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影像技术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放射影像技术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的分类，国际医疗服务贸易有4种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类型的医疗服务贸易通常被称为远程医疗（Telemedicine）或医疗服务外包（Offshoring of Health Services）。由于信息通讯技术（ICT）取得的巨大进步，某些医疗服务已经可以数字化并通过网络来传输。这使得发达国家的医疗机构可以将那些能够数字化的医疗服务发包到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专业人员为本国的病人服务。境外消费类型的医疗服务贸易通常被称为健康旅游（Medical Tourism）。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价格远比发达国家更为便宜，因此相当数量的病人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接受治疗。商业存在是指外国投资者在某一国家境内出资建立医疗机构的贸易模式，通常也被称为医疗对外直接投资（FDI）。自然人流动则是指医护人员从发展中国家暂时或永久性地迁移到发达国家工作的贸易模式。

尽管医疗服务外包与健康旅游都是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迅速成长的贸易类型，但健康旅游与外资医疗机构（商业存在）、外籍医护人员流动（自然人流动）等传统的医疗服务贸易更为相似。健康旅游相当于通过病人的物理移动，让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机构与医疗专业人员发生“相对移动”从而进入发达国家。后3种类型的医疗服务贸易并没有改变医疗作为服务的本质属性，医疗专业人员仍需与病人近距离会面才能为其提供医疗服务。这种传统的服务生产方式随着医疗服务外包的出现正在发生改变。服务外包使得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把某些医疗服务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提高医疗部门的生产效率。医疗服务的生产转移也将对医护人员的就业与医疗服务的监管带来新的挑战。与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贸易相比，国际医疗服务外包目前的规模是最小的（Herman, 2009），但国际医疗服务外包潜在的增长力已使其成为最受人瞩目的一种医疗服务贸易模式。

一、国际医疗服务外包的发展状况

国际医疗服务外包是指一国的医疗机构通过与另一国的其他企业签订合约，将传统上由机构内部人员负责的医疗服务外包给外部专业服务供应商的一种经营模式。与其他行业的服务外包相似，并非所有的医疗服务都可外包出去。一项医疗服务如果对医疗人员与病人近距离会面（Physical Proximity）的要求越高就越不可能被外包；如果该项医疗服务对医疗人员与病人近距离会面的要求越低就越可能被外包。在目前信息通讯技术水平下，国际医疗服务外包涉及的医疗服务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表1）。

表1中的各项医疗服务都与电子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信息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这些服务能够跨越万里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是医疗服务外包产生的重要动因。以在印度的医疗服务外包企业为例，它们能帮助发包方降低40%~60%的业务成本。另一个促成医疗服务外包产生的原因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专业医疗人员短缺。以放射影像医生为例，在美国约有20%的职位空缺，在加拿大平均需要等待70天才能拿到CT扫描的结果（Mackay,2007）。

（一）医疗抄录外包。

医疗抄录是最早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尽管与放射影像等高端服务相比，医疗抄录的服务增加值较低，但与一般商务流程外包相比，医疗抄录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劳动者。医疗抄录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工作（David et al.,2009），抄录员需要熟悉医生的口述习惯、医生与病人的互动过程以及掌握相当的医学知识才能听懂经由互联网传来的口述医嘱并将其转变为电子文档。抄录员还需检查医学术语的拼写，保证99.8%以上的正确率。抄录好的电子文档视紧急程度，要在3~24小时内传送回去。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法律要求病人所有的医疗记录都必须电子化，并且对个人医疗记录的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完善的电子医疗记录不仅有利于医疗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当发生医疗纠纷时它也能使医疗机构更好地应对法律诉讼。2003年美国医疗抄录的市场价值估计在100~250亿美元（Conn,2005），其中47%业务外包给了美国本土的医疗抄录公司，据估计大约10%的医疗抄录业务发包到了海外（Swartz,2004），同期美国医疗抄录员的年薪约为4万美元左右，而印度医疗抄录员的年薪仅为3000美元。巨大的薪资差异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抄录发包国，而印度则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医疗抄录承接国。印度大约吸引了80%来自美国市场的医疗抄录外包业务（Hallinan, 2006）。

