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课税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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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产生于西方功利主义学者穆勒在经济学提出的“能力负税原则”，经过多个流派的争论、探讨，现已成为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笔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分析如下：

（一）自然法基础

税法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家征税权正当性来源的考察，即税收作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何以能正当化的理由。而税收的正当性在法律上则主要体现为税收公平。量能纳税的核心在于依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支付能力衡量负税是否公平，以此确保人的自由、平等、生存以及法的和平。

历史上，围绕实现税收公平的探讨主要为量能课税原则与利益赋税原则这两大学派的争论。

1.利益赋税原则

利益赋税原则的提出早于量能课税原则，以瑞典学派的奠基人维克塞尔为代表，其从经济学中的自由交易理论和相对价格理论出发，主张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交换关系，通过利益享有的多少来衡量主体的税负。其和国家租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启蒙时期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单个的个人所没有办法实现的社会任务，保护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而公民则将其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利益以上缴税收的方式给付对价，故又称“利益说”，“交换说”。利益赋税原则通过确立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对待给付关系，基于对价给付的特点，民众可以对国家财政制度进行监督，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为差别税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利益赋税原则也有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实践论价值。公民在国家保护之下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在标准上又无法进行规范，这种可行性的缺失必将导致执法恣意，从而损害税法权威，削弱公民守法积极性。庞德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施。”因此利益赋税原则逐渐被量能课税原则所取代。

2.量能课税原则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对于课税公平的理解也产生了变化。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利益说”，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主张按纳税能力的大小采用累进税率课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税收公平应是凡具有相等经济能力的人，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则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公平的观念就由最早的绝对公平演变成“受益说”，进而发展为“负担能力说”。

量能课税原则的诞生主要是为了修正税收“利益说”或“交换说”在税收负担的衡量上所存在的缺陷。税收之目的在于满足国家一般的公共财政需要，不可能在国家给付与税收负担之间建立直接的对价关系，而且国家必须对每个国民承担起平等照顾义务，因此，税收负担的归属以及轻重原则，必须以纳税人负担能力为标准，不得以国家对其提供的保障或服务的成本或效益为限度。这其实是在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另一方面，量能课税原则亦是国民之间公平分配的原则，即税负必须依照国民承担税收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租税法律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二）伦理学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上的属人性决定其伦理基础，“人正因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即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人尊重他的人格，不侵犯他的生存（生命、身体和健康）和私人领域。”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具体化主要是在道德选择或价值判断上，即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

生存权保障是人性尊严的基本体现，是一项基本人权，为各国宪法所保护。如日本宪法“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的规定。而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公民的最低生活费缺乏税负能力，不应列为课税对象。这正是伦理学价值判断的体现。

同时，量能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上对于“人”性伦理色彩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首先，个人所得税对课税对象的要求必须是已经实现的净所得。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是为了获得收入的必要开支，不具有税收负担能力。同时，尚未实现的所得，或者因市场规律而带来的虚假所得亦不属此类范畴。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不仅要体现纳税人在量方面的负担能力，更要体现其在质方面的负担能力。例如对不同性质的同额所得（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要区别对待，对回归性所得与非回归性所得（稿费、退职所得、暂时所得）亦宜做出质的区分。这些都是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价值取舍。

（三）实践论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相较于利益赋税原则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即实践论上的价值。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需要一个既能够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的不同纳税能力又能够用以在税收征收活动中具体操作并能够证得纳税人广泛认同的标尺。为了引入实践，学术界关于量“能”的评定标准进行了许多探讨，大致可分为“主观说”和“客观说”。

一为主观说。这一学说最初由穆勒提出，又称“牺牲说”，即“课税公平作为一条政治公理意味着牺牲的相等”。每个人在向国家纳税时造成的损失是一种效用损失，只要这种效用损失在主观评价上对所有的纳税人都是一样的，即牺牲均等，税收公平就实现了。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相应的“比例牺牲说”、“边际均等牺牲说”。但这些学说都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效用、牺牲等心理因素都缺乏客观性和现实操作性，无法衡量或精算。

一为客观说。由于“主观说”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和制度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了“客观说”标准，从客观方面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从经济学角度看，表征税收负担能力的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首先，如果把消费作为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不甚妥当。这是由于，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来说，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贫困阶层消费所占的比重大于富裕阶层。若只对奢侈品征税，则远不能满足财政需要，若对日常生活消费征税，则容易产生逆进性。因此以消费来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作用十分有限。其次，财产标准情况下，由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在不同收入阶层的纳税人中有不同的效用，对财政产征税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财产的形态日以多样化，动产乃至无形财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对征税造成的很大困难；而且财产课税很难做到对低收入阶层的税前扣除，对富裕阶层征税过重也会影响其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因此，选择所得作为衡量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最为合适。一方面所得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收入，稳定规范；另一方面，所得能够真实反映各类纳税人的收入状态和纳税能力，且可以根据最低生活费标准予以扣除，并且根据收入来源和性质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征税办法。因此，所得标准能够相对保证税收平等，实现税收公平。

二、从量能课税原则看我国个人所得税

2006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由800元上调到了1600元，试通过下表分析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前后的效果：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起征点从800元上调到1600元并没有促成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各收入群体间的工资净所得的差距并未缩小多少。因此，仅仅提高工资收入的起征点，对于拉近贫富差距的作用极其微弱。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建议如下：

（一）实行综合所得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实行的是分项扣除、分享定率、分项征收的分类所得税，分类所得税是与综合所得税相对应的一种所得税模式，即把所得依来源分为若干类别，并对不同类别的所得依不同的税率和征收方法分别计税。我国目前规定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11项所得。下面以某月取得工资收入5000元的纳税人甲和某月取得工资收入4000、稿酬1000元的纳税人乙为例对横向公平问题进行比较说明。

由于分别适用不同的减除费用和税率，甲、乙二人纵然经济负担能力相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同，不能体现税收横向公平的要求。另外，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也会出现越来越多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交税，而所得来源少、综合说入低的纳税人多交税的现象。

由此可见，分类所得税模式难以完全把握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能力，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另外，分类所得税模式也无法反应对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的照顾，这对重视家庭经济和社会职能、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尤为不公。再加上台湾和大陆有着相通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台湾的综合所得税模式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二）合理设定所得范围

首先，降低对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建立在工资薪金所得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渠道增多，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将在个人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另外对工资薪金的超额累进税率也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对“质”的要求。因此，对工资薪金所得应当给予更多优惠与照顾，对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应课以稍重的税负。

其次，设立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有些所得一起客观和理智清醒本应实现，惟可能因个人之偏好、过失或其他法律所不认同之安排而使之未能实现，此时，租税法本诸租税公平原则的考量，将此一类型之所得视同已实现。并对之课征所得税。”这便是台湾的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是对净所得课税原则的例外规定，为了防止纳税人规避税收。

最后，设立福利所得课税制度。对用人单位在正式薪金之外对职工给付的各种额外福利课税。除了因计算困难或征收成本太高可免税外，如误餐补贴、交通补贴、宿舍、人身保险、假期旅游等，其余各种福利所得都应当列入课税范围。

（三）完善所得净额制度

首先，照顾纳税人家庭扶养开支。从我国社会文化传统上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观念浓厚，亲属之间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牵引。另外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家庭是主要的保障途径。因此在税收上照顾家庭基本开支，是净所得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重要改革。

其次，改革所得扣除制度。设定捐赠、保险费、灾害损失和医疗及生育费等项目。扣除个人必需的生活成本、费用和损失，鼓励以公益或人道目的的捐赠（客观上降低了税负能力），照顾弱势群体，维护法的和平，都是量能课税原则的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物价指数连动课税机制。物价上涨实际上会带来“隐形增税”，这种“隐形增税”不仅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还加重了低收入者阶层的负担，违反量能课税原则。因此有必要设立这么一个弹性课税机制。台湾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度上涨累计达3%以上时，免税额随之调整；达到10%以上时，个人所得税课税级距的金额随之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以及残障特别扣除额的基准，要根据所得税准及基本生活变动情形，每三年评估一次，以保证税收的相对稳定。

三、小结

量能课税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与税收正当性密切相关，并同税法学界的基本理念相通。如何在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税法的基本理念，则是值得一生研究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参考自《量能课税原则法哲学研究》，杨万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2]［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3]参考自《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想》，陈拂闻，财会研究2009年第20期。

[4]图表摘自《量能课税原则研究》，梅晓蓓，《人文社会科学集刊》2006年。

[5]参考自《量能负担与课税公平----台湾个人所得税的启示与借鉴》，熊伟、罗昕，中国财税法网省略/show.asp?a_id=1530。

[6]参考自《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研究》，董旸，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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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企业要从维护自身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摒弃避税、偷逃税等短期行为，转而进行科学的国际税务筹划，即利用国际税法规则，通过对自身的筹资、 投资 和营运等生产经营活动事先进行适当的安排和运筹，使企业既依法纳税，又能充分享有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优惠政策，以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国际税务筹划的客观基础

企业要进行国际税务筹划，首先要对各国的税制有较深认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差别是由税收管辖权、税率、课税对象、计税基础、税收优惠政策等几个方面组成的：

1.税收管辖权上的差别。各国税制上的税收管辖权主要有三种类型：居民管辖、公民管辖和所得来源管辖。各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根据自身的 政治 、 经济 情况和 法律 传统，选择及行使税收管辖权，其中多数国家是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和所得来源管辖权的。由于各主权国家行使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从而为国际税务筹划创造了机会。

2.税率上的差别。税率差别是指不同的国家，对于相同数量的应税收入或应税金额课以不同的税率。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

3.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不同的国家税种的课税对象可能不同，不同国家对于每一课税对象所规定的范围和内容也可能不同，因此计税基础也会存在差异。企业可以利用不同的税收处理进行税务筹划。

4.税收优惠的差别。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对于国外投资者在征税上给予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优惠。如减免税、各种纳税扣除等。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是跨国纳税人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就是各国税制的差异。企业只有在全面掌握有关国家税收法规及其具体税制的基础上，兼考虑一些其它客观因素，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税务筹划方案。

