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遗传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4 2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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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为代表的生物学相关学科的发展突飞猛进,并向生物医学多个学科进行广泛渗透和交叉融合,对传统的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健康领域的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目前,分子与细胞的相关知识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的共同语言。按照现代医学对于人体认知的“社会–人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这一逐级探索模式,分子与细胞是最为基本和最为核心的层次。因此,作为一名现代医学生,掌握扎实的分子与细胞基本理论知识对于理解或阐明疾病的发病机制、理解/执行或创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外各高等医学院校纷纷对已有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在器官系统层次上进行课程和知识整合,这已成为目前西方医学教育的主流模式。国内多个医学院校也纷纷学习、引进、改良和开展了“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分子与细胞层次上的相关课程整合,主要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四门密切相关的生物学主干课程的整合。国内各医学院校虽有探索,但基于国内外医学教育在生物学相关课程教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前学过较多的生物学课程,但国内医学生则从高中直接入学),故而目前在上述四门课程的整合上尚无一个成熟的模式。根据笔者前期调研掌握的国内医学院校的情况来看,中国医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对生物学学科相关课程整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两所学校均将《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三门课程的内容进行重组整合,还分别出版了专门的教材《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和《细胞的化学与生物学》[6-7]。此外,中国医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还尝试将《医学遗传学》与《组织胚胎学》两门课程进行整合[8]。通过调研和梳理,笔者发现,上述国内医学院校的生物学相关课程整合中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医学遗传学》的相关内容在课程整合中没有与相关生物课程进行较好的融合。众所周知,《医学遗传学》在早期发展阶段,与胚胎发育研究密切相关,但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其整体内容已迥异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和胚胎发育研究,反而与《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医学遗传学》更应该与《生物化学》等生物学主干课程进行系统、合理的整合;而《组织胚胎学》则适合以器官系统为主线,与其他医学类课程进行整合。然而,对包括《医学遗传学》在内的这四门密切相关的生物学主干课程进行系统整合的做法尚未见报道,很有必要进行尝试和探索[6-9]。
2分子与细胞整合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
2.1整合思路与教学内容
2012年初,作为我校启动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重大教学体系改革的一部分,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分子和细胞为主线,将传统以学科设置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四门课程进行有机精简整合,形成了一门新的整合课程《分子与细胞》[10-12]。如表1所示,整合后的新课程的教学内容包含“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等八个层层递进的知识模块,按照由“动”至“静”,由“分子”至“细胞”,由“简单”至“综合”的原理进行设置。整合后的内容更为合理,更符合学习认知规律。结合教学实施,全部教学内容又分为两大部分,依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教学。第一阶段,即《分子与细胞I》,为基础阶段:主要讲解分子与细胞相关的基础知识,该部分内容是将原有四门课程的核心基本知识进行重新精简整合为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物质代谢及调控、遗传信息传递及调控和细胞的运行机制五个密切关联并层层递进的模块。本阶段的主要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分子与细胞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能够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理解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并尝试初步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理解相关的医学问题。实验教学方面,主要设置基本实验,包括双缩脲法测定血清蛋白质含量、血清蛋白的醋酸纤维薄膜电泳、胰酶对蛋白质的消化和影响酶作用的因素、丙二酸对琥珀酸脱氢酶的竞争性抑制作用、血糖浓度的测定、转氨基作用(纸层析)、转氨酶活性的测定、DNA/RNA的原位显示及细胞膜通透性观察、线粒体活体染色及细胞器的观察、酸性蛋白/碱性蛋白及过氧化物酶的原位显示共计10个实验项目,以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和思维能力。第二阶段,即《分子与细胞II》,为提升阶段,主要将原有四门课程中的前沿进展性内容、医学相关内容如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干细胞、细胞工程、医学遗传学等内容进行整合,分为分子与细胞操作专题、医学遗传学专题和专题综合讨论三部分。本阶段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重要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及其应用、分子医学研究前沿与进展,并重点培养学生初步具备运用分子与细胞相关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医学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验教学方面,包括人类皮肤纹理的观察与分析、人类染色体非显带核型分析和人类染色体G显带核型分析三个经典验证实验,另外设置一个基因克隆综合大实验,以培养学生综合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与原有的四门课程相比,新的整合课程重点解决了如下四个问题。首先,该整合课程很好地解决了前述的《医学遗传学》与其他三门生物学课程的系统整合问题。其次,该整合课程很好地解决和避免了原有四门课程中一些教学内容重复讲授的问题,如细胞信号转导、遗传信息传递与调控、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等,新整合课程教学学时数也比原四门课程总学时数减少了12个学时。再次,该整合课程将原有四门课程中一些密切相关交叉内容进行有机融合,以专题形式讲授。譬如,将原《医学遗传学》中的“肿瘤遗传”、原《分子生物学》中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细胞生物学》中的“细胞周期与肿瘤”等内容进行整合,合并为分子肿瘤学专题讨论式教学;还将原《医学遗传学》中的“生化遗传病”与原《生物化学》中的代谢病、分子病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合并为分子与疾病专题讨论式教学。最后,该课程整合是在分子与细胞层次上,与所在单位的在器官系统层次上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课程整合紧密配合,实现了整个医学院校生物医学课程的系统整合。譬如,将原有《生物化学》课程中的“肝的生物化学”和“血液生物化学”章节分别调整入后续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中的“消化系统”和“血液系统”教学单元。针对上述整合后的教学内容,教学团队编写了教学大纲和一个简明的教学讲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主要以自编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讲义开展教学和学习,同时辅助参考整合前的三本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10-12]。
2.2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模式上,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除了采用常用的多媒体教学、网络辅助教学等教学方法与手段外,我们重点采用小组讨论式教学。在小组讨论式教学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确保每20个学时进行一次小组讨论式教学。具体实施方案为:首先,教师提前根据教学内容设计病例讨论(如糖尿病病例、镰刀状红细胞贫血病例)或相关生物医学讨论主题与问题(如蛋白质分子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基因突变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影响等),将全班(35~40人)随机分为5~8组(每组5~8人),布置讨论任务;然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查找资料,相互讨论分析,最后形成书面报告,并以PPT形式口头汇报,口头汇报时各组之间相互提问讨论;最后,教师根据小组书面报告、口头汇报和讨论参与度等对学生打分,组内学生也根据贡献、参与度等互相打分。与传统的教师灌输式讲授教学相比,小组讨论式教学可显著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使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式学习”,也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合作交流沟通、查阅资料、口头表达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医学问题的能力。
2.3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
改变单一的期末集中一次性终结考试的方法,采取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加强全程性考核,将课程考核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知识、素质和能力协调发展的原则,引导学生从以知识学习为主向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方向转变,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实施中,考核分为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部分,总分为100分,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各占50%。综合考虑形成性评价指标的合理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经过多次修改调整后的评价方案参见表2。
2.4教学团队与管理
在生物学一级学科层次上跨科室组建的教学团队,主要由来自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教研室的资深和年轻优秀教师组成,实行多学科跨科室联组教学。团队管理采用课程负责人制,同时设立教学秘书,协助处理教学相关具体事务。在每学期开学前、期中和期末,均组织一次集体备课和教学讨论会,通过集体备课讨论的方式,对授课方案、授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期末考核具体方案、学期教学经验总结等方面进行讨论总结,从而保证教学质量。
3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
篇2
