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争议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争议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该县在推进乡镇依法行政工作中采取的主要作法是:

(1)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将推进乡镇依法行政作为县政府重要工作来抓｡

乡镇人民政府是我国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政权单位,是政府依法行政的最前沿阵地,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最经常,最广泛,最直接｡其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在农村的贯彻和执行,直接决定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推动乡镇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县级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为加强对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领导,该县政府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的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法制办公室,由法制办具体负责制定方案､组织协调､监督检查､评议考核工作｡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县政府制定了全县依法行政工作方案,方案中明确了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提出了工作措施､方法､步骤和具体要求｡并要求乡镇政府制定符合本乡镇实际情况的依法行政工作方案,在工作中把依法行政摆到了重要位置上,使全县乡镇依法行政工作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起来之后｡县政府又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决定》,对依法行政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要求各乡镇政府､县直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决定中明确以全面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为根本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为行政执法的根本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健全立法､执法､监督､保障四个工作机制｡

(2)规范乡镇政府行政行为,将乡镇整体工作纳入依法办事轨道｡

县政府首先抓了先学法再办事和坚持依法定程序办事两件事｡要求各乡镇政府在开展各项工作前,要先研究法律,搞清执法程序,然后依法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和方法｡

严格依法办事,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人的合法权益｡有的乡镇为了依法合理地解决复杂疑难问题,找到县有关部门帮助研究､解决疑难问题｡乡镇主动依法行政,有关方面支持乡镇依法行政,从而提高了乡镇处理实际问题的合法性,乡镇依法处理实际问题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县政府法制办起草了县政府依法行政程序规范,编制了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程序及程序图,发给乡镇政府,供他们参照运用｡县直有关部门结合各自工作,帮助乡镇站､办､所健全了执法制度和程序｡从而实现了行政管理法制化,执法活动程序化｡乡镇政府按县政府的要求在执法部门中建立了行政执法公示制,将法律赋予本部门的职责权限､负责人､承办人､工作程序､收费标准､违规责任等通过公示板､广告牌向社会公示,增强行政机关工作透明度｡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全县各乡镇随意行政的现象已基本杜绝,为民服务,文明执法蔚然成风,政府与老百姓鱼水关系逐渐加深,政府形象有很大提高｡

(3)长期坚持法律学习､宣传,提高乡镇干部依法行政和公民守法维权的自觉性｡

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关系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熟悉法律规范､创造依法行政氛围的基础工作,县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县政府认真按市政府的要求,注重自身法律知识的积累,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明确规定在每次会议上学习一部法律,现已形成制度｡各乡镇政府也普遍建立了每周一次的学法制度｡

为了使农民学法懂法,更好地监督乡镇政府依法行政,县政府给全县每户农民免费赠送了《常用法律汇编》和《农村科技知识》两本书｡农民通过学习,法律意识提高的很快,常常拿着《常用法律汇编》与行政执法人员讨论,乃至上访论理,自我维权意识大大增强｡县政府还利用县报､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乡镇政府依法行政工作｡县报长期开辟法制园地栏目,选载法律条文､法律解释和有关文章｡县报全县每个农民一份,由县财政出资免费赠阅,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县有线电视台每周制作一期浑江夜话节目,对执法热点问题进行报道评点,还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宣传报道｡各乡镇政府将学习､培训形成一种制度,一种风气｡乡(镇)､村组开展了培养法律明白人活动,加强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素质｡有的乡镇､村组､学校开展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知识竞赛｡有的学校搞了小法官模拟法庭演示活动｡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使全县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营造了一个执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为依法行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意识基础｡

加强对全县乡镇行政执法队伍的培训工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起器｡县政府全面实施以宪法为核心,以公用法律和专业法律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规划,把法制教育和依法行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提高乡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水平列为加强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重头戏,加强了对其培训的工作力度｡县委､县政府每年都举办乡镇领导干部轮训班,对乡镇法制干部进行培训｡

(4)健全乡镇法制机构,充分发挥其参谋和助手作用｡

为加强对乡镇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保证依法行政工作取得实效,该县各乡镇政府都建立健全了法制机构,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法制工作队伍｡从而使全县乡镇政府依法行政工作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领导体系,做到了宏观有人管､微观有人抓｡为了提高乡镇法制干部地位,有效当好政府的参谋助手,县政府明确规定,县政府法律制办主任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并要求乡镇政府也要这样做,所有政府文件必须经法制机构审核,政府的重大社会经济决策,要认真听取法制部门意见,充分发挥法制机构的参谋和助手作用｡他们要求全县法制机构和行政执法机构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优良环境,提供优质服务｡

2几点启示与建议

该县在乡镇依法行政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和作法,这些经验和作法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

(1)加强乡镇依法行政,乡镇领导班子的法律观念要增强,认识要到位｡认识问题不解决,依法行政工作就无法开展｡基层政府的行政理念要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方式上转变过来｡要从过去重管理轻服务转变到侧重服务上来｡要寓管理于服务中,不断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2)要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没有组织上的保障,依法行政工作就是一句空话｡要注意发挥法制机构参谋和助手作用｡行政执法人员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把执政为民的思想落在实处｡

(3)加强乡镇依法行政,需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基层政府面临着大量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不仅能看出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而且往往关系到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基层政府的服务水平｡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人民政府作为依法行政的“第一道防线”其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施行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依法行政难点的解决不是朝夕之间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要正确面对问题,剖析问题,循序渐进逐一解决问题,依法行政之路就一定能够越走越宽,依法治国的大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篇2

一、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是有关法律的明确规定。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请求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讼，求得司法救济的法律制度。

所谓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不因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暂时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从以上法律条文的规定中均可看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是明确的，它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一是为了保障行政机关合法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和保障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

二是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和对社会的管理权，具有其特殊性，行政权本身就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

三是为了保障行政管理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随意间断和停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执行力和强制力，不能因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停止和间断。

二、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两种理解。既然相关法律规定了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就应不折不扣地贯彻实施。在实施过程中，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种理解是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包括不停止履行和不停止行政强制执行及司法强制执行两个方面的内容。不停止履行，就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自觉履行，即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行政管理相对人就应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予以履行。不停止行政强制执行和司法强制执行是指为了保障行政权合法有效行使和行政管理活动的有序进行，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所采取的一种强制手段，包括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看，应当包含不停止履行和不停止行政强制执行及司法强制执行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均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以上法律条文的规定是明确的、一致的。

2、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途径来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均是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事后救济手段。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在没有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之前，它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因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讼而使其丧失法律效力。即使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仍然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从行政管理的需要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来看，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应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贯性。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一经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就中断或间断对其执行，势必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会使法律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对具体行政行为应予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不同于诉讼程序中的两审终审制，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就应当运用国家赋予的强制力来保证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是保证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公正的一种事后补救措施。而诉讼程序中的二审程序，则是在第一审裁判尚未生效的状态下进入的，上诉期未满或二审未终结，第一审裁判尚不生效，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审判监督。

第二种理解是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人民法院不能强制执行。

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自觉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二是行政机关不停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它不包含人民法院不停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这种理解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人民法院不能对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的条件；第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和不予执行。

首先，行政机关只能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议或者未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义务时，才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了行政诉讼的，行政机关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次，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生效，是人民法院受理并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条件之一。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还处在审查阶段，其效力也处在不确定状态，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还不具备人民法院受理并执行的条件。

再次，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这是一般规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如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才能先予执行，并还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除此之外，行政诉讼期间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不予执行。

2、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体现了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限内，人民法院不能对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如果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并已提起了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将要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行政机关又要求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行政审判庭又要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两案审查的是同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审查还没结案，同一案的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审查也不可能结案并进入执行程序，这也说明了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不能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

3、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阶段，如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审查后予以强制执行；假设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合法性审查后作出的是撤销决定或撤销判决呢，那岂不是同一人民法院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自相矛盾的不同裁判和处理吗？这种状况显然是与行政诉讼及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立法精神相悖的。

4、从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设立的最后一条补救渠道，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行为的一种救济，如果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人民法院又同时对被复议或被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实际上就是变相剥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复议权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其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合法有效的保障。因此，在行政诉讼期间，人民法院不能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理解。

