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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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法官与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关系。然而，另人担忧的是有些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当事人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一些法官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就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官 律师 职业道德

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法律人的作用日益彰显，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与律师已被社会广泛认知。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1尽管法官与律师均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他们的法律职业的社会角色是不同。律师，具有民间性，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兼有法律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要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解决法律纠纷，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律师以法律服务为谋生手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具有逐利性。法官，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不能谋取任何经济利益，其惟一的目的是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正义。 因此，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其特殊性表现在：律师的执业活动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职业活动的种类与范围应当在当事人的委托范围之内；法官则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律人，审判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国家权利的行使，这是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的根本区别。另外，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律师向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是“法律服务”；法官则不同，其履行职务是在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并非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官审判活动不具有服务性，也就不具有有偿性。

然而，法官与律师毕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因此，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从我国司法界的现状来看，有些法官与律师间却难以实现规范、有序的业务沟通；少数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极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了当事人利益，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近年来发生的法官违纪、违法审判乃至犯罪，大部分都是在与律师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加强对法官和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业纪律约束，规范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共十七条，但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来详细规定律师和法官的行为，最具有眼球效果的条款有：第三条：“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第七条：“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或者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以赠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向法官请客送礼、行贿或者指示诱导当事人送礼、行贿”；第八条：“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等。那么，这一具有“高压线性”性质的《若干规定》能否被我们的法官和律师自觉地遵守与执行，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本文拟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就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官与律师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联系、相适应的。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其三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与应用相关联。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的理论，对包括法律职业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其结果是法律职业愈加合理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愈加健全，逐步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法律职业标志、法律职业意识、法律职业语言、法律职业知识、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法律职业共同的发展背景、法律职业的行业组织以及法律职业在社会中形成独立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存在着三类法律人，第一类为应用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实践者，由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等组成；第二类为学术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研究者，如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第三类为辅助类技术应用型法律人，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律人，专指法官与律师。首先，律师与法官是法律的实践者，他们有着职业的共性。律师和法官大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背景，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律师和法官都以法律工作为职业，都在具体地运用法律，有着相对共同的法律的认知和法律思维习惯；法官与律师的最终职业目标，应该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其次，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桥梁。基于职业特性，律师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法官则需要与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以实现独立、公正判案。律师就成为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媒介和桥梁。 再次，法官与律师事实上具有依赖性。法官是在双方律师为各自当事人追求法律的最大利益过程中，了解法律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进而实现法律规定的正义内涵。因此，法官与律师具有依赖性，实质上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以上法官与律师的三大关系中，“利益”是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何谓利益？所谓利益，应该是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利于、有益于自己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这其中又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应该享有”是从应然的、道德的角度，也即人权的角度而言的；而“可以享有”是从实然的、法律的角度，也即可以实现的法定权利的角度而言的。2 因此，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当与否，评判的标准只有两条——道德与法律。道德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关系的支撑，法律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的保障。当法官与律师“利益关系”超越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时，法律一定要让他们失去成本。

二、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

人们大都认为，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从两者在西方的词源涵义来说，确实如此。“道德”源于拉丁文“mos”,涵义为品性与习风；“伦理”则来源于希腊语“ethos”,涵义为品性与气凛以及风俗与习惯。所以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含义相同，都是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然而，我国的道德与伦理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道德是部分，其涵义就是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是整体，其涵义除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还包括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3

（一） 法官的伦理与道德规范评价

恩格斯讲过:“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4法官的职业道德是适应国家审判工作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是特定化而且升华了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法官是法律的守护者、实现者，因而法官职业道德标准应高于社会道德标准。由于法官的权力、职业以及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官权力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三性”，即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审判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组织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行使得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性，是法院基本的诉讼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 事实上，法官的护法使命意味着法官只有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正义。5 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们必须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法官职业道德的崇高性，起码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6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如果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都不信仰法律，任何要求公众信仰法律的想法都是荒谬的。19世纪美国著名的米勒法官曾经说过在西方法治社会中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不得凌架于法律之上，所有政府官员都是法律的仆人，都有义务服从法律。”那么，对于法官来说，法官应该是法律最忠实的仆人，除了公平、善良地运用法律进行裁决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最忠实的仆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那么，我们的法律就犹如白纸一张。对此，培根曾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7 因此，法官在法官职业的岗位上使法律得到遵从和捍卫，这是法官首先应具备的品质。

第二，法官应格守职业操守，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案件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应排除任何偏见，始终保持中立、超然的姿态，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真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法官必须是公正的。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公正的法官，司法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公正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法官最高的精神境界。如果法官对恶意的一方当事人心怀偏私，那么对善意的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只能求助于上帝和偶然的命运安排了，这样，庄严的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第三，法官应慎用和正确地适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甚至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将成为其作恶的工具。因此，任何法官都必须慎用。故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输出判决。但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法、合乎人性、公平、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法官职业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廉洁是围绕公正这个核心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公正与廉洁是审判的灵魂，是法官的生命线，是法官审判工作全部的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二） 律师的伦理与道德规范评价

律师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律师队伍、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推动律师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证。从以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的特征上看，律师作为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与道德行为，应具备以下三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标准：

标准一：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律师必须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由于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人权，实现正义，所以各国的立法均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德国《律师法》第43条规定:“律师须认真执行职务，在执行职务时或执行职务以外均应表现得值得尊重和信赖。”日本《律师道德》第2条规定:“律师在注重名誉、维护信用的同时，应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精深的修养。”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7条规定:“律师应当道德高尚，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保证自己的行为无损于律师职业形象。”第11条规定:“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和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上述规定说明，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律师职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事实上，律师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有一部分律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打官司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关系。于是，有一小部分律师，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业务水平上，而是热衷于拉关系、搞公关，想法设法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己这边倾斜；有的律师将其收取的费与法官按比例分成。因此，律师向法官行贿好象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律师违背起码的职业道德，是主动向法官行贿。他们与法官拉关系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希望法官给自己介绍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帮他打赢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司，这些人是律师中的真正“败类”。 如此下去，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会损害律师的高尚品格和信用，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有些国家甚至将此行为作为犯罪来打击。

标准三：律师必须保持清廉与诚信的品德。这是许多国家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如日本《律师法》第26条规定:“律师不得就受委托的案件从对方接受利益，或向其要求或约定利益。”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如果为了获得委托而向他人送礼或提供回扣，是最严重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如果被发现，很可能要被取消出庭律师资格。以维护法制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的律师应当从业清廉，这是对律师最起码的要求。我国《律师法》和《律师道德规范》对此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中必须廉洁自律，律师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如果律师在此问题上不能站稳立场，提供法律服务以获取私利为前提，不仅会腐蚀自己的心灵，而且真理、公平、正义必然会遭到严重地践踏。

诚信是律师最重要的品德。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进行中，法律服务也是一种贸易，也必须是以等价交换和诚实信用为前提。对一名律师来讲，信用就是一种向当事人信守承诺的责任感；信用就是对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会把律师视作一种神圣的职业，赋予律师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如日本《律师道德》第二条规定：“律师应注重名誉、维护信用，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和精深的修养”。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律师本人还是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本。12

三、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

尽管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是个别现象，但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笔者认为两者非正常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

1、 体制上的问题。中国司法不能独立。有些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活动，习惯打招呼、批条子；律师为赢官司，也与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打招呼，批条子。另外，一些法官认为：法官投入的劳动远远超出律师投入的劳动，但得到的却远远低于律师的收入，“同工”没有达到“同酬”，难免心态失衡。为此，用自己的权与律师或当事人的钱进行交易，来弥补失衡的心态。个别法官“下海”作律师，与法官“同事”立定“合作协议”实施“共同致富”等。

