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4 10:19:2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染病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案例某县C村共有64户，351人。某年6月1日至7月5日共发生腹泻病人252例，罹患率高达71.79%，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为2个月，15岁以上的罹患率为68.12%，15岁以下为78.69%。主要症状为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病程短暂，一般3～4天即恢复健康。经调查全村351人均饮用井水，全村有7口井，多数人饮用1号和2号井水，饮用者罹患率为77.81%；而饮用其他井水者为25%，两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x2=48.8、P＜0.01）。病前有饮冷水习惯者罹患率为81.45%；无此习惯者仅为39.5%，两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x2=50.9、P＜0.01）。于发病后10天采水样，从水源中分离到1株大肠杆菌。
你认为这次大肠杆菌引起的腹泻流行面貌呈现什么型？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如何进行病因学调查？怎样控制及消灭这类腹泻病？（摘自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1，12（5）摘要：319）
传染病（infectiousdisease）在人群中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相互连接的条件，即传染源、传染途径和对传染病易感人群。这三个条件统称传染病流行过程三个环节，当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并相互功能时就造成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把握传染病的流行过程的基本条件和影响因素，有助于制订正确的防制办法，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
一、传染源（sourceofinfection）
传染源泉指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能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患传染病的病人、病原体携带者、受感染的动物等均为传染源。
（一）人作为传染源
1．病人（patient）病人是一个重要的传染源，因病人体内存在着大量有毒力的病原体且病人的某些症状亦有利于病原体从体内排出。例如麻疹等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咳嗽，细菌性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患者的腹泻。病原体污染外界环境，增加易感者感染机会。
各种传染病的病程长短不一，按病程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潜伏期、临床症状期、恢复及持续时间的长短。各期病人作为传染意义的不同，主要取决于他是否排出病原体，排出数量和频度及持续时间的长短。
（1）潜伏期（incubationperiod）摘要：自病原体侵入机体至最早出现临床症状这段时间称潜伏期，潜伏期的长短因病而异，短的仅有2～4小时（如葡萄球菌引起的食物中毒），长的可达数月、甚至数年（如麻风病）。同一种疾病不同病例潜伏期亦有长短，但在一定范围内变动。有些传染病在潜伏期末可排出病原体，此时病人已有传染性，例如麻疹、甲型病毒性肝炎等。
潜伏期的流行病学意义及用途摘要：①潜伏期长短影响疾病的流行过程，潜伏期短的疾病流行趋向往往十分迅猛，很快即达高峰；而潜伏期长的疾病其流行波持续较久。②根据潜伏期可判定有受感染的时间，从而追溯传染源和确定传播途径。③根据潜伏期，确定对接触者的留验、检疫或医学观察的期限。一般按常见潜伏期加1～2天（附表6-1）。④根据潜伏期确定免疫接种的时间，例如在麻疹潜伏期最初5天内进行被动免疫其效果最佳。⑤根据潜伏期可评价某项预防办法的效果。
（2）临床症状期（clinicalstage）摘要：为出现该病特异性症状和体征的时间。在该时间内病原体在体内繁殖最多，有些症状又有利于并于病原体排出，故传染性最强。有些疾病在此期可有多种途径排出病原体。例如乙型病毒性肝炎除血液外，唾液、汗腺、乳汁等均可排出病原体，增加污染外界环境的机会而使易感者获得感染。
轻型或非典型病人往往未进行隔离和治疗，作为传染原的意义较大。个别病例如从事饮食工作则可导致该疾病的爆发或流行。慢性临床过程的病人，由于排出病原体的时间长，作为传染源的功能不可忽视。
（3）恢复期（convalescentstage）摘要：在此期病人因病而引起的功能紊乱开始恢复，临床症状消失，机体产生免疫力，体内的病原体被消除，不再起传染源的功能，例如麻疹。但有些传染病，如细菌性痢疾、乙型病毒性肝炎等在恢复期内仍能排出病原体，可继续作为传染源。有些疾病排出病原体的时间更长，甚至可终身作为传染源，例如伤寒慢性带菌者。
传染期（infectionperiod）指病人能排出病原体的整个时间。传染期的长短因病而异，传染期短的疾病其续发病例呈簇状出现，每簇病例之间的间隔相当于该病的潜伏期。传染期长的疾病，续发病例常陆续出现，持续时间较长。传染期是决定病人隔离期限的重要依据。
2．病原携带者（carrier）指外表无症状但携带并排出病原体的人。病原携带者是一个统称，因其所带的病原体不同而相应的称带菌（细菌）者、带（病毒）者、带虫（原由开蠕虫）者。病原携带者排出病原体数量比病人少，但携带者因缺乏症状而不易被发现，且能自由活动，有时可成为重要的传染源，甚至引起疾病的爆发，一般可分为潜伏期、恢复期及健康病原携带者三种。
（1）潜伏期病原携带者（incubativecarrier）摘要：指感染后至临床症状出现前已能排出病原体的人，有人认为是传染病的前驱期。例如白喉、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等。
（2）恢复期病原携带者（convalescentcarrier）摘要：指临床症状消失后仍能排出病原体的人。例如白喉、伤寒、乙型病毒性肝炎等。多数传染病人在恢复期病原携带状态持续时间较短，但少数传染病的病人持续时间较长，个别病例可终身携带。凡病原携带者持续三个月以内，称暂时病原携带者（transitorycarrier）。超过三个月称慢性病原携带者（chroniccarrier）。
（3）健康病原携带者（healthycarrier）摘要：指过去从未患过某种传染病而能排出某病病原体的人，多为隐性感染的结果，一般只能用实验方法证实，但隐性感染不一定均能成为健康病原携带者。此型携带者一般排出病原体量较少，持续时间短。
病原携带者作为传染源的意义，取决于排出病原体的多少，持续时间的长短，个人职业及个人卫生习惯等。
（二）受感染的动物作为传染源
人感染以动物作为传染源的疾病称人畜共患病，目前已证实约有200余种，对人有得要意义的约90种。
1.人畜共患疾病按病原储存宿主性质可分四类摘要：
（1）以动物为主的人畜共患病摘要：病原体主要在动物中保持延续，在一定条件下能传给人，人和人之间一般不引起传播，例如钩端螺旋体病、森林脑炎等。
（2）以人为主的人畜共患病摘要：疾病一般在人群中传播，动物感染是偶然的，例如人型结核。
（3）人畜并重的人畜共患病摘要：人畜均可作业传染源，例如血吸虫病。
（4）真正人畜共患病摘要：病原体必须以人和动物分别作为终宿主和中间宿主，例如牛、猪肉绦虫病等。
2.作为传染源的动物家畜、野生哺乳动物、家禽及野禽均可传播一些疾病
动物作为传染源的流行病学意义，主要取决于人和动物的接触机会和密切程度，且和动物的种类和密度有关。
二、传播途径（modeoftransmission）
病原体为了维持其生物种的存在，需不断地更换宿主。病原体由传染源排出后再侵入另一个易感机体，它在外界环境中所经历的途径称传播途径。病原体在外界环境中必须依附于各种生物或非生物媒介，例如空气、水、食物、手、蝇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参和病原体传播的媒介物称传播因素。
（一）经空气传播（airbornetransmission）
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存在于呼吸道粘膜的粘液或纤毛上皮细胞的碎片中，当病人大声说话、咳嗽或打喷嚏时，其粘液或渗出物随气流经口、鼻喷出至传染源四周一定范围的空气中。根据颗粒的大小又可分类飞沫、飞沫核和尘埃三种形式传播。较小的飞沫在空气中飘浮，被易感者直接吸入而引起感染，例如麻疹。在空气中悬浮的飞沫，当外层水分被蒸发时形成有传染性的飞沫核，它在空气中能飘浮一定时间，即使传染源已离开，易感者亦可因吸入飞沫核而感染，例如白喉、结核病等。含有病原体的较大飞沫干燥后落在衣服、床单或地面上，当人们在整理衣服或清扫地面时，带有病原体尘埃又飞扬，可造成呼吸道传播，例如结核杆菌、炭疽芽胞等。
空气传播的发生取决于多种条件，其中人口密度、卫生条件、易感者在人群中的比例起决定。
经空气传播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患者多为儿童，且多为传染源四周的易感人群。
2.多呈周期性并伴有季节性高峰，以冬春季多见。
3.流行强度和人口密度、居住条件及易感人口的比重有关。
（二）经水传播（water-bornetransmission）
许多肠道传染病，若干人畜共患疾病以及某些寄生虫病均可经水传播。
1．经饮水传播因饮水被污染而引起疾病的水型流行早年十分猖獗，随着城市公共供水系统建立及水质的卫生管理，因饮水被污染而引起爆发在城市已很少见，但在广大农村仍是一个重要新问题。经饮水传播疾病历史上已有多次记载，如1854年英国伦敦发生霍乱流行。流行强度取决于污染水源类型、供水范围、水受污染的强度和频度、病原体在水中的反抗力、饮水卫生管理等。
经饮水传播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病例的分布和供水范围分布一致。
（2）除婴儿外，各年龄、性别、职业的人均可发病。
（3）停用被污染的水或水经净化后，爆发即可平息。
2.经疫水传播当人们接触疫水时可经皮肤或粘膜感染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其危险性取决于人体接触疫水的面积大小、次数及接触时间的长短。
经接触疫水传播传染病的流物特征摘要：
（1）病人有接触疫水史。
（2）呈现地方性或季节性。
（3）接触方式以游泳、洗澡、捕鱼及收割等多见。
（三）经食物传播（food-bornetransmission）
所有肠道传染病、某些寄生虫病、个别呼吸道传染病（白喉、结核病）及少数人畜共患病（炭疽病）均可经食物传播。经食物传播可分两类摘要：
1．食物本身含有病原体感染绦虫的牛、猪、患炭疽的牛、羊，其肉类含有病原体。患结核病的乳牛所分泌的乳汁可含有结核杆菌。感染沙门菌家畜的肉及家禽的蛋可含有沙门菌。当人们食用后可被感染。
2．食物在各种条件下被病原体污染食物在生产、加工、运输、贮存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均可被污染。水果、蔬菜等只是机械地携带病原体，其数量不再增多。在另一些食品，如牛奶、肉馅等在适宜的温度下病原体可大量繁殖，人们食用后可感染而发病。
经食物传播传染病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病人有食用某种污染食品史，不食者不发病。
（2）易形成爆发，累及为数和食用污染食品的人数有关。
（3）多发生于夏秋季，一般不形成慢性流行。
（4）停止供给污染食品爆发即平息。
（四）接触传播（contacttransmission）
接触传播包括两类传播方式摘要：
1．直接接触传播（directcontacttransmission）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参和下，传染源和易感者直接接触而引起疾病的传播，例如性病、狂犬病等。
2．间接接触传播（indirectcontacttransmission）易感者因接触被传染源排泄物或分泌物所污染的某些无生命的物体而引起感染造成疾病传播，又称日常生活接触传播。多种肠道传染病、某些呼吸道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皮肤传染病等均可经此途径传播。被污染的手在间接传播中起非凡重要的功能。
间接传播的流行病学意义，和病原体在外环境中的反抗力、日常消毒制度是否完善、人们的卫生知识水平及卫生习惯等有关。
经接触传播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病例多呈散发，可形成家庭或同室内成员间的传播。
（2）无明显的季节性。
（3）流行过程缓慢。
（4）卫生条件差、卫生习惯不良的情况下病例较多。
（五）媒介节肢动物传播（arthropod-bornetransmission）
作为传染病传播媒介的节肢动物甚多，有昆虫纲的蚊、蝇、蚤、虱等。蜘蛛纲的蜱和螨。由于传播疾病的种类和方式不同又可分为两大类摘要：
1．机械性传播节肢动物接触或吞食病原体后，病原体在它的体表或体内均不繁殖，一般能存活2～5天。当它们再次觅食时，通过接触、反吐或随同它们的粪便将病原体排出体外而污染食品等，当人们食用这类食品后被感染。例如苍蝇能通过这种方式传播伤寒、细菌性痢疾等肠道传染病。
2．生物性传播吸血节肢动物呆咬处于菌血症、立克次体血症或病毒血症时的宿主，使病原体随着宿主的血液进入节肢动物的肠腔，使肠细胞或其他器官造成感染，病原体在节肢动物体内进行繁殖，然后再通过节肢动物的唾液、呕吐物或粪便进入易感机体。病原体在吸血节肢动物体内增殖或完成生活周期中某些阶段后始具有传染性，其所需要时间称外潜伏期（extrinsicincubationperiod）。外潜伏期长短常受气温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经吸血节肢动物传播的疾病为数极多，例如鼠疫、斑疹伤寒、疟疾、绦虫病等。还包括大约200种以上的虫媒病毒性疾病。
吸血节肢动物传播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有一定地区性，病例分布和媒介昆虫的分布一致。
（2）有明显的季节性，病例季节性升高和媒介昆虫繁殖活动的季节一致或稍后。
（3）某些传染病具有职业特征，如森林脑炎多见于伐木工人及野外作业的工人。
（4）发病有年龄特征，老疫区病例多见于儿童，新疫区病例无年龄差异。
（5）人和人之间一般不直接传播。
（六）经土壤传播（soil-bornetransmission）
土壤可因种种原因而被污染，传染源的排泄物或分泌物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使土壤污染。因传染病死亡的人、畜尸体，由于埋葬不妥而污染土壤。有些肠道寄生虫病的生活史中有一段时间必须在土壤中发育至一定阶段才能感染人，例如蛔虫卵、钩虫卵等。某些细菌的芽胞可在土壤中长期生存，例如破伤风杆菌、炭疽杆菌等。这些被污染的土壤经过破损的皮肤使人们获得感染。
经土壤传播病原体的意义，取决于病原体在土壤中的存活力，人和土壤接触的机会和频度、个人卫生习惯等。
（七）垂直传播（verticaltransmission）
孕妇在产前将其体内的病原体传给好的胎儿垂直传播，亦称母婴传播。从广义来看，可分为下列几种摘要：
1．经胎盘传播受感染孕妇体内的病原体可经胎盘血液使胎儿遭受感染，但并非所有感染的孕妇均可引起胎儿感染。可使胎儿感染的病毒有摘要：风疹病毒、水痘病毒、麻疹病毒、肝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柯萨奇B族病毒、腮腺炎及巨细胞病毒等。
