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管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管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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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实现其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是相关法的价值在高校管理行为中的良好体现，要了解其基本价值，就需要在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对高校管理现状及其管理特点进行简单分析。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自由与秩序。首先，简单分析其体现在自由方面的价值。教育活动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人的解放、发展与完善，在高校学生的法治化管理工作中，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管理工作中法治化非常重要的体现。在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及工作的过程中，公民的相关行为，只要不损害国家及个人的相关权益，那么其行为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将法治化的管理方式应用于高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中，对于高校的管理行为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下，传统的管制式的管理模式将会被废除，学生的主体意识及主体地位将会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对于学生潜在创造力的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中，学生总是作为被动的教育客体存在。应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之后，学生的维权意识及法治意识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之后，其对自身权益的关注度会得到显著增强，这对于学生法治观念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中，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自我发展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会得到有效的提升，这对于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简单分析其体现在秩序方面的价值。在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秩序是所遵从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学生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存在，对于其最基本的要求是:服从管理、整齐划一，对于学生的性格特征及其实际的个体需求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这种管理方式中，学生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尊重，秩序与稳定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所要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高校为了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管理秩序，不惜对学生的个人权益进行压制，虽然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高校最重要的管理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秩序，但是实际上这种管理方式并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不仅不会规范学校的管理秩序，还很有可能会导致学校秩序的混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关于大学生的婚育权，我国的宪法及婚姻法中都具有明确的规定，即高校学生享有婚育权，但是在实际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以为了保持学校的良好秩序为由，对学生的婚育权予以盲目的压制，剥夺学生的这一权利，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严重时还会导致学生的反抗，引发学校秩序的混乱。而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中，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学生的权益、体现法治精神，以建立起学生管理的长效机制，这对于高校良好秩序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的实现途径

(1)在观念上改变对高校学生管理的认识。在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中，高校对于学生的权益予以忽视，采用的是统一化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应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就需要在此基础上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在观念上以学生为本，保证学生各方面的权利。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固有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始终处于被管理、被教育、被灌输的状态。而要保持高校良好的秩序，就必须保证学生对于学校的各种管理行为绝对的服从，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学生很难实现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平等。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在高校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具有自费上学、自主选课、自主择业的权利，而高校在收取学生相关费用的前提下，应该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服务。因此，在现代教学模式中，高校改变传统的观念，与学生建立起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在该管理模式中，高校的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建立起以服务学生为主要目标的工作系统，该系统中包含有:心理辅导、就业服务、勤工助学、学生资助、个性发展、科研创新、学习指导、学籍管理、组织建设、素质评价、行为管理、价值引领等各种服务职能机构。另一方面，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行使学生管理权时，要对学生的各项权利予以重视。

(2)建立健全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良法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最基本的保证，这就需要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建立起健全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在该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可以从校外及校内两方面来进行。站在校外学生管理制度的角度来讲，其主要指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到学生管理有关的内容，以及一些专门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体系，还存在一些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各法律法规间存在冲突等现象，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导致其难以在实际应用中发挥良好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提升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立法部门的法律素质，对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地予以修改与编制，以提升其实用性。从校内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角度来讲，其主要指的是: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依据高等教育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出的有关学生管理与服务的相关规章制度，最基本的目标是保证学校的管理秩序，促进学生的良好发展，这就需要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积极提升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对学校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流程予以规范，并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校内学生管理制度的创建中，对原有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及时进行修改，从而保证其能在实际应用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3)建立规范化的高校学生管理程序。现代法治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程序公正、过程公开，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需要制定相关的程序以实现法治化管理，保证学生的管理权行使的公平公正性，这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现法治化的最基本的保证。这就需要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制定出完善、严格、规范化的管理程序，并要求高校学生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落实相关的程序，尤其是一些对于学生的切身权益具有重大影响的管理行为，必须在告知学生本人，并在了解学生意见之后实施。在实际的应用中，为了保证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具有正当的程序，可以引入行政听证制度，这对于维护学生权益，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决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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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投递质量难以监控，段道优化无从下手，这是一直以来存在于报纸发行投递管理中的难点问题。本文从技术手段的运用上探讨如何进行报纸发行投递的科学化精细管理。

自办发行是当前市场化报纸的主流发行方式，报纸发行投递质量如何，不仅关系到报社的信誉，也直接影响其经济效益。报社发行管理的目标即是取得最大的发行效果。取得最大发行效果对于零售而言，就是在目标发行区域内获得最大实销量。对于征订而言，则存在于两个环节中，一是在征订环节，另一个在投递环节。对于征订环节，业界和学界给予的关注较多，“有效发行”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对于投递环节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却缺乏应有的研究，这也成为发行管理工作中的“软肋”。

报纸投递讲究的是尽量在有效的时段内将报纸投递到读者手上，不仅要有效果，还要有效率，可称之为“有效投递”。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讲求时效性——越早越好。以浙江宁波的《现代金报》为例，如果早晨在上班离家高峰时间段，报纸投递每提前10分钟，就会增加近10000份报纸的即时阅读量。否则，读者如果早上上班之前拿不到报纸，就只能晚上下班回家才能看到，而此时新闻的时效性已经比不上下午面市的晚报了。或者因为有些消息在日间已经通过其它的渠道了解到。因而减少了阅读《现代金报》的兴趣，从而使得报纸的发行效果大大下降。因此，实现有效投递，是提高发行质量不可忽视的环节。

一、当前报纸投递管理中的难点

提高有效投递，对于零售方式而言。操作和监控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时间早。则零售成交量高，退报率低。而对于征订方式而言，由于报纸是提前付费的，中途的服务不好(主要是投递不到位。投递时间过晚)，不会对发行量带来如同零售一样即时的反应。反馈数据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带来管理上的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难以全面了解投递的真实状况：管理人员与一线人员之间管理存在跨度，难以对一线员工的具体工作进行有效监控；管理和激励措施缺乏针对性等等。

目前绝大多数报社对此所采用的一般做法是通过读者投诉来监控。但读者投诉这个指标受读者个人因素等的影响较大，同样的投递质量往往会得到不同的投诉率，这造成投递质量很难通过投诉或客户回访来统一监控。投诉指标只能作为质量控制的重要指标，但是不能作为唯一指标。

投递质量的监控难也造成投递考核工作中的诸多弊端。以浙江《现代金报》为例，按照以往的考核办法，发行公司对投递员的考核是以投递报纸的数量为指标来核算的。可现实的状况是：有的区域投递400份报纸需要4个小时，而有的区域投递800份报纸却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以投递数量为指标考核使得前者只能拿到后者一半的薪资，而其投入的劳动却是后者的两倍，这对于员工来讲是不公平的。对此。有的发行站点就会采取“肥瘦搭配”的方式来进行平衡，即每个员工好的段道投一点，不好的段道投一点，虽然相对公平了，但是由于段道优化无法保证，整体的段道路程加长，整体的投递时间就加长了，造成不少“无效投递”，严重影响了报纸的发行质量。

