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决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成本决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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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是指公司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从债权人和投资者那里获得各类资本的综合成本，包括资本发行成本和使用成本。资本发行成本是指在筹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债券等支付的发行手续费、承销费、印刷费、资产评估费、公证费、公告费等，资本使用成本是指使用资本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债券的利息、股票的股利、银行贷款利息等，资本筹集（发行）成本通常是在筹资时一次性发生，作为筹资额的减项予以扣除。因而从财务管理意义上通常所说的资本成本亦即资本的使用成本。

由于债务成本利率水平和还本付息明确，我国企业能感受到债务成本的存在，但感受不到权益成本的压力。普遍把公开发行股票视为一种无需还本付息的廉价筹资方式。同时，资本成本，特别是权益成本估算模型的应用还存在大量的技术困难。例如，缺乏作为无风险基准收益率的短期国债市场，投资者投资分散，组合程度低。近年来，有些证券公司计算了β值（即单个股票超额报酬率对市场组合超额报酬率的敏感程度），但未形成共识和受到广泛接受，经验判断仍然非常重要。

既然现代公司财务管理中强调资本成本的重要性，而在现实中又难以估算，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对待和应用资本成本？笔者认为：

一、在经营理念上，企业需要了解资本成本的意义，但主要应致力于正确地进行投资、经营和田资决策，不必过分关注资本成本的具体数值。

建立和推广资本成本理念的目的，并不在于精确计算实际上不能准确估算的资本成本数值，而在于促进企业树立为股东创造市场价值而不是帐面价值的经营理念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外部评价指标之一，其估算应该由资本市场来完成。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未形成资本成本估算方法和数值共识时，企业不必过分关注本企业资本成本具体数值，特别是以技术创新为经营哲学的成长型公司，因为快速成长企业的预期收益率往往大大超过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并不是其主要考虑因素。融资决策的关键在于匹配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财务弹性，保持合理的资信等级。例如：1998年微软公司资本收益率为52.9％，资本成本率只有14．2％，英特尔公司资本收益率为42.7％，资本成本率为15．L％，因此成长型公司应致力于形成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驱动因素，诸如技术创新、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增值服务等，股票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会通过套利交易原理在股价上反映出来。

二、资本成本理念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在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中引入资本成本的概念，旨在帮助我们判断单项投资和组合投资的风险程度，以及这种风险的代价——即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也就是将资本投资与金融市场上相同风险的投资相对比，从而设法确定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1）采用贴现现金流方法评估投资机会价值，从而必须具体算出权益资本成本时，可以采用几种普遍接受的方法估算权益资本成本区间值，并作为敏感性分析因素。目前，可供选择的做法包括：a、在现有国债收益率基础上加上相应的风险溢价；b、借鉴国外投资机构对我国境外上市公司β值的估算结果来估算国内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直接参照上市公司权益资本回报率水平。（2）采用其他合适的估算方法和评价指标，代替资本加权成本的估算。包括：a、采用内部收益率法；b、调整现值法（APV），它将项目的每项现金流量分为无杠杆作用的营业现金流量及与项目融资相联系的现金流量，这种分类是为了采取不同的贴现率；c、在兼并收购中，可以采用市场盈利率（P／E）、股票市值／帐面值（MV／SV）以及EBITDA倍数。

三、资本成本理念在公司分部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经营的业务领域和跨越的区域也随之增多和变广，会划分为若干分部（子公司或事业部），对分部的成本效益管理也必须引入资本成本理念。每个分部所使用的资产都必须进行融资，那么波分部的资本成本也就是公司期望分部从它的资本投资上所获得的最低报酬率。其可以接受的标准，可以考虑：a、参照可比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收益率；b．直接根据股票价格信号而不是资本成本来评估公司继续经营的经济价值；c、参照长期债务成本。

四、资本成本理念在融资决策中的应用。

按照保持与公司资产收益风险匹配、维持合理的资信和财务弹性的融资决策和资本管理的基本准则，借助财务顾问的专业知识，利用税法等政策环境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状况，确定融资类型、设定弹性条款、选择融资时机和地点等。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和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资产预期收益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科部投资者与企业对经济和金融形势、公司发展前景评价的差异日益增大，股票市场又往往对信息反应过度或不实，导致企业价值高估或低估，这些因素显著影响企业资本成本。例如，A股、B股及境外上市股票发行价格差异甚大，境外上市融资成本大大超过国内A股，盲目追求境外上市将付出巨大代价，企业融资决策时只有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更好地匹配资产收益风险，降低融资成本。