1.130个InDel位点在河南汉族人群中的检测结果30个InDel位点检测片段长度在70~205bp,其扩增片段长度为76~158bp。检测到的峰形清晰且平衡性好。在293例河南汉族人群中HLD111的基因型1/1观察数为3例、HLD118的基因型0/0观察数为1例、HLD99的基因型0/0观察数为5例、HLD81的基因型0/0观察数为8例、HLD39的基因型1/1观察数为6例。等位基因分型标准物见图1,30个InDel位点的基本信息和在河南汉族人群中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1.2群体遗传学参数经Bonferroni校正,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检验结果显示,30个InDel位点在河南汉族人群中均达到遗传平衡(P>0.05)。连锁不平衡分析结果显示,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InDel位点互不连锁。河南汉族人群30个InDel位点的群体遗传学参数见表2。所检测的30个InDel位点的平均H为0.4107,平均DP为0.5504,平均PIC为0.3212,平均PEduo为0.0906,平均PEtrio为0.1606。累积个体识别率(CDP)为0.999999999981143,二联体累积非父排除率为0.943572008541687,三联体累积非父排除率为0.994899357231589。
2讨论
InDel作为新一代的法医遗传标记,兼具STR与SNP遗传标记的优点,日益受到法医学界的关注。由于单个InDel位点提供的信息有限,难以满足法医学检验鉴定要求,所以多个InDel位点的联合使用,可以提高单次检测的信息量和系统效能。本研究所使用的Investigator誖DIPplex试剂盒包含30个独立的常染色体InDel[4],分布在19条常染色体上,扩增片段在76~158bp。由表1~2可见,该试剂盒略低于国内InDel_typer30[5]的系统效能(CDP、CPE)和法医学参数,也低于文献[6]的CPE。本研究的HLD111、HLD118、HLD99、HLD64、HLD81、HLD39位点多态性不高,其最小等位基因频率(minorallelefrequency,MAF)均小于0.2,应用于法医遗传学检验的价值有限。以上结果的差异,可能原因有:(1)人种不同,文献[6]基于德国人群,而本研究则来源于中国河南汉族人群;(2)位点的选择不同,文献[5]中InDel_typer30位点针对中国人群的多态性而设计;(3)抽样误差,本研究样本数为293例,加大样本量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结论。
篇3
关键词:传统文论;目的;平等;理论资源;传统文化
《中国的文学理论》是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著作。不同于中国学界一般按照历史分期来梳理中国传统文论发展流变过程的写法,刘若愚先生另辟蹊径,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把相关要素分为作品、艺术家、宇宙、观众的基础上,从文学本论的层次上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分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和实用的理论六部分。“这种做法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方法,将零散的评论作综合,排除表面上的杂乱无章,与西方文论更有可比性。”本文不打算就此书所取得的成就与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行赘述,而是要对刘先生在导论中提出的写本书的三个目的做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论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有别于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独特存在。但其材料分散在各个朝代的文学、哲学、史学作品甚至朋友书信、史传碑志中,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传统文论资料的杂糅性、分散性;同时中国人直观感悟与直觉体验的思维习惯也赋予了古代文论含蓄精炼、模糊多义的特点。这些特点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学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发现与研究。甚至,在“研究目的”这一基本问题上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明确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何在,是进行中国文学理论一切研究的基础。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提出“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当下的价值。
刘若愚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导论”中写到,“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第二个目的“是为学习中国文学和批评的人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念较之目前更为充分的融合,铺出一条道路。”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出,刘若愚写这本书不仅是为了中国读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使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批评观念的融合。四十多年过去了,刘先生当年提出的三个目的是否已经实现,这恐怕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参考刘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我认椋建立中国的而文学理论,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目的:
一、使中国传统文论摆脱“失语”状态,平等地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
“失语症”是中国学者曹顺庆及其弟子提出并使之发展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论不是照搬俄苏文论,就是被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所淹没,而偏偏没有自己的理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的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这样一个文论哑巴当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文论界提出自己的观点、占据一席之地的。曹先生的呼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尴尬处境,给中国学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让我们更理智地看待、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与印度文学理论、欧美文学理论相比,不但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而且“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的思维方法、认识方式、表达方式,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命题和范畴体系,是具有强烈民族个性和特色的文学理论。”由此可见,发现、整理、建立有效且独特的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因为越来越全球化的语境要求世界各国彻底消除闭塞的、狭隘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全面的交流和互补。中国若不有效利用自己特有的文论资源,又拿什么去和别国进行对话呢?即使引用、借鉴再多的“舶来品”,也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他者的声音淹没,失掉自我立足的根基。这种悲哀的结果是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并与他们进行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
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
由于历史、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由泛政治化批评到泛文化批评的阶段,而唯独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偏离了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
从“五四”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以“启蒙”“救亡”“反封”等词语为关键词,文学批评成了众位仁人志士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工具,现实主义是其主题曲,更可悲的是,“不是批评家选择了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选择了批评家,而现实主义又成为社会政治的首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包括审美主义等,由于它们与现代性整体宏大叙事格格不入,自然也就纷纷落选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批评结束了泛政治化之后又走向了泛文化化的道路:出于对前一阶段批评主流的逆反心理与另辟蹊径的考虑,批评家们开始在广泛的世界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中批评文学,试图从哲学的、美学的、伦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来发现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热”。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政治历史环境有关,与俄苏文论、西方文论的冲击有关,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独有的丰富的文论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而零散的、经验式的古代文论是完全不同于其它文论的一套话语模式,它蕴藉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对其进行创造性地阐释和生发,再运用到现代文学批评中,是不是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情感体验?是不是比所谓“舶来品”运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有活力和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建立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寻找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支撑的必经之路。
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论毕竟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话语表征形态,她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文化根性的符号象征。”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丰厚土壤中孕育产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几乎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从作者所在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及身世经历着手来“评头论足”,强调文学在社会政治与人格修养中的作用;注重文学创作和阅读中心灵的虚静,关注作品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这又是道家文化的虚静观的体现;再者,中国古代文化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境界”“灵感”等词语,本身就是佛家用语。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几乎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全面和透彻的了解,使传统文化的价值更全面、更彻底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许是这项工作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意义。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现,研究专著、文章及学术会议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模糊之处得到澄清。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危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时俱进地建立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体系将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章颜.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论旅行”――以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为例[J].文艺争鸣,2012(9).