二、对“不停止执行”规定的操作方法及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是统一的，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相继颁布并实施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等一批规范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的法律法规，都体现了既要公正执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又要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精神，在对“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的法律规定的操作上，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方法。

一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要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敦促其首先自觉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在具体行政行为经法定程序维持或撤销后，按照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所确定的内容最后实施执行。

二是加强行政执法的宣传和行政执法的力度。凡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授权有强制执行权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在未经司法程序确认为无效前，为维护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社会管理的稳定性，就立即进入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以保证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得以较迅速的实现。

篇3

【关键词】整合营销一致性营销组合传播组合

一、整合营销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媒体刊例价格持续提高，媒介选择日益多样化，消费者受到越来越多新兴媒体的冲击，如何更好的使用媒介预算，更有效的影响目标观众，更合理的使用营销组合，成为每一个市场营销专业人员日常工作的难题。整合营销最初的概念，就是从解决这些日常营销活动的困难中而来。为了避免不同媒介组合之间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将公司各项营销活动整合于企业战略营销管理目标体系之下，更好的促进营销效率的优化以及营销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公司提出并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整合营销行为。

科学而准确的为整合营销定义一个被所有人都认同的描述是很困难的，但经过大量的市场研究以及相当多的营销实践，学院派的代表们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可以被大多数营销者所接受的有关整合营销的定义描述：整合营销是由公司的各项营销组合传递给消费者的一个统一并且能够代表公司产品或公司形象的一元化行为。对于这一定义，一般而言有三个层次的解释范畴：其一，公司产品或公司形象的一些关键性元素（比如企业标识，颜色，文字等）在某一个营销或传播领域（如电视广告、促销单）的使用，与公司在其他所有领域使用的这些关键性元素需尽量保持完全一致，这里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形式上的一致，还表现为空间、时间以及目标对象选择的一致。其二，整合营销所谓的整合性，在于传播组合的高度统一。目标消费者的分化使得有效的触及目标受众以及与他们产生互动的沟通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巧妙的将公关活动和广告进行紧密的结合，灵活利用新闻曝光、节目赞助、体育赛事等软性宣传手段结合15秒或30秒硬广，在刺激消费者收看广告的同时产生口耳相传的传播效果甚至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理解为整合效果充分放大宣传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三，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整合营销必须围绕一个核心——一个统一的信息核。新时代的营销人员需要铭记于心，大量投入的电视广告并不是接触并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唯一途径和最优选择；与此相对，组合使用合适的传播工具并围绕需要传播的唯一信息核进行高效率信息传递才是现代营销活动重要方式。

上诉的定义描述比较全面的诠释了整合营销的概念，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上述的一元化行为更多的是从营销者和厂家的角度去解读整合营销，是具有其片面性的。1998年，美国的两位研究者（DuncanandMoriarty，1998）认为，消费者，包括其他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会从自身角度整合所接受到关于公司的所有信息，得出自己的结论，形成对公司的不同于营销者传播角度的公司形象。从这一方面来看，整合营销其实不仅仅是公司和营销人员单方面的概念。

整合营销在一个公司是否能够成功与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战略目标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公司的目标、规划、战略、使命都需要通过某一种传播方式，传递给特定的人群。整合营销的理论在公司的战略层面是营销战略的核心内容。譬如，一个以低成本为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的整合营销，他的所有营销理念都将围绕消费者价值最大化的核心信息，一些与此相关的概念或宣传点，如高性价比、消费者利益最大化、成本控制等都应非常频繁的重复于这些企业的营销策略点中。而对于一个追求差异化企业的整合营销，价格因素将一定不会在传播组合中提及，更多的重点将关注于产品的定位以及消费者的满意度渲染。

二、整合营销的一致性

在了解了整合营销的概念之后，我们需要更深刻的研究整合营销的一些特性和关键点。在之前的介绍以及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中，一致性被认为是整合营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九十年代初，营销工作者组合使用各种营销工具的开始阶段，整合营销就是被定义为营销组合传播一致性信息的营销手段。一致性也被许多营销工作者认为是整合营销最为重要的一环。然而，随着对于整合营销研究的不断深入，市场和消费者的变化为整合营销注入的新的内涵。一致性需要更加紧密、更加深刻的注入到品牌传播的内涵甚至于公司的营销战略之中：

1、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致性

一致性定义需要一个约定成俗的目标或者方向。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以消费者为中心是一个必须的一致性目标。但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成为整合营销一致性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公司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整体转变－将公司变成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型企业。公司的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流程必然发生改变，消费者中心的理念将成为公司各阶层各部门战略决策的第一影响因素。CRM的使用，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或向此方向努力的企业，决策层帮助各阶层的员工了解并且熟悉消费者为中心的管理软件。

整合营销需要整合整个公司的所有的部门和人员，将内部沟通与外部沟通将结合，对内与对外同时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传递给目标受众。将每一个员工都变成整合营销中的重要环节是越来越多公司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营销的价值和作用也被更多的企业所认识并重视。只有得到公司内部所有员工和职能部门的认可，整合营销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其最大功用。从海康保险、百安居使用自己员工作为电视广告的模特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经开始整合营销的公司是如何将内部营销与外部营销相结合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都是从内部营销开始，结合外部的传播手段，将信息整合的进行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双循环。

从内而外的整合营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当内部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开始传播后，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将成为外部营销的基础和依据，而消费者也不断的会反馈一些受到不同对待的信息，结合公司的营销组合，自内而外的整合营销很容易被内部的员工和外部消费者支持，成功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2、信息共享的一致性

公司对于信息的披露以及各种信息传播的重视程度，可以视为公司是否愿意与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进行整合营销的重要标准。通常而言，有意于或已经开始整合营销的公司更愿意采用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而一般的企业和公司往往多采用一些单向的沟通方式。整合营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完全敞开式的信息共享，企业完全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愿意为此而进行努力，而消费者也完全了解企业的状况，并达成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仅仅的买卖关系。

信息共享其实更多的是反应于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很难想象长期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行为且完全的展现自己是一种企业短期的做秀行为；更多和更长远而言，这种开放式的营销行为是植根于企业文化的一种长期的、一致性的企业传统。企业只有更好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更好将自己介绍给消费者，整合营销也才可能发挥其特定作用。整合营销正是建立在这种共享基础上的一种深度的营销理念。

3、架构的一致性

传统企业的架构是将公司分成一个一个的部门，各司其职，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分明，权限也比较明晰。这种架构有其明显的优点，但是，从整合营销的角度，它更像一件紧身衣，束缚了人们创造力和自由度；公司的营销行为也会因为营销职能功能性的不同，被分割为促销降价行为，公关营销行为，直接销售行为等。而企业内部的一些自发性的营销整合行为，也因为各自功能性的区分，被分割成为一部分一部分零散的独立市场行为。特别是最近二十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全球化扩张，营销管理的物理距离成倍的扩大，使得原来的隔阂和协调不利的局面也无限放大。跨国企业忽然间发现，内部营销的重要性更甚于外部沟通，企业的员工和商已经成为无数为企业形象进行营销宣传的第一阵线。他们不得不更多的借用整合营销帮助企业重整架构，使得每个员工或商都更加了解企业的文化和目标，深刻理解品牌内涵，将企业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以职能分开的部门。整合营销的过程，从架构上而言，就是企业架构重整的一体化过程。

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将非企业核心竞争立的功能外包给专业的商进行合作，而如何管理这些商在整合营销的过程中也有着区别于传统的对待方式。在整合营销中，不仅仅是商，宏观而言，整体的产业链都是被整合营销影响的范畴，产业链本身会形成一个整体的整合营销链。一般而言，在成功的整合营销体系中，一家资深的广告公司将扮演领头人的角色，整体营销链将围绕核心的理念以及已然形成的整合架构将一致性发挥到最大限度。整合营销链的各个环节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专业优势，相互弥补而增加整体的一致性，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整合营销为核心的网络架构，充分挖掘出产业链的核心竞争优势。

