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3 23: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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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界定为:每个人可以平等的、有选择的分享其所处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及人们此时所持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来看,户籍制度限制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最先接触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户籍制为基础,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由户口所在地负责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没有流入地的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就无法像流入地儿童那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来由于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必须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由此看来,在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的儿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2.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来看,主要体现在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们无法做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绝对平等。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层面的教育过程的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差异上。面对“没有城市户口”、“收费高”两大拦路虎,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但这类学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消防设施不具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办学者和教师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科目不完整、部分学校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课程的教学均不能确保,学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此类学校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从而使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质量没有保证,素质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来看,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无论是教育起点公平也好,还是教育过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教育结果的公平上。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少数社会精英占据着国家和城市最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精英身份和继续他们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尽快摆脱现实的卑微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从而想方设法获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为“奢望”,从而陷入又一轮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家庭收入低=没钱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产生。由此看来,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成为贫困的结果。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户籍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本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给予了人为划分,即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种制度人为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同时还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就义务教育领域而言,正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况表明,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已严重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在改革中急剧变化的城乡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2.义务教育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规定了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方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但现实中,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他们流入地的城市财政中在义务教育经费里没有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这项经费,从而使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如果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财政的支出,还会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那么用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无疑会变成当地政府财政的巨大开支,仅靠当地政府筹措,压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低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类学校的师资人员,既无教学经历,更无教师资格证书,有的自身不过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备任何任职条件。民工中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半路出家”办教育,既无资质,又少有人“充电”进行深造,多数人只是将办学作为自己赚钱的一条“捷径”。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也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初中,专业对口的教师很少,绝大部分教师从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学的专业,对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更是从未接触过,之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业,只是为了有份稳定的工作。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诚然,就现实条件而言,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实现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之策就在于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
2.改革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实行“教育券”制度
发放教育券是20世纪90年代
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实现私有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资助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同时,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采取这项制度关键是保证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条件。这无疑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一项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3.公立学校要承担起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
在公立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公立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要加强收费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赠学习用品等办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4.加强培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待遇,例如户口、住房、高薪等现实问题,以便吸收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学人才。其次可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请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参加公立学校举办的公开课及教研活动,或者送教到校,实行校长委任制和骨干教师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多名骨干教师去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教学(其工资待遇仍由原校负责)。最后政府还可与师范院校联手。各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实习时间,政府可以倡议大学生进行义务支教活动,让部分大学生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实习(时间上错开),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学生联系实习单位难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类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教育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子女处于流动之中,这当中有9.3℅的学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如何处理好这一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仅为200万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超过1.2亿,短短20余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增幅达60倍左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人,他们的适龄子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赵欢君,陶李刚.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教育探索,2005,(12).
篇2
关键词: 平民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 国际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在十五世纪以前长达一千年的欧洲发展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同样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远远称不上发达,即便由宫廷和教会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规模,但依其所培养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一般平民是没有权利和资格接受教育的。在经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见端倪,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级教育才有所发展,但是这种社会大众教育仍然是简单的,在受众数量和教育水平上与精英教育相比较有极大的差距。但是,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和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人权宣言》却沿袭了以人为本、重视教育的理念。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就认为:“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着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1]裴斯泰洛齐身体力行,在欧洲小国瑞士大张旗鼓推行教育运动,使瑞士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成为当时欧洲教育的典范,这一模式至今仍被称之为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启发和带动之下,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国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订了深刻影响德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教育法》,强制性规定德国公民接受免费教育,并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经费由国家免费提供,不接受教育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在“人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和国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真正开始认识到大规模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法律形式实施全民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西方平民教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教育发展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和教育民主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有效地实行普及教育,大多数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这种带有普及意义的平民教育的义务性质,这种平民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一般民众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西方社会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与流派的发展轨迹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关于教育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仅仅是某一个教育流派的自我发展,而是与各种教育思潮紧紧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发展。20世纪初西方国家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其涉及内容之丰富和发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终身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思潮等,这些思潮从价值理念和演进路径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种共同倾向,就是均强调教育在程序和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和科学合理。各种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侧重点,但从平民教育视角出发,这些教育思潮无疑对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补充作用,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们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议:将成人教育变成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论基础。“倘若我们没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说通过正规教育以外的训练途径所作的贡献……那么,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不可能产生的”。[2]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从英国首先发展起来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国,其成人教育实践不断发展,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终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实践,大量的成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实践又检验和深化了终身教育思想,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科学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变法图强之时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其教育观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后,在教育领域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实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的展开;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学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教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其关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径的生活化、教育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他以经验主义价值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提倡反映科学、民主和进步意识的民主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带有实用性质的实业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和完整人性;培养独立人格,发展个性知能,使其拥有自主意识、自立精神、主动性、发动力,以及协作共业之精神;激发起献身社会和改造世界的热情。由此,也就需要国家和全社会花费巨大代价具体实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传统进入现代,对20世纪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当时的各国农民教育实践来看,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丹麦。“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5]1909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发动乡村生活改进运动,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改进,促进民众素质的进步和整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国会通过乡村教育议案,主张乡村教育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为目标。美国的乡村生活教育运动既施行一般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常识,通过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的不断教化,使乡村人民成为“机警的、爱国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陇亩”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种多样,例如设立乡村图书馆,完善基督教堂机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开设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等。丹麦的农民教育主要通过民众学校这种形式加以推行,在当时欧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誉,丹麦的农民教育与当时英国的工人教育和苏联的扫盲教育并称为世界三大教育运动[6],其取得的成就及对其他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启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以格龙维、柯尔德、施洛特为代表的丹麦教育家,提倡民众高等教育,推进乡村社会的改进与合作事业的发展。他们以历史与诗歌为媒介,着力于文化的传播,激发青年农民的心理与情绪,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7]丹麦民众学校是施行农民教育的核心机构,它和人民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民众学校重视农民的职业训练,教授与农业有关的科目,比较重视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但教学的最终目标却始终着力于文化的传播,以觉醒普通农民的精神生活为宗旨,并不仅仅限于施行职业的训练和农业生产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麦民众学校的有效运转和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才造就了当时丹麦经济的飞跃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所以在欧洲发展史中丹麦的农民教育运动被誉为“丹麦重生的命脉”。非常推崇丹麦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8]
三、西风东渐: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进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自以来一直处于变革图强、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变革的强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经传入,就在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旨在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与其广泛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应中国五大教育团体邀请来华讲学,他在中国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并实地采访了多个省市,讲学长达两年,其思想和言论在报刊广为传播,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实践,旨在救亡图存,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介绍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和传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归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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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罗·郎格朗.终身教育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国强,林李楠.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传播与中国近代教育民主化改革[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4]张之沧.论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及现实意义.“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
[5]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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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逸先,宋恩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历史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19.