二、技术手段在报纸投递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造成上述种种投递管理中的难点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者无法获得精准翔实的段道路线图，段道优化无从下手，另外，对投递员的工作进行控制或调整时也缺乏客观有效的数据加以佐证。在探寻更为科学的投递管理方式的过程中，GPS(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和GoogleEarth地图等新技术手段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了。

GPS在导航定位、定时、测速等方面性能卓越，该设备轻便小巧，携带方便。需要记录行动路线时，设置开关到记录器方式，就可以将所经过路径的高度、经度、纬度及日期时间等信息储存起来。再通过通用的USB接口可将卫星记录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再启用GoogleEarth地图，便可以将卫星定位数据整合其中。GoogleEarth中的实景地图精确清晰，全面覆盖，实行自动更新，其功能远远胜过平面地图。

这样的段道数据获取方式非常便捷，只要把GPS设备带在身上，走一遍就可以了。在早上投递的时候让投递人员随身携带，就可以采集到投递时间、投递里程等数据，进而整合出非常精准的段道轨迹图。

以此类推，可以将所有的段道记录数据都整合到CoogleEarth中，再做进一步的整理：

1标注段道数据，设置文件夹

将每条段道的相关数据均标注上去，包括段道投递人员的信息，投递花费时间，投递里程等。并将同一站点的段道记录整理到同一文件夹，再按照投递班设置子文件夹。这样，想看哪个站点的全部段道，选中站点文件夹即可，如果想显示该站点中某个投递班的全部段道。选中该投递班记录的子文件夹即可，如果只想显示某个段道，只选定该段道的记录就可以了。

2段道站点的优化调整

有了准确的段道数据，就为段道的优化调整提供了依据。计算出某一区域内所有段道投递所需的总时间，再除以段道数量，得出该区域段道平均所需要的投递时间。如果现有段道时间和里程与平均值相近，则将该段道标注为绿色线条，否则标注为红色，这样就很方便地进行红绿段道之间的优化调整。

还可根据区域特点，调整站点的段道数量，使得各站段道数量尽量接近——这样便于站与站之间的竞争和考核，同时由于站内各段道投递时间较为平均，也便于站内考核。

按照划分好的区域，重新选择站址。最好在区域的中心部分。有时候区域中心部分的房租比较贵，成本较高。但是更应考虑到重新选址带来的收益肯定是大过成本的：因为站点位于区域中心，将有利于区域内报纸的投递时间整体提前，实现有效投递。

当然，在调整段道的同时，要制定相配套绩效考核方式。在调整投递区域的时候。也要考虑运报车的到站时间的差异：有的站点要早一点，有的站点要晚一点。

三、技术手段运用于投递管理成效显著

上述技术手段的运用，使原来存在诸多盲点和误区的报纸投递管理工作迅速变得科学便捷且富有成效。

1发行投递的总体状况一目了然

发行投递段道的各类数据，如：段道路线，投递时长，投递里程等是发行公司实施管理的重要依据。但以往的情况是：由于每一段道都不一样，投递人员具体的投递路线，一般除了投递员本人和投递班长之外，其他人都不大清楚。即便是发行站站长都不是很清楚，更不要说发行公司管理部门了。并且，以往获取这些数据的方式都是人工操作的，由于操作手法难以完全统一，段道测试的人又并非是同一人，所以获取数据的标准和尺度有差异。加之具体负责测试的区域站长出于对自身考核有顾忌而心存私心等原因，获取的数据一般不敢也不能作为制度制定的依据。

现在，只要把GPS采集来的段道数据在CoogleEarth地图上展示出来，不仅发行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及站长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投递人员的具体线路，报社的领导也能直观地了解发行投递的总体状况。解决了上文中所说的由于管理人员和一线人员之间存在管理跨度，难以了解一线人员工作内容的难题。加之数据都是通过标准统一的设备采集的，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制定考核制度的依据。

2投递时间提前，整体得到优化

由于用GPS采集数据非常简单，只要测试人员随着段道走一遍就可以把数据采集回来。这就给原本非常繁琐的段道调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原来的段道测试和调整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缺乏像CoogleEarth这样精确到每栋楼房的地图，采集数据受人为干扰因素大，调整又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进行，所以始终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路线的整体优化根本无法实现。运用GPS后，所有的段道分布清晰直观，数据翔实准确，调整工作完全可以在地图上进行，调整后的段道在正式运行之前，还可以再实地测试一遍，而不用像从前那样在实际运行之后还去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这样可以在新段道正式运行之前经反复测试，一次调整到位，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过段道优化，报纸投递时间整体提前。而且投递完成的时间也得到很好的控制。同时，由于全部人员投递时间大致相当，可以要求员工统一时间回站集合，便于管理。

3分配公平，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原来对于投递员的考核是以投递数量为基础的，这对于员工来讲存在不公平因素。现在通过段道调整。将投递绩效考核办法调整为：以段道投递里程。和插报数量作为计算基础。

以现代金报发行公司白沙发行站为例。白沙站12段道，段道长17.23公里(含自站点到段道起投点的路程)，份数562份，在计算投递绩效时，首先是根据份数和本月报纸插报的次数计算出插报分值，2008年3月份单份报纸共插(拆)报36次，插报分值为562×36=20232分。里程分为17230米×31天=534130分，插报分1分折合里程分3分，这样总分值为562×36×3+17230×31=594826分，再乘以对应于绩效的系数。就可以得到该投递人员的投递绩效。

虽然段道调整时主要考虑投递时间，但是具体计算员工投递绩效时。选择段道投递里程而不选择投递时间，主要是因为如果以投递时间考核。则可能因为投递人员的交通工具差异，行进速度差异等原因造成计算误差较大。

通过绩效计算方式的调整，使得考核更趋公平，保护并提高了投递员的工作积极性。

4支持其它相关业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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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如何进行化学实验观察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自然科学。在化学知识中，许多知识如化学概念、基本原理、元素化合物性质等，都是通过化学实验而获得的。因此，在化学学习中必须学会对实验进行正确的观察，并在观察的基础上根据实验现象得出结论，从而掌握化学知识。那么，如何正确观察实验、在实验观察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首先，应明确实验目的，确定实验观察的重点。

设置课本实验的目的在与实现某一学习目的，实验目的决定了实验观察的重点。只有明确重点观察的内容，抓住本质的现象，才能有效地观察，有效地学习。如在初中化学〈序言〉课的实验，所设置的几个实验都是为学生顺利理解和掌握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而设置的。因此，观察的重点应放在反应前后物质是否发生质的变化，从而确定变化属于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如镁带的燃烧实验，观察的重点是镁在燃烧后的产物的性质和镁带有何本质的不同，确定反应是否新物质生成，从而判断该反应是否属于化学变化。而不能仅仅注意实验过程中的“发出耀眼的强光，放出大量的热”这一非本质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实验的目的——掌握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实质。