2．上行性传播病原体经孕妇阴道通过宫颈口到达绒毛膜或胎盘引起胎儿感染，例如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
3．分娩引起传播胎儿从无菌的羊膜腔内产出而暴露于母亲严重污染的产道内，胎儿的皮肤、粘膜、呼吸道、肠道均可遭受病原体感染，例如淋球菌、疱疹病毒等。
（八）医源性传播（iatrogenictransmission）
医源性传播指在医疗及预防工作中人为地引起某种传染病传播，一般分两类摘要：
1．易感者在接受治疗、预防及各种检测试验时，由污染的器械、针筒、针头、导尿管等而感染某些传染病。
2．生物制品单位或药厂生产的生物制品或药品受污染而引起疾病传播。
各种传染病流行时其传播途径是十分复杂的，一种传染病可同时通过几种途径传播。例如细菌性痢疾可经水、食物、媒介节肢动物及接触等多种途径传播。因此当某种传染病在人群中蔓延时，必须进行深入的流行病学调查才能了解其真正的传播途径，从而采取有针对性防制办法。
三、人群易感性（herdsusceptibility）
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对传染病易感的程度称人群易感性。人群易感性以人群中非免疫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表示。判定某一人群对某种传染病易感水平的高低，可从该病以往在人群中流行情况，该病的预防接种情况及对人群进行该病抗体水平检测结果而定。
（一）影响人群易感性升高的主要原因
1．新生儿的增加出生后6个月以上未经人工免疫的婴儿，对许多传染病都易感，由于他们体内缺乏特异性免疫力。
2．易感人口的迁入某些地方病或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区，当地居民病后或隐性感染而获得对该病的免疫力。当非流行区居民迁入使流行区的人群易感性增高。
3．免疫人口的死亡使人群易感性相对升高。
4．免疫人口免疫力自然消退有些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等病后有长期免疫力，有的能维持终身。一般传染病病后或人工免疫后，其免疫力逐渐下降，最后又成为易感者，使人群易感性增高。
（二）影响人群易感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1．预防接种对易感人群施行人工免疫是降低人群易感性最积极的方法。人工免疫所获得免疫力不能维持终身，故对易感人群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免疫接种。
2．流行后免疫人口增加经过一次流行后，大部分易感者因感染而获得免疫，但不能依靠这种方式来降低发病率，因流行后传染源数量增多，有时反而可促进该病传播。
3．隐性感染后免疫人口增加隐性感染者虽无症状但也是传染源，不可能期望它的增加来制止疾病传播。
（三）人群易感性和疾病流行关系
易感者大量减少能抑制疾病的流行，甚至使流行终止。但也不能认为易感者上升至某种水平就一定能发生疾病流行，因疾病的发生必须有传染源的输入。
四、疫源地和流行过程（infectiousfocusandepidemicprocess）
（一）疫源地
指传染源向四周排出病原体所能波及的范围、每个传染源可单独构成一个疫源地，但一个疫源地内可同时存在一个以上的传染源。一般把范围较小的疫源地或单个传染源所构成的疫源地称疫点。范围较大的疫源地或若干疫源地连成一片称疫区。
1．疫源地范围
取决于三个因素，即传染源活动范围、传播途径的特征和四周人群的免疫状态。例如疟疾的疫源地范围，一般以传染源为核心、以按蚊飞行距离为半径的范围。麻疹的疫源地则为传染源四周较小的范围。不同传染病的疫源地大小不一，同一种传染病有不同条件下，其疫源地范围也不相同。
2．疫源地消灭的条件
（1）传染源已被迁走（住院、治愈或死亡）。
（2）通过各种办法消灭传染源排至外环境中的病原体。
（3）所有易感的接触已度过该病的最长潜伏期而未发病或感染。
（二）流行过程（epidemicprocess）
每个疫源地均由它前一个疫源地引起的，而它又是发生新疫源地的基础。一系列相互联系、相继发生的疫源地构成传染病的流行过程。疫源地被消灭，流行过程也就中断。
1.流行强度（epidemicprocess）
（1）散发（sporadic）摘要：某病在一定地区或国家其发病率维持在历年水平。一般多用于区、县以上的范围。各个病例在时间和空间上常无联系。
（2）流行（epidemic）摘要：某地区某病的发病率显著超过历年发病率的水平。
（3）大流行（pandemic）摘要：某病发病率远远超过流行时的发病率水平。它的特征是传播迅速，大流行可超越国界而波及许多国家。
2.影响流行过程的因素
传染病在人群中流行既是生物学现象又是社会现象。流行过程又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1）自然因素的影响摘要：自然因素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人群起功能。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地理、土壤、动植物等因素。其中以气候和地理因素尤为重要。自然因素可直接功能于传染源，对以野生动物为传染源的疾病、虫媒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影响更大。例如疟疾、乙型脑炎的流行常受气温、雨量和湿度等影响。疟疾病例多在春夏季复发，其时如按蚊密度高，复发病例作为传染源的功能就大。自然因素对传播途径的功能亦大，夏、秋季因暴雨可引起洪水泛滥，如当地猪或鼠类中流行钩端螺旋体病，它们的尿可污染水体，当人们接触污染的水体后可导致钩端螺旋体病爆发。自然因素对易感人群亦有一定功能，严寒季节，人群室内活动多，接触密切，常出现呼吸道疾病的季节性高峰。
（2）社会因素的影响摘要：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生产劳动及居住生活条件、风俗习惯、卫生设施、医疗条件、文化水平、防疫工作、经济、宗教等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一切条件。社会因素功能于三个环节而影响流行过程。社会因素对流行过程既有促进功能亦有阻碍功能。
篇2
关键词：动物传染病学 教学方法 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2（c）-0220-01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动物传染病学》课程教学的主要问题是教学容量大、教学时数少、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陈旧，对于要求掌握的知识学生大多死记硬背，理解、思考的少，对于实验技能眼高手低，最后导致操作能力较差，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如何优化《动物传染病学》的教学方式，向社会输入更多具备综合技能的人才，已成为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本专科农业院校《动物传染病学》课程教学中，精选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势在必行。
1 课堂讲授与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
1.1 启发式教学
教学活动的主体由老师与学生共同构成，老师作为指导者，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学习、思考、提出问题，与老师加强交流，协调发展。启发式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就是引导转化，把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具体知识，再进一步把学生的具体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师的主导作用就表现在这两个转化上。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经历问题的解决过程，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创新能力。
1.2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以动物传染病病例或事例为题材，在教学中要求学生针对病例或事例，运用所学知识，做出分析、综合，并上升为理论认识。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教学过程。
教师以教学大纲的要求为核心，以学生知识水平为基础，以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技术为手段，针对国内外近几年流行的重大动物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配合相应的临床病例，诊断及防制方法，作为课堂讨论提纲。基于学生假期的社会调查，将学生按照调查的疾病不同而划分学习小组，针对假期社会调查结果，结合教材中相应的理论知识，查阅参考文献，做好笔记，针对难点问题或者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提出新问题。教师将基础知识、重要知识点一一详解，然后以学生提问为基础进行讨论，创造出学生之间互相讨论，学生与教师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期间，教师主要起启发思考和引导方向的作用，控制课堂讨论的节奏，协调各组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加深学生对重点和难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以达到巩固掌握知识的目的。
1.3 开放式实验教学
《动物传染病学》课程对学生动手操作及实践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我们采取开放式实验室的管理制度为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依托我院动物传染病防治技术实验室现有的条件，要求学生把在社会服务和实习阶段遇到的临床病例拿到实验室，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实验室诊断工作。理论教学使学生对疾病有一个理性认识，再通过教学实习获得感性认识，通过查资料、讨论剖析临床实际教学病例，使课堂的理性认识得到再次升华。
1.4 网上教学法
这种教学法是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课程内容合理整合的前提下，以大量的文字、图片、动画和实地录像为基础，制作《动物传染病学》教学课件、动物传染病病理变化图片库、电子教案、教学资源库和习题集等，并在课堂教学的同时，通过校园网系统用于学生课后的自学和复习，使学生在观赏中进行知识积累。
2 开设社会调查课，丰富专业知识
利用假期时间，开设动物传染病社会实践课，让学生更多的接触社会，了解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它在畜牧养殖行业中的地位。
针对近年来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危害严重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我们及时组织了专项调查，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同时，学生要对社会调查进行总结，通过检索相关文献、现场调查访谈、统计分析、撰写论文等做出相应的报告。这样即丰富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又培养了学生查阅资料、撰写论文的能力。
开学后，可安排3～5次讨论课，通过在课堂演讲将自己的实践体会，所学到的知识点与大家分享。由教师组织并指导学生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推理、质疑和假设及判断，在讨论中教师要适时地进行启发、提示，有意识、有目的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及经验进行推理、反思、讨论，提出诊断结果和综合防治措施等，鼓励学生充分发表个人观点，大胆质疑，激发他们思维和讨论的兴趣，增强了实践应用性和学生的参与热情，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这个阶段检验了学生社会实践的所学所长，以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最终对教学效果起到的一定的促进作用。
3 加强与生产厂（场）的联系，走产、学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以该课程教学目的为基础，为给畜禽养殖业输入更多的专业人才，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必须要加强与生产厂（场）的联系，走产、学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动医动科专业学生在大四年级参加生产实习，即派学生到教学实习基地从事专业相关的基层工作。例如，宠物医院实习基地，让学生在宠物医院中接触到更多的病例，学习门诊的基本技能；在饲料或兽药企业中，学生可以在生产岗位上较深入地了解饲料和化药生产过程，进而将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销售、技术岗位上，培养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知识的能力和积累工作经验。为使实践教学更有针对性，我们通过与养殖场的密切联系，组织学生深入现场，了解大型养殖场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疾病预防情况等。对接触到的典型病例进行案例分析，以巩固和加深课堂教学效果。通过生产实习，使学生了解畜牧业生产中的常见疾病及急需技术，以此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情，明确学习方向，为日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合上述内容，通过现代化教学理念，结合专业课程特点，优化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形式多样化，取得了良好的课程教学效果。我们以临床病例或事例为导具组织过程教学，增强了直观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产学结合，工学交替，创新了教学过程；以动物医院为窗口进行教学，培养了教师和学生的动手能力；以教师科研为纽带，让学生参与科研，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结核/肺，流行病学调查 文山
中图分类号：R181.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8-372-02