篇3
一、起步阶段:1868―1886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在政治上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新业,文明开化”①三大方针。从1872年公布学制②开始,文部省于1875年派伊泽修二赴美国调查师范教育制度,此举成为西洋音乐大量输入日本的开始。回国后的他痛感教师和教材的重要性,向文部省提出了三项提案:1.将日本传统音乐和西洋音乐互为融合进行新教材的创作;2.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培养音乐教育人才;3.在各类学校实施规定的音乐教育。该案得到文部省的关注和全力支持,并于明治十二(1879)年创立音乐研究所,伊泽修二任所长。其随即开始调查国内外的音乐状况,并于1880年聘请了第一位外籍音乐教师梅逊(L W Mason)在东京男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唱歌教学,这也是日本最早的唱歌教学。明治十三年九月他又开展了对音乐教师的培养工作,在全国召募了22名音乐传习生进行培训,开启了音乐师资培养的先河。二战之前的日本初高中音乐教师的培养均由该所承担。第三项工作是把传统音乐为中心的东洋音乐翻译为五线谱,并进行两者间的比较,由此证明东西方音乐的相同性,同时设立了田中正平邦乐研究所,记录了大约300首以五线谱为记谱法的日本传统音乐③,为五线谱的推广与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最初在渗入西洋音乐时,日本人是不习惯和排斥的。当时很少有人进入演奏厅去欣赏西洋音乐会,而传统音乐如歌舞伎、能乐等则大量充斥着文化市场。这反映了日本人对西洋音乐最初接受时的态度④。但从明治二十三年开始,出现了鉴赏意识的萌芽。鉴赏教育是日本音乐教育中迟到的春天,日本人意识到了世界上存在着美妙的西洋音乐,应该用心耳去倾听。这些观念的转变归功于收音机的普及、吹奏乐的大众化(如日比谷的公园奏乐)以及西洋音乐鉴赏的启蒙书《音乐通解》的出版等,它们为西洋音乐的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成长阶段:1886年至二战结束
在日本政府大力的财务支援下,日本人对西洋音乐创作的需求日益增多,他们惊讶于西洋的交响曲、歌剧、钢琴和小提琴等音乐表现形式。1903年,东京音乐学校上演了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社会思潮开始以崇尚西洋音乐为荣,日本逐渐走向了全盘西化。此时的高等音乐教育也在西洋音乐为中心的主导下发展,在音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也全方位地呈现了西方化的倾向。
1898年,东京大学外聘了德国人豪斯库涅齐讲授教育学,把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带到了日本,并指出该教育学理论同样适用于音乐教育学,从此教育学理论在日本盛行⑤。日本在教育思想上受到了西方先进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的影响,除了有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裴斯太洛齐的教育学理论也慢慢得到了传播。到了明治中期,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⑥又再一次在日本教育界引起了轰动。
明治二十年,以外国教师为中心的东京音乐学校,在曾经留学德国的第二任校长村冈范为驰的带领下,改前任伊泽修二提倡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德国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德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受到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倡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和主观的教养相结合”⑦,即通过学习知识来获得教养。继村冈校长之后的乘杉嘉寿校长彻底地贯彻威廉•洪堡的思想体系,在其著作《社会教育之研究》中阐述了教育的民主和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每个人应得到的权利,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获得知识,从而扩大了平民学习音乐的权利,拥有了提高自身音乐教养的机会。具体措施除了在学生中加强学校音乐教育和家庭音乐教育之外,加强社会普通人群的音乐知识和道德修养,这些思想的产生和贯彻对日本高等音乐教育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威廉•洪堡的另一观点是提倡“孤独和自治”,也就是追求最高形式-纯粹的知识,这可以在东京音乐学院师范部的课程设置变迁中得到证实。明治二十(1887)年的科目中开设了声乐、器乐、音乐理论、音乐史、体操,除此之外的教养课程涉及到了伦理、文学、教育、英语。明治三十三(1900)年,除教养课程,在声乐、器乐、音乐史等基本课程之外,还增设了唱歌、乐理、和声、体操、唱歌教学法等。这是因为当时学堂乐歌的出现,对唱歌的演唱技巧和音乐理论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正十二(1923)年的课程设置又加大了音乐专业化的力度,除上述设置的科目外,还增添了音乐通论、音乐教授法,还可选修音响学。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增设了指挥法、音声学。由此可见,威廉•洪堡的“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的知识”的理念在加强音乐的专业性方面得到了验证。值得关注的是从1900年开始文学这门课程从此删去,但仍旧保留着英语、伦理、教育、体操。令现代人质疑的是非音乐专业的体操课程缘何在音乐专业中频频再现而从不忽略?原因在于师范生要求一律住宿,应向士兵一样服从集体的领导,要求培养集体观念来获得集体协作的能力,而这些课程的保留与“脱亚入欧”及国粹主义的师范教育的思想观点有关。该时期音乐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国家主义”,即国家利益至上。由于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音乐教育开始偏离本来的方向,成为国家主义的音乐教育。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教授小松耕辅曾戏言:“虽然音乐教育目标仍是德性的涵养和情操教育,但音乐中添加了国防的使命,培养灵敏的听觉是为了能够正确知道飞机和潜水艇的动静,能辨明机器的故障。”
西洋音乐的大量普及是从大正时期开始的。1925年,从东京放送局开始到日本放送协会,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往往以西洋音乐为主。从1926年7月开始一共12回的西洋音乐史讲座由音乐家山田耕i、堀内敬三、野村光一主讲,西洋音乐从此变得更深入人心。在教材选择方面,有10家出版社对教科书作出检定,每个学校可以选择通过检定的任何一种作为本校的教材,教材内容仍以西洋音乐为主。
三、发展阶段: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
篇4
一、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提高德育工作质量。
1学校重视对教师的培训,我们采用请领导专家做讲座、请优秀班主任做经验介绍、外出培训等不同形式,不断提高班主任的素质水平。本年度,我们利用教师每周四沙龙的学习时间,聘请了进修学校徐慧颖和哈尔滨市教育研究院郭德凤主任为教师进行《生态体验式班会的培训》和《新课程理念下的教育职业道德》,通过学习提高了教师的德育理论水平。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全校教师共撰写98篇学习心得。张黎明和徐春丽两位老师参加了全国传美说课比赛双双获得特等奖。
2、加强以班主任为主体的德育队伍建设,组织班主任参加区进修组织的班主任培训班,我校已有32名班主任参加培训,学习有关班级管理方面的知识内容,通过学习,更新了教育理念。教师们共撰写教育叙事125篇,教育论文70多篇,多篇发表在国家,省级报刊杂志上。
3、为了加强班主任班级管理能力,我校组织教师观看魏书生关于《如何做班主任》讲座录像,每位教师撰写了观后感102篇。开展班主任教师开展工作经验交流会。通过交流,班主任把班组管理的经验和一些成功的小方法通过实例讲了出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通过交流取长补短,提高了班级管理水平。
通过培训,提高了班主任老师的育人能力及管理水平。每位教师都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提高教师的德育理论水平。
二、加强学生常规教育,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1、爱国主义教育
(1)本学期继续抓好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和国旗下讲话,培养学生听见国歌声要驻足肃立,少先队员敬队礼,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意识。开展“红领巾,我为你自豪”活动,培养学生热爱胸前的红领巾,热爱少先队组织。如今学生红领巾佩戴率达到92%