五、资本成本理念在股利决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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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国家建筑施工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建筑施工整体质量水平以及施工安全性，必须要加强施工管理工作。其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还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本文将通过对建筑工程管理重要性进行分析，进而对建筑工程优化措施进行阐述，以供参考。

关键词:

建筑施工;工程管理;重要性;优化措施

社会的发展，推动建筑行业发展的进程。随着各行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建筑施工企业若想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加强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由于建筑施工工程量大、工期长以及施工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在施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问题，对此，企业相关管理人员必须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促进建筑企业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

1分析建筑工程管理重要性

1．1分析建筑工程成本管理重要性

相对于建筑施工企业而言，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才是企业建设的最终目的所在。因此，在建筑企业施工过程中有效的进行成本管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目前我们国家建筑行业整体施工现状上看，普遍存在着“低效益、高成本”的问题。出现这种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未能合理的进行成本控制与管理，出现资金浪费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建筑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建筑企业相关人员在进行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对成本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及时发现成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降低由于人为因素对建筑工程成本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1．2分析建筑工程质量管理重要性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优劣不仅与建筑企业的信誉度有着直接的关联性，而且也对建筑企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建筑行业的质量管理包括多个方面内容，举例来说，建筑工程施工前规划与设计方案质量管理，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现场施工质量控制与管理以及建筑工程竣工后验收阶段质量控制与管理等等。从目前我们国家建筑施工工程企业管理现状上看，大多数施工企业对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在施工前期的规划与设计阶段以及施工后期的工程验收阶段的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整个建筑工程施工项目质量水平的提高。因此，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建筑质量水平的提高，必须要对建筑施工每个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

1．3分析建筑工程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安全是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企业相关相关负责人必须要对安全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我们国家大多数建筑施工工企业在建筑工程施工进度过度的重视，往往忽视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技术的安全性，因此导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频发安全事故性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建筑企业的规模的扩大，建筑施工企业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安全管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事故发生的机率，为了能够避免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性问题，建筑企业必须提高安全管理的重视度。

2分析建筑工程优化措施

2．1加强对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材料管理工作有效措施

建筑施工质量的优劣绝大多数取决于建筑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材料的质量，因此，建筑工程施工企业若想全面提高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必须要建筑施工材料进行着手。在进行施工材料的选择过程中，首先可以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挑选具有资质的供应商，其次，全面评估建筑施工材料的质量以及规格，最后，选择与建筑工程施工相符的施工材料。同时，施工材料进入到施工现场过程中，要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再次审核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施工材料的质量。除此之外，对现场施工设备的管理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与建筑施工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会与现场施工的按完全性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人员在进行机械设备管理过程中，必须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检测，确保其能够在正常的状态下稳定运行，在进行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要由专业人士进行机械操作，确保施工工序合理以及规范性，从而增强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基础上，提高现场施工安全性。

2．2加强施工工程成本控制与管理有效措施

在进行建筑工施工过程中，成本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即施工过程中能源消耗、人工薪资以及设备材料等方面的支出。由于成本管理所涉及的环节相对比较到，在进行成本管理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对建筑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材料进行有效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确保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材料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其购买成本，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二，施工人员薪资管理。由于建筑工程的工程量相对比较大，在施工过程中人员需求量相对比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员费用支出。在进行人员管理过程中为了能够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效益以及施工质量，对施工工人必须要实行必要的考核制度，提高施工施工人员的整体技术水平，避免由于施工失误问题而影响施工进度。第三，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材料损耗问题。由于建筑施工工程工期相对比较长，能源消耗量相对比较大，因此，在进行材料的领用过程中，必须要做好详细的登记管理，严格把控能源使用情况，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费用支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3加强建筑工程施工中安全管理有效措施

在进行建筑施工工程安全管理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对安全隐患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通常情况下，对物以及对人的管理上的问题是出现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在施工过程中，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定期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使其能够意识到安全施工的重要性，科学的进行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材料操作，降低出现安全事故问题的机率;第二，加强对施工材料以及施工设备的管理工作，按照施工规范性标准进行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材料的摆放工作;第三，对建筑施工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及时发生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性问题，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从而不仅能够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性，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建筑施工工程的施工质量以及施工进度。

3结语

综合所述，在进行建筑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若想全面提高建筑施工进度以及施工质量水平，建筑企业必须要加强施工管理工作，对施工各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提高建筑施工整体管理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筑工程事故问题发生的机率，促进建筑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陈玉峰，张艳伟．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性与创新方法阐述［J］．工程技术研究，2017(04)．