文山州位于云南省东南,山区和半山区占80.3%；少数民族占 56.6%，所辖八县均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文山历来是结核病疫情的重灾区，“九．五”期间以来，全州结核病疫情一直保持在前三位，占报告传染病疫情总数的30―35%，占呼吸道传染病的第一位。作为全国肺结核流行病学被抽样调查地区，文山州曾三次进行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1979年全国第二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文山州调查点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438.0/十万[1]；1990年全国第三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文山州调查点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445.5/十万，菌阳患病率34.2/十万,涂阳患病率34.2/十万[1]；2000年5月全国第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文山州调查点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达1010.95/十万[2]。2010年5月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情况：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15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出生日期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应检人口包括符合以下情况的15岁及以上的人口：（1）户籍人口：持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但以进点时间计算离开本地6个月及以上的户籍人口不作为本次应检人口。（2）外来常住人口：虽无本地户籍，但调查时已在本地居住6个月及以上。
1.2 方法
1.2.1 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胸部X线检查（孕妇、行动不便者以痰检代替胸片）；
1.2.2 对所有胸部X线检查异常者及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进行3次痰涂片和2次痰培养结核分枝杆菌检查。
1.3 质量控制
1.3.1 质量标准：质量控制工作按照《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实施细则》和《中国结核病控制工作指南（2008版）》规定的标准执行。
1.3.2 胸片阅读由省级专家组成的联合诊断小组集体讨论诊断,由国家组成的专家组讨论确诊。
1.3.3 结核分枝杆菌检查结果（涂片和培养）由省级实验室确认提供。
1.3.4 人口资料由公安局和统计局提供。
2 调查结果
2.1 流调点抽样、应检和实检人口数量
流调点2009年总人口为 33063人，抽样人口为2799人；抽样人群中应检人口1667人；实检人口1626人；受检率为97.54 %；超过国家规定受检率≥95.0%的标准。
2.2 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涂阳患病率、菌阳患病率分别为2337.0/十万、246.0/十万、984.0/十万。
3 肺结核患病率时空变化趋势
表1 文山州1979、1990、2000、2010年四次
肺结核流调患病率时空变化表
4讨论
4.1 调查点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2337.0/十万；分别较本地区79年流调上升5.3 倍、较90年流调上升5.2 倍；较2000年流调上升2.3 倍；疫情呈现“一次一个样、十年大变样”的上升势头。说明文山州肺结核疫情态势严峻，与“九．五”以来，全州结核病疫情保持在报告传染病总数前三位、占报告传染病疫情总数30―35%、呼吸道传染病第一位的疫情报告统计数据相应，揭示我州结核病疫情的严重性及进一步加大结核病控制工作的紧迫性和长期性。
4.2 调查点肺结核症状知晓率，肺结核看病地方知晓率和结核病知识平均知晓率都很低，提示农村边远山区结核病健康促进和结核病知识知、信、行工作十分薄弱。
4.3 本次调查发现的38例患者，已知病例3例，占7.9%，新发现病例35例，占92.1%,说明结核病患者对卫生服务利用率不高，主动就诊率低导致低发现率，成为结核病控制潜在的不利因素。
4.4 导致肺结核疫情逐年上升的因素错综复杂，一是全人口结核菌的高感染率（45%）导致了高患病率，二是HIV感染的生物学危险因素，我州是HIV高感染地区，HIV/AIDS的传播会促使结核菌感染者发病，对结核病疫情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本地区结核病疫情以HIV感染的流行病学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三是传染源隐藏在人群中长期未被发现和治疗，这些隐藏在人群中的肺结核传染源成为结核菌重要的传播者。
5 防治措施与对策的建议
5.1 我国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结核病的高疫情态势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结核病造成的疾病负担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结核病控制工作离不开稳定的财政投入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费保障。
5.2 进一步建立健全结防机构，“没有结防机构就没有防痨工作”，这是几十年来结防工作开展好坏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有了机构、没有稳定的专业人员和经费保障，同样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因为机构掩人耳目，名存实亡。因此建立起适应当前疫情形势的结核病防治机构和专业队伍已经迫在眉睫。
5.3 实施卫生宣教，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倡导、传播及社会动员行动，是结核病防治科学化、大众化、普及化的主要手段，是实践古人“上医治未病”的医学战略。加强结核病控制健康促进工作是提高大众结核病知识知、信、行的根本举措。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教学改革
近年来，全球化发展加速给公共卫生带来很多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各种传染病的发生逐渐增加，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发生时，临床医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识和技能、传染病防护知识和技能、健康教育知识等对保护人民及自身的健康至关重要，这些相关知识和技能都与预防医学学科相关。临床医学生是未来奋战在第一线治病救人的医务人员主力，其学生时期所学知识对未来的临床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预防医学课程仍然以预防医学、卫生学等为主[2]，内容仅包括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三大卫生”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教育、传染病防护教育、健康教育学等内容在教学中涉及极少，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识和技能、传染病防护知识和技能、健康教育知识等对临床医生至关重要。课题组对临床医生进行问卷调查，从临床医生的视角，探讨未来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预防医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1调查对象
2020年8月，课题组以各级医院的临床医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73份，回收有效问卷70份，回收率95.89%。1.1.2调查方法采用自制问卷、以无记名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形成初稿后先反复讨论，再进行预调查，不断修改完善。调查内容包括临床医生的一般情况、自身预防医学知识水平、对预防医学的看法以及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预防医学课程的建议等。
1.2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
2.1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70名临床医生中，男性20人（占28.6%），女性50人（占71.4%）；三级医院42人（占60%），二级医院15人（占21.4%），一级医院8人（占11.4%），民营医院2人（占2.9%），村卫生室3人（占4.3%）；高级职称1人（占1.4%），副高级职称8人（占11.4%），中级职称24人（占34.3%），初级职称25人（占35.7%），无职称者12人（占17.2%）；内科医生17人（占24.3%），外科医生9人（占12.9%），妇产科医生5人（占7.1%），其他科室医生39人（占55.7%）。
2.2临床医生对预防医学的认识及自我评价
被调查医生中，95.7%的人认为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同样重要，98.6%的人认为预防医学知识对临床工作有帮助，85.7%的人会在工作中有意识地告诉患者预防疾病的重要性，51.5%的人所在科室会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讲座，50%的人只有在撰写论文时才用到预防医学的相关知识。临床医生对预防医学的认识情况见表1。如表2所示，结合在学校学习到的预防医学知识，认为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能对临床有用的医生分别为78.6%、81.4%、57.1%。如表3所示，对于自身的预防医学知识与技能，认为自己缺乏数据分析能力、流行病学分析方法、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其他预防医学实践技能的医生分别为78.6%、74.3%、55.7%、60%、47.1%。
2.3临床医生对预防医学课程的建议
如表4所示，92.9%的医生认为有必要定期对临床医生开展预防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培训；92.9%的医生认为有必要将预防医学知识贯穿临床医学生生产实习的始终；认为有必要增加临床医学生预防医学课程中实践技能授课内容和健康教育学授课内容的医生分别为91.4%和94.3%。
3讨论
篇5
按查新项目的检索要求分为只检索国内文献的国内查新和全面检索国内外文献的国内外查新,具体项目数见图1。图1显示,2004-2007年国内查新多于国外查新,但2008年国内查新比例为43.9%(186/424),低于国外的查新比例56.1%(238/424),主要是当年仅要求检索国内文献的中医药项目查新减少所致。
1查新学科分布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学科标准分类》(医药卫生)对查新项目进行学科分类,详见表2。表2显示,西医临床医学专业项目查新较其它专业多,中医学与中药学次之,再依次是交叉学科、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基础医学、药学,其余学科比例均较小。
表3为部分学科进一步细分后的统计结果。选择研究项目较多或每年数量有所增长的专业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临床医学类研究较多的专业依次是肿瘤学、妇产科学、普通外科学、心血管病学等,而近几年研究也侧重于临床诊断学、医学影像学、护理学、内分泌学、口腔医学等,预防医学类的流行病学和传染病学以及中医学和中药学研究较多,生物医学工程学每年都有项目查新,卫生管理学2008年增为7项。
2项目负责人职称
查新项目负责人的职称统计见表4。表4显示,20.0%的科研项目由正高人员负责,41.4%的由副高人员负责,38.1%的由中级人员负责,副高人员和中级人员所占比例相近。
分析
1科技投入与人才战略
甘肃省2004-2008年医药卫生项目的科技查新统计结果显示,查新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年平均查新数量比1999-2001的260项/年增加了65.4%,查新数量的增加可能与国家科技创新的政策密切相关。甘肃省在国家科技创新体制的指导下,加大了科研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经费投入,增设科研基金项目,增加科技奖项,同时加强科研管理。通过项目申报查新有效防止了低水平、重复研究,确保了科研质量。甘肃省全面实施了领军人才工程,强化了高层次人才的带动效应,副高和中级人员已经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省级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附属医院的查新项目增多,承担了国际前沿科技项目。
比较偏远的基层医疗单位由于受当地经济、政策、科研投入、管理等因素影响,仍存在专业人员科研水平低,项目文本质量差,低水平重复研究问题。在人才培养上,医药卫生行业的传帮带仍起重要的作用。
2科研水平与知识产权意识
查新目的结果显示,成果鉴定多于科研立项和报奖查新,报奖项目比例由1999-2001年的9.2%上升为14.0%;查引和专利申请的查新比例虽然小,但突破了1999-2001年的零记录,表明研究人员开始注重科研水平和知识产权。国内将论文被SCI、EI、ISTP等权威数据库收录和引用的情况作为衡量科研成果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论文查收查引也已成为甘肃省科技奖励申报的必备材料。
知识产权保护对医疗机构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加大专利产权的保护,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医疗机构是知识、技术、人才密集型单位,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医院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的开发是除医疗和教学外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而专利保护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体现。做好医务人员发明创造的专利保护工作,一要加强医疗机构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二要强化发明人对产权的保护意识,从而促进科技创新与进步。
3科研方向及专业特色
查新项目学科分类可反映我省医疗卫生科研方向及专业特色。从整体上看,临床医学专业仍在科研中占主导地位,中药学、肿瘤学、妇产科学、骨外科学、心血管病学的研究比较活跃,尤其是肿瘤治疗方面。临床诊断学、医学影像学、护理学、内分泌学、流行病学、口腔医学、中医学和传染病学等项目较多,表明研究人员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和诊断技术的提高以及传染病、慢性病的防治较重视。我国中医药学的研究项目数量较大,也是国内项目查新多于国外查新数量的主要原因,占总数的22.9%,且呈逐年增多趋势。