2、立法上的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条款太多，使得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此律师为了打赢官司特别有兴趣用自己或当事人的钱与法官的权进行交易。律师明白，用钱与法官的权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却极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权换取律师或当事人钱，风险极小。另外，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没有规定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它处在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和三审终审制的制衡，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至于律师违法与法官建立不正当关系，《律师法》也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惩罚措施。按照《律师法》第44条规定的内容，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但是，不知该条中的“规定”指的是什么，缺乏可操作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 <惩罚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该《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该条的说法，律师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认定。如果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不认为律师的行为是构成犯罪，就可以不移交司法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由于《法官法》与《律师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没有专门的惩戒程序，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的认定与惩戒机制，导致对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违法与违纪的惩戒不规范，具有较多的“人治”色彩。

为规制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一套“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及“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认定与惩罚机制。”

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尽管要靠市场经济下的律师与法官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职业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时，就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律师与法官非正常关系的惩罚制度”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使“惩罚制度”能执行下去的有效机制。对于那些违法进行交易的法官与律师，要加大其“建立非正常关系”的成本，使其不敢形成两者的非正常关系；在建立律师与法官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关系的激励机制”，使那些公正、诚信、博学、正义的律师和法官，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2、法院应进行体制创新，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

法院的体制创新的重点是，法官制度的改革；法官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八个字：“选人用人、能上能下”，一定要在着八个字上进性创新。其中，前四个字的重点是“用人”，后四个字的重点是“能下。”同时，要建立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执业禁止”制度，通常情况应禁止法官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不提倡法官转行当律师，或者在背后做中介，因为这对司法公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将对其他律师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不符合司法的运行规律。”14

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因为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制度。我国很多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没有把其他非合伙人视为是一个团队的伙伴，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种聘用关系。这就使得聘用律师的预期极不稳定，结果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奇怪的积极性去追求短期利益，今天他违法向法官行贿，他并不担心明天会失去“饭碗”。反而，行贿法官可能赢得案子，赢得案子就有“收益”。有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手一本发票，在分摊了房租、水电费后全部装入个人腰包。所以，律师事务所一定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律师在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利益驱动下执业。

3、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

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利用“中国律师网”与“人民法院网”现有的技术平台，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运用灵活的“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凡是涉及律师在执业中贿赂法官、法官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以及法官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人、辩护人等行为的数据都可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数据库，逐步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当然，建立此类公示制度，一定要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数据公开的范围、程序和时限等；同时还要认真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的个人隐私等，在公布这类数据的时候不能侵犯法官与律师的正当、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应设置有关制度，严惩提供虚假信息和数据的行为人。15

期望以上建议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能够予以采纳。我可以肯定地讲：这是来自社会的呼声，人们都在期待着，让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永远在阳光下生存与发展。

注释：

1 张文显 《法理学》305页 高等教出版社 2003年。

2 刘作翔 《利益冲突的几个伦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二期。

3 王海明 《伦理学原理》6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5 陈兴良 《法官的护法使命》 人民法院报 2000年04月15日。

6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三联1990年。8 参见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5•4律师的职业独立。转引自青锋著:《美国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

9 (法)色何勒———皮埃尔•拉格特、(英)帕特里克、拉登著、陈庚生等译:《西欧国家的律师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10 参见日本《律师法》。12 王春晖 《中国律师应打造信用品牌》载 《中国律师》杂志 2002年 第10期。

13 沈宗灵 《法理学》 237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14肖扬 选自“中国法院网” 2004年6月3日。

15 王春晖 《建立“信用中国律师”的几点建议》载2002年《律师与法制》第9期。

篇2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

一、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常见问题

1.就业平等权得不到保障，歧视现象严重

众所周知，劳资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使劳动者明显处于弱势。就劳动关系自身特点而言，其具有从属性。劳动关系虽然是依据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建立，劳动者即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双方形成隶属关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管理权。这种从属性的关系使劳动关系脱离民事关系。因此，无论在劳动力市场整体还是在微观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特别是女大学生就业因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就更是困难重重。

导致就业歧视现象在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泛滥，使大学生就业平等权受到严重侵害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近年来高校扩招而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大于求、地方政府和部门就业政策的缺失、用人单位的效益至上观念和不理性的用人理念，大学人才培养存在问题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讲，其主要根源是法律规制的不足。

2.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签订，侵害大学生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的订立是劳动合同制度的核心，事关劳动合同者权益保护。因此，《劳动法》第16条、19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但用人单位受降低用工成本的利益驱动，为逃避缴纳社会保险和解雇成本的法律责任，规避劳动合同的签订。由于缺少书面劳动合同，在争议处理时，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此外，有用人单位以就业协议签订代替劳动合同签订，规避自身责任。事实上，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性质截然不同，就业协议仅为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达成的用人单位同意接收毕业生的承诺，并不涉及劳动合同的具体条款，其效力始于签订之日，终于学生到工作岗位报到之时。显然，就业协议不能取代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才是真正就业的法律体现。否则，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就容易受到侵害。

3.大学生实习期间工伤难于认定

在大学生实习期间，一旦出现工伤，如何进行事后救济，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对大学生合法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已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大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意外伤害，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我国法律对在校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在劳动部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严格意义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能适用《劳动法》，不能通过工伤赔偿获得救济。实习生也不具有工伤保险赔偿的主体资格，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二、大学生就业权利法律保障及完善

1.完善《就业促进法》，保障平等就业权

《中华人们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实施，应该说是就业受歧视的劳动者的福音。它采取多项措施促进劳动者平等就业，无疑是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新的权利保障书。然而，由于《就业促进法》不是专门的反就业歧视立法，故对就业歧视的一些专门性问题未作规定或规定不足。例如，未对就业歧视进行明确的界定，对就业歧视的列举，虽然之后加了“等”字，但列举范围仍未涵盖常见的就业歧视，尤其是常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遭受歧视等问题。另外，行政执法不足，《就业促进法》出台之后，该法虽然规定建立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但是似乎仍未明确这种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处理就业歧视的职责，也未明确在这种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中建立处理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更未规定监督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在《就业促进法》出台之后，虽然规定了受歧视者可向法院提讼，但对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等都未作专门具体的规定。这些仍然会给处理就业歧视的司法实践带来不便。

2.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

法律，尤其是《劳动合同法》，为防止企业滥用，对企业在试用期内单方解除劳动权的行为，对其单方解除权的行使，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1)限制了试用期的约定次数，即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不得重复约定。(2)规定了试用期的劳动报酬，即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此外，由于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因此，用人单位应该为劳动者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3)规定了试用期的具体期限。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4)《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试用期内劳动合同解除条件。试用期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符合法定情形。

3.修订《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大学生实习期间安全

实习生与企业之间应该是一种劳务关系，应适用民事法律，按一般民事侵权来处理。但鉴于目前毕业生实习的情况增多，要更加有效的保护大学生利益，我国应该修订《工伤保险条例》，把实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的事故纳入工伤保险体制。这样，既维护了学生的权益，也为学校和实习单位分担了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利于消除企业的顾虑，调动他们接受实习学生的积极性，为深入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法律对大学生就业的保障作用，不仅仅体现为事后的救济，更多的是要事前预防。因此，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条款，尽可能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高校要加大对劳动保障法律知识的宣讲力度，督促大学生学习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以减少法律纠纷的发生，及对大学生利益的损害，更加有效地保护大学生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篇3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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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赵康博士的专业化理论对专业发展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从成熟专业标准来看，我国学前教育还处于“出现的专业”阶段。以专业化运动理论为基础，可从职业活动本身、政府、高校和市场四个层面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化发展。

相对于其他的成熟专业而言，我国教师职业专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学前教育（幼儿教师职业）更是如此。赵康博士的专业化理论对各专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本文以其理论为基础，探讨我国学前教育专业化的现状和发展的策略。

一、我国学前教育专业化的现状

赵康博士概括提炼出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

Ⅰ.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专业是正式、全日制且通常复杂的职业和它的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业代表了一个根本、持续而又常常是共同的身份。［1］

Ⅱ.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专业的成员发起组织诸如学会、协会、联合会这类设定入会资格的志愿民间组织以保护和提高他们的个人利益及设立章程和伦理法规，规范专业人员的行为以保障客户和公众的利益。［2］

