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5 23: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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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降低了镇级的财力总量
徐州沛县自农村税费改革实行以来，所征得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特产税相较于改革之前明显的降低，而且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沛县的各个镇的财政收入除了有政策内的收入，还有一些政策外的收入，经过农村税费的改革，国家明令禁止镇通过政策外的某些形式增收财政税，这也大大减少了镇级的财力总量。
（二）镇财政增收空间受到了限制，资金周转不易
徐州沛县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对镇的财政的常规收入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柜定其财政收入包括了下面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财政收入，规定财政收入要以农业四税为主，并配有行政性的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以及其它方面的收入等等；第二部分是地税收入，地税收入由地方共商税收、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等组成；第三部分是国税收入的留存部分。对于财政常规收入进行了规范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某些不法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乱收费的现象，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镇财政收入范围，特别是在徐州沛县的某些农业型的乡镇上，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合乎法律规范的增加税收的方法。基于这种状况，某些镇为了填补财政收入，只能在不违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农业税应税土地的面积和产量上下功夫，但是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而且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并不是很合理，例如在对税种的划分方面，就存在着重县城而轻乡的现象，没有对乡镇的主体税进行划定，而且很大一部分的镇财政收入要上交给中央，中央在通过一定的途径返还，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给镇财政的周转带来了困难，一旦发生某些紧急事件，镇财政的相关部门很难及时的周转资金进行解决。
（三）加重了镇财政的硬性支出负担
在徐州沛县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后，在减低了农民的负担的同时，却加重了镇财政的硬性支出负担。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加重了人头经费的负担。最近这几年，徐州沛县的乡镇人员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为了解决这些乡镇人员基本的生活问题，镇财政不得不拨付高额的支出费用，以前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由镇政府和当地的农民共同集资办学，但是由于农村税费的改革，规定农村的义务教育需由县政府独立举办并进行管理，所以，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又多了一项教育费用，县政府需要向教师结算工资，可是，这一部分的费用的来源还是需要镇财政负担，这就无形中增加了镇财政的硬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忽视了各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没有对在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民的实际收入进行充分的考虑，以教育为例，实施全国统一出台，统一划分教师工资的政策，致使镇财政的支出增加，如果目前公办教师人均工资是九千元，对于某些经济实力较差的镇来说，加其现有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给教师支付工资都有困难。第三个方面，随着徐州沛县农业、科技以及教育等的发展，相应的费用支出也在不断的增加，比如在某些国家要求镇全力配合的某些建设项目方面，需要镇财政拨付一定的资金确保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镇财政的费用支出负担。
（四）农村税费的改革致使镇财政负债严重，影响了收支的平衡
据有关调查显示，徐州沛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很难使收支达到平衡，由于为了尽可能的使农村的基础教育达到国家有关的标准，并且支持乡镇企业的顺利发展，徐州沛县的很多乡镇不得不向别处借债，在没有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前，镇财政可以利用政策外的收入来填补收支，但是等到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消除了镇财政政策外的收入，致使镇财政的负债更加严重，在徐州沛县的某个镇中，其财政收入有400多万，而其财政支出有1000多万，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相差了600多万，收支严重不平衡。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
介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给徐州沛县带来的诸多的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了一下几点改革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县乡的财政体制
首先要对财政所承担的职能进行合理的调配，以公平、效率为前提条件，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加的完善，以确保镇财政的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就我国的现状来看，中央对于徐州沛县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补贴很难满足镇财政的发展需要，因此，使得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行带来了一定的阻碍，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应该加大力度完善财政转移制度，与此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县乡的财政体制，使县乡的财政体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我国镇财政的发展，依据自身的实际发展需要以及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计划，对于某些支出费用较高的建设项目，而镇财政又无力支出的项目，应该量力而行，尽量不要规划这些费用投入较高的项目，以增加镇财政的负担。
（二）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机构进行改革
徐州沛县有很多的镇财政由于其能力以及经济实力有限，对于农民需要的一些公共产品和农民所需要的基本服务很难达到标准，合理的减小镇政府的规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镇财政的支出，要想合理科学的缩小镇财政的规模，就一定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要按照精简、统一以及效能的原则进行，以实际需求出发。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首先，要紧跟时展的潮流，对农村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使镇的教育管理机构内的岗位以及职能设置更加的合理，对各个镇上存在的学校做好普查工作，并且在对实际情况的仔细探究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办学的规模，将办学地点设置在最佳的位置，对于某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可以实行多个农村共同办校的办法，将发展的重点确定促进在中心小学的发展上，从而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此同时，面对目前徐州沛县存在着较多的公办教师的现象，可以采取竞争上岗的办法，鼓励表现较为优秀的教师上岗，而对于某些实际能力较差的教师则予以淘汰；其次，建立相应的制度，比如教师工资专户等，使教师的工资能够及时的发放。通过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精简农村的教育人力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镇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而降低镇政府费用支出负担。
三、结束语
篇2
[论文摘要】2000年以来，从减轻农民负担入手的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分配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增大了乡镇财政压力。改革的局限使农村税费改革面临困境，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趋势是财政体制创新，财政体制创新的核心是统一城乡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乡镇行政发展是财政体制创新的逻辑要求与必要保证，乡镇行政发展必须考虑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与国家总财力的关系。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成果以及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农民收人持续增加。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增长率达15.6%0}’}到1985年以后，农民收人的增长速度急剧放慢。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公报，“七五”时期(1986-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2%,“八五”时期为4.3%,“九五”时期为4.7%0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竟出现负增长，为一1.6%oX27cr9a)影响农民收人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莫过于农民负担过重。实际上，1980年代后期开始，农民负担逐步增加。1990年代，农民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基本在高位运行，农民负担年均增长幅度一般都超过同期农民收人增长幅度。
1994年农民负担增长幅度更是高出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幅度12.6个百分点。f31c}s}面对日益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少严厉的减负措施，但是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负担过重，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农业经济滑坡、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困难、城乡差别扩大等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某些地方，一些农民不堪重负，被迫背井离乡，甚至出现自杀等让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农民负担过重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群众中的形象，引发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农民拒绝交纳税费、抵制政府工作、集体上访等对抗屡有发生。很明显，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种种问题已经危及农村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推出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重要目的的农村税费改革举措。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从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由点到面，稳步推进。2003年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三取消、二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等。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进行减征、免征农业税试点，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4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用税来代替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收费、集资和摊派，用税法来规范农村的分配关系，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分配行为，有利于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各地试点情况表明，农民负担减轻幅度一般都达到30％。明显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和农村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初步达到了“减负”、“规范”的目的，但是农民负担的减轻意味着乡镇政府收人的减少，农村税费制度的规范意味着对乡镇政府收取税费行为的制约。这对乡镇财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是扩大了乡镇财政缺口，加剧了乡镇财政危机。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财政已经存在较大缺口，当时可以通过税外收费、借债等途径解决。统计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中，超过30％的收人是乡镇自筹、统筹资金。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为1026．65亿元，其中自筹、统筹资金达403．34亿元，占39．29％。4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统筹费等行政事业性、政府性基金、集资和屠宰税，又开始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这样，乡镇政府财政收人中，税收没有太多增加，甚至逐渐减少，而原来可以纳人乡镇财政收人的统筹费等又被取消，乡镇财政收人大大减少，乡镇财政缺口迅速扩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乡镇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增加了转移支付金额。2001-2004年中央财政对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金额分别为33亿元、245亿元、305亿元、396亿元。尽管如此，乡镇财政缺口仍然很大。二是乡镇债务偿付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各种原因，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背负沉重债务。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认为，如果采用中间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应突破10000亿元。5湖南桃源县4o个乡镇总计负债11．4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2900万元，最高的达10933万元。