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2 0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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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论文

篇1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将传播的路径抽象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这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而凯瑞更为认同的传播路径是后者,他将“传播的仪式观”定义为“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提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从本质上讲,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交流是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著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国际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2]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9.

[3]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2

[关键词]市场;互联网;服务意识;民族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最热门也是最敏感的话题。事实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球化比经济和科技领域都来得广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应对这一冲击是一个目前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的过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竞争,它关系到世界占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严。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无疑是国际大众传播媒体。这些传媒依靠现代电讯手段,把信息传达给远距离的受众。有一定规模的国际传播始于短波广播出现之后。20世纪末,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以互联网为媒体的互交式传播为特征的“无中心”传播。有人指出,互联网的出现,使大众传播一夜之间变得“平等、民主”化了。但问题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可能摆脱一种几乎是终极的阻碍——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文化的差异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势力固化了。

无论如何,国际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势为依托,正成为新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利用这一重新洗牌的机会,在国际传播业中重新调整策略。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体制上、观念上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演变,从而在勾画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有所作为。

作为宣传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的出现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关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广播便是一个散布威胁言论的机关。

1923年,德法之间为鲁尔事件展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战争。1927年,各国为了反击别国的敌意宣传,英、法、荷、比、葡均纷纷建立电台,加强发展国际广播以巩固其殖民地。

苏联于1929年建立了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对外宣传。

在第二次大战中,广播战登峰造极,德国使用恐怖战略,对捷克、波兰、荷兰、挪威等国从事宣传战。1941年,德国计用88个短波台对欧洲广播,但不准其人民收听广播,否则处死刑。

1942年,战时新闻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权发展心理作战及国际广播。1942年成立了美国之音。1948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之音”从事国际宣传,由国务院管辖。

“国际广播电台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务项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声音,这些声明可能以通告、报道、政策演说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说政府机构是国际广播的始作俑者,没有国家的介入,国际广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可以说都是以宣传为目的的。

到了冷战时期,国际舆论的斗争也多半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国际大众传播行业里的对抗意识仍然主导着它的总体策略。

国际传播的市场化

冷战结束以后,对抗由两极变为多极,对抗的焦点已由意识形态转为对国际信息市场的争夺。

从80年代开始,商业电视媒体看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媒体巨头通过文化交流和新闻自由的名义在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节目和取得播映权。1980年6月1日,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的全新闻频道开播,它主要通过卫星-有线传送系统向世界各国的用户播出节目,它标志着商业性国际电视广播的崛起。1993年,CNN国际台总收入9300万美元,赢余不多,到1994年,它单单利润就达到6600万元。

CNN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推动了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开办了以新闻报道为主的对外电视广播,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商业广播公司纷纷开办各类卫星电视频道。

1991年5月香港卫星电视台开播后大获成功。1993年、1995年,该台的全部股权先后卖给了国际传播界巨头鲁珀特·默多克。卫星电视台的节目通过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覆盖亚洲的近5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1997年的数字,全球收看卫视的约有4200万户。

国际传播从政府行为转为商业行为是一个大的跨越。它大大减弱了国际传播中的火药味,部分传播的主要驱动力从意识形态宣传转为收视率和广告利润。市场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经是孤独的领域如今一下子充满了推销者的殷勤。他们使国际传播体系变得多元化了,形势也变得尤其的复杂。这些老到的电视业资本家在大把掏钱占领空中覆盖面的时候,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只要信号接受的技术障碍一旦克服,观众的收视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导的;他们相信优秀的质量和服务战无不胜。

在新的形势下,虽然意识形态的斗争淡出背景,但商人决不会把赢利放在损害本国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观、公正为己任的新闻通讯社也不会例外。

“近年经传播学者研究证明,世界性与地区性之新闻通讯社均以其本国利益为前提,并非以服务世界或地区利益为目的,由此可断言,国家通讯社乃是国家利益的发言人。”②

同时商业化趋势也强化了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的两极分化。而且通过商业推销的往往不是文化的优等货色,而是迎合中低层的快餐型消费。

市场化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弱势文化。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销售的文化产品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文化产品通过跨国媒体公司的推销,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潜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响。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变着本土文化精英的语汇,他们即便是在捍卫本土民族文化的时候也离不开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为批评的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计划基本上是追随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术精英实际上已经无法摆脱全盘西式现代化的大语境。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

20世纪90年代初,超本文电脑语言的发明和适合家用电脑使用的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使互联网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实际上更是一场大众传播的革命。一批网络和电脑技术人员迅速以一种崭新的项目和方式在电信和传播界拓出一片领地,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传播有很多优势,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冲击力的。这一特征一下子扭转了大众传播权利对资本越来越多的依赖。然而,资本是无孔不入的,资本在寻找增值的机会,技术发展的后劲也要靠资本。掌握一定资本和管理资源的传统传播媒介为了维护它原有的地位纷纷主动介入互联网,试图利用他们的内容采集编播优势夺回失去的部分领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尖端技术人才仍被新兴网站公司拥有。争夺网络人才的战斗方兴未艾。资本的流动也已经大幅度转入互联网业,它迫使这一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的发展渐渐呈集中化趋势,强强联合,大鱼吃小鱼之类的兼并每天都在发生。有人担心这种集中会改变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的性质。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没有相关的立法,优势网络公司可以大批量地发展强大的病毒武器攻击竞争对手,互联网上的“暴力”会迅速增加,而最终称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财团拥有的门户。

互联网的优势是明显的,它的影响还只是初显端倪。谁抓住了这一发展机会,谁就会在这新兴的国际传播舞台上站住脚。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广告效应;对文化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效率极高的同时是无限广阔的传播和交流的天地;对社会来说,它或是增强社团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组织;对国家来说,它关系到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得好有利于国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权的存亡。

互联网上信息的低质量和网络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也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样的消息网点在着无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事实和谣言混淆不清,无聊的内容也一样在消耗年轻人的时间。此类“非正规教育”正在把我们下一代引向何处,是个令人堪忧的问题。

总之,互联网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21世纪国际传播的最主要媒体。互联网一度让所有人——穷的富的、强的弱的站在了一条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一些能把握机遇、做出正确对策的弱势群体就有可能完成一次发展的飞跃,从而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

国际传播的对抗意识和服务意识

如前所述,国际传播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传”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宣传与反宣传可以说是国际大众传播的原型。苏联和英国是两个最早开始国际传播的国家。冷战时期中,美苏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是白热化的,他们所进行的国际舆论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这种对抗原来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出现,现在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势力上的对抗。这种政治概念主导下的对抗和市场竞争中的对抗是两个概念,它和大众兴趣无关,只注重国际政治的斗争,或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完美无瑕的形象。冷战虽然已结束10年了,然而国际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冷战意识或者说对抗意识依然非常浓厚,主导着许多国际传播部门的编辑方针。