其次，明确观察的要素和程序，全面、有序地进行实验的观察。

对于实验，特别是一些过于复杂的实验，往往存在多个实验观察的要素，实验过程中必须全面、有序地进行观察，才能实现实验教学的目的，从而深入、全面地掌握化学知识。

那么，如何有序地、全面地观察化学实验呢？

第一阶段（实验前）——观察要素为：1、反应物的物理性质（如反应的颜色、状态、气味等）；2、反应条件（如是否加热、通电等）；3、反应装置（用什么作反应器具、装置有何特点等）；4、*作顺序（如何组装实验装置、添加药品先后顺序如何等）；5、其他（如药品的用量、实验注意事项等）。

第二阶段（实验中）——观察要素：反应过程中的主要现象（如是否有颜色变化、是否有气体生成、是否有沉淀析出、是否发光、放热等）

第三阶段（实验后）——观察要素：1、是否有新物质生成？2、新物质的颜色、状态、气味、溶解性等；3、仪器拆分顺序；4、仪器整理等。

随着实验的深入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越来越要求学生能够深入全面地进行实验的观察，全面掌握化学知识。如果不能全面地进行实验的观察，往往会因为观察的片面性而导致种种问题，如无法获得全面的知识。更为严重的是在实验具体*作过程中，可能回导致失败或危险，如加热固体药品时，试管口为向下倾斜，导致试管破裂；用氢气还原氧化铜实验时，如果不遵循实验前先通氢气一段时间后再后加热、实验后先撤酒精灯一段时间后再撤氢气的顺序，必然导致实验失败和危险（爆炸）等。

第三、协调多种感觉器官。

实验现象的观察，往往不仅仅依靠眼睛观察来完成。在很多实验中，还需要借助手、鼻等感官。如第一章关于硫燃烧的实验中，除用眼观察之外，还需借助鼻闻（二氧化硫的气味）、用手摸（摸集气瓶感觉热现象）等。只要这样，才能全面获得感性的材料。

此外，实验现象的观察过程中，还要克服下列不良习惯：1、只注意强烈刺激作用的现象，而忽视其他现象；2、由于不能高度集中注意力，忽略了稍纵即逝的现象；3、只注意观察实验过程中的现象，而忽略对实验*作顺序、装置特点的观察；4、只观察不思考等。

化学学习方法之二

专题三：学会加工

加工，指的是对所感知的事物通过特殊的思维方法对获取（感知）的饿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是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取得联系，增进对新知识的理解。加工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高效获取知识的基本条件之一。

对信息加工的重要方法有：1）类比法；2）比较法；3）质疑等。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学会这些策略，从而顺利实现知识的学习和掌握。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如何类比、比较和质疑呢？

第一、学会类比

类比是根据两类或两个事物之间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识所作出的一种推断。这是加工的重要方法。它既可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也可使陌生的事物熟悉化，从而实现对新知识的掌握。这种方法在学习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如在高一学习卤族元素极其化合物性质知识时，抓住该元素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核外最外层电子数相同，均为7个，从而类推出它们的单质及化合物在化学性质上具有与Cl2与及其化合物相似的化学性质，从而顺利实现卤素其他元素对应单质及其化合物性质的学习。这里应该注意的是：1）要考虑不同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即善于发现事物相同或相似的本质上属性，只有本质上属性相同或相似，才能作出类比；如卤族元素原子最外层电子数相同这一本质属性，为卤族元素及其化合物之间的类比提供基础。2）要注意类比的或然性，正确类比，防止类比的负迁移。换句话说，就是在抓住事物共同属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差异性一面。如卤族元素原子最外层电子数相同，但由于其电子层数不一样，因此其化学性质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不能有Cl2+H2O==HCl+HClO类推出F2+H2O==HF+HFO等。

第二、学会比较

比较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易混淆的相关事物进行对比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常用的比较方法有对立比较、差异比较和对照比较等。如在学习氧化还原反应时，氧化和还原、氧化剂和还原剂、氧化产物和还原产物等属于对立的概念，在学习过程中，要抓住这些概念内部间的对立面来比较，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实现记住一个就掌握另一个的一箭双雕的效果。又如对易混淆的同位素、同素异形体、同分异构体、同系物等概念，学习时着重从其定义、特征、使用范围等差异面进行比较，抓住各自的不同点，从而掌握四个概念。要学会比较，关键在于对化学事实进行分析，弄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这样做不仅能揭示事物的关键特征，而且还能更加容易掌握新概念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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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施工质量管理落实与控制

目前，施工企业面临严峻的社会竞争形势和强大的市场压力，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只有提高工程质量，以质取胜，走质量效益型道路，才是我国施工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施工质量管理，不仅会为国家和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宏扬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施工质量管理的落实与控制，已成为施工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

我认为，管理者对工程质量要有足够的认识，并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形成上下一致、齐抓共管的管理模式。当今，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施工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工程质量的要求愈加复杂，这就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引发企业内部管理和经营方式的变化。有些中小型施工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下，不积极改善经营模式，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工程质量，甚至因为蝇头小利，不把工程质量关，只图提升速度，以增强自身效益，最后只能被社会环境淘汰出局。只有以质量为中心，将效益贯穿于管理活动中，建设质量文化，实施科学的领导和管理，将质量保证体系实施和改进当做长远和首要的任务，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做到以上要求，我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把握好进工地的材料关

工程中使用的各种材料的质量和性能，是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首要因素。为此，要求质检员要严把质量关，同时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不为利所动。对每一批进场材料都要遵循严格的报检制度，抽样送检，合格后才允许使用；对关系到结构安全和建筑物使用功能的关键材料，必须采取抽检和普检相结合的原则，确保用材质量。对于一些小水泥厂、小钢厂生产的劣质产品，坚决不能用，否则会存在质量隐患，导致“豆腐渣工程”所以要严把进料关，消除材料引起的质量隐患。

二、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做好施工前期的技术准备工作

工程施工前，承包方要根据工程的特点和业主的要求，首先要制定一个技术合理、能因地制宜的施工方案，以保证整个工程施工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全面实现合同目标，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以往施工经验，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结合具体操作部位，贯彻落实施工的各项技术指标。

(2)落实对关键项目、关键部位的质量要求、质量标准、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3)必须注意的尺寸、轴线、标高、以及预留孔洞和预埋件的位置、规格数量。

(4)注意施工材料的品种、规格、等级、质量要求以及混凝土、砂浆、防水材料的配合比要求。

(5)施工企业必须按照施工方法、顺序、工种配合、搭接的安全操作及注意事项。

(6)注意施工中各种技术指标的要求和实施措施。

三、严格质量控制，打造精品工程

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工序所构成，各工序的施工质量是单位工程质量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工程的整体质量。因此控制工程质量，必须抓好项目落实工作。

1.增强施工人员的质量意识。施工中某些工序或操作重点因施工人员质量意识不强，造成人为失误，影响工程质量甚至造成质量事故，这些问题都要严格杜绝。因此，对精密度和操作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的工序施工过程，应严格从操作人员的质量意识、技术能力的考察入手，采取适当手段，跟班施工。

2.加强技术复核。在施工过程中，对重要的或关系整个工程的核心技术工作，必须加强复核避免出现重大差错，硬性工程质量和正常使用，除按质量标准的规定复核外，还要在分项工程正式施工前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标高，中线，模板，钢筋，混凝土，和砂浆，等，严格检查复核，保证主体结构的强度和尺寸得到有效控制，使工程的主体的大质量得到保证。我们在礼泉泔河水库大坝渡槽的施工中，由于忽视了技术复核，造成已完工的渡槽实际尺寸与设计要求不符。由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管理单位带来巨大损失。

