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

篇2

关键词：伦敦 文化创意 发展模式

相关概念分析

（一）文化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其明确提出“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这一概念影响了欧洲、美洲、亚洲等许多有意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在中国的北京、台湾和香港等地创意产业也称作文化创意产业。虽然各个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不尽相同，但多数人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者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并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主要包括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现代传媒业、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休闲旅游业、文化会展业等行业（佟贺丰，2005）。

（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的概念源于经济学，是指既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相互作用后，所反映出来的要素组合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任何理论的突破和实践的发展都会带来新的模式，如市场主导型模式、产业关联模式、外向或内向模式等，因此发展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概念，而是多方面、内外部因素交互影响发展的结果。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包含资源的利用方式、企业管理形式、要素组合方式、政府职能定位以及产业发展方向等视角分类。对文化创意发展模式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方面：产业集群理论下的建设创意园区模式，根据自身产业环境和产业特点，进行正确的产业定位，制定合理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另一种是根据政府和市场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主导型模式、政府市场混合主导型模式，然而如何对政府和市场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成为众多研究的争论焦点（梁吉刚，2011）。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分析

（一）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

1.经济环境： 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0美元。根据国际经济数据显示，国家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创新产业驱动，英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高使得人们在文化发面的需求不断增长，需求已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

2.区位优势：伦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既是英国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伦敦汇聚了世界一流的时尚创意人才，具有顶尖的设计师、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等人才资源，世界上许多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发明和创意灵感均源自伦敦。此外伦敦是一个非常多元化、和充满包容性的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多元化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在这里融合。伦敦亦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拥有数量众多的名胜景点与博物馆等。伦敦这些独特的区位优势给创意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刺激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3.机遇条件：上世纪末英国陷入经济困境，国内急需寻求改革创新，加之英国政府的强力支持，给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国内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199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刚刚兴起，使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在外部也面临着较好的条件。

（二）伦敦文化创意产业模式

政府主导型创意产业发展模式通常是政府作为产业发展的主体与主导推动力，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与发展战略，实施相关的税收、公共服务等优惠措施，促进某一地区创意产业的迅速形成并高速发展，从而实现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大发展。政府主导型模式如图1所示（张望等，2011）。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源于政府的主动干预。

1.伦敦市政府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199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创意产业小组，并了《创意产业勘察报告》将创意产业发展列为国家发展战略。1999年，伦敦市政府设立了文化战略委员会。2003年，伦敦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了卓越、创新、参与、价值的新世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针，并做出了一系列创意产业扶持措施。2004年创立了“创意伦敦”工作组，这是一个由伦敦发展署管理的战略团队，以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方式运作，广泛征集创意公司组织部门的建议，支持和促进伦敦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2008年11月，伦敦市公布了关于伦敦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草案，即《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伦敦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

2.伦敦发展局每年投入3亿多英镑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金方面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2004年4月，伦敦市市长启动了由伦敦发展局领导的“创意伦敦”大计划，目标是促使伦敦获得世界首要创意中心的名声和表现（王琪，2007）。2005年，伦敦市通过设立“创意优势基金”，为伦敦创意产业中有才华的企业家提供资本投入和商业支持，目前基金资产己经达到了1亿英镑（吴悦等，2011）。伦敦市政府最近几年时间投入了接近10亿英镑，给伦敦带来了大量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伦敦市政府通过设计各种扶持基金为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员提供资助，以激发他们的创意潜力，促进整个伦敦市经济的发展。

3.伦敦市政府非常注重培养创意氛围，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伦敦市政府根据该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创意空间及发展类型，然后按其所需提供相应的软件和硬件设施，并大力宣传吸引相关人才聚集。随着产业区规模不断扩大，更多创意人才和机构被吸引进来，旧城区的功能与面貌发生了根本转变，演变成集生产、居住和时尚消费于一体的高档区。

伦敦发展局通过教育培训推介支持公民的创意生活，给公民提供接触创意的机会，如免费开放博物馆和数字化的数据档案等。此外，伦敦设立了四大文化节日，这也是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亮点之一。这四大节日分别是伦敦电影节、时装节、设计节、游戏节。该节日的设立极大促进了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4.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推动创意产业的“国际化”，开展与其他国家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5.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大量的创意人才，伦敦市政府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刻意为创意产业提供实习岗位，协同社会团体或组织为毕业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鼓励更多高等院校设立创意专业等。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应用效果

（一）文化创意产业为伦敦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

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得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伦敦最大的产业部门之一，年产值超过250亿英镑，总产出和就业仅次于金融/商业服务业，并保持年均4.5%的增长速度（张国，2011）。2010年，英国创意产业增长速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速的2倍，占GDP比重已达到8.2%，与创意产业有关的企业已达到15万个，吸引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以上。

（二）创意阶层为伦敦创意之都地位提供保证

所谓创意阶层，是指需要创意的职业，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诗人、艺术家、设计师、卫生及法律从业者、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从业者。随着伦敦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创意产业人群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具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根据伦敦官方统计的数据，其十三项文化2001年产值达120亿英镑，雇用4.3%的人口，英国广告人员的46%、时装设计师的80%-85%在伦敦工作。目前，伦敦创意产业就业人数超过50万，其中有10万人从事电影和传媒业。创意阶层为伦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创意，保证了伦敦创意之都的地位。

（三） 伦敦成为多元化的全球创意中心

文化创意是以文化为依托的，多元文化是文化创意产业不可或缺的激励因素。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伦敦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时尚、理念、艺术、音乐等，涵盖五百多种语言，几乎1/3的伦敦人属于外来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互动，造就了伦敦成为全球创意中心的地位。

伦敦文化创意发展模式对北京的启示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全方位推动。伦敦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北京市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扶持文化创意发展的政策，如2007年在《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2012年，北京市出台了《发挥文化中心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推出系列配套政策重点扶持民营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但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尚未完全到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部分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薄弱，渠道垄断、资源垄断等问题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产业发展的活力（朱婧达等，2009）。

创意人才培养。“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意的关键，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意阶层的贡献，位居伦敦就业量第二的文化创意产业就很好地证明了伦敦有丰富的创意人才。然而虽然北京人才济济，但是文化创意企业缺乏高端创意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特殊艺术人才和拥有实践经验的成熟人才，人才供求不均衡。北京市政府要创造吸引创意人才的环境，鼓励高等院校、社会培育机构、企业等机构大力培养创意人力，逐步建立起创意人力资源。

加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在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伦敦东区、西区、SOHO区都大力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并且各个区形成鲜明特色的创业园。通过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尽管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但制度建设相对落后、创意产业的发展限于文化的束缚、存在较高的创意产业准入门槛、缺乏促进创意产业化的有效措施、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发展不规范、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没有发挥应有的辐射能力等。未来，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促进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佟贺丰.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及其启示[J].科技与管理，2005（1）