发展中国家多数没有商业国际广播,他们的国际广播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在他们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往往处于舆论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体在冷战后期,自居为冷战的胜利者,在舆论上对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国家更是颐指气使,是国际传播中对抗状态的诱因。所以,一旦哪个发展中国家拂逆了发达国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动的国际舆论中,于是他们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和发达国家新闻机构作针锋相对的反宣传,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但发达国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论自由而不加理睬,这都加剧了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意识。

然而,我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国际传播中制胜的还是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而不是对抗意识。

向观众提供服务的意识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务意识作为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业国际传播媒体出现之后才真正得到了体现。商业传播媒体把国际传播不再看作战场,而是当作有利可图的市场。鉴于跨国公司的品牌急于在远东、东南亚开拓市场,商界巨头非常乐意在覆盖全球的媒体上做广告投资。这样,国际传播就有了和经济利益结缘的历史。美国在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商业运作的成功刺激了众多媒体向国际化发展。他们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而是传播的效果和稳定的收视率,从而保障广告的收入。CNN承认它的收入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国际市场。美国广播公司(ABC)开办了亚洲台,在欧洲开办一个商业频道。全国广播公司(NBC)开办了对欧洲的有线电视频道(CNBC),对亚洲的商业新闻频道(ANBC)和对拉美广播的西班牙语频道。特纳公司在拉美和欧洲全面覆盖,英国传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进入国际传播业,开设了空中新闻电视台和香港卫星电视台。“它们进行电视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润。”利润的驱使使他们非常注重服务和推销技巧。

毫无疑问,服务意识的注入使传播的内容更具有可读可视性。做到这一点,对具有商业运作历史的媒体来说是很容易的,他们只要把在国内的一套做法,搬到国际上来,就会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对国家管理下的传播机构来说,要用服务意识来替代原来的宣传意识就比较困难。由于体制上依然是对抗时期的体制,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没有及时转变,所以,很多国家的国际传播的主导思想仍然滞留在强调对抗的形态上,或是把服务作为手段,对抗作为目的。这种没有建立在市场上的服务总是肤浅的,因为服务与否不影响生存,他们便不太注重市场调研,节目的生产往往不与市场挂钩。这样,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反复呼吁和提倡的一种分外的要求。

服务意识看似无高尚的立场和目标,但没有它,就没有市场竞争,想对抗都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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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民族主义的陷阱

国际媒体仍然因循着冷战时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爱憎强加于受众,使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到国际传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传播者本人一样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政党,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事。如果这种宣传政策在本国国内是必需的话,在国际传播中则是不宜直接表达出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受众群体来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也许愿意了解一些传播者国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应指望他们也一样会津津乐道这种成就,弄不好反而会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国际传播中要特别忌讳民族主义的宣泄,要特别避免挫伤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情绪。有些国家基于自己强大的国际地位,说话无所顾忌,刺伤了别国“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这种误区在发达国家的传播中有,在发展中国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际传播大都是从属于国家政府部门,或刚刚在经营政策上获得一些独立性,管理决策层有很强的对抗意识。因为有过被殖民化的历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更加敏感,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宣传在国际传播中加以不适当的突出强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视为有辱国家形象的消息和评论。这种意志通过行政管理和政治审查的渠道贯彻到媒体从业人员的具体操作中,就使得整个传播业为一种偏颇的使命感所笼罩,形成一种和市场亲合力相反的力量。

国际传播研究者从技术上指出了4种影响文化间传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优越感。

美国人类学家桑奈(W.G.Sunner)对种族优越感有专门研究。他指出从很早期的社会中就有团体的内外之分。团体对本身的感觉总是优于外团体。(一群团体彼此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如血亲、邻居、盟友、姻亲或商业伙伴,这种关系使他们团聚一处,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们开始区分你、我——外团体与内团体。)他们总是认为内团体是道德的、优秀的,自己团体的风俗是独创的、人本的。但这种态度由外团体的主观出发,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传统”,而外团体可以把它描述成“他们一切以自我为出发点,自我中心,他们爱自己比爱我们多”。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勇敢求上进的。我们为维护本身的权益而奋斗,我们保护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团体会把它描述为“他们具有侵略和扩张的野心,他们想牺牲我们超越前进”。

文化传播的学者还发现“种族优越感的程度与社会地位、教育水准、性别和年龄没有显著的关联;越是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团体,种族优越感的倾向越严重。然而“一个人越是闭关自守、独断专行,优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优越感之外,他们还指出了文化间传播中的刻板印象和为他人设想的能力(empathy,一译‘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触及的范围不但涉及其他的种族、社会群体,也及于自己所属的种族、群体。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实在内。总的来说,“刻板印象往往妨碍了不同种族间有效的沟通”。⑤

文化间的传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这种情况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价值观来评估了解乙方。传播学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来促进交流。

“我们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设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义,事实上,为了达到有效的传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须能够为收受信息的人设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确的假设是困难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避免过早形成一种态度或印象。也就是说,国际传播者应该对其他文化事物尽量保持客观开放。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同之处,也要尊重对方的想法与做法。这种为他人设想的技能如果能够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得到广泛的推广,这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将是伟大的贡献。

管理中的毒瘤

现代科技支持的国际传播已经向传统传播发起了挑战。国际传播的多元性和大众参与性将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形态。资本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将越来越困难而且不合时宜。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从事国际传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观念,同时要不懈地和作顽强的斗争。

是管理中的一个毒瘤,是企业或服务部门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症状是不求创新、不求效益,但求无过,以保住自己的官职。这种作风与迅速发展的国际传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中的每个从业人员要以为受众服务为目的去处理问题,而不是违背这一原则,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事业的发展之上。众多管理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写不实的成绩汇报上,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中。从上至下,层层加码,会议不断打乱了正常的经营和业务管理,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许多需要及时处理的事情都在无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贻误了时机,时机的丧失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是莫大的罪过,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个机会,便意味着一连串的机会的丧失,意味着又是几十年经济地位的落后。

国际传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载体,主动介入国际传播即是介入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中竞争即是在国际传播中竞争。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别人就会把他的思想全球化。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形态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重要议题。信息革命给了每个人一个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抓好这一时机,使世界在改变你的同时,你也在改变着世界。

注释:

①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198页

②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9页

③郭景哲:《让世界了解中国》第112页

④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14页

⑤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94页

⑥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42页

参考书目:

《国际传播》,李瞻,三民书局,1984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编写的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