二、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方法

依据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和其它相关因素，可以大略 总结 出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途径如下：

1.税收管辖权规避。企业应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居民管辖或公民管辖的国家发生人身法律关系，或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所得来源管辖权的国家发生联系。许多国家对企业的“常设机构”的利润是课税的，因此在短期跨国经营活动中，尽量不要成为东道国的“常设机构”，则可避免向东道国纳税。这种规避可以通过控制短期经营的时间或是通过改变在东道国机构的性质来实现。

2.利用税率差别。由于不同国家规定的税率存在差别，在进行国际税务筹划时，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据 统计 ，美国 跨国公司 持有资产总额25%部分分布在那些公司所得税率低于20%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资产收益率普遍较高。

通常实践中转移应税收入的方法有几种：(1)企业可以利用信托方式转移财产。如果一个国家的所得税税率较高，该国企业就可以以全权信托的方式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设在境外的避税地的信托机构代为 管理 ，通过创立这种国外信托，财产所有人以及信托的受益人就可以彻底摆脱就这笔财产所得向本国政府纳税的义务。同时，由于信托财产是委托避税地信托机构管理的，当地政府对信托财产所得一般也不征收或征收很少的所得税。(2)企业也可以通过向低税率国关联企业转移利润的方法利用转让定价手段在公司集团内部转移利润，使公司集团的利润尽可能多地在低税国关联企业中实现。实践中跨国公司在税务筹划中这种方法最为常见。

(3)通过组建内部 保险 公司来转移利润。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课税。

3.在税务筹划中注意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在税务筹划中，要注意考虑所选择 投资 地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根据投资地在存货计价与 成本 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各类准备基金的提取等方面税制规定的不同来进行筹划。

4.筹划时考虑 税收 优惠政策。利用税收优惠是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一般都有互相向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所得税尤其是预提所得税的优惠条款。在国际税务筹划时，在考虑税收优惠时，要注意税收优惠往往是在 经济 不发达、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力度更大。所以不能只考虑税收优惠，忽略该地区基础设施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 政治 和经营风险。

三、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对策

1.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现状。我国大部分企业税务筹划意识缺乏。我国企业的领导由于欠缺 财务 、税收知识，因此当提及减少纳税成本时，往往使用偷逃税款、找税务人员徇私舞弊等方法，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税务筹划合理合法地节税。而企业的财务人员也因而不能利用税收知识和 会计 水平为企业做税务筹划。同时，税务筹划主体在我国企业中，至今还不甚明确。会计人员只关注会计核算、会计报表，不关心税收成本比较及相关决策；而 管理 人员则认为税收筹划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这样就形成了税务筹划工作无人负责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企业对于国际税务筹划的迫切需求。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的 国际贸易 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是出口事业蓬勃兴盛，跨国经营事业也必将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发展。因而我国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税务筹划的水平，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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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流失；原因分析；法律对策

1 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现状

1.1 个人所得税流失的主要方式

1.与用人单位签订双份劳动合同逃避税收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件，也是劳动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依据。纳税人为了少交个人所得税，与用人单位签订两份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按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所得签订，而第二份劳动合同则按照实际工资薪金所得与第一份合同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的差额签订，并用费用报销的形式进行支付。

2.以福利代替工资逃避缴税

过高的边际税率使得许多纳税人者倾向于选择“高福利、低工资”，即企业将工资薪金的支付方式由收入转换为消费服务。如利用各种商场购物券、给员工缴纳各种商业保险、提供旅游补贴等，纳税人利用这种消费福利补贴实现了少交个人所得税的目的。

3.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费用逃避税收

个体工商户往往将自己的个人收入转入自己的企业，自己日常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则从企业列支，并且大多数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交易。由于个体工商户个人消费和职务消费的界限较模糊，这种做法不容易被税务机关发现。他们往往在年终还不进行利润的分配，而是通过借款的方式将其转换成个人收入；此外，许多个体工商户还通过在银行设立多个账户的方式实现少交个人所得税的目的。

4.将应获报酬转化为对企业的投资逃避缴税

纳税人以购买股票、证券等形式进行投资所取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等收入是纳入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内的，但很多纳税人不直接取得企业对他的分红，而是通过将自己的投资所得预留在企业的账户上，作为对企业的再投资，企业则把这笔收入以债券或配股的形式记载在个人名下，实现了少交税款的目的。

5.利用收入均摊逃避缴税

纳税人利用我国个人所得税对一些应税所得项目扣除费用宽面额的规定，采用分散多次领取的方式，将其取得的收入化整为零，从而使自己的收入在每个纳税期限内都保持均衡。有的企业甚至将年薪改为月薪，将年终奖、季度奖等本应一次性发放的收入分散到各个月发放。这样不仅避免了某些月份交过高的个人所得税，还能分享每个月的费用扣除，从而实现了少交税款的目的，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的流失。

1.2 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现状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2005年到2011年的七年间，随着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额也由2005年的2094亿元上升到6054亿元，涨幅达到了189.11%。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这七年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流失额也在不断增长，2005年流失额为4584.66亿元，2011年则上升到8704.04亿元，涨幅为89.85%，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还是十分严重的，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增长迅速。

2 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成因分析

2.1 税制原因

1.课税模式不合理

分类所得税制，是指对于同一纳税人的各类所得或各部分所得，按照不同的税率分别计算纳税额的课税模式。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种税制，便于纳税人了解和掌握税法，可以更好的采用由支付单位代扣代缴所得的征收办法，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但实践表明，这种征收方式难以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综合考虑个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也难以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

2.课税范围过窄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课税范围是采用列举的方式的规定的，具体分为十一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所得特别是高收入者收入不断向多元化、隐性化的方向发展，个人收入渠道增多，收入结构日趋复杂。许多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列举的资本性收入已经成为纳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中还没有涉及到附加福利所得，这就导致了税款的流失。

3.税率结构设置复杂

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税率体系，对于不同类别的收入分别适用不同的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主要有三种：一是超额累进税率即对工资、薪金适用3%～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对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二是对其他8项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稿酬所得在适用20%的比例税率后减征30%；三是对一次收入畸高者的劳务报酬所得除按20%征税后，还适用加成征税税率，加成后劳务报酬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可达40%。

我国针对工资、薪金所适用的七级累进税率与之前的九级累进税率相比，是有所进步的，但目前的七级累进税率还存在不足之处。在这七级累进税率中，只有前四个比较常用，而后三个级别的税率几乎用不上，实际意义不大，也影响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作用。此外，工资、薪金所得45%的边际税率还是很高的。世界上除了高税率、高福利的一些欧洲国家外，其他各国的最高边际税率均在40%以下，我国的边际税率目前位于全世界第五的位置，仅次于丹麦62.3%、瑞典56.7%、荷兰52%和日本50%。较高的边际税率会使纳税人为了降低税率标准，而采用将收入分散取得的方式实现少交税的目的，导致税收的流失。

2.2 征管原因

1.代扣代缴制度未能得到很好地落实

扣缴义务人对扣缴义务认识不到位，扣缴意识不强。《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办法》规定，代为扣缴是扣缴义务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但许多扣缴义务人认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是在帮税务机关的忙，税务机关支付给他们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更让他们感觉是在给税务机关打工。这种错误的认识，使得他们缺乏法律责任感。

扣缴义务人采用多种手段帮助纳税人逃税。扣缴义务人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他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厉害关系，扣缴义务人往往尽量少将职工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给国家，以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多时候，纳税人的税额是由扣缴义务人自身负担的，这都会使扣缴义务人由于利益关系运用种种手段帮助纳税人逃税。

2.征管信息不畅

纳税人收入越来越多元化、隐蔽化，而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水平还不高，申报、审核、稽查环节都缺乏先进的资料储备和查询手段，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传递缓慢且准确性不高，造成了纳税资料的缺失。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滞后性，高收入者的大部分收入都是现金交易，在征管信息不畅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根本无法全面、准确地获取高收入者的收入、财产的真实数据。税务机关与银行、证券、工商等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另外，我国还没有建立社会全员参与的长效协税护税机制和信息化网络，税务机关获取外部信息有限，税务人员要掌握纳税人的真实收入情况存在一定的难度，尤其是高收入者收入来源多样，收入时间多变，如果纳税人不主动进行申报，税务机关很难汇总统计，导致了大量的税收流失。

3.执法处罚力度不够、缺乏奖励机制

尽管我国《税收征管法》中规定了追缴税款和交滞纳金、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等处罚规定，但在税收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不具体、幅度落差大，使税务机关难以决断。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税务机关在执法时对偷逃税款行为的处罚往往过宽过软、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的现象普遍存在。另外，我国相关法律对纳税人的抗税、偷税行为都有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给予刑事处罚给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具体执行的很少。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规定，对偷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交或少交的税款外，还可以处不交或少交税款50%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对纳税人的罚款很少有超过三倍的，这就使得偷逃者的收益很可能大于其受惩罚的损失，难以起到惩戒的作用。

此外，我国对诚信纳税人激励机制缺位，诚信纳税和偷逃税的待遇一样，多纳税和少纳税的社会评价也没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激励机制的缺失，不利于良好纳税环境的建立，也削弱了纳税者的积极性。

3 治理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法律对策

3.1 完善与优化税制，弥补税收流失的制度缺陷

1.建立综合征收与分类征收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我国目前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体现了横向公平，但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税负能力，在纵向公平上几乎无能为力。分类所得税制容易使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进行费用扣除，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使具有多种渠道收入、综合收入高、纳税能力强的高收入者游离在税网之外，他们往往不用交税或者交纳较少的税，最终导致了税收的流失。