［2］孙国洪．公路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措施分析［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6(27)．

［3］岑永权．提高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成效的途径与措施分析［J］．建材与装饰，2017(14)．

［4］陈洋．浅谈建筑工程管理若干问题及控制措施［A］．“决策论坛—经营管理决策的应用与分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2016∶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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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设项目 招投标 国内外研究进展

建设项目是指为完成依据相关法律立项，有特定目的的各类工程而进行的有一定资源、人力、时间和质量等条件约束的一次性任务，包括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等。

1 建设项目招投标相关理论

1.1 涵义 招标投标是指招标人对工程建设、货物买卖、劳务承担等交易业务，事先公布选择采购的条件和要求，招引他人承接，若干或众多投标人做出愿意参加业务承接竞争的意思表示，招标人按照规定程序和办法择优选定中标人的活动。主要形式有公开和邀请招标，但是议标也广泛使用。

1.2 建设项目招投标常规流程 建设项目一般要经历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物资材料采购、施工、监理等阶段。招投标是整个建设项目建设的重要环节，包含于建设项目实施的各阶段，分散在设计前的准备、设计、施工，甚至包括物业阶段，因此它不单列为招投标阶段。建设项目招投标常规流程包括：招标、投标、评标、中标和签订合同。

招标是指招标人已经具备招标条件，发出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说明招标的工程的范围、标段划分、数量、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要求等，邀请特定或不特定的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投标的行为。

投标是指投标人得到招标信息后根据其自身的实力和条件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响应招标人要求，在规定时间和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已获得建设项目为目的。

评标，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对所有参加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分析，从中选择相对而言最好投标人的行为过程。

中标，又称得标，符合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即为得到标的。

签订合同，实际上完成了上述的步骤，将达成的实质性内容采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

2 国内外学者观点总结

2.1 国外研究进展 英国文具公用局于1782年设立，后演变为物资供应部，是政府部门采购办公用品的机构，为公开招标奠定基础。但是，19世纪初是招投标的真正开始时期。1861年，美国通过一项联邦法案规定，超过一定金额的联邦政府采购，都必须使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除美国外，新西兰、比利时政府也有颁布招标条例、规则和办法等规定。产生招标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公共采购的开支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取于民众，开支的使用就要对公众负责，为了保证自己的购买行为的合理有效，便于公众的监督，那么采购就要最大限度地透明和公开，即产生了公开招标。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该时期的自由竞争是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各个企业或各个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迫使资本所有者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采用招标的方式对他们十分有利；二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添设备与厂房，这就促使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建筑业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建筑业的总承包者，这就是招投标的雏形。

二战后，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在采购货物、发包工程等方面广泛采用招投标。从招投标产生到现在已有250年的时间，在国际上招投标运作模式也趋于成熟，形成了以FIDIC、AIA、ICE、FIEC等代表的招投标运作惯例，他们制定的规则受到世界各国使用。

1956年Lawrence Friedman 发表了《A Competitive-bidding strategy》一文，他把运筹学原理引入招投标领域，认为可以以数学模型来研究进行招投标决策，它揭开了招投标理论研究的序幕。之后，许多学者对这一领域做出大量有深度研究，使得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

Gates从投标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建立了新的报价模型；Willenbrock将最大期望价值引入Gates 模型中进一步发展了该函数模型。

Brecht-Wiggans、Richard Engel对招投标活动假说做了总结，认为不同投标者的效用除受自身收益因素影响还受其他相关因素影响；Englbrecht-Wiggans提出了招投标未来可能研究的问题及方向，特别是把对策论、决策论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方法。

Hapman CB根据对报价及成本的可变性、中标概率的分析，提出了竞争型投标方法。

Seydd Johb基于层次分析法原理，建立一个随机投标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

Martin Skitmore概括了最低价与次低价投标方法之间的差异后，提出了最低价中标策略理论。

同时博弈论应用于招投标研究得到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承包商自身实力、网络技术、信息论理论对招投标的影响。另外，欧美的招投标制度比较完善，对西方成功案例的研究对提高我国招投标工作质量有切实意义。

2.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建设招标投标制度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是为试行阶段，主要特征为招标方式基本上以议标为主，招标投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流于形式，缺乏公开、公平竞争性。第二阶段，9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为加速推广阶段。这阶段的前期规避招标、招标程序缺乏规范等现象严重；到了后期出现政府部门与地区管理问题的分割与不协调，从客观上造成了部门与地区保护主义。第三阶段为法制化规范化阶段，即2000年《招标投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招投标制度进入规范化阶段，将建设项目承发包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2000年以后招投标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纵观国内招投标研究，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招投标问题和解决方法、招投标信息管理系统、招投标流程中的技术方法等三方面。