篇3

关键词: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与控制

随着教育领域内科学技术成果的不断介入,各方面都发生重要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教育过程中广泛采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教育信息传播是传播理论向教育研究渗透而产生的结果。教育工作者应认真研究教育信息传播的特征,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并根据教育的客观规律,探求获取最佳教育效果的途径;重视研究教育传播过程自身的特点,通过对知识信息的传递来培养和训练人,发挥教育的总体效益。

1教育信息传播过程及其构成要素

教育信息传播过程是教育信息的传递与交流的过程,是通过教师、媒介、学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得以实现的。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是:教师先把教学内容进行编码整理,形成信息载体,通过媒体通道(如电脑)进行展示;学生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感受这个信号,在自己原有的认知基础上对该信号进行理解(译码),并做出一定的响应;教师根据这个响应进行分析并进行诊断评价,以调整自己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

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教师、学生。教师是信息的传播者、处理者、帮助者、组织者,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传播。教师的传播技巧及对媒体使用水平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学生的作用在于能动地根据学习目的接收信息,根据自己的认知处理信息并做出反馈,最后对信息进行再整理。客体包括传播信息及载体、教学环境、师生的心理因素。客体产生促进教学或干扰教学的效果,最后被组合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中。

2教育信息传播的—般规律

2.1学生对教师发出的信息具有进择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学生,他的学习动机、兴趣、知识水平及学习能力不同,对教师所要表达的信息接受能力也大不相同,导致其对信息的认识角度不同,或接受的信息量的不同。教师所传播的信息要符合学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并正确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学生就可以选择接受更大的信息量。

2.2传播的信息要具有薪异性新异信息能引学生更大的注意,能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教师应对教学信息加以编码,增加有用的信息,使用图文声像增强信息的新鲜感,使信息更具有表现性,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增强学生对信息进行记忆的动力和能力。

2.3信息传播过程要有科学性人类接受信息的速度是有限的,所以传播的速度不能太快;同时人类对信息编码的方式极为敏感,如对黑白图片的识别需要1.2秒,而对彩色图片的识别只需0.9秒。教师采用科学的编码表达信息,尽量控制信息的冗余,能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2.4合理排除和利用信息的干扰干扰总是伴随信息传播出现。教师应该尽量排除客观上的干扰,减少信息的冗余,采用合适的编码方式,创建适合于教学的传播环境,利用自身的心理状态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

3教育的控制

3.1综合规划和具体确定教学过程的任务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首先从教学任务规划开始。最优的规划要求以综合的方法来设计教学任务,不容许教学任务具有片面性,要同时完成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等整个教育教学任务。最优的规划应当考虑教学过程的整个系统的特点,即认真估计受者的实际情况、现有的条件,预测在现有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优效果。在研究受者的基础上具体确定学习任务,可以作为教学最优化的一种方法。因为这样可以根据受者实际学习的可能性来拟定措施,进行有效的教学,使传者的教育影响同受者的可能性和积极性水融,从而获得很高的教育效率。

篇4

关键词:汉语国际推广 跨文化 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与探索”(2014JSDXLXSJY04);江苏大学“高校国际汉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与课堂评估研究”(2015JGYB014)项目研究成果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汉语教师除了具备牢固的语言知识外,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而人际交往功效的优劣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教育的程度、社会经历与兴趣爱好、认知水平等等,势必影响着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势必制约着每一位汉语教师的交际能力。而语言和文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工作者,需要把相关的交际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体系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上,不仅仅是熟知汉民族的文化习俗,还需要对来华留学生的母语文化有一种包容姿态,从细微之处遵守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发挥交际言语的信息沟通、自我认识和人际协调的诸多功能。

二、跨文化沟通中的误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语言和非语言及文化影响方面各不相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外界的认知必然存在着很多差异。跨文化沟通,最重要的是要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能够在沟通中对对方的编码和解码求同求异,这样才能够保障沟通的畅通性。从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选拔与培训方面看,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教师如何掌握中华才艺,如何把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等烂熟于心,而在了解他国习俗或文化方面一直是一种忽视甚至是无视的态度。这种状态明显会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因此分析归纳跨文化沟通中的障碍与误区很有必要。

(一)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就是特别重视直觉感受到的东西,并且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的感受“以己度人”,那就是思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有人认为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相联系的文字,为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提供了便利的参照工具。

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周围世界。而中国人的直觉感受与形象思维又恰恰是依赖于客观世界的,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表象定势。这种表象定势带来的先入为主,忽视了个体差别,从交际活动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固化模式,这样的思维定势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的效果,造成跨文化交际的种种失误。主要表现在:

1.文化差异导致误解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用语方面,就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本民族早已习以为常的交际模式。而这种模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交际时出现误解或失误,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比如中国人的好面子吃完饭抢着付钱、在车上抢着买票等等行为举止,在外国人眼里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外国人擅长契约制,在外出就餐或旅行中奉行AA制,所以通常不会发生各自抢着付钱、买单之类的肢体碰撞的行为。再有因为认知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一些个体无视跨文化者之间的差异,盲目类推,或自高自大,总是设想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

2.交际界定导致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时,交际者对对方的文化掌握得不够全面,就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中国人习惯询问他人的年龄、工资、婚恋状况、所购物品的价格等,自认为是关心或喜欢与对方交往才会如此表达。而许多异民族认为是自己的隐私问题,不宜在社交场合公开谈论。这方面在对外汉语教材语料使用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西方人则对此很敏感,甚至反感。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汉语教师往往会热心提醒学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事项,而作为成人的学生并一定领情,甚至觉得教师过于干涉他们的个人行为,或小瞧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与自理能力,从而引起不快。

3.角色意识导致语用失误

中国传统教育中,师道尊严使得教师的角色一直是处于被尊敬的地位。师生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导师引导、W生回答这样的模式,课堂一切进度与环节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而在汉语国际教学中,这样的格局并不能适用于任何课堂。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或是国外中学大学的汉语课堂,学生们对待汉语教师都是尊敬的,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积极学习的态度,往往会不停地打断教师的讲课程序,影响教师的讲课进度,学生会因为刚刚听课过程中自己没有理解的问题随时发问。针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教师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以应对这种自由开放的互动式教学,与学生迅速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沟通关系,创设愉悦轻松的教学课堂。而另外一些教师则始终坚守自己的教师身份,从表情到身体语都流露出一种“为何要打断我的讲课秩序”的情绪来,甚至有教师说出:“这个问题我上节课已经讲过了,你不认真听讲或者你就没来听课,跟我没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怨言来,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契机。