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化解债务的能力已经不足。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偿付债务的能力大大降低，沉重的债务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尖锐。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客观上加剧了乡镇财政压力，使原本十分困难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难以为继。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危机降低了乡镇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少乡镇尤其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乡镇，基层政府根本无力或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公共需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财政危机影响了乡镇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行政管理活动，可能引起乡镇政府行政管理危机。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财政体制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的乡镇财政压力增大和潜在的行政管理危机，使农村税费改革进人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目前的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要么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严重制约乡村正常运转；要么让乡村正常运转，牺牲农村税费改革，加重农民负担，让改革走回头路。I7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转移、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些新动向。有些地方，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如对农民建房收“空间占用税”，巧立名目变相提高学杂费。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强迫提供服务”，美其名目“有偿服务”，如强令农民购买质次价高的果树苗，通过代办保险从中牟利。有些地方克扣农民应得的征地补偿费、补助金等。诸如此类损害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不禁令人担心农村税费改革陷入“黄宗羲定理”。
农村税费改革的困境，究其缘由，首先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本身的局限。政府财政是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统一，农村税费改革属于财政收人方面的改革，规范的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收人的数量、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乡镇财政支出没有全面、系统的改革和调整。即就是在财政收人内部，税费改革也只是财政收人改革的部分内容，也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税制和分配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的局限说明，要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必须同时进行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统一城乡税制，完善基层政府收人结构。归根到底，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必然是财政体制创新，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体制创新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也是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必要保证。
农村税费改革是财政体制创新的开端和有机组成部分。财政体制创新之所以必要，不仅仅是为了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根本理由在于消除现有财政体制的弊端。现行财政体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本身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税制基础上的财政体制显现了新的问题。中央财政收人占全国财政总收人的比重大大提高，同中央财力集中度提高相一致，省级财政相对于市级财政，市级财政相对于县级财政，县级财政相对于乡镇财政，财力集中度不断提高。财力向上集中，而事权、财政支出责任并没有发生同向变化，甚至反向下移。县乡财政收人功能、财力逐渐减弱，但财政支出功能日益增强。县乡政府在提供维持性和社会福利性公共物品方面承担着更大的作用，在提供与基层民众权利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功能方面比任何层级政府发挥着更大的作用。L8这样形成县乡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之前)事权与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的不对称。按理，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缩小，乃至解决不同级政府间、不同地区间财政的不对称。但是，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够完善，使地区间的财政差距、基层政府财政的不对称难以有效解决。另外，上级政府可以通过上收财力和下放事权来转嫁财政负担。乡镇财政处于国家财政体系的末端，承受转嫁的上级财政负担，无法将自己的财政负担在财政体系内部转嫁，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农民伸手，解决财政困难。通过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村基层政府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困难，以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财政体制方面的原因了。现行财政体制的弊病远不止这些，但是已足以说明必须进行新的财政体制创新。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财政体制创新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统一城乡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城乡二元税制以至于城乡二元财政体制，使收人较低的农民承担了比收人较高的城市居民相对高的税赋，而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人却明显低于城市，是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的重要表现。从2004年起，免征、减征，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使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呼之欲出。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之后，实行城乡统一税制，使农民履行同其他纳税人一样的义务；同时，财政支出制度进行相应调整，使农民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由国家财政负担费用的公共产品。在税制和财政支出制度城乡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这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核心。第二，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要遵循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原则。如果把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理解为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之后形成的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总财力的基本匹配，_9那么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的界定可以不拘泥于政府本级征收的收人的数量，而更多地考虑国家总财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公共产品的属性、供给效率。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标准所需要的费用数额)通过向农村基层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负担费用；而从效率看，发展义务教育的事权和责任适宜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第三，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人。由于地区经济差距会长时期存在，应适当提高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财政收人在国家财政总收人中的比重。这对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统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节地区经济差距，保证所有的基层政府给本地区居民供给最起码的公共产品，是必须的和有利的。
基层政府的财政收人主要包括本级征收的收人，如税收，以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等。一般对于农村基层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而言，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应是最重要的收人来源之一。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人的30％～4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美国的学区财政收人近6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叫在明确划分和完善各级政府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三、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要求
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规模，而财政规模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又具有制约作用。一方面，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即社会公共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依据履行行政职能的需要，组建行政机构和配置行政人员。政府为实施行政职能和供给公共产品、维持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公务活动，所产生的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数量，进而提出了财政收入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财政具有反作用，财政为政府的运转、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财力，财政收入的数量限定了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规模，确定了政府所能供给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最大值。
财政与政府活动的关系说明，财政状况的变化必定要求行迁，财政体制创新必然要求行政发展。使用行政发展概念，是要强调行政系统(政府)的调整、改革与完善要以整体功能优化、行政效率提高为方向，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农村税费改革引发和为开端的，实际上正在平缓推进的财政体制创新，使公共财力的数量、公共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定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假如没有政府变革的配合，财政体制创新避免不了夭折或半途而废的可能。如同财政体制创新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和必要保证，行政发展是财政体制创新的逻辑要求与必要保证。
行政发展是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里以乡镇行政发展即乡镇行政系统(政府)的创新为分析对象。乡镇行政系统(政府)是包括乡镇党委、政府、人大主席团、纪委等在内的担负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整体，这种理解似乎违背公共行政理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解与我国乡镇管理实际是吻合的。乡镇行政发展不仅有着宽广的背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思想文化、农村村民自治等各种因素构成了乡镇行政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有着复杂的内因。显而易见，乡镇行政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农村税费改革、财政体制创新。在此，无意设计一个全面的乡镇行政发展的蓝图，主要探讨农村税费改革、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影响和要求。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开端的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要求，不是乡镇行政发展的全部的却是必须的依据。
篇3
【论文摘要】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本文通过结合大同市经济新闻分析的实践，分析经济性新闻在现代作为一种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是新形势下加强经济报道的一种有效方式。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篇4
公共产品，亦称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一种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
益的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本农村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的“社会产品”。它既包含农村广播影视、通讯、交通、电力供应、水利条件等基础性的“硬产品”，也包括农村治安、农村政策、信息提供、技术服务、技能培训等所谓的“软产品”。由于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低层，地域广大而生产规模较小，农民的生产方式落后和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强烈。然而，农村的边缘性则使农民很难享受到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所能为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十分有限，因此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及其原因