Ⅲ.知识和教育。成熟专业具有一个经过界定、深奥且实用的知识和技能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知识体系能够通过一个教育和培训的机制/过程传授和获得，而获得知识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且也许格外的困难……一个成熟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已经被系统、普遍的组合成大学的学位课程，修完这些课程的毕业生则是该领域的准专业人员。［3］

Ⅳ.服务和社会利益定向。“专业承诺通过有效地内部治理和伦理、诚实的职业实践服务于它们的客户和其本身至于其中的社会，保护客户和社会的利益和福利”（Gallessich，1982：41）。［4］

Ⅴ.社区的支持和认可。专业在其中运作的社会及专业为之服务的客户认可一个专业的社会角色、身份和行为规范，从而导致国家为该专业设置一个特许的市场保护。“市场保护通常以一个治理和保护一个专业实践的法律文本形式出现……其中可以包括从事这一专业所需的教育等资格条件及哪些行为被界定为非专业与非法、因而会相应得到的制裁”（Kuber，1986：94）。［5］

Ⅵ.自治。“专业人员组织起来的最终成果是自治和伴随而生的威信……自治专业的成员不受外行的评判和控制，被信托于接受和保护特殊信息。他们自己决定进入该职业所需的教育和培训标准，并在帮助国家形成规范这一职业实践的法律上发挥巨大的影响力”（Gallessich，1982：4）。［6］

以此六条标准衡量，对我国学前教育的专业化现状的进行分析。

学前教育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早已普遍设立，幼儿教师也成为一个巨大的职业群体；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学前教育/幼儿教育研究会（学会、专业委员会）已经普遍设立；学前教育学的系统知识体系已初步形成，在部分高校中也设置了学前教育学专业学位；由于属于基础教育，它天然地具有服务和社会利益定向；我国制定了《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还有一些学前教育法律法规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为学前教育的举办、管理等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这些意味着学前教育职业已经是出现的专业或者说形成的专业。

但是，学前教育的专业化尚未充分成熟和完善。

（一）专业组织松散乏力，伦理法规尚未形成。

尽管国家级的专业组织——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已经成立，并且拥有很多会员单位，但是这些专业组织主要是由高校里教育学/学前教育的研究者组成，实际从事学前教育职业的人员参与较少，且专业组织比较松散，组织活动不活跃、不规律，凝聚力不强，社会威望也不太高。由这些专业组织发起组织的专业伦理法规还未形成。 x

（三）社会公众期望偏低，专业身份认可度低。

社会和家长对学前教育职业专业性的认识相当模糊：一些人认为女孩子初中毕业就能胜任，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一些人只是把幼儿教师看做特殊的“保姆”，幼儿园就是照管儿童的地方；一些人把学前教育看作小学教育的前阶段、应试/智力教育的预备期……公众也很少把幼儿教师当做专业人员，或拿专业人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总体来说，社会和公众对幼儿教师的期望偏低，没有给予一定程度的认可、尊重和支持，幼儿教师尤其是民办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偏低。

（四）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市场保护门槛很低。

尽管我国制定了《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及其他一些零散的相关法规，但是一来这些法律法规大多属于规定、条例层面，比较零散，立法层次偏低，法制地位偏低，保障力弱；二来一些重要的根本问题没有规范、落实，如忽视幼儿园的权利；未对幼儿园教师的待遇、培训进修、医疗保险等予以切实保障等；三来对学前教育市场保护的门槛偏低，如规定了幼儿园注册和审批的程序，但对幼儿园注销、转向等未做规定，又如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的资格规定笼统、要求偏低，等等。可见，我国的学前教育职业的准入门槛很低，专业要求很基本，专业保护也很微弱。市场保护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合法的专业行为，二是阻止和惩罚非专业行为。在现有法律法规下，稍具条件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兴办幼儿园，非专业行为难以得到阻止和制裁。

（五）专业自治程度较低，专业威信尚未确立。

自治的实质是专业人员对本行业的专业事务拥有决定权。目前，我国学前教育似乎处于整个教育系统地位阶梯的最低层次，学前教育职业及幼儿教师群体还缺乏或者说没有恰当的自我评判和控制的权力，在国家形成关于学前教育的法律法规方面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方面的权力和影响力基本上由政府部门和高校里教育学/学前教育的研究者来控制，而不是由学前教育的实践者、从业者来掌握。专业自治尚未形成，由此带来的专业权威自然也无法确立。

二、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策略

赵康博士还提出了专业发展四要素说：“……一个专业化工程始终卷入职业、国家、高校和社会（客户和公众）4个实体要素，专业化过程中充满了以上4个实体要素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而一个专业化工程的最终成功则极大地依赖于这四者合力的正确取向。”［7］

以此四要素为框架，我提出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若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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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司法考试 改革 建设

我国司法考试的确立，是对各高校法学办学质量的一个认证，同时也为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作出了某种昭示。法学教育应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努力进行改革和重塑，确立相对科学和稳定的教育模式，以适应时展的要求。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还处于粗放增长时期，缺乏清晰的职业导向，与法律职业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有学者将法学教育的弊端概括为一浅、二死、三无、四旧、五差。“一浅”是指教学内容的肤浅，仅教授法律规则，却忽略法律规则背后的人文、社会、理念、精神；“二死”是指教学方式死板，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缺乏生动活泼的共鸣气氛，“三无”是指法学教育中缺乏有效的实践、实习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环节；“四旧”是指知识体系、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方法陈旧；“五差”是指从事法学教育的人员在学历层次、专业素养、道德水准、实践经验等整体综合素质参差不齐，难尽如人意。

司法考试旨在选拔基础扎实、具有一定理论功底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较强的法律职业人才。这和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司法考试给大学法学教育带来巨大影响：要求法学教育克服其理论脱离实践的缺点；要求教学内容的完善和教学方法的改进；要求法学考试制度的调整等。大学法学教育本身尚存在的缺陷和司法考试的影响成为大学法学教育改革的契机。具体而言，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展开。

1.确立职业教育的法学战略目标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法治国家因法律体系和法律职业结构不同，司法考试制度和法学教育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何种司考模式和法学教育制度，两者最终皆为法律职业指向。在司法考试的背景下，法学教育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法学专业的通识教育，另一方面要以司法考试为导向，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法律人格及法律能力。

总体而言，法律人才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要素，法学教育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以培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念，深厚而广博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高素质法律人才为目标。首先，要求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素质过硬。培养法科学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次，具有现代法治精神和独立思想精神。要转变培养“法律工匠”的教育观念，教育学生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建立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之上，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复次，符合法律职业伦理和高尚道德情操。转变仅仅强调技能训练的教育模式，强化包括职业伦理、敬业精神在内的素质教育，使学生充分具备高尚道德、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理性的思维方式及博雅素养。再次，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即，掌握全面系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技能，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养成法律思维方式；具有丰富的跨学科，跨领域知识背景，尤其是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较强的知识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具有较高的法律实务水平；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精通外语、计算机等交流与获取信息的工具，能够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共事、合作与竞争。最后，具有国际视野和交流合作意识。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2.优化课程设置

以司法考试为导向，在目前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确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司法考试学科的建设。原则上将课程分为理论课与实务课两部分。前者侧重于理论讲授，关注学生对法律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侧重于实务操作，关注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实际能力，是对前者具体运用和巩固。强调两大教学模块的内部互动，在理论教学中要贯穿实践能力训练和培养，而在实务教学中要加强理论知识的运用和深化。这种互动可以通过案例教学、课程实践活动及指导等方式进行。尽量协调安排与司法考试相关的课程，从应对司法考试的角度讲，可以将与司法考试内容相关的课程，尽量安排在司法考试之前，以照顾学生参与司法考试的实际需求，并且这种安排不会影响法学本科教学的整体安排。