(二)语用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同一种语用表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中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人们能够容忍对方语音的缺陷或语法的误用,但对语用的失误,人们常常把他归结于不礼貌或不友好,甚至认为是粗鲁和恶意的自然流露,因为各自民族或文化群体固定的文化模式制约相互之间的沟通与领会,甚至会带来一定的冲突,产生尴尬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效果。

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对待所有的异族文化,语用失误就会大大减弱。我们应当承认,本民族文化中视为阳光的、正义的,也许不能被另一种文化所理解。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绝不可认为自己所处的价值标准是先进的,而另一种价值标准是落后的。每当交际双方编码与解码出现偏差,交际活动中语用失误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1.称呼语的误用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说话方式或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意识不到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本民族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和干扰,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犯“文化错误”,让对方感到迷茫或困惑,甚至引起相互之间的误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面对的关系图式基本一致,称谓方式大同小异。但不能小瞧这“小异”,这可作为一个镜像,折射出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汉语中由词头“老”构成的称呼语,老王、老李、老刘等等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后来由此衍生出“老外”这个词语,统称外国人,在实际使用中并不能外国人愉快地接受。早在2000年毕继万先生就这个词语的使用专门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老外”一词还是慎用为好[1](毕继万,2000:35)。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并不受外国人欢迎的称呼语竟然进入部分教材,让留学生很无奈,在教学中往往需要花时间去解释。2007年东南大学还出版了一本《老外在中国》的汉语教材,网络媒体方面也出现英语脱口秀“老外看东西”,“老外在中”等等栏目,而中央电视台首个以外国人为主体的纪实性专题节目的名称却是《外国人在中国》,语体很正规,很得体。笔者认为“老外”一词还是得慎用,它仍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称呼语。

2.问候语的范围

问候语是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问候语表面看是一种礼貌语的使用,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传递的信息是潜在的,表示双方的友好关系的建立或延续。汉语的一些询问式的问候语常常因与对方文化因素的差异,造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误会。比如,你到哪里去?你吃了没有?今年多大啦?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的爸爸收入高不高?你的妈妈为什么不工作?你怎么还不结婚?等等诸如此类的询问语,让大部分留学生觉得中国人喜欢探听隐私,甚至觉得很不舒服。再有,在教学中当请学生介绍“我的家”之类的话题时,有的教师非得纠正学生表达中的“我家有爸爸、妈妈、哥哥、我,还有小狗皮特”这样的句子。在西方人眼里,小狗就是他们家庭的一分子,自然是“我家”的一个成员。再有,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的句型练习:你好,好久不见,你的身体好吗?我很好,你呢?……其实这样的句型是英文翻版,并不是汉语的常用问候语。达到较高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很快发现,在与中国人沟通中,中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问候语,大多数中国人与普通人交流时并不是很乐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为一个话题来谈论。诸如此类的问候语,在汉语教学中,我们主张,尽量使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语句,以确保交流的质量。

3.态势语的界定

在人际交往中,交际者的风度美、气质美、形象美等等,都必然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态势语的运用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沟通,一种情绪和情感、态度和兴趣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感应,是语言交流的最好补充,而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沟通手段。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间隙大小取决于沟通情景及交际对象的关系。交际距离远近又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习惯、性别、政治地位的影响,因而人际交往距离的远近就有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彼此的亲近,长辈在夸赞对方孩子的时候,伴随的体态语常常是抚摸对方孩子的脑袋或搂抱孩子等动作,这在欧洲人眼中是不尊重孩子的举动,因为他们的传统教育是,只有父母才可以抚摸或搂抱自己。未经许可,外人不得随意抚摸或搂抱对方的孩子。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清楚地了解什么行为是对方比较忌讳的,哪些行为是对方接受和认可的。只有正确掌握并辨析彼此文化上的种种差异,规范个人的行为举止,才能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需要。他认为人类对自己独有的空间表现为四个区域:(1)亲密距离(2)个人距离(3)社交距离(4)公众距离。对外汉语教学中,通常使用的是公众距离,有的教师忽略了这个界定,引起学生的不快,就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当然,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依赖于具体情境、交谈双方的关系、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只有当交际双方了解了彼此所需的自我空间及适当的空间需求,才能有意识地选择最佳的社交距离,更好地开展跨文化的人际交往活动。

三、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是学者同仁需要探索的共同话题。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念是确认文化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跨文化交际者不仅仅是依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编码程序,而是同时需要了解对方与自己有关联的所有的关系。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文化的独特性与认同感,再进行双方都认可的语言编码程序。因此,研究跨文化交流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交际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知识,并且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加以运用。

(一)熟知各国的礼仪文化

跨文化交际的双方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了解并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更为复杂多样,对外汉语教学不再是简单面对西方人,或是亚洲人,而是同时面对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各国人。因此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信仰与禁忌、尊重各国的交往礼仪、区别言语之间的差异,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数字6,西方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野兽数字;俄国人偏爱的7,加纳人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人的礼仪交往中也是一个忌讳数字;俄国人喜爱的3,在汉语中同样是极为活跃的数字,3在汉族文化中往往表示很多、极多,甚至是表示尊贵之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朝元老、三绝韦编、三句不离本行等等。不同国家与民族对数字有着不同的喜好,因此 “在跨文化交际中慎重运用数字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数字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心理障碍,促进相互沟通,使交际更为顺利,人际关系更为和谐” [2](刘光准、黄苏华,1999:137)。

(二)包容并理解异族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事实证明,当交际双方对彼此文化上的差异了解得越多,认识得越深,跨文化交际就能顺畅进行并获得成功。所以,交际双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包容与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

为了M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本民族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就是本民族的文化。当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进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时,文化适应性便产生了。文化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文化的过程,即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由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

跨文化交际不仅仅是从理解尊重异族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说教,而是必须从文化交流实践过程中去感知、理解并解开双方的心结,以达到包容、适应、理解的目的。洪堡特曾在探讨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时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 [3](威廉・冯・洪堡特,1999:48)。人类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探求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的心理差异,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另一个有效路径。

(三)知己知彼,提高认同感

21世纪是跨文化交际日趋频繁的时代。重视并开展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已成为世界公民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文化差异的认知度,还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力求避免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和行为习惯的不得体。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以本族文化的行为习惯来解释和评价另一种文化现象或他人的行为,用本族文化的语用规则去套用另一种文化中的语用规则,这种因语用迁移造成的交际障碍屡见不鲜。比如,汉族文化别注重面子,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小到时间的商定,大到请客送礼都是要考虑面子问题的。维护自身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是在汉族文化人际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一大特点。离开他者的理解和认知,自我认同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失去了意义。根据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4](丁允珠,1998:336),中国人所讲究的积极面子包括“要面子”和“给面子”。“要面子”表示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谋求“群体包容”,也就是通过不断地“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这种面子协商策略在中国文化群体内是有效的,一旦转移到与他者的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由于文化的差异,不能分享面子的意义,就无法在面子问题上沟通了,这种谋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难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他者并不能理解主人在喝酒、请客时劝酒劝吃的那份热情都是源自于“要面子”的心理活动,往往弄得双方尴尬不已。许多民族文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礼仪是崇尚平等与自由的。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才能避免让“面子”尴尬。

