只是视觉感受，必须包括行动、情感方面的其它概念加以补充，它应是一种感觉，就如同我们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感觉到"辣"一样，"辣"不只是一个味道，不只是味觉，而是一种感觉。

空间意识远不止是脑力活动，它占据意识和感觉的全部，要求整个自我介入以期作出全面的反应，因而对空间的概括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空间就是某种因场所而产生的人的知觉感受。如同人的听觉，不能用物体振动或声波曲线来概括声音；如同人的色觉，无法用光的反射吸收或光谱来描述颜色一样，空间也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来概括。空间就是人的一种感觉，人对周围环境场所的感受，对自身定位的感觉。

城市空间：城市中的空间，即城市中的人们所体会到的包罗万象的感受。德国建筑师RobertKrier提出过城市空间的概念：它仅是城市内和其它场所各建筑物之间所有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以不同的高低层次，几何的联系在一起，它仅仅在几何特征和审美质量方面具有清晰的可辨性，从而允许人们自觉的去领会这个外部空间，即所谓城市空间。简言之，就是城市中及各建筑物之间的可被人们领会的所有的空间。人在任何时候都在领会城市，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便是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构成：研究城市空间，必然要对其分解，以期得到它的构成要素。既然城市空间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必然得从人的知觉、心理、行为角度加以分析。

舒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中在谈及空间时讲到"如果把知觉心理学所带来的这些基本成果用常见词汇来表示，那就是初期组织化的图示是依靠中心（center），亦即场所（place，近接关系），方向（Direction）亦即路线（Path，连续关系），区域（Area）亦即领域（Domain，闭合关系）的成立而确立。人为了给自己定位，尤其需要掌握这些。"舒尔兹这里把空间用知觉心理学的方法分为了中心、方向、区域三部分。

美国奥斯卡。纽曼（OscarNewman）从领域角度在居住环境中提出了一个由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办公共性空间及公共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的设想，这种构成是从人的行为心理来分类的。

从人的认知意向来研究城市空间，凯文。林奇（KevinLynch）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归纳了城市形象的五个要素：路（Paths）、边沿（Edges）、区域（Districts）、结点（Node）、标志（Landmarks）.这个分析是真正从人的认知角度去分析城市空间，尽管凯文。林奇本人也许并没有把城市空间当作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种感受，但他的城市五个构成要素恰恰是从城市所提供给人们的视觉感受即他所谓的人对城市的意象（Image）角度出发而得出的。

城市空间的本质：任何事情，都不能只见其表面，而应究其本质，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设计。一直以来，建筑师在谈论建筑时，常用平面、模型来说明设计，经常费尽心机在设计平面、模型上。习惯性的，当建筑师、规划师们谈及城市规划、城市空间时，也都不由自主地拿出城市的平面、模型来。对建筑设计来说，也许确实离不开平面和模型，但在城市设计上，平面模型到底能够说明什么呢？按照图纸上的平面、模型能建造出设计者所想象的城市空间吗？平面与模型，只能表现一种二维的形态，当然，以建筑师的眼光来看，平面上的建筑符号能代表特殊的涵义，在他们的头脑中由具体的平面加立面、剖面就能绘制出一副理想的效果图来。而这一过程是足以耗费许多宝贵时光

本论文转载于论文天下：/product.free.2175174.1/，且没法保存下来；模型，似乎是对设计对象一个整体直观的表现，但人们观看模型的视角形成的印象是鸟瞰的效果，而建筑设计要解决人的尺度感受、规划也解决的是人走在大马路上视觉感受到建筑群高低错落和周围的环境相映成趣的效果，这些，模型体现不出来。如昌迪加尔城市中心，这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勒。柯布西耶的作品，看到这张精美的总平面图，我们感到它的构图十分严谨，极富现代风格，难怪曾有人评价它："整体的构图是华丽的，使人感到出于巨匠之手，……"尽管图中加了阴影，使人感到其立体的效果，无非是让人看到在高空看这个市中心的形象，可又有几个人能从这个角度欣赏这个伟大杰作呢？人们只能在城市中欣赏和体验，同时城市空间需要人的介入。