[2]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M].田守趄、饶暑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6,8.
[3]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02).
[4]蒋述卓.传承与延续:叩问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J].学术月刊,2006(06).
[5]景国劲.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象的反思[J].文艺研究,2002(04).
[6]李艳丰,段吉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目的、内涵、策略与意义[J].美育学刊,2014(03).
篇4
1.1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伴随社会发展和疫苗的普遍接种,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染病教学应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山东省近年来的疾病谱演变及滨州医学院教学大纲安排,教研室只对原有授课内容重新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剔除已经得到良好控制的疾病如脊髓灰质炎、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等;重点是经典的和多发、新发传染病,如病毒性肝炎、肾综合征出血热、细菌性痢疾、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将结核病、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编入教材。根据传染病的特点,按照疾病之间的共性特征整合教学内容,组织编写教材,尽可能保证课程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典型性,注重分析疾病的临床诊疗思路的培养。以典型临床表现为线索进行专题教学,结合案例,将疾病教学串联起来,既不破坏疾病特点的独立性,又增强了不同疾病及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例如将发热作为重要专题,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传染病列为一个专题,其中包括伤寒、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流感等,同时鉴别诊断内容涵盖呼吸内科(肺炎、肺结核)、儿科(手足口病、脑炎)等相关疾病,另外还有肝病专题,包括病毒性肝炎,将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炎、感染中毒性肝炎、肝癌、肝硬化等纳入鉴别诊断中。从多角度、多系统、多学科讨论临床表现、诊疗方法和预防策略。根据教材内容及当年传染病流行情况,通过讨论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对于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及时插入到教学内容中,如2003年的SARS,2009年的手足口病及甲型H1N1流感。可以做到授课内容新颖多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提高学生应对突发、新发传染病的能力。传统课程中症状教学与疾病教学相对独立,在疾病教学过程中不同疾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特别是不同学科的疾病。临床思维过程是从患者的临床表现开始,随后展开临床诊断依据和鉴别诊断,再通过进一步检查逐步排除某些疾病。将传染病学科置于感染性疾病的大背景下,符合医学发展与疾病变迁的需要。
1.2加强交叉学科融合
从传染病教学相关学科方面看,传染病相关疾病涉及到肿瘤科、妇科、内科、介入、放疗科及外科等,这些病人的数量要超过大部分传染病医院住院人数的1/3,甚至1/2。传染病学与相关临床课程(儿科学、皮肤性病学、呼吸内科及消化内科)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能够系统地讲授感染性疾病的系统知识及各类新成果、新发传染病,避免交叉学科之间讲授内容的重复。如麻疹,在儿科及皮肤科都有内容,但临床实际中儿科和皮肤科门诊均有患者,而更多患者入住感染性疾病科。努力将各个相关学科优化整合,加强学科间横向和纵向的联系,突出感染性疾病特色,使学生对相关医学知识体系有一个明晰的、逻辑的认识。将临床具有感染性的疾病有机联系起来进行专题讲座式教学,同时结合传染病学的特点,将案例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临床诊疗思维教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引导学生在思维模式上转换到以症状鉴别为主线的医生角色中来,有利于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整合医学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能力。
1.3推进考试命题改革考核内容和方式
篇5
关键词:工艺美术;工艺美学;工艺文化
中图分类号:J504
文献标识码:A
工艺美学是建立在工艺学和美学的基础上,探讨工艺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工艺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在这些生活日用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产生了朦胧的工艺美学思想。在工艺美术的学科领域里,应当开展对于美学的研究,可称之为“工艺美学”。工艺美学研究工艺美和生活美的关系,研究工艺美的法则和规律,研究工艺美术的造型美、色彩美、装饰美,以及材料美、结构美,研究社会发展的新工艺美等。
保存和发扬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尤其是承载着衣食住行的工艺造物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存在的“根”和“脉”。因此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工艺造物文化和美学思想,是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中国工艺美术及造物文化的悠久、发达、辉煌、丰厚,无与伦比、举世公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未能形成独立、系统的理论学科。但是没有系统整理不能误解为没有系统的工艺美学思想存在。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传统工艺美学已经初步形成了思想体系和理论形态。
一、工艺美学思想的发展
工艺美术至所以重要,是由于工艺美术的特性所决定的。不同种类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认识现实、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法,也具有不同的艺术作用和社会职能。工艺美术不同于绘画,由于它受实用性的制约,以及制作条件的限制,所以它往往不以直接描写具体事件为艺术手段,而是通过人们的精神世界,即通过人们的爱好、情趣、风尚等去把握现实,反映生活。这一点,它和音乐有某些共同之处。音乐也主要是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不过音乐是以听觉的感受为基础的时间艺术,而工艺美术则是可视的空间艺术。工艺美术和建筑则是极为接近,就两者的性质来说,只有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差别。工艺美术总是注重于现实中美的事物或事物的美的方面,予以肯定、歌颂、充实,或是使不美的变为美,而很少去表现批判。总之,是为了创造工艺美。
从理论上讲,艺术的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三个方面,它们是统一的,也是互相联系的。但不同种类的艺术,根据它们的性质和用途,这三个方面又往往各有侧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作用占有首要的地位,比之其它艺术是更为重要得多。工艺美术主要是通过审美作用而达到认识和教育作用的。因此,审美作用决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思想、意志等交溶在一起。人们的审美观,关系到对社会事物的态度和看法,也关系到对社会的实践行为。崇高进步的社会活动,不仅会引起道德上的颂扬,同时也会产生审美的赞赏。真善美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曾说:“艺术,也是趣味。艺术家一切的制作,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是对于房屋、家具……人类灵魂的微笑,是渗入一切供人使用的物品中的感情和思想的魔力。”工艺美术,也正是从审美的角度,去创造“人类灵魂的微笑”,又是用审美的手段,以发挥其对于“情感和思想的魔力”。它运用审美手段去表现生活,又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其社会职能。它是为了创造工艺美,并用工艺美服务于生活。