（一）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位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只负责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收于公共产品收益外溢性的广泛存在，实际上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实际上存在着众多模糊交叉。特别是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国防和医疗卫生等到公共产品职责不清，缺乏具体划分，其结果必然是相互推诿，并最终落到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上。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村级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自己。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缺位的后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严重匮乏。
（二）农村税费改革和转移支付明显不足，公共品供给财力不足
村级政权担负提供农村公共品的义务，而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以及相关农产品特产税等等，农民的负担减轻的同时，乡村两级的财政却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涉及对经济、社会事业的投资与发展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亏空。另外由于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不够规范透明，尽管有专项拨款，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乡镇财政公共品供给的财力明显不足。
（三）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农村公共品提供结构失衡。
尽管基层政府的财力匮乏，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并没有承担主要的投入责任，但是在基础设施供给的决策方面，却起着主导作用。县乡村级行政组织的偏好决定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的数量和种类。这是一种典型的单中心的公共决策体制。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决策机制下，基层政府往往为了政绩热衷于把资金投向“硬”的公共产品，比如，如农村道路、自来水、电网、农田水利设施等，而对于“软”的公共产品，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农技推广、职业培训、信息服务和相应的制度、政策安排，往往不愿提供。由于没有建立公共产品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不能有效反映农村社区多数的需求意愿。因而，农村公共品提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服务职能相对缺乏。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建设的建议
（一）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目前我国中央、省和地方等政府体系内财权和事权的现状是，资金层层向上集中，事权层层下移，大部分的农村事务和公共品提供都集中在县乡两级；在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跟不上的情况下，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在这种背景下，亟需明确各级政府合理职能分工并建立科学有效的转移支持制度，使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能在合理化、法治化的框架下得以协调，在法律上建立县乡政府职责与财权相对称的制度安排。同时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各项结算补助等财政政策工具，逐步使县乡财政持续、健康、稳定运转，确保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化。
（二）积极发挥市场和社区的作用，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有责任提供那些市场供给失灵的农村公共物品，对于纯公共品如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国家应义不容辞地无偿提供。但是由于地方财力和单一政府供给的效率所限，还可根据农村公共品的层次和性质充分发挥市场和社区的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多元主体。对于准公共品，政府如果在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过程中所费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场，效率也没有私人提供的高，那么就应由私人、企业和社区提供。特别是一些私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完全可以引导、鼓励私人企业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政府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鼓励私人或企业投资于农村公共品的建设。比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赋予冠名权等，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此类准公给品的提供。如农村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就可以利用各种经济实体来完成。同时政府要维护私人和企业等供给主体的既得利益，提高他们供给农村公共品的积极性。
（三）建立有效的公共决策权配置机制，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有效性。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反映出公共决策不合理而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新建立，必须解决决策权的配置问题。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总体上应采取“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过程和“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相结合。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但鉴于农民对公共产品偏好的非全面显示和我国农民的非理性特点，我们还必须强调政府的“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应该是由原来的“政府决策---农民被动接受”的“自上而下”向“民主表达需求意愿---政府集中决策”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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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实施效果;广东省
为贯彻中央关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精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节约农业用水,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国家从1995年开始在全国开展300个节水灌溉重点县的建设,探索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节水灌溉事业的发展方向,决定在全国建设一批不同类型的高标准高效益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为了总结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建设经验和教训,水利部在全国开展了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调查评价工作。
广东省在实施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建设过程中,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取得显著成效。“九五”和“十五”期间国家安排下达广东省32宗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建设,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广东省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调查评价工作,通过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现场调查与资料汇总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总结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发展节水灌溉的建议。
1广东省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概况
32个项目省级批复建设总投资为11 077.29万元,建设总面积13 789 hm2,其中渠道防渗面积11 210 hm2,低压管灌面积327 hm2,喷灌面积1 371 hm2,微灌面积816 hm2,其他节水灌溉面积65 hm2。
示范项目主要以增加农业灌溉技术科技含量,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建设“优质、高效、高产”农业为目标,因地制宜地选择节水灌溉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并为实现流域与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为确保示范项目的顺利实施,广东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各市、县均成立了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项目法人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资金来源主要由中央投资、省财政投资、市配套资金、县配套资金和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组成。
“九五”和“十五”期间共安排了32个项目,除吴川市吴阳镇海山节水灌溉示范项目等6个项目未开工外,其余已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完成率达81.25%,完成投资8 974.39万元。
2示范影响评价
示范项目建设对广东省研究制定促进节水灌溉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通过示范项目建设,以点带面,探索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逐步把示范区的经验向全省推广。建设高标准的节水灌溉工程后,可利用有限的水源扩大灌溉面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
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和实际运行情况分析,依据广东省农业生产条件,渠道防渗是行之有效而且投资较省的节水灌溉形式,适合在全省推广。喷灌、微灌、管道灌溉等比较适合灌溉经济价值高的经济作物及水资源缺乏的地方。如云浮市2宗示范项目主要以渠道防渗和低压微灌技术为主,渠道防渗技术可以加大渠道流速,减少渗漏,提高灌区用水保证率,并且便于日常管理养护。低压微灌技术采用“肥水合一”,灌溉用水直接送至果树,对山坡果树特别有用,既节约用水,又对果树生长十分有利,也可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同时,通过示范节水项目建设,对完善投资模式,多渠道、多层次拉动各方面加大节水灌溉投入具有积极的意义。
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对健全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有促进作用,项目建设管理实行“四制”,即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建设监理制,有利于工程建设达到快捷、质优的效果,保证节水工程质量,具有示范带头作用。
农田灌溉用水因目前农村税费改革,水费难以收取。为了保证节水灌溉系统能够安全、正常地运行,必须落实有关收费措施。通过对示范项目运行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探索与实践,更能进一步推动广东省小型节水灌溉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提高节水灌溉工程的管护水平,促进工程的良性运行。但总的来说,作用与影响仍较小。
通过示范项目建设,使项目区种植结构得到优化调整,传统农业作物减少,一些优质水果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较以前大幅增加,为该区农业结构调整树立了榜样,特别是喷灌、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相结合,促进了农业向高效、集约化发展,为增加农民收入增添了一条新路子。
通过示范项目建设,不但使农民群众切身感受到节水灌溉的好处,而且激发了他们投资兴建节水灌溉工程的积极性,促进了人们用水观念的更新,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观念不断增强。节水示范项目的建成,促进了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农村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和讲科学的热潮。
通过10年来示范项目的建设与运行管理,节水工程以当地自然、经济条件为基础,因地制宜,科学地选择多种形式节水灌溉技术和发展模式,并为适应高新节水技术提供广阔的应用前景,以促进节水技术的更新发展,达到节水模式、效益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截止到2005年底,节水工程受益面积13 004 hm2,建成的示范项目受益面积保持程度达97.12%,较常规灌溉年节水480万m3,增地1 250 hm2,项目区年增收1 500余万元,基本实现了节水灌溉、节水增效的目的。
3经验和教训
“九五”和“十五”期间,通过大力开展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建设与管理,广东省节水灌溉建设效果十分显著,下面就节水增效项目开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
节水项目要顺利实施,地方政府重视是重要保障,也是做好节水灌溉工作的必要条件。必须争取多渠道投入,努力调动受益单位、受益群众参与节水项目的建设。广东省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正确科学地选择适合当地的节水灌溉技术措施,发挥了节水灌溉工程的作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精心组织施工,严格执行基建程序,项目建设管理实行“四制”,即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建设监理制,实行履约保证金、缺陷保修金等制度措施,减少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管理上,按“谁受益,谁负责、谁管理”的原则,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采用国家和村级水利管理协会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鼓励用水户参与管理,以加大村级水利管理协会的建设。
通过实地调查了解,从示范项目的建设实施及几年来工程的运行管护的实践效果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盲目申报项目,经济相对落后,灌溉设施老化、落后,许多基础设施需要重新建设,而地方自筹资金能力低下,因而形成恶性循环,影响项目的开展。此外,有些地方在选择实施地点时,考虑不周到,影响项目的开展。另外,工程建成后对其维护和管养的问题比较突出。
4问题
(1)发展节水灌溉技术,节水、节能、节地、增产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效益比较明显,但仍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难题。因种种客观原因,节水灌区规划起点不高,造成节水技术及部分工程标准偏低,加速了工程更新换代,造成一定的浪费。社会办水利的意识比较薄弱,多层次、多渠道的水利投资体系不够完善。继续探索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对灌区内水利工程的管理。
(2)由于广东省许多地方经济欠发达,财政比较困难,自筹能力有限,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这也是广东省一些地方项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