3.加强质量检查。施工中的质量检查，是控制工程质量的有效措施，通过检查，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及时加以处理，避免出现工程质量问题。

4.完善质检记录。做好资料整理，在项目建设中，为了证明一些工程部位的质量状况和各项质量保证措施的有效运行，必须有完善的质检记录，这些记录是工程技术复核的核心。因此，记录要有计划，有步骤，才能保证这一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尊重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师的意见

工程实践中，项目业主不可能负责工程方面的问题，而是主要负责项目的宏观控制和高层决策。监理工程师受项目业主委托，在监理过程中代表项目业主的利益，服务于项目业主，设计师也是接受项目业主委托在合同工期内完成设计工作任务并对设计文件负责。施工单位在履行工程施工过程时接受监理工程师的监督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关于设计方面的问题要多请教设计师。且施工单位遇到施工问题或对设计文件有疑问总是直接咨询项目业主，久而久之，项目业主会怀疑施工单位的能力而对施工单位产生厌恶感，显然这不利于施工单位与项目业主的关系。因此，施工单位要尊重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师的意见，对施工中的细节问题及疑问，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与他们协商解决，只有遇到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师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再去请项目业主来解决。

五、正确处理索赔

工程实践中，只要涉及索赔，就会影响施工单位和业主的关系。而索赔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并且带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在不同环境下索赔的条件是千变万化的，施工单位的索赔可能会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形，甚至引起负面影响，而且实际工作中，索赔的程序、技巧和方法都很难掌握，施工单位要索赔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施工单位比较成功的办法是，只有在项目业主对施工方的工作很满意时，施工单位可运用签证适时变更的机会以签证的形式向项目业主索取额外成本的补偿，项目业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对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当发生项目业主风险，如:征地、图纸、支付的延误等，以及物价上涨，施工单位不得不采取索赔手段，施工单位就要实事求是的就干扰事件提出索赔，一般要着眼于重大、有影响的索赔额大的事件，不要斤斤计较。小的索赔事件，施工单位可以放弃小的索赔额并作为一种让步，力求施工单位的索赔要求能获得项目业主的认可。在工作实践中，施工单位与项目业主建立起以承包合同工程为中心的融洽的良好的和谐关系，不仅有利于施工单位的顺利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而且在和谐的氛围中能够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解决合同履行过程中与项目业主可能发生的纠纷和冲突，圆满的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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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下的法官权力比较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2］在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改革时，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加以研究并借鉴其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划分化为两大模式：一是当事人主义（又称为“对抗制”）模式；另一是职权主义模式。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其中德国

最为典型。这两大模式分野的焦点在于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究竟谁起主导作用。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特征是：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启动、推进、终结诉讼程序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提供证据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诉讼中居于中立和超然的地位，一般不介入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法律通常禁止法官主动收集证据或积极地谋求当事人和解，法官只能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作出裁判，并且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法庭辩论呈现出激烈的对抗色彩，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双方当事人的“竞技”或“决斗”。当事人要想在竞技中获胜，必须最大限度地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发挥自己及律师的智慧、能力、辩才。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在诉讼中展开攻击和防御，同时也使陪审团和法官在双方当事人激烈的对抗中正确地采纳和运用证据，这些国家的法律通常设置了精细、严格、完整的程序制度（如交叉询问制)和证据法规则。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般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尽管对于诉讼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等重大诉讼事项是由

双方当事人起决定作用，但法官不是消极的裁判者，他们依法定职权控制着诉讼的进程。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可以通过了解案情，确定争议的焦点，积极主动地对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审查。第二，在庭审中，法官有权掌握和控制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有权主动地向当事人、证人等发问，并适时地促成双方和解。诉讼结果并非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法律专业技能及辩才，法官在庭审中始终具有积极性、主动性。第三，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有权收集、审查和评判证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并非完全依赖双方当事人，这一点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大法系的法官在诉讼进行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并且贯彻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又被称作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3］基于处分权主义，又产生了辩论主义。对辩论主义原则的理解，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诚如一位西方法学家所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共同流行的制度是处分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提出什么争端，举出什么证据和作出什么样的辩论，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4］即使是法官职权较大的德国，由法官主导诉讼的进程，但其底线仍是当事人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采用的职权主义与前苏联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所谓“职权主义”截然不同。前苏联所采用的民事诉讼结构，因其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而被认为是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其特点突出表现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绝对主导权，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法院须采取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5］这种职权主义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由于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法制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上具有共通性，在民事诉讼中即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而正是这两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对法官职权的有效约束。

二、对现代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20世纪初，庞德对普通法诉讼制度的批判，悄然拉开了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序幕。［6］不少大陆法系国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强了法院（法官）的程序控制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予以限制；而在普通法系国家，强化法官职权作为改革的主线也清晰可鉴。20世纪70年代，世界诉讼法学界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法官权力的增加，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原理的弱化(即使不抛弃的话)，这一潮流也为许多西方国家所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英国和美国。实践证明，这一潮流是合理的，因为它提高了司法裁判之效率，使保障诉讼迅速且井井有条地进行成为法官之任务。”［7］

目前，两大法系各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观点认为在普通法系各国，法官在程序上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而在大陆法系各国，法官在诉讼程序和证据调查中几乎处于支配地位，在两大法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在今天，这一观点不啻是一个神话。现实的程序观已超越了各法域和法系，各种各样的程序方法在各法系之间是互相渗透的。”［8］在国际

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出现了民事诉讼法一体化的动向。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情况，过去长期实行的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已充分显露其弊端，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不相适应。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而且说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法院包揽诉讼的职权主义审判制度开始向尊重当事人权利的诉讼制度转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各级法院开始广泛推行以强化当事人权利、弱化法院（法官）职权为基本特征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改革中曾推出过“一步到庭”的审理方式，即不论案件是简单明了还是疑难复杂，在开庭以前，法官对所处理案件的了解仅限于原告的状和被告的答辩状，对于其他证据一概由当事人在法庭上提供。一些地方学习借鉴英美国家的“对抗制”审理模式，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作绝对化的理解，法官不再调查取证，不主动询问当事人核实证据，而是由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和相互质证，凡举证不能的则一概承担败诉风险。这些改革措施表明，我国正逐步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某些原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发现完全由当事人主导的诉讼制度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如某些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相差悬殊，如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可能最终导致实体处理不公；而实行“一步到庭”的做法，由于法官和当事人在庭前准备均不充分，在法庭上法官又过于消极，指挥诉讼不力，导致案件事实久查不明，造成诉讼时间的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的成本无谓增加。对此，一些学者批评改革“已进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误区”，因而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在目标取向上，应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非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随着审判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选择什么样的诉讼模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激烈争论的话题。