文化的改变是整合营销架构改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关系营销以及针对合作伙伴的双向营销在整合营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整个组织的文化导向扮演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它使得所有参与部门和参与公司都愿意并且积极的配合与所有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双向和多向沟通，并主动调整架构，使得这种沟通更加流畅与高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的运用。因特网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使得公司的文化和架构向更加整合的方向发展。信息的交换更加便捷，管理更加扁平化都使得整合营销的信息交互过程得以在企业和组织内部更加高效的进行。而信息化使得公司的各个部门或者产业链上各个公司也更容易的相互接触，相同的内部局域系统，辅助于配套的管理软件，企业和组织的架构在整合营销一致性的促进下，变得更加的整合，以及更加的高效。

当然，无论是公司内部架构的营销整合化，还是产业链架构的营销整合化，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各部门以及各公司之间的差异。虽然一致性一直被非常重要的强调，但是差异性也需要特别的进行关注。各部门毕竟专业分工不同，产业链上的各公司也由于专注方向不同，在一致性理念的前提下，整合营销的体现方式也有较大差异。求大同而存小异，理念的统一才是整合营销的精髓所在。

三、结论

整合营销从诞生开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更没有一种准确的形式或者案例能够说明倒底如何才算是完美的整合营销，它可以以很多方式体现，也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企业或者组织。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一致性是整合营销最重要的属性。企业传递的信息需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客户为中心需要得到公司所有人员的认同，公司自上而下也必须对于整合营销有一个一致性的肯定的认识和态度。

整合营销是一个公司战略层面的决策，是一种传播、接受、互动一致性的公司行为，并且对于所有参与的个人和组织都有长期的利益。在整合营销的任何一个过程，都会给企业的架构、文化、认识带来不同的冲击，这些都将刺激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Beard·F：IMCuseandclient-adagencyrelationships[J]，

JournalofMarketingCommunications，1997（12）.

[2]Duncan·T，Moriarty·S：Acommunication-basedmarketingmodelformanagingrelationships[J]，JournalofMarketing，1998（4）.

[3]Morgan·R·M，Hunt·S·D：Thecommitment-trusttheoryofrelationshipmarketing[J],JournalofMarketing，1998（7）.

篇4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是指代表国家处理赔偿请求，支付赔偿费用，参加赔偿诉讼的行政机关。它与行政侵权行为人并不一定是一致的，行政侵权行为人是指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正确确认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对及时受理、处理赔偿请求，保护请求人的合法权益，树立行政机关和国家的权威都有着重大意义。现根据《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如何确认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作一阐述：

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2、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法》虽未规定规章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赋予了规章授权组织的被告资格，所以其也可以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3、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如果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所实施的致害行为与受委托的职权无关，则国家不能对该致害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可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

4、派出机关在行使或者越权行使法律、法规、规章授予的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派出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派出机关执行设立机关交办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以外的任务时，视为受委托，由设立派出机关的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5、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且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以该机构为赔偿义务机关。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由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6、经过复议机关复议，由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可以作为赔偿义务机关，仅就其加重部分履行赔偿义务。复议机关与原侵权机关不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不负连带责任，各自承担自己的赔偿责任。

7、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需要注意的是：

（1）、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必须是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

（2）、两个以上的工作人员分属不同的行政机关，应当以该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3）、对行政机关应作宽泛的理解，它包括上述所有具备赔偿义务主体资格的赔偿义务机关。

（4）、两个以上的执法主体进行联合执法时，所有参与执法的主体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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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反复确立的就是主奴辩证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强势，他者则在长期的蒙昧状态中失去自我独立精神。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最明显的文本表征。鲁滨逊和星期五间的关系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通常从鲁滨逊的冒险开拓精神角度进行解读，从而掩盖了这一本质现象。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启发了大批边缘学者，他们开始把种族当做一个复杂的文化范畴，对其进行质疑、解构，“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数族裔获得一种族性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在整体文化观念中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面在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一面又在学术领域展开持续的反思、批判与创新。”他们开始质疑、颠覆、重构西方所谓的文学经典，揭示渗透在文本结构、故事情节和道德教诲中的种族等级制，进一步加深了文学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开始了对主流文学中所存在的习以为常的、隐含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进行批判，“他们开始把种族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思想范畴，而不仅仅从自然科学的的角度来解释，并同时借助西马与后结构主义的成套分析工具，对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质疑、解析与批判。”解构渗透到文本中的话语霸权和制度规范，使得“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则以自传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种族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文化政治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其种族斗争经历了族裔内斗争的文化政治学和族裔外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族裔内斗争求独立，族裔外斗争求认可。这两种斗争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独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得到他者认可的一种象征性存在。处于中国文化家庭中的华女，自小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在无形中习得了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国传统道德，遵守孔子教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个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勤俭节约等中国文化价值观在无形中，自小深入到华女阿五的心灵中。父亲带着她一起诵读中国经典，她六岁时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读书。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她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她为自己所属的种族而骄傲，为祖先所创造的丰富文化而自豪，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学习成绩而自豪，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认为他的成绩根本无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结论:外国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他人，他们天生冷漠。《华女阿五》的主要读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优秀，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华人形象是创作者显示其族裔属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黄玉雪极力想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她笔下的‘华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学中负面的中国人概念化形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美国社会文化的模范女性。”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融入主流社会，更重要地是让主流社会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书中大量介绍了中国文化，如“华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华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饮食，以及节日、婚丧嫁娶等习俗;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剧院、家族会馆、修鞋店、修表店、中药店，等等。”她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并非全盘采取赞扬的态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对比的立场上，根据美国这个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赞扬和详细描述三种不同态度。对待美国文化则以华人的眼光来审视，但“也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到华人文化中的许多错处。因此，我们有这种双重视野、双重传承，但我们的人生因为这两种视角而更显丰富。”在面对两种不同文化时，黄玉雪把两种异质性文化置放在一起，发现其中的异质和同质，使之相互转化，实现超越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建构。她之所以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元素就是尽其所能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可;对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会发出一个积极信息:我们不是消极被动地、封闭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国社会，而是美国主流社会拒绝我们的融入。但是作为华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种族歧视，取得了自己所认为的成功。儿童时期受到同龄学童的歧视，被称为;中学时受到学校辅导人员对华人的轻视。虽然在美国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书工作，虽然极尽其力，把一份冷冻疫苗工作报告写得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独具创见，依然得不到认可，晋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难。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认可，更是难上加难;结婚后，想在高档住宅区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给华人。“白人主流社会并没有把她当成平等的、独立的个人。苦思冥想之后，她灵感突来－把自己的奋斗经历写下来。”因为她想让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华人文化，她想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长及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汲取、拣选中美两文化的合用之处，以及如何努力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正是她的这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才使她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让那些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模样的美国白人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从这一方面而言，黄玉雪是成功的。同时，这本书的成功也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她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东亚各国旅行，随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经营旅行社为业。她对自己的不妥协进行过阐释:“‘不妥协者’，因为只有不妥协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组合，如果妥协的话，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话去做，这个世界就无法产生新事物。你可以做个不妥协者，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协，不去扰乱社会，因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妥协意味着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协者则与众不同。但他们都具创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这全都配合在一块。”这种不妥协精神就是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僭越，或者称为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在不失时第4期《华女阿五》:两种族裔属性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机地跨过既定界限，对主流的价值、观念、习惯、规定等进行修改、颠覆。颠覆被传统称为正典的、普通的价值体系。“文化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执的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声称‘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价值体系，与纠缠于暂时世俗利益的纷争政治相对立，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倾向。”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协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视进行斗争，以一种力求上进的精神求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进行族裔内斗争以求得独立，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结合西方文化，以一种超越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间模式建构独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个人独立，族裔文化的独立。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离不开社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因此“作为政治的动物，人就不能离开政治和道德观点来考虑文艺问题。”文化政治学中的“政治”体现为权力关系，即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种族斗争就是争取认可权力和独立权利的斗争，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构、重构、建构的非中心式建构模式，这些都明显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学的身份建构烙印。

