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信贷立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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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消费信贷,是指金融或商业等机构向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调剂资金余缺的信贷行为和信用关系。消费信贷不仅是一种信贷行为或放贷业务,而且是一种信用关系,它不仅包括贷款信贷,而且包括销售信贷等多种形式。消费信贷的对象一般只是个人或家庭消费者,不给集团消费提供消费信贷,这是各国法律所采取的普遍作法。

消费信贷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信用形式。随着销售商品的市场的出现,也就产生了消费信贷。消费信贷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们消费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运动,导致了消费信贷的产生和发展。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由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度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时,市场和消费的矛盾也就更为突出,消费信贷也就更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的供应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高档耐用消费品纷纷上市,一般收入水平的个人或家庭短时期内难以凑齐足够的款项,有必要借助于消费信贷才能实现购买愿望。对于工业和贸易来说,如果没有保障消费者可以提前实现购买愿望的消费信贷法律制度,许多较高价值的商品和劳务,如汽车、住宅、假日旅游等,就不能被成功地出售。为一项销售或劳务提供信贷,已成为企业营销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从消费信贷交易中可以派生出双倍利润。首先可从商品销售或劳务提供中获得利润,其次可从信贷商业中获得利润。消费信贷可在一定程序上缓和消费者有限的购买力与日益丰富的商品或劳务的销售之间的矛盾,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也能开拓销售市场,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可以说,商品市场是消费信贷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消费信贷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有序的消费信贷活动,又必然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人采取赊销方式向个人消费者出售商品,这便是消费信贷的雏型。但是,在19世纪以前,消费信贷大多建立在个人信誉的基础上,债务没有制度化,偿还协议也常常没有采取书面形式。到了19世纪,在美国已有消费者开始用分期偿还贷款方式购买家具等耐用消费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费信贷首先在美国广泛兴起。后来,消费信贷在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西欧广泛地发展起来。前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零售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销售商品。总之,消费信贷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化的形成、劳动阶层地位的提高、耐用消费品购买量的增加,以及专业化放贷制度的发达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转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商业部曾利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来解决某些商品的销售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在城市曾经设有“小额质押贷款处”,办理城市居民小额生活贷款。后来,消费信贷一度被取消。80年代初,商业部曾决定对一部分价格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电冰箱等),开展提前交货分期收款业务。90年代上半期,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机构———上海银通信托咨询有限公司。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住宅商品房的销售已经开始采用分期付款、银行按揭等办法。上海等地还将设立专门从事住房按揭业务的住宅银行。随着相关法规的出台,我国商业银行将都可以从事住宅按揭业务。近几年,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累计已达数百亿元。汽车工业要发展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轿车必须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消费信贷对培育个人轿车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消费信贷也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开启城乡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消费信贷在我国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消费信贷发展到现在,已形成了许多种类。根据消费信贷的外在形式,可以将消费信贷分为销售信贷和贷款信贷。

销售信贷是指债权人采取多种形式推迟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应得价款的交付的协议,典型形式有租购协议、附条件销售协议和信用销售协议。租购协议是一种有可能(但不是义务)购买的租用商品协议。这种租购协议属于租赁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获得限制物权。善意第三人不能从承租人那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由于承租人分期给付租金,承租人最后有可能购买标的物而获得其所有权。附条件销售协议是指价款支付后或者某些约定的其他条件和义务履行之后,所有权才转移给购买者的商品销售协议。现实生活中,附条件销售协议几乎专门用于分期付款销售。信用销售协议亦称赊销,是通过分期付款方式付款,但没有任何将所有权延迟交付给购买者的条款规定的销售合同。销售信贷的实质,是商品的出售者以商品的实物形式向货物的购买者提供信贷。

贷款信贷则是指存在于贷款形式(包括个人贷款和透支)中的所有信用。事实上,某些类型的消费信贷交易,很难轻易归属于以上销售信贷或贷款信贷的范围,如消费信用卡等。此外,根据消费信贷交易物的类型,还可以把消费信贷分为动产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消费信贷。动产消费信贷把动产作为消费信贷交易的标的物;不动产消费信贷则以不动产作为消费信贷交易的标的物,主要是指房地产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

我们要想全面了解消费信贷,还必须正确认识消费信贷的社会效应,所谓消费信贷的社会效应,是指作为社会成员的消费者,运用不同类型的消费信贷消费商品或劳务,给他本人、其他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消费信贷的社会效应,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运用商业特别是金融和其他信用代办所提供的范围广泛的、不同种类的消费信贷,对完成消费者的购买决定是相当有益的;消费信贷对消费者提供的明显好处是:在他自己存够钱之前,他就可以使用商品或享受服务;大多数消费者通过采用适合自己财力的消费信贷规模,适度消费;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提高自己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促使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这就是消费信贷的正态社会效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消费信贷的缺陷,消费者可能招致超过他的财力的债务。使用消费信贷的消费者也许要很长时间约束自己,限制他使用其他商品或其他劳务的自由,他不得不承受一个高的负债率。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可能遭受失业、工资下降、疾病、事故等情况下的具体风险。失业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出现,减弱或剥夺了消费者按合同履行债务的能力,有可能使消费者走上倾家荡产的道路,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消费信贷的负面社会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发挥消费信贷的正态效应,抑制消费信贷的负面效应,是消费信贷立法所锁定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制定《消费信贷法》的必要性

消费信贷需要法律规范和调整。用消费信贷法律对消费信贷予以调整,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作法。用法律手段调控消费信贷,是非常必要的:第一,这是充分发挥消费信贷正态社会效应、限制其负面效应的需要。消费信贷法对信贷保险的规定,对“冷却期”或撤回权的规定等等,都有利于发挥消费信贷的正态社会效应。第二,这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消费信贷的以下有关问题,都必须由法律予以规范,保护消费者免受消费信贷框架内的不公平合同条款如违约金条款的制约;在高利贷情况下,对消费者予以帮助;保护消费者免受欺骗性广告、不公平市场、非真实承诺的损害,等等。第三,这是同消费信贷领域中的非法行为作斗争的需要。消费信贷领域常常出现以下非法行为:放贷人雇佣人和推销员上门兜售信贷;放贷人采用高压手段推销信贷;必要财产的抵押率超过标准(英国在19世纪末,一个放债人要求必要财产的抵押率高达3000%);债务人使用过多的化名(有一个英国人供认,为了避免因借贷而声名狼藉,他至少使用了三、四十个化名);信贷经纪业和债务收取中常有害群之马,等等。此类非法现象,都必须通过制定消费信贷法律予以明文禁止。

制定《消费信贷法》,也是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一个国家消费信贷的规模,决定于就业和收入状况、产品类型以及这些产品销售的竞争程度。只有在大部分人口可以获得定期收入如周薪、月薪的地方,消费信贷(特别是分期付款信贷)才是可行的。同时,这些人口的收入必须达到支付得起相当昂贵的消费的程度。二战后欧洲和美国等国家,伴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信贷得到迅速发展。我国目前占人口总数大部分的农民尚没有定期收入或收入不稳定,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还买不起特别昂贵的消费品或劳务(如小汽车、假日旅游等等)。故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尚不完全具备迅速发展消费信贷的客观经济环境和条件。但是,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汽车工业的崛起,我国消费信贷将会有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在我国加快研究和制定《消费信贷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乡居民消费生活的客观需要,不仅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人民消费生活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生活的质量,而且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需要,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是建立我国汽车支柱产业的需要;特别是加快制定和颁布《消费信贷法》,对促进我国目前住房商品化、加快汽车产业化进程,以及扩大内需、活跃市场、刺激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三、分期付款消费信贷的种类划分

分期付款销售,是指分两次或两次以上付款偿还货款的销售,是消费信贷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在消费信贷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有的国家也把分期付款销售称为分期付款消费信贷。美国消费信贷总额中有80%属于分期付款销售。分期付款销售方式一般用于以下各方面:一是汽车贷款,1955年至1970年,在美国近2/3的新车都是用这种贷款购买的;二是其他耐用消费品贷款,如购买家用电器、汽艇、珠宝、家具等;三是住宅修缮和家居现代化贷款,这类贷款期限较长,至少是5～7年;四是个人贷款,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以外的一切个人开销,诸如还债、纳税,还有教育、旅行、汽车修理、医疗、丧葬等费用。在国外,提供这类贷款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销售金融公司、消费信贷公司、信贷协会、储蓄与放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当铺老板和其他金融中介组织或机构。

从营销方式的角度,可以把广义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分为如下四种类型:(1)狭义的分期付款方式(即“物先交付型”分期付款)。这种方式以先交付商品为特征,也就是说,购买者给付首次货款金额(第一期货款,也叫“头金”)后,销售者即将商品交付购买者占有,以后按期给付所规定的货款,通常以月为单位。(2)限制性贷款方式。这种方式由与分期付款销售者有缔约的银行贷款给予购买者,购买者以所贷之款购买商品,以后则由购买者按期向银行偿还贷款。(3)预付款方式。这种方式是购买者预先向销售者定期给付一定的金钱,达到中间的一定次数时(或达到一定金额时),才取得商品的所有权,其后的价款则依通常分期付款的方式给付。(4)发行商品券方式。这种方式是由购买者(消费者)按其职别或地区组织一个消费团体,与商品券发行团体缔结协定,购买者从商品券发行团体取得商品券后,凭商品券向加盟店购入必要的商品,加盟店则以该商品券向商品券发行团体收回价金,商品券发行团体则向消费者团体的负责人收回其负责收集的价金。

根据担保方式的不同,可以把分期付款消费信贷分为:附条件销售、信用销售和抵押型分期付款销售。(1)附条件销售。附条件销售协议是销售者保留所有权直到价款付清为止的合同。这种合同在购买者违约情况下,一般授权销售者终止合同并重新占有商品。这种所有权保留虽然是一种担保形式,但是不属于物的担保。直到购买者付清款项后,所有权才转移给购买者。这就意味着在付清款项之前,没有销售者的同意,购买者是无权处分商品的。(2)信用销售。在信用销售合同里,没有关于价款付清之前由销售者保留所有权的条款,与其他形式的销售一样,购买者一开始就取得所有权。这样,无论购买者是否已按照合同付清价款,受信用销售合同约束的购买者可以自由地重新销售该商品,或者采取他所希望的其他处分方式。然而,信用销售合同一般包括了在购买者处分商品情况下催交全部未偿付的价款差额的条款。只要所催交的价款差额严格限制在未偿付的本金范围内,法律一般规定合同的这种条款可以强制执行。(3)抵押型分期付款销售。在这种分期付款销售里,购买者一开始就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是必须在标的物上设定销售者的第一次序抵押权。动产抵押须登记方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9条的规定,购买者转让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标的物,应当通知作为抵押权人的销售者,并将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告知受让人。作为抵押人的购买者未通知销售者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购买者转让作为抵押物的标的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销售者清偿未偿付的价款,不足部分由购买者弥补。

四、分期付款消费信贷的担保

“物先交付型”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是最典型的分期付款形态。在这种消费信贷类型里,购买者向销售者分期给付货款;购买者通常在给付首次货款金额的同时,销售者将标的物交付给购买者。销售者对购买者授予了信用,销售者也就承担了不能收回价金债权的风险。对低收入购买者或高价商品,销售者所承担的风险更大。销售者为了防范这些风险,可以在缔结合同前对买主作完全的信用调查。但如果对购买者的信用调查越是严格执行,就会对购买者的经济状况越加重视,这无疑会导致一些分期付款交易做不成。因而在实际操作中,信用调查只能在达到一定程度时,由双方订立合同,在合同中对价金债权的担保作出规定,这就成为销售者确保收回全部价款的最重要的法律手段。

分期付款销售中的担保方式,可以有如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设定抵押权的方法,即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至购买者,同时在该标的物上设定销售者的第一次序抵押权;第二种是所有权保留的方法,即虽由购买者占有、使用标的物,但销售者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直到各期价款付清为止;第三种是设定保证的方法,即由购买者占有、使用标的物,由保证人对价款全部付清向销售者承担保证责任,什么时候或什么情况下所有权发生转移,由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设定抵押权的方法,比较符合分期付款销售双方当事人的本意。购买者获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销售者也获得了价金债权的物权担保。但是在实际的分期付款交易中,设定抵押权的方法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即使是不动产的分期付款销售也是如此。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设定抵押手续麻烦,要负担手续费;二是抵押权实现的手续相当烦琐,效率不高,抵押权人视抵押权实际为畏途。

所有权保留的方法,既可让购买者对标的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又可促使购买者付清剩余价金,故在分期付款销售中广泛采用这种方法。所有权保留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对价金债权的担保不够有力。而且我国《担保法》也没有认可这种担保方式。因此在今后的消费信贷立法里有必要予以确认。由于所有权保留与人的担保、物的担保、金钱担保均没有共同之处,故在所有权保留这种担保方式基础上,增加人的担保方式(指保证)是有必要的;也可以考虑对所有权保留建立正式的登记机制,以增加这种担保方式的有效性。

设定保证的方法,是担保价金债权的一种常用的方式。因为所有权的转移可以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故设定保证的方法有可能与所有权保留的方法合并使用。这样,附条件销售就包括纯粹的附条件销售(即以所有权保留作担保,没有附加其他担保形式)、保证型附条件销售(即除了所有权保留外,还以保证作为另外的担保)两种形式;信用销售也可以分为纯粹的信用销售(即没有增加其他形式的担保)、保证型信用销售(即附加保证作担保)两种形式。当前国外消费信贷立法规定的重点,均趋向于对分期付款销售设立担保形式(尽管附条件销售以所有权保留作担保),对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关于附条件销售里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性质问题,传统观点认为,附条件销售里的所有权保留是一种附停止条件的所有权移转。也就是说,在购买者没有全部付清标的物价金时,销售者是所有权人,购买者只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附条件销售实质上是买卖合同,可以把购买者视为“准所有人”,把购买者的权利作为“附条件的所有权”。

