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08: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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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

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篇2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篇3

【关键词】广告教育 广告学 本科课程 海峡两岸

课程是教学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托。课程设置决定性地影响着培养对象的定位,是教育质量和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

自1983年6月中国大陆设立广告学专业①至今,广告学教育课程体系在近30年的历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课程设置基本稳步的沿用,为我国广告业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少争议和问题,面临着不少挑战。台湾在1983年由辅仁大学设立了广告学专业②,两岸成立广告学专业的时间几乎同时,但背景不太相同,大陆正值改革开放,而台湾已经有了较多年的经济发展基础,所以两岸广告学专业的发展会有一定差异。

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高校广告学课程设置比较,从课程的整体规划、课程的分配比例、学界教育与业界实务的接轨、授课模式等方面对广告人才的培养问题展开讨论,期望通过比较,发现一些两岸的广告学课程设置优劣势,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

一、研究背景

1、大陆广告学本科办学模式基本情况

中国大陆开办广告学专业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的。1983年大陆最早的广告教育诞生在新闻传播系,其课程设置主要参考香港及海外等校的课程设置体系,在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具有其优势,从而一直沿续至今。中国大陆广告学专业总体是以新闻传播型为主导,以新闻传播学广告专业课程设置模式为基础进行发展。据2009年不完全统计,开办广告学专业的院校已发展到三百多所,如果包括民办的广告院校,至少在四百所左右③。目前已不仅在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开办广告学专业,也有商业财经院校、师范大学、影视学院、理工大学、民族大学、农业大学和艺术学院开办了这一专业,最终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办学模式即新闻传播型、商业经贸型和艺术设计型④。

本文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新闻传播学广告专业课程设置模式,在此基础上期望对其它办学模式以借鉴。

2、台湾广告学本科办学模式基本情况

我国台湾地区广告业的发展比内地早20多年,号称华人广告教育的“先行者”,其课程参考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lllinois)、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 )等校的课程设置体系⑤。其在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从时间上看中国台湾广告学教育的起步与大陆基本同步,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开办广告学专业也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的,但台湾有经济起步发展时间长的背景。早在1957年政治大学新闻系就开设了“广告学概论”⑥。同时,1964年由业界自动发起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广告研讨会在台北市金华街政大公企中心举行。台湾第一本有关广告学的教科书是王德馨1963年所著的《广告学》,这使得台湾广告教育发展跨上了新的台阶。1968年,台湾第一个广告科系开办,醒吾商专二年制“商业广告科”成立,并于四届后停办。1971年中华文化学院的“中华学术院”创建了“广告研究所”,并于第二年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台湾第一节电视广告研讨会”,于1975年出版了“广告学刊”的第一期。这些早期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先锋作用,为台湾广告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快了广告教育的发展步伐。1983年辅仁大学设立了广告学专业,这标志了台湾广告学教育的正式启程(与大陆成立广告学专业同在1983年,时间不相上下)。台湾的广告学教育也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发展有传播学院模式、管理学院模式、艺术学院模式,主要还是以新闻传播学广告学和商学院的商业经贸型广告学模式为主导和较为完善。

二、两岸广告学本科课程体系比较

本文的课程设置的研究对象样本主要以中国大陆南北方两所代表院校和台湾较早成立广告学专业的两所代表性院校⑦:下文中分别以中国大陆A校、B校;台湾方面A校、B校来表示。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培养目标、课程整体结构及分配比例、课程设置内容、学界教育与业界实务的接轨、授课模式等。

1、两岸广告学本科培养目标比较

从海峡两岸广告学专业课程培养目标对比中可以发现,关于广告人才的培养目标各学校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来看,实质上可归纳为两种:一是迎合当前大学教育的通识教育的要求,培养宽口径、重基础的通才;二是强调专业性突出的“专才”。两岸广告专业的培养模式都开始从单一目标走向目标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台湾高校重视培养通用性广告人才,注重实务型人才的培养,并且培养的目标定位比较清晰明确。台湾A校广告传播学系培养目标尤为鲜明:始终秉持着“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基本信念体现其办学特色。台湾B校广告学系三大学群:广告企划学程、公共关系学程、跨媒体创作学程设置了细化的培养目标,大陆广告传播学系广告专业具体人才方向的培养还不够细化。