2.梁吉刚，林如鹏.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张望，安同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研究[D].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4.王琪.世界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J].上海经济研究，2007（9）

5.吴悦，郝梅瑞.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1

6.张国.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北京的启示[J].创新驱动与首都“十二五”发展—2011首都论坛文集，2011

篇3

关键词：电视画面选取长度组接原则方法

电视画面的编辑是电视制作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创作方法，电视画面素材，只有通过编辑才能将最合适的画面段落，按照最理想的方式组合起来，达到艺术性与技术性的完美融合。要做到电视画面编辑的艺术化，以下四个方面的画面编辑核心要点必需认真把握。

一、画面的选取

面对大量的画面素材，选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复杂而有意识的取舍过程。在选取中要注意：1、选择的画面要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和思维规律。不同的画面表现影响着人们收视心理，比如一个“推镜头”常会引起观众对推进方向的注意，合适于表现事物的细部特征：如果用一个“拉镜头”来表现就不合人们的视觉习惯了。2、选择和使用的素材，要服务于节目的内容与主题，有利于结构和情节的表现。画面的选择最终的目的在于用动作性强、造型优美的素材画面组接成清晰的电视新闻节目，便于观众理解节目内容与思想。3、选择画面要与电视新闻节目类型相吻合。电视新闻节目时效性强、节奏快，强调真实性与客观性，因此宜于多选择结构稳固、安定的固定画面或镜头，也方便观众在较短时间看清内容：另外多选平拍的画面或镜头，因为平拍的视觉效果与日常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相近，从而给人平等、客观、公正而亲切的感觉：要慎用过度的仰拍或俯拍让人产生夸张的视觉心理效果的画面或镜头。

二、画面长度的确定

“画面长度确定”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节目内容的表达需要，同时更好地满足观众收视的心理需要，让他们看清、看懂。通常画面长度的确定应综合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内容的表达、布局的长度、景别长度。

首先来看“内容的表达”。从内容的表达需要来确定画面或镜头的长度，这其实是在强调画面或镜头的长短应该首要考虑是否能让观众看的明白。画面太长的滞缓或太短的匆忙，都会影响观众对节目的理解和感受。

第二来看“布局的长度”。所谓“布局的长度是根据画面布局的特点来决定画面或镜头的长度。画面布局包括主体、陪体的位置，画面上的布光特点，主体与陪体的状态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等等。”具体来说：1、从主置来看，如果主体在画面的前部，镜头可以短一些：如果主于画面的后部，镜头可以长一些。2、从主体的运动状态来看，如果主体是运动的，镜头可短一些；如果主体是静止的，镜头可长一些。3、从主体运动的快慢来看，如果主体是高速运动着的，镜头可短一些：如果主体是缓慢运动着的，镜头应该长一些。4、从主体所处的明暗处来看，如果主体处于画面的明亮区，镜头可短一些：如果主体处于画面的阴暗区，镜头应该长一些。

第三来看“景别的长度”。1、景别不同所包括内容繁简不一，使得其画面长度也应有所不同。远景、全景包含的内容多、画面繁杂，观众要化费更多的时间才能看清楚，所以镜头要长一些；近景、特写呈现的内容较少、画面简单，观众易于辨识，所以镜头可以短一点。一般来说，对于固定镜头的景别，时间长度的参考数据为：远景要8到12秒，全景大约5到8秒，中景大约4到5秒，近景是3秒，特写需、到2秒左右。另外，要强调的是即便是相同的景别由于画面的内容繁简不同、明暗不同、动静不同，使得画面的信息量不同，画面最终保留的时长也会不相同。2、如果观众很熟悉的事物，镜头要短些：如果观众不太熟悉的对象，镜头应该长些；3、有字幕的画面，镜头应适当长些。

三、画面的组接原则

(1)、逻辑性原则。这个逻辑包括三个方面，即生活逻辑、观众欣赏的心理逻辑、艺术表现的逻辑。所谓“生活逻辑”是指事物本身发展变化的逻辑。这是生活本身的规律，也是画面组接最基本的依据。具体来说，“生活逻辑”又有四个方面的内含：一是情节发展的逻辑。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其严密的逻辑链条，而电视新闻的前期拍摄是分镜头进行的，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逻辑链条的破坏：后期的编辑就是要把被破坏的这种逻辑链条修复过来，因此画面的组接只有紧紧围绕事件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行，才能还原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二是要保持前后主体动作的连贯性。三是准确表现人物事件存在的逻辑关系，比如因果关系、对应关系、冲突关系、平行关系等。四是时空转换的逻辑性。事件的发展总是与时空联系在一起，因此画面的组接必须对时空结构进行合理准确的处理，不能因组接手段而影响实际时空的可信度。要注意在整体的时空结构中，时空可以交错、倒置，但在具体的段落组接上，必须保持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连贯性。而“观众欣赏的心理逻辑”强调的是画面的组接要能让观众看清楚画面的内容、对于电视新闻的关键信息一定要交待清楚、通过延长和延续画面的长度来满足观众情感共鸣时的需求。“艺术表现的逻辑”是指除了叙述电视新闻的事实之外，画面的组接往往还有编者某种艺术表现的需要，或者要表达某种情绪和情感。如象征、隐喻等蒙太奇表意功能的体现，比如视觉节奏的运用等等，都需要编者在画面组接时加以考虑。