五、我国消费信贷法的调整对象

就目前我们手里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世界上最早制定的综合性消费信贷法律,是美国1968年颁布的《统一消费信贷法典》。美国在1969年又颁布了《消费信贷保护法案》。英国在1974年制定了《消费信贷法案》。德国在1991年1月实施了《消费信贷法》。这说明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制定综合性的消费信贷法律。但也有一些国家仍然适用特别性的消费信贷法律,如日本1961年公布、1972年修改的《分期付款销售法》;也有的国家把分期付款销售当作一种商业销售方式,如韩国把分期付款销售规定在《批发、零售业振兴法》(1986年12月31日颁布)之中。综观外国消费信贷立法情况,结合消费信贷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我国消费信贷法是指调整在金融机构或商业等机构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提供信贷过程中所形成的消费信贷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上述消费信贷法的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消费信贷法主要调整以下三种信用关系:(1)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贷款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是一种银行信用,具体表现为用于个人或家庭消费目的的个人贷款、透支信贷等。(2)商业等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销售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是一种商业信用关系,具体表现为分期付款销售、非分期付款销售、耐用消费品的租赁。租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用形式,但是耐用消费品的租赁也要依靠租赁业主对消费者授予信用才能进行。外国通常把租赁称为租购,并将其纳入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3)消费者、金融机构、授予机构(销售者)三者之间的信用关系。国外把这种关系通常叫做“债务人—债权人—供应商协议关系”。在消费信贷领域,这种信用关系的运用范围日益广泛,具体表现为限制性贷款、循环费用帐户、支票交易、信用卡等,房地产分期付款也属于这种形式。此外,我国消费信贷法也调整消费者参加消费信贷交易所发生的辅助信用关系,如分期付款购买居间合同、人佣金、债款收取等辅助信用关系,消费信贷法都应予以规范。

我国消费信贷法立法在确定其调整对象时,一方面应严格限制在“消费信贷”的范畴内,商业交易、国际贸易中的信用等都不属于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另一方面,我国消费信贷法应立足于制定为一部综合性的、协调统一的《消费信贷法》,因为这是世界各国消费信贷立法的基本趋势。我国《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应涵盖以下内容:分期付款销售(或信贷)、非分期付款销售(或信贷)、限制性贷款、透支信贷、信用卡、用于个人或家庭目的的房地产交易和辅助信用业务等。是否应把针对消费者的租赁业务纳入《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的研究。

六、我国消费信贷立法遵循的原则

消费信贷立法原则,是指反映消费信贷活动和消费信贷关系客观要求的、贯穿于消费信贷法律制度之中的基本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制定《消费信贷法》必须贯彻下列指导思想:

(1)充分保障参加到消费信贷关系中的消费者权益原则。消费信贷法是作为部门法的消费者保护法的一部重要法律,具有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些共同特征。纵观大多数国家的消费信贷立法,我们发现,这些立法里回荡着一个强烈的声音: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以下这些内容都是为了保护加入到消费信贷交易中的消费者权益:如运用广告作为消费者教育的手段、防止使用欺诈和高压手段签订消费信贷合同、授予消费者对消费信贷合同的撤回权(或规定合同的“冷却期”)、限制消费信贷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限制放贷人对分期付款信贷合同的解除权,等等。这些内容已成为各国消费信贷立法的共同内核,我们应充分吸收国外立法中的这些先进内容,结合我国国情,为我所用。

(2)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的原则。我国《消费信贷法》应对消费信贷合同标的物范围(或消费信贷合同的种类)作出明确规定。对可消费的商品或劳务,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规定哪些鼓励消费,哪些限制消费。首先,要通过消费信贷业务加快现代化消费结构的建立。以机械和电子产品为核心的技术密集耐用消费资料占有较大比重,是现代化消费结构的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消费上的差距,主要也就表现在高档耐用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因此,我国《消费信贷法》在对分期付款销售(或信贷)作出规定时,可以由行政法规明确列出“分期付款销售商品”一览表。其次,要通过消费信贷手段加速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居民家庭平均食物支出在其平均收入或平均消费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数。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导致了城镇居民家庭吃、穿、住、用、行消费支出比例严重失调,“吃”的消费支出占了大头,而“穿、住、用、行”的消费支出只占了小部分。在我国如果不推行住房商品化,不施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则恩格尔系数将长期居高难下。因此,我国消费信贷法应对建立城镇居民购房消费信贷制度,作出完备的规定。再次,要通过消费信贷业务活动引导城乡居民消费向着科学、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消费信贷法》应规定信用业务必须坚持鼓励科学消费、支持健康消费、提倡文明消费的方向,反对愚型消费、迷信消费等一切不科学、反文明、非健康的消费。

(3)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则。我国《消费信贷法》应该规定,一般的消费信贷主要应面向大件耐用消费资料市场,要通过运用消费信贷杠杆启动耐用消费资料市场,促进耐用消费资料生产经营行业及其与之相配套的相关行业迅速壮大起来,使产业结构向着耐用消费资料方面倾斜,从而逐步消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在传统产业里的过度投资现象。我国当前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过分膨胀,资源利用率低下,市场疲软,过度竞争,而技术装备好、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明显薄弱。国家要运用消费信贷杠杆激活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技术水平的高级化发展。利用消费信贷方式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范围和消费数量,使工业发展建立在有效和高产出基础之上,是消费对生产和流通反作用力的正态效应。但是如果对消费信贷杠杆运用不当也可能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消费信贷法》要禁止用增加货币投放来扩大消费基金,以刺激城乡居民的消费;要科学地控制好全国消费信贷总量,把握住消费与积累的适度比例关系。

七、对我国消费信贷立法的若干对策和建议

当前我国消费信贷立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认识和借鉴世界各国消费信贷的立法经验。美国、英国和西欧各国在消费信贷立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欧盟在1986年颁布《消费信贷指令》以前,曾组织专家对欧盟各国消费者法(消费信贷法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作了大规模的分别研究和综合比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借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消费信贷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笔者特对我国消费信贷立法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1应根据消费者交易的实质和功能来规范交易行为,而不是根据交易行为的形式。用贷款购买商品(指消费品)的行为,与分期付款销售行为,形式上是不同的,前者属贷款信用,后者属销售信用;但其实质和功能是一样的,都属于消费信贷。对这两种交易行为,应由一部法律统一规范和调整。

2要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信用交易中的消费者的权益。具体说来,第一,法律要对消费信贷合同的订立予以规范,而不是注重于合同不履行时对消费者的救济。应避免草率的信用交易。规定合同签订后在“冷却期”内消费者没有撤回合同,合同方生效。让消费者有时间考虑,是签订一个合同,还是取消它而不冒支付利息、损失赔偿和违约金等等的风险,这对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在消费信贷广告和合同要约等方面,应该规定某种最低信息和公布要求。这个要求的中心内容是告知消费者有效的信用成本,让消费者可以比较不同形式的消费信贷的成本和不同销售者所提供的信用的成本,以便决定采用适合自己的信用形式;同时,规定最低信息和公布要求,也可限制对信用交易中的消费者的名目繁多的收费。第三,对消费者提前付清帐款,法律应规定扣除相应的利息和相关的费用。第四,应对分期付款信贷放贷人的解除权作出限制。一般应规定,不符合以下条件放贷人不得预告解除合同:即消费者完全或部分延迟支付致少两期相连的款项,延迟支付的款项达到信贷总额或分期付款价格的10%以上(德国《消费者信贷法》第十二条规定,信贷合同的期间超过三年的达到5%以上)。

3对第三人的权利应采取合理的政策。对受分期付款销售合同约束的购买者能否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转移所有权至第三人,都应采取合理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应充分考虑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利。

4应对消费信贷交易的担保作出规定。对分期付款销售中所有权的转移,可以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采用其他担保方式。对所有权保留这种担保方式的具体操作,可以考虑对所有权保留建立正式的登记机制。

5在今后我国制定《消费信贷法》时,是否有必要制定和制定怎样的控制消费信贷利率的规范,尚值得研究,制定控制利率的规范的尝试,在欧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鼓励竞争,让利率市场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西方对高利贷问题曾作过富有现代精神的探讨,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6我国在制定《消费信贷法》时应规定,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国家有关部门有权干预消费信贷总量。

7对《消费信贷法》的实施应规定相应的行政执法机构。建议由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承担此职责。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利,对消费信贷规定某些行政管理规范,有时是必要的,但管理条款不宜过于详细。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管理条款过细可能不仅导致许多繁琐管理程序的产生,而且限制了某些消费者群体对消费信贷的享有,有碍消费信贷活动的广泛开展。

篇2

关键词：消费信贷，风险

 

个人消费信贷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以货币或契约的形式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用于商品或劳务消费的贷款。20世纪90年代末，个人消费信贷在政府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项重要货币政策，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实现消费与生产均衡的催化剂作用，也成为民众享受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选择。但随着由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市场、信用等风险的逐步显现，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务危机引起全球性金融风暴的爆发，警醒并使业界提高了对个人消费信贷问题研究的关注度。

1.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

中国个人消费信贷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部分大中城市的商业银行开始尝试推出个人住房信贷业务，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人民消费观念落后等原因，这一时期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缓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政府制定实施了稳定外需与扩大内需相结合的宏观经济政策，次年，央行颁布《关于发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后，我国消费信贷事业正式步入“快车道”，2010年的“两会”上建立完善农村消费信贷体系的提案更进一步肯定和发挥了消费信贷在拉动消费需求中的巨大作用。

但在个人消费信贷蓬勃发展的同时，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第一，就信贷方向而言，非住房消费信贷比重过低，信贷品种单一。第二，质押担保方式以房屋抵押为主。受传统“量入为出”消费心理的影响，约8成的个人消费贷款选择了房屋抵押的担保方式。简言之，非住房用途或非住房抵押的个人消费信贷发展严重不足，不仅使房贷潜在风险隐患对商业银行影响增强，也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拉动作用。

2.我国个人消费信贷风险发展瓶颈的原因分析

个人消费信贷这一金融产品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较短，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经历20多年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增长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下文仅就个人消费信贷发展中所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追本溯源，以使这一金融工具更好的为我国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2.1制约因素的分析

第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社会阶层收入差距逐步拉大。2010年基尼系数将超0.5，而作为个人消费信贷主体的工薪阶层劳动报酬GDP比重连续22年下降，负债消费将使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

第二，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较低，消费结构严重失调。

第三，现行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仍有待完善，居民对消费信贷的偿还能力信心不足，新的消费观念有待加强。

第四，银行对个人消费信贷申请者要求过高、办理环节繁琐，影响了消费群体的扩张。由于目前社会信用监控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商业银行的信贷服务往往对申请者的职业、年龄、户籍作出明确限制，造成消费者的消费信贷机会不均等现象的发生。

第五，商业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品种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主要集中于住房、汽车等高消费项目，难以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消费需要。

第六，消费信贷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地域信贷消费不平衡，2006年仅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山东六省的信贷余额就占总比的66%，同期西部十二省仅占13.8%；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也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的积极性。

2.2风险因素分析

第一，信用风险。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这是个人消费信贷中最不确定、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常见的信用风险包括来自合作机构和个人的信用风险。合作机构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部分不法房产开发商、汽车经销商、专业担保公司和工商企业利用信贷漏洞，虚构或伪造虚假用途实施的骗贷行为。而个人信用风险主要来自借款人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致使丧失还款能力，以及故意违约的行为。

第二，市场风险。固定资产抵押物能够有效化解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但由于目前我国消费品二级市场秩序规范化程度低，变现渠道狭窄、费用高，以及市场变化和资产折旧带来的抵押物贬值，都导致了贷款担保作用的大大下降。

第三，管理风险。金融体系内部管理管理缺陷的存在、信贷监管力度的薄弱都有可能导致由人员因素和流程因素引起的操作失误、越权违纪违法信贷等行为的发生。此外，金融机构盲目扩大消费信贷金额和无计划营销，对贷款标准和担保条件的降低都导致风险积聚。。

3.个人消费信贷发展的对策分析

针对上文所分析的个人消费信贷发展中所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风险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与措施：

3.1推进消费信贷立法进程，健全法制环境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相关立法的滞后，为确保消费信贷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行，应尽快制定颁布《个人消费信贷法》，建立并完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明确和规范相关主体的职责、权利、义务，合理减轻分散信贷风险。其中，完善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应包括个人收入申报、信用担保、隐私保护、征信机构的管理、失信行为的惩戒等多项内容。

3.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力

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是推动消费信贷发展的根本动力，政府应完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刺激居民消费欲望和提升信贷还款能力，

逐步确立科学、适度的消费观念，促进个人消费信贷健康有序的发展。

3.3构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健全的个人信用制度包括个人征信体系和个人信用评价体系，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抑制由信贷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现象出现，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首先，规范个人收入及财产申报制度，完善个人征信体系。主要包括个人收入税收征管改革，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建立完善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信息采集机制。其次，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和规范专业调查评估机构。以政府为主导，支持独立性质的民间非赢利性机构参与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工作，政府应对评估机构的数据可靠性、从业资格、执照核发等加以规范监管，但不介入具体运作。

3.4引导消费，加快城乡基础建设

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政府应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的难题，刺激消费增长，同时引导满足居民需求的消费品生产或销售集团的发展，促使个人消费信贷规模逐步扩大。

3.5引入多元竞争主体，完善信贷管理体系

开放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以多元竞争主体的参与刺激和加快信贷管理体系的改革，推动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内部信贷管理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简化业务流程，开发信贷消费新品种；其次，健全和完善信贷担保制度，利用金融工具证券化的手段转移和化解风险；再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合同执行做到有效掌握，控制由市场环境或个人原因带来的信贷风险。最后，落实决策与监督机制，制定和完善各环节的业务规范标准，划分各部门职能和责任，加强业务队伍建设，确保奖惩机制的有效实施。

4.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个人消费信贷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事实证明其发展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笔者在对个人消费信贷的制约、风险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与建议，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赖小民.银行个人消费信贷案例与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王磊.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J].金融论苑，2006,(11).