2、两岸广告学本科课程设置结构比较

我们将大陆与台湾高校学院开设的课程结构进行简单对比:中国大陆A校必修课程为45门、选修课程为11门;大陆B校必修课达50门,选修课为26门;台湾方面A校必修课38门,选修课53门,台湾方面B校必修课40门,选修课77门;两岸在选修课和必修课课程数量上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台湾值得借鉴的经验有:比较鼓励学生选修本细分专业外的课程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有针对性的增加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台湾高校将广告课程按各自不同学群将传统广告课程进行归类,明确学群的培养重点,在这方面就显得我国大陆高校在广告专业培养方面过于笼统。

文化艺术课程板块比较:两岸高校在开设文化艺术板块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对文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开设的比较少,不能全面展现出该板块的要求。在新闻传播广告学专业可以大胆尝试加强文学、美学、艺术、艺术设计等方面的课程,使得学生根据兴趣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博采众长的“专才”与“通才”的结合。

3、广告学课程的实践创新

目前台湾广告教育正在向重视实践教学方向发展。学校开设了“工作坊”,工作坊中,亦使用现代视觉的影片和投影片,并加入空间、声音、文字、动作、灯光等元素,学生可以从参与工作坊工作中激发创意并得到宝贵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对广告或公关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使课堂学习与实践相辅相成。此外,为保证学生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实践结合,台湾很多广告系都聘请广告界资深实务人士担任教学任务。

相比较而言,大陆广告教学中还普遍存在理论教学多,实践教学少的问题,目前正在引起重视。如大陆A校就提出“理论顶天,实践立地”的理念,并坚持理论教学是基础,实践教学是提升,两者相得益彰。在大陆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广告学专业的教学创新,可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种:实战教学、专业大赛和广告实习等。

实战教学:“广告工作坊”等准公司的实践机构,给学生以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空间;模拟广告公司运作也是实战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以补充实习基地空间有限的不足。这种工作坊可以让学生在进入企业之前先了解企业工作的流程与运作,能够为以后顺利走进工作岗位奠定基础,也充分符合现在企业“招之即用之”的现状。

广告专业大赛:专业性赛事是指在业内有一定影响的广告节、广告奖一类的大赛,学校内部所进行的赛事不包含在内。一般面对大学生的专业性赛事比较典型的有:大陆方面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台湾方面的时报广告金犊奖等。鼓励学生参加大型的相关赛事,从创意到执行对学生进行系统培训并始终贯穿参赛过程,这是有效落实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好机会,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加强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并磨练学生的心理素质。

广告实习:坚持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与企业建立固定的实习基地,让学生能够在广告公司得到充分实习的机会。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使教学方式多样化、立体化,紧跟上广告事业的发展趋势。

结语

台湾的广告课程设置体系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有许多大陆需要学习的地方,如课程培养目标的鲜明和细化、通识教育的权重、重视营销类课程、重视设计创新、重视与业界的沟通、教学方式的创新等等方面,对大陆高校有所启示。大陆高校目前广告学教育虽存在着诸多缺憾,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队伍不断壮大,且不少高校在发展中探索新的改革卓有成效,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我们建议大陆高校:进一步加大通识教育的成分、优化广告学科结构改革、重视营销类和公关类课程、重视艺术创造教育、改善课程结构、广告教学方式的革新。新的时代日新月异,如何更有效培养人才,仍是广告教育界需要不断讨论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①陈培爱:《中外广告史新编》[M].第四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②黄深动,《我国广告教育之展望》[J/OL],《商学学报》,1995:114-115

③李涛、孙平,《对当代广告教育教学的再认识》[J].《科教文汇(上半月)》,2006,11:86-87

④赖建都:《台湾广告教育回顾与前瞻》[M].台湾政治大学广告学系出版2007:16-17

⑤林玉体,《台湾教育面貌四十年》[M].台北:《自立晚报》,1987

⑥郭良文,《第三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上的发言》,《深圳大学》,2010-11

⑦卢星星,《广告学本科课程设置研究》[J].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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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电视已成为我国幼儿接触时间最长的主要媒介,也是对其成长尤其价值观念形成等影响最大的大众媒介。但我国幼儿电视节目远未充分发展,自制节目少,国家主流媒体尚未在该领域建立真正的核心地位,反而洋品牌视听产品占据了幼儿收视市场。通过重点分析幼儿节目的独特性与特殊价值,提出:应从幼儿心理、节目制作、角色形象、品牌建构、早教产业等方面深度培育和开发本土幼儿节目品牌,实现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时空双向延伸。