2003年，杨青应用博弈论模型提出了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招投标做出最优选择、投标人可以应用博弈论均衡分析，不断调整策略，达到利益最大化。2005年，邹锐、毛义华提出了建立了基于计算机计算的投标报价模型。涂飞按照国际招投标规则设计了一个对招投标活动环节作出统一管理的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2007 年，关树明、吕绪华发表研究并建立了信息对称下的博弈报价模型，得出了在一般分布下投标者应采取的最优报价水平。2008 年，谢勇在论文《一种基于案例推理的报价决策模型》中，建立以案例推理为依据的报价模型，从而使自动提取报价过程规则有了一定的可能性。2010 年，徐秋林较全面地概括总结电子招投标的现实意义，展望了电子招投标的发展趋势。

最后，许多专家学者通过构建科学的数学模型，在理论上解决招投标流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性难题。

3 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研究内容概述

纵观国内关于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呈现的总体特征是：①在研究问题和解决方法上，研究者根据工作经验对招投标管理进行研究。因此，这些学者是从实践出发剖析问题，并提供符合实际需要的解决方案，故很多文章都是类似于经验交流。另外对地级市招标投标管理的研究较少，而且为招投标监管政策及方法提供相应的决策意见更是微乎其微。②在研究范围上，局限性较大，大多文献是对整个国家建筑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或者是建设项目本身做出研究。缺乏对中观层次的研究，进而不能为市县区的招投标管理提供具体的策略和建议。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招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和监管工作人员的战略选择、有效激励机制、监管人背景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也属于空白。同时笔者从文献整理过程中发现学者对建设项目招投标监管效果的研究较少。③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已广泛用于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国内对博弈论在拍卖或其它领域中的应用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研究日趋成熟；但在建筑工程招投标中运用博弈论研究的，多数从宏观层面上或某一具体问题上定性分析的较多，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理论研究。④在招投标信息化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先考虑到招投标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再思考是否应该建立一套招投标信息管理来方便处理上述问题。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学者们还是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如徐向东、涂飞、王辉等人，分别对招投标过程信息化、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和招投标网络管理平台方面做出研究，从而推动建设领域信息发展。

参考文献：

[1]向强.政府工程采购的招标投标制度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5.

[2]安全，王大为.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的发展浅析[J].科技信息，2011.

[3]刘哲，江华.我国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招标投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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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问题;处理方式;分析

水利工程建筑项目在正式施工建造前需要做好各项设计、规划工作，工程设计人员在实地勘察中分析影响项目建设的主要因素，在结构设计上不断进行优化和改进，提高项目建设水平与质量。设计人员对于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标准要进行等级划分，依照科学标准展开项目施工现场的信息分析，水利工程项目结构设计是整个工程建设工作中重要一环，建筑物结构设计水平直接影响到后期项目的建设质量，因而保证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方案的合理、科学，能够有效提升项目建设的质量。[1]针对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中容易产生的问题，需要从工程实践角度重点分析其问题解决方法，这对结构设计人员的专业基础和技能水平有一定要求。

1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要点部分

（一）整体结构设计

水利工程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进行结构设计，是为了使项目建设满足施工合同基本要求，在项目结构安排中提高建筑建设、使用的实用性与适用性。水利工程建筑物整体结构设计中需要在施工现场勘查的基础上，对照工程合同要求，对建筑整体进行结构类型的划分。[2]水利工程建筑物整体结构能够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结构包括大坝和水闸，其他则是一些配套设施，如管理用房等，在整体性结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水利工程建筑物整体框架进行规划，保证建筑结构设计完整与配套。

（二）混凝土结构设计

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中一大重点内容即混凝土结构设计，由于项目建设特性，大多水利工程项目建造均应用混凝土结构，水利工程建筑物混凝土结构设计的效果与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体水利工程项目设计与建造的效果与质量。混凝土结构具有较为明显的施工优势，在混凝土浇筑、养护到位的情况下，混凝土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但是容易出现施工裂缝，导致混凝土结构使用安全性与美观性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因而进行水利工程建筑物混凝土结构设计时需要进行大量的结构质量试验，对混凝土结构的承重极限和抗震能力等进行检验，减少施工裂缝，提高混凝土结构性能。