[1]桂蟾．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特区经济，2009,(04).

[4]陈达辉．浅析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制约因素与发展对策[J]．财经视点，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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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信用环境 经济环境 法律环境

消费信用，是由工商企业或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用来购买消费品和服务的信用形式。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消费信用对于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调整优化银行信贷结构和提高资产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扩大即期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建设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势在必行。

一、消费信用环境的概念

消费信用环境，泛指一切影响、制约消费信用发展的最普遍的因素。一方面，消费信用环境影响和制约着消费信用的发展，商家、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消费信用活动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及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信用活动也对各种环境因素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消费信用环境的分类

根据对消费信用的影响程度来区分，可以把消费信用环境分为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微观环境对消费信用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宏观环境对消费信用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

宏观信用环境，也称总体信用环境，指影响消费信用活动的社会性力量与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法律环境及科技环境等。

微观信用环境，又称个体信用环境，指与消费信用活动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与个体的力量和影响消费信用发展的直接因素，包括消费者的信用观念、诚信意识、消费信用管理制度、国家的征信系统、金融机构和商家的信用管理意愿和水平等。

其中，消费者的信用消费观念、国家关于消费信用的政策、法律法规等是构成消费信用环境的重要因素。

三、营造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的意义

1.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可以促进消费信用的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信用发展水平受其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者收入水平、信用消费观念等多方面影响。因此，积极发展生产力，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转变消费者的信用消费观念等都可以促进消费信用的发展。

2.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可以提高国民的诚信水平

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不仅可以给金融机构、商家、消费者带来发展机会和经济效益，而且，对国民的诚信水平的提高也有促进作用。反过来，国民诚信水平的提升又可以促进消费信用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3.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可以使商家、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三方共赢

健康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有利于参与消费信用的各方从中受益。商家可以顺利销售商品并获取利润；金融机构获取贷款收益；消费者可以提前享受商品给其个人和家庭带来的满足。

四、营造我国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的途径

目前，消费信用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信用形式。我国要建设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采取相应措施：

1.大力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该国消费信用发展的规模和潜力。只有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消费信用才能顺利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它是否具备偿还消费贷款本息的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消费信贷承受能力，该居民家庭才能产生对消费信用的实际而有效的需求。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消费结构，也决定了是否具备了对住房、汽车等大件商品购买能力。根据各国消费信用发展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可以促进该国消费信用的迅猛发展。此外，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该国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进而决定该国居民是否敢于大胆进行信用消费。当一国经济发展呈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时，居民基于对未来就业和收入前景的良好预期，将会增加消费支出，对消费信用的需求也会同步上升。因此，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能够为消费信用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2.鼓励商家和金融机构积极提供消费信用

消费信用的供给者，即消费信用的授信机构，一般为企业零售商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消费信用的授信机构来说，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的最终目的，而利润是由收益和经营成本的差额所决定的，此外，还要考虑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因此，商家和金融机构是否愿意提供消费信用主要取决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等因素。一方面，可以适当降低消费信用的成本，如筹集资金所支付的利息、信用调查和评估费用，办理业务所耗费的人工和设备、信用账户管理成本、催账成本和已形成的贷款损失等。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消费信用的风险来促进商家和金融机构增加消费信用的供给。

3.逐步引导我国消费者接受信用消费观念

消费信用提倡的是一种“先消费，后付款”的现代消费观念，这与我国自古以来“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长期以来，很多我国消费者并不认同信用消费观念。此外，我国企业和商家长期以来习惯于“一手钱一手货”的传统交易方式和“一对一”的信用交易模式，这些观念都是制约消费信用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发展消费信用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纠正某些认识偏差，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念。为此，需要商家、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共同加大信用消费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消费者改变旧的消费观念，积极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使消费者逐步了解、认识和接受信用消费这种新的消费模式。同时，各种金融机构应通过直接营销、间接营销、中介营销、示范营销等多种营销方式，向消费者宣讲消费信贷的意义、政策法规、知识和风险收益状态等，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和个人理财建议，并且把这种宣传或“知识营销”经常化、制度化，通过积极创新服务品种、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效率，在推广消费信贷业务的过程中吸引和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培育消费者的信用消费观念，主动创造信用消费需求，实现消费信贷业务健康发展和消费观念持续更新的良性循环。从而，使我国消费者逐步接受信用消费观念。

4.完善消费信用的市场条件

买方市场的形成是信用经济时代到来的重要前奏。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市场表现出供大于求的特征，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随供需关系而呈下降趋势，销售是在低利润水平下进行的，绝大多数产品生产厂家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状态，竞争对手们愿意使用更方便的消费信用销售手段，降低消费者赊购商品的消费门槛以扩大销售，提高利润，从而促使消费信用迅速发展。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表现为商品总量供大于求的特征，市场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购买商品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尤其是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且能够迅速投入大批量生产并推向市场。充裕的商品供给为开展信用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 转贴于

此外，发达的金融市场也是发展消费信用不可忽视的条件。首先，金融机构可以为信用消费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其次，金融机构可以为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提供丰富多样的消费信贷品种供其选择；再次，担保机构和保险公司为信用消费提供信用担保和保险，减少了信用消费的风险，保障了消费信用的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不断完善和发展，各种性质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如雨后春笋涌现在我国城乡的各个角落。而且，随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进步，各商业银行的办公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为消费信用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和技术支持。随着我国金融业与零售业逐步对外开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将有更多的金融机构争夺消费信用5.政府要制定发展消费信用的相关政策

借鉴国外消费信用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消费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消费信用的发展必须获得政府的支持。政府要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动员社会资源、发挥调控功能，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信用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开始向消费型转变，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的是为了刺激我国消费信用的发展。1998年5月，基于扩大内需，中国人民银行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和《关于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两项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金融机构积极拓展消费信用业务。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全面放宽了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范围、品种及规模，并给予经营该业务的商业银行少有的自由度，正式要求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机构，要积极开展面向广大城市居民的消费信贷业务。随后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又相继出台了多项消费信贷政策措施，允许商业银行在防范信贷风险的条件下开办各类消费信贷业务，为消费信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6.积极建立和完善个人消费信用制度

个人消费信用制度可以为消费信用活动的正常开展保驾护航，它可以规范商家、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良好运行的有效措施。个人消费信用制度建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政府各部门的配合与监督。我国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起完善的个人消费信用制度。例如，通过建立信用咨询和征信评估的专业性机构，可以准确的查询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记录，进一步评估其消费信用情况，促使消费者不敢违约。通过法律、制度来强制保障和约束个人消费信用行为，进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建立和维护公正、严肃的消费信用市场法则，从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个人消费信用制度，可以有效促成以消费信用为手段的交易，在买卖活动中为信用记录良好的消费者提供信贷资金的支持帮助，因此，就促使人们积累并维护良好的消费信用记录，而且有利于在个人信用记录良好的消费者当中执行商家、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的各项鼓励消费信用行为的政策。

7.加强关于消费信用的法律法规建设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发展消费信用的重要保障。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发展消费信用的经验来看，随着消费信用的发展，这些国家都高度重视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消费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有关的法律制度也在逐渐的形成和完善，其法律之多、条款规定之细，令人目不暇接，虽然各国的法律不尽相同，但是都涵盖了消费信用发展的各个方面。我国消费信用的管理，一定要强调立法先行。为了促进和保障消费者进行信用消费活动，必须出台一系列有关信用消费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就个人消费信贷的服务对象、市场准入、退出规则、商家经营范围、赔偿机制等制定出全面、规范的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商家、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促使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消费信用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总之，营造良好的消费信用环境需要政府、商家、金融机构、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消费信用环境建设，从经济、法律、政策、制度等方面多管齐下，促使我国的消费信用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姚明龙：《信用成长环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2]秦燕：《消费者信用管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

[3]郭冬乐等：《推动我国信用消费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财贸经济》，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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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信用卡风险，信用卡欺诈，立法完善

一、信用卡行为规范的必要性

信用卡不仅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成为了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并且也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功能不断扩展，实现提现、贷款、资金运转等功能。随着信用卡业务的长足发展和信用卡业务的不断增长，信用卡业务中的风险频率也随之增长，对发卡行、特约商户、持卡人之间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风险中的问题也日渐严重。笔者在官方网上见到一个民意调查，对消费者用信用并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进调查，显示市场混乱，无规矩占76．82％；比较有秩序，管理规范占14．98％：无所谓，几乎不用占8．2％。这一显示消息表明，信用卡市场在现在经济市场中拥有广阔的前景，但又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完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信用卡欺诈的行为特点的法律性质分析

英国学者SalyoAoJoens认为，信用卡是一个信贷协议，它需要对购买进行支付，即使用者对发行者负有偿还交易时用卡所支付的费用的义务。”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银行业务共同开发的金融产品，具有支付和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是消费信贷的一种形式。”从法律角度看，信用是发卡机十勾持卡人就是用信用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在信用卡的使用下，持卡人与发卡机构构建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这个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主体是持卡人和发卡机构，客体是发卡机构及相关组织提供给持卡人的相关服务，内容是发卡机构和持卡人的权利义务。这一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特殊性体现在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不确定，因为信用是先消费后支付的支付手段，是对预期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所以体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信用卡下发卡机构和持人的权利义务的实现还涉及到特约商户，特约商户作为信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持人和发卡机构的权利义务，需要特约商户履行其相关义务才能实现。

发卡机构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种消费款项的结算关系。存信用卡关系中，特约商户实际上是银行的人，它代表银行接受银行认可的信用卡。在跨行交易的结算中，即使特约商户是与收单行签订特约协议，但由于它是代表发卡机构接受信用卡，特约商户这时是发卡行的人，而不是收单行的人。信用卡交易是以发卡行的信用介入特约商户和持卡人之间因购物或消费而产生债务债权关系，以信用卡为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在信用卡交易中，发卡机构承诺收到符合规定是用信用卡的签单即付款与特约商户，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的消费关系之外，也不受持卡人与发卡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的制约。从实务上来讲，发机构除了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结算及其他相关服务外，还以其巨大的信用为特约商户提供付款担保，为持人提供资金融通。从法律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发卡机构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相关服务之外，还与特约商户形成一种独立担保关系，在持卡人信用账，无足够余额支付所购商品时，持卡人可以使用发行所给予的信用额度透支消费完成购物行为，其实质是发行垫付资金完成对特约商户的付款。所以，信用卡在发卡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形成的是持人住用信用支付下有发行提供付款担保的一种独立担保关系。

持卡与特约商户的关系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和服务的法律关系，虽然采取的是信用卡这一方式进行支付和结算并介入了发卡行水完成整个消费行为，但是实务上和技术上百异于其他支付方式，但买卖或提供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却不实务的同而变化。

信用卡欺诈是指不法持卡人通过欺骗手段领取或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诈骗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商家诈骗、持卡人诈骗和第三方诈骗。商家欺诈来源于合法商家的不法雇员与欺诈者勾结的法商家。在实务中，商家雇员有机会接触到持卡人的卡信息，这就有可能为使不法雇员保留或复制信用信息，通过信息的保留而进行欺诈。持卡人欺诈主要是不道德的真实持卡人所进行的欺诈，通常是持卡人充分利用信用卡的责任条款，在收到货物后提出异议或言没收到货物，欺诈商家和发卡机构。第三方欺诈主要是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伪造和骗取信用卡并进行交易。行为人通过伪造相关信息来欺诈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这种情况下，一旦发卡行发行后，引起的法律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在法律效力上其归于无效，但在欺诈行为没有被发现之前，无疑是扰乱信用卡市场秩序，侵犯了发卡机构的利益。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欺诈，骗取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进行使用的情形相对于利用虚假身份进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根据当事人是否知情，可将这类行为分为当事人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的欺诈和当事人知情的欺诈行为。由于当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身份被行为人利用，其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应与行为人虚构身份，伪造申请资料骗领信用卡的情形相同，对当事人不具法律效力，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知情情况下的信用卡欺诈行为，目前比较典型的是中介公司进行欺诈申领信用卡，即所谓的”套现”。中介公司一般打着”小额申请”、”快速融资”、”贷款绿色通道”的幌子来诱骗申请人。中介公司一般会告诉申请人，他们可向各家银行同时申请信用卡，这样申请信用卡的数量可达十几张。每张信用卡可的信用额度可达2万到5万元，总额度就可答三四十万元。然后，中介公司通过提供最全套的手续去”骗领”银行的信用卡金卡。最后，中介公司通过POS机为申请人大量提现。当十几张信用卡从银行里办理出来，中介公司都要向当事人索要10％到50％的手续费，如果当事人希望直接收到现金，中介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POS机为当事人刷卡，使银行资金转入公司账户提出来。但我国目前还无专门针对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规定措施，所以只能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