我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制作精美,在世界工艺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显然,古代和民间许多优秀的工艺品,是劳动者运用了工艺美学法则进行创造的。例如:原始社会的彩陶工艺,在装饰纹样上虚实的变化,黑白的交替,曲直的对比,都构成了音乐般的节奏和韵律。它运用双关的图案组织所产生的复杂的结构变化,注意从正视和侧视都能体现的完美的艺术效果,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庄重的造型,对称的装饰,具有神秘和威严感的饕餮纹,从工艺美学上成功实现了当时奴隶社会对于工艺美术的社会要求。西汉,是漆器工艺史上的发展和繁荣时期。装饰纹样的题材内容丰富,并采用线描、针刻、錾金、镶嵌等多种新技艺,使线条曲折萦回,流畅不滞,图案瑰丽。宋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与其说是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还不如说,在造型和釉色等美学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明式家具给我们创造出典雅优美的工艺形象。一点一线,赋予了很强的艺术表现力,给我们以美的享受,成为我们学习古代家具的典范。
在我国古代的工艺美学思想里,十分重视不同工艺种类的特性,从而以发挥各自的特点,以创造工艺美。材料是体现工艺美的物质条件,所以在古代许多有关工艺的著作中,把注意材料的性能和运用,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即所谓“工以理材为难”。所谓理材,就是利用材料和改造材料。各种不同种类的工艺,由于材料性能的不同,因而需要运用不同的理材过程,以体现工艺美的效果。陶瓷、染织、金工和木工、玉工、石工就各有区别。陶瓷和釉料和胎土,印染的配色,金工的合金,往往因为经过物理的或化学的处理,而产生与原材料完全不同的新的艺术效果。
我国春秋末年的《考工记》是世界上最早的工艺学理论文献之一。它提出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朴素的工艺观,至今仍可作为工艺制作的基本法则。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蕴含有丰富的工艺美学思想,明代黄大成的《髹饰录》,系统阐述漆艺的基本原理,制定“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三法则和“二戒”、“四失”、“三病”的工艺制作原则,已经接触到工艺美学的有关内容。虽然工艺美学思想的产生很早,但都是零散的,未能上升到理论的形态。工艺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后半叶英国威廉・莫里斯和“艺术与工艺运动兴起”之后,在我国则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人研究。工艺美学以研究如何按照美的规律从事工艺美的创造以及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其具体内容是:工艺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工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工艺创造的形式美的法则;工艺的创造规律和应具有的美学品格;工艺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工艺的发展历程和工艺观念、流派、风格的兴替嬗变过程;鉴赏工艺的心理机制、过程、特点、意义、方法等。
在工艺美学要求上,许多工艺论著大多强调一个“宜”字。例如:陶瓷的“各随其宜”,刺绣的“因其所宜”,(《绣谱》),园林布置的“精在体宜”(《园冶》),等等。所谓宜,就是和谐,就是适应,就是合理,这可以说也是工艺美的一种高度的境界。
古代的工艺美学观,对于工艺制作,注重“致用”,主张 “利人”。所谓“百工者以致用为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用第一性,正是科学地反映了工艺的本质。墨子提出“利人谓之巧,不利人谓之拙”,是以利人作为巧拙的审美标准。明代《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主张“贵五谷而贱金玉”。都是出于同一的观点。这些观点显得十分可贵。中国古代的设计思想、技术思想是和古代的哲学思想融汇一体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道与器、物与欲、文与质、技与艺、用与美等工艺美学基本范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或取譬引类,或直言阐述,连篇累牍,史不绝书。
工艺及工业历史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之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工艺美学比传统美学更接近哲学。建立在实用理性、经验直觉、意象思维方式和讲究“经世致用”的传统哲学如《易・系辞》,更接近于广义的“营造学”。如果说《考工记》为传统工艺美学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论,那么《易・系辞》为传统工艺学提供了基本范畴和方法论。两者构成了传统工艺文化的理论基石。
我国古代的工艺美学思想,尽管只是些零散的,但内容却是很丰富的。上面提到的一些,也只能是工艺界产生的形形的工艺思潮,对于我们都有正面或反面的参考作用。
在工艺美学领域里,外国还有不少关于形式法则的研究,其中包括实验美学的探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形式主义而被拒之门外。例如:著名的“黄金分割律”,以及由此引伸的关于矩形、涡线、级数、律的研究;方形、圆形、三角形等三原形的研究,以及“桑齐原型”的组合,以三原形组成九个基本形,经过两个、三个、四个互相交替结合,而可获得几千个不同形体的成型;与此类似的“玛台尔型体”的组合,以方形为基础,运用曲线和直线两种线型组合的多种形体变化。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欧普美术”,或称光效应美术,利用几何线形所产生的视幻觉的种种变化,等等。都是可以启发和开拓我们对于造型和装饰的设计意象的。
工艺美源于生活美,生活是工艺美的源泉。工艺美离开了现实生活,就会失去艺术生命力。一切古代的或外国的资料,都只能是我们的借鉴。历史在前进,生活在发展,工艺美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革新,不断提高,不断丰富。例如: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又给我们提供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工艺形象资料,开拓了工艺美的更新的领域。
美是可知的,也是具体的。美不在幻想的太空,而是在现实的土地上。一句话,美并不神秘。人们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掌握,经常包含着审美因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着自己的美学观点,对于自己的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都有自己的美学要求。人们用自己的美学观,评价和对待自己周围的事物。
美学不应只是研究艺术美的科学,也应该研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更为广阔的审美关系。美学应当从学院派的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努力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使成为生活的美学,大众的美学,使人们感到生动、亲切。这一点,工艺美学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任。有些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往往把工艺美术排于艺术之外,也把工艺美排于美学之外,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生活需要的。
工艺美能够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性质,体现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和美的创造智慧,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所以,工艺美不仅能使人们在美的陶冶中,提高审美趣味,加强美学修养,也能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建树优良的道德品质。它是塑造新的精神风貌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工艺文化的传承
传统工艺文化有自己独特造型理念、创造心态、视觉模式和构形规律。从形象发生学范畴讲求意、象、形三分,而不像西方“就形论形”或追求所谓科学的视象(如透视、光影等)。反映了中国造型哲学和艺术思维的独特性。首先形、象对举而有别:“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形是视而得之的客观形貌,偏重于客观性、空间性、静止性的一面;象是“心眼”观察思考得来的形象,与形的实体性相比,具有空灵性、意想性、象征性的明显特征,是对有形之物的超越。以象形取意、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突出“意”的主导地位,树立了“意象”和“意匠”的核心概念,奠定了传统艺术注重心理意象创造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美学偏向伦理或社会美学的价值取向。制器的社会象征意义或祈福、纳吉等观念意蕴的表达,成为传统工艺美学显著的构形意识。