中医药研究已成为我省医药卫生科研的一大特色。目前甘肃省出台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甘政发〔2010〕32号),扶持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开展了“西学中”和中医药五级师承教育活动,大力提升县级以上中医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时高度重视“陇药”产业发展,积极探索科技体制创新、推进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模式,构建行业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促进甘肃省中医药科技发展与创新。
篇6
针对上述问题，王福生教授带领课题组密切结合临床，对123例慢性乙肝合并肝癌的病人开展了深入的临床实验研究。通过与21例肝硬化患者和47例健康人比较，发现肝癌患者体内的调节性T细胞数量异常增加，分别是健康人的2～10倍和肝硬化患者的1.5倍以上，并且随着肝癌的发展，调节性T细胞增加的程度也越高。值得关注的是，课题组通过统计学分析，发现增加的调节性T细胞可以显著影响肝癌病人的存活时间，调节性T细胞水平较低，病人的存活期较长；反之，调节性T细胞水平越高，病人的存活期则越短。此外，通过进一步临床实验研究，他们证实病人体内异常增加的调节性T细胞可以与自身的CD8T淋巴细胞直接接触，从而破坏CD8T淋巴细胞，使之失去有效的抗肿瘤效应，从而促进了肝癌细胞的恶性增殖。
国内外专家认为，王教授所带领研究的课题设计严密，密切结合了国际前沿的免疫学最新进展，对大量临床病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阐明了调节性T细胞在肝癌免疫学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发现了调节性T细胞还可用作评价肝癌患者疾病进展的一种临床指标，同时，该成果还为肝癌的免疫细胞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孜孜以求
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王福生教授第一次发表令医学界关注的论文了，王教授近几年来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160余篇，其中SCI收录的论文38篇，影响因子总分大于180(其中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影响因子总和为150分)，特别是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Gastroenterology》、《Blood》、《Journal of Immunology》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同时，王教授还分别担任着中华肝病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973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评审专家；担任《中华医学杂志》、《诊断学杂志》、《中华肝脏病学杂志》、《肝脏》以及四种英文杂志编委、《传染病信息》副主编、同时担任《中华实验与临床病毒学杂志》、《中华流行病杂志》、《中国性病艾滋病杂志》、《Human Immunology》、《Hepatology》、《Journal of Hepatology》、《J Immunolg》、《Gastroenterology》等国内外知名杂志特约审稿专家。
堪当大任
承担众多国家重点课题
近5年来，王福生教授还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分别担任国家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负责人、北京市自然基金重点和军队“十五”攻关重点课题和国际合作研究课题等总共10余项。目前，王教授所在的实验室分别与国内外多个第一流的实验室和专家开展艾滋病和肝炎的合作研究。
近年来，王教授还多次参与病人会诊，应邀参加国、内外病毒性肝炎和生命科学领域大会，2003年“非典”在我国肆虐之际，王教授挺身而出，承担了首都抗击“非典”的重要任务，而其后在广东和香港的考察中，王教授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部长等著名专家一起赴香港特别行政区交流传授经验，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领导的一致肯定。此外，王教授4年来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报告80多次，并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分别荣立全军三等功2次、总后勤部优秀党员、总后勤部“科技银星”等各种荣誉。
锐意进取
率领团队勇攀医学高峰
现在，王福生教授直接负责的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是病毒性肝炎、肝癌及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临床免疫学特点研究及新型免疫治疗方案的研发。目前生物治疗研究中心已拥有一支具备很强的科研攻关能力、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复合型科技人才队伍。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生物治疗研究中心拥有着非常完善的仪器设备，并且构建了集科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先进的综合性科技平台。
在科研方面，生物治疗研究中心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中心的实验室面积达1200平米。同时，该实验室还有GMP中试车间和生物安全实验室，据王教授介绍，该实验室目前有科技人员达40余人，其中高职研究人员6人，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1人，同时该实验室每年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和进修生10余名，特别是为临床培养了大批科研与临床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研究中心始终以提高病毒性肝炎、肝癌及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临床诊治水平为目的；坚持科学问题来源于临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也依赖于临床的科研方针，以肝病、艾滋病为导向的研究发展模式，密切联系临床难题开展攻关。研究中心与第三0二医院临床六科合作，走出了科研与临床治疗一体化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免疫细胞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和肝癌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构建了完善的免疫细胞治疗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平台。目前已完成CIK细胞免疫治疗肝癌和慢性病毒性肝炎病人300余人次，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乙肝和肝癌的治疗性树突状细胞疫苗的临床前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时在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等重大常见病毒性传染病的基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关领域创新性的发现和应用成果。
不懈努力取得国际声誉
篇7
[关键词] 犬瘟热病毒 流行病学研究 死亡率 发病情况 接触性传染病
[中图分类号] S8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4-0255-01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人们开始饲养宠物成风，但是很多人对养宠物却缺乏安全意识，而且养狗的品种也非常杂乱，很多养户并不会给够接种疫苗，这就使犬瘟热疾病非常高发。除此之外，犬瘟热的病程潜伏期也长，发病的表征也有很大的差别，一般不细心的养户根本注意不到，而且就算注意到也缺乏对其理解，因此，等到症状非常明显的时候，其实传播感染力已经非常大，会给养户和犬自身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笔者参考张家港4家动物医院的犬病感染率，来对犬瘟热病做一详细的剖析和报道。
1.2 理论依据
犬瘟热作为犬只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应当被兽医卫生系统尤其是城市中的动物防疫部门和动物诊疗机构所重视。它的传染与传播主要集中在了犬只的交易市场和养殖集中地。这些地方是犬瘟热传播的关键途径，是病毒的集散中心。搞好犬瘟热病毒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对居民的生活和养犬业的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3 立题意义
犬瘟热病毒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的调查是一个对动物疫病进行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方法，也是监控动物疫病流行的重要依据。对城市中行政主管部门来监管犬疫病的一个重要的调查方法。
1.4 研究目标
通过对犬只感染犬瘟热的数量和症状，调查犬瘟热在犬只中的感染率与死亡率来调查疫苗在实际应用中的普及率和保护率。对在诊疗机构和动物防疫部门中的存档进行整理分析，来服务与犬只的防疫和诊疗工作。
近年来，人们开始饲养宠物成风，但是很多人对养宠物却缺乏安全意识，而且养狗的品种也非常杂乱，很多养户并不会给够接种疫苗，这就使犬瘟热疾病非常高发。除此之外，犬瘟热的病程潜伏期也长，发病的表征也有很大的差别，一般不细心的养户根本注意不到，而且就算注意到也缺乏对其理解，因此，等到症状非常明显的时候，其实传播感染力已经非常大，会给养户和犬自身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笔者参考张家港4家动物医院的犬病感染率，来对犬瘟热病做一详细的剖析和报道。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来源
张家港市的塘桥动物诊所、贵族宠物诊所、阳光宠物医院、天使动物医院和汪汪动物医院在动物诊疗病历中，患犬瘟热的病犬的免疫、临床症状、结果进行分析。
2.2 所用疫苗
给犬接种所用疫苗为犬狂犬病、犬瘟热、副流感、腺病毒病、细小病毒病五种。
免疫程序为从6周到21日的间隔连续接种3次。成年犬每8～9个月间隔21日连续接种2次。
注射方式：注射前，量犬的体温，然后看其吃食和外表有没有一样变化。再将疫苗加水，稀释成每头份2ml，再对犬注射疫苗。
2.3 犬的免疫情况及分组
对于犬疫苗的接种次数，要根据犬的免疫能力来定，一般是要接种一到两次，如果免疫力交叉，也可以稍后再进行接种，笔者参照自己的观测实践，对犬瘟热病的免疫和感染情况做一总结。
（见表1），
3 犬瘟热的临床诊断依据
3.1 一般表现
3.1.1呼吸系统： 鼻镜干裂，排出脓性分泌物，而且病犬很沉郁，鼻子也有龟裂情况发生。
3.1.2神经系统： 犬瘟热病毒对神经系统的各个方面都有侵蚀，而且不光是这一种，还会并发其他的情况。
3.2 用试剂辅助诊断
根据上面的犬瘟热的外表症状，如出现神经症状，排除药物中毒后，笔者认为对该犬患犬瘟热的诊断指数可为85%，如症状不明显，也可用抗体诊断试剂盒进行辅助诊断，具体是用病犬的唾液或血清放入稀释液中，然后把稀释液滴入检测卡的加样孔内，当试纸C.T线同时出现紫红色或其他情况时，证明犬瘟热抗体呈强阳性、弱阳性、阴性等，结合免疫情况，作为诊断犬瘟热病的一个参考依据
3.3 统计分析
按照犬的分组类型，对犬各组的患病数量进行统计，其中，免疫数量按各动物医院患病犬的数量与免疫情况按照记录来进行归纳和总结。
3.4 结果
由表2可见，A组在1523条患犬中所占比例为5.3%，B组为4.6%，C组为18.7%，D组为7.9%，E组7.6%，F组为55.8%，由此数据表明，进行过免疫的犬患犬瘟热的数量远低于没有免疫过的犬。按免疫后患病数量来看，A组患病犬占免疫数量的3.2%，B组为6.9%，C组为37.8%，D组为36.2%，E为63.1%，由此可见，按程序免疫的犬患犬瘟热的数量远低于其他免疫方式的犬。经过差异显著性检验，A组和B组在患病率上t=4.45（P
4 从免疫情况来分析
笔者认为养犬现象的日常化，会使病犬的数量提升，还会使其病毒数量也提升，这就使犬的免疫力持续下降。笔者同别的动物医院把经过基础免疫后的免疫时间定为8到9个月，经过调查，效果良好。
5 治疗方法
5.1 一般使用的药物以及方法如下： 犬瘟热单克隆抗体（世纪元亨、派特） 每公斤体重1毫升皮下注射，25公斤以上的犬只一次注射量达到25毫升即可。每天一次连用3―5天。单克隆抗体效果在临床上的效果相当的明显，尤其在初期的时候对控制病情的发展有很好的作用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世纪元亨的效果较好） 干扰素的使用 每次500万单位的量进行注射每日2次，对病毒的复制转录和繁殖有较好的遏制作用 血浆（白蛋白）的使用 在犬瘟热中期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的高温对犬本身的体力是一种高强度的损耗，及时的补充体能是一种必要的措施。加强全的自身的免疫能力是对病毒抵抗的关键 。
5.2 在犬瘟热中期时每天60―120毫升的血浆或同等量的白蛋白的静脉输入对提高犬只的存活率有较好的帮助。在纠正酸碱平衡的同时还能增加抗病因子。抗生素的使用在治疗中应当尽量选择耐药性较低的和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抗生素。如磺胺类的药物。
5.3 体温的控制长时间的高温可以使犬只快速的脱水死亡，时刻关注犬只的体温变化，以减少死亡率。在实践中可以用物理降温方式其效果相当明显防止神经症状可以使用少量的巴比妥类药物来控制神经症状防止全身性的衰竭防止肠道以及血液感染 针对输液治疗，由于其病程较长，输液一般需用1到3个疗程，每个疗程5到7天，很多养犬户都因代价太高而中途放弃治疗，另外，也有部分犬在输液过程中出现神经症状，也有输液后仍然不食，最后出现神经症状而死亡。
因此，笔者认为，犬一旦需要输液，必须同犬主说明可能出现的情况，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参考文献
[1]孙广玖，赵恒云，王占乙，等.1990- 1996年辽宁省犬瘟热流行病学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8，19（2）：72
[2]李效霞.犬瘟热在城市中的发病规律.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14（4）：210.