(2)、匹配的原则。所谓画面的“匹配”是指上下相连的两个画面中，同一主体所处的位置要保持一种逻辑关系上的空间统一性，使得两个画面连接在一起时产生自然和谐的关系。“画面的匹配”最基本的要求是确保景别的匹配、方向的匹配、影调色调的匹配。下面就这三个方面作具体阐述：一、景别的匹配。它强调的是景别变化要有渐进性。这个渐变性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相邻景别的组接不能忽大忽小，比如远景紧接特写，因为这种巨大的反差，给人“跳”来“跳”去的感觉；另一个是说如果画面的主体相同，则要注意让相邻的景别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比如从全景到近景就较为合理，原因前后相邻的景别的明确变化既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也保证视觉的连贯性；假如从全景接到中景的话，则让人感到画面变化不明显，似乎后一个画面在重复前一个画面，让人感觉到这两个画面不是有意识的切换，而是在原地“抖动”。这种情况又称“同景别跳动”。解决“同景别跳动”的方法既可以通过拉开相邻景别的办法，也可以插入一个相关内容的画面来过渡。通过以上渐变性的两个重点的分析，我们知道画面的景别的变化通常要把握好“度”，既不能变化太小，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方向的匹配。方向的匹配要求画面组接时应注意两点：一是应保持与画面中主体运动方向或对应关系的主体之间视线的一致性；一是要调节好主体运动方向未变，但拍摄的运动方向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后面一点就是通常所说的“越轴”。它是由于拍摄方位的变化而造成的画面中主体运动方向与主体实际运动方向相反的情况。“越轴”镜头造成主体空间的关系的混乱，因此我们在拍摄时既要特别注意，同时后期编辑中对于出现了“越轴”的情况，应在加以弥补。通常是在“越轴”的前后画面之间插入适当的镜头作过渡以缓和画面中主体运动的自相矛盾给受众心理所造成的困惑。适于做越轴过渡的镜头有：没有明显方向感的中性镜头、能引起观众暂时性转移注意的特写镜头、能重新确定空间关系的全景镜头、有主体运动变化趋势的镜头、插入与运动主体有关的事物的反应性镜头等。三、影调色调的匹配。影调色调的匹配一方面是指画面在组接中要注意光影与色彩的真实性，注意不要偏色。对出现色彩的失真的画面，要尽量进行修复或弥补。另一方面是保持影调和色调大体的接近性和统一性。通常一组色调、影调反差太强的画面，不仅在视觉上有生硬和不连贯的感觉，而且也影响内容的表达。

四、画面组接的基本方法

(1)确定画面的剪接点。画面的剪接点就是两个画面相连接的点。它是在形式上确定画面可以连接的因素。最佳的画面剪接点是当观众已把画面内容看清楚就及时进行切换，来保持不断地传递出新的信息。画面的剪接点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内容表达的连续性、镜头转换的流畅性、节奏风格的和谐性以及观众的收视的习惯和心理。

(2)电视固定画面及运动画面的剪接。电视画面有固定画面与运动画面两类。“固定画面”是指摄像机的机身、机位、镜头的焦距都不变所拍摄的片断。画面内的主体或静或动。而“运动画面”是指摄像机的机身、机位、镜头的焦距都有一定变化所拍摄的片断。下面我们就固定画面之间、运动画面之间、固定画面与运动画面之间的组接技巧进行概括。

首先来看“固定画面”之间的剪接。固定画面的剪接由于镜头本身不动，因此，它的剪接要根据画面中主体是否运动来选择剪接方法。①、对于固定画面中，画内主体不动的剪接一定要找到两个画面的主体在空间关系、在逻辑关系、以及通过景别、角度、光影、构图、色彩、线条等元素形成的画面造型特征上是否有关联性、相似性或一致性，比如相似的构图、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景别及视角、相似的影调、相关的概念、相关的物件等等；而且要保持相等的画面长度，以形成统一的节奏感。②、在一组固定画面中，如果是不同的运动主体，它们的剪接方法：或按照前后画面中不同主体的运动的方向、运动的速度、运动的轨迹是否统一来组接，或依据前后画面中不同主体运动形态的相似性来组接画面，或依据前后画面中不同的运动主体在画面上的位置相同、相似来进行组接。③、对于固定画面中，上个画面为运动的主体，下个画面主体不动，通常用上一个画面的落幅与下个画面相接。④、对于固定画面中，上个画面主体不动，下个画面主体运动。如果上个镜头的主体是由静到动的，那剪接点可选在上个画面中主体运动起来以后，与下个画面的动作直接相接。如果下个画面的主体是由静到动，那剪接点选在下个画面开始运动以前，与上个画面相接。其次，“运动画面”之间的剪接。由于运动画面的镜头本身始终是运动的，组接时主要依据镜头运动的方向和速度，结合主体运动来选拔剪接点。①、主体不同、运动形式相同的镜头相连，应去除镜头相连处的起幅和落幅，只保留第一个镜头的起幅和最后一个镜头的落幅。这样的剪接，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镜头运动的特点，造成强烈而流畅的动感。另外还要注意，各个运动镜头在方向上要统一，在速度上要均匀，此外，左摇右摇、推接拉等两种截然相反的镜头运动形式是不能这样组接在一起的。当然利用特技如叠化手段来弱化视觉上的不适，能解决上面所说的不能组接的问题。②、如果主体相同，左摇右摇或推拉镜头的连续组接，要尽量避免。这种做法被贬称为“粉刷墙壁式”或“打气筒式”组接。③、主体不同、运动形式相同、可运动方向相反的镜头相接，通常应使镜头相接处的起幅和落幅保持短暂的停留。因为这个短暂的停留让观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④、一组急推或一组急拉镜头连续组接，应适当地保留镜头相接处的起落幅。否则去掉镜头相连的起落幅，观众就很难看清画面内容了。

篇4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融资资本结构优化企业价值

1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内涵

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把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经过结构性重组形成一个资产集合(AssetPool)后，通过信用增级、真实出售、破产隔离等技术出售给一个远离破产的特别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由SPV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的一种融资方式。企业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广义的资产证券化，证券化的资产超过了传统的“资产”范围。主要包括一些应收款、未来收益、特殊自然资源等有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它属于表外融资，融资的基础是被隔离的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信用基础是企业的部分信用而不是整体信用。企业资产证券化既是对企业已有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又能在不增加企业负债和资产的前提下实现融资计划，而且企业资产证券化特有的交易结构和技术实现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破产隔离，使企业和投资者可以突破股权融资或债权融资所形成直接投资和被投资关系，在更大范围内满足融资和投资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传统融资方式下，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分析

资本结构的优化不仅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有利于扩大融资来源，推动资本经营的顺利进行。因而企业普遍面临着如何通过融资方式的选择确定最优的资本结构，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等相关因素的优化平衡问题。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以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衡量企业资本结构最优的标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即总融资成本的最小化，或者是在追加筹资的条件下，边际资本成本最低。在一定的税率、破产风险等条件下，企业价值可用公式表示为：

Vl=Vu+TD-PVbc-PVdc

其中：Vl—有负债企业价值；Vu—无负债企业价值：TD—税盾效应现值；PVbc—破产成本现值；PVdc—成本现值。

由上式可知，只有当企业边际抵税成本等于边际破产成本和边际成本之和时，企业价值才达到最大化。这个等式可用图1表示为：

3企业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结构优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

3.1融资总成本的降低

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包括筹资成本、资金使用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潜在成本。其中筹资成本包括SPV搭建费用、支付承销商、资信评估等中介机构费用。资金使用成本即SPV发行证券的利率。一般情况下，SPV发行的证券信用级别越高，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产通过信用增级后的信用明显高于企业整体的信用，使得资金使用成本较低。同时资产证券化虽然涉及的中介机构比较多，但由于规模效应的作用，支付的中介费用较低，减少了企业的筹资成本。潜在成本包括破产成本、成本、信息成本等内容。