(3)广东省有些灌区自建成运行使用至今已达四五十年,已超出了使用寿命,渠系建筑严重老化、损毁,导致其功能严重下降,有的甚至全部报废,但是用水与供水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农业生产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高效化方向发展,要求灌区提供更多、更优质、更稳定的水源,而灌区的功能正逐年下降,这必然导致供需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4)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当前农村体制改革。项目现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建立起来的,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误以为灌溉水费也和农业税一样被免除,造成灌溉水费无法收取,工程无法良性运行。
(5)目前广东省许多灌区仍未有用水户参与工程管护。
5建议
(1)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对建设项目的确定,应结合当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
(2)建议国家继续加大节水灌溉的支持力度,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尤其对地方财政困难的山区和贫困地区,要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倾斜和帮助[1]。节水灌溉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如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稳定、改善环境、减轻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等,应由社会(政府)来承担相应的投入,国家要提高项目建设的资金补助标准。同时要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开展多方集资、吸纳社会和企业经济投入节水项目建设[2-3]。
(3)必须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才能促进工程良性运作和效益发挥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快水管单位改革进度,建立适应现在农村改革的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项目工程正常运行,发挥工程效益。
(4)加强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落实责任制,落实机构配备精干人员,层层落实制度,使每个项目有开工、有使用、有效益、有验收,确保项目顺利完成[4]。
(5)通过示范区良好效益的影响,辐射非项目区,使农民节水灌溉意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带动地方节水灌溉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推动区域经济乃至节水灌溉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达到农民致富的目的-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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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教育经费，问题研究在党和国家正确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已经普及的义务教育，并向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方面转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教育经费不足、配置不匀、经费的使用效率低下，成为制约义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从而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因此对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筹措和有效使用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黑龙江省位于我国的东北部，是我国最重要粮食、能源、石油化工和装备制造的老工业基地，但在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落后，区域位置不利，观念转变缓慢，造成经济发展的速度低，对义务教育发展的投入不足，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生均教育经费严重落后于其他省份，因此对黑龙江省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黑龙江省义务教育经费的总体分析
表1-1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投入总体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项目＼年度〖〗19992002200520082011国内生产总值2897.439025511.5831012503.8财政支出359.7565.9861.351717.73398义务教育经费总收入43.5263.5495.44159.18221.67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6.9555.5984.56154.46218.36预算内教育经费27.4649.0972.22143.34206.17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1.281.421.531.861.74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7.638.678.388.346.07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教育经费统计主要指标提要1999-2011年》，黑龙江省教育厅财务审计处编
从表1-1可知：我省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从1999年的1.28%增加到2011年的1.74%，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4%的目标。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知识的比例由1999年的7.63%下降到2011年的6.07%。呈现下降的趋势。
二、黑龙江省义务教育经费结构分析
（一）来源结构分析
2-1黑龙江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单位：%年/项目预算内教
育经费教育
税费企业
拨款校办产业和社
会服务收入用
于教育的经费民办学
校投入社会捐
赠经费学杂费其他199963.18.7310.842.230.21.0911.172.65200275.382.376.70.890.280.1911.542.64200575.674.018.570.340.220.088.612.48200891.692.644.470.080.250.042.260.4201193.534.530.980.020.050.010.690.19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教育经费统计主要指标提要1999-2011年》，黑龙江省教育厅财务审计处编
从表2-1可知：黑龙江省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中，预算内教育经费由1999年的63.1%，增加到2011年的93.53% 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教育税费从1999年的8.73%，下降到2011年的4.53% 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从2001年开始，中央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主要内容是：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涉及到教育方面的是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从而减少了教育税费的来源。由于黑龙江省是我国著名的国有企业集中地区，所以企业拨款在教育经费中占重要的地位，但是随之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加快，企办校不断分离，下放地方，企业拨款下降幅度很快。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的经费下降幅度也很大。由于义务教育的公益性性和缺乏对捐资助学的激励措施，所以民办学校投入和捐赠收入比例也在不断下降。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不足，很长时间内我省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是靠收取学杂费运转的，随着税费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逐渐取消了义务教育学杂费，2003年开始实行“一费制”进一步规范了学杂费收入，使学杂费收入比例不断下降。
（二）黑龙江省义务教育经费内部使用结构分析
表2-2务教育经费支出中的事业经费与公用经费的比例分析单位：%19992002200520082011事业性经费占总经费比96.0596.5397.5598.7896.55事业性经费中个人部分所占比72.9178.4874.6673.5572.49事业性经费中公用部分所占比27.0921.5225.3426.4527.51基建支出占总经费比3.953.472.451.223.45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教育经费统计主要指标提要1999-2011年》，黑龙江省教育厅财务审计处编
从表2-2可知：黑龙江省义务教育事业费所占比重偏高（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费比重平均为85%一90%）。基建支出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从教育事业费内部来看，维持性经费-人员经费比例高大致在70%以上，发展性经费-公用经费比例低大致不到30%。人员经费与发展经费比例失调，折射出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效率低。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者之间所占教育事业费的比重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育支出效率的高低，按国际上的惯例，世界各国一般都是人员经费高于公用经费，中学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为60%对40%比较适当，小学至少为70%对30%（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23）。而我国一直是人员经费居高不下，公用经费的比例很低，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更为严重。而预算内事业费中两者之间的比例更是相差悬殊，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只占到15%左右的比例，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比例严重失衡。
三、黑龙江义务教育经费的差异分析
为了更好的反应黑龙江省义务教育经费的与其他省际之间的差异，按照国家对我国地区的划分结构选取山东、浙江、江苏、安徽、河南、陕西、云南、吉林
省与黑龙江省进行对比的。山东省是全国的人口教育大省，2010年人均GDP9367元，居各省第二位。浙江、江苏同样为全国的经济发达、教育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安徽和河南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教育水平较低，但教育需求较大。陕西和云南是我国的西部地区，是国家西部开发的重点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最为落后，义务教育普及的任务最重。吉林和黑龙江是我国的东北地区，与辽宁一起号称是中国的“第四极”，两省的共同特点是开发相对较晚，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能源、重工业基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位优势，教育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
在生均教育经费指标中，初中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为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五位。农村初中最高的是浙江省，最低的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六位。普通小学最高的是浙江省，最低的是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四位。农村小学最高的是浙江省，最低的是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四位。总之，在生均教育经费指标中，总体最高的是浙江省，最低是河南省，黑龙江省处于中游水平，距离发到地区还有一定差距。
在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指标中，初中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为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五位。农村初中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的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六位。普通小学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的是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四位。农村小学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的是河南省，黑龙江省居于第四位。总之，在生均教育经费指标中，总体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是河南省，黑龙江省处于中游水平，距离发到地区还有一定差距。
四、黑龙江省省内区域义务教育经费差异的比较研究
表4-1黑龙江省省内区域内义务教育投入情况（2010年）单位：千元，%地（市）名称总收入财政性
教育经费预算内
教育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GDP的百分比预算内教育经费
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哈尔滨市5824283564230452464561.9118.08齐齐哈尔市2850594284341026988792.6711.23鸡西市1512275150368314477142.9624.5鹤岗市6708036362136035412.039.77双鸭山市9035389019568833691.9110.79大庆市2349558231618420851690.629.61伊春市7626847626847379843.329.35大兴安岭地区1743631741301624901.393.64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教育经费统计主要指标提要2011年》，黑龙江省教育厅财务审计处编
从表4-1可知：黑龙江省省内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很大，最高的哈尔滨市与最低的大兴安岭地区在总收入、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为56.50万元、54.68万元、50.84万元。各地（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都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4%的目标。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很大，发达的哈尔滨市所占比为18.08%，最为不发达大兴安岭地区所占比为3.64%，相差14.44个百分点。说明各地区的教育投入受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五、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拓展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