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因为传统的考核方式过于单一，无法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水平。可以借鉴司法考试的形式，通过案例分析、案例论述、法条理解与司法写作等方式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法律能力。将法律文书、证据法学、庭审认识等课程安排本科阶段的前段时间；增设司法职业理论与实务、法律职业基本办案技能课；加强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教学管理。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可以在各专业课程分设实验学时的做法进行强化，在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商法、金融法、劳动法、保险法、公司法等课程中分设一定的实验课时，以加强各专业课程的实践。为促进法律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考虑开设多门法学双语课程。改革一批法学课程教学模式，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合一的课程采取双轨制，即实体法部分由我校法学教师进行讲授，程序法部分采取由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讲授，或者直接将课堂“搬至”法学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采取参加真实庭审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程序法的学习。专业实习分日常实习和毕业实习两类。实习主要集中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律师事务所、大中型企业等单位。实习的方式采取集中实习、分散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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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法律化;价值理由;原则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110-02

一、道德法律化的概念厘清

道德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成分,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维系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2]事实上,人们依照道德调整行为的时候经常难以实现完全的自控,会产生违背道德规范的结果,且由于道德规范的形式不具有绝对的强制性,在道德主体的认知不足,或者明知故犯的情况下,道德的调节作用就很难体现出来,面对这样的现象,很多学者提出了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的重要内容,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讲,道德法律化就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的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形成为制度形式,目的是以强制的手段规范并提高人们的道德行为水平。狭义上所讲的道德法律化是从单纯法律角度而言的,指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的程序,把一定的道德理念、原则和规范以法律这种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条文,使之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因此从狭义上讲,道德法律化也就是道德立法。

二、道德法律化的价值理由分析

(一)道德法律化的历史根据。道德产生于原始社会人们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仅仅用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已经不能达到合理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目的,在社会中急需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这样就产生了国家,在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意愿就变成了国家的意志,以不成文的习惯法的形式而存在的道德规范就被统治阶级以明确的条文形式规定下来,成为法律。在我国,第一个把明确提出把道德运用于法律途径的应当是汉代名臣董仲舒,他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法律根据,从面把儒家经典法律化,从此儒家经典便成为了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期的最高原则。无论在西方还是我国,法律的产生都延续了这个过程。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新的矛盾,矛盾产生的初期,人们总是以一种相互之间以习惯的形式体现的契约来约束各自的行为,直到这种矛盾在社会中具有了一定普遍性的时候,国家就会干预其中,把原来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契约加以完善和修改,形成法律。因此,道德和法律本身是同源的,道德是法律生长的基础,没有不成文的道德,就没有以条文形式出现的法律。

(二)传统亲缘关系对道德具有消解作用。梁漱溟曾经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是梁漱溟概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时所创用的一个著名论断,而伦理本位的社会,他认为“就是把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3],中国的伦理本位来源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古老的农业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形成的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人际关系,在家族中或者一个区域单位中,人们利用自己与他人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关系来进行合作,强大的人情网有时候甚至能够左右一件事情的发展方向和结果,家长意志的作用大于法的作用,礼教的约束比规范和制度的约束更加有用。曾经说过“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4]。现在社会中,血缘和亲缘关系几千年来对人们的影响仍然顽固的存在,而真正的契约社会形态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由于人情的参与,法制的不健全,很多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能被坚持,很多原本简单的矛盾变的复杂化,本来按照一个原则规范可以处理的情况,也许涉及到不同的人情关系而费尽周折。而亲缘或者人缘关系是否能把事情引向正途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在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中要真正树立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就必须把一定基础性质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法律化,以强制其实施,从而抹去亲缘关系对道德规范的负面影响,建立道德的真正威信。

(三)主体知行转化的过程需要法律化。我国目前的道德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具体的行为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知行脱节现象。为什么我们拥有较高的道德认知水平却不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如何对群众的道德行为进行调整?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道德由他律到自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不仅需要道德主体的理性和自律,也需要合理的外界环境。著名的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中明确的说明,人的“道德发展作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由于认知结构的变化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5],其中必经的三个阶段是:前习俗道德水平、习俗道德水平和后习俗道德水平。其中习俗道德水平中包含两个阶段:寻求认可取向阶段和遵守法规取向阶段,寻求认可取向阶段的人以他人的赞美和认可为标准去行为,而遵守法规取向阶段的人认为规范中所定的事项是不能改变的,守法是对的。柯尔伯格认为大多数个体都不能超越习俗道德水平,也就是说,他认为很多人的行为都是需要依靠他律的基础进行的。英国的伦理学家里查德黑尔也曾经在《道德语言》中论述道德教育方式,那就是:记住原则--熟习--实践--习惯原则--能力解放。在实践原则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外力来进行帮助,根据柯尔伯格的原理,这个由外力帮助的过程就是他律的过程,他律有很多方式,但是法律却是最具有直接效果的方式。法律的强制性可以使人更快认识到遵守道德规范的必要性,由此,道德主体从不得不遵守到逐渐习惯于按照规范行事,最终达到从思想上认可原则,进入自律的阶段。因此,把一定的道德规范法律化可以促进道德规范被人们接受的速度,加快由被动到主动的道德发展过程。

(四)法律的强制力可以保证道德规范的实施。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和道德具有不同的效力。道德对社会关系一般只做原则性的说明,以约定俗成的形式表现的那部分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形式,在实际的操作中,道德规范借助舆论、传统习惯特别是人的内心信念起作用,并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对于部分道德主体来说,道德的干预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和规范是无力的。相对而言,法律是明确的条文形式体现的,其制定和执行有严格的程序,并且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直接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对于道德不能起作用的那部分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法律可以利用其强制手段进行调节,强制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的道德性有所认识,以此达到单纯的道德约束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效果。

(五)道德与法律具有相通之处。1、道德与法律内容上相互吸收。道德与法律的基本内容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互相吸收的,比如道德上讲的“孝敬老人”在法律上就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和认可,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要诚实守信,法律上也有很多关于各种欺诈行为的规定,同样一些被法律惩罚的行为都是在道德上被谴责的,比如偷盗、贪污等。2、法律与道德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目的在于规约人们的行为,使正当的权利得到保障,使侵犯正当权利的行为受到惩罚,这是一种公正的价值取向。对于道德规范来讲,公正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包括个体公正和社会公正,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详细的阐述了公正的伦理学含义,他认为“公正是一种完全的德性”[6],不仅说明了公正作为一种品质和德性的意义,而且也说明了公正对于伦理道德的重要意义,他还指出 “合法和均等是公正的,违法和不均是不公正的”[7],这一论断把公正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描述的更加透彻,三者之间本来就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法律和伦理道德都是追求公正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正因为道德和法律有如此的密切联系,道德法律化才更加具有可行性。

三、道德法律化的原则

(一)普遍性原则。道德规范是具有很强主观性的规范,在制定、形成和执行的过程中充分体现着主体的主观需求、主观认识和主观追求,充分的体现了其个体性。个体性的道德规范是有层次性的,有底线道德,也有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正因为其层次性,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有一种偶然性,对不同道德水平的人,适用不同的道德规范。而法律则不然,法律要求对整个社会具有普遍性,排除任何偶然性的特征,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求对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具有不受个体情况限制的可重复性。同时,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不仅会加大执法的成本,影响法律的执行,而且会脱离现实和群众基础,使人们对他们失去信心,最终成为一纸空文,也许最后连原来可以遵守的道德规范都被遗忘了。因此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排除任何具有层次性区分的个体道德,使其具有普遍性。另外,被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必须有普遍的生活基础,是在最广大的人民生活中显见的行为规范。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行业的道德规范涉及的并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都会经历的生活形式,也不能被纳入法律化的范围内。

(二)动态性原则。认为,经济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规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社会中经济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变化必然会使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相继发生变革,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也要以这个规律为基础。当具体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法律制度的制订者应当对新的社会矛盾进行充分了解,并以此为基础补充新的内容。道德法律化不是静止的、仅仅出现于某一个社会阶段的行为,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在这种跟随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对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进行调整,才能使它真正具有价值意义。