（1）降低破产成本。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安排，使证券化资产融资是以特定资产而不是企业整体的信用作为支付保证，这使得证券的还本付息不受企业破产的影响，降低了投资者的融资者信用风险。根据风险收益匹配原则，也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计上允许企业把资产证券化融资作为表外处理，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提高了资产权益比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破产的可能性，间接降低了破产成本。

（2）降低信息成本。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产生“柠檬市场折扣”。企业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解决柠檬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在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通过企业与信用增级机构、担保机构等的合作，使得资产证券化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标准化，达到投资级别，普通投资者可以免费享受这一评级结果，节约了信息成本。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正向的信号，即证券化资产质量较好。市场和投资者也把资产证券化作为一个积极信号，使得企业在资产证券化后，剩余资产价值不会减少甚至会增加，避免了传统融资方式中存在的柠檬市场折扣。

（3）降低成本。企业资产证券化将一系列小额资产买给第三方SPV，减少了管理者对这些小额资产未来现金流的监督成本，也使得这些现金流不会受经理人的控制，减少了被经理人浪费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机会成本的节约，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而且，资产证券化将小额的现金流转换成大额的、一次性支付的现金流，管理者可以根据年度财务预算了解经理人使用现金流的动机，使得单一现金流的监督更为有效，成本也更低。

3.2企业收益增长率的增加

一般来讲，企业的市场价值Vm、账面价值Vb与可持续增长率Rg、企业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

即：Vm=■Vb

其中：ROE——权益资本收益率

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上述等式中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因素：

ROE=■=■=■=■=（1-t）ROA+（ROA-r）■

其中：P——净利润；EBIT——息税前利润；ROA——资产收益率；D——负债；E——所有者权益；R——利息；r——利息率；t——所得税税率。

资产证券化融资对ROE的影响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将资产证券化的现金流用于偿还债务，企业ROA增加的幅度大于D/E降低的幅度，结果是ROE提高；二是企业将此现金流用于投资净现值为正的新项目。由于新项目的净现值为正，企业ROA提高，ROE也随之提高。或者企业采取灵活的策略，将所获得的现金流部分用于偿还债务，部分用于扩大生产，同样也会提高ROE。

Rg=■

其中：b——盈余留存比率。

企业实施资产证券化后，财务状况的改善使企业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往往会留存部分收益以满足扩大生产对资金的需要，因而会提高b。同时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资产证券化后ROE提高，二者共同作用使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比率相应提高。

对资本成本Rc而言，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证券化后，企业融资总成本降低，即资本成本降低。

通过上述的分析表明：三者都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向的影响。所以较好的业绩和较高的可持续增长率带来了较高的市场价值。

3.3企业资产风险的降低

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提前将证券化的资产兑现，克服了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大大提高了资产的安全性。同时，一方面，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所获得的现金流可以明显的提高销售收入，降低持有大量金融资产的需要，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技术使得投资者可以把证券化产生的现金流所暴露的风险与企业的财务经营风险真正的分离开来，通过资产证券化交易分散了风险，增加了投资收益。

3.4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增加

企业资产的流动性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发展的命脉。资产证券化将企业原来不易流动的存量资产转化为流动性极高的现金，实现了资金的提前回流，缩短了产品的商业周期，使同样的资金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同时，随着可证券化资产的增加，企业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实施资产证券化，相当于提供了一种流动性的补充机制，可以满足企业当前和长期的经营发展需要，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增加了企业未来现金流。

因此，资产证券化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和资本风险，而且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增加了自由现金流，从而优化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增加了企业价值。也就是说Vabs＞0，这使得V＞Vl。资产证券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见图2。

4企业资产证券化对解决我国企业融资困难的意义

(1)资产证券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长期的资产流动性补充机制。一方面，它将不易流动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的现金流，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周转率；另一方面，增加了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

(2)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出售部分债权资产获得现金流可以偿还原有部分债务，在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同时，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提高了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

(3)资产证券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较低的融资方式。一方面使得许多规模较小、信用水平一般的企业突破自身条件的约束进入融资成本较低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即使是信用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也可以在不降低公司股权比例、稀释股东权益的前提下获得比较低成本的资金。

(4)资产证券化可以优化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期限结构。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银行信贷缺乏灵活性，导致我国企业负债结构以短期为主，企业资金使用的稳定性不够。资产证券化灵活的期限结构和多样化的分级结构能够弥补我国企业负债上的上述缺陷。

参考文献

1沈艺峰,沈洪涛.公司财务理论主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篇5

关键词谈话节目生活真实话语方式

电视谈话节目，是指由主持人、嘉宾以及观众围绕某一社会话题在谈话现场共同进行谈论的一种节目形式，一般不事先备稿，而是脱口而出，因而在港台也被形象地称为“脱口秀”。谈话节目在我国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迅速。这些年来，各地先后也涌现了一批比较著名的谈话节目，如央视的《实话实说》《对话》《艺术人生》、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虎一席谈》、湖南卫视的《新青年》、重庆台的《龙门阵》等等。这些节目具备了相对成熟的节目风格，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在社会上也较有影响力。毫无疑问，谈话节目的“发达”，在我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那么，谈话节目到底有哪些“招引”人的魅力呢？电视谈话类节目“风行”的背后，究竟又联系着怎样的社会语境和俗世生活情怀？笔者拟从人文的视野，就此做一番简单探讨。

一、让电视节目内容回归日常生活真实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谈话，是让电视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而纪实性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传播则更让谈话节目具有其它节目所无法获得的真切感。“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②以《实话实说》为例，节目所“搭建”的交谈场域，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真实平等的谈话氛围。“通过它，可以展示不同层面的看法和个性观点，让观众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看法是否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等等。”③从谈话节目中，观众真切地看到了真实的人和事，并能从节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寻找与自己情感诉求相一致的契合点，从而融入话题的讨论及对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进行思考。可以说，《实话实说》的热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型时代，媒介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对自身话语方式进行合理调整的成功尝试。因此，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算得上是国内电视媒介突破传统传播理念向现代传播理念演进的重要步调，顺应了中国电视媒介调整话语方式的历史要求。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的巧妙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实话实说”为首的谈话节目现身荧屏，为人际交流这种传播形式找到了与一条大众传播实现有效对接的渠道。谈话节目，一方面给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赋予了人际传播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使谈话这种人际传播形式获得了大众传播的效果。可以说，既葆有电视传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际交流的个性化和亲和力。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随和、真切的语言，令观众倍感亲近。至此，电视也一改昔日对于受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贵”形象，而彰显出平等传播的媒介语态。电视再也不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成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务话语权的平台。因为有了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电视告别了冰冷冷的无个性的符号传播时代，使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冷漠的媒体，而是与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了受众与荧屏之间的心理距离。