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教育投入，保证教育经费达到法定的“两个比例”的要求，确保实现《义务教育法》提出的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要进一步加大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扩大城市教育税费的增加力度，积极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通过发放教育券等形式拓展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
（二）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过程中存在省际和省内差距。省际差距除了受教育发展水平制约外，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直接相关，而在某种程度上说省内差距和城乡差距要远远大于省级差距，所以省级政府也要加大省级财政的政策转移力度，教育资金向落后地区、边远地区和农村倾斜。（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项目编号：YJSCX2012-270HLJ。
参考文献
篇7
论文摘要：在分析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的基拙上，探讨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的调整，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和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
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压力
1990年前后，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生猪、苹果、烤烟等国内价格普遍低于国际价格，比较优势明显。但近十年来，农产品成本年均以约10%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60个百分点，国际竞争力日益减弱，只有大米、生猪和苹果、烤烟仍有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调控主要依赖许可证、进口配额、检疫标准、国有外贸企业垄断经营等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措施主要用于配额数量之外的农产品，配额内税率普遍很低。根据乌拉圭(农业协议》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我国加人WTO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影响主要有:1.贸易措施关税化影响。由于谈判基期1986--1998年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这使我国不仅失去非关税措施这一传统屏障，而且因关税减让幅度过大而失去高关税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通过和缔约国谈判上限约束关税和靠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应对。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农产品进口的关税总水平要从2001年的2196削减到2004年的17%，美国关注的农产品削减到14.5%。特别是大豆，因税率降到3%，且国内外价格差距较大(加上关税进口大豆价格低于国内市场20%左右)，加入WTO后受到的冲击很大，2001年，大豆进口创历史最高纪录1440万吨;2.配额扩大影响。WTO《农业协议》规定关税化后市场准人机会不低于减让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在减让期结束扩大到5%，这对我国粮棉油进口不利。1994-1998年，年均进口小麦、玉米、大米合计661.5万吨，加人WTO后，初始年配额多增进口976.9万吨，2004年多增进口15541万吨。专家估计，仅小麦至2004要损失60亿元，有近300万麦农要离开麦田生产。棉花生产因最终配额与以往进口量相比增加较多，2004年配额数量相当于1998年国内产量19.8%，因而所受影响比谷物更大。植物油情况与棉花类似，国内生产受到影响很大。据中国加入WTO农业专家组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心开发的“中国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CATP)测算，至2005年，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21，19%,16.36%,21.36%,40.83%和13.21%，使这些产品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生猪、大米、烤烟、甘蔗、苹果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定的冲击。
二、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调整
1.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按WTO农业国内支持总量AMS的“微量允许标准”(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中国人世谈判为8.5%)，我国可有基期(1986一1988年)农业总产值8.5%，即412亿元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农业生产性补贴)。除去可豁免的AMS部分，近年AMS占基期农业总产值仅有2%左右，即还有约315亿元的农业国内正支持空间。这为我国扩大实施“黄箱政策”(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生产投人补贴、牲畜数量补贴、贷款补贴等)，减轻粮棉油等比较弱势农产品的成本压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我国传统的农业国内支持“黄箱政策”主要以农产品价格补贴为主，贷款补贴(贴息贷款)为辅。价格补贴大多用于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我国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另一途径为粮食的垄断性保护价收购。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不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只是保留今后出口补贴权利。因此，我国通过保护价收购支持农产品价格在加人WTO后将被取消。加人WTO后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的构建应把重点放在加大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等生产投人补贴上，同时扩大黄色补贴范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对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等实行补贴，以此来达到优化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并借鉴国际经验，减少农民收益较少的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2.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WTO《农业协议》中有一些条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保护，如“特殊保障条款”、“特殊和差别待遇”、“特别处理”、“微量允许标准”等。灵活运用这些条款，能够采取恰当的调整措施减少某些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并能有效地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法律措施保护。WTO《农业协议》有许多“灵活”操作空间，如关税配额管理，WTO各成员就有应用关税、拍卖、先到先得、按历史记录等多种管理办法。因时因地管理好我国的关税配额，能减轻进口农产品对同类产品生产的冲击。并尽快建立起综合协调、适时高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体系。如加强农产品出口信贷支持;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比率，加大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支持;制订、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立法。这三种手段可作为抵制国外产品进口冲击的强力“武器”。
3.建立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加强农业投入保护，增加农业保护力度。WTO农业协议“绿箱”政策的12项措施我国还有6项空白。在农业科研、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补贴、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地区发展补贴等方面还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是间接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的有力措施。应从主导、控制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向管理、服务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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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新农村和统筹城 乡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应有之义。当前，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面临诸多困境，为跨越困境 ，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应选择“四位一体”路径定位，即政府应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制度公共品供给角色、主导性供给主体和投资者角色、多元化供给主体的服务者与多元化供给方式的引入者角色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者角色。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通过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等。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任务是完善与发展农村公共服务，这是政府职能的应有之义。作为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主导性主体，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面临何种困境，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到底应当担当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担当，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1．国外研究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国外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服务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颇丰。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治理角色的转变，即政府应“服务而非导航”，倡导公共服务精神，重视政府、社区、公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David Osborne和Ted Gaebler(1992)认为政府应该掌舵而非划桨、授权而非服务 ，主张借鉴商业管理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服务需求。E．S．savas(2000)提出了公共服务社会化的 l0种制度安排。E—wan Felie(1997)认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应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布兰克(R．M．Blank，20O0)对公共服务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前沿的研究，他在《公共政策何时依靠私人市场：社会服务的有效提供》一文中，对公共产品提供中存在的外部性、非对称信息、效率问题、分配效应问题、产品质量的不可观测性进行了系统分析，进而探讨了政府及私人介入公共产品提供模式的多样性。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如果有市场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供给，必然造成公共品供给的无效率和资源浪费，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应主要由政府提供，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从强制性的税收收入中进行预算安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必然要由政府承担，考虑到某些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如消费者的地域集中性、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由私人供给可能更有效率。罗纳德·科斯(1974)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说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反驳了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垄断的传统观点，为人们建立起公共产品供给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信念。随后，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理论为公共产品的集团供给提供了合理分析。
总的来说，无论是公共管理学者还是经济学家所主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或社会化取向，他们的观点均未否认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性作用，却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效率的改善和提高提供了可资鉴用的方法或方式，如合同委托、许可经营、政府补贴等。
2．国内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周立新，2002；林万龙，2003；李燕凌 2004；郭建军，2007)认为，农村公共服务处在投入不足、管理体制落后和供给结构不合理等普遍性问题状态。刘鸿渊(2O04)认为许多县乡是“吃饭财政”，没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胡德锌(2004)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胜和非竞争性使得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市场失灵和私人不愿供给，政府供给又容易造成垄断，缺乏效率。另外，郭泽保(20o5)认为，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责任划分不清，越位、缺位、错位时有发生，现行的财政体制制约了地方政府职能发挥。
林万龙(2003)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责任划分不明确。李彬、李葆华认为，在我国现行公共体制下，各级政府间供给职责界定不清以及供给行为的任意性和强制性是造成政府供给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李继力(2006)认为，造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政府责任原因是政府价值取向上的非农偏好、政府行为上的不合理、官员行为上的 自利和任期短期化和政府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程又中(2005)论述了国家在当今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但是 ，对于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究竟起何种具体作用或担当什么角色，程文未作进一步的论述。