三、信用卡欺诈现有的法律规范

信用卡使用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信用进行了原则规定。《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民法迪则》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最为摹砌的就是发卡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三者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发机构始终面临着申领人伪造资料骗取发卡机构信任的问题，非法持有人的诈骗问题，合法持有人恶意透支的问题以及特约商户未尽职责的问题；持人则面临着信用卡和身份证被盗窃、遗失的问题。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使用伪造、作废、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金融法律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两部重要法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业务中的主体，发卡机构、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在业务规定、业务管理、信用卡申领与销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法律责任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他包括《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办理利用信忙许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各商业银行关于信用的章程、特约商户协议节、特约商户操作程序、信用卡业务会计核算于续、信用卡保险单等都有针对信用卡使用有关的约定与规范。

我国目前关于信用卡的立法相对于实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对各个部门法对信用卡的规制来看也有定的不足和弊端。目前我国调整信用的规范主要是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他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的少量司法解释。信用卡法律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强，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由各商业银行自己制定的信用卡章程。这些章程在信用卡交易实践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是一种格式合同，法律效力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其次，表现为缺少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我国目前在调整信用卡方面的法律最为权威且最具操作性的规章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也并非针对信用卡专门而立，而是将各类银行卡业务纳入同一办法进行了规范。其具体内容对己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信用卡法律纠纷没有做出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信用的法律规制仍然存在严重缺失。另外，其对银行制定信用卡章程的格式条款不加任何限制，亦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信用卡欺诈防范的法律规制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信用卡的立法，加强信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法律规制，从内容上基本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信用}产业的性质、产业的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二是发机构、特约商户、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三是信用卡网络安全保密及监督制约程序；四是发卡行、使用的法定程序和市场行为准则：五是信用卡授权、交易、清算和支付等重要环节的规范；六是各种信用仁欺诈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从法伴内容上对信用卡的规制加以完善，制定专门的《信用卡法》，让各个环节能明确的在法律的指导下运行，让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明确的法件规定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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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还比较滞后，因此应当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克服其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农村民间金融是指由农村中的个体、家庭和微小企业等经济实体投资和经营，依靠民间信用，在官方监管之外的金融交易。主要形式有：民间借贷、合会、银背、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近几年，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呈现出：资金规模较大、分布地域广、发生率存在地区差异、利率浮动大的特点。农村民间金融虽然表现出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但相对于制度化的正规金融组织而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一直没有合法地位，处于灰色地带。

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成因分析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够广泛存在，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新农村建设中，资金需求旺盛是民间融资发展的重要原因。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一方面，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倾向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建房、买车等炫耀性消费上，而不是投资生产。这种消费方式具有很强的负的外部效应，刺激其他农民效仿，结果造成私人赤字，对付这种赤字的手段不外乎：民间借贷、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农村大型的农用机械及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更需要大量资金，尽管国家给予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但是并没有完全满足农民的投资需求，因而农民需要依赖民间借贷。

2.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闲置资金较多，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农民个人收入显著提高，社会闲散资金也就随之增多，为民间金融提供了资金保证。由于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大量的民间资金便急于寻找出路。农村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信息体系不发达，相关的配套设施缺乏，农村没有证券营业部，农民无从获得股票、外汇市场的即时信息，再加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开发不够重视，对其产品的宣传没有深入到农村市场。适合农民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的缺乏，造成农民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3.农村正规金融服务“三农”功能弱化。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由股份制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组成，而资本市场、信托等其他金融形式在农村几乎不存在。现有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呈现出“脱农”的特征：（1）股份制商业银行从农村市场退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2）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空间越来越窄，难以充分发挥政府金融支农的作用。（3）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不少选择了商业银行、股份合作制模式，使得农村信用社改革越来越远离合作金融。（4）邮政储蓄只吸纳存款，不发放贷款，吸收的存款除少部分以支农贷款形式返回农村外，绝大部分流出农村。据统计，平均每年全国通过银行、邮政储蓄两条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在6000亿元左右，平均每个县3亿元。

4.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紧缩了正规金融供给，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2004年以来，针对我国投资增长过快、粮食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平抑物价、遏制经济过热，采取了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如调高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和利率、减少了货币供给、收缩了银行信贷等，使得市场资金趋紧。造成农村中小企业生产周转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转而寻求民间融资的现象，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

5.民间金融运作自身所呈现的独特优势。（1）民间金融信息成本、管理成本低。民间金融由于交易双方在地缘、人缘和血缘上的便利，因而能够低成本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软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好识别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时了解贷款的风险程度，进而降低贷款的监督成本。（2）民间金融的门槛较低、程序少。银行贷款手续繁杂且收费较高，与农村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资金需求短、快、急的特点不相适应。而民间金融经营方式灵活，手续简单，一般情况下，既无需贷前调查，也无需贷后检查。（3）民间金融的担保机制灵活。民间借贷双方居住地域相近且接触较多，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抵押和担保的可以用于民间借贷市场中，如房产、土地、设备等。同时，民间金融市场上存在一种社会担保机制，借贷双方在确立信用关系的同时，信誉担保会给借款人施加更有效的约束。

二、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绩效评价

民间金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具有天然的生存优势，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把“双刃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1.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积极影响。（1）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满足农户的消费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抵押品不足等原因，正规金融对农户贷款，尤其是消费性贷款普遍存在着“惜贷”行为，而农户往往需要预支未来进行消费，比如婚丧嫁娶、修缮房屋、看病买药等。特别是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的信贷约束在正规金融组织中得不到缓解。而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正规金融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户的消费需求仍不能完全得到满足，信贷约束仍然存在。该地区活跃的民间金融组织，则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使得农户受到的消费限制进一步降低。因此，无论正规金融发达与否，地区民间金融始终在放松农户信贷约束、克服其消费的资金限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有助于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促进其持续发展。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约束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资金瓶颈一直是其发展的重要障碍。从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例偏低以及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份额逐年减少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这种压力，提供了一种较为灵活的融资渠道。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等六百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对中小企业而言，民间金融市场是其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3）优化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资金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反映市场供求；二是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信息，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甄别，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来控制风险，客观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不受国家管制，由市场自主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且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信息，对交易对象做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回避风险的同时也就相对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4）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必将发生许多变化。这有利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气氛，形成多样化的竞争格局，尤其对打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事实上的垄断局面更是具有直接意义。民间金融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对农村正规金融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农村正规金融挖掘内部潜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农村正规金融的这种回应行为也有助于民间金融把较高的名义利率降下来以便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5）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农村民间金融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为农村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一，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其二，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从业者。

2.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1）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的运作导致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中分流出来，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如果过多的资金流入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金融市场，则意味着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减弱，政策效果下降。例如，当经济过热，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处在政府货币政策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而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加强信贷活动，以牟取更多利润，这将抵消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使得经济难以“软着陆”。另外，民间金融活动的隐蔽性导致有关民间金融活动的税收无法收缴。按照国家规定，储户利息收入必须缴纳所得税，但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国家没有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规范，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2）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还不规范，内在风险较大，一旦释放出来，不仅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民间金融的发展容易导致信用危机，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保障，而民间金融组织不但没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保证和法律规范都没有，因而潜在风险极大。此外，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政府必要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加之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具有投机性和非法集资等特点，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攸关，一旦产生风险，很有可能引起社会震动。（3）民间金融的存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经营风险大。处于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人员素质也不高。此外，民间金融机构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极大。（4）一些民间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民间信用体系的运转，有可能演变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比较严重。东北地区的民间金融不同于南方，南方的民间金融是建立在中小经济的需求之上的，颇具民营中小银行的雏形。东北则不同，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同“地下经济”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严重的非法性，甚至牵涉到黑势力，潜伏着无法预计的危机。

三、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还比较滞后，因此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克服其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1.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管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民间金融机构具有分散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使其风险大、可控性差。面临道德风险、寻租风险、流动性风险、内部人控制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退出风险等，为此，应加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明确国家对民间金融的宏观政策，通过国家法律形式对民间金融进行必要的界定，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条例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规范农村金融秩序；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也必须按照法律规范经营，以减少经营风险。二是明确民间金融管理的主体、职责和内容，对民间金融的用途、期限、利率做出指导性的规定。另外，还应加快农村保险和信用体系建设，包括农业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等。

2.加快利率化市场改革，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利率与经营风险挂钩。以小额信贷为例，由于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而农业易受自然条件、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贷款风险较高，再加上每笔贷款数额虽小，但都需进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管等，相应管理成本较高，这些都需要市场化的利率来弥补。然而，如果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化意味着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目前的低利率管制和有限的利率浮动空间将无法补偿农村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因此，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农村金融监管组织，对利率变动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利率，这是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制度条件之一，也是金融资源按市场规律有效配置的基本标志。

3.探索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加强农村民间金融监管是在农村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农村民间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其作用是及时转移和化解民间金融组织出现的风险，防止危机的蔓延。设立由有关金融专家组成的危机评估机构，与监管责任部门配合，监测区域内外各种风险、危机对本区域内各金融机构的影响，进行追踪分析、预测，建立警报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危机处理机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金融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严重问题时，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避免危机的蔓延。危机处理体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类是救的，主要是针对经救助后有可能继续维持经营，并能逐步化解风险的金融企业，救助的方式主要有股东注资、新募股、债转股等自我救助方式以及收购、兼并、政府注资、央行再贷款等外部救助方式。另一类是处置性的主要针对危机严重恶化、救助成本极大、或虽经救助仍可能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企业，处置的方式主要是有条件破产，如兑付个人存款后行政关闭、兑付个人存款后托管、清理完债权债务后清盘破产等。

4.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鼓励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连接，构筑一体化金融市场体系。现有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正规金融的服务不到位所导致的。因而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和服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替代部分农村民间金融。另外，要充分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和民间金融的信息和履约机制的优势，将二者连接，构筑一体化农村金融体系，从而更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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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松、程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绩效、缺陷与治理”，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8期。

6.乔桂明：“江苏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问题研究”，载《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9期。

篇6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灵魂。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存在着诚信缺失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开放型经济的形成。因此，进行诚信制度建设迫在眉睫，对诚信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企业经营中的诚信危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引起了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国社会化信用体系建设也开始启动。但建立完善的诚信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且企业经营诚信的维持比经营诚信的建立更为困难。要使我国企业经营重建起诚信之风，我们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以努力。

一、营造诚信经营的宏观环境

企业经营的诚信之风的重建，不是单个企业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政府要特别重视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倡导企业按照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办事，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破除评价企业经营状况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思想;要强化经营诚信的教育，健全经营的诚信评估体系和约束机制等。

1.发展和普及信用文化。塑造诚实守信的经济人格，对于信用文化建设具有必不可少的支撑意义。无论否定个人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还是片面张扬个人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动机、漠视人的道德诉求，都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完整的经济人格。人既是自然主体，又是社会主体，既有自然的属性，又有社会的属性。作为自然人，他有生存的本能，需要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即利益，这种需求是经济人逐利动机的自然基础;作为社会人，他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利益关系、交易关系、道德关系、情感关系以及政治关系等。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具有无法消解的同一性、依赖性，反映到人的意识中，就是良心、同情心、责任感、正义感，就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两个方面如何组合，既取决于它的社会存在，又取决于它对自身社会存在的具体把握。我们应该运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帮助人们正确把握自己，张扬人的积极、善良的方面，塑造健康、完整的经济人格，形成普遍信用自觉，为信用文化建设奠定人格基础。从根本上说，信用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扎根于人们内心的观念和意识。所以，要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让“诚实守信”的理念深入人心。一是要加强信用教育，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而是要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信用的重要性。

当前最要紧的是，政府要切实加强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全民的信用观念。要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妨利用行政、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手段广泛进行信用宣传和教育。要造成一种态势和氛围，打击那些失信者、背信者、无信者、骗信者。推广信用文化也是当务之急，利用一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使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方便，让失信者受到惩罚。这样才能真正逐步培养起整个社会的信用，发展和普及信用文化。

2.完善和加强信用立法和执法。企业经营中的诚信缺失，大量的属于道德层面，有些已上升到法律层面。目前企业不诚信的经营行为已经危害到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安全的程度，不用重典、姑息养奸将后患无穷。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必须立法先行。因为法律手段不仅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方式，也是制约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信用开放和公平享有、使用信息的环境。立法包括多个方面，如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非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规范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行为的立法，规范商业授信行为的立法，规范信用中介服务行业行为的立法;等等。尤其应强调的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失信惩罚机制，明确在市场经济中失信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失信到什么程度将给予何种程度和形式的制裁。通过这种失信惩罚机制的设立，迫使社会各社会各主体行为趋向守信，让守信成为守信者的通行证。

目前我国在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要把信用体系建立起来，最急迫的是抓紧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立法的核心应突出界定的三个关系:

一是界定好政府行政公开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界限。建议把:“原则上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开，不公开即保密是例外;政府信息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一切人可以平等地获得信息;政府对拒绝提供的信息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提供拒绝的理由;政府机关拒绝提供信息时，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等立法原则写入法律。并且明确国家秘密的范畴。国家秘密不能实行信息公开。划清这个界限，不仅是建立信用体系的要求，也是我国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政府管理体制的要求，因此是当前最重要的立法。

二是界定好商业秘密与公开信用信息的界限。

三是界定好消费者个人隐私与公开信用信息的界限。这是立法的难点和重点。没有这方面的立法，就无法进行消费者信用调查评价工作。消费者信用评价体系建立不起来，消费信贷，信用销售就无法扩大规模。