（三）水闸结构设计

水利工程项目另一主体结构为水闸，水闸结构设计中要重点考虑工程防水性与排水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受水力作用影响较大，因而在结构安排中未设计好水闸部分，将导致工程项目整体防水、排水性能下降，水利工程建筑物建成后投入使用的寿命也会大大降低。水利工程建筑物水闸部分的结构设计要与整体结构设计和混凝土结构设计工作相连接，综合性的考虑水利工程建设的性能要求和质量标准，提高不同类型水利工程结构设计的有效性。[4]

2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处理方法

（一）明确结构等级划分标准

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过程中需要进行结构等级的划分，否则设计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理想，因而在建筑物结构等级划分的标准制定中要注意合理性与可用性，设置的等级标准过高或过低，均会影响最终的设计成果。根据项目建设合同要求，参照不同项目结构等级划分标准，使水利工程结构等级划分与实际工程建设要求一致，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在结构设计中需要相关部门提交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资料，资料内容包括气候环境、水文、土质等，设计人员在资料分析中不断改进建筑物结构，在方案优化中提高设计效果。[5]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明确结构等级划分标准能够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成本，促使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效益最大化。

（二）合理安排结构尺寸参数

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中需要应用工程技术手段对项目结构尺寸等参数进行合理计算与安排，以混凝土结构设计为例，在结构设计中由于尺寸较大，应该尽量选用跨高比较小和体积结构较大的混凝土构件。由于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使用特性，建筑物主要结构部分位于水下较多，因而要对混凝土结构强度进行严格控制，在结构设计中要灵活安排混凝土配筋量和配筋率。混凝土结构纵向钢筋受压构件强度等级为500MPa时，最小配筋百分率为0.50；强度等级为400MPa时，最小配筋百分率为0.55；强度等级为300MPa时，最小配筋百分率为0.60；一侧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为0.20。[6]大体积的混凝土结构具有强烈的水化热反应，因而需要使用温度钢筋，防止钢筋内外温差较大，产生温度裂缝影响建筑结构质量。

（三）配筋设计

由于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对结构耐久性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水下建筑物受水力冲刷和冻融影响较大，对于非杆系建筑物体系设计不能一味依照极限理论完成配筋设计，要经过严格的数据计算保证设计合理性。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对于不同类型结构安排需要综合考虑其建筑建造类别、工程产出效益、规模效益和成本效益，在设计过程中对于项目结构配筋设计要遵从客观依据，非杆系建筑物体系较为脆弱，因而无法进行压、弯和拉等极限测试操作，无法作为配筋设计理论依据。结构设计中的配筋设计要综合项目数据，在物理学原理应用研究下，进行合理计算，并使其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3结语

水利工程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合理调配和控制地下水与地表水，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由于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受自然地理、气候、水文、土质等因素影响较大，同时项目建设中资金投入大、工程量大，因而需要重点做好建筑物的结构设计工作，保证项目建设的稳定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工程设计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察结果，对项目施工中容易产生的结构性问题、质量性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并提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要按照不同的工程标准，对建筑结构等级进行划分，并准备好相关资料，包括气象数据资料和冻土厚度资料等，主要为工程设计工作提高必要参考。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要有完整的设计方案，重点解决好水利工程建筑物基础结构、整体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等施工问题，提高项目建设的效率与效益。

参考文献

[1]宫玉焕.基于创新角度下的水利工程中建筑物结构缝处理新方式研究[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03:7.[2017-08-17].

[2]李曼.浅谈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与处理方式[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15:186.[2017-08-17].

[3]李曼.浅谈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设计与处理方式[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19:176.[2017-08-17].

[4]赵勇.论述当前处理水利工程建筑物结构缝的新技术[A].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视域下的2015全国两会热点解读——决策论坛”论文集（下）[C].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1.

[5]方心恬.提升建筑物结构设计与处理方式确保水利工程质量得到有效提升[J].吉林农业,2017,01:78.[2017-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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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美] 切斯特・巴纳德

出 版 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 价：39.80元

【 智囊推荐 】

本书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强化了组织理论的普遍性。巴纳德借助于客户关系指出，即便在纯粹的商品交易中，买卖双方也必须相互信任、达成共识，才能完成交易。经济交易关系本身基于社会合作关系，只不过交易双方的合作关系是短暂的。从而，明确了组织的本质是合作关系，是持久的合作关系。一旦合作关系瓦解、蜕变成交易关系，组织也就随之瓦解。