(2)开展好“祖国明天会更好”“中华魂”读书活动,并根据学校有关要求,组织了征文比赛。学生通过读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爱国热情。全校学生上交征文1846篇
2、安全教育
(1)通过校园电视台,加强安全知识的宣讲教育,让学生掌握了安全自救的基本防护知识。学校一年来共制做10多个和教育短片对学生进行教育。
(2)继续抓好学生校内、校外的安全工作,与全体班科任教师签定有关责任书,规范制度,落实好各种措施。本学期此项工作运行良好,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3)各班继续开展《安全是生命的保证》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德育实践活动课。
(4)为提高师生避险抗灾能力,学校每学期一次组织了安全疏散演习活动。通过演练,全校3000多名学生经过训练能够在3分多钟全部出楼在操场上站好,广大师生掌握了应急疏散、正确逃生的技能,强化了师生们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师生们的安全自救能力,从中积累了集体疏散、应急组织等实践经验。
3、环保教育
通过宣传橱窗、校园电视台积极宣传环保的重要意义,上好《环境教育》课。我们教育学生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通过开展活动,现在学生如果看到操场上有纸张,都能主动地跑过去拾起来,使校园变得更加整洁,干净。
4、抓好养成教育,本年度,为突出我校的德育主题,我校继续加强了学生常规养成教育,特别是文明礼貌教育,以新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花园好孩子歌》为内容,开展“星级班级评比”活动,以班级教育、自我教育为主,花园好孩子示范岗为阵地,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学校继续强化了“星级班集体”的创建评比活动,通过卫生、纪律、两操、礼貌、好人好事及爱护公物等内容,每周公布各班得分情况,增强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同时也规范了学生的行为,为创建平安校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班级评比制度的建立,学生行为规范有了明显的变化,出教室能够有序的上下楼,站队做到快、静、齐。
5、本年度,举行两次生态体验德育实践活动课,参赛班级80余次,本次活动课形式多样,有校园剧、小品、歌曲、诗朗颂、访谈、相声、辩论会、论坛、谈话、才艺表演、游戏等,班班都利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附以相关声象资料,直观、形象、具体地展示了实践课的活动内容,使学生在活动中、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教育目的。学生自己编剧、自己扮演角色,不仅满足了学生的表现欲望和体验欲望,也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同时塑造了他们完善的人格,提升了道德素养。
通过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课竞赛,使班主任老师从传统式的班会向生态体验式班会过度,真正加强我校的德育工作,充实德育内容,改进德育方法
三、“园”汁“园”味的少先队活动,让队员快乐成长。
工作中落实教育局的工作部署,力求准确把握教育的脉络,有效利用学校教育资源,以“校情”为基准点,以“生情”为切入点,以“体验”为渗透点,开展“园”汁“园”味的具有花园特色的教育活动,让花园的学生在活动中快乐成长。
1、搭建花园舞台,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活动的“主角”。
学校教育通常有一个弊端就是在活动中不能让每一个孩子们得到充分地展示,我们学校就立足从常规教育活动中,搭建学生舞台让每个人都成为“主角”,让教育效果达到最大化。我们工作中强调三个变即:变常规升旗为平民化,变花园电视台为常态化,变行为示范管理儿童化。
学校49个班级本年度有32个班级参与升旗,班级参与率达到65℅。学校花园电视台节目由学生自己创作、演出,反映校园新风、校园新动向。本年度参与花园电视台节目录制演出的学生达到了全校总人数的21℅。让学生参与行为规范管理成立“花园好孩子示范岗”,培养“花园好孩子示范员”共计508人次,占全校人数的17℅。大队、中队干培训、儿童公园铁路员工培训、花园小记者培训使特色学生脱颖而出使32℅。在这些常规的教育活动中出现了主动修补国旗的“小旗手”,学生们找到了自我,成为小舞台中的“主角”。
2、“花园好孩子”的特色养成教育,让队员在体验中求进步。
学校少先队习惯养成是最具特色的教育,“花园好孩子”是花园少先队在新的理念下提出的,我们把小学生的养成教育编成了朗朗上口的《花园好孩子歌》,力求以歌为纲,以歌激情,以歌导行。特色好习惯活动,深化队员习惯落实。“花园好孩子,好习惯绘画比赛”、“创编好习惯童谣比赛”、“寻找身边的花园好孩子”、“好习惯短剧比赛”等系列活动使队员完成从体验到感知再形成内化的一个过程,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求进步。
特色有效评价,为队员行为内化提供动力。“花园好孩子光荣榜”、花园好孩子相册都是队员们的目标。精心设计的“花园好孩子成长卡”奖给有成长中有良好的习惯孩子。兑换活动,每月一次,共兑换2557张。在这一年中有85℅的学生成为“花园好孩子”,这一朵朵小花在花园的沃土中静静的开放
在少先队的教育中,出现了主动承认错误的小男孩、替别人道歉善良女孩、拾金不昧的“小雷锋”刘佳烨。还出现了一个被我们称为“木糖醇”的小队员:一个周一的早上校长走进水房巡视,只见一个一、二年级模样的小女孩背着书包走进水房。当她走近垃圾箱附近时,突然看见校长在里面,她有了一丝忧郁,转身就走了。校长当时想,这个小女孩一定是想扔什么东西。凭着职业的敏感,校长想她一定是看见我不敢扔了。于是校长就赶紧和蔼的说:“孩子你是不是想扔垃圾啊,没关系你可以扔啊!”这个孩子红着脸说:“校长,我早上在家里吃了一粒木糖醇,上学的路上我没有发现垃圾箱,我又没有面巾纸所以我一直没吐出来,我想到了学校吐在垃圾箱里。”说完她就更不好意思了。听孩子这么一说,校长感动极了,这个看上去年级不大小女孩,有这样的好习惯,多么令人欣慰。这不就是在学校教育中孩子逐步养成的好习惯么?于是,在学校的留言板上,少先队大队部表扬了这名小女生,从此学校就知道了这个“木糖醇”女孩,一直影响和教育的其他的学生。
3、鲜活的特色活动,让花园少先队成为最具章张力的课堂。
结合少先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针对全体少先队员开展了“我爱红领巾”系列活动——“少先队知识学习”、“敬一个标准的队礼”、“唱响嘹亮的队歌”“红领巾,我为你骄傲”等活动。通过开展活动队员们知晓队知识,了解队史。就红领巾的佩戴率为例,现在全校两千多名少先队员红领巾每日的佩戴率达到了96℅。今年是建队60周年,在10月13日建队日。我们举行了以“红领巾,我为你骄傲”为主题隆重的入队仪式。这活动中全校学生受到教育,二年五班学生代表新队员讲话,在上台前我拉着他的手。他激动得和辅导员说:“老师你知道么,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二年级的新队员在入队后上交了371份入队之后的感受,表达出了队员们激动的心情,并决心为红领巾增添光彩。
抓住重大节日开展有意义的活动:“好孩子学雷锋,红领巾伙伴互助”主题活动、“给妈妈一份爱”教育活动、“好孩子学会劳动”、参加“歌唱祖国庆六一活动”、“废纸再用,捐废还绿”、主题教育活动。《学雷锋伙伴互助,好孩子心中有他人》的活动,我们组织全校学生学写的雷锋日记并收集整理。全校上交雷锋日记共计1071份。“我的好习惯”征文收到1377份。校合唱队参加了哈尔滨市改革总结会、校舞蹈队《猴戏》参加了南岗区艺术展演。学生在南岗区小主持人大赛、朗诵比赛、“读国读国学读书汇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孩子得到锻炼,受到熏陶与教育。
本年度我校少先队被评全国优秀大队、哈尔滨市特色大队,我们花园小学校被评为省级“48个好习惯示范学校”,黑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报道的我校特色少先队的情况、《家庭教育报》、队刊《小雪花》杂志对我校作了专题报道。大队辅导员王岩代表哈尔滨市团市委参加了黑龙江省“48个好习惯”经验交流会得到团省委领导的好评,花园小学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篇5
【关键词】网络化/大学教育
【正文】
人类正在迈入一个充满梦幻的新世纪。这个新世纪将以独一无二的信息技术为基础,实现全球网络化。人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并非梦想的现实:“地球上每一个人将随时随地都可以同另一个人自由地进行联系。正是这个简单的事实,犹如工业革命把农业的中世纪改造成为过去的二百年的工业文明一样,将使整个的世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如果说,80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曾给刚刚打开国门的人们一个令人“虚幻”的技术世界,那么,今天,站在世纪末的门槛前,人们已毫不怀疑计算机和电信革命对人类正在或将要产生的深刻影响。大学教育也在这一影响之中。现在的问题是:信息技术革命对未来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否做好了迎接它的准备?