印度已出现数家大型的医疗抄录公司。以慈贝（CBay）公司这家全球最大的医疗抄录公司为例，2006年它在印度拥有30个服务中心，4,500名雇员，为美国650家医疗机构服务，每天处理100万份文档。大型公司是承接医疗抄录外包业务的中坚力量，它们获得了大约70%的外包业务收入。除了大型公司外，印度还有许多中型（雇员500人以下）和小型（雇员50人以下）的医疗抄录公司。中型公司一般成为大型公司的特许加盟店或服务供应商，小型公司则一般成为大型或中型公司的次级分包商。

美国的医疗抄录市场价值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美国本土医疗抄录员的数量则在以每年10%的速度减少（Blouin et al.,2007）。这一趋势意味着医疗抄录的国际外包市场正在迅速增长，许多像印度一样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承接医疗抄录的服务外包。以菲律宾为例，该国的医疗抄录员通常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一边准备菲律宾的医生资格考试一边到医疗服务外包公司兼职。菲律宾政府还为医疗服务外包企业提供特别的投资优惠，2004年该国最大的25家医疗抄录外包公司都是由美国投资者设立的（Arunanundchai and Fink, 2007）。菲律宾是继印度之后吸引到美国医疗抄录外包最多的国家之一。

（二）放射影像外包。

放射影像是国际医疗服务外包中增加值最高的服务。在CT、超声、MRI等影像技术出现前，X射线是最主要的一种放射影像诊断手段。大多数的医生都会读取X光片。随着放射影像技术的进步，医疗放射影像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放射影像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通常需要经历5年的住院实习才能获得执业资格。放射影像医生的工作是应用各种放射影像设备帮助其他医生更好地诊断疾病的性质、病情的情况与严重程度。因此，放射影像医生通常无需直接与病人接触，而只需分析解读其他医院、诊所或医生传来的影像。随着医疗影像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的数据传送能力越来越强，进入21世纪后放射影像外包的技术障碍已经消失。

2004年美国放射影像医生的年薪约为35万美元，而印度放射影像医生的年薪约为2万美元，如此巨大的薪资差距使放射影像外包业务开始变得极具吸引力（Smith et al.,2009）。从事放射影像外包业务的企业有两类：一类是专业的放射影像公司，另一类则是知名的IT企业（Pollack, 2003）。远程放射服务（Teleradiology Solution）公司是第一类企业的典型代表。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总部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它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乔治亚州、马萨诸塞州和康乃狄克州都设有办事处。2006年，该公司雇佣了60名放射影像医生（大多数在印度完成医学训练），为50家美国医院、3家新加坡医院和3家班加罗尔的医院提供服务。公司也还为一些来自非洲、中东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医院提供服务。第二类企业的典型代表是维普罗（Wipro）公司。维普罗公司是印度一家知名的跨国IT企业，它在美国设有商业分支机构。2003年维普罗公司成立了医疗与生命科学部，开始利用自己的IT技术优势进军放射影像外包市场。2003年维普罗公司雇佣了12名印度放射医生为其在美国的客户服务。

欧盟也有巨大的放射影像外包需求,但目前欧盟法律出于数据安全考虑还不允许这类业务直接发包到欧盟以外的国家。即便如此，印度的放射影像外包企业还是在想办法积极开拓欧洲市场（Chanda, 2011）。例如，远程放射服务（Teleradiology Solution）公司就收购了一家当地的小公司并将其变成自己的下属分支机构。通过这家位于欧盟本地的分公司，远程放射服务公司得以进入欧盟的放射影像外包市场。健康服务（Manipal Health Services）公司则在英国建立了一个放射影像中心，印度的放射影像医生转流换岗定期到该中心工作。以前该中心通过与英国本地公司合作的方式参与英国NHS的放射影像外包业务。预计欧盟未来的数据安全立法可能会允许欧盟的医疗机构将医疗服务直接发包到印度，远程放射服务公司在班加罗尔已成立一个独立的分部，论文格式专门负责吸引欧盟业务。

（三）其他医疗服务外包。

医疗抄录与放射影像是目前发展最快的医疗服务外包类型。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与技术的进步，服务外包也逐渐扩展到诊断、咨询、病理检查等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印度著名的阿波罗（Apollo）医疗集团已开始为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邻国提供远程诊断与咨询等业务；该集团还在喀扎克斯坦成立一个区域中心为中亚地区的病人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古巴也正在成为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远程诊断与咨询中心（Smith et al., 2009）。印度的一些研究实验室已经有能力提供1,500种病理检查服务，有些实验室甚至能进行细胞基因、染色体异常等分子水平的检查服务和分子诊断这种高技术的医疗诊断服务。例如，2006年在位于印度钦奈高的都市（Metropolis）实验室与一家美国的医疗财团合作赢得了英国NHS价值6亿美元的病理检测外包合同。位于印度孟买的兰博西（SRL Ranbaxy）医疗与诊断公司也与英国数家医院签定了病理检查方面的服务外包合同。