如果说管理学界有人能够直接影响德鲁克、钱德勒、西蒙、马奇等如雷贯耳的大师，其开创的管理理论让后续社会交换理论、组织支持理论、心理契约理论以及决策论、组织生态理论等望其项背――只有巴纳德和他的组织理论。

或许是独特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多重社会身份，让巴纳德有机会和理由成为现代组织理论创始人。

独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

巴纳德（Chester Ivring，Barnard，1886年11月7日―1961年6月7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有知识的人，生活上也非常节俭。巴纳德幼年时代，新英格兰的独立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想、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刻苦耐劳的精神等都深深植入他幼小的心灵。巴纳德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在他5岁的时候母亲就抛开他和哥哥查尔斯撒手人寰，兄弟俩只能由他们的父亲照管。

幸运的是，外祖父母给了他第二个家。外公普特拉姆是一个铁匠，“他经常蹲下看外公打造马蹄铁”。全家七八口人经常围绕一些有关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哲学问题而无休止的争吵几个小时。所以在巴纳德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些哲学问题很有价值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把它们当做有意义的东西而经常思考。巴纳德后来的作品中折射出的那些哲学思维方式与他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此外，外公家还激发了他对音乐的兴趣，外公家的所有人都爱唱歌或玩弄一些乐器，这对巴纳德也产生着强烈的影响。巴纳德对钢琴很有研究，并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

巴纳德天生有一些遗传性身体缺陷――身体缺乏平衡感、天生高度近视，这些身体障碍以及那些非凡的思想和有着知识分子气氛的家庭，使得巴纳德逐渐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读了大量的书籍，他认为自己总是一个难以满足的读者。

他的求学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巴纳德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从事钢琴调音师的工作。自学了预科的课程和希腊语，最终以98分的高分通过了蒙特赫蒙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后来因为患了“神经热”的疾病而放弃入学机会，谋得学校农场的工作。1906年进入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哈佛读书期间依靠在舞蹈乐团当指挥以及为其他同学打印论文来挣取生活费。他在哈佛掌握了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还分别师从F・W・唐斯格和A・L・洛威尔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最终因为物理和化学考试意外没能得到学士学位。

多重社会身份

巴纳德有多重社会身份：他是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他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高级经理人（长期担任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裁）；他是活跃的公共事务者（新泽西州革新委员会经理之一、美国国家少年俱乐部发起的“百人委员会”成员、“美国空中青年”的发起者、用美国劳工部任命的专门研究儿童问题的特殊委员会成员之一、创立新泽西拔河音乐协会并担任主席、新泽西州减灾委员会总监、创建联合服务公司并出任总裁、曾担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帮助制定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政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财政部长助理、科学促进会委员会委员和科学院院士等）；他还是没有拿到哈佛本科毕业证却得到诸多大学博士头衔的学者；后期他活跃在管理论坛和学术会议中。

正是这些丰富的社会身份和工作经历，促使他以哲学视角深入思考社会、组织、管理这些概念的动态特征。

主动规避个人主义的建构主义者

中国传统书籍类目划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同时代表四个不同的层次。如果说“经”是最高层次的话，巴纳德一生仅有的的两本著作是管理学界当之无愧的经典。人大教授包政老师甚至评价“组织理论始于巴纳德，也许会终于巴纳德”，“巴纳德是写经书的，类似中国的亚圣老子别人只能算是组织理论的布道者”。巴纳德的思想和学术贡献对后世影响更多体现在对德鲁克、马奇、钱德勒、西蒙等管理大师的影响。

有人说《组织与管理》是《经理人的职能》的补充――不敢苟同这个说法。两本书中巴纳德都在努力“建构”社会学动态组织理论，从建构的深度和对社会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关注上，《组织与管理》超过前者的贡献。

作者对著作“建构”层面的定位有清晰认识，明确提到建构的意义，并在书中多处体现。例如第20页码“一些想法或概念因为可以从观察和理论中直接推理出来……他们凭空而来，却有助于对事物做出解释，并形成某种理论……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概念’或者‘建构’的含义”。“使用这些概念或者想法是为了建构起一个理论的框架，即对大量事实说得通的一个解释”。

再如第59页“对身份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还从没有人充分研究过。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再如381页“我将使用一些技术性的术语和概念……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只是为了阐释某个特定事物而创造的。”明显在阐述作者基于建构意图的思考过程。