一、网络化的革命性意义
在讨论信息技术革命对大学教育影响之前,有必要认识这场革命对社会和人的影响及其本质特征。
(一)网络化对社会的影响
网络化是指用Internet(包含了数字化、多媒体)联成统一的信息空间。“Inter”的含义是“交互的”,“net”是指“网络”,Internet是一个计算机交互网络,又称网间网。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巨大的计算机网络体系,它把全球数万个计算机网络,数千万台主机连接起来,包含了难以计数的信息资源,向全世界提供信息服务。
比尔·盖茨这个名字已成为因特网和微软的代名词,也成为20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代言人。他创造了一个进入梦幻世界的捷径,把人们带入充满想象与现实结合的电子时代。尽管我国目前尚有23.6%的大学生从未接触过电脑,51.7%的学生从未使用过网络[2],但由于大学生们对先进知识和技术特有的直觉和敏锐,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网络化时代的追求。
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8月2日一期文章中认为,因特网的使用正在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据美国研究网络业的eMarketer公司预测,至2003年全球经常使用网络者将达3.5亿人,比1998年底的9540万人增长26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999年7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当年6月30日,中国使用国际网络(互联网)的用户数已达400万(1997年,只有64万人上网)。据国际数据公司预计,到2001年,中国的网民将达到2700万人。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革命正在通过“1”和“0”组成的一串串“比特”所代表的数字化,静悄悄地进入我们的生存空间。它对社会的震憾将视如18世纪第一台蒸汽机那样,以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它的出现,是世界由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必然和象征。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其著名的“数字地球”概念中对信息时代的本质作出了精辟的论断:“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推动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是一场革命性的变迁。”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还没有过任何一种技术能像“网络化”这样,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引起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
显然,这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与影响主要是通过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1.在经济生活上的影响。
(1)经济增长理念的改变。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将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和进入信息时代将使经济增长保持持续发展的趋势,使人们奢望的“收益递增”成为可能,由此导致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新选择过程。社会将进入一个以知识生产、创新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
(2)经济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调整,信息技术与计算机产业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龙头产业。无所不在的网络将从一个全新角度重新考查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合作企业、竞争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重新选择经营方式、竞争形式和生产途径。
(3)经济组织形式的全面改组。企业外部如供销关系、用户关系、合作关系等,企业内部如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都将发生质的改变。虚拟企业诞生和多变的动态组织结构将把人、技术和管理等资源优化配置为最理想状态,以适应全球市场环境的突变和富有个性需求的竞争挑战。全球网络将使新型跨国企业和“超国界经济”的企业战略联盟组织成为全球经济的垄断,使虚拟经济和虚拟经济组织充塞整个世界市场,使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运行机制网络化。
(4)经济的消费方式和财富的分配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以实体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参与财富分配的格局已经形成,而后者参与的比重将趋于增大。网络使得企业供货商、制造商、经销商和零售商以及传播媒体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消费者有可能直接参与产品的策划与生产、销售;产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将成为未来企业经营战略的主导思想。
2.在政治生活上的影响。
(1)政府运作方式由于信息的流动、传递与交换方式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双向信息传递使公众意愿的表达更直接、准确、广泛;缩短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距离,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公众的自主性和团体的自治性增强,决策过程更加多元化;政府机构的设置在层级上更为简化,综合性增强;公众对政府行为和政治家的监督检查更具体,更透明。
(2)原有的权力结构和权威模式正在受到挑战:一国政治制度受全球化信息的牵涉和互动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权力的组织结构、管理范式将发生质的改变,政治家将日趋平民化,社会分权化趋势将日趋明显,并逐步向社会的分层化发展,引起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化。
(3)政治生活的开放性和民主化程度加快:人们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可以看到世界任何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既是目击者,又是监控者;既可以自由表达不受限制,又可以对国家重大决策进行直接干预。
3.在文化生活上的影响。
(1)现代信息技术将促使一个新的行为特征、互动规则和思想意识的新质网络文化诞生。这一网络文化将成为信息化社会的主导产业。它从为少数人欣赏的曲坛走进成亿上千万个家庭,成为百姓文化餐桌上的每一道精神大餐。其中,一种人类共同需要研究的“虚拟文化学”正在诞生,人们既要对传统人文学科进行再造,又要对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进行理论阐释。新质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正在改变人的生活,可以预言,人类思想文化进程将出现跃进式的变革。娱乐产业将大幅增长,成为闲暇人们的精神需求。
(2)由文化团体和主办者支配读者的时代成为过去。在网络时代,他们将以读者的口味来决定产品的内容、生产的周期和形式。读者自主选择、自由欣赏文化内容并支配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发展形式的格局正在形成。
(3)文化部门和文化产业组织形式和角色界限日益融合。过去的文化部门和单位(如文艺团体和出版业)彼此间的概念和界限很清楚,当他们的关系和产品都变成了数字的单元,其各自角色就显得不再重要了。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由于产品内容、形式的变化而发生融合和变通。