我国的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分类征收与综合申报的结合，具体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分类征收、源泉扣缴是基础，主要计对占纳税人80%的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发挥分类征收的固有优势。第二，逐步引入综合申报制度，重点监控占纳税人20%的高收入阶层。第三，实施对中低收入纳税人减税，特别是降低劳动所得的税负，这样可以加大税收公平分配的力度，减轻征管压力、降低征管成本，将征管资源集中配置在高收入阶层，在综合申报制度的执行上配置更多的资源。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逐步完善和提高信息化技术水平，尽早推出个人财产登记、双向申报、纳税人代码管理等关键制度，真正落实储蓄实名制，推进税务、公安、银行、国土、海关等相关部门的纳税人信息共享。

2.合理确定税基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正面列举地方式，明确规定了11项应税所得，前面10项规定了具体的所得项目，第11项规定“其他所得”，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定义。这种规定看上去是涵盖了个人收入的全部内容，但第11项规定的“其他所得”没有一个能够明确“其他所得”性质或者特征的概念，使得实践中还是缺乏硬性的法律衡量标准。

在现阶段，从保持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及时地补充法律法规或对现行的法律法规作出新的解释，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不断扩大应税项目。将资本利得、附加福利地纳入到征收范围中，不断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

3.优化税率结构，公平税负

第一，总体上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并用，以超额累进税率为主的税率结构。具体而言，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经常性的所得，对其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股息、利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非经常性的所得，适用比例税率。

第二，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累进税率为45%，这个税率在税收实践中很少能适用到，在法律设置上形同虚设。世界上很多国家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都在逐渐地降低，保持在40%以下，如美国是33%，德国22.9%，日本37%，韩国40%，俄罗斯31%，“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平均税率降低到35.85%。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置，应当根据全球税制的变动，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适当地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使税法更好地落到实处。此外，个人所得税综合课税项目的超额累进税率档次适当的简化，最好不超过5级；分类课税项目仍可适用现行20%的比例税率，保持不变。

3.2 强化征管，截断税收流失的通道

1.创建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税源监控

对税源的监管是税收征管工作的基础，因此，为了治理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不断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化，加强对纳税人的重点监控和管理。

第一，加强税收的信息化建设。税务机关内部要形成税收信息网络，实现纳税人征管信息在全国税收系统范围内的共享。例如，在地方税务机关可以建立重点高收入者纳税人的档案，其他税务机关可以共享这些信息，从而实现各级税务部门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的监督；对各地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要集中进行全面的调查，准确掌握高收入行业中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员工的数量、收入分分配等情况，准确掌握高收入者的收入项目、形式等情况。此外，还可以建立一个高收入者信息库，信息库主要包括某一时期内高收入者的财产来源、去向等资料，重点是高收入者的具体纳税情况。

第二，建立社会协税、护税机制。高收入者从事的所有与个人所得税相关的活动，都要反映在收入者信息库中。而及时、准确地从社会各个部门获得这些信息，就需要银行、海关、证券等部门的合作配合。因此，税务机关要与工商、银行、公安、证券、海关、房地产以及新闻媒体等部门建立协税、护税网络，促成社会协税、护税机制。加强各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支持协作、通过各个部门提供纳税信息，同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有关单位和负责人的责任，

3.加强税务稽查，加大处罚力度

税收处罚制度是税收征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有效的税收处罚，较强的税法威慑力，才能有效地治理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要想改变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的现状，就应当加大税收的处罚力度，从而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风险和成本。

同时，还要限制税务机关在处罚上的自由裁量权，对偷逃税款的纳税人要适用统一的惩罚标准，使惩处不断制度化和规范化。对偷逃税款的行为进行通告，对其在全社会进行曝光，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加大纳税人社会形象等方面的损失 此外，我们还应当建立相应的配套奖励措施，形成一套纳税激励机制。对依法纳税的纳税人在职称评级、职务晋升、工资薪金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3.3 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的完善

1.提高居民收入的货币化

个人取得收入是为了消费，在满足一定消费目的的前提下，是采取先获得收入后进行消费的方式，还是采取直接获得服务的方式，对个人来说显得不是很重要。因此，企业将支付给员工的一部分收入转为提供消费服务的福利形式，这样就有效地为他们规避了个人所得税的缴纳，造成了我国现阶段高收入者收入的货币化、账面化的程度较低。为了堵塞高收入者个人所得流失的漏洞，减少企业以各种名义向个人发放的不合理福利收入，对福利性的转移收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福利税的做法，福利提供单位对发放的各种福利逐一进行记账，并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并按照当期市场价格稽查其具体数额，只有已缴纳福利税的支出项目，计所得税时才予以承认并准予列支，否则不准列支。

2.减少现金交易

根据国外的做法和经验，减少现金流通、广泛使用信用人支票，推行有记录的现金交易方式，是对个人收入实行监控的重要手段。个人支付收入的方式上，要改变大量采用现金交易，而不经过银行系统，因流向没有记录，税务部门的征税没有客观依据的现状。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系统基础设施的改善。信用卡和个人支票的使用，做到对居民收入与支出的监控。

3.建立和健全个人财产登记制度

对个人的存量资产，如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实行实名登记制度，通过了解个人各项财产情况，推算其财产积累期间各年收入的水平，从而有利于界定个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堵住部分纳税人的偷税渠道。同时，将个人高额财产，如高档家具、高档音响设施、楼房、别墅等，实行编码实名登记，输入税务机关的数据处理中心并全国联网，可以有效避免因纳税人对高额财产进行地区转移或者多人分名额而造成的税收流失。

参考文献

[1] 刘剑文、熊伟：《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周恩惠、郝琳琳：《在公平原则下完善个人所得税法》，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07年暨第五届全国财税法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3] 徐晔、袁莉莉、徐战平：《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4]李波：《公平视角下的个人所得税模式选择》，载《税务研究》，2009年第3期。

[5]杨斌：《西方模式个人所得税的不可行性和中国式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

[6]李炜光：《个税改革的大方向：以综合制税制代替分类税制》，载《中国改革》，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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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信托是一种为他人管理财产的制度。信托制度安排和现代信托行为特征要求赋予信托项目独立的纳税主体地位,并明确信托业务的基本税收原则。在设置信托业务的纳税环节、纳税主体、税种税率等税收要素时,应综合考虑信托行为过程和属性、信托目的、信托财产运作管理方式等因素。同时需制定专门的信托税收法规,以此来规范信托业务的税收行为。

我国自2001年颁布实施《信托法》以来,以投融资为主要目的的资金信托、财产信托等信托业务迅速发展,信托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投融资工具。然而,专门针对信托业务的税收法规至今尚未出台,这给信托业务的有效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何适应信托制度功能和信托业务发展要求,尽快建立一套与国家现行税制相协调的信托税收法律制度已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试图以信托制度安排和信托行为特征为基础,结合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国际上的信托税收形式,对信托项目的纳税主体地位、信托税收的基本原则、信托税收制度安排,以及信托税收法律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等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我国信托税收制度的建立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一、赋予信托项目独立的纳税主体地位

信托作为一种为他人管理财产的制度,其基本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某项或多项财产设立为信托财产并移转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所实现的信托利益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享有。信托的这种法律结构设计,使信托具有两个显著的法律特征:一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二是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固有资产。具体而言,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其所有权已经移转到受托人名下,委托人不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只是作为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必须按委托人授予的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权利,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因此要为各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设立独立的信托账户,并将信托财产与自有财产分开管理、分别记账,以保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是信托利益即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及其收益的享有者,拥有对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状况的知情权、对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方式的调整权、对受托人违背信托职责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救济权和解任受托人等项权利。①然而,在信托期间受益人并不能直接对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行使支配权,其信托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受托人的给付行为。信托的上述法律结构和特征,使委托人设立的由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信托财产取得了实质的法律主体性地位。[1]

信托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发展,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信托发展初期,信托财产一般为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人们设立的信托多数是他益信托,目的是规避封建制度对土地等财产的转移限制或封建税赋,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实现个人不动产的转移,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是消极的。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活动的货币化、金融化和市场化,货币资金、股权债权等金融性资产已成为信托财产的重要形式。委托人设立的信托则大多是自益信托,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管理服务获取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为他人管理资产和开展投融资活动,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往往负有积极管理的义务。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是,在信托关系内部的信托当事人之间,以及在受托人与信托关系外部第三者之间,以信托财产或其受益权为交易标的的市场交易行为明显增多,并因此而产生交易收入和交易成本,会出现信托财产的投资收益和管理风险,信托财产的独立主体的经济性质日益凸现,这使得将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视为与公司法人一样的经济主体,不仅必要,而且具有了客观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信托制度安排和现代信托行为,为信托项目成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②无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有必要将信托项目视为一个独立的纳税主体。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信托业务的发展,还将有助于提高信托行为效率,以及维护社会税收的公平。

二、确立信托业务税收的基本原则

税收原则是建立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规范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基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信托原理和国际上认可的一些信托税收原则,我国信托业务税收可确立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坚持税负公平

信托税负公平原则主要是针对非公益信托活动而言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委托人的信托行为不应成为其规避税收的一种选择。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如果是自益信托应视同投资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不必考虑税收问题,但当其以受益人身份取得信托财产增值收益时应缴纳所得税;如果是他益信托则应视同财产捐赠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或财产赠予税。(2)受托人为委托人开设的信托财产管理账户即信托项目,视同独立的纳税主体,受托人必须按照一定的会计核算原则和要求,定期对信托项目项下因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所发生的收入、费用、收益等要素进行会计核算,并及时从信托项目中计算和缴纳各项应缴的信托税收。(3)受益人获取的信托利益中,取得的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部分应根据信托的自益或他益性质分别确定为收回的投资资产或取得的捐赠收入,当受益人获取的信托财产确定为捐赠收入时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而取得的信托收益部分,应视为实现所得,受益人都需缴纳所得税。