[3]殷文武，孙辉.中国犬瘟热发病形势及对策建议.疾病监测，2009，24（7）：475-477
[4]杜振昆.犬瘟热检测与分子分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新疆：新疆农业大学，2007
篇8
[关键词]嘉道之际 江南 大疫 社会变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清宣宗旻宁刚刚继承大统，当时最为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风调雨顺，丰乐祥和，然而一场该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瘟疫却悄然登场了。在此后的数年中，这一据称自闽广地区由海路传入的疫病，迅速在该地区蔓延，并继续向西向北流传，酿成了一场几乎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大灾难。真性霍乱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周期性流行序幕亦就此拉开。
对这样一次大疫，尽管目前学术界已有所注意，但对这次疫情的具体情况，现有的研究或互有抵牾，或缺乏揭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探讨基本都是就事件本身的论述，尚未有人将其置于历史演进的情景中加以考量，因此也就很难明了这一事件的意义与寓意。本文试通过这一疫情在江南地区的发生情况以及前因后果的考察，对中国近世生态与社会的变迁作一审视和思考。不当之处，敬望方家读者教正。
一 背景
嘉道之际，江南风调雨顺，自嘉庆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再无天灾光顾，社会稳定，民情祥怡[1] 。自古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就当时的江南社会，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灾疫发生的征兆。然而正当人们正在庆幸这几年上天保佑之时，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数年前，即1817年，远在南亚次大陆的加尔各答腹地爆发了一场严重非凡的霍乱。霍乱在印度一种古老的地方性传染病，长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不过在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别关注。关于何以这一地方病在1817年时忽然变得空前严重，迄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一般认为当时气候的变化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然环境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因素[2] 。
当时，离一般所谓的近代开埠虽然还有些时日，但在中国沿海，“舳舻相衔，帆樯比栉”，已颇有一派繁荣景象。对清前期海外贸易与海上交往过去由于一般抱有满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观念，所以多有忽视。然而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越来越多揭示，清前期的海外交往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较宋明两代，均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乾隆中期以来，对外贸易额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主要外贸口岸的粤海关为例，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758—1767年）的贸易总值为288，045，650两，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年（1788—1797年）增加到512，903，300两，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七年（1818—1827年）又增加到721，050，150两，分别比第一个十年增加了1.78和2.59倍[3] 。这些货物无疑基本是通过海上运输的。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尽管中国行的远洋帆船航运业，已出现衰败之势，但外国来华船只则明显增加，从乾隆中期，平均每年28.9艘，而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仅英国进入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达54艘[4] 。可见，随着海外贸易特别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沿海与印度以及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不仅如此，“清代得国内帆船航运业，特别是沿海的帆船航运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维持着持续发展的趋势。”长江、大运河等的内河航运亦长期繁荣[5] 。根据樊百川的估计，以前，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10，000艘之间，总吨位在150万吨左右[6] 。其中江南地区的上海港，每年的进出船只不下300万吨（包括内河航运），已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另外宁波港也相当繁忙，1840年前，每年来往海船约有一千数百艘[7] 。
以上这些现象，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嘉道之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却把它们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气候突然变化使得印度的霍乱变得空前的严重，同时借助当时日渐频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区域，来到中国，并藉由中国近海乃至内陆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国沿海进而在内地迅速蔓延。
二 嘉道前中国之霍乱
在中国的文献中，霍乱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早在《黄帝素问》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8] “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对此，明代的张景岳注释说：“挥霍撩乱，上吐下泻。”[9] 又有干霍乱之名，“更有吐泻无物，亦有上下关闭，竟不吐泻者，为干霍乱。惟心腹绞痛，令人立毙”[10] ，所以又称绞肠痧[11] 。虽然，现代一般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肠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12] 。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论断并非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场大疫的霍乱与中国旧有的霍乱究竟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是原本就有的霍乱的一种变形，二是这次是不是真性霍乱的首度传入中国。
关于前者，实际上，从疫病发生后不久，就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霍乱名家王士雄，是他在其所著的《霍乱论》将嘉庆季年出现的新疾病称为“霍乱转筋”，认为吊脚痧[13] 不过是转筋霍乱而已[14] 。而稍后的徐子默则明确指出吊脚痧非霍乱[15] 。而且，根据程恺礼的研究，认为是传统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1862），杜炯（Dudgeon，1872）和汤姆森（Thomson，1890）等西方的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仔细阅读资料后，认为“霍乱”确实是霍乱，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国。“对他们来说，在医学古籍中关于这个疾病的临床描述是莫大的确证，即使没有提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本质。他们坚持说，霍乱真正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由中医明显的关心得到证明，他们自古代就对这个疾病开出许多处方并建议治疗的方法。这些治疗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们自己的疗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16] 其实，在清代的医生中，认为吊脚痧为霍乱或寒霍乱者，远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绪年间，钱塘的连文冲将霍乱分为自生霍乱和传染之证，主张治霍乱应先辨阴阳，“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17] 。而湖州的莫枚士则公然反对“矜言创新，以新一时之耳目”，认为“今瘪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18] 。那么，它究竟和传统所谓的霍乱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虽然那些持肯定论者的意见并非不值一顾，最终的确认恐怕还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不过，就笔者已有的认识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疾病。西方学者所指出两条理由：古代医籍对霍乱症状的重视和记载以及治法类似，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医籍虽然对霍乱多有记载，但其显然有两点与真霍乱不符，一是它的传染性不明显，二是伴有腹痛[19] 。至于说治法类似，这并不奇怪，当时一些明确指出吊脚痧为一种新疾病的医生所提出的治法也与传统治法类似[20] 。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所用的药物也基本一致[21] 。至于中国医生的认识，根据陈方之对王士雄《霍乱论》所列医案的研究，王所经验的48例，其中有38例陈认为是真霍乱，其它10例见腹痛者，王自己也断为非霍乱证[22] 。这就是说，虽然王对吊脚痧与霍乱在名称上不加分别，但它在实际临床治疗中所指的霍乱其实就是真霍乱。王以后一些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疾病，显然与中国传统的遵经法古传统有关，特别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经人士，他们意见并不完全足以为据。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从过去文献中并无有关霍乱大流行的记载而此后却记载不断（详情见后）这一点来看，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疫病。
关于后者，著名的医史学家范行准根据涂绅《百代医宗》中的有关嘉靖甲子（1564年）的记载，指出真性霍乱，“在十六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23] 。西蒙则认为真霍乱的第一次造访中国在1669年，由马六甲经海传来，第二次则在1769年，由南亚传入[24] 。不过，程恺礼认为西蒙的证据并不充足，然而对西蒙所说的第二次传入，倒由一则医籍中的资料可以佐证，一位称为上浣觉因的道人在咸丰元年（1851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间，黔中人多感异症。病发则立死。方书不载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众。后此方传至关中，以治诸怪异急症。无不奇验。道光壬午（二年，1822年）年，粤东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试之立效。当经刊布。今岁夏秋之间，浙中时疫俗名吊脚痧，亦颇类此。爰急重梓，以广流传[25] 。
在这段话中，道光二年的奇症和咸丰元年名之曰吊脚痧的显系真霍乱，因此乾隆年间贵州的异症也应该有真霍乱的可能，贵州离南亚和东南亚较近，真霍乱完全有可能从这些地区从陆路传入。由此可见，尽管这次大疫的霍乱并非传统的霍乱，但真霍乱的传入中国却在此前，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国言，真霍乱在嘉庆末出现是应该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过，虽然它已传入，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条件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甚至自生自灭了。
就此，我们认为，真性霍乱尽管可能在嘉庆季年前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但在当时，至少对包括江南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仍是一种新的疾病。（进一步讨论见后。）
转贴于 三 疫情
对这次大疫传入和流传的情况，已有不少研究者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做出了探索。陈方之早在1940年代就主要依据部分医籍指出，“迨道光元年以前，始有真正霍乱发现”[26] ，也就是说，真霍乱是到道光元年传入我国的。1950年代，罗尔纲从部分文集和江苏的一些方志中看出，真性霍乱的传入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推测《东华录》中记载的道光元年北京的大疫大约就是从江苏传去的[27] 。之后，范行准指出，“最早记载十九世纪初传入的真性霍乱，盖为道光元年”[28] 。陈胜昆在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后认为，“自嘉庆二十五年流行于广东、福建后，次年道光元年，蔓延至至江浙、远及燕京，其传染至猛烈，不是中国传统医书上所说的霍乱，其杀人之多，患者死亡率之高，也证明是近代流行的亚洲霍乱。”[29] 程恺礼最近的论文揭示了一些20世纪早期的研究和不少当时西方传教士和医生的记录，根据程的论述，井村哮全“相信最早的霍乱大流行是在1819年由海路传到中国，然后从温州和宁波往北方移动”。不过，多数专家同意，真霍乱是1817年以后，有海路及陆路由印度传到中国的，其中西蒙斯指出，这一流行病1817年就经陆路“移动到西藏和中国的西南边界”，1820年又经曼谷传到广州和宁波，并由此向其他地区流传。米尔恩则指出，他在嘉庆二十五年的三月首先从暹罗带到福建，然后移动到广州，然后由那里进入到江西和浙江，于道光元年五月进入宁波[30] 。程对其列举的一些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说法基本未给予必要的判别和考释，不过，她主要根据井村哮全从地方志中搜集的疠疫资料，制成的“1820、1821、1822年的霍乱流行病”图倒是可以让人较为直观地、全面地了解当时霍乱在我国的流行情况[31] 。从图中可以看出，疫情主要集中在闽广、江南、黄河下游地区，云贵和陕西也有分布。
从上述可见，对这次大疫的疫情，现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论述，不过对疫病传入时间、流行地点、传播途径和方式以及症状等显然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认识也不尽一致。以下我们就在已有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全面搜集排比此次瘟疫的相关资料，进一步对江南这场大疫具体情况作一揭示。
对于这一瘟疫的症状，很多的文献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在地方志，较为典型的叙述一般是这样的：