(4)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往、各国的文化整体流正在成为现实。通过网络正在消除种族隔阂、民族成见,但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文化挑战的危机已经出现,使得保存、传播、继承和弘扬最优秀的、民族的、传统的精品文化的任务日趋紧迫,大众文化与个性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冲突将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兴奋点。
上述领域的变革正在或将要对人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看社会的历史化进程,社会技术变迁必将引发社会形态变迁并由此逐渐形成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当我们步入信息文明的社会形态时,人们的生存方式也将发生重大调整,这主要包括人们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学习方式和娱乐方式等。受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最显著变化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沟通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时空概念淡化,人们的交往、工作、学习、娱乐将不再受时空“异步”障碍的影响,人们可以同步共享信息,自由选择交流方式,自主决定行为模式。人们沟通方式的变化使得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更加容易。
第二,由于人们用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时间相对减少,自由闲暇和自主支配的时间增多,由此,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日益增强。网络自身所显示出的个性化和多样化使这种追求和选择得以实现。人们的生存质量由于多样化和丰富性而不断提高。
第三,由于“虚拟时空”的存在形式,人们将不自觉地受这一存在形式的强制性影响和被动性控制。作为信息技术的创造者——人再次转化为信息技术的异化物,而成为“人—机”对话中的情感迫害者和生存孤独者。人作为征服自然的胜利者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战利品——虚拟技术的奴隶。
(二)网络化对人的影响
信息革命对人的影响除了上述已涉及到的生存方式带来的影响变化外,其本质影响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人对自然的影响力。人是自然之子,人对自然的征服体现为人认识和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大小,而人对自身潜力的认识和挖掘开发是与之相伴随而不断深化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扩展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的技术,是人征服自然的又一成功标志,体现了人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以及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自信。二是技术对人的影响力。无论比尔·盖茨还是尼葛洛庞蒂都反复申明,物质世界都可以简化为数字“比特”,而人也将被数字取代,成为数字化的“人”,数字化的“社会”。这种简化从审美角度上看是一种简洁,而从哲学意义上看则是人性的虚无。难怪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70年代就预见:“人类每一项技术的进步都既是对自我的延伸,又是对自我的截除。”技术就像一根梦幻的魔杖,它既顺从于人又可能给人以假象;它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带给人们幸福,也可能带去意想不到的灾难。它制造虚拟世界,使人们沉湎于失真的生存空间,并由此产生一种虚幻的虚拟情感和体验。人对自身价值的崇拜被对技术(机器)的崇拜所取代,以至于人对物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人的兴趣,物(机器)成为人的主宰;人们在征服自然界的同时,有可能对自身力量产生动摇和失望,由此导致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发生危机。三是人对超自然的影响力。现代信息技术的逼真性和再现性,即虚拟世界的可视性,使人们似乎难以分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这种生存状态将强制人们在不断追求和探索理想王国的同时,因一时得不到现实的成果而沮丧,或迫使自己成为虚拟世界的一分子,试图摆脱现实世界的种种烦恼;或以一种超自然的生存状态对待现实世界,抗拒逃避,甚至不负责任。人可能再度陷入神秘主义怪圈中,成为技术世界的现代异化物。我们不能不担忧,人的存在将被人所虚构的超自然影响力所淹没。
德国作家尼古拉斯·鲍恩说:“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或别的什么人能够拒绝或想拒绝这个电子文明世界里的怪物。她新奇的自由性、便利性、快捷性和挑战性,掩盖了她潜在的性和危险。”“从根本上说,人的所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工作和创造性活动,都是为了让生命有一种存在的需要和感觉。但现在,电脑和网络将在不知不觉中剥夺去人类的这种生命个体的独立性知觉。她正在制造一种潜在的人的生命知觉危机。她用高速运转、变幻和无限的“海量”比特,制造出一个光怪陆离、充满煽动性和诱惑性的,让人一接触到她就不顾一切地一头栽进去,失去理性和自我。她的危险在于,她以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手段、方式和魅力抓住了你的注意力,并在你没有意识到时就排斥掉你其他的生命感受、情怀、痛苦和乐趣。她利用所有人类的交流欲望和行为,构筑起她扑朔迷离、常开不败的青春。”[3]
(三)现代信息技术的本质特征
根据何明升的观点,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内容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4]。美国学者称之为Compunication(计算机通信)。俄国信息专家格莉米扎认为:“在全世界组建全球性信息网络,并将它们联成统一的信息空间,简要地说,建设将世界上所有贮存的信息变成每个人的财富的人类共同体——就是信息化”。何明升把这种信息化的技术特性归纳为四点:(1)数字化——称之为“信息DNA”;(2)网络化——目前人们熟知的国际互连网就是全球性的各种计算机“网络的网络”,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干线;(3)大容量——计算机将产生巨大的存储能力和极快的处理功能;(4)高带宽——光纤通信技术是解决信息通道带宽问题的有效手段。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这些技术特性在社会过程中的普遍使用而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变革,并由此引发的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规范体系的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社会”或“网络化社会”将与18世纪的蒸汽机技术、19世纪的电气技术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意义的本质特征可以归纳为:
革命性——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而信息技术产生的信息沟通方式的这场深刻革命,将如同牛顿、爱因斯坦的概念框架一样具有革命性,它们会引发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网络功能无处不在。
不可逆转性——由于现代信息技术所特有的革命性的技术特性,它将迅速扩散为全球性的一场巨变,它将改变所有称之为传统的东西或将传统改造为一种新形态框架之下的东西,“回到过去”或躲避这种影响已成为不现实。网络化像时间不可倒流。
无法抗拒的魅力——现代信息技术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像潘多拉盒中的魔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引诱人们不断地追寻并探求这一技术的无限性。网络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
网络世界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生存方式的冲击力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都表明它必将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身处在教育的所有的场景中,已经并正在深切感受这一冲击之下的结果,同时充满着对未知影响的憧憬。
二、网络化对教育的影响