许多学者对如何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如：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嘉蓉梅，2004；马晓河 ，2004)；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多元参与并共同生产和提品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体系(黄志冲，2000；李秉龙，张立承，2003；党国英，2004)；从多元化的筹资机制、供给决策机制及供给主体三个方面建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制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题 (刘建平，龚冬生，2005)。
总的来看，学者们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对策等研究成果丰富，为笔者研究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但是，对于政府作为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主导性主体应该如何进一步发挥其作用，政府在服务供给中面临何种困境，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到底应当担当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担当等问题，学者们的研究涉及不全面，有些方面不深人，如政府角色的细分，造成理论指导实践时的“灵活空间”或“无所适从”。
二、政府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
当前，政府职能正处在由侧重经济或投资职能向彰显公共服务职能转换，公共治理也趋向主体多元化或多中心化。调查显示，政府仍是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导性主体①。研究表明，一国人均 GDP达到一千美元以上，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 日益凸显。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 日益递增，但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却存在效率低下、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也就是说，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l-农村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中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与错位并存
综观世界，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 ，尤其是福利国家，都承担了向社会或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责任，应该说 ，这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思想留给我们的“福利”，也符合《福利国家经济学》的著者尼古拉斯·巴尔的观点，即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从经济角度而言是有效率的，可以内在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基本是以“经济职能”为中心，忽视“服务职能”，导致各级政府的核心任务是抓经济建设和发展，而非社会建设和发展。政府主要投资于经济领域，而非公共服务领域 ，造成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缺位”。在农村地区，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如义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地方政府“经济投资”观念强，“服务投资”观念不足，造成“有钱不愿投，没钱无法投”的状态 ，使得许多地方的公共服务长期满足不了农民的公共需求。数据表明，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 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评价中，我国排在 188位。2006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所占比重只维持在 50—60％之间。
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上职责不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或财政分权理论 ，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全国性或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如国防、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大江大河的治理等，这类产品由中央政府决策和规划的效率比较高。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服务或产品的提供，如农村治安、农田水利设施、农技信息服务、社区服务等。但是，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是，中央与省级政府过多地把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事权下放到县乡镇等基层政府身上，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治安、军烈属的优抚、农村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问题是，事权下放同时没能配以相应的财权，造成基层政府“事过多，财不足”，不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形成“政府服务职能缺位与错位”之实。
2．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结构失衡，效率低，供给过度与供给短缺并存
本课题组对广东、江西和安徽三省农村公共服务现状的调查显示，农民认为教育、医疗、交通道路和农贸市场等公共产品很容易获得，而农业科技服务、就业培训、文化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很难获得，这说明，农村的“硬性”公共品供给“过度”，而“软性”公共品的供给“短缺”。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中，地方政府为“应对”政绩考核，对提供“有形的或硬性的”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意愿，如道路、公共广场、农贸市场等，但却对供给“无形的或软性的”公共品缺乏意愿，如农业技术服务、环境保护、农村治安、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李彬和李葆华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不是基于农村实际情况、农民的真实需求和供给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而是基于显现“政绩”之需。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的结构失衡，供给过度与供给短缺并存。
同时，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不高 ，供给绩效较差。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例，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 14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7590亿元，增加了53倍，占GDP的比重从 1980年的 3．17％提高到2004年的 5．55％，但从我国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看，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以人均期望寿命衡量，从 1982年到 2003年，我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从 68岁增加到 70．8岁，22年仅增加 2．8岁，而同期基数和我国相同的斯里兰卡增加了5岁，韩国增加了6岁。同时，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卫生绩效却不升反降。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总体绩效排名，我国排名 144位，比人均 GDP低于我们的埃及(63位)、印度尼西亚(92位)、印度(112位)、海地(138位 )还要低①。
3．政府供给的“自上而下”决策体制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缺失并存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唯一合法主体，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实践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由于我国地域广，发展差异大，这种决策模式使公共品的供给很难适合农民的真实需求。同时，“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不能有效地反映农民的实际需求，忽视农民的需求与偏好，可以说，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中基本上没有参与权和表达对公共服务真实意愿的话语权和渠道。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上级政府主导型，这种决策程序很容易导致制度外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行为，从而加重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有些地方创造了 “一事一议”的公共品供给机制，但在现实实践中，一方面，实行起来往往走样；另一方面，小范围内(如社区)才比较适用，即适用范围有限。在大量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如义务教育、卫生防疫、道路修建、行政管理等)农民很难有机会直接表达 自己的需求，“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基本没有变化。应该说 ，这不利于扩大政府服务的公益性影响，也使得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制度保证缺失。
三、政府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角色路径
现实调查和理论研究表明，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起主导性作用。目前，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和规则制定者，并 日益由运动员向裁判员和规则制定者以及监督者角色转换。同时，政府要鼓励、支持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发展。我们认为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具体应担当四种角色：
1．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公共品的供给者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制度，而非技术或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技术或人力资本是制度作用的外化结果或表象，受制度制约和导向。许多学者认为，新农村 “新”的实质应该是“制度创新”。首要的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创新，核心是土地制度创新。虽然农民的土地承包期限一再延长，但却阻挡不了农村耕地减少的趋势，也安慰不了农民土地被政府征用的痛苦与无奈，解决不了土地抛荒和经营规模小的问题。李成贵、温锐等学者分析认为，农村土地归农民所有或“土地归农”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制度创新②。
其次，政府应为农村公共品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建立和完善规则。例如，美国政府通过提供制度公共品来服务农村和保护农业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创立了诸多制度安排，如农业保险制度、对农业的立法管理、对农业资源的保护政策、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农业信贷政策等。
再次，政府应为第三部门或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农村公共品提供有效的制度公共品或制度规则。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但整体而言，它们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所起的作用却很小 ，曾莉和李民政(2oo8)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现行政策法规导向作用不明确”。1998年 l0月公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实行严格的登记注册和业务管理制度，这种“人口”管理和“过程”监督并重的制度使得社会组织难以发展。嘲一般而言，政府应该更多进行“过程”监督，通过税负减免或优惠、鼓励捐赠、许可经营、政府补贴等政策来激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
最后，政府应加快提供公平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规则，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财政“越位”和“缺位”问题。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保障教育、社会保障、农业发展、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同时，合理有效地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即厘清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由市场供给和社会化供给，哪些可以由应由政府承担；哪些公共品由中央、省政府财政支出，哪些由地方政府、社区或受益者承担。并且，要建立公共财政动态调整机制，以适应组织环境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2．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和投资者角色
政府以公共服务供给的形式对农村进行人力资本、制度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可以获取国民经济运行效率提高和降低农村务农和经营成本。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人力资本的维持和积累从而对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按照尼古拉斯·巴尔的观点推论，可以说，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可以内在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福利总水平。