0-7岁的幼儿包括2个年龄段:3-7岁的学龄前儿童和0-3岁的婴幼儿。包括幼儿在内,2008年我国0-14岁人口统计为2. 5166亿人,占总人口的19.0%[1]。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闲暇时间相对富裕,接触电视时间比中小学生多,且较无机会接触其他现代媒介,可塑性最大,其电视观看时间可达到人生的第一个高峰。90年代末的调查就显示:我国幼儿每天看电视的占72.4%,约44.3%的幼儿1岁前就接触电视,到3岁约82%的幼儿看电视,且随年龄增长,每天看电视的幼儿人数、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均增长,幼儿平均每天收视时间在1.45小时以上。发展至今,电视已成为我国幼儿接触时间最长的主要媒介,也是对其成长尤其价值观念形成影响最大的大众媒介。

近年来,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的推行,幼儿电视节目取得了不少进步,出现了《智慧树》、《小小智慧树》等品牌节目和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的中国教育台早教频道等。但与数亿幼儿及其家长的观众数相比,现有幼儿电视节目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很薄弱。深入分析我国幼儿电视节目存在的问题,并合理建构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媒体研究刻不容缓的责任。

一、我国幼儿电视及幼教视听产品市场的发展现状

(一)自制的幼儿电视节目品牌很少。

目前,我国专门针对幼儿开设的电视栏目、节目相当有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领域。尽管已开办了30多个少儿频道,但多数节目以7岁以上少年儿童为目标受众群,专门关注到7岁以下幼儿的节目较少,针对0-3岁婴幼儿的电视节目更少。自制幼儿节目,包括幼儿动画片在内,节目总量过少,相对固定且有影响力的幼儿节目品牌太少,远不能满足幼儿及其家长的收视需求。

央视少儿频道25个栏目中仅有《智慧树》、《七巧板》、《小小智慧树》3档幼儿栏目,其中《小小智慧树》、《七巧板》针对0-3岁孩子;此外是央视《宝贝一家亲》育婴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早期教育频道有《伴随成长》、《幼儿园的故事》等3、4档栏目——但该频道一直以数字付费电视形式出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大幼儿和家长的收视选择;在当前全国数字付费用户有限且年度增量也有限的情况下,该频道幼儿节目尚不具备影响力。

(二)现有节目成人说教味太浓,幼儿特性不够突出,品牌影响力不够。

我国现有幼儿节目还存在着说教意识过浓、角遮蔽幼儿视角、成人思维代替幼儿思维等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以幼儿为主体”,制作理念、制作的精良程度、节目品牌推广等方面还无法与国外品牌节目抗衡。

研究表明,在节目中,儿童的参与程度越高,儿童的主体性发挥越显着。但我们常犯的毛病就是:幼儿的主体性常常有意无意被忽视,成人主持人往往成为了节目的主体、主角,占据节目中心地位;节目中的幼儿还是处于较被动的、受支配地位。幼儿品牌栏目“《智慧树》的11个子栏目中……以成人为本位的栏目有6个,占55%”,超过一半以上。

《智慧树》作为仅有的几档自制幼儿节目中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仍旧存在不少问题。这就暴露出:幼儿和家长收看国产幼儿节目时,选择品牌节目的余地相当有限。

(三)洋品牌视听产品占据幼儿收视市场。

由于适合幼儿收看的自制电视节目很少,家长们转而寻找市场上可售的其他幼教视听产品。笔者作为幼儿家长,所搜集到的目前市场适合幼儿的主流视听产品主要有:CBBC的《天线宝宝》和《花园宝宝》、迪斯尼的《小小爱因斯坦》和《小熊维尼家族》、瑞士的《企鹅家族》、德国的《逻辑狗》光盘、捷克斯洛伐克的《鼹鼠的故事》,以及日本教育集团倍乐生株式会社(Benesse Corporation)借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推出的《巧虎》DVD,等等。它们中既有娱乐类节目,也有教育类节目,更多是二者结合的,笔者将之统称为幼儿娱教节目。但它们无一为我国自制幼儿视听产品,且都并不来自主流电视媒体。

这些视听产品品牌背后都是国际传媒集团,他们对我国幼儿娱教节目市场虎视眈眈,并一定程度上已在品牌推广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占得先机,抓住了幼儿及其年轻父母观众群的注意力。