一方面是建立信用体系的紧迫性，一方面是信用体系缺乏法律基础，这就对我国的立法程序提出了重大挑战。建议在信用立法上要特事特办，分清轻重缓急，在近一二年内首先出台《信用信息公开法》、《商业秘密法》、《隐私权法》、《消费信用保护法》和《个人破产法》，抓紧修改《统计法》、《档案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破产法》、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应着手制定。除完善立法外，还需加强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加大打击的力度，当前要特别对制假贩假，恶意欠偿逃债，严重坑害消费者权益，其他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象，严加惩处和制裁。

3.建立和健全市场信用体系。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仅有一整套针对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而且公民个人都拥有一个终身的社会安全号，里面储存着公民的学历、就业、信用记录等多种信息。如果相关机构与公民发生业务联系，可以对此进行查询。一旦公民有了不良信用记录，对此人的惩罚就不仅仅是银行，而是关系生活方方面面的机构，生活的阻力将无处不在。在这些国家，许多人把信用看得和自己的生命同等重要。因为，信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生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我国过去以行政查办和政治教育为主来规范市场秩序和提升商业信用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建立健全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信用有机组成的市场信用体系是当务之急。

建立市场信用体系，首先必须培育市场信用主体，这是我国能否建立信用体系的关键，我国不可能经历美国那样长期市场竞争的过程，也不可能一下子培育出像穆迪、邓白氏这样超大规模的信用服务企业。但我国毕竟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子，一批信用服务企业逐步走向了市场，要使我国尽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信用市场主体，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议采取三种模式

一是积极培育与国际接轨的大型信用评级公司。对已经取得信用评级资格，积累了一定经验，有良好信用的评级公司，为他们加快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政府有关部门的信用信息可以首先对这些企业开放，同时给予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帮助这些企业建立信息加工处理能力较强的商用数据库，提高信用评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抓紧建立消费者信用评级服务企业。可以采取上海市的做法，政府引导推动，委托公司经营，条件成熟后企业与政府完全分离，实行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笔者认为，鉴于我国还没有建立保护消费者隐私的法律，目前消费者信用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的门槛比较高，每个省不宜超过2家，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大型消费者信用服务公司不应超过10家。

三是加快建立企业信用调查评级公司。这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关键环节。建议从整合行政资源入手，把工商、税务、质检、海关、贸易、交通、银行、证券、保险、公安、法院、质检、药监、环保等方面有关企业信用的信息和数据作为重要信用资源，国家投资建立数据库，把各方面的数据集中起来，以此作为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按照建立信用服务企业为的市场准入要求，加快培育从事企业信用调查评级服务的公司，条件成熟后有偿向公司转让数据库或数据资料。

其次，要不断规范中介组织的行为，对蓄意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质量认证等的中介机构，要严格依法追究责任，直至取消其相关职业资格，严防中介机构与企业合谋欺诈的情况发生。

再次，要尽快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应包括多个方面。(1)建立健全全社会的信用网络查询系统。依据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培育个人信用调查与评价的中介机构，建立起个人信用记录的档案，以对整个信用作出整体评价。同时，应建立一个全社会共享的、公正的个人资信咨询网络，使跨行业、跨系统的资源实现共享。(2)制定权威性和统一性兼备的个人信用制度评估标准。配合个人信用制度的实施，应由权威机构统一制定我国的个人信用评估标准，由信用评价机构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在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系统的基础上，对每一位客户的授信内容进行科学、准确的信用风险评级。(3)充分利用商业银行，邮政金融机构等先进的综合网络等信息传导手段，按客户设置户头;以个人基本账户为核算基点，统一管理个人客户资产负债等业务，并为客户提供所需的一切金融服务。个人的一切资金往来都以这一基本账户为基础，分类连续记录个人客户的金融业务活动，通过建立个人信用基本账户系统，最终实现金融机构为客户服务的多项功能，也为推行个人信用制度奠定基础。(4)落实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这是个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用证明，是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体系的重要基础。作为商业金融机构，应以此为契机，促进和保证制度的落实，并根据个人信用状况开展分层次、个性化的特色服务，拓展面向居民个人的零售业务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5)创建个人信用制度所必备的外部环境。提高全社会的信用制度，大力推行银行卡、个人支票、网上支付等先进支付手段，完善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的推广普及，最大限度地提高支付方式的现代化。(6)落实相关配套措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个人信用中介机构等部门的密切合作与协调配合。因此，应由国家出台有关个人信用制度的法规，落实有关的配套措施，明确各部门所负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规定，使个人信用制度登记、评估、使用等符合法定的程序，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合理运行、规范发展。

4.规范政府行为，强化政府监管。政府的行为应限定在其职能界定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社会经济活动既不能越权干预，更不能违法行事，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据一项对29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司法的独立程度与国民的信任度之间表现为高度的正相关:对政府权力限制每上升1个百分点，信任度上升1.5个百分点;司法的独立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信任度上升8个百分点。因此，政府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和社会的有效监督。(2)必须割断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之间的联系，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机会，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3)通过提高政府信用引导社会信用发展。(4)淡化对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强化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考核内容，逐步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基础。(5)地方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具有优胜劣汰等“自净化”功能，市场主体的信用能通过市场本身加以建立并逐步延伸，失信行为能得到较好的抑制。但是，良好的信誉并不能单纯依靠交易者自发形成，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造成信用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之我国制度供给的不充分和对失信行为的惩戒不力，必须靠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和引导来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信用秩序。政府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守信行为的激励、防止失信行为的发生和对失信行为的惩戒上。

二、构建诚信经营的微观基础

在微观上，必须看到全社会企业经营诚信的重建，是通过一个个企业来实现的。为此，企业必须建立起经营诚信的自律机制。

1.认真制定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照章经营。企业通过制定明确的经营诚信的准则，使企业明确自己的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明确企业应该为国家、为客户、为职工做些什么;使职工明确怎么做符合经营的诚信准则，怎么做违背了经营的诚信准则，把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

2.强化企业家群体的自律垂范作用。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企业经营的诚信与个体经营的诚信协调统一，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群体的自律垂范。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由企业家群体制定，企业家群体应率先执行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不能只说不做，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篇7

摘要：商法作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其价值理念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判例商法和成文商法国家的制度特性差异，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格局，积极创新与相对保守的理念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命运。通过对美国次贷经济危机的研究，认为商法的价值理念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观念，对安全和效率两大价值的抉择便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观念的选择。反思中国商法的价值误区，认为中国商法应当在安全和效益两大价值中作出科学抉择。防止在过分追求安全价值中丧失创新利益和金融。

关键词：经济危机；效益；安全；金融监管；制度价值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较多地从经济、金融和公共道德层面对经济危机中的现象进行评述，很少从法律制度，尤其商法制度的角度探寻引发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其实，在现代法制相当完备的状态下，如果没有制度安排上的机会和漏洞，社会经济行为的异常是很难持续和久远存在的。眼下由美国引发，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有着商法制度安排的历史偶然和必然。本文力图通过对不同商法法系司法原则、方法、价值观念等差异的分析，研究现代商法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商法：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

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商事贸易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商业的复兴使西部欧洲改变了传统的建立在人和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动摇了欧洲社会的静止状态，商业与工业不再处于从属于农业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竞争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利用在工商业城市中所占据的地位，争取城市自治权，导致了以商人革命为实质内容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对便捷和公平的商事习惯，创造了商事法院，并进一步促使商事习惯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为由政权强制保障实施的法律，商事习惯转变为商法规范。现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随着商事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商事法律规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欧洲一些内陆国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号、商标、公司、银行、仓储、寄托、营利保险等诸多领域。这些商事法律规范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偶然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转变，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法国商法法系、德国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体系化充分显示了商法的发达，为“平等”、“权利”、“自由”等价值观念在“尘世”的落实奠定和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依据，保障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规范性，并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

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活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场总的交易成本，并维护市场的公正。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其经济发展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般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商法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经济周期的演变，在商法中便表现为商法价值理念的演变，以及商法规范性质的调整。

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规范对“效益”这一价值理念的追求。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为了创建和维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励自由竞争，“存贷业务与证券业务相互渗透，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都同时从事证券投资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由于该阶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个理念中，人们忽视对商行为中“安全”的关注，导致了经济泡沫愈演愈烈。当隐藏在繁荣经济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便开始出现衰退。经济危机的出现，充分暴露出当时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问题，于是商法的价值理念便开始有所调整，“安全”这一价值的地位骤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规则得以诞生。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颁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强了对商行为绝对自由的适度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压力。当然，对“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继续涌现，却不可能挽救急剧下滑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经济萧条。于是，在追求“安全”价值的同时，商法仍然不可能放弃对“效益”的追求，只是开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间寻求两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复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与“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并再次达到了繁荣状态。不幸的是，面对经济繁荣时期巨大的利益诱惑，政府和商事主体再次被经济泡沫冲昏了头脑，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又忽视“安全”的维护，于是社会经济再次出现波动，并不断循环。由此可见，商法在经济周期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周期的演变也推动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变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创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与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得与失

近一百年来，全球经挤现象表明，英美国家经济发展快，商行为创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国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动的创新，在这些国家往往由商主体先创造商行为，然后通过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寻求制度的规范。尽管美国也存在诸多商事领域的独立法案，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然而它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陆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机关推荐的一个建议性法律文件。”因此，美国的商事法律本质上仍未脱离判例法的特点，在美国的商事法律实践中，只有判例法规范才被视为正规的法。

20世纪以来，美国在经济创新方面引领全球，无论在公共基础建设，如20世纪初的铁路全国化、化工、电子、能源、计算机等产业的创新方面，还是在金融、证券市场的创新方面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与商法制度中商行为规则的开放性不无关系。以金融、证券领域为例，在判例法开放式的法律环境下，资产证券化得以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一开始。为了解决长期贷款和短期存款，即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不对称这一矛盾，美国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此后，这种金融创新产品一发不可收拾，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不断扩大，从一般性的信贷资产到信用卡信贷，再从信贷资产到非信贷资产，包括应收账款、收费权等也都成为证券化的对象，近年来，连知识产权也被纳入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之中。“证券化的资产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不仅因为许多资产具有可预见的现金流，还因为用这种方式融资，能够满足投融资各方对于信用安全、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国的证券类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权证、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融互换交易、结构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等层出不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美国投资者买卖国外优良证券时地域上不方便的问题，J.P.摩根创设了美国存托凭证(ADR)，这样持有外国某股票的投资者就可以把外国股票交给摩根指定的在美国和该外国都有分支机构的一家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发给各投资者美国存托凭证，这种存托凭证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流通，原来持有外国股票的投资者就不必再跑到国外去抛售股票，而需要投资该外国股票的投资者也不必再跑到国外去购买该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购买该股票的存托凭证。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存托凭证予以认可和规范，并将之划分为无担保存托凭证、一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二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三级有担保存托凭证和144A私募存托凭证，足见美国法律对金融创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种创新不断的环境中，经济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英美等国家每隔几十年就要经历一次影响广泛的惨重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已经成为近百年中损失最为惨重的经济危机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国出现了商品滞销、投资过剩、出口竞争力下降；1973～1975年出现美元贬值、GDP下降、固定投资缩减、企业和银行倒闭、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经济又一次面临惨重的危机；直至2007年开始，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更是被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

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相对平稳，商行为创新相对较少。金融领域的诸多创新产品大多都不是从大陆法系国家产生。其原因在于大陆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体是否可以从事某种商行为以及如何从事该种商行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规范，在商法没有明确规范之前，商行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处于不明确的状态，法律风险较大。以中国这个成文商法国家为例，对于商事领域的新鲜事物便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近年来诸如管理层收购、资产证券化、董事责任保险、证券私募发行、金融控股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等国外出现的、新鲜而先进的商事实践括动，尽管引起了商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热情关注，但是对于这些全新的领域，我国商事立法始终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以资产证券化为例，从1992年有学者首次在国内介绍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到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一次房地产金融制度研讨会上实践工作部门开始了解资产证券化概念，再到2004年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强烈要求，并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联合请示，国务院同意这两家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直至2008年5月底，共有八家金融机构发行了343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研究历经十余载，实践中基本还是局限于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对于其他资产的证券化问题还没有较为广泛的实践。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尚未有法律法规较为全面详细地规范资产证券化问题。目前，我国规范资产证券化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局限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2005]第7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号)、《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14号)、中国人民银行[2005]第15号、[2007]第16号、[2007]第21号公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第23号)，尚不存在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

在成文商法国家相对封闭的法律环境中，商行为的实施受到很强的约束，商主体习惯于采取保守稳妥的交易行为，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激情。于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太可能爆发因大胆尝试新鲜事务而产生的经济风险，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平稳。尽管在美国暴发经济危机的同阶段，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同样会出现危机和波动，但相对美国而言，无论从波动幅度、波及范围和领域，还是损失大小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危机程度都要小一些。