(四)强化文化认同意识,提升交际能力

汉语国际教师和来华留学生管理者都应增强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断提高语用的应变能力,在教学中得体得当地进行交流,逐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何兆熊认为“跨文化言语交际指交际一方或双方使用非母语进行的言语交际。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使用的第二语言总是伴随着母语的一些特征,因此称为跨文化言语交际”[5](何兆熊,1999:243)。汉语国际教师在语言教学中需要不断提高学生对目的语文化传统的认知与认同,在课堂与课外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克服文化的制约和语言的制约,从而减少语用失误。同样的课堂有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生,他们的信仰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有一些善于谈论的学生,常常喜欢提一些话题,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社会现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比如,“大龄青年”“ 闪婚”“ 白富美”“ 高富帅”等等,在与中国年轻人交往中获得的新词新语,留学生往往会向教师询问。教师在教学中应客观而中性地讲解,并借此机会引出“中国人喜欢询问年轻人婚恋问题是一种民族习惯,不是打探对方隐私,而是一种关怀……”等话题,诸如此类的教学环节就是对汉文化习俗讲解的最佳契机。再比如同性恋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也是可以谈论或者持包容的态度。而对于南亚与非洲的穆斯林来说,同性恋问题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课堂上,教师不易就这个问题多加讨论,而是借机对有关词语的理解与发音开展分类训练,从而发挥课堂教学话语策略,减少语用失误,力争国际学生彼此都能接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只有熟知双文化、多文化的差异,才能在教学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意识,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以确保汉语教学的顺畅进行。

注释

① 语文建设[J].2000.11:35

②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137.

③ 论人类语言机构向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商务印书馆,1999.11.48

④ 初识传播理论・面子协商理论(第7版・影印)[M].1988:31

⑤ 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43.

参考文献

[1] 贾玉新.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J]外语学刊,1992(3).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外语研究[J].1994 .

[3]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

[4] 毕继万.跨文化交际研究与第二语言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

篇5

1科技论文与开放存取

11科技论文的作用

科技论文是科技成果的总结、学术水平的标志,是促进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有效途径,更是评价一国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几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及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呈稳步增长态势,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技论文数量也持续稳定增长。2008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表明,我国作者2007年发表国际科技论文总数仍居世界第2位。科技论文的迅猛增长,对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开放存取模式的兴起,我国在强调科技数量的同时,却忽视了科技论文在网络时代开放存取的版权管理和保护问题。

12开放存取定义

2001年12月,OSI(openoilyinstiue)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召开信息自由传播会议,并于2002年2月正式对外公布《布达佩斯公开获取计划》(BUdPestcpenaccessjiitiativ,eBOA)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认为,开放存取某一文献是指可以在互联网公共领域免费获取,并允许用户阅读、下载、复制、分发、打印、检索或链接到这些文章的全文,用于编制索引、作为软件数据使用或用于其他合法目的,而没有经济、法律以及技术障碍。进行复制和传播的唯一限制和版权在此唯一作用是给予作者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及以适当的方式对作者表示致谢,并注明相应的引用信息的权利151。2003年3月《巴斯达声明》、10月《柏林宣言》更加明确了开放存取的意义、概念、特点和对象,并明确提出未来发展目标。开放存取旨在通过国际环境建立一个免费的、不受限制的学术论文获取渠道,消除信息资源的获取障碍,促进教学科研,分享学术成果,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让学术成果成为全世界的共享资源。PETR认为,开放存取模式就是把同行评议过的科学论文或学术文献放到互联网上,使用户可以免费获得,以打破学术信息传播的人为壁垒。

2科技论文开放存取的合理合法性

(1)国际图联开放存取声明解读。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一直关注信息的开放存取议题,设有开放存取信息及表达自由委员会(FAFE)积极推动信息的开放存取。2004年2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发表的《关于开放存取学术信息和研究文献声明对旨出,经同行评阅的学术文献对人类的进步具有重要的贡献,全面开放存取学术文献是了解世界及缩减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呼吁作者、编者、出版商、图书馆及信息服务机构,坚持开放存取原则,提供学术文献服务。

(2)开放存取宗旨与知识产权法目标是一致的。科技论文开放存取旨在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实现学术成果的广泛传播,促进科技进步,使公共利益和著作权人利益同时得以实现。知识产权法的终极目标是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科技进步,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在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中第一条都有体现。科技论文开放存取宗旨与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扩大知识成果的广泛交流与传播,促进科技的进步、繁荣和发展。

(3)科技论文具有一部分公共性质,其大部分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资助。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国际最多的部门是高等院校,占8458%;2007年国内最多的也是高等院校,占6603%,研究机构占10.19%。而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正是受国家财政经费资助研究的主体。同时,科技论文资料来源离不开现有科技资源的支持,科技论文的创作需要建立在对现有科技成果和经验吸收借鉴的基础之上,科技论文肩负着传播科技成果,促进科技进步的命。PUbHeLibraryofScience认为学术信息应属于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科技论文开放存取版权管理的新模式

(1)开放存取出版仍然是有版权的出版。开放存取出版模式以承认版权为前提,仍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在传统版权环境下著作权法被商业出版者利用来阻止人们对信息内容的随意获取与使用。开放存取模式的诞生标志着不同于传统版权控制下的出版模式的新型法律关系的确立。在这种新的出版模式下,著作权以一种使科技论文共享和可以被他人获得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知识共享组织的创始人劳伦斯。赖斯格(LAWRENCE)旨出,开放存取出版不是没有版权的出版11)。

定义中指出,对文献复制和传播的唯一限制,或者说是著作权的唯一作用,应该是给予作者对其作品完整性的控制以及作品以适当的方式表示致谢和引用的权利。在开放存取中,作者仍然保留对作品享有基本权利,比如,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和署名权等,一些作者还禁止作品用于商业用途。通过这样的著作权安排,使作者在保留基本权利的同时,鼓励作者放弃其他权利,授权认可合法的学术活动中所需要的一切使用,从而尽可能地扩大作品利用的程度与范围。