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日数人[32] 。
由于真霍乱症状的特点较为明显，而且文献中的记载也相对比较详细，因此，在认定这次疫病为真性霍乱这一点上，并无争议。有关这次瘟疫的具体流行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以及部分文集、笔记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嘉庆二十五年：秋，鄞县大疫，其病脚筋缩即死，名吊脚痧。慈溪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名吊脚痧，死者无算。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定海疫，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间。秋，镇洋大疫，患者手足蜷挛，俗名蛣蛛瘟。嘉定秋大疫。夏，金山、奉贤亢旱，秋大疫，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华娄秋大疫。南汇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秋，昆新民疫。锡金大疫。冬，乌程乌镇时疫流行。冬，嘉兴府时疫流行。[33]
道光元年：镇洋六月大疫，至九月始已。嘉定秋大疫，手足麻木，经脉挛缩，俗名蜘蛛瘟。宝山夏秋大疫。锡金大疫。江阴夏秋大疫。武阳秋疫。宜荆疫盛行。富阳大疫。新城大疫。夏秋之交，上江痧症大行，患者腹绞痛，吐泻不出，四肢厥冷，逾时即不可救，死者甚众，名曰：穿心痧。夏，平湖大疫。俗名吊脚痧，死者甚众。六七月间，嘉善大疫，名钓脚痧，死者无虚日，秋有年。秀水新塍秋大疫。桐乡青镇夏大疫。乌程南浔夏大疫。双林夏大疫，俗称吊绞痧，死者无算。德清夏大疫。长兴大疫，死者无算。镇海夏秋间，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惟僧尼孩幼少犯，秋冬霜盛渐差。慈溪夏又疫较上年庚甚。定海疫。会稽疫。萧山大疫。余姚大疫。夏，松江府大疫，岁大熟，其证似干霍乱，手足拘挛，须臾不可救，有一家丧数口者。苏州府大疫。昆新夏秋大疫，吴江春疫，夏疫甚。常昭夏秋疫，至冬乃止，名蛣蛛瘟。秋，溧阳疫。丹阳疫。[34]
道光二年：秋，宝山大疫。镇洋疫，十月始止。夏，常昭疫又作，水中见红色，人饮之辄病。昆新夏秋大疫。定海疫[35] 。
道光三年：仁和多疫。南汇大水，疫疠证并作[36] 。
道光四年：镇海大有年，夏秋疫大作。溧水秋疫。句容水疫。六月，苏州城时疫盛行[37] 。
由上举资料可以看出，这次瘟疫在江南出现的时间不是道光元年，而是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年，流行也没有完全结束，三四两年江南仍有时疫发生，虽然在我们搜集的资料中没有可供确定四年之疫情可以为何种疫病的详细记录，不过像镇海、苏郡，两年前曾发生过真霍乱，疫情又出现在夏秋，是真性霍乱的可能性较大，而道光三年南汇发生的疫疠，则有文献可征，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周浦镇诸生姚炜球曾于该年“七月中病霍乱卒，年仅二十四”[38] 。由此可见，江南的这次大疫始自嘉庆二十五年秋，第二年，道光元年夏秋达到，秋冬霜盛势头转衰，但余绪一直延及道光三年甚至四年。
关于这次瘟疫的传播路径，已有的研究虽已基本清楚的指出，其由广东、福建通过海上交通北上，首先到达宁波，并从宁波向北移动，远及燕京，但在诸多细节问题上，各种说法还不无龃龉，另外，对瘟疫传到宁波后的传播情况，则基本没有涉及。为了更直观地考察传播途径，还是让看看根据以上的资料制成的图1。（见上图）
根据图1和以上所述疫情状况，首先可以看出，所谓瘟疫有由广经海路带到宁波，然后由宁波向北传布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宁波府的鄞县、慈溪、定海和象山的大疫的均发生于嘉庆季年秋季，与太仓州的镇洋、嘉定，松江府所属各县以及苏州府的昆山、新阳等地发生的时间相同，而离宁波较近的绍兴府、杭州府当年没有疫情发生，同时紧邻松太的嘉兴府和苏州府却发生了瘟疫。可见，霍乱病菌应该是在宁波和上海同时登陆的，然后各自沿交通线向内地传播。这两条路线的传播情况大致应该是这样：1、在宁波，嘉庆季年，霍乱弧菌首先在定海、象山、慈溪和鄞县四地出现，定海为孤立岛屿，象山与其它地区也有较多屏障，在这两地，疫情基本各地独立发生，在定海病菌上岸后，在该地停留了三年，而象山之疫病从石浦港出现后不久就停止了流行[39] 。在慈溪和鄞县两地，疫情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在其中的一地上岸，波及另一地，不过从慈溪没有比较重要的海港这一点来看，很有可能有鄞县传至慈溪。但是鄞县的疫情在第二年并没有重新发作，而慈溪的疫情却更加严重，并向东波及镇海，向西沿姚江传到余姚，再由余姚沿浙东运河向西渐次延及（上虞[40] ）、会稽、山阴、萧山，然后可能由萧山传布到杭州[41] ，从杭州经钱塘江水系传至富阳和新城，也有可能直接由萧山通过钱塘江水系波及富阳和新城。2、在松太地区，病菌首先在当时国内最大的港口上海登陆，利用当地便利的水陆交通线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蔓延，向西传至青浦、华亭等地，西北方向传入嘉定、镇洋、昆山、新阳等地（唯离上海紧邻的宝山似乎幸免于难），并跳跃式地延及无锡和金匮，向南则流传到川沙、南汇、奉贤、娄县、金山等县，并于初冬开始在嘉兴全府和湖州的乌程和归安流行[42] 。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区重新发作[43] ，同时地处有疫诸县包围之中的宝山未能再次逃过此劫。并继续通过长江、运河、太湖等水路及陆路交通路线向西，向北流传，苏州府属各县无一幸免，其它运河和长江沿线，太湖周边的各县也基本都被波及[44] 。到这一年初冬，疫情基本结束，此后的二三年中，只有少数地区仍有零星流行。
这次大疫前后延续五年，波及江南所有十府一州的50余个县，是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疫情基本以近程传播的方式向外扩散，有疫地区大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及内地一些重要交通线上或周围，浙西西部、浙东南部、宁镇地区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区的大多数县均未受到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病菌登陆后，虽然肯定存在着陆路传播，但内河航线仍然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受波及地区，危害程度也不尽一致，在人多地狭、交通便利的松太地区，霍乱弧菌一旦上岸，便四处蔓延，而在相对闭塞的象山县，却不久就停止了流行。在沿海地区，这一凶猛无比的疫疠曾令时人瞠目不已，而在离登陆地点较远的江宁，其危害似还远不如11年后发生的那场有可能是伤寒的大疫[45] 。另外，在易感人群中，儿童受感染的机率似乎也较成人低，比如在镇海，“惟僧尼孩幼少犯”[46] ，钱泳讲述的一则报应故事中，也述及了常熟张氏一家十八口除两岁幼孩幸免外全部疫死的事实[47] 。而郑光祖的邻居，“季龙生一家四口，龙生先死于床”，其妇和十岁的女儿相继死去，而刚满月的幼儿最终因无人照顾而夭折[48] 。表现出典型的古典生物型霍乱的流行特点。
四 当时的社会反应与后果
尽管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清代江南面对瘟疫，无论是官府还是社会力量，一般都不会坐以待毙，而会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救治措施[49] 。这次自然也不应完全例外，比如，在常熟，疫情发生后，“邑尊刘出百金合药普济，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药”[50] 。不过总体来看，虽然当时的各种文献，有关这次疫情的记载相对较多，但关乎救治的内容却明显稀缺。个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传统的救治方法，对这一独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对于瘟疫强力、迅速的传染性和杀伤力，这种救治也就很难对时人产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该瘟疫的凶猛和前所未有，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手忙脚乱、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反碍了进一步救治措施的举办。对此情形，史籍中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在宝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乱而实异，病初起忽吐泻，手足拘挛，六脉俱伏，名转筋霍乱。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时而死者。好善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51] 。
在其他地区，也多有“针刺医药，百无一效”[52] 之类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这次大疫，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想出了种种医疗手段，但效果却明显不尽人意。
这样的大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见的。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据估计，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在5%以下[53] 。这一比例，与近来有些研究者高达四五成估计相比，可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它与当时霍乱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是基本一致的，根据麦克尼尔的说法：“1831年，当这种病第一次侵袭开罗时，该城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在欧洲城市，霍乱所造的人口损失从来没有这么大。”[54]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死亡率造成的死亡人口已相当可观，仅受灾比较严重的苏松太地区，疫死人数就至少在50万以上[55] 。除了损害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缠染，为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无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甚至可能导致生产停滞，市面萧条。比如，疫情爆发后，在宝山的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市”。[56] 。
除了以上有形的影响外，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霍乱这一杀手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虽然瘟疫对江南的民众来说，并不鲜见。但这次却让时人真的困惑了。首先，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这次大疫来到时，明明是承平丰乐之年。其次，在时人的经验中，疫疠“所行之地，远不过数百里，从无延及各省者”[57] ，然而这回，“瘟疫流行，几遍天下”[58] 。再次，该疫发病之暴烈、症状之奇特也令时人甚感恐惑不解。在当时的记载中，像“顷刻殒命”、“即刻毙命”、“不逾时而死”之类的用语随处可见。对霍乱发作时，手足痉挛，两脚麻木，特别是泄泻一如无收束、身体顿然形销骨立等症状，时人困惑不已，郑光祖曾感叹说：
凡染此病者，类无六脉，其死不过一两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数日死者。其泄泻一如无收束，粪直下，色白略同米汤，泄两日，虽肥人必瘦，筋收则四肢拘挛，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胜死，则膀肚肉欠过腿挛，手臂肉欠过腋下，肋骨条条冈起，周身之肉不知消归何所[59] 。
柳树芳也在描述这次瘟疫的诗中云：“肠胃先巳伤，肌肉登时削。往往一饭顷，便不可救药。人言鬼作祟，纵疫为击缚。”[60] 最后，在瘟疫传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现象也让时人产生种种猜疑。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西瓜与疫的关系问题上，当时到处传言，“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61] 。根据我们现代的认识，西瓜与霍乱显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在当时夏秋季节，苍蝇飞扬，以及小贩往往会用已经污染的水喷洒没有及时卖出去的西瓜以保持持湿度，故西瓜成为传播媒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今日，切开而没有妥善保存的西瓜也每每是一些肠道传染病的流传媒介。不过，江南是肠道传染病的多发地区，显然这不是江南肠道传染病的第一次爆发，那么，何以西瓜的传播作用至此才引起注意呢？这主要跟疫病的本身的发病特点相关。虽然西瓜既能传播霍乱病菌，也必然会传播伤寒和痢疾等其它肠道传染病的病菌，但我们知道，伤寒起病缓，潜伏期长[62] ，使人难以察觉；而痢疾虽潜伏期并不长，但一者该病常见，危害较小，二者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霍乱弧菌强得多，除水果外，几乎所有的食品均能成为传播中介[63] ，因此西瓜不易受到特别的注意。由于时人感觉这是一种新的情况，同时这次的疫情又特别严重，所以，猜忌纷起，认为是西瓜中毒，说：“每每破瓜，其中辄物。”[64] 甚至见到“惟是西瓜中切出蚰蝎”[65] 。有人根据自己的经历斥责其妄，也有人以自己的所见认为并非无稽[66] 。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时人又对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再加上传统的救疗方式很难取效，如此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时社会充斥着人人自危、惊恐无状的恐怖气氛。当时之江南，“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丰都地狱”， “啸樑啖宝，草本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67] 。而且这种气氛迅速扩散，弥漫着整个大江南北。嘉庆季年，疫病虽未传至江北，但有关瘟鬼将至的传言早已病菌到达之前捷足先登了，如在河南，“前半年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将有鬼夜半叫门，应之即吐血而亡，须遵书符咒避之，乃免。……当时人人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述，”[68] 。陕西西安也“人情汹汹，流言四起”[69] 。
由此，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江南地区的这次大疫实乃超出时人经验和记忆范围的一种新疫病，故而，尽管真霍乱传入我国的时间可能在乾隆中期，甚至更早，但至少对包括江南在内大部分地区来说，应该基本可以认定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霍乱、全新而且凶猛异常的疫病。
注释:
[1] 在江南众多的地方志的“祥异”中，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间，除本次瘟疫外，均未见有其它自然灾害的记录，反而是不少方志中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岁大稔”。桐乡的柳树芳的《纪疫》诗则指出：“比来屡丰年，户口占和乐。日常餍膏盘，几不识藜藿。”（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2页）
[2] 参阅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2—303页：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753—755页。