作为将人际交流引入电视传播的产物，谈话节目的出现，实际上搭建起了一个私人化的公共话语平台，适应了转型社会中大众相对宽松的思想交流、情感释放欲求。“谈话节目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平等开放的思想空间和不拘一格的公众论坛。”④借助谈话节目所提拱的话语平台，大众可以实现信息分享、交流思想及获得情感代偿。同时，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生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现代开放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安全、有效的渠道获取信息、同他人交流思想及分享情感体验。谈话节目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谈话节目满足了大众窥探和知晓他人想法与看法以及分享交流的需要。以往的电视节目，常常倾向于向受众灌输一元化的结论。这种传播方式的专制性和排他性影响了观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谈话节目所提供的尊重个性的多元交流平台，隐含着民主、平等、包容的传播理念，能极大地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谈话节目这个平台，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空中领略到许多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社会内容，并分享讨论公共事务、行使人文关怀的精神满足。可以说，谈话节目既富有人际交流的意趣，又不失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三、以受众为本位的对象性传播

当前，大众早已不再满足媒体整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始有了参与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企盼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与其间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敏感于时代变革的电视媒体，积极适应这一变动，自觉将镜头转向普通社会阶层，尝试让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普通人的情感通过节目平台让社会关注和知晓。这些无疑为电视谈话节目的成长提供了有利契机。“电视谈话节目是在电视‘平民化’的过程中诞生的。”⑤可以说，本质上立足于受众本位的谈话节目的发展，顺应了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谈话节目可以说是颇具有对象性传播特质的节目品种。对谈话节目而言，任何空泛的谈论及脱离了具体实际的形而上探讨，都只会让观众远离了电视节目。因此，谈话节目从现身之初，就体现出引领人们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可贵理念，针对分化为不同群体的节目受众的需求，确立自身的定位及节目选题。

纵观当下谈话节目，总体上讲，不外乎平民化谈话节目与精英型谈话节目两大类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选择平民化定位的谈话节目，在价值取向上则主要向平民百姓倾斜，以普通平民愿看和喜爱为出发点，努力向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认同水平靠拢。如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在内容的选择上侧重于百姓关心的情感纠纷、家长里短及平民视角中的国计民生；节目风格以平凡为美，注重原生态表现生活，从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睐。而对于精英谈话节目而言，前沿性话题，高文化品位和高知识含量，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如中央二套《对话》栏目，其知识型、前沿性、高品位的特质，就赢得了投资者、企业精英和业界专家等一批社会精英人士的喜爱。此外，随着一批娱乐脱口秀节目的出现，谈话节目在分众化传播的道路上也越显成熟。正是这种基于受众本位的对象性传播，使得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牢牢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受众。

四、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相对于其它主持人型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而言，谈话节目充分体现了其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电视谈话节目的“看点”，除了通常大家都知晓的话题本身（热门事件、热门现象）有吸引力外，主持人的自身魅力及其对谈话进程的富有个性化风格的把握，常常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谈话节目的特殊形态和即兴交流的特殊要求，其主持人较之其它类型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对观众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广的影响力。谈话节目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锋，要产生闪光的思想亮点，需要主持人用富有个性魅力的语言积极引导，激发嘉宾对话题的热情和兴趣，并充分调动场内场外观众的情绪和思维。所以，主持人在节目现场所展现出的语言能力、个性魅力、学识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表现元素。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是凭借自己个性化的、本色而真诚的主持艺术，构筑起与嘉宾和观众平等交流、沟通的桥梁的。因此，那些与栏目定位相契合的思维敏捷，善谈会谈，富于独特个性和成熟风格的主持人，始终是牢牢吸引观众目光的核心节目元素。:

其次，嘉宾及现场观众的个性化的看法、想法及临场表现也往往成为节目的重要“卖点”。谈话节目原本就是侧重表现人际交流的节目形态，对于收看节目的观众而言，人际交流场域中话题各方的即兴对白和不可预知的临场表现，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当然，谈话节目，不仅仅是“谈话”这一样式。如今的不少谈话节目，还常常发挥电视能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综合运用外景采访、背景资料、音乐音响、图片动画等丰富多彩的视听元素。这些多样化的表现元素，在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场态化结构中被适时呈现出来。这使得谈话节目节目的“可视性”得到了有力发掘，审美感和艺术性极大提升。另外，眼下的谈话类节目除了以演播室的谈话为主要内容外，还时常采用穿插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等沟通方式，使整个节目互动性更强，内容也更丰富、充实，不仅仅“听”起来精彩，“看”起来也更富有意趣。

诚然，伴随着电视谈话类节目在各地的竞相涌现，当下的谈话节目也日益显露出诸多问题，给广大观众造成了多、滥、劣、俗等不良观感。特别是时下“跟风”办节目所造成的数量泡沫，在给谈话节目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稀释了节目精品的存在，破坏了观众的收视印象和收视口味。因此，提升谈话节目的品位，创新谈话节目的亮点，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品牌谈话节目，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注释

①②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第214页。

③宋民：《谈话节目定位与错位》，

篇6

立足新媒体技术,让文学创作在文化原力的提升、公共文化发展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文学之都成功的基本经验。纵观世界七座文学之都,其发展模式和经验除了上述的基本特点,亦有各自的独特发展理念和规划侧重点。

(一)以阅读和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开发立体化的文学创意产品,丰富市民公共文化生活,普遍提升文化创新意识。在文学之都,以阅读、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具有多层次、成体系、有效结合市民城市生活开展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其发展模式中的鲜明特点。该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点:1.以工坊为基础形式,立足于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和生活化运用,为当地市民提供丰富的、充满创意的配套文化服务产品。例如,爱丁堡以工坊为基础形式,衍生设计的文学创意活动按照类型划分,包括阅读团体(BookGroup)、儿童文学活动、文学竞赛(Competition)、课程(Course)、展览(Exhibition)、文学节(Festiva)l、讲座(Lecture)、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戏剧(Theatre)、工坊(Workshop)等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居民。另一座城市都柏林,文学发展侧重本土文学资源的多元化管理、培养、扶植和创造性开发。丰富的文学资源构成了都柏林文学生活的基础,通过文学生活,城市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也不断完善,而既有的文学历史、遗产也得以可持续发展。雷克雅未克则是把文学作为城市发展和国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如市长JónGnarr在提交UNESCO文学之都的报告中所言,“雷克雅未克的很多项目都与传播知识和文学的热情有关”。[3]2.通过文学创意,赋予工坊公共文化产品属性,让它成为公共文化发展中的第三方社会化有生力量,实现文学研究与创作和高品质文化产品输出的双向可持续发展。在爱荷华,以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公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荷华的阅读、写作工坊类型众多,除了为公众熟悉的爱荷华作家工坊之外,还包括了翻译工坊(TranslationWorkshop)、戏剧工坊(Pla[！]ywrightsWorkshop),以及非虚构写作项目(NonfictionWritingProgram)和夏季作品节(SummerWritingFestival)上的工坊活动。这些活动由不同的工坊组成,面向公众开放,注重通过具有创意的文学活动策划丰富市民城市生活,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意能力水平,这是其发展模式能够取得成果的基本经验。