(三)导向性原则。道德法律化的目的是提高一个社会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而不是用法律手段进行简单的强制。在法律化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对这一目的的关注,不仅要对原来违德的行为进行惩罚,体现对“恶”的抑制,使之逐渐接受合理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中体现对善的思想行为的价值的肯定,使法律化的道德规范仍旧能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导向存在,这样的道德法律化才具有更加优良的社会价值。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4]安云凤.《新编现代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徐顺教,季甄馥.《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高明书主编.《教育心理学》,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8]王淑芹.“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中国德育》,2007年第11期

[9]刘丽霞.《道德规范层次性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11月.期刊网载

[10]梁钢.《道德法律化探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期刊网载

[11]杨永成.《制度伦理视野中的道德建设》,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期刊网载

[12]成智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伦理的价值取向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期刊网载

[13]张洪涛.“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以实施领域界定”,《理论观察》,2006年第1期

[14]蒋若薇,胡子君.“试论道德法律化”,《理论学刊》,2005年第10期

[15]黄海昀,程敬贤.“以道德法律化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2月

[16]覃志红.“制度伦理研究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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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元”问题也还存在分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比如何为新闻伦理，这是新闻伦理学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伦理是指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是新闻职业伦理的简称；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伦理包括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内容，着眼于道德现象；还有观点认为，新闻伦理应是宏观层面（整个新闻领域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中观层面（具体的新闻媒体机构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微观层面（新闻工作者对本职业道德规范的理解和履行情况）三个层面的综合。学界目前对新闻伦理的定义和界定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争鸣固然重要，但是理性的、有根据的思考之后的共识也必不可少，特别是一个学科的关键概念。只有弄清楚了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解决了基本理论层面的问题，学科建设才有可能推进。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在反思、讨论中不断推进、完善和超越。我国伦理学者万俊人说，“伦理学不能只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上，而要为道德经验和道德规范提供更深刻的基本理论说明。”③应用伦理学更是如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句名言：“伦理学不在于呼吁，而在于论证。”④新闻伦理的本质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伦理规则，新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特点如何等，不是在新闻活动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的，而是通过一定的理论程序，通过长期的总结和理论化的过程，在学术研究中达到学界的广泛共识的结果。那么如何有效改变目前的现状，促进新闻伦理理论的研究呢？这就需要把理论提升当作新闻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优先的方式推进新闻伦理理论研究的发展。具体来讲，首先应该从理论伦理学中吸取营养，找到强大的理论根基，全面深刻地反思新闻伦理学学科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另外也需要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吸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开放的态度提升新闻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其次，在一般伦理的背景下研究新闻伦理的个性，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方式，借助学科研究方法论来思考、讨论、论证新闻伦理学前面讲到的基本问题，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统，研究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再次，工作上要在新闻伦理研究队伍中集中力量攻关，讨论一些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举行大的以理论为目标的学术研讨会，以团队协作方式完成一些理论性强的重大课题，出版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专著。只要学界普遍重视，研究者动员起来，经过数年的努力，就能从理论上增强新闻伦理理论的深度，向着建立新闻伦理体系的目标迈进，全面推进学科建设。

二、从规范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规范之本在于理论

规范伦理，狭义上说，指道德体系中涉及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的伦理，旨在为人们的道德生活确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广义上说，规范伦理因人们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理解而有所不同，一般凡是运用理论研究，论证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提出人们行为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伦理，都属于规范伦理。广义的规范伦理包含或部分包含了理论伦理的内容。目前，我国对新闻伦理规范研究较多。就专著和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军的《新闻工作者与法律》，王天定的《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的《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等，这些专著涉及到的新闻职业伦理的规范比较系统。同时，一批学术论文对新闻伦理规范的探讨也比较多，特别是从新闻伦理规范的角度来评价和解读新闻实践，成果比较突出。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仅仅就规范研究规范是不够的。比如目前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研究多是在自律和他律的阐释框架下对案例进行分析，多是用现有的新闻道德规范去评价相关实践。那么，为什么应用自律、他律的框架而不用别的框架，自律、他律的理论基础有哪些，发挥效用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条件、记者素养、媒介场域、制度基础等是否具备，以及各因素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还有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为何自律、他律常常失效等等。这些问题必须用理论的思维去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制度的制定与解释。新闻伦理规范是指导新闻伦理行为的准则，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但是，伦理学理论才是新闻伦理规范制定、研究和评价的前提。只有理论的提升才能为新闻伦理规范研究找到合法性空间，进而增强其有效性。比如说新闻伦理规范的制定需要遵循一系列社会普遍伦理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只有在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是真理的条件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才能够与道德价值相符，从而能够成为优良的道德规范；相反，如果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失误，甚至出现了谬误，那么，在其指导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则不一定能起到抑恶扬善的引导作用，甚至会纵容不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新闻道德规范就是恶劣的道德规范。⑤新闻伦理规范是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规范，属于实践规范。“合理的实践规范既是‘是’与‘应该’的统一体，又架设了一条由‘是’转变为‘应该’的‘桥梁’。同时，合理的实践规范架设的‘桥梁’为实现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社会需要提供了观念保障。”⑥如何判断规范与价值相符与否，如何使规范有效而不失范呢？“人在社会中为什么愿意交出一定的自由，接受、遵守某种规范和约束，或放弃某种规范、另外选择其他规范，这是需要论证、需要充足理由的。这种关于规范之前提、基础的探讨，关于规范确立的原则、方法、程序的探讨，是伦理学‘讲道德’‘有道德’的核心”。⑦新闻伦理学研究不只是单纯地将各种规则和价值标准简单地应用与推广，而是一种再研究、再创造、再构建，将新闻伦理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任何一种伦理规则的生成、生效、失效都有其社会历史上的根据。伦理学的分析工作即理论的反思和观照，在于发现一种伦理规则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研究一种伦理规则能够有效的客体性条件和主体性条件。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论提升才能使规范本身具有合理性，以增强新闻伦理规范约束力的有效性。

三、从实践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实践提升依靠理论

实践伦理，实质是指规范伦理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是理论伦理经过规范伦理向现实的道德生活的转化，同时也是检验理论伦理和规范伦理是否真切实用的标准和尺度，是形成和产生新的理论伦理和规范伦理的伦理场所和领地。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转型中，新闻职业道德中的问题较多，所以新闻伦理实践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学界的研究中，论文很多，著作也不少。但是从问题方面来说，相当多的新闻伦理实践研究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深度，没有从理论上深刻分析。比如“就当下的新闻道德研究来看，更多的是对有关新闻事件中道德问题的个案分析，而这些个案研究，大多是用现有的道德规范说明有关新闻行为的道德与否。”⑧这样就会造成道德判断没有合理性的理论支持，对案例的解析也缺乏理论的深度和依据。再如研究新闻伦理失范的归因和对策的文章较多，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普遍停留在新闻伦理表征研究，而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探索。⑨因此，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研究新闻伦理实践中的问题，让理论建设来指导学科实践。新闻伦理理论不仅是新闻伦理实践价值的提炼，更重要的是它指导着新闻伦理实践，能为新闻伦理实践提供合理性的根据，也会使新闻伦理实践的研究不流于表层。正因为这样，更要求新闻伦理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在这方面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对现在的新闻道德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的，有以中国人民大学蓝鸿文教授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为代表的论著，这些研究就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和误导广告等新闻职业道德中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再比如对新闻伦理失范问题的研究，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卉副研究员从关系角度研究失范现象；还有近年来伴随着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一些研究者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思索，指出应不伤害、不侵权、生命至上等超越一般伦理规范的原则意见等等。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度尚有提高的余地，亦即能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给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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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会计伦理；企业会计伦理制衡的功能；会计职业伦理的二重属性

企业会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其具有的特殊的技能，影响着企业内部、投资者、社会利益相关者以及国家的利益的分配。如果企业会计造假，就会严重地破坏各方正当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企业会计的业务素质、法律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受到各方不同程度的关注。有些人可能只关注企业会计的业务素质，而企业会计能否受到以及怎样受到法律的约束、伦理的制约，却是理论工作者特别关注的内容。笔者试图从伦理的角度，提出并阐发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制约新规则和新方式，以期探索出一条用会计伦理来制衡企业会计的新途径。