[3] 黄启臣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10的数字计算而得。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2页。
[4] 参阅陈尚胜：《闭关与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308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5]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5—83页。
[6] [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78页。
[7]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4—49页。
[8] 转引自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册，第814页。
[9] 转引自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页。
[10] 俊著 赵旭初点校：《温热暑疫全书》卷3，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1] 如陆以湉指出：“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沙，不急救即死。”（《冷庐杂识》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7—408页）
[12] 参阅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229页；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195页；陈胜昆：《中国疾病史》，台湾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9页。
[13] 道光以后，文献又常称这种威力巨大的疾病为吊脚痧、脚麻痧、瘪螺痧等。
[14] 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30—31页。
[15]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见陈修园编撰：《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1961—1962页。
[16] 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5—766页。
[17]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715页。
[18] 莫枚士：《研经言》卷4，《瘪螺痧辨》，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557页。
[19] 有关古代医籍对霍乱的描述可参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第6册，第814—834页。现代医学认为，真性霍乱开始发作时，即突然发生极剧烈的腹泻和呕吐。腹泻先是黄色稀粪，以后，即泻出米汤样的水，这是霍乱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呕吐到最后也吐米泔水。吐和泻的特点都呈喷射式。一般无腹痛症状。经过几小时至十几小时，病人由于严重缺少水分，皮肢干皱，指纹下陷，两额突起，眼睛下凹。肌肉也因缺水和缺盐而痉挛抽搐，特别是小腿及腹壁肌肉，成为俗话所说的“吊脚痧”。最后往往因严重脱水而死。（ 参阅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余氵贺：《急性传染病》，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而假霍乱即急性肠胃炎，亦有恶心、呕吐、腹部阵发性绞痛、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可因剧烈呕吐、腹泻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或发生休克，而表现口溜、尿少、皮肤干燥、眼球下陷、极度乏力、呼吸深大、血压下降等。一如真霍乱，但无霍乱菌，而且整体上症状较轻，传染性不强。（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商务印书馆1950年修订版，第25—26页。）
[20] 比如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载《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7—1970页。
[21]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8、111、114页。
[22] 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中册），第194页。
[23]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24] 转见程恺礼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7页。
[25] 陈修园原评：《急救异痧奇方》，见《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3册，第1947页。
[26] 《急慢性传染病学》，第193页。
[27] 《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第58页。
[28] 《中国医学史略》，第245页。
[29] 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29页。
[30] 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71—777页。
[31] 程恺礼前揭论文，第770页。
[32] 费善庆：《垂虹识小录》卷7，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本，第477页。
[33] 同治《鄞县志》卷69，《祥异》，光绪三年刊本，第15a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213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版，第4册，第1201页；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丛书·华中”，第196种，第10册，第3131页；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转引自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第58页；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丛书·华中”，第176种，第6册，第1969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见 “集成·江苏”，第8本，第129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丛书·华中”，第143种，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丛书·华中”， 第169种，第8册，第2623页；光绪《青浦县志》卷29，《杂记·祥异》，第4册，第2055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丛书·华中”，第174种，第2册，第703页；光绪《娄县续志》卷12，《祥异志》，“丛书·华中”，第138种，第2册，第453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丛书·华中”，第42种，第3册，第1480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集成·江苏”，第15本，第637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5，《行义》，“丛书·华中”，第21种，第2册，第443页；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丛书·华中”，第53种，第2册，第841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丛书·华中”，第59种，第2册，第681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
[34] 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第6册，第196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第8本，第129页；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乡镇志专辑，第4本，第65页；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丛书·华中”，第407种，第4册，第1559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第2册，第535页；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丛书·华中”，第457种，第3册，第927页；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9，《杂事·祥异》，“集成·江苏”，第37本，第749页；光绪《宜兴荆溪县志》卷8，《人物·义行》，第3册，第1110页；民国《杭州府志》卷85，《祥异》，“丛书·华中”，第199种，第5册，第1662页；民国《新登县志》卷20，《拾遗·祥异》，“丛书·华中”，第73种，第4册，第1484页；光绪《金陵通纪》卷3，“丛书·华中”，第37种，第531页；甘熙：《白下琐言》卷1，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印本，第23b—24a页；光绪《平湖县志》，卷25，《外志·祥异》，第8册，第2429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第2册，第681页；民国《新塍镇志》卷4，《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8本，第944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丛书·华中”，第54种，第3册，第816页；民国《德清县新志》，卷13，《遗闻》，“丛书·华中”，第60种，第2册，第835页；光绪《长兴县志》卷9，《灾祥》，“丛书·华中”，第586种，第2册，第781页；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丛书·华中”，第478种，第8册，第2885—2886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第4册，第1201页；民国《南浔镇志》卷29，《灾祥二》，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上，第305页；道光《会稽志稿》卷9，《灾异志》，“丛书·华中”，第531种，第1册，第164页；来裕恂：《萧山县志稿》卷14，《杂记·历年祥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7，《祥异》，“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130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第8册，第2624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第2册，第703页；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第3册，第771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第6册，第3391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第15本，第637—638页；光绪《吴江县续志》卷38，《杂记·灾祥》，“集成·江苏”，第20本，第557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丛书·华中”，第153种，第9册，第3165页；光绪《溧阳县续志》卷16，《杂志类·瑞异》，“丛书·华中”，第471种，第215页；光绪《丹阳县志》卷30，《祥异》，“丛书·华中”，第135种，第4册，第1511页。
[35] 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第4册，第155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第九册，第3165—3166页；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 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
[36] 民国《杭州府志》卷143，《义行》，第8册，第2725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
[37] 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6页。光绪《溧水县志》卷1，《舆地志·庶征》，“丛书·华中”，第12种，第1册，第90页；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9上，《祥异》，“丛书·华中”，第133种，第6册，第2110页；石韫玉：《独学庐诗文稿·四稿》卷2，清刊本，第26a页。
[38] 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记·遗事》，第3册，第1598页。
[39] 据民国《象山县志》记载，当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城中设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第10册，第3131页）
[40] 在上虞县的地方志中，光绪以前的疫情失载，根据图1揭示的流行路线，上虞发生疫情的可能性极大。
[41] 钱塘和仁和两县在康熙以后基本没有可供利用的县志，而著名的民国《杭州府志》中也基本没有这两个县的疫情记载，按照一般理解，杭州作一个当时著名的通都大邑，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说，道光元年这场全国性大疫没有波及是颇为奇怪的。道光三年，仁和多疫，但疫情系何种性质，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根据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中所录的医案，道光十七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但在此前的道光九年，已存在霍乱的病例，（卷下，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673页）可见霍乱当十七年流行之前已经传入，而在江南，从道光元年到十七年间，并无有霍乱大流行。而且常熟的郑光祖在这次大疫过后，曾听说这场瘟疫延及杭州。（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3b页）因此杭州的霍乱病菌当在嘉道之际这次大疫中传入，道光三年仁和之疫也应该是真霍乱，但道光三年之疫不过是这次大疫的余绪，显然，对杭州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在疫病流行是未受到影响，反而要道瘟疫基本结束始才传入，可能性甚小，何况与杭州相邻的萧山和富阳均有疫情发生。所以，笔者认为，道光元年，霍乱曾传及杭州。
[42] 霍乱的流行时间一般多在夏秋两季，嘉兴和湖州府的疫情出现在冬季，颇多疑惑。不过，在当时的一些记载中，疫情到初冬仍在继续的情况的确存在，比如，次年昆新等地发生的大疫，入冬才停止（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一种新的疫病对该种病菌的处女人群所具的威力应该不能完全按常规来理解，霍乱孤菌在初冬抵达嘉湖，并发生流行，也不无可能。