三、商法制度的价值理念与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

(一)现代商法的价值理念：效益与安全

传统法律尤其是民法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是公平公正、机会均等和契约自由。梁慧星先生在《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一文中指出“近代民法的理念是形式正义，追求法的安定性。现代民法的理念是实质正义，追求法的妥当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基于商事活动的营利和营业特性，法律对商事活动的调整逐渐区别于传统民事活动。商事活动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其目标在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而资金及商品的流转频率与其所获得的效益成正比，商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力求频繁的交易活动和加速运转资金，整个社会经济也希望在高速运转的经济关系中不断快速发展和繁荣。于是时间成为资产，速度成为效益。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便会产生过度的利己行为，伴随着商事活动的高速性和频繁性，诸多不安全的因素便会渗透到商业活动中来，追逐的利润越高，危险越大。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事主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彼此间的依赖日趋增强，社会化的生产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因此，“效益”和“安全”这两个理念便成为了商法应当具有的价值。在“效益”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商事自由和商事便捷的原则，并运用大量的任意性规范来激发商事主体的创造力，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创新性要求，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在“安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法定强制和公示外观的原则，并运用适当的强制性规范，以标准型的技术规范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维护商事交易和社会经济的安全。

追求效益的商法已经突破了传统民法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得商事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很大程度上，商法的价值理念便是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观念。商法对价值理念的选择，决定了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这是商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的基本体现。

(二)美国商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1从美国证券法看美国商法的价值理念

从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简史中，我们知道美国在制定《1933年证券法》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在联邦的证券立法中是应该进一步加强政府干预，还是应该坚持私法自治、坚持市场经济的贸易自由和竞争?从当时的背景来讲，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当时各州的蓝天法不再信任而要求进行联邦立法，认为联邦立法应作进一步强有力的干预，来防止欺诈行为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信奉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罗斯福总统却恰恰相反地反对对证券市场的过分干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由托马斯先生起草的、以加强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为特色的第一部草案就没有获得通过。而改由山姆·雷本起草了美国现行的这部证券法。该部证券法没有规定一种证券必须在质量上达到何种规格才能上市，而只是要求发行者对证券的质量进行充分合理的披露。美国整个证券规范体系都建构于其联邦证券法所确立的发行交易注册制。“享受注册豁免，主要基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考虑，在应用中也确实取得了这样的效果”，“美国联邦证券法采用注册制，放弃实质监管，即拒绝大包大揽式的全方位保护，倾向于尽可能将市场买卖双方置于同一条船上，通过信息披露要求来帮助投资者对融资项目进行评估，以及防止欺诈迷惑的行为”。政府主管部门有权取消证券的登记，但是所依据的理由必须是披露不够或者有误导的倾向，而不能是因为证券的质量有问题。也就是说，买卖还是自由的，不管某种东西的质量多么糟糕，它的主人都有权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政府无权干涉。但是由于证券这种商品的特殊性，政府要求你把它的质量充分地公开，以防止欺骗，使市场健康运行。这种思想是坚持以市场为主，政府只在不得已之处进行干预，起一种辅的作用，作为对自由经济的补充。据此可以看出，《1933年证券法》充分体现了尊重私法自治的精神，坚持了市场经济的贸易自由，只是从法律上严格规定了证券发行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以便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所以该法又被称之为“证券真实法”。1999年美国再次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进一步放宽金融监管。

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那样，美国证券法“以宽泛的证券定义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以非实质性审查的注册登记制度为证券发行提供没有法律障碍的市场准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完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借助规范的证券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自由决策并培养其成熟的投资理念，不断地为金融创薪产品提供良好的投资群体来源；以众多的但明显偏重于机构投资者的立法豁免，培养机构投资者投资群体，形成稳定的资本市场；以松弛得当、权利义务配置相均衡的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法律框架，促进两个市场的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为金融创新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以主营机构SEC充分的执法权限和遵循先例的法院务实的司法操作，进行法律的及时立、改、废以及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法律解释，有效保证法律的时代性和灵活性。”美国证券法这种注重市场主体自律、鼓励商事主体创新的立法理念，正是美国商法的一个缩影。追求“效益”价值，这是美国实用主义商法的目标，体现了自由经济的优点。在商法的这一理念指引下，美国经济充满了活力，各种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使美国在很多领域占据世界巅峰。对于这一成就的取得，美国商法功不可没。

2经济危机：美国商法之所失

尽管此前很多学者认为美国证券法权利义务配置比较均衡，既注重发挥商事主体的创造力，又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然而，相对宽松的美国商法在促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却逐渐有失偏颇，重效益轻安全的立法理念，隐藏了巨大的不公平和欺诈的隐患，最终酿成了大祸，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席卷而来。

在美国商事法律中，住房抵押贷款大致可以分为五类：(1)优级贷款，对象为消费者信用评分最高的个人，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及首付超过20％以上；(2)Alt－A贷款，对象为信用评分较高但信用记录稍弱的个人；(3)次级贷款，对象为信用分数较差的个人；(4)住房权益贷款，对已经抵押过的房产，若房产总价扣减净值后仍有余额，则可以申请再抵押；(5)机构担保贷款，指经由政府住房按揭贷款支持机构担保的贷款。1995年以来，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同时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导致金融机构大量发行次级按揭贷款。同时，在商法认可信贷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工具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便将按揭贷款打包，并据此发行不同等级的按揭支持证券，这些按揭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从AAA级、BBB级一直到权益级均有。一些金融机构再行购买按揭支持证券，将之形成新的资产池，进行下一步的证券化操作，如此一直进行下去，在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出新的资产支持证券。随着层层叠叠不断衍生的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杠杆作用不断拉大。如果作为原始基础资产的按揭贷款不出现大量违约，则收益就比较可观；反之，若原始基础资产池出现恶化，则后续多次衍生的资产支持证券就将面临极大的损失。从2005年起，美国利率水平开始逐步提高，房价从2006年起出现回落，贷款不良率开始上升，进而导致证券化资产质量恶化，持有大量资产支持证券的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美国经济遭受重挫。

3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商法的缺陷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美国商法干预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源于以下商事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向被扭曲。美国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ReinvestmentAct，CRA)旨在鼓励商业银行和信贷机构对借款人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加强了CRA的实施，事实上构成了对银行发放高风险贷款的鼓励；1980年《储蓄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Institution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取消了对存款利率和某些贷款利率的限制，扩大了存款机构的资金来源业务范围，放松了对金融的微观控制；1982年《可选择抵押交易评价法》(AlternativeMoagageTransactionParityAct)废除了各州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只能发放串通固定利率贷款，促成了很多新型贷款种类的诞生，客观上纵容金融机构发放高风险贷款；1986年《税改法》(TaxReformAct)取消了对消费信贷利息的所得税扣减，但保留了抵押贷款的利息扣减，为鼓励消费信贷向抵押信贷的转向创造了法律环境，客观上导致次级贷款规模扩大；1992年《联邦住宅企业财务安全和稳健法》(TheFederalHousingEnterpisesFinanoialSafetyandSoundnessAct)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最低资本，但由于公司资本杠杆率过高，导致核心资本与持有抵押和担保的MBS总值之比常常不足2％，这意味着一旦公司遇到风险，公司股本不足以弥补亏损，就会将风险损失转移给投资者和相关金融机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提出金融法律发展环境的“效率与竞争”观念，促进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联合经营，加强金融机构的竞争，由此便刺激金融机构在完全市场导向的环境中忽略了对自身风险的控制。

(2)监管黑洞大量存在。尽管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金融监管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监管缺失。首先，在银行放贷环节，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和按揭贷款机构通过收取前端的放贷手续费而获取了暴利，却无需接受任何人对放贷环节的监管，以致放贷机构在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忽视了对放贷质量的控制；其次，在风险控制上，诸多金融衍生产品都被置于表外，而没有被纳入表内计算，极大地伪装和掩盖了杠杆的真实水平，低估了市场所需的流动性水平，监管部门很难详实地把握这些创新性产品的风险程度；再次，很多创新性金融产品都被置于场外交易市场，相对场内交易市场而言，监管相对宽松，以致这些产品的风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还有，今年的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系统能够衡量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这些金融创新大多利用了“杠杆作用”，少量的资金通过杠杆作用便可以进行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交易。杠杆交易在可能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其巨大的风险，然而监管当局控制杠杆风险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证券化底层资产情况恶化，系统的漏洞便会放大潜在损失的不确定性，加剧危机所带来的压力。诸如此类监管黑洞，大量地分布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之中，而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3)诸如信用评级制度之类规范中介机构的规范存在重大缺陷。作为美国资产证券化中保护投资者的一个重要举措，信用评级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投资者得以知晓某一资产支持证券的质量。但是，在信用评级时，评级机构是使用信贷资产历史上的违约率来评价这一资产的质量。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数据未必能反映未来的情况，某一信贷资产目前及将来可能发生的违约率极有可能偏离历史数据。此外，信用评级机构是对委托人的资产进行评估，评级费用由委托人承担，必然在评级机构和委托人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真实性值得怀疑。归结起来，美国的注册制要得以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类似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客观中立的基础之上，而这又依赖于相应商事法律制度的保障。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美国商法一贯坚持的注册制，因而金融机构在发行按揭支持证券时，程序相对简便，商法对于层层建立起来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杠杆风险估计不足，未能施以有效的干预措施，在一味追求效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安全的维护；另一方面，对手商事主体不断创造出来的新型商事活动，商法未能及时予以应对，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配套的风险防范措施未能及时跟上，这也是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弱点所致。

(三)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徘徊于政府与市场之间

从这场经济危机中我们发现：自由经济自有其优越之处，商事主体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激发，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活力，整个社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商事法律制度坚持“效益优先”的价值理念，必然能够促使高效益和高回报的商行为的诞生。然而，高收益和高回报也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尤其是杠杆交易能够将一般交易中的风险放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给社会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是自由经济的本质所在。

只依靠市场力量而不加任何约束，经济活动就会担当起巨大的道德风险：即在高杠杆率的经济游戏中，某些个人或一部分群体通过不透明的交易活动获取巨额利润，而在此期间所积聚的风险却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风险暴露，所造成的损失却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因此，零约束的经济活动与完全约束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将十分相似，都是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来获取部分群体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风险和低效益、低风险之间，人们一直在探求“黄金平衡点”，即如何在利用市场力量实现效益的同时，又能够对高效益背后的高风险加以有效控制，从而防止经济生活的大起大落，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和持续。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难以把握之处，政府干预太多是坏事，但过于放任同样不是好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何保持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则是一道哲学难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效率与安全的关系，绝对不是一时之事。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目前人们大多是从经济手段上寻求解决途径。然而经济手段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得到稳定和长久的实施。笔者认为，要真正挽救危机，防止危机不定期地出现，维持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是应当从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着手，纠正目前商事领域过于追求风险利益的价值导向，适当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将那些监管黑洞纳入法律制度规范中来，规范中介机构的不良行为，以维持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基于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法律制度上有效解决了效益与安全两大价值理念的关系，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笔者相信，效益与安全之争将止于法律制度上的有效解决。

四、从中国商法的制度价值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商法的价值误区

建国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其巨大。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当了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缺乏有效竞争，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习惯了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安排经济发展的进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完全认同。中国政府面对这么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向来都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稳定是大局。这种思维直接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观念，并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中体现出来，中国的商法也不例外。

以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为例，我国商法重视安全的价值理念喟然可见。我国《证券法》第153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2008年4月23日公布并实施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规定了停业整顿、托管、接管、行政重组、撤销、破产清算与重整等处置方式。从这些处置方式的性质来看，尽管较之过去已经在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证券公司的问题，但是仍然体现出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正如《条例》第37条所规定的，“证券公司被依法撤销、关闭时，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组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被撤销、关闭的证券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较之于《保险法》第86条“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规定，《条例》并未明确要求经证监会同意证券公司才能破产，应当认为是一种进步。然而，整体而言，中国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依然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过分注重政府行政手段的运用。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运行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市场准人的审批，到市场退出的行政干预，监管部门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处理金融机构的问题。诸如撤销、行政清理、行政接管。、行政重组到形似市场化的托管，都是行政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主要手段。这与西方先进国家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处理方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别。“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处理问题金融机构通常坚持多购并重组、少破产原则，但对于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决不姑息迁就，坚决实施破产清算、逐出市场。”反观我国，监管部门似乎对问题金融机构存在姑息迁就之嫌，希望通过托管、接管等方式化解金融机构已经出现的市场风险，而不是严格、及时地促使其退出市场并在所有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虽然托管后，托管方可以对被托管方实施兼并重组，但是此种兼并还很难实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效果，因为监管部门在选择托管方时，并非采用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托管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态度，因此托管方对被托管方的兼并重组只是托管的后续结果，并非市场竞争的效果，这样出现“以弱并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金融机构退出后的损失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先后爆发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失败，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关闭以及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等事件，除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外，都是由国家保证个人的存款。“这种所谓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退出，实际上就是等于银行在经营中把营利留给自己，把风险交给国家来承担，这也正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尽管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我国实际上并不缺乏“金融公共安全网”，我国政府对存款人进而对金融机构的保护程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每当出现金融风波时，中国人民银行总会对问题银行提供大量的紧急救助款，或者对收购方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以渡过金融风波的难关。“2004年，南方证券、汉唐证券先后爆发风险，人民银行分别提供了约70亿元和10亿元的金融稳定再贷款，收购两家公司的个人债权和弥补客户保证金缺口，而这些再贷款最终会转换为全社会的隐性负债，使全社会为这些治理失败的证券公司买单。”

从我国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来看，我国商法相对保守。国家和监管部门对商事主体的干预较为频繁，干预的领域也较为宽泛。对于类似于金融这样尚无把握的领域，习惯给与政府的特别关怀。尽管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强调商主体的市场化，但是从市场准入到市场运营再到市场退出，依然保留着大量政府干预的痕迹，这无不反映出我国商法追求“安全”的价值理念。