“建构主义”通常难免会陷入“个人主义”。巴纳德似乎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在建构过程中有意规避个人主义对组织理论建构的影响。例如“领导在民主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中提到“……我必须抱着一种批评和冷静的态度来审视民主机构的局限性和不足……但是因为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所持有的感情和信仰，使得这项任务变得非常困难”，“我生在对民主精神深信不疑的家庭，而此后成长的华景也是基于民主信仰而建立的。这些环境具有民主精神的特点――比如高度的言论和行为自由，人民享有一些绝对的公民权，还享有一定的社会平等，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人们的基本需要”。如此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哲学自觉性实属罕见。

经典撷英

关于顾客

《组织与管理》关于组织概念中，用大量篇幅解释和强调顾客与组织的关系，甚至颠覆性的将顾客视为组织合作系统的一部分。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也会让很多人感到愕然。德鲁克反复强调：企业目标始于外部的客户，正是客户决定了企业的业务、生产的产品以及能否取得成功。伊丽莎白・哈斯・埃德莎姆在《德鲁克最后的忠告》中也强调，“不管企业喜欢与否，客户就是老板”。

关于人事管理

关于人事关系章节中，巴纳德将员工招聘看做一种营销的方式。在德鲁克理论中则更为明确的表述为“企业招聘活动其实是将职位相关要素销售给应聘者的过程”。宝洁等雇主长期关注雇主品牌和雇主品牌价值主张（EVP Employer Value Proposition），从而在大学生群体中构建了不可替代的雇主品牌形象，为宝洁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优秀人才。

关于福利和工会的讨论中，巴纳德强调福利应该基于组织效率（维持和强化合作意愿）来考虑，企业与工会关系应在合作的前提下来处理。让我想起斯隆《我在通用汽车的日子》中关于通用汽车发展历程中员工福利、劳工关系等类似小说形式记忆。斯隆坚持合作的假设化解了企业与工会矛盾，同时表达对福利成本成为通用公司包袱的担忧。

关于领导力

第6和第7章讨论的是领导力和管理者培养问题，巴纳德对领导力概念的讨论简练而精妙。一个定义：领导力就是领导者行为的能力。两个特征――领先性和引领别人。三个方面――领导者个人、服从者、诸多条件。领导行为四个要素：确定目标、运用方法、控制行为的手段、激励协作行为。五种品质：活力与忍耐力、决断力、说服力、责任、高智商。后世诸多领导力著作似乎都是在以上理论框架下的注解。

巴纳德强调领导者应该具有现实行动和理想主义的两面性，而马奇坚持用《堂吉诃德》作为领导力教材似乎一脉相承。

仅供参考的阅读建议

无论如何提炼书中内容作摘要，或者寻章摘句来对照德鲁克、马奇、沙因等大师的观点，都会有画蛇添足和断章取义的嫌疑，可能误导了别人。对于经典阅读仁智互现本就是正常的情况。索性，针对本书如何来读提出以下愚见，仅供读者参考：

1、《经理人员的职能》与本书是巴纳德一生仅有的两本著作，理论体系上一脉相承。且本书是在前者问世20年后的著作，更能体现巴纳德后期管理思想和思考的深刻。建议在阅读《经理人员的职能》的基础上再阅读本书，对相关概念理解起来会更为系统和方便些。

2、第五章（评巴巴拉・伍顿《计划下的自由》）与第八章（领导在民主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内容内在相关，建议连续起来阅读。尽管内容更多是基于社会、国家、政治等更为广义的组织形态展开的，而且有些生涩，但对于组织管理实践不乏现实意义。

3、日本管理学界对巴纳德的重视超过国内，有巴纳德研究协会及论坛等，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论文。其中《巴纳德组织理论研究》由日本著名学者饭野春树编著，并由人大教授王利平老师等翻译，围绕巴纳德组织理论展开讨论和研究，对于理解巴纳德理论学术脉络、认识学术与实践价值很有裨益。

篇6

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当中，常常包含着一定的前在理论预设。它们常常成为某个系统理论的逻辑支撑或逻辑起点。在经济学中，“理性人”、“资源稀缺”等假设，支撑着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政治科学中，在制度领域，事实上也存在着关于人的特性、权力的特质、理性的限度、国家实质等等的各种前在预设，只是这些前在预设没有被鲜明地、理论化地归纳提炼出来。本文试图对制度设计中的这些前在预设作出尝试性梳理和归纳。

本文梳理归纳的这些前在预设，实际上都是经验命题(empiricalstatement)，其旨归不在于揭示制度的发生学意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回应人类对于游戏规则的基本需求与基本价值追求以及如何来设定游戏规则等政治规则范畴的基本问题。这些预设从各个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选择，或者说通过构筑完善的政治规则，以实现和推进规则政治，乃是人类秩序化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