政府应当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角色。公共品理论分析表明，政府天然具有供给全国性“纯”公共品的效率优势 ，如国防、大江大河治理 、环境保护等。同时，政府在许多“准”公共品的供给上也具有优势。曾小龙(2008)认为圈，农村的“纯”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对于“准”公共服务而言 ，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和外溢性特征，政府在提供“准”公共服务时仍然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一般说来，中央政府主要负担全国性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主要负担地方性的公共服务。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公共财政应该是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的主渠道资金。在这个方面，欧盟、日本等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 。例如，为保障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欧盟建立了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地区发展基金、社会基金等。地区发展基金主要为最贫困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如修建高速公路、安装先进的通讯系统、建设能源和水输送网、建设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等；社会基金用于支持人员培训计划和就业计划，以及为农业、林业劳动者或失业者获得新的技能，特别是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 70年代以来，日本对农田基本建设项目的财政投入占整个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的90％，对农业的稳定高产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政府应该如何实现其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和投资者角色呢?我们认为，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首先，政府应该提供有效可行的制度公共品，如政府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等；其次，政府应该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如完善农村交通网络，改善电力设施 ，修建水利工程，治理大江大河，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再次，政府应加大对“三农的“软性”公共品的投入，如农村治安、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农村社会保障等。
3．多元供给主体的服务者与多元化供给方式的引入角色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顺应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趋势，鼓励和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营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系统效率和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换。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为企业和第三部门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有效服务呢?曾莉和李民政(2008)认为嘲，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政府应从政策、经济、道德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提供有效可行的制度公共品来服务其它供给主体，如税收免除或优惠；其次，政府可以提供经济支持来服务其它供给主体。在美国，政府是非营利组织的最大收入来源，占其预算的比例从到一半以上圈。因此，政府对社会组织提供财政支持或“服务购买”来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是通行做法。现实来看，我国的社会组织在运营资金方面存在着较大困难，特别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政府在这方面可以考虑从公共财政资金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来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可以采用合同委托政府补助、许可经营等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和机制多样化。
4．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者角色
在公共品供给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和趋势中，政府依照制度规则和服务标准对政府、个体、企业和社会组织供给公共产品进行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建立标准并进行检查和监督以及构建投诉或对话参与渠道等。例如，一些民办幼儿园发生虐待儿童事件，这就反映出在第三部门或社会供给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失。胡武贤(2008)认为，开放农村公共物品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然而，市场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准公共物品受益人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市场主体受利益驱动，有可能提供假冒伪劣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如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伪技术、高价医药费、基础教育乱收费等，从而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现实表明，政府监管公共服务的成本很大，但绩效不高，如何才能有效监督农村公共品市场呢?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建立公共品市场准入制度，监控服务价格，规范服务质量。同时，政府应该使对企业和社会组织供给公共品的监督社会化，即引入社会力量来监督企业、个体和社会组织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另外，对获得财政资金支持公共品提供的社会组织要求做到财务公开，帐目清楚，定期接受审计检查。政府还要发挥新闻媒体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李彬，李葆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供给责任研究乡镇经济，2006，(4)．
[2] 李继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责任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2)．
[3] 程又中．论国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江汉论坛，2005，(12)：45—49．
[4] 刘建平，龚冬生．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05，(7)．
[5] 曾莉，李民政．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与政府行为选择学术论坛，2008，(5)：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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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势西高东低，季风气候明显。降水季节集中，年际变化很大地区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地区年降雨量约1800mm，西北内陆不及200mm。水资源主要来自大气降水，年平均总量为28100亿m3，居世界第六位。中国雨热同步的气候条件、江河的丰沛水资源及江河中下游的广大冲积平原，都给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但水土资源的开发也伴随着与水早灾害的斗争。人口的增长又增加了对水土资源开发的压力，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四分之一。特别是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分布不相协调，南方水多而耕地少，北方水少而耕地多。如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江河径流量占全国的83%，但耕地只占33%;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7%，但江河径流量仅占17%。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的年内和年际分配不均，必须建设必要的水利设施予以调节，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性工作和保障条件。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oA:b^8K1Qy7a?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总体投入不足、机制不活等问题日益突出，其现状难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综合多方面因素，导致农田水利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设标准偏低,老化严重。现有水利工程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且排灌标准很低，目前功能普遍衰减。既造成排涝能力弱，农田积水无法排出，又导致提灌能力差，不能满足灌溉需要。
二是保护意识淡漠,疏于管理。由于投入不足，导致的只建不管、重建轻管及水利设施带病运行的问题比较普遍，使得众多小型水利设施功能丧失殆尽，农业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三是重经济轻水利,投入不足。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变化,对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投资投劳力度逐步弱化。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投资投劳数量逐年减少,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步入低谷。随着农村绝大多数强壮劳动力的转移输出,农村小型水利投劳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村以下小型工程投劳的组织难度明显加大，实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后,筹资筹劳总量有限,能够投入农田水利的资劳微乎其微。
dY5`7m!WMKC,N四是农民兴办水利的积极性下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粮价已经放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已经占领了我国的部分市场，加之农民增收缓慢，种田的积极性不高，使兴办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
KJ8Nq}5h建设现代新型农田水利，任务十分艰巨。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农业综合开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owo[ W#KrC(一)广辟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财力有限,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建立良好的制度激励机制,通过利益诱导,吸引更多的农民、企业或社团参与到水利设施建设中来。认真贯彻落实"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政策原则,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保证农村集体将一定比例的积累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激发他们自觉投资投劳参加建设的积极性,引导农民和社会各界增加对农田水利的投入,广泛鼓励、吸纳社会资金办水利,努力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确保水利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将农田水利建设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L#m8|5o-_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水利系统提出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水利之路这一全新治水理念。近些年农田水利建设中生态水利、环境水利、景观水利、城市水利等亮点频现，都充分体现了"人水和谐"的理念。特别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河道综合治理中，推广了"一河清泉水、一条经济带、一根产业链、一道风景线"的治理模式，许多水土流失治理区变成了山川秀美的观光风景区，将河、沟、渠建设成"清水长廊"、"绿色长廊"、"亲水乐园"。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l)e v jp
3[.q6|,b r9m"K(三)大力普及节水灌溉技术
#u wV|x0p8x,M将农田水利建设与节水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大力推广应用喷灌带。发挥喷灌带投资少、使方便、水压要求低,便于管理的优势,逐步在果园和已成片开发建发的农田中推广。积极发展大棚滴灌,实现大棚膜下滴灌化。搞好渠道、河道浆砌防治工程,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尽快研究制定有利于节水灌溉发展的经济补偿政策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提高农民节水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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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J4tI3Ic7NNn$f:~(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农田水利科学的研究
x#S xN.U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田水利从业者队伍。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水利员的培训,切实让他们掌握新科技、新知识、新技术,增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符合地区实际的小型农田水利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水利合作组织发展的框架体系。另外,重视农田水利科学的研究,建立适应当前农村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技术支撑体系,使人才和技术更好的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W)nT9a9r%u
]`_n8gA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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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k&bgD''''_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巩固和发展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农业基础薄弱和水资源总量不足又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深人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战略研究，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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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d1s{(u参考文献
[1]杨向阳.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思考[J].南方论刊,2005.