二、国际医疗服务外包与医疗监管

节约医疗服务成本、缓解医疗专业人员短缺是驱动发达国家将医疗服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原因。然而，由于医疗是非常专业化的服务、并且关系人们的健康，让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专业人员为发达国家的病人提供服务势必会比其他服务外包引起更多的争议。为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与安全，发达国家形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监管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外包企业能否满足这些监管标准是发达国家政府、医疗专业协会、保险公司和病人关注的焦点。如果医疗成本的节省是以服务质量与安全性下降为代价的话，医疗服务外包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因为医疗服务中的一项小失误都很有可能造成潜在的严重后果。所以，从病人与监管的角度来看，医疗服务外包中的执业资格、质量认证、事故责任与信息安全都是关键的问题。

（一）执业资格。

发达国家的医疗专业人员通常都需要接受其本国严格的医学教育、住院培训、通过执业资格考试并注册后才能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国际医疗服务外包企业中的医疗专业人员通常也必须满足这些高标准才能为发达国家的病人提供服务。以放射影像医生为例，美国放射影像学院要求从事医疗影像外包的医生必须在病人所在的州注册、在病人所在医院获得执业许可才能分析解读美国病人的放射影像。美国放射影像学院还要求这些医生必须在美国接受继续教育，并向病人和发包方完全披露自己的执业资格；放射影像外包企业传回的影像分析结果必须由一名美国的放射影像医生仔细复核并签字确认（Singh and Watcher,2008）。为满足这些要求，奈特霍克（Nighthawk）放射影像外包公司的医生平均在38个州注册，获得了超过400家医院的执业许可，该公司还聘请了35人专门负责这些医生的资质许可与注册情况。

（二）质量认证。

为保证服务质量，发达国家的医疗机构一般都要通过相当严格的质量认证。但医疗服务外包企业都在海外，如何对这些企业进行认证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美国医疗组织认证联合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国际支部来认证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2005年时，远程放射服务公司成为第一家通过该认证委员会的印度医疗服务外包公司。一年以后，该公司又通过了新加坡卫生部的认证（Kshetr and Nikhilesh,2011）。在认证过程中，新加坡卫生部不仅多次派出新加坡国立医疗集团的专家对该公司进行考察，还对该公司进行放射影像解读测验以确保认证的可靠性。此类解读测验甚至还可能隐藏在日常外包业务中，例如，随机送出经本国专家解读过的放射影像，让医疗服务外包公司进行二次解读，通过二者的符合程度来监测服务质量。

（三）信息隐私。

发达国家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法规来保证病人的医疗信息隐私。病人的医疗信息只能用于合法的特定目的，在信息的处理、传输与存储过程中医疗机构必须采用可靠的技术手段保证数据的机密与安全性。世界各国在信息隐私方面的立法要求与保护程度是不一样的，欧盟比美国更严格，美国更偏向于企业的自我管理并鼓励市场在信息隐私安全方面进行创新，欧盟则更重视通过立法来保证隐私安全（Kshetri,2007）。这种差异可能是欧盟还不允许医疗服务外包到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理论上，信息隐私泄密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缺乏法治的商业环境让保证信息隐私安全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医疗服务外包企业都开始非常重视医疗信息的隐私安全问题，因为数据泄密或非法不正当使用信息一旦发生会使这些企业立刻失去客户。以医疗抄录外包为例，企业通过互联网传送数据时都必须压缩加密；数据都储存在服务器上，医疗抄录员必须获得授权才能处理这些数据并且医疗抄录员使用的终端电脑没有任何本地存储设备。[LunWenData.Com]

（四）事故责任。

医疗服务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业，医生常常可能因为疏忽或治疗不当给病人带来伤害。发达国家的法律会对医疗事故处以严厉的惩罚以保障病人的利益；医生也会购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来降低风险。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体系更为落后，对医疗事故可能没有严密的法律规定，病人也不可能得到很高的医疗事故赔偿。在目前的国际医疗服务外包中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来确定医疗事故责任并执行赔偿。如果一家美国医院以国际服务外包的方式为美国病人提供病理检查服务，该医院可能要为服务供应商的失误负法律责任。美国法院会判该医院承担事故责任并对病人进行赔偿，但是当该医院再要求其服务外包供应商承担责任时会遭遇法律困境。该医院如果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即便胜诉也可能无法执行；如果在服务外包供应商所在国提起诉讼，又可能无法胜诉（Mirrer-Singer, 2007）。由于存在这样的司法不确定性，保险公司也不愿意为国际医疗服务外包业务提供医疗事故责任保险。