笔者认为，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自（主要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这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权自治”和“意思自由”原则所决定的。但绝对的当事人自并不存在。当今世界司法改革潮流中，两大法系诉讼模式日益融合，法官职权过度的国家，逐渐贯彻当事人的自，而对抗制色彩浓厚的国家，逐渐强化法官的职权。基于此，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能因为强化当事人的自而将法院（法官）的职权一笔抹杀。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司法改革中职权主义因素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及我国原先实行的“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模式是正确的，改革要重回老路。职权主义并非改革的终极目标，正如纯粹的对抗制不能保障实质性正义的实现，故而不应设置无边际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一样，法院职权主义也并非毫无限制，它受到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约束，比如，在诉讼的提起、诉讼标的的确定或当事人的和解等问题上，法官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当事人的意思，法官依职权对诉讼进行干预不得侵犯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不得偏袒一方等。当事人自与法官职权的有机结合、均衡分配，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也应当通过合理分配诉讼程序中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为基础来构造，在贯彻落实当事人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保留适当的职权主义因素。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诉讼指挥权的内容

如前所述，为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力求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现代民事诉讼在强化当事人自的同时，并不排除法院（法官）的职权作用。从诉讼开始到诉讼终结的过程中，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往往需要加以组织、安排、引导和控制，法院（法官）的这种职权体现在诉讼进程中，即为诉讼指挥权。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法院在监督诉讼程序合法进行，谋求完全、迅速的审理，尽快解决纠纷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权能的总称。”［9］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笔者认为诉讼指挥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程序引导权。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两种模式各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应当分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庭审中法官和当事人互动的良性机制。一方面，应当看到我国原有的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严格限制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充分参与程序的权利，法官过度操纵和控制诉讼程序的进行，当事人完全成为被动的诉讼主体。所以，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纯粹的当事人主义往往引发当事人及其人滥用诉讼权利，降低诉讼效率，甚至具有把整个诉讼活动变成毫无意义的竞技比赛的危险。所以，不能因为强调当事人的作用而放弃法官对诉讼程序实施必要的控制和引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法官在指挥诉讼中的程序引导权包括：（1）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予

以受理，启动审理程序；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2）通知被告应诉，确定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追加或更换当事人等。（3）对案件的审理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确定。（4）指定诉讼程序中的期日、期间，如举证时限、交换证据的期日和开庭时间等。（5）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确定争点。（6）促成当事人和解，或主持调解。（7）指定或委托鉴定人。（8）根据法定原因，中止、终结或恢复诉讼程序。

（二）庭审指挥权。笔者认为，基于审判权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的特征，决定了在法庭审理这一环节中，法官角色的基本定位是消极性的，其主要精力在于认真了解双方提出的证据，通过判断证据的真伪和证明程度，扮演好裁决者的角色。当然，法官的消极性是相对的，其中也蕴藏着积极的成份。法官在庭审中既要维护审判秩序，保证庭审活动按照法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要及时归纳案件的争点，引导当事人围绕案情的焦点展开辩论，以提高整个庭审活动的功效。具体而言，法官的庭审指挥权包括：（1）宣布开庭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宣告上一程序结束和下一程序开始。（2）为查明案件事实，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或者要求有关人员向法庭提供证据。（3）应当事人或其诉讼人的请求，允许其发表意见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当一方当事人及其人向证人提出诱导性的问题，或者提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应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反对请求，可制止发问或者提示证人不作回答。（4）组织当事人合理而有效地进行质证和辩论，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辩论顺序，对辩论进行限制、分离或者合并。（5）对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纪律，扰乱法庭秩序的，有权制止并依法予以制裁。

（三）释明权。法官的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谷口平安先生首先提出的，是指法官为澄清争端和公正裁判而询问当事人以及向当事人提出建议的权限。［10］具体的说，就是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时，法官可以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对法官行使释明权均有规定。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法官在审前会议对当事人之间不明确的主张或陈述，可以行使职权，促使当事人补充说明。释明权存在的合理基础是对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进行合理的限制和修正，纠正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等缺陷，其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实必须的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提供，然而，由于当事人的能力或条件的限制，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或说明自己的主张时，如果法官依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话，就会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而应败诉者却赢了官司的可悲结局。这样的审判结果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相违背，而且也是对公正、公平审判目标的讽刺。因此，强调法官释明权的同时，还应强调释明含有义务要求的一面。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长对有必须释明的地方必须加以释明”。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释明权制度，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以及“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以上规定可以被视为是法官的释明权，但并未完全涵盖释明权的内容。笔者认为，以下的几种情况法官也可以行使释明权：（1）当事人的请求或陈述中包含相应的意思，但未能正确表达或清楚表达时，法官可以释明；（2）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不充分时，法官可以通过释明促使当事人补充或提出新的诉讼资料；（3）对当事人的不当声明，应通过释明加以消除。从性质上说，释明权是法官为明了原告或被告所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活动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上的指挥权，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主张和举证，因而释明权的行使仍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为防止法院行使释明权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释明的情况必要时告知对方当事人，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法院的释明行为提出异议。此规定可兹我国借鉴。

（四）调查取证权。笔者认为，完全由当事人举证不符合我国国情，应当为法官保留必要情况下的调查取证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在当事人不能举证和必要时的调查取证的规定，与我国律师制度不发达，当事人的文化素质较低，经济拮据，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条件有限等现实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把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升到绝对化的地步，其结果不仅违背审判方式改革的初衷，而且会造成大量案件的司法不公（主要是实体不公），进而动摇整个司法制度的根基。［11］所以适当的职权调查取证仍有必要。其积极意义在于，排除庭审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受到的语言、辩论技巧的影响，避免因客观原因造成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而致判决对其不利且显失公平的情形发生，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公正。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节，其中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进行了限定，是指：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除上述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法院（法官）的调查取证权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一种补充权，法官一般不积极主动行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应当成为处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关系的一般原则。（2）它是一种限制权，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程序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启动；且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应严格限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3）它是一种可以权，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准许，由法官审查决定；并且，经法院调查证据而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非由法官承担。

四、结语

在当今世界，单纯强调某一种诉讼模式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远离了时代的潮流。“在程序法领域中，我们迎接时代挑战的最好方式，并非坚持古老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方案模式，而是要力图平衡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序控制之间的关系。”［12］德国著名法官瓦塞曼在1978年出版了《社会民事诉讼》一书，主张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即诉讼由以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同运作，在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之间设立对话的桥梁，通过对话促进纠纷的早期解决。这种模式被称为协同主义。国外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在世界性司法改革潮流中已经发生了趋同性的演变，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当淡化模式之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合理划分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能，在加强当事人自利的同时，为法官保留适当的控制、管理诉讼的权力，形成解决民事纠纷的互动机制。这样的改革取向，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恰好与当今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潮流相吻合。

注释：

1、（意）莫诺·卡佩莱蒂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3、（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前言”部分。转引自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法学评论》2000年6期。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转引自蔡虹：《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选择》，《法商研究》1998年5期。

5、王福华著：《民事诉讼基本结构》，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6、范愉著：《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

7、同注释1，第52页。

8、（日）小岛武司著：《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9、（日）三月章著：《日本民事诉讼》，汪一凡译，（台）五南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页。转引自何良彬：《处分原则研究（下）》，发表于《当代法官》（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2002年第2期。