2.依信托属性课税

信托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从类型上可将其划分为:(1)委托人信托行为的自益性与他益性、私益性与公益性。一般来说,自益信托的目的是追求信托财产的增值,具有信托投资性质,而他益信托的目的是移转信托财产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是一种财产赠与行为;私益信托是为委托人或受益人自身利益而设立,而公益信托则是为公益事业而设立。(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和投资性。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行为而发生;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投资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投资运用而发生。(3)信托财产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信托财产的货币性是指信托财产为资金形态;信托财产的非货币性,主要是指信托财产为实物资产、有价证券等形态。因此,信托行为过程中信托当事人的应税项目、计税依据、税种税率等税收要素的确定和设计,应根据信托的不同属性而有所区别。

3.按实现主义课税

按实现主义课税不同于按发生主义课税,纳税主体在发生应税行为或应税项目而非取得应税金额时,无需履行其纳税义务;纳税主体只有在获取应税项目的应税金额(如取得交易收入或投资收益款)时,其纳税义务才开始产生并应计算缴纳相应的税款。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是实现主义课税原则,而我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多地采用发生主义课税原则。然而,就信托税收而言,在信托行为过程中,无论是自益性信托还是他益性信托,委托人的信托目的或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一般要经过较长的信托期限才能实现;而受托人在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信托财产交易或投资行为也往往具有周期较长、到信托期满一次性清算等特点。为适应信托行为的特有性质,简化信托税收的征税程序,提高征税工作效率,信托业务宜采用实现主义课税原则。

4.对公益信托实行税收优惠

公益信托是为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给予公益信托以税收减免优惠,这是国际上的惯例。我国《信托法》第61条也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因此,对公益信托业务,应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公益信托税收的优惠政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委托人交付公益信托财产和受托人承诺公益性信托财产时,对其捐赠资产和接受捐赠资产的所得税优惠;二是对公益性信托项目所得收益的所得税优惠。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或税收处理方式,可结合现行税制要求加以确定。

三、构建与信托制度功能相适应的信托税制框架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信托税收理论:一种是英美等国采用的信托实体理论,即信托被视为独立的应税实体,信托收益或所得归属于信托财产,由受托人计算并缴纳信托所得税;另一种是日本等一些国家采用的信托导管理论,即不承认信托的纳税主体地位,而将信托视作向受益人输送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的管道,由受益人对所分配的信托收益或所得缴纳所得税。③但从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是信托实体理论还是信托导管理论,都主要是针对信托收益的所得税征收问题而提出的,并没有从信托行为的全过程和信托业务所涉及的经济内容来处理信托税收问题。

实际上,与信托行为相关的税收问题不只涉及到对受益人取得的信托收益或所得如何征税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环节或主体的税收问题。如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应否按信托财产的价值或增值额征收资产转让所得税?当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土地使用权等特定资产时,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财产税?受托人处置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交易收入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流转税?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财产而发生的相关成本和费用如何进行税收处理?等等。显然,要正确处理这些信托税收问题,需根据信托目的、信托财产运作管理方式,以及信托税收原则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如何设置信托业务的纳税环节、纳税主体、税种税率、征收办法等各项要素。我们认为,从信托行为过程角度分析,信托税收可作下述制度安排。1.信托设立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设立时,需要考虑两个税收问题: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而应承担的所得税义务问题;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签订信托合同及办理信托财产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印花税义务问题。

就所得税而言,从委托人角度看,应根据信托的属性确定委托人对移转信托财产的所得税义务。信托设立时,委托人需将信托财产移转给受托人,这种移转是通过交付行为而非交易行为实现,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类似于委托人的资产捐赠行为。按现行税制规定,企业的对外资产捐赠行为和接受捐赠行为将涉及到缴纳所得税的问题。既使是企业公益性对外捐赠资产,捐赠资产时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部分仍需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然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给受托人时其性质如何界定,如何承担相应的所得税义务,这要视情况而定。

在自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实现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或特定目的,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将由受托人返还给作为受益人的委托人自己。因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就不应视为资产捐赠行为,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在他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向其所指定的受益人转移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在本质上与对外捐赠资产的行为相同。

因此,尽管捐赠资产要交由受托人管理并于信托终止时才能实际转到接受捐赠资产的受益人手中,但信托成立时应视同捐赠资产的行为已经实现,并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如果他益信托为公益性信托,则根据现行税收制度对公益性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相应的税收处理方式,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从受托人角度看,受托人承受信托财产时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它是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并管理信托财产,显然受托人的这种角色不应将其视同接受捐赠资产的主体,其在承受信托财产时不能视为取得捐赠收入,也就不存在承担所得税的问题。

就印花税而言,它是对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收。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需签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本身应视为一种财产转移书据。另一方面,如果信托财产为不动产或权利性资产,还需通过有关资产或产权管理机构办理信托财产产权变动登记手续,即办理信托登记手续,并领取产权转移书据或凭证。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需分别承担缴纳印花税的义务,受托人应缴纳的印花税不应从受益人的信托财产中支付。

2.信托存续期间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人,在履行其有效管理信托财产的职责的过程中,必然与信托关系外部经济主体发生信托财产的交易、投资、处置等经济行为,并会产生相应的收入、费用、成本和收益,进而获取信托财产经营管理收益。将信托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意味着除公益信托项目有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外,经营性的信托项目要承担因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发生的税收,并由受托人作为名义纳税人从信托项目中提取并缴纳税款。其应税项目主要包括:(1)信托财产持有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

例如,受托人持有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信托期间应分别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受托人对持有的信托财产及其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会计核算所需的有关账簿应缴纳印花税等。(2)信托财产交易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开展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应根据信托财产的类型由信托项目承担相关的税收。例如,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因交易行为产生的收入,应缴纳契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对取得的增值额还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交易行为而签署的各种交易合同文件、发生的产权转移书据,应缴纳印花税。

(3)信托财产投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进行投资活动时,取得的投资收益将形成信托收益,根据现行税收制度规定,如果投资收益为企业非上市流通股权的买卖价差,则需缴纳所得税;如果投资收益为被投资企业以税后利润分配的红利,则可免缴所得税,以避免重复征税问题。(4)信托财产融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资金发放信托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以信托财产开展融资租赁活动取得的租金收入等,应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5)受托人经营管理信托财产获取的毛收益额及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涉及的应税项目。在会计期末,受托人需对当期经营管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入、发生的费用、成本进行会计结算,计算出经营收益,并计算缴纳所得税。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如果受益人为企业法人,则所得信托收益应避免重复征税;如果受益人是自然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3.信托终止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终止时,受托人需对信托财产进行清算,清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信托财产的处置收入及相关费用,应参照企业清算的相关税收规定缴纳相应的税收。对清算后实现的信托财产价值大于原始信托财产价值的差额部分,应视同信托收益并由信托项目承担所得税。

受托人将该部分增值收益分配给受益人时,对企业法人受益人可免缴或扣减已缴部分所得税,以避免出现重复征税问题;对自然人受益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建立专门的信托税收法律规范

信托行为过程以信托财产的移转、管理、处分行为为核心,因信托行为而发生的应税项目几乎涉及现行税制下的所有税收类型和税种,税收关系较为复杂。

因此,引入信托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是将信托税收问题分散在各种税收制度中加以规定,而是制定有专门的信托税收法规。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专门的《信托税法》和《信托业务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以其来规范信托业务的税收关系和征收行为。

《信托税法》用以规范信托行为和信托业务的税收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托税收基本法律关系的界定,如信托及信托税收行为的定义、信托纳税主体地位的确认、纳税人的确定等;信托税收的基本原则;信托税收的应税范围;信托当事人的纳税义务和责任;信托税收的征收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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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引起争论和质疑，导致纳税人和公众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抵触情绪，使征税决定在执行上产生困难和障碍。我国税法实施效果不佳，征税决定难以执行，甚至有些抗税案件的发生，与税收程序本身欠缺公正性关系很大。我们坚持税收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必然会承认和关注税收程序的正义问题，而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主体相关权利的设定，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主要是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程序自治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合理性、程序效率性。

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陈清秀著：《税务诉讼之诉讼标的》，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567页。

[3]葛克昌著：《国家学与国家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8—89页。

[4]黄俊杰著：《纳税者权利保护》，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页。

[5]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22—62页。

[6]栗劲、李放主编：《中国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页。

[7]徐亚文、廖奕：《政治文明与程序》，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8]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关于税收程序构成、特征、类型的详细研究，参见拙著：《税收程序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15]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篇6

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税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2008年的两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勾画了2008年税制改革的基本图谱，其中涉及在2008年已经完成的上调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以及增值税转型和燃油税的开征等等，也涉及到了还没有完成的物业税的调整，在诸多税制改革政策相继出台的前提下，独有物业税迟迟没有开征。关于物业税的开征，其实早在2003年底，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时至今日，5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物业税仍未开征，业界关于物业税的讨论日益激烈。近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有所回落, 但为了实现理性价格, 使得群众买房难的问题得以解决,针对这一考虑和现实存在的地方财政收入的紧缺等问题, 有一部分人认为在短期内直接把物业税用来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可行的必要的；但也有人认为由于近来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以及相关条件尚不成熟，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开征物业税。面对沸沸扬扬的争论，我们不禁要问，物业税的开征究竟应不应该？开征物业税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国开征物业税的时机还有没有成熟以及征收物业税的前景又如何？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必要性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2008年5月15日的调查结果，2008年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1%，涨幅比3月低0.6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涨幅比3月低0.1个百分点。2007年，全国房价经历了飞速上涨期，有的城市如武汉住宅价格增幅达到21%。高速上涨的房价使得中低薪者叫苦不迭、对购买住房望洋兴叹。但自2007年底以来，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持续低迷，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2008年9、10月全面爆发的新一轮华尔街金融危机，复如一头闷棒打个正着，让我们这个经历过短暂虚假繁荣的市场在疲软过程中进一步急剧衰退。2008年前11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8.3%；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4%，环比下降0.5%；截至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1.8%，增幅比1-11月提高6.5个百分点。2008 年留给房产开发商的是彻骨的寒流与难言的剧痛。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很不健全。而开征物业税对于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实，开征物业税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开征物业税可以改变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不统一、且税费项目繁多的现状，起到“正税、明租、清费”的作用