(一)政府对全球网络化的反应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对教育的影响,除因深刻变革的全球经济对人才资源的重新认识而引发的人才争夺战外,现代信息技术所引起的现代教育技术观念的根本变革,使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政府和首脑都把超常规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特别是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划拨巨额预算以支持与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人员的计划,作为参与21世纪全球竞争的重要筹码。各国政府敏锐捕捉到对于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战略中致胜的关键法宝:优秀人才,并迅速、积极地作出反应,成为率先变革者。
一是作为时代转折。许多国家政府首脑对信息革命可能带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和生存空间的共同认识是:这是别于人类已有社会形态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别于人类传统生活意义的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即这是人类生活在面临21世纪新纪元的一种具有时代象征的转折。为此,从自然资源和资金大战中转到以人才资源和智力大战的新的起跑点上来,这是各国政府顺应时展,在社会生活转折的重要时刻作出的明智的战略抉择。去年卸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马约尔称:我们需要一个与信息社会相匹配的学习社会。美国总统克林顿则断言:信息时代首先是教育时代。可以说,各国对“教育时代”和“学习社会”的选择是这一时代转折的历史必然。
二是作为战略重点。人们对人才争夺将成为新世纪来临的首要竞争焦点已形成共识,但信息革命首先反映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竞争则有其特殊性,即这是创新的、顶尖的国际化人才的竞争,推拥有了这样的一批人才,谁就占领了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对此,各国首脑把经济战略定位为一种新的,即教育领先与顶尖人才领先的战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前瞻性的共识。
三是作为国家投资。在各国政府纷纷提出发展学校信息化教育的宏大计划的同时,不惜余力拨出巨额预算,投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成了一种不谋而合的行动。他们把这一投资作为国家超常规地对未来战略发展的投资,其根本出发点就是基于既然未来竞争的焦点是国与国综合国力的比较,那么,现在的竞争就是看谁投入最早,投得最多。
从各国政府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这一事实,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现代信息技术刮起的这股飓风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化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不可小视。各国政府争先恐后筹谋投资“建路”并首先重视教育信息化问题,这充分表明了21世纪各国发展、竞争的焦点不再是能源、资金等,而是“高素质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计算机通讯技术是20世纪人类思维能力得以飞跃和升华的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它启动的将是全新的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变革运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争取起跑线上的同步,都是为在新一轮竞争中取胜。失去这一机遇,就失去了在21世纪参与竞争的资格。
这两点启示应该是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对大学教育必定产生影响的历史背景(包括本文前述的相关内容)和逻辑基础。
(二)教育对全球网络化的呼应
各国教育界在继政府决策之后已纷纷有所行动,并把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作为教育面向信息革命的重要任务。现代教育技术是指以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通讯为基础的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推广和应用。虽然目前对这种推广和应用的对象、范围、途径、形式、目标等等尚未形成定论,但从世界各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向看,主要体现为教学辅助、科研服务和虚拟教育等方面。按照祝智庭的信息技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影响阶段划分,随着PC机、计算机网络(局域网)、Intennet以及未来的无线联网(泛在网:UN.UbiquitousNetwork)依次进入教学领域后,相对的教学形式将发生重大调整,依次发展为从众体教学、个别化指导、小组学习、虚拟教育到学习型社会5个阶段[5]。从现状看,现代教育信息化还只是不完全的初级阶段。在目前教育领域里,许多信息技术的应用仅仅只是停留在课堂教学或课外教育的辅助作用上。仅“从视听广播教育到计算机化教育,从众体教学到个别化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从在校学习到网上虚拟空间中的学习”[6]这一最低目标看,教育信息化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如果按祝智庭的观点,将人与计算机看做一个“人机共生”的社会,人机形成将经过“多·一”、“一·一”、“多·多”、“一·多”对应关系[7],那么,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后两种人机对应关系将会很快普及。但问题的关键是,教育主体——学生与教师以及他们所依赖的原有教育制度化环境是否适应这一对应,特别是在教育理念、教育政策、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评价等方面是否做出了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三)教育信息化与网络化社会的互动影响
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以几十年前还不可想象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的世界”[8]。“重塑”是一种新质意义上的因素整合。从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向看,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着一些重大改变,而这些重大改变是基于一种外生力量的影响,即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产生了足以使其变化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知识产业的兴起,网络化社会的形成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体现。这些因素都显现了这样一些特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与增长的趋势,在时空界限中无限制渗透的趋势,在主体选择上的高度制约性趋势(在多样性选择中的条件制约)。正因为全球化、知识产业和网络化具有这些特征,它们才在20世纪末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一连串的重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教育的影响。而这一影响的本质技术特征即网络化,它使全球化和知识产业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当今高等教育的三大发展趋势——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打破传统年龄和学制界限的终身教育发展趋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学习化社会的发展趋势——成为可能。这三大趋势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将取决于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教育信息化与社会网络化的关系是:前者受制于后者,对后者产生影响,后者决定前者,两者具有连动作用。它们之间的互动无疑已对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和模式提出了挑战。
在这一挑战面前,我们是否应该用一种全新的思维视角对未来大学的“重塑”进行一次充分地估价?