工艺文化是工艺造物活动及其物质、精神成果文化内涵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工艺文化观念、工艺历史衍变、工艺显型式样、工艺文化符号诸方面的复合整体。工艺美学思想体系是以工艺的立美、审美为主干,以工艺造物论、工艺形象论、工艺鉴赏论为网络,融汇设计思想、技术思想、美学思想和传统文化思想为一体,广泛涉及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建制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由历史衍生、选择、建构和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而传统工艺造物文化基本范畴,就是这一理论大厦的基石。所谓工艺美术优秀传统,不是指保留至今的大量古代工艺美术珍品,也不是传统图案或某种风格式样,而是传统工艺文化一种内在的思想定势和定向发展的内趋力,其核心就是传承沿续不断发展的工艺美学思想。它的丰富内容和理论指导价值,正是传统工艺文化的精华所在。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工艺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艺造物样式。传统工艺美术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主要体现出:
1、和谐性。传统艺术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主张“和”与“宜”。对“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工艺美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
2、象征性。工艺思想历来重视造物在伦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它强调物用的感官愉快与审美的情感满足的联系,而且同时要求这种联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受制于强烈的伦理意识,传统工艺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
3、灵动性。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的统一,要求“得心应手”,“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使主体人的生命性灵在造物上获得充分的体现。传统工艺造物一直在造型和装饰上保持着s形的结构范式。这种结构范式富有生命的韵律和循环不息的运动感,使工艺造物在规范严整中又显变化活跃、疏朗空灵。
4、天趣性。中国工艺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张“理材”、“因材施艺”,要求“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分利用或显露材料的天生丽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中国工艺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
5、工巧性。对工艺加工技术的讲求和重视是工艺美术的一贯传统。丰富的造物实践使工匠注意到工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并有意识地在两种不同的趣味指向上追求工巧的审美理想境界,刻意雕琢之迹的浑然天成之工巧性和尽情微穷奇绝之雕镂画绘的工巧性。
篇6
民歌历史悠久,具有形态特殊、曲调优美以及内容丰富等众多特点,是各个民族不可获缺的珍贵财富,它可以表现爱情、体现生活、戏说故事,拥有丰富的题材,但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使得更多的艺术形态相继而出,因此为了加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必须不断更新声乐教学模式,这也使得传统民歌的生存空间发生了转变,民歌不仅仅局限于民间,也不仅仅局限于口头相传,而是融入到了课堂教学中。因为随着社会环境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汉语普通话的推行和流行文化的冲击,原生态民歌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不仅让一些传统民歌失去了演唱环境,也让一些民歌的功能丧失,进而导致附着在这些功能上的文化随之出现萎缩,这使得民歌生存和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此需要加强对民歌艺术发展、传承途径和空间进行探索,而教学课堂则可以成为其传承空间之一。因为在课堂空间中,可以通过声乐教师的传授和学习者的学习来对其进行主动传承,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原生文化空间的各个方面,但是在经过完善和系统教育的促进下,也能使其具有较为突出的新优势,进而实现民歌的传承和传播。
二、课堂教学延续民歌艺术文化
在民歌中,不仅仅包含着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历史以及精神风貌等记忆,同时也包含着民歌艺术的特有信息,因此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还是音乐创作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民歌具有独特的调式和特色音,但是在我国的音乐教学和演奏领域中,基本都使用十二平均律的律制,音乐作品中也是以西洋大小调式记谱整理为主,而且在民族记谱中还会有“”“”符号出现在音符旁边,表示在演唱中该音应该音高偏高或偏低,这样才能与作品的要求相符。但是在当前很多音乐作品中这样的标准符号却被替代为倚音,这是对民歌本身音调特色的曲解。民歌的体裁主要是对其作品内在形式方面的特征进行过多的考虑,也就是基本表现方法的当面的差异,在汉族民歌中,主要分为小调、山歌和号子。因为其体裁不同,民歌音乐的表现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其特点都是由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思想以及地域环境共同影响而形成的,其风格的形成也受地域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作为地方文化的结晶,民歌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方言烙印,甚至是对民歌身份加以表明的符号。因此在进行声乐教学和演唱的时候,首先要求对民歌所述民族和地域信息进行辨识,其次再进行所涉及特性方言字词的表明,这样才能更容易地将方言的韵律与音乐旋律紧密配合在一起,使得演唱与本土的演唱效果更为接近。而且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声乐的标准要以大众审美和接受度为准,但是教师水平和教学的不同,以及学生条件的不同,使得声乐演唱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有针对性的运用方言进行演唱,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民族的独特性加以体现,进而展现出民歌的特点。而且在教学中,将民族代表的地域、人文和语言等信息融入到教学中,帮助学习者更专业、更全面恰当的诠释民歌作品。而且声乐教育配备有专业的师资资源以及完善的课程设置方案,个别课程还能更集中的对民歌艺术进行教学,在这样传承的环境氛围中,学习者能够在教师的带领下,完成民歌演唱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同时对特定原生态民歌的艺术特质进行系统、专业的了解并形成深刻认识,进而实现民歌的学与唱,这样不仅仅是对民歌艺术的传承,也是让学习者的情感更加丰富,扩展其视野,并体验到民歌的多元价值。
三、结语
篇7
论文关键词:遗传算法
1 引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物种总是向着更适应自然界的方向进化的规律。可见,生物进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优化过程,在计算科学上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在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生物进化过程不仅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实现,而且还可以模拟进化过程,创立新的优化计算方法,并应用到复杂工程领域之中,这就是遗传算法等一类进化计算方法的思想源泉。
2 遗传算法概述
遗传算法是将生物学中的遗传进化原理和随[1]优化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随机性的全局优算法。遗传算法不但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功能和求解问题的能力,还具有简单通用、鲁棒性强、适于并行处理等特点数学建模论文,是一种较好的全局优化搜索算法。在遗传算法的应用中,由于编码方式和遗传算子的不同,构成了各种不同的遗传算法。但这些遗传算法都有共同的特点,即通过对生物遗传和进化过程中选择、交叉、变异机理的模仿,来完成对问题最优解的自适应搜索过程。基于这个共同点,Holland的遗传算法常被称为简单遗传算法(简记SGA),简单遗传算法只使用选择算子、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这三种基本遗传算子,其遗传进化操作过程简单,容易理解,是其他一些遗传算法的雏形和基础,这种改进的或变形的遗传算法,都是以其为基础[1]。
2.1遗传算法几个基本概念
个体(IndividualString):个体是遗传算法中用来模拟生物染色体的一定数目的二进制串,该二进制串用来表示优化问题的满意解。
种群(population):包含一组个体的群体,是问题解的集合。
基因模式(Sehemata):基因模式是指二进制位串表示的个体中,某一个或某些位置上具有相似性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也称模式。
适应度(Fitness):适应度是以数值方式来描述个体优劣程度的指标,由评价函数F计算得到。F作为求解问题的目标函数,求解的目标就是该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遗传算子(genetic operator):产生新个体的操作,常用的遗传算子有选择、交叉和变异。