(二)善于整合、运用新技术和第三方力量,促进文学创意向文化产品转化,注重文学资源的保护,使其在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和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对新媒体技术与文学创造的整合,进一步推动文学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的融合。其次,还体现在立足于新媒体,从产业链的角度为文学创造和城市生活建立具体的链接。以墨尔本为例,其发展模式特点在于文学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文学创意活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和体验形式。2013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澳大利亚”(CreativeAustralia)战略。在此背景下,墨尔本从文学创造出发,加快整合相关产业链的路径,促进文学创造并鼓励公众参与。其下属的文学活动的设计体系完整,层级分明,经过规划呈现出品牌化、立体化、系列化,服务对象和宗旨明确,构成了完整的价值链。一方面使文学的价值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既有的文学组织开始转型、提升自身效率,有针对性地为民众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软硬件,从而达到鼓励民间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会文化创新、融合的目的,这与UNESCO对创意城市网络下的文学之都的认定要求是一致的,即“文学能够在城市中扮演整合的角色”[4]。

(三)大力发展创意写作教育,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注重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在文学创造与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的理念下,重视培养高级创意写作人才,是该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经验所在。在七座文学之都中,多个城市的大学都有高质量的创意写作学科。以爱荷华为例,在向UNESCO提交的官方申请报告之中,首先被提及的正是文学创意写作学科的鼻祖———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爱荷华大学于1934年创建了全美第一个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项目,拥有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工坊———爱荷华作家工坊(IowaWriters’Workshop),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作家项目(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另据爱荷华大学官方的资料显示,爱荷华大学城人口虽然不到7万,然而早在2003年之前,爱荷华每年从创意工作(CreativeWorks)中获得的收益达169亿美元,并且带动相关就业高达195464个[5]。无独有偶,诺威奇也拥有世界顶尖的创意写作教育———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在UNESCO文学之都的申请报告中,东安格利亚大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创意写作学科之一[6]。作为UNESCO全球现有文学之都体系中唯一的非英语城市,雷克雅未克则从2008年也开始提供创意写作专业教育,并在2011年开始提供创意写作研究生学位,如冰岛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这对雷克雅未克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创造、创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在雷克雅未克向UNES

CO提交的官方报告中还对该市创意写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陈述。此外,雷克雅未克的文学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还包括通过文学来挖掘青年一代的创意能力。[7]另外,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对创意写作也非常重视。在给UNESCO的官方报告单独列出创意写作教育(EducationforCreativeWriting)进行阐述:“创意写作方面的研究,将允许学生们获得文学能力,以及语言写作、修辞能力,这些将是克拉科夫文学相关的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启示: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路径

文学之都的成功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集中在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促进两条路径。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提升文化原创力,可以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大扶持文学发展,能够发挥文学创造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两者对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以及文学之都发展个案研究,促进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发展上海的创意写作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文学之都的发展策略,可以启发上海通过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发掘文学创意力量、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量。爱荷华等城市的发展表明,创意写作学科方面的高度繁荣,可以为社会相关领域提供读写能力的教育支持,对市民文化素养、文化原创力的整体提升有可量化的促进作用。1.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立足于上海市高等院校高质量的文学学科基础,鼓励创意写作教育的创建与发展,采取国际主流的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专业化教学模式,培育上海创意产业需要的高质量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能够有效提升文化原创力。在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与战后国家创新力量的发展视野中,创意写作的学科目标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具有文化创意能力的高端写作人才。对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上海来说,具体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建立起完整的创意写作学科教学研三位一体的机制,通过文学教育的改革来确立创意写作的学科高地,为上海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具备文化创意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都在加快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其中,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是中国首家致力于创意写作理论研究并将之与创意写作教学、创意产业实践结合的科研单位。中心以创建中国化现代创意写作学科为目标,致力于欧美现代创意写作学科的整体引进和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现代化改造,改革中国高校中文教育教学培养机制,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创作人才及具有原创写作能力的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才。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2.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开发社会化的创意写作教育产品,推动创意写作学科与文学创意的社会化、生活化运用。目前,国内有北京大学、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等高等院校和社会力量都开始了面向创意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创意写作教育探索。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的发展模式为例,在实践步骤上,注重基础理论,潜能激发、写作能力量化评估、工坊制教学方法、创意活动的组织管理、产业、文化公益等创意写作教研成果导向社会化教育。通过组织社会化的创意活动,向公众开放,并为有特定的公众、团体、社区或部门服务。另外,针对创意写作课程再造对培育上海文化原创力量也是重要的实践。该中心注重在创意写作教育的框架下,强调相关的课程,如影视剧本、小说、故事、非虚构等课程要能培育具有创意能力的高层次写作人才,要求能出优秀作品,并开发社会化课程面向EMBA等受众的精品课程。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有抱负的学员知晓并运用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了解及把握文化创意的规律,还可以学习并掌握文学创意的技巧,为企业文化和营销策略开辟一块新的天地。这些实践将创意写作课程、工坊与公共文化服务节点衔接,能够孵化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模式,是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地提升文化原创力的有效途径。借此途径,可以让创意写作成为上海市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强大助推力量。在发展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上,把相应的研究成果导向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培养,加速将创意写作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促生文化原创力的养分。