目前，我国国内房地产税的征收情况比较混乱。一方面，内、外两套税制,有失公平合理。在我国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适用《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内资企业和个人适用《房产税暂行条例》，内外税制不统一，不仅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也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另一方面，税费项目繁多且负担偏重，我国的房地产税还有在房地产的取得、转让环节的税收，具体包括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等。不仅有税，同时有费，主要是房地产管理部门在房地产登记、使用、经营、交易、过户及日常管理环节收取的多种费用。存在着税费混杂、以费挤税、以费代税甚至费大于税和税费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结构不合理、管理缺位等诸多问题。

所以，房地产税收政策应该改革，要统一内外税制，要“明租、正税、清费”，取消税外加费，所有该交的都规规矩矩纳入正税，而所有这些都期望于物业税的开征。

（二）开征物业税可以解除现行房地产税制体系中“重流轻存”的弊端，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种在流转环节税负过重，而在保有和使用环节税负过轻，主要表现在:在房地产开发、销售过程中，有契税、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种。而在房地产保有阶段，只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少量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负低，且免税范围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房产交易的进行，导致了在一些人占有多处房产并私下出租取得收入的同时，有大量急需住房，但因成本太高而买不起房的人并存的现象。

而开征物业税是将房地产所有税费一次性预交变为分期缴纳，可以降低房屋成本，降低中低薪者的购房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物业税会带来“购房容易养房难”的情况，使房产拥有的税负增加，手头有多套房屋的人会因养房费用的增加而抛房，促进房屋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打击“炒楼”者的“积极性”，盘活现有房地产的存量。

（三）开征物业税可以缓解我国地方政府税源不足的状况，有利于深化我国财政制度改革,形成良性循环

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将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数额大、增长稳定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一些零散、小税种划为地方固定收入。这样，地方财力势必削弱。而与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却承担着更多的财政支出责任，我国近65%的财政支出集中在省以下的地方政府。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加大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缺少稳定大宗的税源，若能逐渐把不动产税调整为统一的物业税来征收，同时考虑不同地段的因素并几年一次重评税基，不动产税就会逐渐随市场经济发展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支柱性的重要税源。面积和造价差不多的一处不动产，坐落于繁华的闹市区或坐落于边远的郊区，在税基的体现上可以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这样也能激励地方政府优化投资环境，提升辖区内的繁荣程度，令房地产不断升值，同时也扩大自己的税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四）开征物业税可以体现财产税的税制精神，有利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

现代税收制度的精神是“多收益者多纳税”，按照过去土地批租的方式，对于物产增值的部分发展商或小业主得到了更多的利益，而房产中的风险和责任则由政府所承担。由于没有税收调节机制，政府无法参与增值价值的再分配，使得财富流向物产保有者，物产升值越多的业主受到的保护越多，导致了炒楼盛行，贫富差距拉大。

开征物业税后，房产价格趋于下降，有利于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需求；同时，房产持有成本增加，持有房产越多的人应负担越多的物业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买房投资的行为，进而缩小贫富差距。当然，这要依靠合理设计物业税制，如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使其共同作用，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调整贫富差异。

（五）开征物业税可以改变地方政府“寅吃卯粮”的不正常局面，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财源可持续的发展

土地批租制给各级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块丰厚的财源，不过，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其后40至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是本届政府在预支后届政府的资金，其必然的后果是对土地的滥用，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物业税一旦开征，以往在房价当中一次性缴纳的税费包括地价，将按年收取，不论是哪届政府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把开发环节所产生的税费在一定期限内分摊，均衡了政府的长期财政收入，政府的卖地积极性会受到抑制，从而改变目前“寅吃卯粮”的不正常局面。

此外，在化一次性财政收入为今后数十年的稳定收入之外，政府还可分享房地产的增值保值。因为根据国际惯例，征收不动产的物业税需要有关部门定期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评估，每年按照评估价值对房地产所有者征税，因此税值还会随着房产的升值而提高，从而实现地方政府财源可持续的发展。

二、开征物业税可能性（可行性分析）

（一）开征物业税的背景条件

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日益完善，房地产市场己初具规模，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开征物业税和开征其他税种一样，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基本条件包括如下。

1．开征物业税需要具有充足的税源

物业税和其他税种一样，开征的基本条件是有足够的税源。国家征税虽然不会通过法律规定税款的经济来源，但必须充分考虑税源，没有税源就无从征收。物业税以不动产为征收对象，其税源的大小主要看不动产数量或价值的多少。开征物业税的前提是不动产的数量或价值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人们占有应税不动产具有普遍性。

2．开征物业税需要具有规范的房地产收费制度

开征物业税，特别是要保证税款的及时、足额征收，必须对现行房地产收费进行全面的清理，规范各种费的征收，防止以费挤税。我国目前对房地产收费不仅项目多、数额大，而且征收乱。从土地开发到房屋建造和房产销售，几乎每个环节都有许多收费，甚至造成费挤税。因此，要开征物业税，必须对现行房地产收费进行全面的清理，规范各种费的征收。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乱收费；对某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实行费改税；对确需保留的收费项目，应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规定，明确收费标准、收费期限和收费用途，并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只有规范收费，才能防止费挤税，稳定物业税的税基，保证物业税的收入。

3．开征物业税需要具有健全、规范的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制度

我国设想开征的物业税，是以不动产的评估值为计税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动产的价值将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动，因此，以不动产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计税依据比较科学。按照国际惯例，征收不动产税的物业需要有关部门定期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评估，每年按照评估价值对房地产所有者征税。可见，定期评估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税收的高低。但要对不动产价值做出科学评估，必须建立科学的不动产评估制度，必须有健全的不动产评估机构，必须配备高素质的评估人员，必须采用现代化的评估手段。只有这样，物业税的征收才有科学的依据，才能有效发挥物业税的职能作用。

4．开征物业税需要具有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业税法律法规

开征物业税，首先，必须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法律法规。要使物业税有法可依，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广泛调查和反复论证，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增大立法的透明度，这样制定的税法才能适应我国的实际，才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其次，开征物业税还必须有明晰的产权制度。物业税，它是一种财产税，要求产权清晰。因此，开征物业税必须要有法律明确规定不动产和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关系，并对不动产建立严格的登记制度。

5．开征物业税需要具有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和配套措施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从这一思路来看，如果不考虑免税的话，物业税将涉及所有城镇居民。物业税的征收范围大于个人所得税，所以征收的难度也要大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办法也不同于其它各税种。因此，原有的征管体系不能适应征收物业税的需求，应建立适应物业税的征管体系、征收队伍。与之相配套的其他行政、金融机构等也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征收管理网络。另外要估计征收成本，考虑税负能力，以保证物业税征收有效益、有效率。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笔者认为，有些条件是具备的，有些条件还不够充分。比如我国的房屋等不动产数量现己达到一定的规模，为开征物业税提供了充沛的税源；房地产的税费征收在逐渐清理，逐步规范；我国资产评估制度也在不断健全，评估机构在不断壮大，评估人员在不断增加，素质不断提高；物业税的法律法规己进入调查、论证阶段，开征物业税的宣传工作也在逐步进行；同时，我国积累了开征房产税的经验。这些都为开征物业税创造了条件。但也应当看到物业税的开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目前，有些不动产的产权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评估制度和评估机构还不够健全，评估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对房地产的收费还有待规范，立法的论证还不够成熟等等。

（二）开征物业税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由于物业税对于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新税种，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它的开征还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准备，在笔者看来，目前要征收物业税，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1．土地权属问题难以解决，土地批租制度不适宜物业税的开征

物业税是财产税的一种，是对物业的所有者征收的税。在西方国家，房屋是完全私有化的，物业税的征收实际上是对整个不动产征税，这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因素―土地。而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批租制”。所谓“批租制”，是指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前提下，按土地的不同用途，批租期限40-70年不等，规定使用地者可以向政府购买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而其大部分税费，用地者须一次性支付。这就是说，在我国，购房者实际上只购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和一定时间段内的土地使用权，并未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购房者使用的土地征收物业税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而如果不对土地征税，仅对土地上的房屋征税也存在着难题，因为房屋本身的价值是逐年递减的，即使是新建的房屋其价格相对于其所占土地来说也不大，对一项不值钱的财产征很多税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这样征税的操作难度也非常大。由此可见，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从土地批租制向物业税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2．产权不明也成为开征物业税的一大障碍

开征物业税要求土地房屋的产权非常清晰。但在目前，我国有很多企业、部门、事业单位的用房，产权不清、产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我国有很多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用房是公房，使用者往往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物业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应是向房屋的所有权人征收，而非向使用人征收。在实际征管过程中，按照房屋产权人征税的困难较大，相当一部分是使用人在缴纳。而物业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从理论上讲应当向房屋的产权人征收，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明晰产权关系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如果向国家所有的房屋征税，等于国家向自己的财产征税，没有多大意义。

3．征收和管理操作难度大

首先计税的依据难以确定。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以房地产的评估价格作为物业税的计税依据。但房地产价值的确定涉及房地产的位置、面积、用途、结构、新旧程度等方方面面，工作量非常大。就我国目前的房地产评估机构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很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对全国房地产年度价值的评估工作。为此，有人提出按房屋建筑面积征收。这种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它有悖于税收的公平性。根据税收负担能力的原则，高收入者应多缴税，低收入者可少缴税甚至免税。可见，按房地产年度价值征收物业税虽然公平合理，但实际操作的难度较大；而按房地产面积征收物业税虽然简便易行，但又缺乏公平性和合理性，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开征物业税，就必然要对现有的房产价值进行合理评估。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物业税征收的课税依据，其评估是否准确，将直接决定着我国物业税开征后的经济效应。由于我国不动产评估队伍的技术力量薄弱，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去公正、合理地确定评估价格，也会成为推行物业税的技术障碍。