选择(Reproduetion):选择算子是指在上一代群体中按照某些指标挑选出的,参与繁殖下一代群体的一定数量的个体的一种机制龙源期刊。个体在下一代种群中出现的可能性由个体的适应度决定,适应度越高的个体,产生后代的概率就越高。
交叉(erossover):交叉是指对选择后的父代个体进行基因模式的重组而产生后代个体的繁殖机制。在个体繁殖过程中,交叉能引起基因模式的重组,从而有可能产生含优良性能的基因模式的个体。交叉可以发生在染色体的一段基因串或者多段基因串。交叉概率(Pc)决定两个个体进行交叉操作的可能性数学建模论文,交叉概率太小时难以向前搜索,太大则容易破坏高适应度的个体结构,一般Pc取0.25~0.75
变异(Mutation):变异是指模拟生物在自然的遗传环境中由于某种偶然因素引起的基因模式突变的个体繁殖方式。在变异算子中,常以一定的变异概率(Pm)在群体中选取个体,随机选择个体的二进制串中的某些位进行由概率控制的变换(0与1互换)从而产生新的个体[2]。如果变异概率太小,就难以产生新的基因结构,太大又会使遗传算法成了单纯的随机搜索,一般取Pm=0.1~0.2。在遗传算法中,变异算子增加了群体中基因模式的多样性,从而增加了群体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作用,避免早熟现象的出现。
2.2基本遗传算法的算法描述
用P(t)代表第t代种群,下面给出基本遗传算法的程序伪代码描述:
基本操作:
InitPop()
操作结果:产生初始种群,初始化种群中的个体,包括生成个体的染色体值、计算适应度、计算对象值。
Selection()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
操作结果:对当前种群进行交叉操作。
Crossover()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
操作结果:对当前种群进行交叉操作。
Mutation()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
对当前种群进行变异操作。
PerformEvolution()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且当前种群不是第一代种群。
操作结果:如果当前种群的最优个体优于上一代的最优本,则将其赋值给bestindi,否则不进行任何操作。
Output()
初始条件:当前种群是最后一代种群。
操作结果:输出bestindi的表现型以及对象值。
3 遗传算法的缺点及改进
遗传算法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个原因是出现早熟往往是由于种群中出现了某些超级个体,随着模拟生物演化过程的进行,这些个体的基因物质很快占据种群的统治地位,导致种群中由于缺乏新鲜的基因物质而不能找到全局最优值;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遗传算法中选择及杂交变异等算子的作用,使得一些优秀的基因片段过早丢失,从而限制了搜索范围,使得搜索只能在局部范围内找到最优值,而不能得到满意的全局最优值[3]。为提高遗传算法的搜索效率并保证得到问题的最优解,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简单遗传算法进行改进。
3.1编码方案
因实数编码方案比二进制编码策略具有精度高、搜索范围大、表达自然直观等优点数学建模论文,并能够克服二进制编码自身特点所带来的不易求解高精度问题、不便于反应所求问题的特定知识等缺陷,所以确定实数编码方案替代SGA中采用二进制编码方案[4]。
3.2 适应度函数
采用基于顺序的适应度函数,基于顺序的适应度函数最大的优点是个体被选择的概率与目标函数的具体值无关,仅与顺序有关[5]。构造方法是先将种群中所有个体按目标函数值的好坏进行排序,设参数β∈(0,1),基于顺序的适应度函数为:
(1)
3.3 选择交叉和变异
在遗传算法中,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的选取是影响算法行为和性能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算法的收敛性。在SGA中,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能够随适应度自动调整,在保持群体多样性的同时保证了遗传算法的收敛性。在自适应基本遗传算法中,pc和pm按如下公式进行自动调整:
(2)
(3)
式中:fmax为群体中最大的适应度值;fave为每代群体的平均适应度值;f′为待交叉的两个个体中较大的适应度值;f为待变异个体的适应度值;此处,只要设定k1、k2、k3、k4为(0,1)之间的调整系数,Pc及Pm即可进行自适应调整。本文对标准的遗传算法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遗传算法对交叉概率采用与个体无关,变异概率与个体有关。交叉算子主要作用是产生新个体,实现了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从种群整体进化过程来看,交叉概率应该是一个稳定而逐渐变小,到最后趋于某一稳定值的过程;而从产生新个体的角度来看,所有个体在交叉操作上应该具有同等地位,即相同的概率,从而使GA在搜索空间具有各个方向的均匀性。对公式(2)和(3)进行分析表明,适应度与交叉率和变异率呈简单的线性映射关系。当适应度低于平均适应度时,说明该个体是性能不好的个体数学建模论文,对它就采用较大的交叉率和变异率;如果适应度高于平均适应度,说明该个体性能优良,对它就根据其适应度值取相应的交叉率和变异率龙源期刊。
当个体适应度值越接近最大适应度值时,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就越小;当等于最大适应度值时,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为零。这种调整方法对于群体处于进化的后期比较合适,这是因为在进化后期,群体中每个个体基本上表现出较优的性能,这时不宜对个体进行较大的变化以免破坏了个体的优良性能结构;但是这种基本遗传算法对于演化的初期却不利,使得进化过程略显缓慢[6]。因为在演化初期,群体中较优的个体几乎是处于一种不发生变化的状态,而此时的优良个体却不一定是全局最优的,这很容易导致演化趋向局部最优解。这容易使进化走向局部最优解的可能性增加。同时,由于对每个个体都要分别计算Pc和Pm,会影响程序的执行效率,不利于实现。
对自适应遗传算法进行改进,使群体中具有最大适应度值的个体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不为零,改进后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的计算公式如式(4)和(5)所示。这样,经过改进后就相应地提高了群体中性能优良个体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使它们不会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从而使得算法能够从局部最优解中跳出来获得全局最优解[7]。
(4)
(5)
其中:fmax为群体中最大的适应度值;fave为每代群体的平均适应度值;f′为待交叉的两个个体中较大的适应度值;f为待变异个体的适应度值;pc1为最大交叉概率;pm1为最大变异概率。
3.4 种群的进化与进化终止条件
将初始种群和产生的子代种群放在一起,形成新的种群,然后计算新的种群各个体的适应度,将适应度排在前面的m个个体保留,将适应度排在后面m个个体淘汰数学建模论文,这样种群便得到了进化[8]。每进化一次计算一下各个个体的目标函数值,当相邻两次进化平均目标函数之差小于等于某一给定精度ε时,即满足如下条件:
(6)
式中,为第t+1次进化后种群的平均目标函数值,为第t次进化后种群的平均目标函数值,此时,可终止进化。
3.5 重要参数的选择
GA的参数主要有群里规模n,交叉、变异概率等。由于这些参数对GA性能影响很大,因此参数设置的研究受到重视。对于交叉、变异概率的选择,传统选择方法是静态人工设置。现在有人提出动态参数设置方法,以减少人工选择参数的困难和盲目性。
4 结束语
遗传算法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遗传算法的并行性和全局搜索等特点,已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本文针对传统遗传算法的早熟收敛、得到的结果可能为非全局最优收敛解以及在进化后期搜索效率较低等缺点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遗传算法在全局收敛性和收敛速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得到了较好的优化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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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涛,王翰虎,张志明.遗传算法及改进[J].计算机科学,2007,34(8):94-96
篇8
曲亭马琴在《八犬传》序跋中,以及其他文章中所表述的劝惩主义文学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论点:
警世说
他将小说创作的目的放在“警己警人”上,尤其是首先放在警醒妇孺上。他认为稗史虽无益于事,但寓以劝惩,妇幼读之也无害,而稗史可看之处,也在于劝惩。所以他撰写《八犬传》,推因说果。其目的就是警醒妇孺,去恶扬善。他说:翁所作之小说,必以劝善惩恶为宗旨,以警醒蒙昧。(《八犬传》第9辑回外剩笔代跋)在马琴看来,劝惩是手段,达到“警人警己”的警世为目的。他的创作目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善美说