三、国际医疗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

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国际医疗服务外包中存在的监管难题使其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不如其他行业的服务外包。但是医疗服务外包仍然给发包国与承接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在医疗抄录中，美国的抄录员都是高中毕业生而印度的抄录员具有大学医学学位。上岗前美国的抄录员通常只进行3~4个月的培训而印度的抄录员需要接受6个月的全职培训。印度的医疗抄录企业让员工分成三班在一天之内轮流上岗，员工按其能力分为一般抄录员、核对者与超级核对者。在放射影像外包中，印度的医生对影像进行初步解读，美国的医生再对其进行复核。这样的分工提高了放射影像的解读效率，并且印度与美国的时差使得放射影像解读工作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国际医疗服务外包不仅降低了美国医疗机构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效率。从2000~2005年，印度医疗服务外包的从业人数由3万增加到24.25万，市场价值从2.64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Smith et al.,2008）。

目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服务外包承接国，其所承接的医疗服务外包价值估计已占到美国医疗市场价值的2%,远高于其他国家（McLean,2006）。印度在医疗服务外包领域中的竞争力首先得益于该国长期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外包所积累的技术优势，因为作为一种高端服务外包，医疗服务对信息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其次，印度的医学教育与发达国家接轨，为医疗服务外包产业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印度还有许多医生在发达国家执业，比如，美国和英国的医生中分别有4.9%与10.9%来自印度。这些在海外执业的印度医生所建立的社会网络给印度带来了最初的医疗服务外包业务，并持续促进了这一产业在印度的发展（Kshetr and Nikhilesh,2011） .印度私立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业的比重也达到了70%,市场机制推动的竞争与创新为医疗服务外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在这一领域具有相当明显的竞争优势。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医疗服务外包已逐渐从医疗服务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延伸。高薪医疗工作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曾一度引起巨大的政治争议，不过，医疗服务外包带来的利益让这些反对之声渐渐消退。信息隐私安全也曾让人们认为医疗服务外包是非常危险的业务。不过，随着服务外包产业日渐成熟，外包企业在制度与技术层面对这一问题的防范也越来越规范。目前，品牌影响与服务质量认证是制约国际医疗服务外包发展的重要因素（Singh et al.,2008）。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外包企业常被认为是低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当发展中国家开始提供高端医疗外包服务时，常常遭到发达国家病人的质疑与不信任。为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开始推动本国的监管标准与国际接轨，医疗行业也在建立医疗服务外包的国际认证标准，领先的医疗服务外包企业也在发达国家积极进行品牌建设开拓市场。

对医疗服务外包影响最深远的因素仍然是技术进步。最初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服务外包成为了现实，未来技术的进步还将继续影响医疗服务外包的兴衰。例如，语音识别技术与拼写语法检查软件可能在将来代替大部分医疗抄录员的工作；放射影像技术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动解读，放射影像医生会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撰写分析报告并提供治疗建议。如同制造产业可以分成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一样，医疗服务也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那些低端的医疗服务外包中的劳动力可能在未来被新技术代替。在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向高端医疗服务外包转型并最终过渡到医疗知识外包（Kshetr and Nikhilesh,2011）。医疗诊断、病理检测以及基因识别、肿瘤、艾滋病毒测试等极具专业技术知识的服务将是未来医疗服务外包新的增长点。

四、国际医疗服务外包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的医疗服务外包才刚起步，专业性承接医疗服务外包的公司还非常少。例如，医疗检测具有规模效应，中小型医院自己购买设备从事医疗检测成本相当高，由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来做可将成本降低。据估计，诊断仪器试剂集中购买可以节约30%的采购成本，大样本集中检测也降低了单次检验的固定成本。现在中国第三方医疗检测所占的市场份额约在1~2%,远低于美国的30%和日本的60%.医疗检测对许多临床疾病诊断是必不可少的，基层医院的医疗检测外包给独立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可以降低医疗费用。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时，应当利用服务外包模式设立第三方医疗检测机构，鼓励民营资本、吸引外国医疗检测公司开办医疗检测实验室。