4．旧房的重复征税问题

因为土地“批租制”至今己实行了20多年，相当数量的房地产己经一次纳了多年的土地税费，并且己经纳入财政。而物业税一旦开征，对所有的房地产一律按新税法收税，也就意味着重复计征，会令大量的已购房者承受额外的税收负担。如果对于旧房实行免税，将有可能导致一些新房的偷税漏税问题，给税收的监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如何解决旧房的征税问题也是应该慎重考虑的。另外，物业税的改革还面临不同房产如何计税问题。我国住房类型多样化，有商品房、公产房、经济适用房、安居房等。对于不同房产的税制，也是物业税改革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物业税改革已成趋势，但改革仍面临艰难选择，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破解难题，精心设计，才能逾越障碍，顺利推行。

三、开征物业税的前景分析

自2003年中国政府在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以来，许多官员、专家都对物业税的征收前景发表了一些看法。200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我国将在适当时机试点实施物业税，届时将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物业税，相应取消其它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2006年6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指出，目前开征物业税并不容易，改革房地产税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2007年1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针对我国何时开征物业税的问题指出物业税未来四五年内有可能在一些地方真正试点推开。2008年3月，北京大学不动产研究中心主任冯长春近日在“改变城市的力量”中国地产峰会上表示物业税可能2008年试点，并且最先从商业地产开始征收。如今，物业税的模拟“空转”已经在北京、深圳、重庆等几个城市试点，虽然没有实际征税，但一切步骤和真实收税流程相同，由财政部门、房产部门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共同参与，统计物业数量，并进行评估和税收统计，为物业税的开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由此可见，物业税的改革已剑在弦上，蓄势待发。

不过，笔者认为，物业税的开征虽然好处多多，但目前在我国征收还有很大难度。物业税的开征并不是简单的税费改革，而是涉及到土地使用制度、市场调控手段、住宅建设方式等多方面的一场深刻的变革，从“空转”转为“实转”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开征物业税，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这主要因为，一是我国物业税的课税理论和税制设计准备上尚存欠缺和不足，二是任何税制的建立必须经过立法程序，这过程需要的时间较长。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开征物业税政策性比较强，而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大、房地产产权管理情况复杂，因此要在立法前进行更多的研究，从技术上为物业税的开征做好准备。”据此可以看出，物业税在推行之前，政府必须做好改革土地所有制度、清理房地产税费、确定调整税种的主体等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前期准备，对开征物业税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前期准备，没有理顺各种关系，就开征物业税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根基的。虽然开征物业税势在必行，但在相关政策性和技术性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前，物业税不宜开征。从试点到全国统一实施，物业税真正面向普通市民，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张青.物业税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中国物业税研究理论、政策与可行性[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胡孝伦.对开征物业税几个问题的探析[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9(2). 2004,6.

[4]田芳.关于开征物业税的研究[J].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4.

[5]田小燕.我国开征物业税的条件及实施时机分析[J].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

[6]刘鑫.我国开征物业税相关问题研究[J].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7]章柳.我国开征物业税的现实选择[J].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1.

篇7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制度；问题；改进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职能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因为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其职能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税制进行分步式、循序渐进的改革迫在眉睫。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现行分类所得税税制模式存在缺陷

税收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缴纳相同的税收。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分类征收模式，对不同来源、类型的个人所得采用了不同的税率，等额的税前收入由于来源或者取得次数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税收，由此导致实际税负的不相等，进而违背了税收横向公平原则。

（1）同等的工薪收入、劳务报酬收入和股息红利收入由于来源与取得次数不同，在税收模式的适用上大相径庭。而且对劳动性收入采用累进税率，对其他生产要素收入采取比例税率，也会使得劳动收入的税收负担偏重，造成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

（2）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模式并没有将个人所得全部纳入个人所得税计征范围，尤其是需要加大调控力度的，薪酬之外的一些高收入。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包括薪酬、稿酬、经营所得等11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个人收入所得形式非上述11类所能涵盖。比如，厂主型的富豪，不给自己开工资或仅象征性地开工资，就可以全部或大部规避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机制；又如，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城市周边居民获得大量房产和补偿收入，然而由这部分的收入目前并没有纳入征税收入范围。

（3）现行税制导致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无法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非货币收入逐步增多，居民收入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的特点，如个人股权转让收入、房屋转让收入、金融市场衍生品收入等。尤其是一些高收入阶层，如私营企业主、演艺明星等，收入来源渠道多，隐蔽性强，使税务机关对于他们的真实收入情况很难准确掌握，从而导致逃税避税漏洞较多。造成了所得来源多且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格局形成。

2.税制设计不完善

（1）税率设计不合理

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率税率两种形式，按所得的类别不同选择对应的税率形式计税。其中工资薪金所得税率实行3% -45% 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的税率结构存在很多弊端。第一，税率计算复杂。第二，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征收群体是工薪阶层，而45%的最高边际税率显然过高，大部分工薪阶层只适用于最低的的两级税率。所以，七级的税率设置以及较小的级距差距，不仅不能很好地发挥税率调节的作用，而且还会导致纳税人通过隐瞒各项收入来降低边际税率。

（2）税前费用扣除不合理：

在税收理论中，个人所得税除税收优惠项目不予课税外，还要对个人所得的一些费用进行扣除，主要包括必要费用扣除、生计费用扣除和特别费用扣除3个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方式为个人单项申报，费用扣除只是单纯地对自然人的一般花费进行的扣除，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状况、负担人口、教育费用、住房费用、医疗费用等情况，也没有考虑家庭的收入构成结构，只是采用“一刀切”的征收标准，导致同样收入总额的家庭缴税差距很大，有失公平。

（3）税收监管机制有待健全

①代扣代缴是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征收方式，但有关代扣代缴的法律规定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致使在实际工作中涌现出很多问题，为税务机关留下了执法风险和隐患。例如很多单位因手续繁复而不代扣代缴或只对固定发放的货币工资予以代扣税款而忽略了不固定发放的奖金、补贴等。

②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的落实不到位。首先，我国目前对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实行自行申报的制度设计，超越了目前税收管理的外部基础条件和现有征管技术条件。在没有其他相关部门提供个人收入信息及有效收入控管制度的情况下，自行纳税申报的积极作用都将趋弱。而且现在也没有形成对依法申报者的有效激励和对违法者的严厉惩处机制，将不利于全民纳税意识的培养，甚至会恶化税收环境。

③信息渠道不畅通，导致征管机构间信息不对称，使得逃税漏税引发的税收流失增多。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系统一直未实现全国联网，导致征管信息传递受阻，且时效性很差， 不但税务部门内部征管部门之间传递纳税人的信息资料受阻，而且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也不能实现有效信息共享。这样就为偷逃税行为埋下隐患。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进措施

1.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

中央关于个税改革的指导方针在历年历次文件中始终是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为方向。故应科学设计税制，具体操作方法为先按年汇总个人的全部所得（含各种收入类型），扣除法定减免额以及特定项目后计算出收入余额，然后按照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税收。上述所谓的特定项目包含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等，这些项目所得可以单独列出，继续实行分类征收。混合征收模式能有效规避纳税人恶意调节收入来源和性质的情况，既保证了税收收入又照顾了低收入群体，又强化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调控功能。

2.降低税率，减少级数，拉大级距

现行研究普遍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太多、级距不合理、结构复杂以及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仅规定了三到六级的超额累进税率。因此，个税改革应逐步减少级数，将现行七级税率合并为三到五档；拉大级距，尤其是拉大中低收入税率的级距；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这样既可以减轻工薪阶层的负担，也可以真正贯彻“高收入者多交税，低收入者少交税”的原则，更好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3.规范税前费用扣除项目

（1）要将个人收入和个人综合生计费用紧密联系，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年龄、健康以及家庭情况，由此确定相应的扣除标准。在政策的制订上向社会低收入群体倾斜，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中高收入阶层，以此更好发挥收入调节作用。

（2）应适当采用家庭申报制度，以整个家庭为纳税申报单位，根据不同家庭的收支情况确定税收负担，以此来避免家庭收入来源集中于一个人所导致的税收不平等。

4.改进税收监管体系

（1）将纳税编号与纳税人个人信息对接，建立完善的现代化信息网络管理平台，推动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努力做到个人信用消费、财产登记和收入申报等全程监控。此举既便于个人所得税征管，也有助于防范和打击腐败、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

（2）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全面落实各项监管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强化相关部门支持协助税收工作的硬性约束，为个人所得税征管营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宣传教育，敦促纳税人了解并遵守纳税规则。

（3）加大检查和惩处力度。个人收入的多元化、隐性化，使得税务机关在征纳博弈中无法掌握完全的个人收入信息，即所谓的信息不对称。纳税人是个人收入信息的掌握者，要使纳税人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收入信息，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纳税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收入信息。而实施严厉的惩罚措施，并使税收惩罚成为可置信威胁是税收激励机制形成的首要条件。必须保证适当的检查面，并且加大惩处力度，增大逃税的预期风险和机会成本，才能保证税收。为此，应增加个人所得税稽查人员，通过培训提高稽查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大投入，改善稽查机构的装备。

参考文献：

[1]岳树民，李建清等《优化税制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2]陈效 对改革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思考和建议.税收经济研究，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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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费用扣除

上个世纪末，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职能逐渐转变为增加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差距。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受到影响，因此国家开始着手出台政策拉动内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现在及将来外贸出口减少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然而，物价上涨、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和人们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等一系列因素使得消费市场没有出现政府所期望的效果。由此，很多人将这一现状的改变寄托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上。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的现状

我国目前采用分类所得税制，使用分项扣除、分项定率、分项征收的模式，将个人收入项目划分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11类。在现行税制下不同收入种类所得采用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算征税。这种课税模式其立法依据在于，对不同性质或来源的所得规定不同的税率，达到使其承担不同税赋的目的。但没有考虑纳税人总体的负担能力，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在我国的运用实践表明其协调性较差、缺乏弹性、加大了征税成本，导致纳税人不同类别收入的税负不同，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也容易造成纳税人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收入在不同类型收入间进行转换，多次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达到不缴税或少缴税的目的。