二、性别所代表的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文化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强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现为非政治的、无所不在的触须、无意识渠道等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满斗争和喧嚣的政治场所在。“只有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有效分析，正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义，并且最终诉诸政治行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变革，把此岸世界建设成理想乐土。”文化政治学中，性别和政治联姻，从而出现了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性别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建构，反映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华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时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传统式的教育，学会了逆来顺受。孝顺是维系家庭的脐带，集体大于个人，家庭重于个人等观念渗入其幼小的心灵当中。父亲定下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要求孩子们无条件严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父亲拒绝为黄玉雪上大学时支付学费。玉雪并没有气馁，内心抗议:“生为女孩非我所愿。作为女孩，我也许不想仅仅为养儿育女而结婚!也许我的权利不止是养儿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个人!难道中国人认为女人就没有感情和思想吗?”在心理上，玉雪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抗，反抗中华族裔属性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人，为个人幸福去追求，这是美国教师传授给她的价值观。但在她幼时，父亲就谆谆教导她应为家庭荣誉而牺牲个人幸福。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两种属性:中华族性和美国属性。这两种属性在性别之战中体现出来，也体现出两种属性所各自代表的权力角力。父亲是第一代华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浓缩着中华族裔属性，他们内心中那种叶落归根的心理非常强烈，对故国的眷恋和回忆深深地刻印在内心深处。特别是当他们想极力融入美国社会而遭拒绝，处处存在的种族歧视让他们不断地回忆起故国，想躲进故国的回忆之中进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内，父辈感到惬意。有人聆听他们内心的苦楚，更有亲情、更温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则处处充满了纷争、竞争，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亲情。生活在唐人街让他们有种归属感。但代表着第二代华裔的黄玉雪则截然不同，种族歧视更坚定了其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而非逃避。她积极融入父辈所极力逃避的白人社会。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体验到隐私权受到尊重的幸福。和华人社会相比较，黄玉雪感到白人社会给了她更多的尊严和权利、温情和平等。而父亲所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认为女性一般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智商低下，不适合从事智力活动，属于无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为了她们自己，同时也为了社会公益，她们最好谦卑、缄默，不要抛头露面。”［2］为挑战父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她在一次开船典礼上，特意把一瓶香槟酒砸碎在船首，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形。因为在父辈所代表的华裔看来，女人触碰会给新船带来厄运和不幸。而黄玉雪竟然亲手把这艘船送出海，是她个人的殊荣，更是中国女性的殊荣和华裔的殊荣。“此举表现了黄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象征着她业已冲出束缚唐人街华人妇女的陈规陋习之藩篱。”［2］黄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行为颠覆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想象性建构，同时也打破了西方对华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在当时的美国流行文化中，东方女性毫无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测的狐媚，就是出卖色相的艺妓。甚至在美国华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说在刘裔昌的自传中，华人女子也被称作‘尤物’，这是个具有性暗示的词藻。与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华人妇女形象作一比较，黄玉雪笔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着真正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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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策法规能够提高行政服务水平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于医院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医院能够在市场中处于不败之地，医院一切工作必须以服务患者为重心，行政管理也不例外，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患者，或者间接为患者提供服务。而对于患者而言，医院行政管理中能够将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等运用其中使患者实实在在地感到医院带给他们的温暖和关心，也就无形中树立了行政管理及服务的品牌。

1.2政策法规是医院行政管理的后盾

医院的行政管理和企业行政管理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在医院行政管理过程中政策法规则成为了运转的坚强后盾。在我国医院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传达、组织、协调、督促等任务。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必须树立“临床第一”的服务理念，将相关政策法规熟记于心，并且善于运用政策法规去解决科室间的关系，能够为患者解决实际问题，尽可能地减轻医务工作压力，把行政管理功能发挥到极致[5]。此外，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善于发现一线科室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保证一线能够正常运转。

1.3政策法规能够提高医院整体效益

医院行政管理在我国现行医院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策法规在现代医院管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管理人员掌握政策法规并且正确、合理地运用，将直接影响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的运行，它制约着全院的整体效益。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等人曾经在自己的书中说到：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政策法规则是“做正确的事”。医院的行政管理并不应该背离政策法规而独立存在，两者应该共存。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该着眼于政策法规，然后再更好地完善行政管理[6]。医院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更是一个高技术含量、多专业协作的特殊专业，对从业人员要求较高，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相对较大。医院应该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的管理主动性，让他们能够根据政策法规充分激发人力资源潜能，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从源头上促进医院整体效益的提升。

2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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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行政管理也是一种法制化的管理。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行政法制有不同的特点，并有相应的行政法制度。在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理论上强调的是“斗争哲学”。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就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建立了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在行政法上既强调权力与服从的统治关系和行政行为的权力、强制、单方面意思表示等法律属性，又强调“无法律即无行政”以防止行政走向君主专制。但在19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统治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统治阶段，在理论上强调的是“合作哲学”，即变性恶为性善，变对立为合作，变消极为积极，变机械为机动。在法制上，变分权制衡为分工合作，变重法治的形式为重法治的目的；在行政法上，也就强调服务与合作关系和行政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认为，行政行为不再是一种消极防范行为，而是政府对公众的一种积极服务，但公众对这种服务也必须予以积极地配合与合作。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借鉴民法上的契约原理，建立起行政合同制度；要求只要能实现行政目的，都应当以行政合同来代替单方面的、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这样，本属民法领域中用以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债权得以实现的担保制度，也被运用于行政管理，以保证相对人履行其行政法上的义务，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合同制度。

我们认为，行政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分配。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服从公共利益，即以公共利益为本位。因此，行政行为具有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行政主体完全可以强制要求相对人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但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又具有一致性，公共利益最终都要分配给相对人享受。在公有制社会里，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更加明显和突出。这就要求国家充分尊重公众的个人利益，增强分配的公正性和行政的民主性，从而提高公众对行政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从行政法学上看，尽管行政主体可以通过行政强制措施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直接实现与相对人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但在维护行政法制严肃性的同时，应尽可能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增强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因此，行政法治和行政民主要求我们必须建立既能优先保护公共利益又能充分尊重个人利益，既能维护行政法制严肃性又能增强行政行为可接受性的行政法制度。我们认为，行政担保就是其中之一。

行政担保突出体现了行政法的精神，既能维护行政法制的尊严，又能充分尊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担保是相对人对公共利益表示尊重，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的一种承诺。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之所以信任并接受相对人的这种承诺，并非完全基于本身的主观判断和幻想，而是具有客观基础的。这个客观基础就是相对人所提供的保证人、保证金和抵押物等。相对人违背自己的承诺将会带来更为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行政担保的存在，相对人一般不致违背自己的承诺，即使违背自己的承诺也不致损害公共利益。同时，行政担保也是行政主体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是行政行为具有可接受性的具体体现。它既能满足相对人的合理要求，避免对相对人个人利益的不必要损害，又能使相对人主动履行其行政法上的义务和积极配合行政主体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目的。

总之，行政担保是一种具有广泛和重要应用价值的行政法制度，但它的建立和完善应体现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精神。

二、行政担保的性质

行政担保的性质，是指行政担保本身所具有的法律属性。我们认为，行政担保实质上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依法允许相对人以一定方式保证其履行义务的一种双方或多方行政行为。与一般的民事担保和行政行为相比，行政担保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行政担保是一种行政行为

行政担保是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尽管并不纯粹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但体现了行政主体的意志。并且，相对人所作的意思表示是否有效，最终将取决于行政主体的意志。也就是说，对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承诺，是否值得信任，是否足以维护公共利益，取决于行政主体的判断。行政主体作这种意思表示时的身份，并不是法人而是行政权主体，即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作这种意思表示的目的，并非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这种意思表示一旦作出，就能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并且，行政主体可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单方面变更或解除行政担保关系。

（二）行政担保是一种双方或多方行政行为

行政担保不仅体现了行政主体的意志，同时也体现了义务人的意志。行政担保的有效成立，是行政主体与义务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没有义务人的有效承诺，行政担保无法成立。通过保证方式而成立的行政担保，还体现了保证人的意志，是行政主体、义务人和保证人三方主体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因而，行政担保是一种双方或多方行政行为即行政合同。作为一种双方或多方行政行为，它的变更和消灭仍应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能绝对地约束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仍有权以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变更或消灭已有效成立的行政担保行为。这是因为，之所以能以行政担保这种双方或多方行为来代替行政强制措施等单方行政行为，是因为个人利益符合或不致损害公共利益；在行政担保中，利益关系中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公共利益，并未让位于个人利益，也并未降至与个人利益相等的地位。因此，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也并不能超过行政法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行政担保是一种从属性行政行为