“幼儿阶段……发展起对自然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建立观点和想法……将影响他们的一生”。我国自制幼儿电视节目的匮乏和弱势,说明国家主流媒体还未在幼儿娱教节目领域建立真正的核心地位,这就很难对我国幼儿的身心成长、尤其是对其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涵养熏陶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为什么主流电视媒体没有更多投入到幼儿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乃至发行领域?反而是让境外媒体借助各种途径抢占了家长和孩子的注意力市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数儿童电视研究者认为,儿童电视是专业化的窄播媒体,存在着诸多困难:广告商不青睐、经费不足、利润太低,加上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人才匮乏、经营不善、制作落后等等。换言之,由于各方面资源和经费不足,吸引不了广告,也吸引不了优质人才,因此节目制作投入有限,节目不好看,自然经营更加困难,经费更加不足,陷入恶性循环。与一般少儿节目相比,幼儿电视具有自身特点;而要解决现有困境,必须要从幼儿电视的特点出发,找到良性循环的路径,即找到幼儿电视节目运营的长效赢利模式。

二、我国幼儿电视节目品牌发展策略

(一)抓住幼儿认知心理,制作品牌娱教节目。

幼儿电视的特点是娱乐教育一体。如何制作出宝宝喜欢的幼儿娱教节目?安伍德说:“创意来自孩子,如果你要为孩子制作一些节目,那么你首先要问问自己,孩子眼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掌握幼儿独特的视听思维规律和言语行为特征是制作幼儿电视节目的关键。必须坚持将“幼儿主体”的创作观贯彻到每一个细节,从根本上剔除成人思维对节目的不良影响。“节目的定位、内容的设置、视听运用、栏目编排及主持人塑造等要从‘儿童是主体’出发”,处处从幼儿视角,依据幼儿认知心理创作节目。关键看节目有无充分体现幼儿特有的心理特征

1、玩耍是幼儿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天线宝宝》的主创安伍德通过对幼儿的长期观察总结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只会玩”[10]。家庭和儿童休闲设施设计领域的国际权威人物RandWhite指出适合儿童的且具有发展能力的“玩”应具备如下7个特征:令身心非常愉悦、注重过程多于结果、儿童自发自导式、促发想象力的、不受任务和成人强加规则的影响)、分享式的、开放式的[11]。风靡全球的《花园宝宝》、《天线宝宝》,当中的角色就是每天玩,“白云白蓝天蓝,天线宝宝出来玩啰!”重复单纯的儿童语言、简单易懂的情节、明亮的色彩、容易模仿的舞蹈、节奏明快的音乐;玩,就是天线宝宝们的全部生活;镜头的中心也总是快乐玩耍的孩子,成人仅是配角。

2、游戏是幼儿最主要的学习方式。笔者对照研究了现有的幼教视听产品,发现:节目中幼儿角色的互动体验式游戏和情境化的游戏过程,往往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巧虎乐智小天地》根据1-6岁各年龄段的不同特点,开发出适合不同年龄段幼儿认知程度的互动体验式游戏,借助情境化的游戏模式,以唱游形式编排,着力吸引孩子在唱唱跳跳当中模仿巧虎的言行,从而实现幼儿生活能力的培养,如自我保护、表达能力、交往能力等。相比之下,《智慧树》大部分栏目侧重以发展幼儿知识技能为目标,知识教育痕迹较重,游戏的编排还有待加强。

3、直觉认知与情感满足是幼儿主要的心理需求。儿童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0-3岁是幼儿的感知发展阶段,3-6岁则是直觉思维阶段。因此,抽象的知识教育很难让幼儿理解,幼儿往往是通过色彩、图形、运动、音乐等元素来获得对周围世界的直觉认知。美国传播学鼻祖施拉姆在上世纪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儿童使用电视以得到个体的满足,主要是情感满足和认知满足[12]。而幼儿对电视的内容诉求与学龄期少儿又有很大差别,其生活能力的模仿式认知学习和情感感知的体验式满足,要超过抽象的知识教育诉求。《天线宝宝》和《花园宝宝》就通过台词、韵律和音乐将孩子带入宝宝们快乐游玩的乐园世界,让孩子们在欢笑中体验“互助”、“友爱”、“分享”、“探索”等美好事物,获得情感满足,同时也通过宝宝、音乐、色彩、运动等形象元素获得对同龄人生活世界的直觉认知。