马琴的劝惩思想的核心是善,强调有善才有美,有善美则无丑恶。他承认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关系,最后通过因果报应来扬善弃恶,并且在《八犬传》中将这种观念具象化。比如,他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作为善的内容,八剑士是这八善的化身即表示这八善是男性的主要德目。他还以节义作为女性的主要德目。基于此,他的文学观之根本,首先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其次是强调善美与真的统一。他指出:其美有眉目之美,也有禀性之美。恶亦然,有相貌之丑恶,也有心术之丑恶。如此,容貌美丽而其禀性毒恶,只能谓之恶少年。容止丑而禀性美,可谓美少年。若禀性与容止皆善美,则是真正的美少年也。(《近世美少年录》[1899~1901)]他以容止和禀性两者之美的比较中,重禀性的美,重内在的美,而且以此作为区别美与丑的根本要素,并将美与善统一起来。作者以此来喻其文学论的中心,是重内容美,多于重形式美,而美的本质就是善。也就是强调从本质上说,文学与道德是统一的。
可以说,马琴将美与真看作是相反的观念,以为稗史的小说、戏曲是在失去了真的地方创造美,若小说戏曲建构在美的基础上,就不可能是真。因为按马琴的看法,美比真更能娱乐妇孺。因此他不以现实为目的,而将其构思的东西理想化,并且其理想化的方法是通过善恶因果关系来对现实和历史加以新的解释,并且用因果律来改编那些不适合其因果律的旧记史实加以理想化。也就是说,他企图在失去真的地方创造美,而美则存在于(娱乐)本位和善恶因果的联系中。
情爱有害说
马琴重视文学的功利目的,而忽枧文学的感情效果和审美作用,使感情受到道德的束缚,视情爱为邪,视情爱小说为有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德目的功能。可以说,其功利的目的说是其劝惩文学观的基点。因此他指责《源氏物语》说:紫家才女之《源氏物语》一书,虽是和文之规范,但有堕地狱之痛悔,乃有关玷污也。况后世诲浮艳之谈,于读者有害,作者应慎而慎之。由此饭台曲亭翁,尝耽于著书。每岁著小说,皆以劝惩为本。(《石言遗响》[1874)]同时又说:《源氏物语》太耽于恋而不谙劝惩。(中略)稗史传奇之些许可看处,即在于劝惩。劝惩失正,徒致诲导欲。故纵有善人不幸被恶人狠毒杀害,死后遗羞之事,事中亦应避免,因其有碍劝惩也。(《八犬传》第9辑33)
他在解释《诗经》和《水浒传》时,特别强调了孔子删改《诗经》,犹存诗,而未删尽,是欲留之以诫后世。《水浒传》写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等的心境一般,也是欲以之惩戒邪。所以他强调稗史小说之可读性,即在于劝惩,劝惩失正则徒致诲导欲。
戏作说
马琴将劝惩作为文学创作的第一义,只承认文学的“娱乐”的意义,而不承认文学本身的价值。所以他认为他戏墨是读书之余乐,不是他的真正的事业,而是赖以糊口之计和用以购买其所需要的书籍。他还认为文学创作并非是个好的技艺,劝其徒勿浪费光阴做此无益的游戏。
戏文成为近世小说新模式,包括假名草子和浮世草子等俗文学,与传统文学如和歌、和文等雅文学相对照。这种雅俗区别不仅由于作家的阶级身份如贵族阶级、武士阶级和町人阶级的不同,思想感情的不同,作品素材的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文学价值的认识不同。俗文喾强调“娱乐戏作”,具有教训娱乐的实用性。
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医学人才专业能力、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医学教育中,必须强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医学生培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我国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1.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爱、友善、诚信、守法、爱美”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优秀的精神成果,是进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医学人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学人才质量。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医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熏陶医学生,从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就当前医学教育工作来看,过重的强调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质,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难以满足医疗事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医疗服务事业的从事者,医学生人文素至关重要。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指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包括了医学人文精神修养,要求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要具备人文关怀意识。随着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从而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医学人才。
3.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
3.1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传统的医学教育理念中,对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够重视,偏重于专业技能的教育,从容使得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短板。现代社会里,对医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针对医学生的教育,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函理论、人文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医学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积极构建完善的人文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前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3.2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所谓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的一种合理认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特色以及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在文化环境下增强自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财富,能够只一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应当自觉树立文化意识,将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进行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落实于医学生培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
3.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建设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人文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而言,他们深受教师的行为举止的影响,教师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增强自身的人文素质;反之,教师人文素质差,就会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此,在医学生认为是指教育中,要加强教师的培养。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学习,让教师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医学精神,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医学人文素质。同时,要强化教师专业知识的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不断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服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3.4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环境十分重要,好的环境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为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想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重视环境的营造。针对校园环境,学校应当要突出医学特色,在建设校园文化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医学特色。在教学楼、科研楼、科学馆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来明明,如扁鹊楼、华佗路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充满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3.5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实践活动注重的是参与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医学教学实践活动中来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医学实践活动中提升人文素质。因此,学校应当集合人文素质教育要求,积极的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如邀请知名的教授、专业来校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素质进行专题讲座,通过讲座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素质的认识。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要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强自身的责任感,提升人文素养。