巴西利亚新都三权广场及政府建筑群一经问世，震惊全世界，从高空俯瞰十分壮观，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它的设计者奥斯卡。尼迈也尔（OscarNiemeyer）是勒。柯布西耶的推崇者，视觉艺术是他的创作源泉，无疑这又是一个平面城市、模型城市的典范。由于推崇勒。柯布西耶，由于从视觉出发，与昌迪加尔类似，他的城市空间需要还原成平面或模型才能显其美丽，也就是在高空中观察才见其壮观。但身在其中又如何呢？城市是不能当作雕塑来欣赏的。一位曾在那里住过的建筑师这样评价："住在旅馆里，周围一个孩子也见不到。整个城市没有生气。"城市空间要提供给其中的人以不同的全面的感觉，不能只是视觉。

魏林比（Villingby）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卫星城，距首都10公里，有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干道与母城来联系，用地170公顷，人口2.3万。中心商业区占地700×800米为岛是布局，由两个大型百货商店、70个小型专业商店、咖啡店、饭店等组成。其规划模型使我们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图形感受，由空中鸟瞰效果如同模型，"从飞机上看，完成的设计给人印象极深，它将观者放在设计者制作研究形模型似的同样位置上。然而当一个人实际从地面进入魏林比并在城镇内走动时，他要想找一个统一组织的空间是徒劳的。事实上，从地面上感受魏林比绝不如在空中那样令人满意。"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再抱着传统方法不放了。平面城市和模型城市也许时上半个世纪的典范，可到了60年代后，这样的设计典范起了改变，先是雅可布斯（JaneJacobs），再是林奇（KevinLynch），加上克林罗（ColinRowe）等人的理论，都暗示了一个重返街道生活，有历史感与地点感的全新的城市设计范例的浮现我们应该寻求城市空间的本质以便找到更准确更实际的设计城市空间的方法。

本原问题即第一性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城市空间的本原，也就是探讨城市空间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东西决定城市空间的问题，从而知道城市设计者的任务，知道设计师应该设计的是什么。

城市空间的本原：建筑，就是要人们去亲身体验，不只是看看而已。他吸引我们深入，亲历其境，分享在其中活动的人们的感受。当水花飞溅，汩汩作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时，我真的完全置身其中陶醉了。城市也是，或者说必须这样。设计者的课题并不在于创作建筑立面和体量，而是要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感受，以促成人们的介入。

城市空间就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感受，城市设计者就应千方百计的创造城市所能提供出各种感受。什么决定这种感受呢？根据什么来设计呢？城市空间感受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城市与社会生活，与经济、工程技术；与思想意识；与运动；与时间等都有密切联系。各种因素都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变化。究其共性，这些全都是"人的行动"——人在城市中的行为运动决定了城市提供给人们的感受，人们在城市中的行动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人的行动"即城市空间的本质。

空间就是人的空间，为行人考虑是设计的全部。城市设计是为人的，正如J。O。西蒙兹所说："作为计划着，我们不仅要处理地域、空间和素材，不仅要应付本能等属于心灵方面的东西……仅仅适应人是不够的，好的设计必须满足他，取悦他，提高他，并且鼓励他。"从城市空间的本质出发，即从"人的行动"出发，我们才能设计出杰出的城市，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设计城市空间，不再是空空的设计，实际是在设计人的行动，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心理感受；设计在城市中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设计不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这才是设计城市者的任务。中国园林设计师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甚至中国设计师一直致力于在设计游人的心理、联想及运动中的感受。当今的城市设计师应该向我们的先辈取法，细心体会中国园林的精妙之处，探究先辈们是如何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和心情，运用何种方法设计出那种丰富的空间。而在具体建筑的形体刻画和理论设计上则应该取道于西方的先进内理论设计思潮。

空间发展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学

城市规划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空间地域的规划，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或土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这种规划也称“实体环境规划”。但在研究对象上，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综合发展的需要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它涉及城市的外观形式、性质与分工产业发展与布局、社会发展与设施、规模投资及城市各部分的组成、管理、政策等。而空间应该是更为基础的理论，它与城市规划的结合，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城市的形态。

现代城市发展与空间研究趋向

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转化：区域交通和信息化发展促使现代城市空间从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转化，信息的沟通加速了城市网络化的建设，使每个城市都与所处区域空间的整体密切相关，城市密集地区的出现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现象。世界上已经有六大城市密集区，美国东北沿海地区、美国五大湖地区、日本东京地区、英国伦敦地区、欧洲西北部、中国沪宁地区等。

从广度来说，以往的认为由产业布局的点状规划到交通布局的线状发展再到以创造更好的环境，改善居住与工作套间为目标的面状规划的三次时间并没有解决城市发展的社会病症，应该探索更整体与立体的规划，即在国土范围内建立“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的整体割据和发展模式。特别应注重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作用和关系，强调在大城市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建立一种共同发展的秩序，从而促使区域的整体良性发展。