行政担保是权利主体即行政主体和义务主体即相对人就义务的履行而达成的合意即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行政担保行为是以行政主体已经作出的设定相对人义务的，从而使行政主体成为权利主体、使相对人成为义务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先行存在为前提的，是以保障已设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为目的的。如果没有先行设定相对人义务的行政行为的存在，也就不需要行政担保行为。并且，行政担保行为也将随着设定相对人义务的先行行政行为的消灭而消灭。因此，行政担保行为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行政行为，而只是一种从属性行政行为。

三、行政担保的适用

（一）行政担保的适用范围

行政担保可适用于人身义务的履行保证。例如，治安管理中被裁决拘留的人在提供一定方式的担保后，接受拘留的义务可暂缓履行。行政担保也可适用于财产义务的履行保证。例如，《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对于无法或者不便扣留的货物、物品或者运输工具，海关可以向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收取等值保证金或者抵押物。”行政担保可适用于作为义务即行政法规范要求相对人以积极的方式作一定行为的义务的履行保证。例如，对海关监管中应交验有关单证的义务，进出境当事人由于法定原因不能及时履行的，可向海关申请担保放行。行政担保也可适用于不作为义务即行政法规范要求相对人不作一定行为的义务的履行保证。例如，为了保证纳税人对不得转移、隐匿应纳税财产或应纳税收入义务的履行，税务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纳税担保。行政担保除了能适用于外部相对人义务的履行保证外，还能适用于内部相对人义务的履行保证。例如，在行政监察中，为了防止监察对象串供和毁灭证据，监察机关可责令其提供担保。

行政担保不同于民事担保。行政担保作为一种行政合同，只是行政主体借以实现行政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是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个人利益的一种制度。因此，尽管可适用担保的义务几乎是不受限制的，但行政担保的适用却又不能不有例外。我们认为，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不适用担保：（1）保证履行的义务是应即时履行的义务。行政担保的实行，使得相对人可以暂缓履行其负有的行政法义务，从而避免或减少利益上的损失。因此，适用担保的义务必须是能暂缓履行的义务，即暂缓履行不致损害公共利益的义务。凡是应即时履行的义务，即只有立即履行才能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如对即时处罚、即时强制措施等行为中所设定的义务和食品、药品控制等行为中控制危害发生、扩大的义务，都不能适用行政担保。（2）担保所维护的利益是违法的个人利益。适用行政担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尊重相对人合法的个人利益。相对人非法的个人利益，不但不应得到尊重，相反应受剥夺。因此，在有可能使相对人牟取非法利益时，不能适用担保。对此，有关立法已予肯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口货物申请担保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下列情况海关不接受担保：第一、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未领到进出口货物许可证件的；第二、进出口金银、濒危动植物、文物、中西药品、食品、体育狩猎用枪支弹药和民用爆破器材、无线电器、保密机受国家有关规定管理的进出口货物，不能向海关交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和证明的。

（二）行政担保的适用条件

行政担保尽管是一种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行政行为，但双方主体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相反的。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担保，增强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通过行政担保，承诺履行义务，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这就决定了责令担保和申请担保在适用条件上的区别。

一般说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行政法规范应规定由行政主体责令相对人提供担保：（1）没有相应行政强制措施能足以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不仅应基于需要，而且应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能。如果行政主体无权或难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则只能通过行政担保来维护公共利益。例如，行政主体在查处内部行政违法失职行为时通常不能对公务员的人身和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但是为了防止有违法失职行为的公务员串供或毁灭证据和逃避、阻碍查处行为的发生，可以责令该公务员提供行政担保。再如，在计划生育管理领域，通常也是难以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相对人采取人身和财物的强制措施的，但却可以采取行政担保，以切实保证相对人履行计划生育义务。（2）行政强制措施的标的物难以保管的。在行政强制措施的标的物，作为证据保全作用已经完成，但是否应予没收、销毁、退还等有待查证、处理，行政主体保管该标的物需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并有可能灭失、损坏时，也可责令相对人领回并责令其提供等值的担保。相对人不愿担保的，行政主体有权变卖该标的物，留置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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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外兼治；椎动脉型颈椎病；治疗方法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进展缓慢的退行性多发性骨疾患，多见于中老年人。我国每年100万脑血管病人中的25%是因颈椎病诱发的。其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为本；风寒外侵、血脉瘀结、风阳上亢为标。轻者头、颈、臂、手、背疼痛，酸软麻木、头晕、耳鸣，重者一过性脑缺血猝然晕到。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工作和日常生活。目前对本病的治疗多采用非手术治疗，笔者运用中医内外兼治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21例，收到满意疗效，现将治疗方法报告如下。

1一般资料

21例中，男13例，女8例；年龄最大60岁，最小28岁；病程最长10年，最短3个月，所有病例均经临床确诊。

2临床症状及体征

间歇性头疼或偏头疼、头晕、有时突然晕到，过时清醒。部分患者有上肢酸麻无力、记忆力减退、耳鸣、失眠等症状。压顶试验、臂丛牵拉试验阳性，棘突部位压痛明显。X线检查：椎间孔变小、颈曲异常、钩椎关节侧方增生。多普勒检查：椎动脉走行异常、管径变小、每分钟血流量减少。

3治疗方法

3.1中药内服：①风寒湿阻型：以疼痛重滞为主，每遇天气阴冷变化时症状加重，项背不舒，舌淡、苔薄白，脉沉紧。治法宜疏风散寒、温经通痹，方选桂枝加葛根汤和羌活胜湿汤加减。②肝肾不足型：每遇劳累症状加重，头晕目眩，腰膝酸软，形体消瘦或头皮麻木，舌色淡而瘦小、脉迟、细、弱。治法宜补益肝肾、温阳通痹。方选独活寄生汤和阳和汤加减。③气血亏虚型：肢体乏力，面色少华，声低言微，精神萎靡，纳差多汗，舌淡白，脉细弱。治法宜补益气血、和血通痹，方选八珍汤和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

3.2推拿理筋：①先分别按揉风池、天鼎、缺盆、肩井、曲池、手三里、小海、内关、神门穴位5～10分钟；②后用磙法放松颈部两侧肌群及肩部、背部的肌肉5～10分钟。③以手掌大鱼际部位循膀胱经和督脉，从腰部单方向推至大椎穴5遍，以患者感到局部发热为宜。④拇指上下推揉颈两侧棘间韧带、斜方肌，并配合推桥弓至肩部，初步放松后进行拔伸法。⑤理指、抖搓上肢，掌叩击背部2遍，提拿两侧肩井穴3次结束手法。

3.3针刺艾灸：常取绝骨、后溪两穴，再佐以大杼、天柱、天井、魄户等穴留针12～20分钟，每日针刺1次。阴骨穴用毫针快速进针，“得气”后留针5分钟，捻转1次。留针期间，取直径2～3厘米、厚约0.2～0.3厘米鲜姜一片，中间以针穿孔数个，放在突起的棘突上，再将艾炷放在姜片上点燃施灸，施灸部位皮肤红润而不起泡为度。

3.4穴位注射：川芎嗪注射液4ml、维生素B1注射液100mg加入5%葡萄液10ml，皮肤常规消毒后，取5号针头，垂直刺入颈夹脊穴和阿是穴30mm，“得气”后回抽无血，每穴注入0.5～1ml，每周3次，10次为1疗程。

4治疗结果

4.1疗效标准:治愈：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恢复正常工作、可从事重体力劳动。好转：症状和体症明显好转或基本消失，可以从事轻体力劳动，劳累后有不适感，经休息或服用药物消除。无效：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治疗前后无变化。

4.2治疗结果：治愈8例，好转10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85.72%。

5病案举例

张某，男，38岁，2007年8月3日初诊。颈肩痛3月余，自觉颈部肌肉僵硬，活动受限，有时头痛、头晕，恶心、耳鸣。X线提示：颈部生理曲度改变、椎间孔变小、钩椎关节增生。诊断为椎动脉型颈椎病。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先予以推拿理筋、针刺艾灸、穴位注射治疗方法减除病痛，后以补益肝肾不足，方用独活寄生汤、阳和汤加减内服，治疗3周后症状大为改善。为巩固疗效又治疗3周，随访至今未复发。