篇10
关键词:传统美学园林建筑艺术设计
建筑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是一部凝固的史诗。她积淀着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体现了各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由文人、画家、造园匠师们创造出来的自然山水式园林,追求天然之趣是我国造园艺术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园林里,不规则的平面中自然的山水是景观构图的主体,而形式各异的各类建筑却为观赏和营造文化品味而设,植物配合着山水自由布置,道路回环曲折,达到一种自然环境、审美情趣与美的理想水融的境界,既“可望可行”,又“可游可居”,富有自然山水情调的园林艺术空间。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能够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于世,其原因之一正是在于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美学思想。
一、传统美学对我国古典园林建筑发展的影响
建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存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瑰宝,但它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集中反映。儒家传统思想对封建时代的园林建筑立意产生了深远影响。园林建筑的物质外壳如亭、堂、馆、轩、斋等,更多的是充当一种在文化礼仪及习俗上与“天地”及“先祖”沟通交流的物质媒体。而台的雏形是“灵台”,主要功用是祭奠天地祖宗。园林中的宫殿,以“巨丽”为特点,讲求儒家“天人合一”所倡导的“顺天理,合天意”的礼制,强调中轴线意识及“天定”的尊卑等级秩序,反映的是惟我独尊的文化心理,适应了统治万民的政治需要。
从我国园林建筑的发展来看,早期的园林建于自然中,充满了求仙的神秘气氛。汉代后期造园逐步消失神秘气氛以大自然为师法对象。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文人士大夫为逃脱政治动乱,加上受到佛教、道家思想的影响,大都崇尚玄谈,寄情山水,他们在名山大川中求超脱、找寄托,自然山水成了他们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现实生活中亲切依存的体形环境,讴歌自然景物和诗文山水画开始出现。但是,人又不可能实现其游遍天下名山大川的理想,于是就在家庭园中布置山水花木,既可实现其山林简朴的生活理想,又可籍之获得神游宇宙的乐趣;既可以之寄托神仙境界,又可视其为超越尘俗清心养虑之所,私家园林应运而兴。唐宋时期文人墨客纷纷加入造园的行列,他们在设计中以诗画情趣入园,因画意而成景,园林与诗、画的结合更为紧密、精练,概括地再现了自然,并把自然美与建筑美相融合创造了一系列诗情画意的园林景观,园林建筑获得了成熟发展。
二、传统美学对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立意的影响
中国古典园林要在有限的地域内创造无穷的意境,显然不能照搬自然山水,而必须通过造园家对自然的理解,并加上主观创造才能达到目的,在造园活动时主要靠园林空间的创造来得以实现。
庄子在《逍遥游》中把万物生存的道落实到精神上,强调人要追求精神上的完全解放,并提出以“心斋”、“坐忘”来作为体验道的手段,这种功夫必须以“无欲、无知、无己”的修养而得虚静之心,并对事物作纯知觉的直感活动,同时以通天地之情的共感而求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庄子这一思想表现在造园上,就是不能照搬照抄自然山水,而是对大自然进行深人的观察和了解,并从中提炼出最高,最富感染力的艺术形象,用写意的方法创造出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意境,而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正是最好的概括;庄子的“游心”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创造影响极大,庄子认为要“以天地之心为心”,方可“欺契造化,与道同机”,才能不受现实的拘束,在切实认识客观事物后,经过主观的美的感情,选择缤冶,构成美的意象,从而“由无得一,由一得多,由多归于一”。在造园家看来,外在景物只不过是生情的媒介,而特别注意到景物的象征性和处理的含蓄性。因唯有象征性,物体以有限的形象而求无穷无尽的意义。唯其含蓄性,人的想象才能得以自由驰骋而获不尽的气韵。这时景物已不再是纯粹的线条,色彩,质感等的组合,而是在传统体验下给予人们以心理的暗示,造园时多以象征的手法,不论景物的名称、形状或布置均别有深意,以扩大人们的艺术联想力。于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有“一池水可为千项。一堆石乃表祟山九初”之说,从而以少胜多,产生无穷无尽的意境.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诗词匾联是达到启示,象征和意境的重要手法,早已与园林空间艺术融为一体。如网师园中的“月到风来亭”取唐代诗人韩愈“晚年将秋至,长风送月来”之句而得名,由于亭所建的位置最宜秋夜赏月,有“月到天心、风来水面”的情趣;而拙政园中的“与谁同坐轩”取宋代诗人苏轼“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找”之句而得名,借与清风明月同坐表达封建士大夫的清高,从而以一简单的扇面亭空间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三、传统美学对我国古典园林建筑布局的影响
从布局上来看,中国园林建筑大多呈现出严格对称的结构美和迂回曲折、趣味盎然的自然美两种形式,这两种建筑布局风格分别我国传统古典美学中儒家美学思想和道家美学思想的集中反映。
儒家讲中庸之道,注重万物的和谐,中正,均平,循环,建筑的布局喜欢用轴线引导和左右对称的方法求得整体的统一性。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园林宫区的格局,包括结构、位序、配置皆必须依礼而制,皇家园林中的宫殿建筑和私家园林中的住宅建筑,以及寺庙园林建筑在设计上多取方形或长方形,在南北纵轴线上安排主要建筑,在东西横轴线上安排次要建筑,以围墙和围廊构成封闭式整体,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这些是儒家的均衡对称美学思想在园林建筑中的反映。如皇家园林颐和园中的建筑“涵远堂”、“知春堂”、“澄爽斋”、“湛清轩”、“知春亭”等呈中轴线对称;私家园林中的苏州拙政园住宅部分位于山水园的南部,分成东西两部分,呈前宅后园的格局,住宅坐北面南,纵深四进,有平行的二路轴线,主轴线由隔河的影壁、船埠、大门、二门、轿厅、大厅和正房组成,侧路轴线安排了鸳鸯花篮厅、花厅、四面厅、楼厅、小庭园等,两路轴线之间以狭长的“避弄”隔开并连通。
道家主张返朴归真,无拘无束,任其自然,其建筑无论在情趣上或构图上都表现出曲折多变和自由活泼。受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在布局时采取了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基本原则,力图使人工美与自然美相互配合,相互增色,园林建筑多以轻巧活拨的造型,开敞流通的形式,与自然相谐调,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境地。园林建筑山水园部分遵循追摹自然的原则,返璞归真,呈现出不规则、不对称的布局。园林建筑布局上高低错落,如圆明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在造园的思路上巧用地形划分景区,在每个景区布置不同意境、趣味的景点,并使用对景、借景、隔景、透景等传统手法,形成各自的特色。环境空间构成上手法灵活多变,藏露旷奥、疏密得宜,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令人目不暇接,潇洒超脱,逸趣横生。追求天趣是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基本精神,把自然美与人工美高度结合起来,将艺术境界与现实的生活事例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把社会生活、自然环境、人的情趣和美的理想都水融在一起的,可居、可游、可观的现实的物质空间。
参考文献:
[1]杜汝俭,李恩山,刘官平.园林建筑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2]谢建明.论建筑的艺术意蕴[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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