[2]韦风年.加快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J].中国水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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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制度。其以科学的方法确定保障线标准，避免了过去有钱多救助、无钱少救助的人为随意性，扩大了保障对象的覆盖面，提高了保障标准，及时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体现了对农民尊严的尊重和社会对于生活在贫困境况下人们的责任。该制度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起到了“兜底”的作用。我国农村目前还有3000万左右的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保护的对象。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具体确定为四类：一是家庭成员均无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户；二是家庭主要成员在劳动能力年龄段，但因严重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家庭保障确有困难者；三是家庭成员虽在劳动能力年龄段，但因常年有病，基本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家庭保障确有困难者；四是家庭主要成员因病、因灾死亡，其子女均不到劳动能力年龄段，生活特别困难者。凡符合保障条件的农户，由本人申请。村民会议讨论，村委会上报，乡镇政府审查，张榜公布，报请民政部门审批后实施。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要的资金，基本由各级财政分级负担，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下拨的救灾资金和地方本级财政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我国最早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是上海市。1994年，上海市通过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科学有效的农村贫困群体救济方式。1995年，民政部结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分别在山西省阳泉县、山东省烟台市、四川省彭州市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试点。为了加强对该项工作的指导，民政部于1996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指导方案》，要求把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来抓，认真部署，推进该制度。实施该制度的关键是把财政收入尽可能地向改善基本民生倾斜。至2007年，中央财政一直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探索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更多地区推广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村低保补助资金是30亿元，这笔资金已下达。地方财政也在加大投入力度。2007年上半年，地方各级财政在农村低保和特困户救助上已经投入了35.6亿元，加上下半年的预测，地方财政投入会超过70亿元，高于2006年的投入数量。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2068万人。把贫困农村居民全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在今年末有望实现。此项制度作为一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与只是针对部分困难户、五保户以及受灾群众的传统临时救助相比，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但目前，部分地区的农村低保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还有部分地区虽已建立该制度，但与《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的不相一致，而且在保障水平上仍有待提高。从统计数据上看，农村低保全面推行后，在主要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2007年全国平均的低保补助水平比2006年底反而明显下降了(2006年底全国平均月人均低保补助为33，2元)。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救济形式，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二、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存在的问题
1、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缓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比之前的特困救助更规范、层次更高的一项保障制度。因此，原先的特困救助对象应尽可能地纳入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畴。但在目前，仍以特困救助为主的黑龙江、江西、重庆、贵州、、青海等省(市)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所有救助对象中的比例低于10％，介于10％至30％的省份有安徽、湖北、广西、云南和宁夏，介于30％－50％的省份有山西、河南、湖南，介于50％－70％的有新疆。可见，我国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得比较缓慢。
2、各地区之间保障水平很不平衡。虽然自1994年以来，我国就已开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探索，近年来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该制度的发展水平在各地是极不平衡的。如在有的县区，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范畴的才几十个人，有名无实。在有的县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很低，每年仅有百元左右，还不能按时发放。甚至在有的地区，该制度已经出现了逐步萎缩的趋势。从东中西部地区相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东部地区94.4％的农村社会救助人口是享受低保者，而中西部地区只有37.7％的救助对象是享受低保者。但实际上，我国的大多数急需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据统计，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为2635万，其中东部9省市的贫困人口总和仅为101万，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为2264万，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占整个贫困人口的95.7％。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可持续发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能力，而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有能力为这项制度的开展提供强大的财政保障。
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退出机制不健全。基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难度大、低保户家庭收入动态监测困难、信息化滞后等原因，一些农村低保户人均收入超过了低保标准线后不能及时被退出或不愿退出低保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目前的低保对象中，实际上有劳动能力的约占50％左右，由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含金量日增，使一部分人形成了“福利依赖”，受助者不愿放弃福利待遇，宁可不就业或少就业，该制度虽不能使他们摆脱贫困，但至少可以不劳而获。
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低、覆盖面窄。由于经费短缺，需要救济的人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往往只能按照低标准提供福利待遇，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形同虚设，不能贯彻，甚至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同时我国的此项制度覆盖面较窄，相当部分贫困农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使得农村贫困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只是处于“零敲碎打”的小规模状态。据统计，我国农村低保人数只占农村人口的0.36％。
5、缺乏有效的组织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全新的、长期的社会救助制度，涉及数千万人口，需要准确掌握如此庞大人群的家庭收入及其变动情况，接受低保申请和咨询，进行情况核实与审批。上述工作客观上要求专门机构中的高素质管理人员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实施管理，但是，目前在我国，只有部分市、县(区)、乡(镇)的民政部门新设立了劳动保障与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办公室，一般县市都是由民政部门下属的社会救助科室兼管，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
三、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的成因
1、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整体上缺乏制度层面的规范。目前在我国农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无中央政府颁布的专门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规范性文件，更无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仅靠地方政府出台相应政策实施。实践中只有极少数地方出台了操作性较强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大部分农村地区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时还在实行不规范、不统一、带有很大随意性的传统办法，缺乏制度化措施。这一情形造成诸多不良后果。首先，由于各方面认识不统一，缺乏必要的工作手段，致使这项工作在基层运行阻力很大。其次，由于缺乏规范统一的操作规程，管理上缺乏制约机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占用、挪用救助资金的现象，给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带来了消极影响，不少农民因此对相关制度产生了怀疑。再次，由于缺乏法律政策，又没有稳定的筹资渠道，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保障标准不明确，随意性大，保障标准不能随着物价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与日常基本生活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总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和操作管理程序的情形急需改变。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严重不足。在1999年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之前，农村社会救济资金主要靠县财政和乡村集体经济投入。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农村税费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没有规定对农村特困户救济的资金来源。加之后来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经费大幅度减少。只依靠县级财政提供的有限资金显然不能保证为所有农村特困户提供救济，有些经费紧张的地方，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鉴于该情况，目前，我国部分有条件的省市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了财政预算。社会救助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固然体现了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和义务，也有效地改善了低保资金的供给状况，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和值得称道的，但是在实践中，当前财政收入的边际投资倾向较大，一些地方在安排财政预算时，更多地偏重那些能带来经济效益或能够明显展现政绩的经济建设项目，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安排次序往往靠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供给仍然不足。对于一些财力薄弱的省市来说，农村低保资金纳入预算都十分困难，遑论其他了。
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确定较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确定方法必须是科学可计量的标准方法，而将其运用于复杂的农村社会现实时，就会遇到种种困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确定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核算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的隐性收入难；二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或临时性收入计算难；三是确定农户具有法定赡养、抚养关系并且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全体人员收入难；四是因建房、婚嫁导致生活困难的人员是否列入保障对象操作难。
4、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现状影响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目前。县、乡、村是担负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体，但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的财税体制使得基层政府财力不堪重负，致使基层政府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而不支，列而少支和不列支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基层政府有较多的预算资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状况较好，但对于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或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需要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人数众多，财政预算入不敷出，很难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5、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让人们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理解走入误区。现行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制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长期承包土地30年不变，这就意味着农民拥有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中国的农民只要一出生(具有正式户口)，就有分配土地的权利直到死亡为止，终身享受土地保护，所以在人们的眼里农民总是有经济保障的，这就使得政府和社会容易忽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从而制约了农村最低保障制度的发展。实际上，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已经出现日趋弱化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