中国各级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也刚起步，缺乏统一标准的临床信息系统和区域医疗信息共享系统。许多医疗服务外包项目，例如放射影像、医疗咨询、远程诊断、远程医疗依赖强大的信息系统收集、传输、处理、交换、储存数据才能实现服务外包的规模效应。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正是随着医院临床信息系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才得以从医院内部分离并被外包出去。从印度的经验来看，拥有先进的信息技术是许多医疗服务外包公司赢得美国外包订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看来，我国必须大力加快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医疗服务外包市场。除了增加公立医院改革中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入外，政府还需要协调各医院之间的关系，实现医疗信息资源的标准化。

篇2

葛恒，医学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获瑞士联邦政府奖学金资助赴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心血管中心进修学习。目前主要从事冠心病、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以及心脏核磁共振影像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主持包括国家自然基金在内的科研项目4项，作为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5篇，中文论文20余篇。

门诊：心内科。

《科学生活》：葛医生，我们知道，核磁共振成像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医学已有20余年了，因为它对人体无创伤，故是检查中枢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血管系统、腹腔内器官的理想影像技术。但好像很少听说利用它检查心脏，这是为什么呢？

葛恒：你说得很对。心脏的核磁共振成像是本世纪初才获得突破的新技术。但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临床心脏检查时，要面对两项障碍：首先，心脏不停地高频率跳动，而核磁共振的扫描速度较慢；其次，人的呼吸也令心脏位置不断移动。这两个原因导致核磁共振无法清晰地捕捉心脏的图像。近年来，国外医学界有人改进磁共振的扫描序列，使它与心脏跳动周期相适应，使得心脏的核磁共振检查正式运用于临床诊断。而在我国，这项检查开始得较晚，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心脏专科医生很少接触复杂的核磁共振技术，对它的原理和临床意义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从事核磁共振影像操作的放射科医生也不了解心脏的复杂解剖结构，而且每个人的心脏位置和心率各异，需要明确的病理状态也不同，使得他们在单独开展心脏检查时面临困难。

2010年，我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心血管中心当访问学者，看到他们的心脏影像中心常规开展心脏的核磁共振成像检查，我很感兴趣，便重点学习和关注这一技术。回国后，发现我们医院的核磁共振机器与瑞士医院的机器型号完全一样，因而，我向瑞士方面索要了经过优化的全套扫描序列拷贝。从2012年5月份开始，我们与放射科医生合作，共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优化，我们的图像清晰度等指标已经符合要求，每周能够完成四五个病例的检查，至今已完成了300多例患者的扫描。

《科学生活》：有报道称，心脏核磁共振成像是医学磁共振成像领域的一次重要突破，和我们熟悉的传统心脏影像学检查方法相比，它对我们探明心血管疾病究竟有哪些新价值呢？

葛恒：传统的心脏影像学检查手段首选为心脏超声波检查，它可以侦测心脏的活动情况，观察心脏的结构状况，这也是心脏核磁共振成像的一项重要功能，但超声的“显像窗宽”比较有限，而且对比度不够好，图像视野和细节都不甚理想。如果有的人比较胖，或患有肺气肿，心超的图像质量就会受到较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心超的检查效果与操作者的水平有很大关系，因为探头位置完全由操作者控制，同一位病人如果由不同的操作者检查，采集图像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差异。

相比之下，心脏核磁共振成像能看到整个心脏而没有死角，并且由于人的血液和心肌的核磁共振信号截然不同，在成像时可以形成非常良好的自然对比，因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心脏的结构细节，有助于诊断某些心超发现不了或容易漏诊的疾病。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上已经碰到许多这样的病例，在做心超时没有发现的异常或疾病，在做核磁共振成像时却被发现和证实。

同时，心脏核磁共振成像的定位是由计算机辅助进行，可以做到每个病人的标准化，这样一来，测量的数据就比较客观而不受操作者的主观影响。借助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计算心脏扩张和收缩时的容积变化，由于心脏核磁共振成像理论上可以截取无数个面进行成像（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通常截取8至12个面），通过磁共振可以重建整个心脏的容积图，从而判断心脏泵血的能力，这是评价心脏功能最重要的依据。心超可以进行同样的计算，但仅限于面或最多2～3个平面，计算精确度远远不如心脏核磁共振。现在，根据心脏核磁共振图像计算得到的左室射血分数（指心脏每搏输出血液量占心室舒张末期容积量的百分比。正常情况下左室射血分数应≥50%；右心室射血分数应≥40%。若小于此值即为心功能不全）已经成为评价心脏收缩功能的金标准。