空间意识与行为模式

文化观念与理想空间：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构成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准则，由此而形成社会空间，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普遍的事实。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拉普普特（A.Rapopot）在《居住形式与文化》一书中有大量例证阐述。在每一特定的地区，种族群体的文化传统及其演进对城市空间的组织与发展产生影响，形成了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空间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其空间物质形体积淀和延续了历史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岁居民整体观念和社会文化的边而发展。空间结构形成后又反过来影响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行为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

以中国古代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古人“仰观为天，俯察于地”是观察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天圆地方说”就是中国早期对宇宙万物空间形态的基本看法。“天圆地方说”作为一种整体上的文化观，方形成为人类居住空间的理想模式。它从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上奠定了中国方形城市的理想形态。

对中国传统城市而言，天人感应思想也极为重要。它通过与书等表达方式将天人相符引申到田地契合，形成了我过城市空间布局中象征主义传统。所谓“天星地形，上下相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类建筑要素如宫室、宗庙、社稷等都与天相对应，同时由星辰的运动显示祸福。

本论文转载于论文天下：/product.free.2175174.2/行为活动与空间模式：20世纪50-60年代，人的基本需求以及多种社会使用方法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三维和四维的空间实体，而是包含社会过程的综合场所。这是一个空间观念的更新，这一更新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形式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行为科学的发展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心理学发展经理了两个重大的挫折，首先从传统心理学转向注重行为研究的行为心理学，接着再到注重饮食的认知心理学，它们构成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心理学重视研究意识观念，而忽视了物质与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行为心理学注重行为，否认意识观念，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否认存在着本能的心理特征遗传，走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歧途。后来认知心理学对行为心理学进行了修正，引入了“整体行为”和“中间变量”的概念。“整体行为”是指共同趋向和目的，这种行为带有选择的性质，“中间变量”指行为不再是外界刺激的直接结果，而和一系列中间变量有关，包括有目的性的认识，以往刺激的情景和经验，它们与观察的反应相联系，构成行为的实际决定因素。环境虽然还是重要的，但已不再是说明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环境提供信息，通过人的外部行为的各种认知过程而加以编码、储存和操作。重视过去实践经验成为认知心理学的最重要特征。

人为环境与空间建构

建成环境与空间的肌理：建成环境，指城市中非自然因素形成的人造环境，是由城市中已建成的城墙、街道、桥梁、建筑物、构筑物等构成。除一些特殊因素外，大部分的城市空间发展都与建成环境有关，城市是一个连续生长和不断更新的有机体。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功能的城市，其建成环境能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的空间肌理。我国传统城市由于交通形式、营建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形成了细密和均质的空间肌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空间的肌理不断有新的变化。现代中国城市形成了新的空间肌理特征，具有了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行政区、文化区、旅游区等功能划分，每个区内的建筑密度、高度、体量、布局方式等也都有所差异，形成了整体的不均质、粗犷的空间肌理，并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都有新的变化。这说明空间肌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生产、生活和技术相适应。

历史观与旧城更新：对待已有建成环境和城市的不同观念将产生不同的空间结果，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比较中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扩展诡计，可以看出城市空间在整体建构上对已有建成环境的不同态度。古代中国的都城作为封建王朝的象征，“从项羽开了一个这样的像消灭敌人一样消灭钱钞城市的先例，其后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殊传统，新的王朝兴起就兴筑新的城市，王朝的败亡，就连同作为国都一起毁灭。”新晨

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场地设计

场地设计是为满足一个建设项目的要求，在基地现状条件和相关的法规、规范基础上，组织场地中各组成要素（建筑无、交通系统、室外活动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工程系统）之间关系的设计活动。

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设计使场地中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对于室内空间的要求是建设目的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使建筑物成为一个项目最主要的内容，建筑是场地设计中的核心内容）与其它要素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工作内容上看：场地设计即是整个建筑设计中除建筑物单体的详细设计外所有的设计活动。这一般包括建筑物、交通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场地竖向、工程设施等的总体安排以及交通设施（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绿化景园设施（绿化、景园小品等）、场地竖向与工程设施（工程管线）的详细设计。