4、幼儿倾向于模仿同龄的角色化形象,并获得认知满足。幼儿以直觉形象思维为主,获得外界刺激的主要渠道是视听觉,主要依赖大量生动有趣的视听形象提供的信息来获取概念和经验认知。在幼儿节目中有无让孩子喜欢并印象深刻的角色化形象塑造,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角色化形象塑造必须具备如下形式要素:亲和力、目光沟通、同龄孩童、鲜艳的颜色和造型、引起注意的声音[13]。《智慧树》中的红果果、绿泡泡、小咕咚等形象就较成功。英国高收视率低幼节目《方块娃娃》通过四个活泼可爱、个性鲜明的拟人化角色唱歌跳舞,搭配幽默有趣的对白与动作,每集不同的主题故事,让孩子在模仿方块娃娃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和学习英语。《巧虎乐智小天地》集中塑造的孩童人偶巧虎成为孩子心目中模仿的同龄人榜样,帮助幼儿培养了各类生活习惯。有研究指出,由于成功的本土卡通形象缺席,幼儿对国外卡通形象具有明显偏爱,严重影响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我国儿童文化认同感的形成[14]。在我国幼儿电视节目中塑造成功的角色化形象,从文化建设角度看也是非常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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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幼儿节目品牌价值链,建立长效赢利模式

近年来,境内外不少媒体通过品牌经营和产业链整合,涉足幼儿电视节目市场并获得丰厚收益。2003年NICK少儿频道以年收入11.5亿美元占据全美电视频道收入排行榜第10名,其中“NICK”品牌每年衍生品开发收入达到了10亿美元[15]。我国台湾地区幼儿电视频道发展也很快,除了收视第一的“东森幼幼台”,还有富邦电视集团的“MOMO亲子台”,纬来电视集团的“QTV纬来儿童台”等,幼儿电视节目已成为台湾主要电视集团的重点发展项目,人们纷纷看好该收视市场的发展潜力。

所谓品牌价值链,就是利用品牌号召力,将各种品牌拓展活动联系起来,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16]。我国幼儿电视节目要走出困境,就应挖掘收视群体的潜力和节目品牌价值,从节目品牌构建进一步延伸到幼儿娱教市场开发,构建品牌价值链。

1、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时间延伸。幼儿发展理论认为,幼儿正处于模仿、认同和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幼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认知会影响到其成年后的品牌选择,幼儿时期的电视观看行为会影响未来少儿期、青少年期的媒介使用行为[17]。皮亚杰通过实验研究指出:“幼儿阶段是孩子的态度形成阶段,发展起对自然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建立观点和想法。……这种态度的形成阶段,将影响他们的一生”[18]。幼儿期的收视偏好会对其一生都产生深远影响。幼儿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忠诚受众群。电视节目品牌对幼儿的吸引力,使这群受众往往成为最忠诚的观众,也是电视频道培养未来观众的手段之一。

2、节目品牌价值链的空间延伸。幼儿的电视收看行为,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往往呈现为2种状况:一是与父母一起收看,节目同时获得了成人观众;另一种是,幼儿通过节目收视获得的态度偏好乃至品牌偏好影响了父母的消费选择。“养育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每花1美元,就有75美分是根据这些儿童的需求和欲望花出的。可以说,学龄前儿童掌控着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多的金钱。他们决定着父母的购物地点、吃饭的地方、居处之所在,乃至开什么车,去什么地方度假”[19]。幼儿电视节目其实是通过抓取幼儿的注意力,最终获得了具有消费能力的成年父母受众群。

幼儿节目受众群的扩展,使其获得了更多经营保障。英国幼儿父母倾向于选择优质的本土节目,因此面向0-6岁婴幼儿的CBeeies频道收视率胜过观众群定位为6-12岁儿童的CBBC频道[20]。后者因美国少儿节目的冲击,经营限入困难,CBeeies频道则因幼儿和家长的共同收视保障,经营良好。

3、节目品牌价值链的主要实现方式:开拓幼儿娱教衍生品市场。调查发现,对幼儿电视抱积极态度的家长,对该电视衍生产品如配套音像制品和玩偶愿意购买的,分别占70.45% 和58%以上[21]。假如不局限于“卖广告时段”这种传统的电视赢利模式,幼儿电视节目有着更多商机,应致力于发展品牌节目的衍生品服务,延伸品牌价值链。“儿童节目的关键在于,故事和人物都能在屏幕外引起回响,出版、玩具等业务也因此能够附加在节目之上。作为一个儿童节目的专业营销者,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怎么让节目及其附加物成为一个孩子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离不开的东西?”[22]