(二)中国商法应当防止在过度追求安全价值中丧失创新效益

考察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尽管中国的进出口受到巨大影响，金融机构损失较为惨重，国内金融市场的信用也受到重创，但是我们依然庆幸中国经济所受的影响较之美国而言相对较小，甚至有媒体称“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大有可期”。对于此种局面的出现，中国商法的“功劳”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安全”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商法相对保守，体系较为封闭，资产证券化业务未能充分展开，国内机构所能投资的证券种类和范围相对有限，因此也躲过了滋生于资产证券化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然而，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巨大的直接冲击，并非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严密，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恰恰是中国金融市场尚不足够发达，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中，才使得我们没有赶上金融泡沫的破灭。事实上，面对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还有许多监管与立法空白处，如果不及时加以弥补，我们将无法从容应对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后续、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偏重安全价值的中国商法在经济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抵抗能力，究竟是祸还是福?中国商法在经济危机中的所得是否足以弥补其所失?中国商法将安全价值凌驾于效益价值之上，在经济危机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

首先，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将限制商主体的市场竞争，不利于培养商主体的市场创新意识。比如，对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行政指定的托管方式，很有可能无法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反而加剧风险的积累，因为在行政指定托管机构时，并未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被指定的托管机构未必具有并购和重组被托管金融机构的市场需求，其接受行政指令对问题金融机构开展托管，很有可能将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横向转移到托管机构身上，拖垮原来经营稳健的托管机构。相反，对于那些有并购重组的需求却未被指定开展托管的金融机构，则丧失了一次较好的发展机会，不利于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壮大自身实力。通过行政化的方式化解的金融风险，只是短暂的表面风险，其实质很有可能只是延缓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时间，不利于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壮大。

其次，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固守传统观点，将丧失诸多发展机会。比如，在职工持股会能否作为管理层收购主体这一问题上，我国商法未明确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原外经贸部曾《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暂行办法》，另外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出台了关于职工持股会的相关办法，均规定职工持股会得以法人形式运作，有些地方明确规定职工持股会为社会团体法人，但鉴于职工持股会的社会团体法人性质，其开展管理层收购的适用范围、融资方式、对外投资等均受到限制，事实上排除了职工通过职工持股会这种形式参与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弱化了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不利于在公司与职工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也不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再如，我国目前以独资、合伙和公司的组织形式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单一，人们选择企业形式的范围较窄。尽管我国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但是因为其法律地位不甚明确，也常常被作为私营企业或公司企业来对待。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中，人们无法通过“合作社”这种创新组织形式，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商事活动模式。

再次，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将导致行政职权的膨胀，不利于提高商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当安全和效益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和监管者习惯性地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也知道“经济发展才是最稳定、最可靠、最持久的经济安全”，但是从实验经济学的“易得性”来看，易感受到的是危机，而不是稳定。毕竟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不是常态。如同照顾病人一样，要多休息少运动，要服用抗生素，从而战胜病魔，但这种特别的护理措施只能短期使用。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一直采用限制运动、服用药品的方法，则必将害及健康。因此，中国商法长时期地保持限制、谨慎、重安全轻效益的价值理念，为行政职权在商事领域占据一片天空，容易导致行政职权的进一步扩张，习惯性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交易，不利于商主体适应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从而必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当看到美国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时，我们不应当庆幸自己躲过了此种重大事故，因为我们依然处于马拉车的时代。同理，在美国爆发惨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应为中国商法的过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发达国家通过商事创新活动所获取的巨大经济效益，正是我国商法最大的缺憾。经济危机未在中国发生，给中国所避免的损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前未能积极参与经济创新活动所丧失的效益才是更为巨大的。中国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中充分分享发展收益。

(三)中国商法应当在安全和效益两大价值中作出科学抉择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现一次经济波动，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从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应当深刻反恩我国商法的立法价值理念。

笔者认为。偏重安全价值的我国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在此种商法环境中，商主体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远远不够，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监管部门的意愿。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强制性地向商主体下达发展指标，商主体在实施商行为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预。因此，商事活动很有可能偏离了本应遵循的发展轨道，在行政干预的作用下被强行拉升、畸形发展，一旦行政干预在某个环节出现障碍，商主体及其商行为都将受到牵连，于是便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国商法应当注重协调效益与安全两大价值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效益与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生活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以效益价值主导的自由竞争机制，能够提高商主体及其商行为的效率，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商主体无法自身解决或者解决成本过高的领域，则由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来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总的来看，效益价值应当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维护。两者的关系说来简单，要真正落实却存在很大的难度。商法理论和具体商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着眼于两者的这种关系，在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语境中，将权利义务配置得当，兼顾效益与安全的实现。

从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来看，新《公司法》的立法体系与法律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观，立法理念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诸多不必要的国家干预条款，废除了股份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强化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构建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保护自由市场和鼓励投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当认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效益与安全的关系，开始注重商主体的自治，提高了效益价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一个开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改善之处。

相比之下，我国现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诸多未能体现商主体自治的制度，监管过严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在商法的发展方向上，应当注意尊重商主体的自治，同时也不能放松对市场的监管，但无论如何，监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补充，绝不能以监管来牺牲自治。在现阶段，我国的商法理论研究应当稍微侧重对效益价值的强调，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持续稳定地发展。

(四)中国商法应当关注中国的金融问题

篇8

关键词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以房养老；养老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8-0010-07

我国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加、家庭模式的不断演变以及政府财政在养老方面存在的资金压力，都要求我们急需创新和发展养老模式。如何将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变现为老年人的养老增添一份厚度，也许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盛行于欧美的“以房养老”模式提倡将老年人的住房抵押给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运作解决一部分的养老金问题。这为传统的政府解决养老金问题减轻了一定的压力，有利于社会养老事业可持续性发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以房养老”模式的最为主要的形式。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指老年人将自有产权房抵押给特定机构后，特定机构在综合评估借款人的年龄状况、预期余命、房产评估价值和贷款结束后的房产价值等内容后，与借款人签订合同并在固定的时期或一次性给付借款人一定的生活费用，待借款人过世、永久搬离住所或出售房屋后将房产收现，实现弥补支付给借款人的贷款本息。[1] 在合同期间，借款人除可以获得金融机构一定的生活费用外，还可以继续居住在自己的抵押房产内养老。

一、我国推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困境

（一）金融业分业经营的限制

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是分开经营的，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融合发展。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正式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的确定。2005年实行的新《证券法》明确提出“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和管理，证券公司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

这种分业经营的发展模式势必会限制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发展空间，影响整个贷款市场。因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综合性业务，涉及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房地产业等相关领域。特别是实行年金制支付方式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需要将贷款一次性投入到保险公司，再通过保险公司向借款人支付年金。这种模式运行的前提条件就是银行业与保险业的深度合作。此外，为了规避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风险，贷款机构可能会将贷款投入到证券市场，实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这种业务属于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的业务，需要三者的交叉进行。

（二）传统思想观念的阻扰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理念是将自有房产抵押出去，实现老年人的自我养老。然而在中国，这些新的理念与我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和观念都是很难相容的。在中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家庭是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和扶持的堡垒。一旦失去了家，社会伦理也就会出现危机。如果老年人办理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社会将会误以为其子女不孝，或者被抛弃，遭致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国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传统，而继承父母的遗产也是子女引以为豪或者说是天经地义之事。而如果将自己的房产抵押出去，将遭致儿女和亲戚的诟病。况且房产是一个家庭资产的最大部分，且在当下由于房价的一再上涨出现买房难的局面。很多青年人也存在啃老的现象，老年人也希望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子女。此外，中国居民喜欢储蓄的行为特征也促使老年人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失去兴趣。由于老年人在青年时代已经存足了养老金，加上大部分老年人还是愿意与年轻人居住，享受天伦之乐，在老年阶段就没有了养老的后顾之忧。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西方国家已经较为成熟，而在我国还是一项崭新的事物。由于人们对其了解甚微，在短时间内还很难接受这种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冲击的养老模式。这无疑对发展我国养老产业产生不小的阻碍。目前，国内公众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支持率非常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只有28.6%的民众表示支持“以房养老”政策，有55%的民众明确表示不会接受这种养老模式，这一数字接近支持率的两倍。相对来说，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受访者对这一模式支持率更高一些，达到了39.6%，但仍然低于43.8%的不支持的比例。[2]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我国一些大城市试行了几年，但最后却都没有取得成效。对此，研究我国民众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显得非常迫切。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导致民众不愿接受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最大的原因在于城市民众对房产的传统情结和不舍：约有6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房子应该留给子女”，20.5%的民众表示接受不了一生做房奴的事实。相对来说，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过程中的规范和利益问题并不是最大的原因（如图1所示）。

（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法律制度不仅可以弥补道德的缺陷，约束人们的各种行为，而且还可以产生强大的法治效应，使各种经济行为有法可依，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领域，我国至今还没有正式开展这一项业务，相关的法律制度更是一片空白。制定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相关的法律制度，既是防止各种违法事故、防范风险的重要保证，也是政府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进行调控的合法依据。我国政府应该借鉴国外相关的经验，及早制定出《消费信贷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在传统的信用贷款方面，我国至今也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个人征信体系，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商业机构还无法收集客户的资料和信息，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现行的法律制度大多针对法人，很少有针对金融消费者个人的法律制度，将无法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和控制消费者的违约行为；甚至在消费信贷方面也没有制定专门的信贷法，使得现实生活中经济纠纷和矛盾逐渐增多。

此外，我国目前的信贷制度和立法基本上是从金融部门及其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对消费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而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金融机构以及商户等其他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规范都几乎没有涉及。

（四）风险担保制度的缺失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新兴业务，市场机制很难从根本上规避这些风险，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配合与支持。通过政府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约束、金融工具的创新等举措都可以分散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中的风险，有利于保障消费者和贷款机构的经济利益，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风险担保机制，各种风险都集中在了贷款机构，造成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加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等高风险业务之中。国际上一些国家都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就附有政府的风险担保信用制度，扭转了之前市场上的颓势，提高各贷款机构和消费者的信心和参与程度。此外，美国私人机构进行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证券化也很好地规避了风险，这也得益于美国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和信用担保制度。英国在信用贷款方面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担保制度，包括最高额担保制度、信托担保制度、浮动担保制度等。英国建立了完备的担保机构，包括专门性担保机构和商业银行两大类，且商业银行的担保业务占90%以上。

（五）配套政策不到位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内在的社会属性和利他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政府必须为业务的开展提供配套的政策支持。国外的发展经验表明，没有政府的支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很难进行，即使开展了也没有多大的成效。我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对养老问题的研究和途径探索。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方面，政府也早已关注，并下发了相关的文件。早在2003年3月，国务院总理对孟晓苏博士的《关于建立反向抵押贷款的寿险服务――健全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建议》做出批示。之后，保监会等机构开展了调研，并于2003年8月将《关于开办反向抵押贷款有关问题的报告》呈送给国务院。2013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3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城市率先试点以房养老业务。这些都为我国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提供了宏观的政策支持。

然而，宏观的政策并不能为业务的开展提供具体的帮助，在实际的业务运行中，需要政府更加明细的规定和支持，例如土地政策、税收减免、财政资金支持、业务监管、法律制度、风险担保等政策。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中制定非常详细的政策法规。在财税方面，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与1989年就专门设立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管理部门，并为借款人进行投保，借款人可以获得事先向其承诺的所有资金；联邦政府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提供了利率保障，规定采取固定利率加浮动利率的可调整利率计息方式，有力地防范了利率风险；为了规避房价波动带来风险，美国政府规定了抵押房产的最高价值限制，并定期对这一限制做些调整；美国政府对贷款机构收取借款人的费用做了限制，规定贷款本金与费用之和必能超过房屋评估价值的80%；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减免税费的政策，免除了政府风险抵押贷款中的个人房产的财产税和减免了贷款合同到期后出售抵押房产的营业税等。在法律和风险防范方面，美国也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

目前，我国政府在这些政策方面还处于空白状态，政府还要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及时把握业务开展时机和市场需求。其中，我国房屋产权70年的时间限制条件，就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极为不利。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运行周期长，且抵押的房屋大多为居住已久的旧房，在贷款到期后，很有可能抵押房屋的使用时间已经超出了70年，这对贷款机构通过变现抵押房产实现回收贷款产生巨大的风险，贷款机构将面临无法收回贷款的局面。

（六）市场机制不完善

发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既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发挥效应。我国目前的市场机制还处于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包括房地产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机制、养老市场机制等都远没有成熟和稳定。

在住房市场方面，目前我国房地产的价格还处于不稳定状态；二手房市场发展也不完善，且住房的产权存在不明晰的情况，对开展此项业务造成了障碍。

在金融市场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比较初级，金融工具不健全、金融中介机构缺失、二级市场发育不足、利率市场化进程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些都不利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

在养老市场方面，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养老市场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养老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养老机构参差不齐、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和养老产品不足等方面。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养老产业出现了一些生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大部分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以居住养老服务为主，且这些机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公办机构，甚至为政府直接运作，民间机构经营的比较少。由于在机构的选址、产品的定价、服务质量等方面受诸多因素的限制，民营养老机构运营不太理想，相当一部分的养老机构在经营中遇到很多困难。[3] 养老市场的规范和完善，还需要政府加大对民营养老机构的扶持和政策优惠。

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优化路径

（一）制定更加具体和系统性的政策

政府的作用是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关键所在，这是由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社会属性和福利性决定的。政府有责任承担社会养老的重任，市场机制只是政府分散养老压力、发挥养老绩效的途径。国外的养老实践也证明，养老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机制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只有政府与市场的“双拳组合”才可以有效地承担这份使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质，因此，政府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贷款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国外诸多国家在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时，都非常重视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了参考。