(二)探索文学发展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互为支撑的模式,促进公共文化发展1.在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理念下,文学之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证明文学创造与城市创意经济、公共文化发展可以互相促进。文学之都的多种创造性文学活动,不仅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服务带来了新的模式,还由此发展出了新的公共文化产品,以及新的文化体验。以爱丁堡、都柏林等上述文学之都为例,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在于,如何有效地将文学创造和城市公共文化发展衔接。在城市发展的层面,注重文学创造对社会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的巨大带动力、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力,从而在实现公共文化发展服务内容、服务形式、体验模式的丰富与完善。与UNESCO文学之都相比,上海本身就是其创意城市框架下已认定的世界设计之都,上海的创意城市发展主要目标即在于“整合文化、技术和经济来改善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9]。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同样拥有丰富的文学资源以及发达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其中徐汇区名列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市范围内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也在飞速发展中不断完善。文学之都上海的启示正在于,应着手加大鼓励文学发展,借助文学创意激活上海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产品和体验模式。上海可以加强以文学创意为驱动的文化公益服务创新模式与公共文化示范区域文化活动体系的连接,通过活动配套与服务产品开发,让文学创造力量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新产品、新体验。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为例,作为国内首家创意写作公益机构,主要提供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中急需的创意写作人才培养、孵化服务,以及社区文化公益服务。该中心立足文化公益服务,吸收并立足于上海本土,发展了UNESCO文学之都文化公益模式和理念,借助新媒体,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服务和便捷的学习体验。

篇7

论文摘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关系到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是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本文以图书馆服务为例，结合图书馆发展情况解析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实现。

公平或日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基于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的确认，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我国宪法将“平等权”列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首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平等权之重要。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同样应当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平等的原则也必然应当延续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一、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内容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②享受文化科技进步权；③参与文化生活权；④接受教育和培训权；⑤文化创意权。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公平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即指每个公民(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时，享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服务机会的公平，主要体现为服务对象的全体性或者说服务必须惠及全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不应有任何地域、城乡、种族、身份等的歧视。所谓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过程的公平，则指不论服务对象为何人，均有权享受到同样的、质量稳定、程序公平的对待，从而享有平等的文化服务。

在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对政府部门提出了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求。宏观层面的要求指，政府在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制订、文化资源配置、文化设施规划建设、整体布局调整等重大宏观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微观层面的要求则是，政府各具体部门，以及政府扶持资助的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提供各项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大家获得机会公平、质量稳定的服务。

三、以图书馆公共服务为例看公平性原则的实现

篇8

即使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保护作为一种有专门人员从事的职业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藏品保护学会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护工作者，主要修复博物馆中的历史性、艺术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发表后，1965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遗产才正式得到独立机构与专业人员的关注。随后相关国际机构纷纷成立，为人才集聚和保护理念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遗产类型和范围也更加丰富起来：1931年《雅典》颁发时，所针对的是历史纪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则为纪念物和遗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时，则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类别。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提出了历史地区（historicareas）的概念，认为“历史地区及其周边应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1987年《华盛顿》将关注点落在了历史城镇与城市地区（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这一独立于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新类型，强调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现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维也纳备忘录》中提出的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国自1987年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以来，一直追随响应国际保护理念并积极探索其在本土的适用性。国际上研究组织和专业人员的出现与世界遗产体系的形成无疑极大的推动了对更多类型文化遗产的认知，是人类有史以来遗产认知扩展最为迅速的几十年。

2.城市遗产

近几十年来，遗产认知的进步大多源于世界遗产的框架，其扩展却并不局限于世界遗产，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遗产”的扩展。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是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产生出来，并被认为是同样适用于任何遗产的周边地区及文脉的。“城市遗产（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的关注对象逐渐产生的。顾名思义，城市遗产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环境中的遗产，有时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维也纳“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上城市历史景观概念首次提出时，其对象还集中于世界遗产中的历史城市类型，或市区内拥有建筑类世界遗产的城市，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护的核心区域周边的高层或超高层新建筑对遗产地本体视觉上的重大影响，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些城市中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的关系。然而在城市历史景观框架下，变化逐渐被接纳为传统，在相关认知深化与研究开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历史景观的预备研究书发表时，“城市遗产”已经开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遗产”而成为其核心表述。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发表时则更加明确指出，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对象是所有的“城市遗产”，保护城市遗产的理念至此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我国，阮仪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则要坚守，即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虽然彼时城市遗产的含义尚未有十分明确的共识，这些原则仍然不失为很先进的认识。实践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实例为榜样，很多拥有一定历史资源的城市争相效仿，后来到城市遗产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当初建筑被纳入文化遗产的范围，城市遗产理念的产生是文化遗产在空间层面的认知历史上又一次重要扩展，同时，也是人们尝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介入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的一次特别尝试。综上，相比于世界遗产，城市遗产强调的是在城市中较为普通的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以至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历史景观所构成的整体性价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价值，但确为历史城市的有机构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遗产也因此被纳入保护的范畴，体现了保护工作的广泛性、完整性，甚至遗产本身的平民性。

3.小结

篇9

【摘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豪斯曼编，丁建峰译.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法]挨德加.莫兰著，秦海鹰译.方法：思想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罗珉.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4]李郸.管理学的历史演进：研究范式的角度.财经科学，2005，（5）.

[5]罗珉.论管理学范式革命.当代经济管理，2005，（5）.

[6]魏文斌.西方管理学范式的三种维度.国外社会科学，2007，（1）.

[7]罗珉.论管理学复杂范式.管理科学，2006，（1）.

篇10

制作过程一般包括前期筹备、谈话现场录制和后期剪辑制作三个紧密相联的阶段。谈话节目的前期筹备是确定话题、设计谈话内容、选择节目表现方式等，这个阶段是由策划、编导和主持人等共同完成的。现场录制是节目的真正实施过程，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谈话交流通常以“准直播”的方式进行(大多数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没有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有浓重的人际传播色彩。一般的谈话节目录制两到三个小时，而播出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编导要对现场的谈话进行浓缩，并保证节目仍具有“现场谈话”感觉和氛围，这就是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