6注意事项

①此病的诊断必须与影像学检查相结合，不可单靠临床症状和体征。②脊髓型颈椎病、椎管内肿瘤、颈椎结核、颈椎骨折脱位、皮肤溃破感染等，严禁推拿治疗。③穴位注射时严格遵守注射部位、注射器具的无菌性操作；注射药物选择临床常用、安全无毒副作用的针剂；掌握注射穴位的准确性及深度，避免血管和神经的损伤。④对伴有严重心脑疾患的患者在施治时循序渐进，避免高强度的刺激性治疗，防止意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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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存在审查标准形态单一，审查标准界限模糊、实践运作混乱等缺陷，影响了司法审查功能的发挥。面对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提高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的确定性，建立以合法性审查为主，合理性审查为例外的多元化的司法审查标准体系。

引言

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最终保障者，通过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维护、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阻止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据统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案件约占全部行政案件的50%至70%.[1]由此可见，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不仅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也为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司法审查标准作为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合理的标准或尺度，在司法审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2]但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一部分，其审查标准《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审查标准如何，没有规定。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解释》）确立起来的。《若干解释》第93条明确了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第95条还规定了三种不准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这三种情形通常被作为是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司法审查的衡量标准。《若干解释》确立的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标准，对于司法实践的运作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但随着行政法制化进程的加快，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已凸显其不足，影响了司法审查功能的发挥，对其改革和完善也应引起理论界和实务者的关注。本文以合理构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为契机，仅从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入手，对审查标准的完善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之缺陷

（一）审查标准形态单一

司法审查标准从审查对象的不同，其审查形态可以划分为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三种审查标准形态。从《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第93条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形态是单一的，即合法性审查标准。然而，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依法律对行政主体的约束程度，行政行为有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之分。行政主体实施羁束行政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进行，行为只有合法与违法两种可能。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法规范的适用具有较大的选择、裁量余地的行政行为”。[3]因此，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不仅存在合法与否问题，而且也存在合理与否、适当与否问题.[4]面对不断膨胀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单一的合法性审查标准形态对合法但不合理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控制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需要一种新的控制标准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不适当的损害。

（二）审查标准界限模糊

依据《若干解释》第9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1）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2）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3）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上述三种情形作为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衡量标准，《若干解释》采取的是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规定，审查标准较为原则。《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形也未作细化解释，致使三种审查标准主观认识上仍很模糊，存在操作性不强的通病。

（三）审查标准运用混乱

由于审查标准概念模糊，不具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其理解和运用显然各不相同，因而实际运作过程中做法不一。有的法官仍套用行政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标准作为非诉执行案件的评判标准；有的对非诉执行案件只作程序上的审查，审查流于形式；有的则由法官自由裁量，审查标准可严可宽，随意性大。这些做法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适用标准混乱，审查结果不统一。此外，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虽合法却显失公正或超出合理限度，有可能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往往无能为力只能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被执行人以行政机关或显失公正为由提出异议抗拒执行时，行政机关大多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放弃部分国家公权力为代价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能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反而使行政相对人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产生质疑，给行政管理的实施带来消极影响。

二、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之完善

由于现实中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和差别性，从提高行政执行效率和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对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可以采取多元化标准。根据审查对象的不同，运用相应的审查标准，建立以合法性审查标准为主，合理性审查标准为例外的非诉执行审查标准体系，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审查的不足。同时，提高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标准的确定性，便于人民法院正确掌握和运用，避免对行政行为审查“过”与“不足”的双重危险性，有利于减少司法与行政的冲突，从而从根本上建立起司法和行政的谐调关系。[5]

（一）合法性审查形态下的审查标准

对于非诉执行中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已作出了较多原则性的规定，笔者仅就合法性审查强度和标准的细化做进一步探讨。

合法性审查强度的选择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强度如何，在理论界和实践中认识不一，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严格性审查，采用《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审查标准，既审查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又审查实体是否合法。另一种观点主张程序性审查，只对申请执行的程序和条件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无须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还有一种观点主张适当性审查，即以是否明显或严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被执行人实体合法权益为标准进行审查，这也是当今一种主流观点。对非诉执行司法审查标准强度的确定，笔者赞同采取适当性审查标准，理由有二：

第一，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审查，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权，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监督制衡机制。如果法院只审查申请执行的程序和条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进行审查就径自予以执行，事实上就蜕变为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丧失了法律授权的意义，也无法实现监督制衡的目的.

第二，非诉执行与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置其功能都是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达到维护和监督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但非诉执行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司法手段强化行政管理，维护社会利益，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行政相对人放弃或丧失诉权之后，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行政机关就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此，非诉执行与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虽然都涉及合法性问题，但二者的审查标准应该有所不同。非诉执行审查标准在设计上既要防止监督和控权的不足，又要尊重行政权的行使。审查标准应当低于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但也不能审查虚置，流于形式。为提高司法和行政效率，对非诉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只能采用适度审查的标准，将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标准定位为“明显违法”。

合法性审查标准的细化

“明显违法”主要指以下情形：1、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所谓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是指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缺乏主要证据，或者行政机关对相应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造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致使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无法成立。主要表现为：（1）行政机关在法定审查期限内未能提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的；（2）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基本事实的；（3）相对人提交了足以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的证据；（4）其他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2、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所谓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是指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或者适用法律有明显的错误等情形。主要表现为：（1）具体行政行为没有适用任何法律规范的；（2）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明显不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情形的；（3）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了尚未生效或已经失效的法律规范的；（4）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规范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5）其他明显缺乏法律规范依据的。3、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所谓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作出该行为应当遵循的步骤、顺序、方式和时限等要求。主要表现为：（1）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缺少法定程序的；（2）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3）行政机关以暴力、胁迫等不正当手段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4）行政机关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收集的；（5）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证据的；（7）其他严重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4、超越职权。所谓超越职权是指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界限，行政机关实施了无权实施的行政行为。

主要表现为：（1）行政机关行使了宪法、法律没有授予任何国家机关的权限或行使了法律授予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2）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地域范围；（3）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额限度。5、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此条既是概括性规定，也是一个兜底条性条款，需要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判断.

（二）合理性审查[6]形态下的审查标准

合理性审查原则的引入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容易造成滥用，并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侵害。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中，西方法治国家司法机关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经历了由“无为”到“有为”的态度转变，诸如合理性原则、比例原则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司法积极回应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产物。[7]合理性审查标准的运用早在18世纪的英国就已存在，到20世纪初合理性审查标准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各国都通过对滥用自由裁量权或的扩张性解释，不断扩大合理性标准的适用范围，适应了现代行政法治已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发展为实质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8]

在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至今日，行政自由裁量权仍游离于司法审查的边缘。合理性审查原则能否成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行的又一个司法审查原则，在行政诉讼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仍争议不断。在非诉执行中，对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法律法规并未作特别的限制。其中不乏大量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处罚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享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之多，处罚种类之繁，处罚数量之巨，使其成为对我国公民权利义务影响最大、社会关注最多的行政法领域之一。而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法律对行政处罚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疏，导致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过多，极易助长行政处罚权的滥用。[9]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日益广泛，日益多元化的情形下，在非诉执行司法审查标准中引入合理性审查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合理性审查强度的确立

合理性审查原则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可以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进行任意的、无限度的司法审查。法院必须在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基础上，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持慎重审查态度，以严格标准要求和评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不仅妨碍了行政管理效能的发挥，也使政府所承载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目标难以实现。因此，法院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强度是有限审查而非全面审查，只能对违反合理性原则达到严重程度的行政行为，才不准予执行。对违反合理性原则较轻微的行政行为，出于对现实行政法制发展现状和维护行政效率的考虑，一般准予执行。判断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可定位为“明显不合理”。