(2)开放存取不依赖读者支付版权使用费。传统版权控制下出版模式的维持主要依靠用户支付版权使用费,即用户的订阅费,出版商对市场的垄断性愈强,获得的版权使用费就愈多。相反,开放存取出版模式所需的经费则越来越多地来源于作者支付的出版费,即出版费用由读者转移给作者或其他机构。对于被发表的论文每篇收取较高的评审费用。比如,BiMedCeta每篇论文收费330英镑,而PLS对每篇论文收费1500美元。收取作者出版费用是0A期刊成本弥补的主要手段。

(3)开放存取是在现行著作权法的法律框架下运行的。开放存取的作品只限于作者同意和授权免费提供使用的作品。这与现行的著作权法并不冲突。因为现行著作权法赋予作者拥有限制作品传播的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了作者自由传播作品的权利。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在一项开放存取政策草案中指出,不与现行版权法规相冲突。明确指出,不倡导突破现有的版权法,而只是在现有的版权法体系内,根据著作权人的意愿,最大限度地实施开放存取出版。这样,开放存取就形成了既承认版权法和以维护版权规则为前提,又在版权法的保护下打破版权垄断的知识信息传播的新模式。

(4)版权归作者所有而不是转让给出版者。传统出版模式下,作者将版权转让给出版者,而开放存取改变了传统的学术出版权利归属方式,由作者拥有所发表作品的版权。1C一SURFPatneHngcnOPyHh”项目关于开放存取与版权的研究报告指出,开放存取期刊采用4种不同的版权政策,或者说学术作者有4种方式管理其作品的版权,分别是:①作者将部分版权转让给出版机构。作者保留版权,但允许他人使用和再利用作品,包括商业利用(如两个主要的开放存取出版者PLCS和BKMEDCeta采用这一模式)。

②版权可以由作者保留,但是商业利用权通过许可协议转让给出版者。这一许可协议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学术使用。作者可以再利用其作品,只要不涉及商业利用权利,不必征得出版者的同意。

③开放存取作品再利用和作品转换权利受到限制。这一模式是基于“知识共享”许可证,其限制商业目的的再利用,即“相同方式共享”。“相同方式共享”是指,基于此作品修改、转换和创作新作品,只有在与此相同的许可证下才可以传播结果作品。④所有权利或大部分权利由作者保留而不是由出版者保留,作者保留商业利用权利。采用这一模式的期刊版权公告声明,课堂使用免费,但其他使用要依作者本人许可而定。这些期刊大多由学术界自身出版,且没有商业出版者的参与。不需作者付费,期刊只以电子形式出版。

4科技论文开放存取版权管理策略

(1)确立许可协议的法律地位。版权许可协议是网络科技论文开放存取的灵魂。开放存取许可协议的法律基础在于版权是社会通过立法对版权人许可的权利,同时法律允许版权人通过“许可”的方式,以缔结契约的途径来变更和调整版权人与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许可协议中版权不是剥夺用户的自由,而是通过协议给了用户比以往商品化资源更多的自由。但是,许可协议并非法律规则,许可协议是建立在特定国家法律之上的专门解释。没有法律的支持,仅靠许可协议这种格式合同是很难实现开放存取理念的。应通过立法对版权人许可权利进行规定,制定相关法律条例和条款赋予许可协议法律地位。

(2)完善政府政策引导与宏观管理机制。从开放存取的发展来看,开放存取出版模式更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目前已引起了一些国家政府的重视。2003年6月,美国参议员SAO向参议院提出议案,建议所有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让公众共享。英国科研会议有关加强科研成果获取的立场声明也在2005年进行了修订,公布草案并征求公众意见。一些国际组织也提出了各自有关开放存取的原则立场。我国也应加强对受国家财政资助的科技论文的管理,进行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出台法律政策要求公共资助的科研成果让公众共享,指导相关部门,如科研政策管理部门制定开放存取期刊的评价体系等,从国家层面给予开放存取以宏观引导和支持。制定相关开放存取的版权政策,开发版权政策指引工具,提供给研究人员使用。同时对版权归属、版权转让进行宏观干预,协调学术出版链条上的利益关系,为鼓励科技论文开放存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

(3)建立网络科技论文认证制度。对科技论文的发表时间进行客观、正确的记录,可以使作者的科研成果为他人所知,通过享有首创权、发明权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尊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可以为在该网站的作者提供的时间证明,便于作者在第一时间公布自己的创新成果。网络科技论文认证工作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文献的发表时间,以确保作者的首创权和发明权。但是,仅对时间作出证明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对作者的主体资格开展认定。同时政府要将网络发表的科技论文作为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也要将网络发表的科技论文作为评定职称和考核的重要指标,以及申报课题的重要参考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激励科研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最大限度地传播和使用科研成果,促进科技的繁荣和发展。

(4)建立国家许可证制度。国家许可证是指通过政府授权,由出版商同第三方的非营利信息服务组织之间签订国家许可证,允许后者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前者的开放存取科技论文并负责向所有公众免费提供、接入、检索、浏览、下载、打印或复印的通道。国家许可证起源于20世纪末的北欧国家,目前,关于国家许可证的计划和项目有:加拿大国家站点许可项目,英国国家电子站点许可证计划,土耳其国家电子站点许可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家电子站点许可证计划等1171。国家许可证制度减少了要求用户事先同出版商谈判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降低了授权成本提高了授权效率,照顾了公众利益。实践证明,在开放存取中实行国家许可证制度,可以较好地平衡作者、出版商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开放存取所需要的经费,还可以大大提高开放存取科技论文的利用率。

篇6

开题报告怎么写

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及其顺序:论文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论文拟撰写的主要内容(提纲);论文计划进度;其它.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撰写时可以先写这一部分,以此为基础撰写其他部分.具体要求如下:

1.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明确指出国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方法,阶段性成果,.......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3.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4.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第2篇:吉首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书

一、选题的依据

1)本选题的理论、实际意义

国家形象,是近年从国际政治学、传播学领域引入文化学电影学的一个新名词,一般认为是指在一个文化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主要通过媒介和舆论传播与表达,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这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实友好的国家形象。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中国的国家形象,往往会被拥有优越传播途径与资源的西方媒介所抹黑,甚至扭曲。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需要创造一种事实上更文明进步富强的中国,呈现一个"现实"的中国形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视界融合来尽可能呈现一个相对"正面"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往往能够回避国家形象认知方面的硬性差异,用更加柔软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这种文化塑造不仅更容易感染和影响人,而且往往也比特定的事件、人物更加持久、更加深入人心。而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电影因为其声画合一、动静合一、逼真与虚拟合一,信息传达手段多样、意义丰富、可理解性强、感染力强,特别是跨文化交流能力突出,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更是具有特殊地位。