一、 企业会计伦理制衡的内涵及其功能

（一）会计伦理的范畴

伦理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各种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伦理和法律一样都同会计活动密切关联，法律对会计活动进行强制性规定，而伦理对会计活动进行规劝性规定，正如英国的会计伦理学家杰克.莫瑞斯所指出的：“对于道德规定不以法规为基础的职业而言，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职业总需要额外限制它们的会员，防止他们超越法律规定”【1】。一般说来，会计伦理是指会计从业人员在从事会计管理活动中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所应该具有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还是这个杰克.莫瑞斯提到的：我们谈论的职业道德，“即人类生活中的职业会计部门所认可的行为规则”“会计职业……都存在道德指南的‘画线’问题。”【2】。会计伦理的基本内容很丰富，有的概括为会计道德意识、会计道德关系和会计道德活动等方面【3】。有的概括为会计伦理基本原则、会计伦理规范和会计伦理范畴三方面【4】。总的说来，会计伦理有三大体系：会计伦理道德的认识、情感、意志体系；会计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会计伦理道德评价体系。这些会计伦理思想内容对会计行为起着不可小觑的指导作用，会计伦理强调的是会计人员在从事会计行为时“应该”怎么样，它是会计行为客体对行为主体提出的道德要求和进行道德评价的准绳。一个具备会计职业特有的伦理道德思想和行为习惯的会计，就会自觉遵循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主动地保有职业道德情操，肩负会计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相应地就具备了会计职业良心，就能正确地处理好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关系，其价值目标是追求与坚持善而偏离和纠正恶；反之，就会失去会计职业良心，违背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进行会计造假等不良行为。

（二）企业会计伦理制衡的内涵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马克思讲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从漫长的演变中逐步形成了各种宗法关系以及伦理关系。统治者制定刚性的关系，社会确立了柔性的关系，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使人类生生不息、不断繁衍。这种约束也就是制约与制衡的意思。伦理对人的制衡作用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在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规范。春秋时期的孔子主张“忠恕”、“仁爱”。秦汉时期讲“三纲五常”。两宋时期的周敦颐主张“以诚为本”，程朱理学宣扬人性论。明时的王夫之主张“继善成性”。到了今天，伦理道德更成了社会调控的重要方式，其整体功能集中表现为它是个人自我完善的重要精神力量【5】。社会通过伦理教育，使人们形成伦理感知和伦理意识，进而产生伦理情感和伦理意志，最后形成合乎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的伦理行为。而社会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就一直在约束和制衡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违反伦理原则和规范的行为和个人都将受到社会群体的谴责。

作为企业的会计，同样要受到社会一般的伦理原则与伦理规范的制约，但是，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人群，他（她）还要受到会计伦理所特有的原则与规范的制约。就企业会计伦理原则看，就包括：会计正义、会计诚信、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统一等原则；就企业会计规范看，包括：敬业爱岗、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规范【6】。企业会计领域的这些会计原则和会计规范就是约束和制衡会计从业人员的会计行为的准则。企业会计人员通过从业前的学校会计伦理教育或者岗前会计伦理教育培训，形成会计伦理认识、会计伦理情感以及会计伦理意志，从而自觉遵守企业会计伦理原则与会计伦理规范，形成会计伦理行为。这种企业会计人员通过会计伦理教育自觉受制于会计原则与会计规范并产生会计伦理行为导向的会计行为现象就可以叫做企业会计伦理制衡。

（三）企业会计伦理制衡的功能

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制衡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伦理具有教化功能，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是正人君子对富贵与道义的抉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过“每一种技艺、以及每一种科学，都归为可教的类型，并且以同样的方法，每一种行为和道德选择，都被认为是指向某种善”，说明伦理具有劝善功能【7】。美国二十世纪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这是教导人们要坚守正义，说明伦理具有命令功能。那么，会计作为一种技艺，其伦理制衡功能又怎样呢？

（1）会计伦理约束功能：伦理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那么，它就有了规范和约束功能，会计伦理是会计人员在会计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同样对会计人员也具有约束功能。会计伦理道德规范对会计人员提出了许多道德准则和伦理要求，使得会计人产生必须遵守和服从的思想意识并作用于自己的会计行动上，所以，会计伦理道德规范对会计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会计人必须做到自律，使其会计行为力求做到正直、客观、公正、独立。

（2）会计伦理使令功能：伦理确立人的行为的善恶标杆，并要求人们弃恶从善，这是伦理的命令功能。会计伦理确立会计行为的好坏标准，因此，会计伦理对会计人也具有使令功能。会计伦理道德确立会计的人性认识、会计向善情感、会计正义意志等，支配会计人员的思想动机，“表现为反映社会道德社会的价值准则转化为个人内心隐秘的命令、良心的召唤和义务的呼声”【9】使得会计人的会计行为力求做到善良、诚实、讲良心、有正义。

（3）会计伦理监督功能：伦理要求人们为追求善而不懈奋斗，它就有了教育认识功能。会计伦理也要求会计人员为追求会计职责良心而努力，那么，会计伦理道德对会计人就具有了自我监督并且力求监督他人的功能，这也使得会计的自我审核、企业会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师的外部审计不流于形式成为可能。同时，在会计人的独立性得到一定保证的条件下，还可以对企业的管理层实行一定程度的监督，而这也将成为企业会计伦理制衡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一项功能。

（4）会计伦理协调功能：伦理还具有通过社会对人们行为善恶的评价，以期使行为主体得到良心的慰藉或良心的谴责，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伦理的调节功能。会计伦理也可以对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的善恶进行评价，以此来指导会计行为，纠正不良会计行为，以协调会计与同行会计、会计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会计伦理的道德评价不仅可以指导自己的会计行为活动，还对企业的管理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协调会计人与管理者的关系，使管理者支持和理解会计人的正确与正义的行为，以符合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的要求。

二、企业会计伦理制衡的二维向度

随着会计伦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会计伦理的研究思路越来越清晰。加拿大的莱昂纳多.布鲁克斯就把会计伦理分为商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10】。我国的沈辉等也提出会计伦理可以分为会计职业伦理和会计商务伦理的观点【11】，而汤建提出了会计伦理制衡的观点【12】。但他们对会计商务伦理的阐述角度是有所不同的。笔者赞同把会计伦理分为会计职业伦理和会计商务伦理两个维度的观点，但我所表述的企业会计伦理的二个维度就是把传统的企业会计职业伦理拆分为新的企业会计职业伦理和企业会计商务伦理，并且对这两个维度进行新的界定，即一个向内的维度，一个向外的维度，其理论支撑点是企业会计职业属性的二重性。会计职业伦理是一个向内的维度，会计商务伦理是一个向外的维度。企业会计伦理制衡二维向度，就是指企业会计职业伦理制衡向度和企业会计商务伦理制衡向度。

（一）企业会计职业伦理属性的二重性

会计伦理特性具有二重性：自主性和依存性，这二重性对企业会计伦理制衡具有重要影响。

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既相独立又相依存、既相同一又相斗争的相互矛盾的辨证性质，企业会计当然也具有这种两个方面的辨证性质。企业是依法成立的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服务活动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盈利性经济组织【13】，它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等等。而企业的会计，则是核算和监督企业的资金运作以及企业的成本与利润，借以分析财务状况，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人员。企业会计是一种既具管理职能的，又是受企业管理者聘请的双重角色的职业，其职业特性具有二重性：自主性和依存性。