从建设流程来看：实际建设流程中，一般首先是业主确定一个建设项目，并取得了相应的用地，然后再委托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是在野猪所提出的设计任务和基地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设计者在进行具体的设计前要做细化和完善设计任务的工作。包括详细培植项目的组成内容，并对这些内容的规模、形式等一些有关的问题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时要与业主协商，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一是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的控制之上。二也是主要的，体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是具体性的，对场地设计有更直接的影响，场地设计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的土地使用和建筑布置等各项细则必须做出恰当的切实反应。这些要求一般包括：“对用地性质和用地范围的控制，对于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建筑高度、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方面的控制，以及对交通入口的方位规定等。它们会对场地设计尤其是布局形态的确定构成决定性影响。

⒈对用地性质的规划：具体建设项目的选址上，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这一项目只能在某一允许区域内选择基地地块；对用地进行开发的场地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该地只能做一定性质的使用。

⒉对用地范围的控制：规划是有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共同完成的。

⒊对用地强度的控制：是通过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来实现的。对容积率、建筑覆盖率最大值及绿化覆盖率最小值来限定，可将基地使用强度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畴之内。

⒋对建筑用地范围的控制：由建筑范围控制线来限定。即基地允许建造建筑物的区域。城规中一般都要求建筑范围控制线从红线退后一定距离。

⒌规划中对建筑高度、交通出入口的方位、建筑主要朝向、主入口方位等方面的要求，在场地设计中也应同时予以满足。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研究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之间中间环节，是城市规划管理的主要依据和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其控制力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建设加速，同时也出现种种失控现象。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⒈开发商和建设单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不断更改建设用地和增加建设密度。⒉行政领导为了招商引资，强行干预控制性规划。而美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规划法规系统比较完善，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的区划。美国地方规划管理工作的三种控制手段：区划法、土地细分法、和设计指导原则。

其中，区划法和土地细分法是真正的法规，设计指导原则只是一种引导性的控制手段。

美国的区划以“保护公众的卫生、健康和福利”为出发点，其结果是对土地经济利益的严格控制。区划包括：⒈允许的用途。⒉地段的设计要求（地块的最小面积和面宽、红线退后、容积率等）。⒊建筑设计要求（限高、层数、建筑面积等）。这些区位、用途和开发强度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地价，关系到房地产所有者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所在，因而只能遵循公开的法定程序来决定。即每一个影响地价的重要因素都在控规中得到了明确控制，而没有对视觉美感的直接控制。

我国控规传统做法忽略了经济规律。目前，我国控规典型的做法是由规划师在指定的大街区或几个大街区内，参照甲方提供的容积率（密度），摆房子，即在保留部分现状的前提下，追求空间体量的美学关系和视觉效果。然后以此来分割地块、分配楼板面积、指定建筑红线，以供将来批租土地之用。这种做法常常土地市场经济规律。如，规划师为了追求美的原则，把地块分配的大小不一，建筑规定的高低不一，丧失了统一的标准和公平的原则。还违背了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

我国城市规划的误区。历史上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规划设计与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设计之间一直难以区分，这种现

本论文转载于论文天下：/product.free.2175174.3/象造成我国的控规地从美学和视觉效果出发，缺乏对土地经济体制的全面认识。在控规立法上，我觉得应该注意两个原则：

⒈对用地的控制要符合土地建设开发的经济规律。

⒉一切对地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应该在立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求同与求异的原则。在同一区位的相邻地段，美国区划的控制原则是求同，即遵循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在同一区位，保证土地转让（批租）时地价相同，自然要把地块的大小、建筑体量、容积率、红线后退等做一视同仁的规定。这种控制手法在产生和谐的风格、有序的城市肌理、保护街道界面、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是成功的。

视觉美感的控制。美国的经验：引导性手段。

以美国的城市设计指导原则为例，它控制的是街景透视，关心的是人在以街道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的心理和视觉体验。城市设计指导原则对一切影响街景透视的因素提出设计要求，包括建筑体量关系，广场之间的围塑关系，街道及建筑界面的尺度关系等。

建筑设计之我见

起初，做设计时我经常的手法也是从主观的感觉出发，通过形体、体量的造型来首先达到视觉上的审美要求，而且设计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了这方面，对于细部则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来不及仔细推敲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结合环境总体考虑。

在现今紧促的教学制度下，我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功能组织、流线分析、快速设计，

而创意真的难以发挥。即使有，也觉得自己的东西太少。我自己擅长的就是三维想象。在与现今教学环境的结合下，我在透视、空间分析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这是不够的。前段时间看了些论文书刊杂志，结合规划考虑了设计的做法，逐渐明白建筑更应该怎样做了。

⒈结合环境。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

⒉造型。有自己的风格，整体性强、简单中体现复杂，不变中起变化。这方面我喜欢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轻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