2)综合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动态和自己的见解

大多西方国家都有通过民族电影来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就明确提出,电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电影应该关注和表述加拿大的历史、现实、政治和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国际化语境下,尤其是对于意识形态比较特殊的中国而言电影绝不仅仅是经济,是票房;更重要的,电影还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工具,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文化安全。我们要研究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下突出一种民族个性,从而通过这种独特的文化个别性来确立自己在世界电影中的位置,而这种民族个性又绝不能一味的迎合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不能以落后的、乡土的、闭塞的,意识形态混乱的国家形象为代价而占据市场,应该要在这种民族个性展现出一种充满创新精神、具有生机与活力、具有浓厚民族精神与正确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形象。

二、研究内容

在论文中,主要对八十年代末至今部分在国际电影节上出彩或是在国际市场上票房成功的部分电影进行研究。研究这些影片获得成功的因素,以及它们在传输民族文化与构建国家形象上的贡献与不足。通过这样的研究与反思,我们试图让中国电影在揣摩和研究西方受众口味的同时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使得中国电影在以后的发展中既能被西方电影市场认同又能更好的传播多彩并正面的国家形象。

1、八十年代末至今,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主要是通过哪些因素吸引国际关注赢得国际市场;

2、通过这些因素被认同的中国电影给世界带去了一些怎样的"中国形象";

3、这些影片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上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

4、通过这些反思,在赢得国际市场与构建良好国家形象之间,我们应该吸取哪些长处,避免哪些短处。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全面正确的掌握xxxx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电影在构建国家形象上的状况,再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其中一些案例的分析与反思试图寻找一种正确的国家形象构建策略。

第3篇: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研究的现状:

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自19xx年"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人们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要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林毅夫,20xx)。如何解决农民增收困难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越来越多地和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张车伟等,20xx)。

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要通过政策、金融等手段把资金引导到农村,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为农民增收开辟第四条渠道(徐祥临,20xx)。还有学者认为调整农业组织结构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王乃学,20xx)。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20xx年9月22日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上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村劳动力人口,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众多学者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的研究当中,有人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对目前农产品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内市场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并不是增加农民收入。有的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总结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宋洪远等,20xx)。

有研究表明,农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但在宏观层面则没有效应(王萍萍,20xx)。也有学者将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作用归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而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总量扩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张明林等,20xx)。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行政体制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发挥(谭秋成,20xx)。另有学者认为,近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始终保持增长;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李国祥,20xx)。

研究目的和意义:

毕节市总人口712万(20xx年统计),其中93.8%是农业人口。这样一个农业大市,既要千方百计增加毕节市的农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气保护和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论文依据贵州省统计资料和毕节市统计资料,通过对毕节市农民收入变化态势的深入分析,找寻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毕节市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为未来毕节市农村、农业发展找准方向,进而为边远贫穷地区的农民增收提供参考,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篇7

数字对象惟一标识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是对包括互联网信息在内的数字信息进行标识的一种工具。在传统的出版物中,书刊、磁带,光盘都有国际标准编号(ISBN、ISSN、ISCN)及其条形码,作为出版物的惟一标识。这些标识使出版物得到有效的管理,便于读者查找和利用。DOI是一个可供全球期刊快速链接的管理系统,整个系统由国际DOI基金会(IDF)进行全球分布式管理。随着DOI的普及,可以借助其进行相关的科研评价。分析高被引频次作者、单位和论文等相关信息,了解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影响和趋势,以及研究者在本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及最新研究成果。中文和外文资源,一次和二次文献,科技文献和数据通过1301可实现动态的、开放式的知识链接,整体提升包括期刊在内的数字资源的使用率,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而逐步提高中国期刊的被引率,整体上提高中国精品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度和显示度,最终推动并建立一个与世界接轨的、永久的、开放互动、成员主动参与、覆盖主要学术研究信息领域的知识链接系统,推动数字期刊的发展和繁荣。

为了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内容资源的有效数字化传播,同时保护这些数字资源在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和网络传播权,为标识对象的版权状态提供基础,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追踪,自2009年第1期开始,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纸版期刊和数字化期刊的论文将全部标注DOI。即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除科普和消息类稿件外,其他文章均需标注DOI,DOI标注于每篇文章首页脚注的第1项。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各期刊编辑部为决定刊载的论文标注DOI。

参照IDF编码方案(美国标准ANSI/NISO 239.84-2000)规定,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规则如下:“DOI:统一前缀/学会标识,信息资源类型,杂志ISSN.****_****.年.期.论文流水号”。即:"DOI:10.3760/cam.i.issn.****_****.yyyy.nn.zzz”。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DOI各字段释义:“10.3760”为中文DOI管理机构分配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统一前缀;“clna”为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缩写;“j”为journal缩写,代表信息资源类别为期刊;“Jssn.****_****”为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yyyy”为4位出版年份;“nn”为2位期号;“zzz”为3位本期论文流水号。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篇8

争议论文在线发表

H5N1型禽流感病毒虽具高致病性,但很难在人际之间进行传播。部分科学家由此认为,其对公共健康造成的威胁并不大。然而,由河冈义裕领导的科学团队以及由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科学家罗恩·富希耶所领导的科学团队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若是借助基因工程将H5N1型禽流感病毒同2009年引发全球流感大流行的H1N1型病毒进行混合,二者在交换一些遗传物质,并且引发基因变异之后,所获得的混合病毒能够感染雪貂。要知道,雪貂是非常接近人类的动物实验模型,因此科学家判定,这种混合病毒也有可能在人类之间进行传播。

出于公共安全方面的考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许多机构此前曾多次开会商讨这些研究论文能否公开发表。不过,最终英国《自然》杂志于5月2日在线发表了河冈义裕的变异禽流感病毒研究论文,而美国及荷兰政府日前也同意富希耶发表其研究论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病毒学家文森特·拉卡涅洛表示:“很多科学家为了读这两篇论文已经盼望了很长时间,不过好在最终相关机构和政府还是同意它们可以进行发表。”

混合病毒传播效率不太高

H5N1型病毒通常被称为禽流感,人类如果感染,致命性极高,但好在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病毒似乎无法在人际之间进行有效传播。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H5N1型流感病毒目前是人类的一大健康隐患,一旦发生大规模人际间传播将造成60%的感染者死亡,这一比例或许有所夸大,但即使是稍小的感染死亡比例,也非人类能够承受。