合理性审查标准的细化

“明显不合理”指以下情形：1、明显。所谓指表面上行政机关虽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但行使职权的目的违反法律、法规赋予其该项职权的目的。它的根本特征在于行政机关违反法律宗旨，出于不正当的动机和目的行使权力。[10]也应达到明显或严重的程度才构成“明显不合理”。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所谓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指行政处罚虽然形式上不违法，但处罚结果明显不公正，损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11]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或同类案件中各被处罚人所受处罚也应相当，如果处罚明显不相当或畸轻畸重，则可认定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合理性审查标准的运用

由于法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标准较为原则和笼统，需要法官灵活和理性地运用合理性审查原则对行政机关在裁量过程中是否明显或严重违反规则进行审查。第一，平等对待原则。平等对待原则源自于宪法上的平等权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行政决定时应做到平等对待每个行政相对人，即同种情况同种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不能因人而异。第二，比例原则。比例是衡量公平正义的内在标准，比例原则着眼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正当关系，要求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结果）手段的措施，必须符合正当性。[12]行政机关在选择执法的方式、方法和范围、幅度时，必须把握合理的分寸和尺度。借鉴德国学者的解释，比例原则包括三层含义：（1）合适性或适当性原则。行政机关采取行为的方法必须适于实现法律规定的目的，即行为方式具有适当性。（2）必要性或侵犯性最小原则。行政机关在若干适合实现法律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使用对相关当事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最小的方式，或称之为行为方式具有必需性。（3）狭义比例或相当性原则。必需的行为方式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应当均衡、成比例，符合狭义的比例原则.[13]违反比例原则只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才能被认定为或显失公正。超级秘书网

合理性审查标准的启动

合理性审查标准适用的对象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在审查非诉执行案件时，并非对任何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都要进行合理性审查，只有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审查期间内，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提出异议，人民法院才审查。被执行人在法院审查期间内未对合理性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一般不应主动审查。

结语

不断的前进，不停的反思，这是任何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14]随着依法治国和行政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确立多元化的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审查制度，必将对行政诉讼法学理论和实践以及行政管理秩序健康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奚晓明：《让法官不再惧怕得罪政府》，新华网，2006年9月24日访问。

2、罗豪才：《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369页。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4、杨卫东著：《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90页。

5、杨伟东著：《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8页。

6、合理性审查是建立在合法性审查之上的，只有经合法性审查确认行政行为合法后才进行合理性审查，这里所讲的合理性审查，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

7、王振清主编：《行政诉讼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9月第1次印刷，第43页。

8、王学栋：《完善我国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的思考》，，2006年10月9日访问。

9、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修订本，7－9页。转引自杨卫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第189页。

10、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07页。

11、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09页。

12、杨伟东著：《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篇10

[关键词]正义论；稳定性；正义感；正当与善；人性基础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9―0069―04

罗尔斯正义论的稳定性问题主要针对良序社会而言。良序社会是指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接受并知道其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同时，基本的社会制度满足着并且也被看作是满足着这些正义原则。由于一个良序的社会是持久的，那么，支配该社会的正义观念就可能是稳定的。

稳定性是各种道德观念追求的特点之一，正义观念也不例外。“无论一种正义观念在其它方面多么吸引人，如果它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使它不能在人们身上产生出必要的按照它去行动的欲望，那么它就是有严重缺陷的。”罗尔斯对稳定性进行论证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其公平的正义论――由于它更符合道德心理学原则――可以产生出自身的支持力量，因而具备可欲性与可行性，且优于传统正义观。可以说，正义观念的稳定性就是在各种动机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是指一种社会的系统的平衡。这就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和个人的道德行为两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正义观念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良好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不再变化，而是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变化，它们始终保持公正或接近于公正。干扰正义的各种因素由体系内的各种力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作出有效纠正。在这些力量之中，个体的社会成员所持有的正义感具有一种根本的作用。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这种正义感本身是否合理或正义感是否因其本身而善?从自身本性出发，人是否愿意选择且能够坚持正义原则?这些问题的解答对正义论的稳定性证明至关重要。至此可知，稳定性问题的论证的重点为：(1)关于正义稳定性的道德心理基础；(2)正义感本身的合理性，即正当与善的关系说明；(3)正义论的人性基础。

一、关于正义稳定性的道德心理基础

罗尔斯论证正义原则之道德基础的步骤之一是探讨建立正义稳定性的道德心理基础，亦即人的正义感发生和形成的主体心理过程。为此，罗尔斯集中阐述了两个问题：

1　人类道德情感的发生与发展

关于道德情感的发生，罗尔斯批判性地考察了两种传统理论：一种是“从经验主义学说中历史地产生出来的、并表现在从休谟到西季维克的功利主义者的学说中。它的最新发展形式是社会学习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的观点，人天性缺乏善感而多含恶欲，只有通过后天学习和教育，才能培养其道德情感。与这种道德学习论观点相对立的是从卢梭、康德乃至密尔等人的理性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道德学习论，皮亚杰的发生学理论是其最新表现形式。它认为，人的道德意识是人内在理性和情感能力按照它们的自然倾向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罗尔斯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心理学。正如万俊人先生所说：“一方面，他承认人的道德意识和情感的培养确实需要某些外在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教育是其"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把道德感视为外部强加的结果，认为它只能是人自身属性(理性)在正义和和谐的社会环境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这一生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原则的道德。如果说，儿童的权威道德内容包括了爱、信任、服从和忠诚，社团道德包括了公正、忠诚、相互信任和平等正直等社会交往道德规则的话，那么，原则道德则是将这些内容进一步以最高形式加以抽象、升华。它不再拘泥于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情感观念或规则，而是追求一种共同普遍的道德感和政治原则。

2　正义感的形成及其道德意义

人类道德情感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类正义感的形成过程。正义感是人类共同而持久的正义倾向。随着道德情感的发展进入原则道德阶段，正义感也就形成了。以道德情感发展的三阶段为基础，罗尔斯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道德心理学法则系统，详细描述了正义感的形成过程。该系统与道德情感发展的三阶段相应，包括三条基本法则：

“第一法则：假如家庭教育是正当的，假如父母爱那个孩子，并且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关心他的善；那么那个孩子一旦认识到他们对他的显明的爱，他就会逐渐地爱他们。

第二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获得了与第一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加入一种社会安排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他人带着明显的意图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并实践他们的职位理想时，这个人就会发展同社团中的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的联系。

第三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形成了与第一、第二条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假如一个社会制度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这个人认识到他和他所关心的那些人都是这些社会安排的受惠者时，他就会获得相应的正义感。”

三条心理学法则最明显的特点是都诉诸一种公正的制度背景，并且在后两个法则中这种背景还是公认的。换句话说，人们是按照对制度和他人影响自身的善的程度的了解而获得对他人和制度的依恋关系的。从中体现出的基本观念是一种互惠的观念，即一种以德报德的倾向。罗尔斯将这种倾向看作是一个深刻的心理学事实。通过以德报德而形成的正义感能力，是人类交往的条件之一，而且“最稳定的正义观念，可能就是建立在这些以德报德倾向之上的，由于这些正义观念具有最稳定的性质，那么相应的正义感也就是最稳固的”。

罗尔斯不仅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因受到三个心理学法则的支持，所以是一个稳定的道德观念；并且，他还认为，与传统学说特别是功利原则相比，公平的正义观念更稳定。原因在于，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首先，表现出的对人类善的无条件的关心更为强烈，并且激发了人的自我价值感――这种价值感加强着人们以德报德的倾向；其次，具有明晰性，更容易被人理解；第三，体现了人们的道德自律。这三个因素实现得越充分，所获得的正义感就越强烈。最稳定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对我们的理性来说是明晰的、和我们的善一致的并且根植于一种自我肯定而不是克制的正义观念”。因此，公平的正义观与其他理论相比，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二、正当与善的区别与契合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得出：对良序社会中的人们来说，肯定他们的正义感并使之成为他们的生活计划的调节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但有待于说明的是：正义感，作为一种运用正义原则和按照正义原则即按照正义观点去行动的有效的调节望，本身是否的确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这种用正义观点指导的起调节作用的情操是否与个人的善一致。这涉及对正当与善的关系的说明。