1.我国个人所得税总量的变化及占税收收入的比重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量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开始快速增长。199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72.67亿元，2008年达则到3722亿元，年平均增幅达到48%，增长了50倍，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GDP、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

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1.42%，提高到2007年的6.98%。199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各税收入的比重为1.42%。1994年以后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每年增幅均高达30%以上，1999年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上升至3.87%， 2000年达到5.25%， 2003至2006年连续四年保持在7%以上， 到2007年该比率为6.98%。

2.我国个人所得税各项目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比重

我国个人所得税11个分项目收入中，按工薪所得征收的占首位，且比重逐年提高。1994年根据工资薪金所得计征的税收收入占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42.87%， 2007年该比率提高到54.97%。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的位于第二位，但其所占比重变动较大，最高于2001年达到34.94%， 2007年降至24.94%。按个体工商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是个人所得税第三个主要来源， 1994年达到20.12%，此后该项目收入所占比重逐年降低，到2007年只占12.56%。2007年上述三项个人所得税收入合计占92.47%，其余各项合计不到8%，这是现行中国个人所得税主要特色之一。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1. 分类所得税制容易产生制度性的漏洞。纳税人可以通过分解收入、转移收入类型等方式,达到多扣除与减少应税所得或降低税率的目的,形成偷、逃、避税等现象。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将个人所得划分为11个具体项目,对每一种所得按各自独立的计税方法进行计税，目的在于根据相应的纳税能力标准分配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有各种来源所得,可将所得分成各个独立的部分,即税基“分割”,不仅难以实现公平的预期目标,反而容易导致新的不公平。

2.费用扣除简单化。采取统一的扣除标准,必然会在相同收入的纳税人之间造成税收负担的不一样,扭曲横向公平原则,“量能负担”成为空谈。以我国的工薪费用扣除额为例,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凡取得工薪者每月固定扣除生计费用3500元。对于一个赡养三口之家的纳税人和一个单身纳税人,同样扣除3500元以后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种表面上的平等,结果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3．税率结构设置制度缺陷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根据不同的征税项目,对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分别适用9级和5级超额累进税率；对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等适用比例税率；对于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在实行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加成征收或减征。这样,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有3种税率,还有减征和加成征收。这些规定,既不便于纳税人掌握,也不利于税务机关征管,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转移分解所得数额、变换所得形式以适用低税率的动机。如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可以相互转化；发放奖金与分配红利,可以选择确定，这种将不同所得区别对待的做法,容易引起税收歧视和税负不公。

4.工薪收入累进级次多、边际税率过高。我国现行工薪所得的45%税率已明显高于周边国家，9级超额累进税率也使得级距过多，计算复杂。近几年来,由于个人工资收入的增长以及税务机关加强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管等,工薪所得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收入来源项目,约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50%左右。工薪所得的超额累计税率级次多达9级,一部分税率很少使用。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工薪收入阶层的应纳税所得适用范围主要为5%-25%和30%,30%以上的税率用的很少。另外,45%的高边际税率容易抑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5.征收方式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相比,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我国主要是通过源泉扣缴的办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自行申报的范围相对较小： (1)年所得额超过12万元以上的； (2)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3)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4)取得应纳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6.收入监管体系落后,税款流失现象严重。目前,个人取得的收入呈现多元化、隐性化的趋势,而税务部门、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企业等没有统一的联网制度,而且如果个人取得的收入采用现金结算办法,税务部门很难真正掌握个人的全年收入情况,偷、漏税现象严重。

7.没有全国统一的纳税人税号。我国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税号,实际征管中是由主管税务机关对本辖区内的纳税人自行设计纳税编码。无法对每一纳税人建立个人纳税档案,将会影响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几点思考

1.考虑实行混合税制，设定综合征税项目。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8项列为综合征税项目，比如将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3项并入“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通过综合所得统一调节大部分个人收入项目，促进税负公平。

2.增加费用扣除项目。依据费用扣除要确保维持纳税人本人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基本开支的原则和公平税负原则，费用扣除项目和标准可根据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做以下调整：

（1）适时调整免征额标准。参考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做法，可规定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一定幅度时，适时调整免征额标准。

（2）增加单项扣除。考虑近年来增加个人支出的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可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扣除以下单项费用扣除项目，如必要的抚养费、赡养费支出，必要的子女教育费支出，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医疗保险金之外的医疗费支出。

3.适当降低边际税率，调整级距，提高偶然所得的税率，主要原则是“力求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收入者,主要调节高收入者”。现行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等进入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合并为综合所得后，适用同一税率表，可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表为基础，参考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和国际减税趋势，并结合未来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将现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同时，将9级超额累进税率简化为5级或6级。我国现行政策是鼓励发明、技术创新，所以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可维持原来的20%税率不变。随着社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稿酬收益不断提高，稿酬所得减征30%的优惠可以取消，统一执行20%的税率；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为了鼓励私人投资，还应维持原有的20%低税率。

4.调整居民与非居民的居住时间判定标准。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的居住时间判定标准与国际接轨。要全面掌控纳税人应纳税所得，应从以下三方面采集信息：1）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收入；2）扣缴单位支付给个人的所得；3）第三方掌握的个人投资、劳动就业、支取收入、经营交易等情况。为确保税务机关通过上述三条渠道及时掌握个人的收入信息，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在修改后的税法中应补充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人相关资料信息的义务。

5.建立纳税人识别号。可考虑依据个人身份证号码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并在涉税事务中强制使用。纳税人识别号后有助于有关部门利用全国税务机关信息网络，归纳汇总某个人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收入，评估其是否足额纳税，促进税收征管规范化和税源监控。

6.采取必要的征管措施。要使现行的混合税制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借助必要的征管措施：（1）建立全国联网的信息化系统，以方便快捷地处理众多纳税人的申报表；建立个人收入、纳税档案；给每个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2）与其他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系统，以适应市场经济中个人多渠道、多种类收入监控的需要；（3）调整个人所得税收入在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分配办法，以解决综合征税必然面临的补税、退税问题。

7.建立个人纳税情况与享受社会保障挂钩的制度。北欧等国对纳税人上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一定数额标准的给予奖励。我国也可以学习这一做法，调动公民的纳税积极性，提高其纳税意识。例如：在医院看病时享受一定费用折扣的优惠，或者实行纳税多少与个人的养老金挂钩等优惠办法。

参考文献：

浅谈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设想段爱芳 2010年6月第12卷第3期（前言）

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完善之研究艾朝霞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缺陷及对策秦晓东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一段）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效应分析付广军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56期（数据）

中国个人所得税功能定位问题探讨 黄国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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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已成为各收入阶层关注的焦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因为目标定位不准确，征收模式未能适时调整，致使税负确定、税率设计不合理、税制复杂，难以征僻，偷逃严重，渊节无力。本文对目标功能定位、征收模式选择、税率设计、征收管理这些个人所得税的根本问题做了一些探讨。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自1980年开征以来，收入增长异常迅速，1980年不足l7万元，1985年突破l亿元，1989年突破l0亿元，1995年突破100亿元，2000年达到660亿元，为我国所有税种中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税种，在聚集财政收入、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在运行中日益暴露出的税制设计本身和征管方面的许多问题，也正严重阻碍着其功能的更大发挥，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一、目标功能定位

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是指一国个人所得税在某一时期应主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作用，这是设计和改革个人所得税的首要问题。个人所得税有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两大功能，因此，一国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功能定位又有三种选择：

(1)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主，只对少数高收入者进行特殊调节；(2)以聚集财政收入为主，对大多数人进行普遍调节；(3)同时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进行调节。对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功能定位的争论正好形成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我国日益增大的GDP、GNP总额和个人所得在GNP最终分配中份额的不断上升，表明_『居民个人的纳税能力日益增强，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应在解决财政困难，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中更有作为；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又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必须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第一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规定较高的起征点，这便相应降低了高收入者的应税所得额和适用税率，从而将弱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由于个人所得税收人总额减少，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转移支付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反而会加速贫富分化，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用开征社会保障税或提高社会保障税税负的手段解决问题，则由于社会保障税的普遍征收和比例税率的累退性，必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这比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更有碍公平，这一切正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事实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因为目标功能定位瞄准高收入阶层，以公平收入分配为目标，便过分强调区别对待，为此选择了分类征收模式。将个人收入划分为l1个类别，设计了税负不同、形式各异、扣除有别的税率进行征收，结果使税制异常复杂，加之征管基础制度不完善，征管难以适应，避税漏洞大开，偷逃行为轻易得逞，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成为最主要的负担者，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却游离在征管之外。而按第二种目标功能定位进行税制设计，必然要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略高于贫困线的低收入者课税，而对高收入者难以有效调节，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促使一部分人陷入绝对贫困，既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使大量高收入者负担的税款大量流失，聚集财政收入的目标同样难以实现。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目标功能定位只能以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为双重目标，对中等以上收入阶层进行调节。

二、征收模式选择

从世界范围看，个人所得税有三种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综合征收模式和混合征收模式。分类征收模式就是将各类所得分门别类的划分成若干种，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征收。这种模式事实上是多个税种的简单集合，因而征收模式简便，易管，也能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差别对待。但这种模式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较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不仅不同项目间税负不平，而且使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或少纳税，而使应税所得来源单一、综合收入少，但相对集中的人多纳税，易使纳税人改变所得项目名称，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还因为采用该模式，一般项目只能采用比例税率，而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存在明显的累退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就应因为实行分项征收模式，上述问题非常严重。

综合征收模式就是汇集和综合全部所得，统一适用同一种超额累计税率表进行的征收方法。这种模式能较好的贯彻量能负担的原则，从横向和纵向上对税收负担进行公平分配，比较合理，因而较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需要年终汇算清缴，必须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这无疑提高了征收成本。就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看，这种模式只能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