三、网络化与未来大学的发展
(一)大学在历史中的抉择
仅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我们已经强烈感受到网络化给当今社会的巨大冲击以及面对未来将会引发的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对21世纪人类的命运具有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教育国际化的趋势,由于网络化的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突出。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对网络化在大学发展趋势和特征上的影响有所预见和把握,当我们的大学为如何实现跨越,赶超世界一流而寻找捷径时,网络化所带来的冲击与机遇何尝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捷径?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大学的存在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评价:“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始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标志。作为一座精神家园的象征,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伴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不断探索、征服自然之路和不断挑战、超越人类自我的发展史。
追溯大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基本把握这么一条相互依存发展的线索,即大学因社会需求而产生,又因社会需求而被不断改造。它在不断调适并适应社会不同需求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和影响手段作用于社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和广泛应用而带来的社会转型,大学作为知识、科学与技术传播、创造和服务的特殊机构,不仅成为新科技革命的直接创造者和推广者,而且自身也在不断变革之中。从时间跨度上看,它由传统大学、近代大学演变为现代大学,进而发展为当代大学(注:这里所指的几种类型的大学是以人们约定俗成的概念和以功能变化为主的一种划分。传统大学,主要是指中世纪(12世纪初)在西欧出现的以科学、法学和医学为主要专业,被教会所控制,以培养封建统治和教会所需的骑士和神职人员为主的附属教会的机构。近代大学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15世纪—19世纪)阶段以研究和追求科学、人文和哲学领域最高境界为对象,以培养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人才为主的自治机构。现代大学一般指资本主义兴盛发展时期(20世纪—)在各类学科不断分化和新学科不断产生的基础上,以通晓传播高深学问,以纯粹学术研究至上,以培养社会智力精尖的英才教育为主的单一学术研究机构。当代大学指二次大战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以知识探求和传播、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服务国家和社会为导向,以强调机会均等,扩大办学规模、办学形式多样、贴近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大众化教育的社会机构。),经历了不同时代和社会变迁,经受了各个集团、各种流派、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思想交锋、观念碰撞,以及道路选择,甚至脱胎换骨的改造。从高等教育发展史看,当社会和历史对大学的存在形式发出一种挑战时,尽管向来以学术自由和自治自傲的大学决不会为世俗化而轻易放弃什么,但它在作出某种郑重承诺时,有可能却经历了一种痛苦但又是必需的理性抉择。回到我们的话题,不管当今的大学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未来的技术世界中,大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面的挑战,它势必再一次作出抉择,并以一种与社会相呼应的全新的存在形式出现。
(二)未来大学发展的趋势和特征
本文将绕开可能涉及到的有关大学教育的众多理论性问题,通过至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学存在形态的一般特征的比较,从宏观(大学的理念、大学的角色、大学的目的),中观(大学的职能、大学的组织结构、大学的管理模式),微观(大学的办学模式、大学的教学形式、大学的课程内容)三个层面,描述和勾勒一幅在网络化之下的未来大学的发展趋势和变化特征,以及可能留给我们的某种耐人寻味的结论(见表1、表2、表3)。
从上述大学基本特征的变迁中,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科学技术革命都带来了大学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使人们对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明确和深刻。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这些变革总的来说都是源自大学本身的一种不断生长和丰富的变化,它们似乎没有质的方面的显著区别,只是在发展演变阶段上的量的差异。但是,当20世纪末的信息革命将其网络的触角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延伸时,我们所预见的未来大学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正像网络必将深刻影响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一样。尽管这种变革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甚至包括过去人们曾经作过的旧有选择。假如旧的选择是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揭示了事物本来运动的趋势和规律,那么,这种变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运动阶段改变了它的表现方式,换句话说,是以一种新的实现形式来体现那些根本性的规律。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哪些必定要发生的某种变革是事物“质”的改变?或是借以实现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或是事物自身在与外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新质并导向事物发展的另一轨道?网络化下的未来大学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是否可以表述为这样四个方面的趋向。
1.大学的地域性消失,代之为“核心地带”与“地带”。
以往大学多以所在城市命名,大学的发展与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映成辉,构成独特的大学城文化现象。特别是知名大学,更成为众人仰慕的科学殿堂。但能超越时空限制的网络将改变这种状况,它可能形成这样两种趋势:一是由某种学科组成的虚拟课程成为全球在学人员的课程,这一课程的制作将由来自数个大学的全球最好的教授、专家、设计人员来完成。他们的制作基地和教学论坛交流密集处就成为其“核心地带”。这一“核心地带”可能是一种松散联盟的形式,可以在某个大学校园内,也可以不在大学校园内。二是如果把这种类型称为一个教学单元的话,谁拥有这样的单元数量多,谁就将成为主导全球学科和教研交流与服务的中枢站。可以认为,谁先拥有这样的中枢站,谁将是未来大学的雏形。同样如此,以科研项目组成的网间网学术论坛作为一个科研单元,它的实验基地有可能并不在大学区域里,而可能设在技术园区或跨国集团所在的某个地区,这样的集合体也就构成了“核心地带”。这种情形意味着未来大学不再具有当代大学地域上的“中心”意义,它将在教育、科研网络的支配下进行全球的战略性重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今最知名的大学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地带”,如果它依然按照传统模式和理念办学的话。
2.大学的高深性趋弱,代之为世俗化与多样化。
除了中世纪大学笼罩着一层神学的神秘主义面纱外,至今为止的所有大学都以其高深学问为基本单元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学术门槛。世俗化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现实性和普遍受益性的内在取向,也是推进社会需求多样化的基本动力。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大学类型的分化,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和社区大学的普及,高等教育世俗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将使大学与社会成员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学不再以智商和精尖划界,上大学也不仅仅只为学习一门技艺或专门知识;它不仅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权利,学习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乐趣或“成为利用闲暇的最高目的”[9]。当网络化将这种潜在的权利和乐趣变为现实时,对更多的社会成员来说,大学原有的以学习高深学问为核心的单一价值取向就将逐步退居其次。同时,从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意义看,世俗化就是将神化的人转变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它强调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取向,尊重人的意愿,主张以满足现实社会中的人的需要为目的。随着学习化社会的出现和人们闲暇生活的质量需求,人们需要更多的精神追求和知识享受,更加重视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质量问题,更加重视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和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正如洛韦尔对大学之所以存在所作的价值判断:“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这一需要是什么?就是社会所有成员的个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大学”将真正名副其实地变成“大家学”。为此,未来大学的理念将发生重大改变,它将重新弘扬以人为本的理念,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合谐统一,在新的层次上为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个性多样化的自由发展提供服务。这将是未来大学角色和目的与当代大学的根本区别之一。