1　正当与善的区别

正当与善是解释道德价值论的两个基本概念，

“一种道德学说的结构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把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和如何规定它们之间的差别”。联系的方式及对两者差异的规定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道德学说。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观，规定正当优先于善，并提出了二者的三个区别。第一，正义原则(更广义的正当原则)是处于原初状态的人们所选择的原则，是达成一致的政治观念；合理性善的原则不是被选择的，并且，合理性善的原则没有必要要求一致性，每个人只要他的意图与正义原则一致，便可以自由地按照他的愿望计划他的生活。第二，个人在关于他们的善的观念方面存在许多重大区别是一件好事，而对正义观念来说则不是这样。在一个良序社会里，公民们持有相同的正当原则，但在许多是涉及个人善的问题上，不存在要达成一项公认判断的紧迫性。人们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善，人们具有各自不同的计划是合理的。第三，正当原则的运用受到无知之幕的限制，而个人对善的估价却依赖于对事实的充分认知，一个人对自己的合理计划从头到尾都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

罗尔斯认为，通过这些对比，使得我们能够清楚契约论的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区别，从而说明坚持正当优先于善是正确的选择。功利原则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被理解为合理欲望的满足的善，但合理计划的决定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不确定的，因此这对功利原则作为标准造成了困难。但对公平的正义来说则并不构成困难，“因为计划的细节并不影响我们确定什么是正当或公正的”。并且，功利主义还得承认，由这种不确定性允许的种种偏爱可能导致通常理解的非正义。如某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厌恶某种不引起社会伤害的或宗教活动，就会采取粗暴的压制手段来进行反对。但在公平的正义原则方面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如果某种大多数人的信念仅仅是偏爱，且没有任何先行正义原则为基础，那就不可作为正当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这些区别来自于契约论的结构，来自于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并且，正当对善的优先性，不仅吻合我们的日常倾向，而且是把我们的考虑吸收到了正义理论中。

2　正当与善的契合

正当优先于善，不等于正当与善的绝对对立，否则，正义论便失去了其合理性根基。问题是：若假定正当与善是可以相互契合的，那么二者以何种方式达到契合?或者说二者实现契合的途径是什么?罗尔斯从善的理论出发对此进行了论证。

罗尔斯将善的理论区分为善的弱理论与善的强理论。善的弱理论的作用在于保障论证正义原则所需要的基本善的前提。也就是说，善的弱理论只与基本善的前提――理性的人们合理性的生活计划相关。在此，善的弱理论涉及对合理性善的理论的最初理解，合理性善的概念指的是合理性的生活计划。罗尔斯假定民主社会的成员都有一种合理性的生活计划，他们按照这种合理性的生活计划来安排他们较为重要的追求，培植他们的各种生活资源，以便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来追求他们的善的观念。罗尔斯认为，这是他提出基本善的条目的前提。因为任何能够发挥可以合理期许公民们承认的公共证明基础作用的政治正义观念，都必须考虑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善的人类生活和基本的人类需求与目的的实现问题。换言之，基本善是从合理性的概念出发，作为普遍欲求的善提出的。如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最重要的自尊这些基本善的条目都需要善的弱理论来说明，而不能从正义原则的约束性条件中得到说明，其原因是这些基本善的条目是选择正当原则的前提之一。

一俟基本善的概念得到了说明，所需讨论的是如何在进一步发展的善理论中使用正义原则，这种进一步发展的善理论罗尔斯称之为善的强理论。这种善的强理论是把正义原则看作是已经得到了辩护的原则，然后又以这些原则去规定与善概念有关的其他道德概念。例如，罗尔斯把德性看作是一些引导我们按照一定的正当原则行为的情感和习惯态度。因而一个好人，或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也就是“一个具有超过常人的较高程度的、人们可以合理地相互要求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道德特性的人”。由于正义原则已经为人们所选择并且人们愿意服从它，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预期，好人就是具有在一个良序社会中的成员可以合理地要求于他们的同伴的那些道德特性的人。

从善的弱理论作为一种论证前提，证明了正义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到正义原则作为基础，限定了善的强理论发生作用的范围，正当与善实现了契合，即达到了一致性。正当优先于善的立论不仅得到的确证，且证明了正义本身的合理性――正当因其本身而善。从而使得一个良序的社会具有了足够的稳定性。

三、正义论的人性基础

通过对人的道德心理基础及正当与善的关系的论述，正义感的形成与作用及其本身的合理性得到了阐明。最后须论证――此论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人出于自己的本性，是否会选择正义原则，将其付诸实施，且持之以恒。

罗尔斯认为，可以把原初状态看成是对康德的自律和绝对命令观念的一个程序性的解释。调节康德的目的王国的原则也就是将在原初状态中进行选择。原初状态作为一种社会契约论的设计，它体现着自律概念与客观性概念的一致性。自律的行为是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的我们依据自己所理解的行为原则作出的行为，这些原则是这样一些客观性原则，即由于无知之幕的限制，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情景而是从每一个人都能独立地采取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社会秩序，我们不是从个人的偏见而是从共同一般性的观点出发来判断的，这种判断的客观性是根据原初状态的种种限制而获得的。对原初状态的解释可获得这样一种意义：即以原初状态中被选择的原则――两个正义原则――去行动，体现了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的本质。也就是说，罗尔斯把原初状态看成是康德式的本体自我――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理解世界的一个观察点。

如同康德，罗尔斯的自由平等观建立在对人的道德能力的确定前提上。他认为，人把自己视为自由平等的，首先在于自己拥有两种道德能力，即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换句话说，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不是来自超自然的东西，也不是来自超出人类经验的自然，而是根源于人的道德能力。当然，罗尔斯所规定的人的两种道德能力，不仅是在原初状态的意义上讲的，同时也是在现实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对人性的一个根本性看法，是罗尔斯的道德理论与政治理论的一个人性依据。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既把这两者看成是道德人格的特征，也把具有这两者的道德个体看成是道德人，是一种有正义感的有理性的个人。平等的正义的权利仅仅属于道德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平等的正义的充分条件即道德人格能力不是完全严格的。尽管个人可能具有参差不齐的正义感能力，但这并不能成为剥夺具有较低能力的人享受充分正义保护的权利的理由。“只要能达到某种最低程度，一个人就有权获得同其他任何人同等的平等自由。”

正义感关涉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善的观念来

自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欲求。在任何社会生活中，拥有这种两种道德能力的人都可能存在，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体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自由的，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处在平等的地位。罗尔斯指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的人的自由平等问题，应当与现代民主制度下的特殊政治正义观念相联系才能阐述清楚。因此，人的自由平等问题，就其实现性而言，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是由这样两方面的要素所构成：(1)个体本体性要素，即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2)社会制度要素。个人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关系，是一种个人要将其价值体现在制度设计中的关系，即社会制度的合法形式为公民所赋予，制度存在的根源在于公民的权利与利益。

个人建构社会制度依据的各种道德原则――正义原则自然囊括其中――是理性选择的目标。在通常的意义上，一个有理性的人被设想为对他可选择的对象有前后一贯的倾向，换句话说，体现理性本质的自我选择是那种能够选择一致性原则的选择。此外，在原初状态中，罗尔斯对理性的个人还做了特殊的假定：(1)理性的个人不受妒忌之累，因为妒忌倾向于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糟；(2)各方都相互知道所有各方都具有一种能建立正义感的能力。罗尔斯大胆地吸收了康德关于理想人性的假设，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正是通过理性，人们才会认识到社会合作的必要，才可能选择正义的原则，并且对选择的正义原则能够永久性地保持。

在原初状态中，处在无知之幕之后的自由平等的理性人，根据最大最小值原则选择了正义原则作为组织良好的社会的原则；走出原初状态，进入良序社会后，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人们将按照选择的正义原则――两个正义原则――行动，人们通过遵循正义原则行动来表现“在一般的人类生活条件下他们作为自由的、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本质”。上述表明，人类的本性使我们能够贯彻在原初状态中的选择，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正义的稳定性的实现。

综上所述，罗尔斯立足于人性，从人的道德心理和道德价值出发，证实了在两个正义原则规导下的良序社会不仅可以实现，且能牢固地保持稳定。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中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龚群，罗尔斯政治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