首先看企业会计伦理的第一重特性：自主性。自主性就是指企业会计在其所在的工作岗位，自主地完成企业管理者所交付的任务。如企业资金运行过程中的记账、算账之类的事务，只需要依靠自己的会计专业技能就能自主完成，会计的技术技能使其完成这一任务不需要过多的与会计人以外的他人的相互依赖与配合，不像企业车间的生产线一样须要很多工人协作才能完成一种产品的生产。正因为这一特性的存在，企业会计如果没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素质，如果私心太重、抵制不了金钱和物质的诱惑，就可能单独干下有违道德良心的事情来。现实中有些企业会计造假就是企业会计单独为之。但对会计职业而言，自主性并不等于独立性，就算是应该非常客观的记账、算账过程，有时也受制于人。企业管理者也可能时常令会计改变真实的资金运行过程，让会计记假账、算假账。

其次看企业会计伦理的第二重特性：依存性。依存性就是指企业会计的工作性质与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企业管理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工作事务常常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企业管理者的授意、授权和签章或者相互契约关系才能完成。因为企业的财务管理有些方面不是会计单独所能处理的，它必须是会计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企业管理者共同来完成，这就使会计对利益相关者或企业的管理者有了严重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工人在生产线上的协作关系，却常常像是士兵与将军的服从关系。如企业资金运行过程中的某些转账、结账、报账之类的事务，能不能转账、结账、报账，除了规章制度上规定的操作之外，有些必须请示企业的管理者，得到同意和批准才能实施。但规章制度不可能定得很细很全面，会计就得常请示，这就使其与利益相关者或企业管理者共荣共存了。这与教师、医生等职业有很大不同，教师、医生等职业独立性是很强的，不是每一堂课、每一台手术都得向领导请示，可会计却常常遭遇经常要请示的尴尬。教师、医生要坚守教师职业道德、医生职业道德，但会计坚守自己的会计工作道德还很艰难。会计和利益相关者或企业管理者的这种依存性，如果没有制度和伦理的约束，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些企业的会计造假就是会计和企业管理者共同犯下的不法行为。

参考文献：

[1][2][英国]杰克.莫瑞斯（Jack Maurice），《会计伦理》（Accounting Ethics）[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0-12。

[3]卢丽娟，《会计伦理学研究对象初探》[J]，《财会通讯》，2003（3），11-13。

[4]杨树林，《浅析会计伦理道德基本原则和基本范畴》[J]，《安徽电力职工大学学报》2002（2），114-116。

[5]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55。

[6]劳秦汉，《会计伦理学概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2-45。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1。

[8]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2。

[9] 魏英敏、王泽应，《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班，215-223。

[10] [加拿大] 莱昂纳多.布鲁克斯（Leonardo. Brooks），《商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Business Ethics and Accounting Occupation Morals）[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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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学本科教育 实践教学体系 法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学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是法学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法学实践教学旨在培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教学方式。实践教学体系涵盖了实践教学活动的目标、内容、管理、保障及评价等环节。目前，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长期以来，法学本科教学模式受前苏联影响，偏重于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实践中出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的现象，所培养的学生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人才的需要。

对此，教育部、高教司及有关部门先后出台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实践教学提出了指导性意见。2007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各高校通过降低必修课比例、加大选修课比例、减少课堂讲授时数等，赋于大学生更多的学习自。司法部在《法学教育“九五”发展规划和2010年发展设想》中明确指出，我国的法学教育应“重点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外向型法律人才和职业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模式。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界对实践教学的探索和改革，法学实践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法学本科教学过程中，如何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法学本科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2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2.1 实践教学的内在价值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

在传统教育理念支配下，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长期以来注重法学基本理论的传授，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法学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严重脱节。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来看，绝大多数院校法学专业理论教学的学时数明显高于实践教学。目前在法学本科教学中，十六门法学主干课程的理论教学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模拟法庭、毕业实习、社会调查等形式的实践教学未能得到真正重视，实施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缺陷。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定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适应实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即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2.2 实践教学目标不清晰，课程设置缺乏规范性

首先，实践教学目标不清晰。实践教学目标体系是法学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前提和依据。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影响了实践教学体系的科学构建和有序运作。其次，实践教学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模式运行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各种实践教学模式应如何具体运作，以及实践教学的考核等都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指导。国家教育部门对法学专业实践环节的要求也仅有极其简单的方式列举，对于各种方式如何开展则缺乏刚性规定，也没有提供相关的标本模式供各院校参考。由于实践教学缺乏系统和规范，导致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2.3 实践教学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体系

截至2010年4月，全国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已达620多所，在校法学本科生将近30万人。与急速增长的学生数量相比，高校的实践教学资源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成为影响法学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首先，缺乏必备的师资。法学实践教学对法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承担实践教学指导任务的教师，一方面要有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要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实践中，我国法学院校“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其次，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法学专业实践教学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但目前大多数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存在着资金缺乏的问题。此外，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基地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建立的实习基地，由于双方交流合作的领域和深度仍非常有限，实效性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2.4 实践教学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

完善的评估监督体系是促进法学实践教学规范开展的重要保证。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评估指标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评估指标需要进一步合理化和细化。现阶段，实践教学在教学成果的评价模式上，一般比较注重对学生最终学习成绩的考核，而忽略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评价。在对专业教师的评价体系中，由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以科研成果作为衡量标准的职称评定等制度，导致教师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科研，不重视实践教学的研究与改革。这样的评价模式不利于学生整体综合实践能力的提高。

3 重构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

3.1 明确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

确立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培养目标是重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该目标应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3.1.1 总体目标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总体目标应该围绕着法学本科教学的目标而确立。我国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应该是：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提高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

3.1.2 具体目标

设定具体目标是科学地为实践教学定性、定位、定量，促进实践教学目标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要求。在实践教学中，应结合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设定具体目标，实践教学具体目标可分为：基础技能的培养；专业技能培训；创新技能培养。

3.2 构建科学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是保障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教学课程体系，根据实践教学内容不同，一般可以分为基础技能模块、专业技能模块和创新技能模块。

3.2.1 基础技能模块

基础技能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为社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应具备的基础技能，具体包括语言表达能力训练、社会调查能力训练、写作技能训练、案例评析能力训练等课程来完成。（1）语言表达能力训练。职业属性决定了培养的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本课程在本科较低年级开设为宜。（2）社会调查能力训练。该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认识社会，养成从法律的视角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本课程可安排在低年级的寒暑假为宜。（3）写作技能训练。该课程可采取学年论文和专业习题论文的方式进行。（4）案例评析能力训练。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疑难案例的讨论，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该课程可以课堂教学和专题讨论为载体。

3.2.2 专业技能模块

专业技能课程设置旨在深化基础技能的平台上检验和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处理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该课程模块一般应包括庭审观摩、模拟庭审、法律咨询和专业见习等。（1）庭审观摩。通过该课程使学生了解案件审理的程序和过程，了解诉讼参与人的角色特点和功能作用。该课程安排在低年级为宜。（2）模拟庭审。该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模拟具体法律案件的处理，检验学生法律知识掌握的扎实程度，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能力。（3）法律咨询。法律咨询是指学生在专业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对社会大众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帮助的实践教学形式。此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三的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4）专业见习。该课程通过安排学生跟随法律工作者进行具体案件的处理，使其熟悉规范流程，掌握实用技能。该课程安排在大三的假期为宜。

3.2.3 创新技能模块

创新技能模块是在上述两个模块基础上，对学生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进一步提高。通常运用的方式包括该诊所法律教育、法律援助、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课程。

（1）诊所法律教育。该课程以具体的真实案例为对象，让学生在真实案件中理解法律原理，提高职业技能。该课程一般在大三开设为宜。（2）法律援助。该课程的实施要求在专业教师参与下，学生以义务法律援助者的身份为家境贫困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一般可安排在大三、大四学期进行。（3）毕业实习。该课程重点在于提高学生对处理法律事务的流程的熟悉程度，学习和掌握办案的方法和技巧。一般在大四第二学期进行，时间为2至3个月为宜。（4）毕业论文。该课程主要任务是全面提升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论文的写作能力。

3.3 加强实践教学保障体系的建设

实践教学保障体系包括：实践教学的制度规范；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双师型”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实践教学教材建设等。本文主要就师资建设和实习基地建设谈几点建议。