10、（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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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趋势，并借鉴国外成功模式与经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完善与改革。

1.管理方式的集成化发展

科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改变传统的企业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势。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缺乏创新，企业的市场经营能力、市场应变能力相对较低。1973年美国约瑟夫，哈林顿博士提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的概念，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奠定了基础。所谓的集成管理是指思想与概念的有效结合并将其应用于实际的管理中，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中。集成化的管理整体优化企业，使其吸收并消化各种管理手段与文化，而这正是企业未来发展所需要。

2.管理文化突破区域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世界性企业，推动各国管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跨文化管理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跨文化管理并非管理文化的同—化，而是管理文化间的学习、借鉴、的包融，实现发展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目的。

3.管理理念的转变：注重长远发展

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活动中，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影响到企业的整体发展。管理理念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上的变革。在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

4.管理组织模式横向网络结构化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模式是根据物流过程而设计的，组织结构主要呈现“金字塔”的特点，组织协调监督难度大，问题突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网络化通过计算机实现信息的处理与共享，企业管理中的各项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行电脑操作，对此，企业的组织模式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由集权为特征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转向分权为特征的横向网络型组织结构。

5.速度型的效益管理模式

知识经济的市场需求特点决定了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从规模质量型转向速度型效益”。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强调规模和质量，所以当时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偏向规模、质量两个方面。该效益管理模式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但不能解决在科技迅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对市场迅速反应问题。伴随知识经济的崛起，美国企业从90年代开始创造了以速度求效益的速度效益型模式。该模式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时间成本，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6.人力资源价值链的管理核心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评价，指通过价值评价体系评价出真正做出奉献的人才，使真正优秀的、为企业所需的人才脱颖而出，并以此确立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这就需要提供多元的价值分配体系，包括职权、机会、能力、工资、奖金、福利、股权的分配等。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就是如何通过价值链的管理，来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和增殖。

7.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趋势

传统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重视对行政事物的管理，忽略对战略层的人力资源管理。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企业需要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与应变能力，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需要不停的调整和完善。这样才能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为企业生产经营战略的顺利开展提供服务。

8.要求企业具备专业的、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者

当前的人力资源管理属于一个职能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者多为专业的执行者。在知识经济下，要求管理者熟悉掌握公司业务及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并具备现代化管理眼光和较强的管理运作能力。这就决定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角色的变化趋势。

9.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投入增加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与技能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需要通过定期学习和培训才能适应变化。此外，知识经济条件下要求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必须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所以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投入必定会增加。

10.人力资源的分配、酬薪变化趋势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打破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特权门第、身份界限现象，更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的合理分配在工资制度上，要求根据员工能力、学历、岗位风险进行工资的分配。

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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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法治保障”要求。那么，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首要方面是理念的更新，另一个是方式方法上的转变。当前社会管理的方式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性发展，即管理设备与技术越来越先进，然而管理手段却依然像过去那样粗放与粗暴，暴力执法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究其原因是，虽然社会管理设备的性能是提高了，但我们在社会管理理念上却没有与时俱进，作相应的调整与转变。如，我们早就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但是有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把法律当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某法律对自己的管理工作有利则要依法执行，如果对己不利则放置一边。他们仍然没有从最为根本的观念上进行转变，对社会管理法治理念存在诸多误区。中央已提出要用法治思维武装领导干部和管理者的头脑，要用法治方法化解社会矛盾，但由于法治理念未及时更新，尚未来得及对社会管理法治的支撑要素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及时更新，则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动力与引导，促成社会管理创新内外部动力的一种及时回应，这种回应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稳步推进。

二、法治理念更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

前已述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会管理方法与方式的转变。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理念更新是行动创新的先导，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很难想象他在解决所遭遇的社会管理问题时会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会对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与做法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法治实践效果。在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维与眼光来体察社会，认识自己，以避免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生重大偏差，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实现民主和善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①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要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其社会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必须由法律授予，在社会管理过程既不能越权、也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怠行职责;要形成“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及权力的行使由人民进行监督的意识与氛围。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如“权大于法”、“把法律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国家”、“不严格依法办事”等，将会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无法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需要

社会管理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存在着社会管理权力侵害相对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已被现实中大量实例所证明。因此需要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实规制也是一种保障。为达到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目的，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管理人员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确的法治理念能够武装其头脑，使社会管理者树立依法行使权力和注重保障相对人权利等正确的社会管理的法治观，远离与排斥超越职责范围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二是将正确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决策能够体现现代法治观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对社会管理相对人而言，具备正确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当然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时依法而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对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与理解，才能在权益被侵害时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能采用合法方式维权，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市民社会的良性成长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人们的诉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退出，逐步构建起职能范围适度、组织规模适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导、指导与服务。

五、政府职能转变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机关为主体，采用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应负责的公共职能却长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担一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说明倚重行政手段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是弊端丛生。经济市场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求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接受的单向管理方式;我们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重新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维、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参与管理，服从管理，并从中受益的格局。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权、不能滥权、更不能怠行职责。公民需要依法参与管理活动，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终，在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使社会管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的互动的活动，政府与公民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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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方式；权限；企业价值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法人治理结构架构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董事会对经营者（CEO）财务约束和控制的强化。根据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为中心而构建，董事会对外代表公司进行各种主要活动，对内管理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只有董事会才能全方位负责财务决策与控制，从本质上决定公司的财务状况。一个健全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实际上是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体现。反过来，财务管理的创新和深化也将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关键环节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强财务管理，把财务管理渗透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组织管理的各个层次，覆盖企业的所有部分，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财务管理理念。

加强财务管理必须在认识上确立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核心地位，以财务管理为龙头，带动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但财务管理与企业管理还是有区别的：一是制衡的着眼点不同。公司制衡的着眼点主要侧重于公司内部人事组织制度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剩余索取和监督权力的分配，经营管理运行机制的设计、构建与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约束问题；财务制衡的着眼点在于财务决策权、财务收支决定权、财务监督权和财务人员尤其是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的配置问题。二是运行方式方法不同。公司的运行方式方法主要是通过确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人选，规定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激励方法，形成制衡关系；而财务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经营管理层次在财务决策、财务执行、财务人员安排和财务监督等方面进行权责划分，形成在财务活动管理权限上的责权利关系。三是激励的侧重点不同。公司管理的激励形式主要侧重对经营管理层的职位提升、预期收入增加、薪酬或期权、期股的确定，以及非薪酬方面的奖励，如带薪休假等形式；而财务侧重用货币价值形式实行的薪酬、期权或期股的激励。四是约束制度的侧重点不同。公司的约束制度偏重行政、人事、经济和法律等方面；财务侧重于以货币价值形式表现的薪酬降低、承担经济责任、赔偿经济损失和取消期权期股等。

二、财务管理的目标及实现方式的创新

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财务价值最大化，是成本与财务收益的均衡，是企业现实的低成本和未来高收益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传统控制财务活动的现实的合规性、有效性。财务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降低成本（指因经营者、雇员等人偷懒、不负责任、偏离股东目标和以种种手段从公司获取财富等而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最终由股东承担）。其次是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财务管理过程必须是围绕着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控制而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全过程。最后是致力于将企业资源加以整合优化，使资源消费最小、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企业价值最大。