借鉴国外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政策措施，完善我国自身的政策配套支撑，是我国推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基本前提，否则贷款机构将不敢涉足，借款人也吃不下定心丸。

1. 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对象为老年人，其业务知识、抗风险能力和维权意识较为薄弱，如果没有政府必要的市场监管将很难避免其利益遭受损害。

（1）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开展与现行的一些法律制度存在一些抵触，政府需对其进行调整。土地制度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开展的主要障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期限问题。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贷款本息需要贷款机构在贷款结束后通过变现抵押房产来实现，但我国的土地使用权限定在70年的范围内，这将使贷款机构面临重大的损失。对于土地上的建筑物的使用期限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我国《物权法》规定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时，自动延续”，但却没有对到期后业主续期的土地价格问题做出规定。这样就可能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果续期费用不能达成一致，国家将收回土地使用权，贷款机构面临巨大损失；二是房屋所有者为了保持住房的产权，继续向政府缴纳土地使用费，但这部分费用在贷款期初如何确定还是一个疑问。[4]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国家将无偿收回土地，但对是否补偿土地之上的建筑物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按照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有偿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条例》，在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地面上的建筑物无偿归国家所有。假若如此，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就失去了根基而无法进行。

（2）制定和完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政策和法律。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中的具体事项做出规定是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具体包括：一是要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主体进行规定，明确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申请人、贷款机构和参与机构的相应资格、权利和义务，并建立相关的登记制度，达到规范市场的作用。二是制定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运行中的法制制度，明确各个运行机构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程序，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操作程序、业务监管等进行规范和立法。三是完善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相关的配套法规，如房产评估制度、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制度等。

（3）加强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主体的监管。通过建立专门的评估机构对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完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功能。具体而言，一是针对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现象，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市场主体，特别是贷款中介机构和贷款机构的监管，明确贷款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与贷款人的贷前咨询义务，规范中介机构评估与服务过程的行为。二是加强对各项法律法规的执行监管力度。通过建立专门的评估机构对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对执行不力的情况及时进行纠正，并完善监督与反馈机制以确保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政策法规的有效执行。三是及时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风险进行观测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各种可预知风险。

2.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贷款机构损失概率对住房价格升值率异常敏感。房屋价格的微小变动都将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贷款机构或借款人带来较大的损失。因此，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和较小的房价变动对开展反向抵押贷款业务至关重要。对此，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对策维护好房地产市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

（1）采取土地宏观政策对房地产的供给与需求进行结构性调整。我国房地产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供给必将受到一定限制和约束，土地市场直接反映了土地供给状况，构成了市场运行基础。土地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房产价格。为此，政府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构建和完善土地管理市场，强化政府对土地的审批和供应管理。为了刺激房地产的需求，政府应该构建完善的住房供应体系，形成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多样化的住房体系。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源、居民消费能力等因素的考虑，未来我国房地产业应采取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开发模式。这需要规范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制定计划，采取包括征收房产税、控制土地供应量、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制度等措施。此外，还要促进房屋租赁业务和二手房市场的发展，刺激和带动租房消费，加强存量房和二手房的有效流动，降低房屋空置率，有效利用存量房的价值和作用。

（2）制定合理的利率和信贷政策。合理的市场利率也是稳定住房市场的关键。在具体的业务过程中，政府应该关注利率与信贷政策对房地产的重要影响，制定出区域差异化的房地产信贷政策，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同时， 还应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和稳定。大力发展金融创新，推出实用性的产品和工具；加快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多元性发展，积极发展房地产信托基金，为房地产的开发、房屋购买、租赁和管理等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3）加快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是其他产业的发展需要，也是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5]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和加强诸如养老地产、商业地产、物流地产、旅游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是解决房地产业发展瓶颈、促进房地产业顺利转型的有效途径。房地产市场日益成熟，对企业运营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研发领域成为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研发一体化成为很多房地产企业的必然选择。[6] 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转变经营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采取综合性、一体化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在产品、技术和服务上进行创新与融合。

（4）实施逆周期的风险调控机制。要构建信息完备的信息监控系统，收集各种反映住房市场的指标，根据信息指标来判断房地产的发展态势，并运用逆周期调控政策，平衡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延长房地产周期，实现住房市场的平稳发展。

3. 采取财税减免等优惠政策

对于参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市场主体来说，盈利依然是其最为主要的目的，借款人也同样希望得到最大数额的资金支持。政府应该在其中通过优惠的政策鼓励这种养老模式。如果借款人或贷款机构在参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中不能获取预期收益，将难以达成交易。政府有义务通过消费补贴来弥补市场的失灵。具体来说，政府应该给予优惠的财政贴息；在保障借款人其他收入的前提下，对借款人在此业务中获取的收益免除税收；采取一定财政补贴政策，对参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借款人进行财政补贴，一次性发放给借款人，刺激其参与的积极性。

（二）设计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产品

社会的多样性产生了多样性的需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也需要迎合不同需求群体。在产品上做文章，通过产品的调整或改进不仅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消费者，而且还可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不同的老年人群体存在着收入差距、房产价值差异、年龄结构差异、贷款用途差异等差异性，因此，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需要多样化、多层次的产品体系来满足不同老年人消费群体。

多样化的产品体系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社会需求的保证。由于国情不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也不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产品类型也可以出现创新和差异化。通过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设计我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属性，关系着该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前景。

美国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产品类型上体现了多样化、多层次的显著特征。目前，美国对低、中、高档的老年人群体分别设计了相应了产品：房产价值转换抵押贷款、住房保留计划和财务自由计划等三类。

对国外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进行借鉴后，有必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是我国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灵魂。

1. 推行部分产权和全部产权抵押相结合的贷款产品

目前，我国国内住房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一些福利房、集资房、经济适用房和安置房等可能由于一些原因没有明细的产权，或者拥有部分产权。对此，贷款机构要与政府、单位等共同研究商定此类房产是否可以抵押、抵押的方式和贷款额度如何等。也可以通过政府制定特殊的政策，规定特殊性质房屋的产权抵押问题，建议借鉴英国住房价值转换计划（Home Reversion）和新加坡房屋契约回购计划的做法，实行政府与贷款机构共同推出部分产权抵押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通过政府的担保解决一些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扩大社会消费需求。

2. 实行借款人的退出机制

在推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初期，社会上持观望态度的人群较多，将住房抵押出去并最后放弃住房产权，对于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老年人来说还难以接受。实行中途可以退出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对刺激这些人群的消费需求较为有利。但开展这种产品时，需要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一些特殊条例，如中途可以选择退出，但必须在偿还贷款机构全部贷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才有效；对可以选择退出和不可选择退出的产品进行差异化定价等。贷款机构要对此制定相关的退出制度和机制。

3. 设计区域化差异的产品

区域差异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明显的特征，不同区域的家庭在经济水平、住房状况、生活水平和消费习惯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其养老需求和生活支出情况也会存在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区域推出不同的产品，有利于切合当地的实际，达到细分市场的效果，有利于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保监会确定在全国四城市实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这是实行差异化市场的契机。在开展业务时，四地完全有可能根据自己区域的特殊情况设计不同的产品。

4. 贷款支付方式更为灵活

美国等国家较为流行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支付方式一般为一次性支付、信用额度支付、终生年金支付等方式。这样的方式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可以从消费者心理角度考虑，借鉴法国Viager系统的形式，采取首付形式的付款形式，这样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支付形式，例如首付+信用额度、首付+终生年金、首付+不定期支付等多种支付形式。之所以采取首付形式，是因为首付一笔资金可以让借款人尝到业务的甜头，有利于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和满足感。

（三）加快养老产业的发展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旨在通过养老市场化运作，为老年人的养老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市场化机制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必备条件；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可以纳为养老产业运作模式之一。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必然有利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巩固和发展。

（1）加快形成养老产业链。产业链是产业发展主渠道。作为社会性、综合性较强的养老产业，需要全方位的产业链条加以引导和支撑。要积极引导养老机构开发多样性、多层次、多功能的养老服务产品和项目，逐步形成养老、医疗、研发、教育、娱乐等为一体的产业服务结构；推进养老关联产业的配合发展，尽可能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所有需求。

（2）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机构。应根据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情况，按照收入状况将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群体分为低收入老年人、中等收入老年人和高等收入老年人三类。低收入老年人纳入公立养老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补贴等优惠办法解决实际困难；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老年人则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适当地实行市场价格，为其提供多层次养老产品和服务，并收取必要的养老费用。这样，养老产业就可以实现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盈利相结合的理想结构，既体现了养老的社会功能，又实现了产业化的市场效果。

（3）完善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和家庭都是养老的基本单元，社区为家庭提供最为直接的服务体验，各种环境和服务设施都是老年人养老的潜在资源。家庭是社区的组成单位，是社区形成和发展的支撑和动力。发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必须加快发展社区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这是因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也是以社区和家庭为主要依托。借款人将住房抵押出去，但依然需要继续居住在家，并且需要社区的悉心关照。因此，社区服务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同样重要。完善社区养老，应该建立社区的网络化服务，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监控、管理和控制各种因素，形成虚拟的养老社区，将服务的各个领域和环节纳入网络服务体系中，实行全程网络化服务。此外还要加快建设各种实物性的基础设施，如社区内的娱乐设施、医疗设施、老年大学、心理疏导和沟通中心等。居家养老服务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一部分。完善居家养老服务，是提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价值的重要方式，也体现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人文关怀。加快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应该向幼儿园管理模式那样，建立社区的“托老所”制度，在社区内预留一定的土地建立托老所，完善各种服务形式。根据社区内老年人的数量规划合理的床位数，实现人数与床位的合理配置。

（4）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人才体系。养老人才是实现养老服务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的智力支撑。我国老年人队伍庞大，养老产业的发展前途较好，而人力资源是这方面最大的困难之一。当前，我国养老人才主要特点为学历普遍低端化、服务意识和态度不佳、服务水平和质量不高、专业知识欠缺、人文关怀不足等，因此，应该建立一支专业化、服务性、人性化的服务团队，可以通过在高校开设养老产业专业课程、养老服务培训机构、社区宣传和机构内部教育与培训等途径加以推进。

（四）完善和规范市场机制

1. 完善房地产市场机制

房地产市场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住房市场的价格变动对贷款机构的利益影响非常敏感，有必要通过健全房地产市场机制，稳定住房价格；发展和完善二手房市场，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关联领域。

（1）稳定房地产价格。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房地产市场也一样，其价格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近年来，我国房地产的价格一直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住房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例如，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长较慢、住房市场的饱和等，目前我国住房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维持这种态势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构建房价监控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合理供应土地资源等措施。

（2）健全和完善二手房市场。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一手市场活跃、二手市场较落后的特征。通过发展住房中介、推行二手房优惠政策、合理规范存量住房的登记和管理、实行二手房配套优惠等举措，刺激和鼓励居民购买二手房，加快二手房市场的流通，是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重要保障，可以为贷款机构将收回的抵押房产变现提供便利。

2. 完善金融市场机制

（1）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工具。成熟的金融市场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运行的主要条件。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创新型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因此，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需要建立在强大的金融产品体系之上。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市场化最为完善、金融工具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方面取得成功也是具有其必然性的。

（2）完善金融二级市场。金融二级市场具有规避风险的重大作用，开展住房风险抵押贷款，有必要通过金融二级市场规避一些风险，例如，通过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业务就可以有效地规避贷款机构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减少其利益损失。

（3）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利率的变动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带给贷款机构巨大的市场风险。目前，我国的利率普遍实行的是固定利率，这对运行周期长达数十年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来说存在很大的隐患。因此，要通过改革现有的固定利率制，实行浮动利率制，并将浮动利率制度结合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中，有效地规避和减少利率风险。

3. 完善养老市场机制

养老产业化的发展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都需要广阔的市场作为保障。养老市场的完善与否，决定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广度和深度。完善养老市场，应该实行鼓励多样化的养老模式、加快养老产品的推出、制定较为合理的养老产品和优惠政策、健全养老产业链条等措施。

（五）优化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发展战略

1. 合理选择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开展顺序

不同的贷款产品具有不同的风险和发展条件。我国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需要从自身的条件考虑，不可直接复制美国等国家的现成做法。从产品的支付属性来看，一次性支付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对未来利率波动和房价的波动较为敏感，对贷款机构来说具有较大的风险；而信用额度支付的产品则可以通过分期支付缓解一定的未来不确定性，具有很好的缓冲作用。因此，基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太完善、利率变动不稳定等因素的考虑，我国开始应该比较适合开展信用额度支付或年金支付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不宜开展一次性趸领支付的产品。从有无赎回权的角度考虑，有赎回权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定价面临的风险较大，考虑的风险因素较多，定价一般较低，也就是借款人领取的贷款额较低，因此其市场需求可能不太乐观。对此，我国可以实行两者兼营的模式，但应该以无赎回权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主要品种。

2. 合理推行区域化的发展战略

不同的地区由于其历史原因、文化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存在不同的市场需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贷款具有很高的市场风险，因此需要考虑市场的规模和存在的风险。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我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应该选择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较好的地区。一般而言，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市场需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市场利率情况、老年人的规模和居住状况、业务的相关配套设施等因素。因此，在选择区域时，一般可以选择房屋价格升值与利率相匹配的区域；老龄化程度、贫困率、住房自有率较高的区域；资产评估机构较为发达、社区服务较为完善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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