《科学生活》：心脏核磁共振成像与我们通常所做的心脏超声波相比，在观察结构和运动上无疑有很大的优势，它还有其他诊断功能吗？

葛恒：是的，对心脏结构和运动的显示只是心脏核磁共振的一部分应用功能。对临床医生意义更为重要的在于通过心脏核磁共振成像，我们可以进行心脏的组织显像。通俗地说，通过超声波检查，我们可以观察到心脏的结构和活动异常，但由于不能看到心肌内部的变化或异常，所以并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些异常。然而，通过造影剂的配合，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可以显示心肌的组织学变化。比如，有的人虽注入造影剂但不能进入心肌，而有的人注入造影剂后潴留在心肌内，根据这些不同的征象，我们就可以明确诊断患者的心肌供血或心肌病变类型。

心肌组织显像在临床最广泛的应用在于对冠心病的鉴别诊断。冠心病有多种临床征象，比较常见的表现是心绞痛。冠状动脉造影可以发现血管的狭窄病变，但当狭窄程度并非非常严重时（譬如60%或70%），这种情况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因人而异，那么医生所作出安放或不安放冠脉支架的决定，都有可能是不合适的。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心脏核磁共振检查进行预判，方法是对病人用药并进行造影剂灌注，根据心肌内造影剂的充盈情况来判断血管狭窄是否引起缺血，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治疗准确率。

冠心病的严重征象是血管发生急性完全闭塞，导致心肌梗死。在急性期使用药物或支架开通闭塞血管的再灌注治疗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但我们发现，再灌注治疗的效果在病患间差异很大。譬如，有两位病人的年纪、发病状况都差不多，而且都植入支架开通血管，闭塞血管的血流都已恢复正常。但其中一位术后反复心衰发作最后死亡，另一位则情况大有好转，甚至很快便能恢复日常工作。其中原因何在呢？病理研究表明，其中很大原因在于微循环血流的恢复，有的人虽然大血管恢复了正常血流，但由小血管构成的微循环仍有严重障碍，心肌的实际供血并未有很大的改善。然而，过去临床医生对这一情况缺乏明确的诊断方法，只能推测发生了什么情况。核素心肌显像是唯一可行的检查手段，但其分辨率较低，结果往往模棱两可，而且核素本身有放射性，做这一检查的费用也高达几千元，所以应用并不多。但现在我们通过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可以方便而清晰地看到微循环障碍是否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磁共振可以判断微循环障碍的性质。有些患者的小血管结构完好，虽然有暂时阻塞，但随着时间推移，血流可能逐步恢复，但有的人微循环血管网全部崩塌了，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血液无法灌注到心肌，再灌注治疗挽救心肌效果有限；另一方面，负责梗死区修复的细胞和细胞因子无法抵达梗死区，在心脏压力的作用下，梗死区容易发生破裂或室壁瘤，这些患者可以说处于各种并发症的高危状态下。所以，一旦我们通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这些情况时，就要对这类病人特别当心，譬如延长他们在心脏监护病房的住院时间，更加积极但细心地调整相关用药，以减少恶性并发症的发生。对他们出院后的生活方式，也有更多限制，比如要避免剧烈运动等等。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检查计算出病人心肌梗死的面积大小，这也是决定心肌梗死患者预后和长期治疗方案的重要指标。譬如，那些心肌梗死面积较小（如坏死区占左心室比例

其实，利用心脏核磁共振检查，还可以直接对冠状动脉进行扫描。目前临床主要用CT进行无创的冠状动脉成像，但做CT还是要受辐射影响，特别对女性影响更大。另外CT检查所用的造影剂对肾脏也有影响。核磁共振检查造影剂无肾毒性，也没有辐射。但目前在技术上仍相对比较复杂，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不如冠脉CT成像，我们现在也未大面积使用。然而对某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肾脏不能耐受造影剂的情况，核磁共振检查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方案。

此外，除了冠心病外，心脏核磁共振的组织成像功能对诊断和评估其他心脏病，尤其是心肌病有很大帮助。

《科学生活》：葛医生，您刚才介绍得很详尽，也很通俗，对我们的读者会很有帮助。我还想请你介绍遇到过的一两个用心脏核磁共振成像诊治的典型病例，可

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