“无赖原则”预设。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c)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可能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确保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施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这亦如哈林顿(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确保制度之“饼”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如果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的预防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惩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种“正当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标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判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正是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能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其次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于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限”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论预设归纳包蕴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经验：一是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罗素将之表述为“权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邹永贤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二是对于“权力滥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做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见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必要的恶”预设。英国籍奥地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政治哲学、“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国家学说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点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波普反对本质主义的国家理论，注重探求“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当把什么作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2年版，第109页。）诸如此类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注：［英］卡尔·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第499页。美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选集》第3、24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尽管“利维坦”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许多思想家们看来，却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国家如果取代目的，成为目的本身，无限制地扩展，自由这一“目的”就必然丧失。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思想大家们几乎持定一致的论断。）

如果说，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休止界限”的预设，是从权力个体着眼揭示权力的特质的话，那么，波普的这一理论预设，则是从权力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着眼揭示权力特质的。其基本判断：一是国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罪恶”，前者侧重价值判断；后者侧重事实判断。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国家权力过大所造成的罪恶很大，但却很少被人认识到。”（注：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波普认为，国家权力扩张与滥用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无论谁执掌权力，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容易成为非正义的。他认为“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量”（罗尔斯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因此，只要权力这种“罪恶”存在，无限扩张趋势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过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对国家权力的非制度化增长作过这样的假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于是，德国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归纳的这样“两件事”，也就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理所当然的抉择了：

对于任何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人们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视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注：［德］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

没有国家的干预，自由就会死亡；国家过多干预，自由同样也会死亡。这是“自由的悖论”（注：参阅波普著《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11卷，第124、125页。）。波普主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利维坦”进行控制。为了防止“利维坦”对社会生活的威胁，波普提出了类似中世纪“奥卡姆剃刀”的“自由主义剃刀”。（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现代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认为，社会组织和权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的力量。一方面，组织和权威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要对它加以限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科学的中心议题。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比率”，则应当成为国家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罗素呼吁：（像国家）这种巨大组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废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的确，它们使维护个性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使它们尽可能地与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注：罗素著：《政治理想》，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页。）

“有限理性”预设。政治和行政管理归根结底是决策行为，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分为三类：其一是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认为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取得期望的价值选择。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质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决策，这种理论把焦点放在决策中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随意择取的，人们的决策并不以理性为旨归。其三便是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论。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决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设。关于理性，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注：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决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决策，因为决策者是在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处理决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而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西蒙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表述说：

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它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注：转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人的“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预设表明，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与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页。）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认为：国家政治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虽然拥有相当大的解决问题的权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与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决策绝非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体系。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重大差异。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行事决策，而且还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行事决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

“诺思悖论”预设。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思想家们审视和论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看来：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诺斯认为，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竞争与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引导国家选择无效或低效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诺思悖论”。事实上，包括产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的或经济的原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悖论”的实质，反映了国家行为存在的内在冲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其职能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公正与安全。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诺思认为：

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注：《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国家作为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不可能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国家的两个目标，失却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现实的。办法只能以外在制约机制，促使国家行为的内在冲突减至最微限度，尽可能地确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准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这种冲突。“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注：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页。）这是“诺思悖论”所蕴有的政治学启示。

“政治创租”预设。公共选择理论把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注：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以追求其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注：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确立了国家人“经济人”角色和“寻租”预设。

在政治环境中，国家人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一部分实际上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只要个人与群体的一致达不到让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模型就具有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了“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进行交换的过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所谓“租金”(rent)，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图学派中，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最小的额外收益（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认为租金还应包括被称为准租金的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类似地租的超额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为（干预和管制）阻止了供给增加的结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释，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导的社会的大量浪费（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质乃是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一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过度干预，没有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

寻租理论阐明了腐败的深层本质。只要公共权力的存在和经济生活不停止运行，寻租活动很难根绝。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纯粹租金的因素从而权力因素，更容易在复杂交易而不是简单交易中出现，从而更容易在群体关系而不是在两人关系中，以及在政治协定中而不是在市场协定中出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经济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布坎南还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腐败作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认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为“东方暴君或总督”的。（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关于权力腐败，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将如此。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有限制的对象。由于相信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第15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韦尔热关于腐败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有警策意义的。但是认为把腐败现象只划定在私有制社会的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当然，迪韦尔热关于以“制度机制”“阻止”腐败的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寻租”预设揭示的事实是，寻租活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行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概括为三种情况，其别指出：“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这一论述，非常恰当地描述出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