3.3.1 加强实践型师资队伍建设

改进的具体措施如下：（1）建立专业教师与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职业互换制度。通过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的合作，可以使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到法学院系担任一些实务性较强的课程。同时，专业教师通过从事一定时期的法律实务工作，提高其自身的实践能力。（2）建立专业教师定期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锻炼的制度。专业教师在完成学校核定的教学工作量后，可以申请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提升自己的实务操作能力。（3）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为教师提供外出学习和进修的机会，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同时，积极引进海外的优质教学资源，充实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3.3.2 建构专业实习基地“双赢”模式

当前实践教学基地运行不顺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学实践基地建立在单向性基础之上，实务部门对实践基地的运行积极性不高。在“双赢”模式下，普通高校为实务部门获取有关专业信息、进行职业培训和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便利条件，充分发挥高校法律人才的资源优势，实务部门则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平台。双方可以在教学、科研、实践经验与资源优势方面等展开全面合作，从而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双赢”目的。

3.4 完善实践教学评估体系

该体系主要包括评价原则；评价依据和标准；成绩评价等。

3.4.1 实践教学的评价原则

实践教学的评价原则主要包括统筹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1）统筹性原则。首先，坚持统一考核与独立考核相结合。实践教学中的教学内容分别采取统一考核与独立考核。其次，坚持对学生的考核与对教师的评价相结合。（2）差异性原则。由于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因此实践教学评价必须考虑课程性质、教学目的、培养目标、办学特色、人才定位等因素，采取不同的评价方法。考核方式也可灵活多样，根据实践教学活动形式、内容不同，丰富多样，可采用活动记录、总结报告、论文等书面方等综合考核方式。

3.4.2 评价依据和标准

实践教学的评价标准和依据主要有：（1）实践教学管理文件。实践教学管理文件是组织实施实践教学的依据。（2）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包括基地数量是否充足、学生人数与基地数比例以及实践基地年均接受学生实习实践人数是否适当，实习基地类别是否多样及是否符合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要求。（3）实践内容与实施情况。主要评价实践内容与专业课程或法律实务的结合程度是否紧密，参与学生的实践记录是否详细，指导教师评阅是否认真，是否形成有一定影响的实践成果。（4）对教师实践教学活动的评价。通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形成对教师教学活动的评价。（5）对学生实践学习收获的评价。主要考查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对专业知识的巩固、实践技能训练、职业道德培养等方面的总体评价。（6）实践单位对学生的满意度。具体包括实践单位对学生专业知识的满意度、专业实践能力满意度和一般职业能力满意度，以此来评价实践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效果。（7）实践教学经费投入程度。实践教学经费是否能够满足教学计划的需要，是否按照教学进程拨付，经费的使用是否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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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闻教育；职业道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突飞猛进，生机盎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新闻记者”成为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理想职业。伴随着新闻行业的迅猛发展，全国各类大学开办新闻传播专业的热情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高等院校中新闻与传播学类专业点已经接近700个，在校生l3万多人，每年毕业的学生则高达3万余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直接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结构的较大改变。有关资料表明，截至1983年底，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高等院校只有l4所，在校本科生1482人，研究生103人，共培养新闻专业毕业生5200多人。其中分配到新闻单位的约3000人，仅占当时新闻从业人员的1．2％。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当时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毕业生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很小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开始飞速发展。1997年上海广播电视媒体从业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学科背景为新闻传播学的占到30．6％，而25岁以下的年龄组中，比例更是占到了45％。另据对2002年上海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有新闻传播学教育背景的从业者已经占总人数的49％_2。可见，具有新闻传播学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新闻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充分说明这些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教育背景会直接影响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校新闻人才的培养必然会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为了使自己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以市场为导向，培养“上手快、高效率、多技能、新科技”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就成为各新闻院系的共同选择。于是，各院系在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上煞费苦心，而在人文教育方面却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高等教育紧跟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的步伐，及时与经济社会接轨与生产企业沟通完全必要，但如果完全由过去的“象牙塔”转变为社会的“服务站”，过分偏倚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素养，这种模式很显然背离了高等教育的精神，其潜在危机将很快暴露出来。综观目前新闻教育，由于多年来对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缺失及完整人格塑造的忽视，已经给媒介自身和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闻从业人员角色意识差，职业道德严重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品质和传媒形象，成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针对这些问题，高等院校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已有的伦理道德规范，还要充分研究由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变化，适时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高等院校要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中扮演主角，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充分认识社会现实对新闻教育在伦理学方面的挑战

随着传媒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传媒的形态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同时，新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对于网络传播这样一种发展尚未定型，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存在的传播形态而言，与之相连的新的教学内容的开拓更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开设了《“网络社会”中的责任：今天和明天的新闻伦理学》作为研究生选修课，他们认为，因特网正成为日益重要的传播媒介，然而大量有关资料表明，对于网络空间不负责任地滥用的现象相当严重。而今日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将是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界与新闻传媒管理的骨干力量，他们必须认清网络使用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学会对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评判，学习制订相应的决策、规范，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会接受因特网带给新闻职业道德的挑战并研究制定相关的传播政策。

二、加大新闻伦理和道德课程的分量

我国的新闻伦理和道德课程开设较晚，从1980年代，一些大学的新闻理论课或新闻业务课才开始以专题或者专章的形式讲授新闻职业道德。到1990年代，这种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大学的新闻院系开设了新闻伦理道德课程，系统讲授新闻伦理道德，从而结束了我国大学新闻院系未开设新闻伦理道德课程的历史。虽然有了相应课程，但是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并没有作为一门重要课程而被纳入专业教学课程体系，许多院校把这一课程列为选修课，有的院校甚至根本就未开设。反观一些新闻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大都十分重视大学阶段的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美国大学的新闻院系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设了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课程，例如1924年出版的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著的《新闻伦理学》就是大学一个学期的新闻道德课的基本课本。

我国高校的新闻院系应该充分认识到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把新闻伦理和新闻职业道德课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并且列为学生的主干课程，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学好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是从事新闻事业的必要条件，只有打好了道德基础，才有可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人。前几年，新闻界广泛开展的新闻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新闻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而高校新闻院系承担着培养未来新闻从业者的重要责任，应使在校新闻学子打好政治理论根底和职业道德基础，为新闻单位输送合格的新闻人才。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通用性与前瞻性

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中，应能覆盖一些带有前瞻陛的问题。如在网络传播中有很多伦理道德问题都还没有定论，像“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权问题”、“对取自网上并用于新闻报道中的信息的核实”等问题，在日常的工作中都会遇到。如果在教学中，把这些问题融人对新闻传媒业具有通用性的新闻道德基本原则之中，如遵守有关法律、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原则，坚持新闻真实性，防止新闻失实，反对以讹传讹的原则等等，则会对学生有莫大的帮助。

新闻伦理学教育内容中通用性与前瞻性的平衡，有助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深刻认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并懂得如何在不同的传媒环境中奉行新闻道德原则的高素质的新闻人才。虽然新媒介的发展及其介入新闻传播活动在新闻行业的伦理道德中引入了新的问题，但是新闻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仍然是阐述新闻传播工作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与道德要求，提供调节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道德关系，规范新闻从业者职业行为的道德准则，其基本原则是具有稳定性的，并且是探讨与网络空问有关的新闻伦理道德问题及其对策的基础。

四、强化新闻职业教育

新闻职业道德教育要从传授基本理论知识人手，从讲清道理人手，给受教育者打下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理论基础。实践证明，新闻从业人员只有掌握了新闻学的系统知识与理论，才能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诸多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在职业生活中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与责任。我国的传统新闻教育囿于能力教育模式，偏重新闻操作技能的训练，对新闻学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的教育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卡莱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提出了新闻教育的三条原则。他强调，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新闻教育应当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素养；不能把新闻简单地等同于传播和媒体；不能把新闻学同广告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相混淆。新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素养是什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等等。

五、言传身教，率先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