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方式应该是一系列激励措施与约束手段的统一。为了降低成本，实现财务目标，必须设计一套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的因素或手段包括：解雇或替换表现不佳的经营者；通过董事会下设的各类委员会完善公司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控职能；清晰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之间的决策权、控制权的界限；推行经营者、员工的报酬与经营业绩挂钩的“激励制度”，包括年薪制、利润分享制、认股权计划等；实行预算管理；通过组织机构的设计与重整，完善内部组织控制和责任控制、业绩评价制度。“外部机制”的因素或手段包括：经理人和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一个理性的经营者、员工在人才市场的影响下，可能不会过度违背公司股东的利益；控制权市场上潜在购并者的威胁；政府的法律；资本市场上的监管者，如政府、中介机构、专业证券分析师等。财务管理的客体首先是人（经营者、财务经理等管理者、员工）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外部财务关系，其次才应该是各种不同的企业财务资源（资金、技术、人力、信息）或现金流转。

财务管理手段、方式决不局限于财经制度、财务计划、资金费用定额，它也需要创新，现实企业中创造的诸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财务管理方式都值得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包括：

第一，以社会化、专业化为基本特征的董事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是董事会这个中间地带，它联接所有者和经营者两方利益，同时防止所有者的干预，监控着经营者的行为。而董事会的关键是董事会人员构成，从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经验看，只有社会化、专业化的董事会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社会化的标志是外部独立董事的介入，专业化的象征是专业委员会的形成与运作。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只有最根本性的问题，如经营范围、产品方向、生产规模、投资安排、资金筹集、计划目标、重要职员任免等，方提交董事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讨论。董事会下的经营委员会、任免委员会、分红和酬偿委员会、关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人数不多，一般由董事组成，一个董事可参加若干个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公司经营活动的全面领导，掌握财务以外的各项决策和指挥。但它不从事日常业务经营活动方面的具体执行工作，而是由它责成企业有关部门去完成。财务委员会独揽公司财务大权，批准一定限额以上的固定资本投资，规定公司的长期财务目标，决定公司高级职员的薪金，审查批准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各种产品的价格方案，负责筹措资金，监督检查公司各部门的经济效果，年终对公司的决算进行审查，负责制定股利分配方案。

第二，授权管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指在某项财务活动发生之前，按照既定的程序其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加以核准并确定是否让其发生所进行的一种事前控制。授权管理的原则是对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给予充分信任，但对授权之外的行为不予认可。授权可以分为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一般授权是指企业内部较低层次的管理人员根据既定的预算、计划、制度等标准，在其权限范围之内对的经济行为进行的授权。特别授权是指对非经常经济行为进行专门研究作出的授权。与一般授权不同，特别授权的对象是某些例外的经济业务。这些例外的经济业务往往是个别的、特殊的，一般没有既定的预算、计划等标准所依，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一研究。例如，授权购买一件重要设备、授权降价出售商品等都是特别授权的事例。一个企业的授权控制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企业所有人员不经合法授权，不能行使相应权力。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经合法授权，任何人不能审批；有权授权的人则应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事，不得越权授权。二是企业的所有业务不经授权不能执行。三是财务业务一经授权必须予以执行。

第三，预算管理。现代企业制度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保障有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预算。其中公司预算正是以《公司法》、《公司章程》为依据，具体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各部门乃至每个员工的责、权、利关系，明晰它们各自的权限空间和责任区域。可以说，正是由于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预算管理的实施，才强化了预算的财务管理功能，使公司的财务目标和决策得以细化落实。预算管理在西方可以就是流行的财务管理方式。在以新兴铸管、宝钢为代表的一批企业都实践着以预算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一种新的控制机制。

第四，财务结算中心。财务结算中心是办理内部各成员或分、子公司现金收付和往来结算业务的专门机构。它通常设立于财务部门内，是一个独立运行的职能机构。其主要工作是：集中管理各单位或分、子公司的现金收入，统一现金收入；统一拨付（贷款）各成员或公司因业务需要所需要的货币资金，监控货币资金的使用方向；统一对外筹资，确保整个企业或集团的资金需要；办理各分公司之间的往来结算；实施财务管理等。内部结算中心对增强企业活力、强化资金管理、控制财务收支、正确处理业务管理与资金管理的关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等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五，财务总监委派制。财务过程的控制，只有预算或结算中心是残缺的，比较虚幻的，这样的财务管理是不健全的，因为没有人的地位。而财务总监就是以出资者的身份来监督、控制经营者的财务活动和企业全部财务收支过程。

第六，业绩评价体系。所谓企业业绩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管理学、财务学、数理统计方法，对企业或其各分支机构一定经营期间内的生产经营状况、资本运营效益、经营者业绩等进行定量与定性的考核、分析，作出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在财务管理循环中，业绩评价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财务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在财务活动、预算执行过程中，通过业绩评价信息的反馈及相应的调控，随时发现和纠正实际业绩与预算的偏差，从而实现对财务经营活动过程的控制；另一方面，预算编制、执行、评价作为一个完善的系统，相互作用，周而复始的循环以实现对整个企业经营活动的最终控制。而业绩评价既是本次财务管理循环的总结，又是对下一次财务管理循环的开始。业绩评价包括动态评价和综合评价两个层次。动态评价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进行的、对有关部门或个人的工作业绩状况即时确认、处理，它属于事中控制；综合评价则是在期末对于各预算执行主体的预算完成情况进行的分析评价，其评价内容以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为主，综合评价作为本期预算的起点和下期预算的终点，主要涉及企业整体效益的评价及奖惩分配的问题。

建立有效授权控制制度、预算管理管理、会计核算和控制制度以及业绩评估制度，将形成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四个主要方面相互关联，授权制度是组织安排，预算管理是事前控制，会计核算控制是事中和事后控制，评估评价则检查监督整个财务系统。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科学的逐级责权利安排，必须保证各级责、权、利安排的明确、有效。明确就是目标尽可能量化；有效就是权责利对等，监控全面，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备。

三、财务管理权的取得与变换是企业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的崭新方式

财务管理内容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表达：从资金运动过程分析，财务管理包括了资金筹措、资金投放、资金营运、收入分配等；从管理环节分析，财务管理包括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等；从财务要素分析，财务管理的的内容有资金、现金流量、证券、资本（产权）经营等的各种主张。在上述各种内容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理论上也有不同观点：著名管理学家H.西蒙的“管理就是决策”论认为是筹资、投资与分配；也有人认为是财务决策；还有人认为是现金（资金）的循环和周转。但是比较集中的观点是在资金筹措过程中的资本结构决策、资金运用上的投资决策和资金分配上的股利决策，诸如：“财务管理正是通过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决策来提高报酬率，降低风险实现其目标的。”