当前,多家视听传媒以幼儿及其家长为收视对象和目标市场,着力开发其中的无限商机。《巧虎乐智小天地》大力开发和促销巧虎开心成长系列周边产品,通过出售的读本、DVD、故事游戏书、父母育儿书、各类游戏玩具、生活用品、卡通形象和人偶等相互连动,引导孩子和家长的消费趣味。我国台湾的东森幼幼台过去以播放外购卡通节目为主,结果与目前很多地方少儿频道一样广告匮乏、片源不足、经营亏损。2000年定位为针对0-7岁儿童的幼教频道,强调快乐学习和亲子互动,其收视群中高达34%是25岁至45岁的家庭主妇与职业妇女。第二年就扭亏为盈,2005年挺进全台湾收视率前十名,仅广告收益就达5亿台币。同时积极进军幼教商品市场,经营所播品牌节目的衍生品:VCD、CD、录像带、录音带、平面儿童书刊,还有卡通肖像授权加工制成的配件、服饰、家庭用品、文具等,收益相当可观。这种品牌延伸战术被多数幼儿视听产品商采用,是目前较行之有效的赢利模式。

4、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整合营销策略:与相关品牌、机构强势联合,增强品牌竞争力。相比已具品牌基础的节目,资金不足、起步较晚、资源有限的地方台幼儿栏目,前期节目开发与后期经营会遇到更大困难,更需联合与幼儿消费市场密切相关的实力机构和品牌商,通过产业链整合,聚合彼此价值链上的核心能力,增强节目号召力与竞争力。国内私营媒体互力健康传媒,2007年联合贝亲、恒安等着名妇婴消费品商制作节目,开发了0-1岁婴幼儿节目《贝亲亲子乐园》和《恒安亲子乐园》,联合全国20多个重点城市品牌医药医疗机构为播出平台,锁定妇婴为主力受众,大力拓展亲子节目市场,拓展“婴童经济”产业链。《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开发、制作、生产、出版、播出、销售及衍生品的生产经营,都与一线品牌商合作,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利用品牌联合打造幼儿节目品牌开发制作与播出发行的大平台,以整合营销方式提高节目的品牌知名度和曝光率,有助于品牌塑造和累积人气。

要将节目一次售卖即凋谢的速朽转化为更持久的品牌生命,就有必要构建并延伸幼儿节目品牌的价值链,把节目品牌影响力传达给消费群体,进一步巩固品牌节目的市场地位,实现节目品牌效益的最大化。国外传媒集团及民营媒体对幼儿节目市场虎视眈眈,已迈出了竞争步伐并开始市场布局。我国现有幼儿节目还未充分开发品牌价值链,如仅满足于现在的广告经营模式,不去尽力拓展市场,长远看有可能导致收视市场萎缩。主流电视媒体应尽快拓展思路,抓住契机占领幼儿娱教市场。本土幼儿娱教节目兴盛,孩子和家长就有了更多选择具有本土文化品质的节目的可能性,也是新一代幼儿国民传承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需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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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线宝宝”背后的故事》,台湾PTS网站http:pts.org.tw/~celetubbies/

[11]RandWhite,2003,That’s Edutainmem by Randy White,White Hutchinson Leisure & Learning Group, http:whitehutchinson.com/leisure/articles/ededutain-ment.shtml

[12]W.Shramm,J.Lyle&W.B.Parker,1961,Television in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California, P61-69.

[13]A. C.Huston & J. C.Wrighe, 1983, Children’s Processing of Television: The Information Functions of Formal Features, in J. Bryant & D.R.Anderson (ed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elevi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79-81.

[14]熊芝《中外卡通形象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5]王彩平《境外少儿频道运营面面观》,《声屏世界》2006年03期。

[16]姜向阳《品牌延伸应遵循的原则》,《企业研究》2006年01期。

[17]W.ACollins, 1981,Schemata for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In H. Kelly &Gardner (eds.), New direction for children development: viewing children through television. San Francisco:Jossey-Bass,pp.31-45.

[18][瑞士] 皮亚杰着,卢浚选译《皮亚杰教育论着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19]胡泳《从“天线宝宝”看儿童营销》,《成功营销》2004年07期。

[20]《英国儿童电视走向没落》,来源:新华网,200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