很明显，谈话节目制作是组织行为，目的就是制作一档可以播出的节目。它有严密的前期策划和管理，节目内容、节目形态、节目时长、嘉宾的选择、话题的选择、谈话的方式、谈话的节奏、话题的走向等，都是在一定的规划下进行的，而且，在后期制作时也要遵循预定的原则和规划。这一前一后的规划和删削也决定了电视谈话现场的组织传播特征。在电视谈话现场，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是以制作节目为目的的，也形成一个组织，有强烈的目的性。尽管现场交流是没有文稿的、即兴的、面对面的，反馈及时的，但主持人和嘉宾的交谈不仅仅是说给对方听的，也是为了谈给现场观众听的，更是说给电视机前的听众的，这与人际传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由性的特点有明显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另外，由于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平台上的播出的，这对它的可视性、艺术性、思想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综合电视谈话节目制作播出的全过程，其传播模式可以定义为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平台的延伸——公开交谈的艺术展示。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的传播模式决定其谈话现场的特定场景和氛围。传播过程的展开依托一定的社会场景，“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会有不同的举止、或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场景的区别会影响到传播过程的结构和性质。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现场来说，正如张颂先生提出的，场景是“实境”与“虚境”的结合：主持人在和现场的嘉宾交流是实境；通过媒体平台和大众交流是虚景。对此，约书亚·梅罗维茨也有类似的表述，即媒介平台使“表演的社会舞台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社会场景”，谈话现场是物理场景。媒介创造出的是“信息场景”。谈话现场的这种虚实结合的传播场景构筑了新的交往模式和传播模式。生活中面对面的谈话是没有虚境的，交流对象总是可感的，确定的；电视媒体给电视谈话节目增加了“虚境”，而对这个“虚境”的感知和把握往往体现了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崔永元讲过自己早期作为主持人参与《昨日童星》节目录制时的一个疏忽：“有个嘉宾说到张嘎子，我就想去看照片，上去了，把照片拿下来，自己看看，再给了别人”。如果是普通人际交流这一系列动作毫无问题，但当时导播立即指出，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照片拿过来，在镜头前展示一下”，“让大家看完以后，再拿过来给观众”。显然，这个所谓的疏忽就是忽略了电视的特性，没有顾及到场外观众对看照片的视觉需求，只让自己和现场观众看清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节目的传播效果。媒体创造出的这个信息场景从本质上区分了生活中的传播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即使被大家认为是最像生活中面对面传播的电视谈话节目也从本质上和生活有了距离，不仅多出了一个信息场景，原来的物理场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两个场景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杂糅在一起互相影响制约。虚境传播决定了实景传播的性质和目的，实境传播是虚境传播目的的执行。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传播关系也是复杂的，是一对对传播关系的有关联的叠加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传播的网络，是一个组织传播的现场。“是否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信息交流，是区别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键所在。”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员是作为节目的一员参与其中的，作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场外观众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用图来显示谈话现场的人员状况：

如图所示：左边的平面代表电视谈话节目录制现场，右边的平面代表场外观众接受信息层面，在这个立体三角形中，先是谈话现场平面有三组一对一的传播关系：主持人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嘉宾现场观众；每组传播关系又和剩下的那个倾听对象形成了新的传播：主持人和嘉宾现场观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嘉宾、嘉宾和现场观众主持人，这六对传播是有及时反馈的，沉默、掌声、笑声、语言都是反馈的形式。再看连接两个平面的传播关系，两个平面之间听不到反馈。每一个现场的人员组成元素都会单独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受众、嘉宾受众、现场观众受众；而现场的每组交流又会共同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和嘉宾受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受众、嘉宾和现场观众受众，最后现场所有成员集体和受众形成了传播关系：主持人和嘉宾及现场观众受众。可以看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关系实际是两个交流过程的嵌套，即现场构成的每对交流关系又通过电视平台和场外观众构成新的交流关系，正如卞之琳《断章》里描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谈话现场，各参与成员有明确的分工，同时话语权也有不同的等级。这也是组织传播的特征，因为人际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往往是平等的。虽然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都参与节目的录制，但是他们节目参与的程度、在节目中的地位、话语权力大小是不同的。在谈话过程中，主持人始终掌控着谈话的主动权，控制着话题走向。他有提出问题，适时转换话题、打断谈话的责任和权利。比如崔永元曾在不同场合谈过他如何打断谈话而不伤害观众的妙招，当然他这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拒绝，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拱手让出谈话现场的控制权。嘉宾则只有决定是否回答的权利；现场观众为了配合节目的录制，也只能在主持人同意的情况下才拥有话语权。

在分析了电视谈话节目制作的全过程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谈话现场是整个节目制作流程的一部分，并且受其传播模式的严格制约。电视谈话节目不是把私密的人际交流公布于众，而是“将已经是公开的事情变得更加公开。”正如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解释的：“‘公开一公开’的事件是指那些在电子媒介的帮助下超越了空间一时间的范围，每个人都可能接触。”。因此，只分析谈话现场的面对面是不全面的，“大众传播人际化”和“人际传播的大众化”观点显然都有只针对谈话现场这个片段，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概括如下：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组织传播，其传播方式组织内和组织外传播两个部分，谈话现场是组织内传播，而组织外传播就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规定着谈话现场组织传播的目的；根据大众传播的目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流程有充分设计和规划；传播场景是对策划文案的一定程度的再现和灵动发挥，传播场景中每个个体都是节目制作团队中的成员，依照大众传播目的的规定性，以组织中的特定的身份进行沟通，享有与特定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

认识清楚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对提高节目质量有重要启示的。

节目组的品味决定着谈话现场组织的氛围。谈话现场组织虽然是经过策划团队和主持人反复商定的结果，但是这个临时组织常常只存在几个小时便被解散了，伴随着强烈的灯光的炙烤，录像机的监控，让这些关系复杂的成员畅所欲言，形成融洽的交流气氛，难度可想而知。对谈话现场组织的有力支撑和掌控其实更多地来源于现场背后的团队的力量——节目组。组织“能创造意义，具有价值观和规范，因其共同的事件和仪式而代代相传”，所以一个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崔永元多次谈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人文精神”，认为这种组织文化才是节目品位的保障，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品味不是在谈话现场形成的，不是靠技巧支撑的，它更多地来自整个节目团队的文化品味。《艺术人生》的制片人王峥在谈到团队精神时总结为“用艺术点亮生命”，这是他们整体制作群体的价值取向的体现。通过屏幕我们看到的是谈话现场的气氛、格调，但实际上反映了整个节目制作集体的品位。既是策划又当过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阿忆说：“主持人临场把握固然重要，但幕后方案的力量是决定因素，它可以限制明星嘉宾的矫情和嚣张。这种结构非常像是，幕后预案布好沟渠，主持人像个拿铲的农民，嘉宾的话语水流沿着预定沟岸行走，遇到临时阻塞，农民就用铲子轻轻疏导引流。”

谈话现场的组织气候影响着节目品位的体现程度。普尔和麦克菲把组织气候定义为“不断由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和再产生的集体态度”，在谈话现场，组织气候就是指谈话的氛围，这是一种看不见、说不出但是可以感觉到的氛围，它会对淡话参与者的心理起到某种暗示作用。现场气氛的和谐融洽程度决定了大众传播的效果。谈话气氛不仅感染着现场参与者，还能延伸至屏幕外，吸引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这个临时短暂的组织中，任何一个交流方都是良好交流氛围的缔造者，只不过其间存在权限、功能的差别罢了。主持人要善于激发嘉宾的自我表露的欲望，善于在嘉宾之间、嘉宾与观众之间斡旋，使各种声音、各种观点充分表达，崔永元无疑是调节现场气氛的高手，而《对话》节目高素质观众的参与对现场水融的氛围的形成功不可没。

以上两点，应该作为电视工作者打造优秀电视谈话节目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