财务决策是财务管理的核心的观点，无疑会使财务管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得以提高，但在理论上把财务决策摆放在财务管理体系、职能的首要地位，可能违背了财务管理最本质的含义，不利于有效地实现财务目标，对财务管理的实践难以发挥最有效的指导作用。原因是：第一，财务决策特别是最有效的长期财务决策，属于企业战略规划，这种决策规划的权力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仅仅属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包括年度财务预算的审批权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事前”财务管理权限基本上属于出资者，决不属于只是执行性的经营者和财务经理的层次上，后两个层次的财务管理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事中”阶段。第二、从决策的概念上分析，尽管任何决策也都是包含了一个复杂的分析比较、择优的过程，但是，如果把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责或职能规定在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的话，作为财务管理核心人物的CFO，核心部门的财务部门就会经常处于“待业”或“关门”的状态。因为一个企业的投资、融资和分配决策，尤其是长期投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在企业错综复杂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毕竟更多属于非程序化决策。从现实分析，CEO与CFO更多是借助于法人治理结构，通过细化了的管理制度、具体的管理手段，均衡企业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完成财务决策、财务预算事宜。

在现代公司中，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一个企业半数以上（或数额较大）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份，以此来决定公司的董事人选进而决定公司的财务方针，并在公司中拥有控制财务决策和盈余分配等方面的权利，即为“财务管理权”。简言之，是对公司的财务方针与利益的决定权。它被认是是公司控制权的灵魂。公司财务管理权的取得，意味着新的权利主体取得了改组公司董事会的权力，并以此来贯彻这一权利主体的财务意志。控制权的概念有别于控股权。控股权只是一种潜在的控制权。控制权的主体未必是股东或大股东，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或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公司的财务运营和重大决策往往是由公司经营者来控制的。大股东只有有效地行使其参与企业财务决策和控制活动的权利，潜在的控制权才能转变成现实的控制权。这就是那些具有参与公司经营意愿的大股东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活动的原因所在。在发达产权市场上，财务管理权的取得与变换的实现方式包括：上市、下市、经理人持股、职工持股计划、合并、收购、权争夺（这是持有异议的肌东通过争取股东的投票以获得董事会的控制权）。因此，财务管理权的取得与变换不是一种简单的财务运作方式，已经作为对公司经营者的一种制约机制和提高财务效率机制而存在。这一认识将使财务管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已经拥有更新的内涵和独特的功能，使我们对财务管理的认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刘志远.企业财务战略［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L•L•拜亚斯.战略管理：规划与实施——概念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3］张汉亚.当前投资领域的效益问题［J］.投资研究，2004，（09）.

［4］王庆水.企业投资决策怎样才能科学化［J］.经济论坛，2004，（15）.

［5］陈佳贵.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篇9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 程序

社会的安全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不法行为难免发生，这就要求国家对不法行为进行处罚，处罚程序是对犯罪行为进行纠正和惩处的关键程序，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使得这一程序更加法制化，法规更加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权得到保障，但是，该法依然存在一些值得推敲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一、级别管辖不规范

在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主要存在两种级别上的错误，一是下级机关越权行使上级权利进行处罚，二是上级机构对下级职权的行使。根据《条例》33条相关规定，行使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机关为：市级公安局或者是其下属分局，县级公安机构，在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上级公安机关经常直接介入由下级公安机关惩处的案件，但是在处罚时，他们本没有处罚权。派出所。派出所根据相关条例，可以对辖下违反治安条例的人员处罚，但是罚款金额不得超过50，同时也只能进行警告处分。超出范围的应该由其所属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罚。然而，在进行处罚时，派出所经常擅自进行处罚。《条例》只对管辖处理的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没有规定其他相关的处罚管辖权。这就导致相关机构在问题出现时容易为了利益相互争夺管辖或者是出了事情之后互相推脱的现象，不利于治安的管理。

公安机关在进行案件惩处时，很多时候为了增加本机构的收入，对一些行政案件或者刑事案件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不仅侵犯了其他机关的管理权利，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有着潜在的威胁，刑事案件的性质通常比治安案件要严重，对他们进行处罚降级，会构成对社会安全的威胁。一些不法商人生产违法，伪劣产品也被公安机关给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对市场的有序发展和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不利影响。

另外，《条例》也没有对各个地区的管辖权进行明确的划分，因此，在一些案件出现时，当地的公安机关不能及时的进行处理。比如在案件的发生地点和案件设计的当事人所属的管辖范围上就会产生冲突，按照规定，只有案件发生地的民警有管辖权，但是，在我国的治安案件处理中，经常会出现推脱和争抢的事件。

二、受理程序不规范

作为治安案件管理处罚的必经程序，受理程序在相关条例中并没有被明确的提出。受理对公安机关进行管理时有着重要的影响。公安机关通过受理事件可以确定案件查处管理的时间，另外，公安机关对一个案件的受理就标志着其他的机构无权进行管辖权。虽然公安机关已经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并对受理进行了完善，但是，对于一些标准，仍然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规范。比如要求公安机关对案件举报，控告，接收的案件要及时的进行登记，受理，但是没有规定具体要求的事件，不能有效的督促民警及时的受理案件，耽搁案件的处理。

三、案件调查手段不规范

由于治安管理立法并不完善，所以在案件调查时有一些缺陷：没有对案件的相关证据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在进行调查时也没有对办案手段，办案的过程和程序进行规定，因此，公安机关在进行案件调查时有时会出现暴力办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侵犯。在《程度规定》中，上述问题被关注，明确的规定了证据的八种种类。同时也对执法人员在调查案件时的手段和程序做出了一些规定，保证了案件调查程序的规范。《处罚法》对当事人的传唤也进行了补充，对公安机关在案件审讯时对证人和家属的传唤起到了规范作用。同时对传唤的时间进行了缩短，但是，这对公安机关的办案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时间的缩短，一些犯罪份子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跑，为缉拿不法分子造成了障碍。在公安机关的执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执法主体不合法，一些民警在处理案件时不能负责，违法对案件相关人进行询问。对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使用一些强制执法的手段，忽视当事人的辩解，甚至对一些证人的审问也使用暴力，这严重的触犯到他们的基本人权，不符合我国法律的人文精神。在传唤时也不能出示传唤证，事后不进行补办工作。

四、案件的处罚结果程序问题

根据相关法律，公安机关必须对处罚的结果对当事人说明，并解释处罚的原因、事实、告知他们享有的权利。但是，在公安民警进行执法时，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只是被动的接受处罚。因此，一些当事人在处罚中抵触处罚结果，对执法采取不配合态度，造成了诉讼和复议现象的增多。同时，对于治安处罚的结果，相关机构也不能将书面裁决书及时的送达当事人手里。

同时，处罚的时效性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立法不完善，对案件的受理时间进行了规定，但是，案件手里的终止时间却没有规定。同时，一些违法行为在规定时间内没被发现的便不再处罚，对不法分子无疑是一种纵容的态度，没有了法律的约束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不能得到应有的教训，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带来的了影响，着不利于我国法制适合的建设。

五、结束语

治安管理处罚的合理科学的程序关系着案件能否及时有效的解决，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我国的管理处罚条例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相信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一定可以实现管理程序的科学有序的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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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