尽管如今流感疫苗及治疗水平均有很大提高,但考虑到流感病毒的高传染性,仍非常难以控制,2009年及2010年爆发的猪流感病毒就是很好的例子。

河冈义裕科研团队发现,混合病毒能够在雪貂之间进行传播,因为雪貂均被单独关在分开的笼子里,科学家认定这种病毒可通过空气进行传播。通过收集H5N1型病毒的不同品种,河冈义裕发现,部分中东H5N1型病毒只需再经历一次基因变异,就能够在人类之间进行传播。对此,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家温迪·巴克利认为:“血凝素需要在稳定的状态下才能通过空气在人类之间进行传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河冈义裕发现,受到病毒感染的雪貂并未死亡,并且混合病毒的传播效率也要低于2009年H1N1型病毒所导致的流感大流行。这种新型混合病毒对雪貂的肺部伤害并不严重,并且其抵御特敏福(预防及治疗流行性感冒药物)和用于治疗H5N1型病毒疫苗原型的能力也很脆弱。但科学家尚不清楚,这种混合病毒是否能够在人类之间进行传播。考虑到雪貂是非常接近人类的动物实验模型,因此他们判定,其在人类间进行传播是有可能的。

避免发生病毒泄漏事故

早在2011年8月份,河冈义裕就已将相关研究成果提交给了《自然》杂志,而与此同时,由科学家富希耶所带领的科学团队通过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实验结果,并且向《科学》杂志递交了相应的研究论文。但因担心公开这些研究成果所导致的风险因素较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NSABB)在内的多个机构对是否公开发表这些论文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NSABB在2011年12月份表示,这两篇论文在出版前应该进行严格审核,因为公开发表的话可能会带来公共安全方面的威胁,例如可以利用论文里的数据制造出具备高致命性的病毒武器等等。因而,NSABB要求《自然》和《科学》在发表这两篇论文时删减核心数据,但其要求遭到了拒绝。

今年3月份,NSABB又召集国际病毒专家和卫生部门的代表就此事专门进行研讨,并且经评估后在3月30日表示,支持相关研究论文在修改后进行发表,而美国政府也在4月份表示同意发表这两篇论文。而在近期,荷兰政府也同意富希耶将其研究论文递交给《科学》杂志,可由后者进行公开发表。

这些行动都说明,科学家及相关部门经过探讨协商之后,发现公布这些论文的好处要多于弊端。不过也有些病毒学家和卫生专家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实验室的规范化操作和监管控制的问题。

他们认为,同恐怖组织利用论文数据制造病毒武器相比,这一威胁更为直接,也更为现实。据统计,2003年至2009年这段期间,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共发生超过100起事故,其中包括研究人员被易受感染的雪貂咬伤、丢失实验室器具和丢失病毒样本等等,这些事故均可导致严重后果。有科学家认为,1977年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流感大流行可能就是因为病毒从实验室里泄露出来所致。2001年,曾在美国引发恐慌的炭疽热病毒就是出自于美国军方实验室。

篇9

(一) 题目

银行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停滞,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断传播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在 2003 - 2007年期间强劲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随后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强调了金融与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将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为本国和东道国带来净收益增长效果。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彻底的调查其决定因素。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对劳动力市场禀赋和公司税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发展,特别是两国之间的银行联系当然也应该加入这个名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测试银行联系是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这类不断增长的文献做出贡献。我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中,金融通过向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形成的银行联系的积极影响展现了对投资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证明这种影响可能对于当地金融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大。

篇10

在信息化时代,媒介的影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即便是处于极度边缘的社会成员,也无法自外于社会的信息交流过程。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只有寄身于城邦之中,才能获得文明人的特质。离开城邦而能生存者,非神即兽。马克思更是断言。人即使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靠信息传播这个黏合剂联系起来的。没有信息传播,就没有群体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传播与社会可以说是同生共存的。传播的发展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而且是推动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为传播媒介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主渠道,本身可以视为人体机能的延伸,不同性质的媒介标志着人类自身感官及信息处理的不同水平。石器时代与计算机时代人类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传播及信息处理手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眼界和思维能力的巨大反差。

如今,人类早已历经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而进入了网络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亦由古代的村庄、部落、民族国家,逐步延展到全球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国际交往主体的国家,其实与口头传播、印刷传播时代生活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人一样,其生存与发展,不仅严重地依赖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换,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着媒介及其传播的发展水平。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个人的心理结构、道德意识与国家制度是完全吻合的。现在的国际社会。国家与国家既相互依赖、互通有无。又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诸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在国家与国家的综合角力中,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它虽然不如军事战场那样火暴血腥,但绝对值得人们关注。

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国家主导的对外宣传活动,是当今国际交往一道亮丽的风景。通过对外传播,可以弘扬国家的文化,展现国家的风貌,说明国家的意志,表达国家基本的利益诉求,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国家的整体形象,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这种对外传播活动的影响力,相对于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武力炫耀,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如果说经济和武力所代表的是国家的硬实力,那么文化精神和对外宣传所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在后冷战时代,软实力比起硬实力来其影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支持或推进对外宣传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被动开放、逐步融人世界的过程。在不断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历程中,晚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在综合国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延续国脉,也曾利用各种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甚至希望通过合纵连横之术,摆脱列强的欺凌。但是,单纯的对外传播行为,无法弥补硬实力的缺失。所谓弱国无外交,乃是政治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虽然不乐意,但是必须接受。直到1949年10月1日,后。中国的对外宣传才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唱响了中国声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存在,并且让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直至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崛起。

在热点四起、烽烟不断的国际社会,大国必须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才能树立大国的形象、大国的风范。与此相应,大国的国民也要具备大国的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文明的、开放的、平等的,怀抱着对人类命运的强烈责任,和对于弱者的深切同情。大国形象、大国心态绝对不能是以霸权与实力为基础的力量展示,更不能是无视公平、正义的傲慢表现。大国的基础当然在于其雄厚的综合国力,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主要不是基于霸道和实力,而应该是其深厚的文化魅力、理性的说服和道义上的感召。

在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我们怎样才能够流畅无碍地传播中国的声音,怎样才能让各国人民全面地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民间的声音,怎样才能够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层魅力,让各国人民了解和接纳中华文化,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生存的国际环境。关系到中国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与传播的研究,梳理中国对外宣传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外宣传的战略与策略,为中国对外宣传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史的力作。该书作者习少颖博士,在新闻传播领域,是少有的理论学养与实践经验兼具的青年学者。

对1949-1966年这段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外宣传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时期其他领域的研究。相对而言,有不少难以言说的特殊困难。因为对外宣传与政治直接相关。许多问题涉及敏感区域,或者在政治上早有定论,在学术上难以逾越;许多重要事件的档案迄未公开,一些健在的“活档案”(当事人)也三缄其口。所以选择这样的课题,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习少颖以此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付出了相当的辛劳。她根据多年来从业经验,利用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方法,认真地搜集相关历史文献,去粗取精,数易其稿,终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