3.大学的综合性丧失,代之为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
其一,大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清晰表明,20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不断涌现,出现了各分支学科不断融合和渗透的趋势。为了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学生的通识教育,由单科性学院过渡为综合性大学的趋势成为当代大学发展的一大特征。但是,这一特征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化在教育领域的开发而不断减弱,或者说,网络化将解决因地域的局限所带来的单纯综合性问题。网络化将把无数的学校、研究和学术机构以及企业、商店、医院、办公室和家庭等都联系起来,以解决知识和技术共享,以及科学探索和发现所涉及到的综合性问题。人们不再需要在同一个校园内设置所有的学科,以呈现出综合型功能。20世纪末全球超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合并战略是为了想在大竞争时代取得优势互补和效率化,但事实上并没有事例说明它“对取得竞争优势作出贡献”应该看到,“竞争的真正对手是剧烈变化的市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是能否建立起与顾客进行双向交流的渠道,以及企业内是否有解决难题的能力。这涉及的是企业机能问题,与企业的规模和实业的数量等结构性问题无关。”[10]虽然,当代的企业重组现象与当前我国进行的某些大学的合并并非一个性质,但其出现的共性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其二,未来大学为满足社会成员终身教育的多种需求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所承担的功能将不断泛化,逐步向多样和分散化发展,即由原来少数单元所承担的功能改由多个子单元去承担,这些子单元之间的学科综合将主要依赖网络和新型集合系统的协调(指未来大学的整合功能)。当这些子单元经网络半游离开原有大学的组织系统时,便具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内部组织系统和原则。从组织系统的宏观角度看,这些子单元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状态,而且将是一种高度分化的状态。因为这些子单元可能将以跨校际、省际、国际的形式存在,这将导致大学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上的重大突破。其三,未来大学的高度分化(指上述的多个子单元)使得大学之间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交流更加迅速、更加开放,也更为充分,同时也使得那些分化的子单元或其之间的教学人员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知识的更新、融合和传授工作。这将意味着大学未来的组织结构需要一种不同于现有的科层结构和教授自治结构,它将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整合功能。这种功能体现为一种灵活高效的运作机制,它不仅将形成有利于激活各个子单元的创新潜能,而且持续不断地激励各个子单元在国际大学间保持独特优势的学术竞争实力。同时,这种整合功能将具有一种粘合剂作用,把众多的子单元优势整合为一个充满个性活力,使大学与大学、大学与社会、大学与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之间的沟通更为协调融洽,并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学术集合体。谁的整合功能强,谁就将成为众多子单元的集合体,即未来大学。
4.大学校园淡出,但大学精神依存。
大学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其生命力之久远,之顽强超过了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机构,原因何在?历史告诉我们的无非是这样两个属于大学特有的品质:一是“它提出了一种毫不动摇的忠诚于探索精神的宗教”[11],二是“始终致力于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不断建立和维持平衡”[12]。在面临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面前,大学从它的社会角色、功能、目的以及组织形式到教学模式等都将发生重大变革,有的变革将会超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但是,如何使大学这座人类精神的圣殿继续存在?这两个经过历史检验的大学独有的品质将给予未来大学以某种启示:
——当学生不再受时空限制,以多种方式出入无围墙的大学时,大学作为知识之泉的传递功能就不再是唯一的了。但是,作为探索“天地万物之源”并建构人类所需的知识大厦,同时将人类探索知识的方法传递给后人这些功能则是大学独具的。
——一方面,网络化将使大学更趋向世俗化,它将更贴近社会,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它可能会在迎合和服务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失去其方向。长此以往,大学也许将与世俗同流合污,失去个性。因此,大学在不断世俗化的趋势中要找回它赖以长存、永葆魅力的生命点,这就是大学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大学的神圣就在于它具有追求完美理想的使命,保护真、善、美的权利,共享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以及享有尊严的批判精神,这是大学之灵魂。因此,未来大学的学术自治和自由的保持,将是它胜任社会赋予它多种角色和责任的“过滤器”。
——当大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共和国”[13]时,由于网络化,人们在瞬间可以领略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人们可以同时观赏到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当网络文化(尤其是当它被某种文化强国领先占据主导地位时)作为一种世界语和世界文化渗透于地球村的所有居民时,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将被淹没在一种单一世界语的通俗文化之中。未来大学的责任就在于当它自身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学者共同体”时,它将清醒意识到大学在继承、发展、丰富、创新多元文化上对维系这个原本就丰富多彩世界的平衡的深远意义。
——英国雷丁大学控制论研究负责人凯文·沃里克确信,再有50年,机器将征服人类。日本高级通信技术国际研究所硅脑制造工程的负责人雨果·德加里承认,他创造的东西可能会“把我象苍蝇一样拍死”的想法一直搅得他心绪不宁[14]。这似乎听起来像科幻噩梦,实际上,人们已经预见到,由于信息爆炸带来的这个机器世界在给予人们更多方便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更强烈的精神冲击和压力。人们将更加迫切地寻找一种能够摆脱现存信息垃圾带来的精神压力的一种解脱方式。他们不仅需要有一个能够指导他们消费、利用、选择、处理信息的方法,而且他们更需要寻求一块宁静的思维空间和温馨的情感家园。未来大学应该成为这样的“精神家园”:它将满足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重塑人的自尊,张扬人的个性;它将成为未来技术世界中充满人文关怀和注重人文资源的“飞地”。
(三)我们的准备
对未来大学的命运,本文并没有作科学方法上的严格推论,只是作了一种“猜想”。如果顺着这一猜想继续探讨,可能寻求一种达成共识结论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但在追寻这一结论的过程中,我们反倒会从中得到极为难得的创造性火花和探索性发现。恰恰可能是这些“火花”和“发现”对于我们意欲追求的彼岸世界,也许是跨越的一座“桥”。
当初希望能在文章的结尾给网络化影响下的未来大学一个结论。事实上,这个结论至今不知所以然。好在这一命题将会成为21世纪大学教育最有意义的课题,可以肯定,它的“解”应该在它变革的过程中。
【参考文献】
[1]萧琛著.全球网络经济.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2]网络网得住生活吗.北京晚报,1998—12—10
[3]《代用品与者》Copyright.ITWNewcorp,Inc.1997—1999Allrightsreserved
[4]信息世界,1998(2)
[5][6][7]祝智庭.信息技术与创新教育:技术哲学观的透视.见:丁钢主编.创新:新世纪教育使命.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8]〔美〕国家科技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利益
[9][11]〔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89,133
[10]超大规模企业未必具有竞争优势.参考消息,1999—09—13
[12][13]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招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2,10
[14]〔美〕奥蒂斯·波特.21世纪21种设想——机器比人更聪明.参考消息,1999—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