[43] 例外的情况是嘉兴府的石门和海盐，他们均处离松江府较远的嘉兴府南端，可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海盐的地方志对疫情没有记载，上年的情况是根据府志得到的，因此海盐也可能是因为缺乏记载。
[44] 唯一出人意料的例外是镇江府城所在的丹徒县没有疫情记载，这究竟是真的未发生瘟疫，还是因为失载或我们资料搜集不够全面，于此不敢断言。
[45] 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是这样描述道光十二年之疫的：“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而道光壬辰最为甚。自三月起，疫气流行，互相传染，死亡甚众。……至立秋，患乃息，诚有生以来仅见之大灾也。”（卷7，第5b—6a页）而关于道光元年的瘟疫，除了描述症状等外，只是说：“道光辛巳夏秋之交，痧症大行。”（卷1，第23b页）有关这次疫病的分析，请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60页。
[46] 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5—2886页。
[47] 钱泳：《履园丛话》卷17，《报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1页。
[48]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b页。
[49] 具体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49—164页。
[50]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51] 道光《寒圩小志·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本，第429页。
[52] 宣统《信义志稿》卷19，《志事·灾疫》，乡镇志专辑，第8本，第489页。
[53]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54] 卖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3页。
[55] 嘉庆二十五年苏松太人口总数为10，398，156，（该数字由吴建华根据《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调整而得。参见氏著：《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该地区几乎每个县都受到瘟疫的侵扰，不过严重程度并不一致，即使以较低的5%计，也在50万以上，若按8%算，则为83万零。
[56] 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6—327页。
[57]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2b页。
[58] 孙兆溎：《花笺录》卷17，同治四年刊本，第37a页。
[59] 《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60] 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第872页。
[61]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2] 3—35天，平均10天。（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7页）
[63]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0、104页。
[64] 孙兆溎：《花笺录》卷17，第37b页。
[65] 张畇：《琐事闲录》卷上，第12a页。
[66]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7]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 —23b页；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7页。
[68] 张畇：《琐事闲录》卷上，第11b页。
篇9
2012年1月11日上午，科技部召开新闻会，通报由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下称国家试剂与疫苗中心）和养生堂有限公司旗下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制的“重组戊型肝炎疫苗”益可宁（下称戊肝疫苗），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和生产文号，并预计将在今年6月正式上市。
三期临床有近10万志愿者参与，获得100％的保护率，该戊肝疫苗批量生产后，将可能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控制戊肝病毒传播的最佳选择。
抢战临床
由肝炎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肝炎，有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及戊型之分。
1981年8月，驻扎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前苏联部队暴发大规模急性肝炎，经初步诊断为非甲非乙型肝炎。前苏联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的病毒学家Mikhail Balayan博士，受委托对这起肝炎暴发进行调查。由于疫区缺乏实验设备，无法进行病毒样本分析鉴定。同时也缺乏病毒样本的冷藏运输条件，Balayan博士便将酸奶和病人的粪便样本混合后喝下，通过自己的身体把病毒带回了莫斯科实验室并等待发病。在发病的几周后，他收集和分析自己的粪便样本后，证实该病毒是一种新型的肝炎病毒。不过，遗憾的是，他当时仍未能鉴定出这种未知病毒。
得益于后来分子生物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1989年，美国Reyes博士等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成功克隆了戊肝病毒基因组。同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非甲非乙型肝炎和经血传播的传染病学术会议上，这种病毒被正式命名为戊型肝炎病毒（HEV）。这种病毒，可以隐藏在被污染的水源或未煮熟的食物中，经过肠道传播。同样属于肠道传染肝炎的，还有甲肝。
不过，戊肝的死亡率要高于甲肝。普通人群的戊肝患者死亡率在1％－3％之间；孕妇患者高达5％－25％。
从临床实验记录看，在新年伊始的这款戊肝疫苗，对于普通人群的保护率可以达到100％。
国家试剂与疫苗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夏宁邵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从1998年开始，着手进行该疫苗的研发。2004年，疫苗进入一期临床。一年后顺利进入二期临床。这两次临床试验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
实际上，在夏宁邵团队投入戊肝疫苗研发之前，全球最早进行戊肝疫苗临床试验的是世界医药巨头――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GSK）。其与美国军方合作研制戊肝疫苗，采用的是价格昂贵的昆虫表达系统。在2000年－2003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这个研究团队开始在国际上进行该疫苗的一期临床试验。
2007年，牛津大学临床研究部尼泊尔分部的巴斯内特（Basnyat）博士等研究人员也开始在尼泊尔，对2000例主要由年轻男性组成的健康人群进行二期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六个月注射了3针试剂（20微克/剂）的900名年轻的尼泊尔军人，保护率达到95.5％。
同年8月，夏宁邵团队也进入了最关键的三期临床试验，他们转战至戊肝病毒高流行区――江苏盐城的东台市进行，为期近两年。
97356位16岁－65岁的临床志愿者，参加了该疫苗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研究人员为半数志愿者以肌肉注射方式，接种了规格为30微克/0.5毫升（剂）的该种疫苗；另外半数人，则相应使用了安慰剂。97356位志愿者，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疫苗临床试验。这种疫苗采用基因重组技术，为相对较便宜的大肠埃希杆菌（Escherichia coli，即大肠杆菌）表达系统。
在注射完第三针疫苗后的13个月内，使用安慰剂的受试者中有15人感染了戊型肝炎，而接种了疫苗的志愿者没有感染，保护率达到了100％。
2010年10月，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朱凤才与夏宁邵团队成员，将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上。
该论文的特邀评论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斯科特・霍尔姆贝格（Scott Holmberg）博士撰文，他认为这次临床试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该戊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全世界戊型肝炎预防与控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Basnyat博士在同期杂志上亦撰文表示，“这一结果非常令人振奋，希望这一疫苗能更快上市，并用于需要的人”。
中国戊肝报告病例增多
像很多疾病一样，戊肝病毒主要传播地在发展中国家及相对贫困的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关于“东南亚区域的病毒性肝炎”的资料显示，估计世界范围内每年有1400万例临床戊肝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达到30万，并造成5200例胎儿死亡；而在东南亚区域成员国，估计每年的临床戊肝患者有650万人，其中死亡16万人，死胎2700例。
中国历年来均有戊肝患者的报告。其中1986年9月－1988年4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曾发生过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戊肝大流行， 感染人数近12万人，死亡707人，其中414人为孕妇。除此之外，各地大多是因食物引起的分散性的、较小的流行。
2003年以来，中国戊型肝炎患者的数量及死亡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卫生部的“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数据显示：2010年、2011年，戊肝患者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度增加28.62％、16.80％；而死亡人数分别增加了17.14％、45.83％。(见图表)
不过，类似于中国的其他传染病，戊肝患者报告人数及死亡人数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患者及死者人数的“必然增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对《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医改”的推进，到医院就诊的人数增多，尤其是农村居民越来越多地走进医院，这是报告患者增加的一个因素；此外，医疗诊断水平的提高，如很多原来“未分型”的肝炎，能够确定类型了，也是原因之一。
国家试剂与疫苗中心副主任、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亦认为，戊肝患者是否“真实”增加，难以确定，个中原因比较复杂，如其中还包括了中国传染病报告体系的进步等因素。
从发病季节上，戊肝与大多数传染病类似有明显的季节性，疫情多发于雨季或洪水后。就2011年中国的情况来看，3月－5月的发病数明显高于其他月份。
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戊肝还是人畜共患疾病。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佘锐萍教授等人在2008年10月出版的《兽医微生物学》（Veterinary Microbiology）杂志上发表报告称，在北京的养猪场中，近八成的猪感染过戊肝病毒。
2011年11月，由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办的《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亦报告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弗吉尼亚―马里兰校区兽医学系的研究人员，从饲养的家兔身上找到了戊型肝炎病毒的第一例病毒株，不过目前尚不能确认这种病毒是否能从家兔传染给人。
与乙肝等病毒性肝炎相比，中国对戊型肝炎患者，有更为严格的行业准入。戊肝在内的各病毒性肝炎被归为乙类传染病。2009年7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如患有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其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由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80号）亦规定：患有甲型、戊型病毒性肝炎的人员，“在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
新研发的戊肝疫苗无疑使从事此类职业的人员松了口气，其建议接种人群包括：饮食行业的从业者、畜牧业从业者、前往落后地区的旅行者，以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及老年人等。
不过，根据三期临床试验的情况，戊肝疫苗对于孕妇及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致死率最高的孕妇方面，张军表示，考虑到孕妇的安全，整个临床实验中并没有孕妇参与。同时，由于戊肝疫苗接种周期长达半年，也并不太适合已怀孕的妇女接种。所以他建议，有需要的妇女，应在准备怀孕之前就进行戊肝 疫苗接种。
疫苗国际化展望
虽为戊肝疫苗的始发力者，葛兰素史克公司一位负责疫苗事务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证实，其公司的戊肝疫苗并没有上市。
国际医药巨头为何在戊肝疫苗上“浅尝辄止”？葛兰素史克公司未作答复。不过，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杨哲、国家试剂与疫苗中心副主任张军等人士均分析，继续临床试验的成本高企，戊肝又多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行，因而疫苗“缺乏商业价值”，可能是原因所在。
中国戊肝疫苗的主要投资者、养生堂有限公司总裁钟则对《财经》记者表示，14年来，在戊肝疫苗上的直接投入接近2亿元人民币。
而据美国医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平均而言，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需13亿美元，10年－15年的时间。
杨哲介绍，在中国的戊肝疫苗完成三期临床并获得新药证书后，葛兰素史克、默克、赛诺菲巴斯德等世界疫苗巨头，陆续与中国的同行们接洽戊肝疫苗的国际分销事宜。
钟亦证实了此事，他表示，戊肝疫苗的潜在客户或市场，首先将是部分药物注册程序较为简易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等。
目前疫苗的年产能为500万剂（规格30微克/0.5毫升），约合167万人份。“由于该疫苗属基因重组产品，如需增加产能，比较容易实现。” 夏宁邵说。
至于即将上市的戊肝疫苗的定价，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根据初步预计，每人份（3剂）的售价将在100元人民币左右。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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