混合征收模式就是区分不同性质的所得，对一部分分类征收，对另一部分综合征收，即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如果综合分类范围的划分和结合搞得好，就能集中分类模式和综合模式的优点，摒除两者缺陷，达到简便、易管、公平征收的目的。一般说来较优的结合是：大综合，小分类，经常性、经营性所得综合，非经常性、非经营性所得分类；相同性质的所得综合，不同性质的所得分类；计算简便的综合，计算复杂的分类。很显然，现阶段，混合征收模式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必然选择。事实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这么一个规律：分类征收模式只是与单一居民收入和低水平的征管相适应的征收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综合征收模式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最终要求，而混合征收模式是大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从分类征收走向综合征收的必然过渡。

三、税率设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是该税种目标功能要求的最集中表现，税率形式又决定于征收模式的选择，同时作为“经济联合国”的重要成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水平、档次、级距的设计既不得不考虑与国际接轨，又不能脱离我国家庭观念强，家庭总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的实际，而覆盖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其最高税率又不能不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相衔接。

我国个人所得税混合征收模式的选择决定厂其税率形式在总体上分为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综合征收项目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分类征收项目适用比例税率。合理的比例税率，应在不进行费用扣除的情况下，按超额累进税率的实际平均税率设计。因此，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超额累进税率的设计。根据上述约束条件，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设计应以家庭为基础申报单位，遵循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宽税基，低税率，大级距，少级次”改革的思路，将我国居民按家庭收入水平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五个层次，分别按规定税率超额累进征收。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兼顾聚集财政收入和公平收入分配。对中等以上的收入阶层调节目标功能的要求，对低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部分确定零税率，既为对低收入家庭的免征，又为其他各家庭的扣除标准、对高于标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低于较高收入的家庭收入的部分以5％的税率征收；对高于较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10％的税率征收，对高于高收入家庭收入、低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20％税率征收，对高于最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部分以35％税率征收。这种设计因各类家庭的划分标准必然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动而适时调整，但各档次税率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因而既能适应经济变化又能稳定负担政策。

四、征收管理

个人所得税有效的征收管理既是其正确的目标功能定位，切合实际的征收模式选择，合理的税率设计的结果，也是真正实现其目标功能，充分发挥征收模式优势，正确贯彻税率所体现的负担政策的保证条件。因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效率低下，致使个人所得税既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无力。有资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45％来自工薪所得，而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却游离在征管之外，又使大量收入流失(同一资料还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税款不足应征税款的1／2)。究其原因，一是现行征管办法对个人收入的隐性化、非货币化、现金交易、私下交易束手无策，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难以掌握，扣缴制度无从落实，二是没有明确的自行申报制度，难以进行税源监控。为此必须：

(一)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础制度

1．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即“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将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务编码。个人从事的各种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活动，不论收入还是支出，均在此编码下反映，这些信息应能从社会方方面面汇集到税收部门进行集中处理，迅速准确的掌握纳税人的收入状况。

2．强行推行非现金收入结算制度，减少现金流通，广泛使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同时，将个人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工资外发放的各种补贴、津贴、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必须折价计人工资表中，以使纳税人的真实收入“透明化”。

(3)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结合存款实名制的实施，对个人存款，金融资产，房地产以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实行登记制度，以使纳税人的各项财产收入“显性化”，以防将收入与财产进行分解和分割而偷税。

(二)建立科学的预扣预缴税款制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制是世界各国已经成熟的征管经验。这种制度要求对综合所得必须分项按月或按季、按次预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预扣预缴一般应比实际缴纳的税款多，以促使纳税人年终申报。为避免年终汇算清缴时退税面过大，应对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预扣预缴办法，如对工薪所得可按目前的征管方法按月预扣预缴，对经营所得以当期实际应缴税款数或上年实际数按月或按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以其收入总额按一定的预扣率按次预扣预缴。总之，应在堵塞偷逃漏洞的同时，尽可能简单易操作。

(三)推行双向申报制度

双向申报制度是关系综合征收或混合征收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双向申报制度，是指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其扣缴义务人对同一笔所得的详细情况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征管制度，其目的是在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之间建立起交叉稽核体系，加强税源监控。这种方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考虑到我国现有征管能力还不能接受所有的纳税人申报，应规定只有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纳税人才必须申报，但所有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的一切应税所得，不论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不仅申报应扣税额，还应申报与纳税人相关的其他主要资料信息。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这种交叉稽核制度的关键应在于支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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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优先认股权计划 税率 协调发展

两权分离的背景下，怎样让经理人员对股东负责，是一个长久困扰公司法的问题。优先认股权计划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美国。之后，它作为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公司业绩和整合公司人力资源的薪酬激励工具，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推广开来，并获得很大成功。[1]税收是公司、股东和高管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深深地影响了公司和管理人员的税收支出安排，并体现在不同种类的优先认股计划中。

一、税收：优先认股权计划的导向

在公司税制方面，美国是古典制模式的典型代表，即对公司所得在公司层面课征公司所得税，对其获得股利分配所得的自然人股东再课征一道个人所得税。[2]经理人员的薪金和奖金当然纳入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在优先认股权计划计划中，因为主要涉及公司盈利的分配，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公司所得税、经理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

（一）公司涉税的三大税率

1.公司的边际收入税率。公司边际收入税率是指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在美国，公司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目前美国采用的税率如下：年所得额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为15%；年所得额在5万美元至7.5万美元的，税率为25%；年所得额在7.5万美元以上的，税率为34%。另外，对年所得额在10万美元至33.5万美元之间的部分，再征收5%的附加税，以使实际比率接近34%。而对超过33.5万美元的，全额适用34%的公司所得税税率。[3]

2.经理人员个人赢利或日常收入的边际税率。这里所说的经理人员个人赢利或日常收入的边际税率即经理人员的个人所得税。薪酬和奖金是经理人员管理服务的对价。而经理人员的这些收入正好构成了美国《国内税收法典》个人所得税的税基。

美国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基本税率分为5档，即：15%、18%、31%、36%和39.6%，根据2001年的减税法案和2003年的减税计划，现行税率实际上按10%、15%、25%、28%、35%和36%6档执行。[4]

3.经理人员的长期资本收益税率。证券交易利得税是以证券交易所取得的价差收入为课税时象的一种税收，有的国家称之为证券利得税、资本利得税。[5]在这里我们称之为资本收益税。证券所得主要包括持有证券的所得和转让证券的所得，因而证券个人所得税税种具体有对持有证券的所得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和对转让证券的所得课征的证券交易所得税。[6]

在优先认股权计划中，公司赋予经理人员一种股票期权，也称认股权证，事实上是一种看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一种权利，激励对象可以在行权期内以事先确定的价格（行权价）购买一定数量的本公司流通股票。[7]由于行权价和股票的市场价之间存在差额，差额便构成了资本收益税的税基。对于证券个人所得的征税，美国为15%、28%的二档累进税率。[8]

（二）税率组合对优先认股权计划的影响

1.优先认股权计划的本质。经理人员通过优先认股权得到的收益不同于其工资和奖金。工资和奖金在公司纳税层面作为“资金流出”被扣除，并未作为公司所得予以课税，而是作为经理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税基。因此，它只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征收。而经理人员行使优先认股权所得到的资本收益则来源于公司盈利。

我们看到，在经理人员行权时，公司直接发行新的股票，这些多出来的股票参与到公司的红利分配中去。由于此处的资本收益来源于公司的盈利，于是，资本收益税是第二个层次上的税收。因为其源泉——公司的盈利已经作为公司所得被课税。

2.总税收支出最小化的寻找。公司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以及资本收益税率虽然都采用比例税率，但都又兼采累进税率。公司和经理人员负担的这些税率各不相同，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时而异。[9]不同的分配方式面临着不同的税种，适用不同的比例税率。美元金额的变动要适用不同的累进税率，比例税率的变动造成分配结果的差异。

在优先权计划中，公司和经理人员都被课以税收，一方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存在着重大差异。另一方面就对于公司来说，其税收优惠在鼓励性优先认股权和无保留的优先认股权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后者，公司可以获得对给予经理报酬成分的扣除。寻求公司和经理人员总税收支出最小化，不仅关乎着股权激励措施的成效，更是一个税法上颇具技术含量的难题。

二、四种优先认股权计划的税收安排

（一）有限优先认股权：资本收益税率的优越性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1950年修正案规定，如果某公司的优先认购权计划满足了某些必要条件，在以出售或其他方式处分通过行使其购买权得到的股份之前，获得购买权的经理人不必核定任何收入，并且还可以将其全部赢利当作资本收益。[10]

实现优先认股权，需要两步走。首先，行权，从公司买入股票。然后，出售，将行权得到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售出。其税率远低于薪金和直接现金奖金的税率。可以认为其认购的是税收优惠。优先认股权本身将经理的收入与公司的股票价值捆绑在一起，以激励经理。

（二）有保留的优先认股权：非税收目的的条件附加

有保留的有限认股权是享受税收优惠的优先认股权，它依照《国内税法法典》1964年修正案而得名。根据这些修正案，要想享有特殊税收优惠，优先认股权计划必须满足更严格的条件。若有保留，一个计划必须规定，计划应经股东批准；在计划被采纳或被股东批准之日（以较早的一个为准）起的10年内必须授予优先认购权；优先认购权在被授予后可行使期限不得超过5年，优先认股价格不得低于授权时股票的应有市场价值；取得该权利的管理人除非死亡不得转移优先认股权；授权后他不得拥有超过5%的公司股本；以及他至少保存有依据优先认股权购买的股票三年。[11]

但是，由于个人所得税率和长期资本收益税率的接近，使得优先权计划逐渐丧失了魅力。并最终被1976年修正案废止。

（三）无保留的优先认股权：两种税率的排列组合

所谓无保留的优先认股权，是指那些不受税收一般规则制约的优先认股权。一般来说，管理人员在接受无保留优先认股权之时，不核定任何应税收入。在管理人员行使优先认股权之时，他应把所购股票的应有市场价值和他为行使该股票权利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价总额核定为应税收入，而这种收入按他的日常个人所得税税率纳税。[12]

我们看到，无保留的优先认股权与有限优先认股权及有保留的优先认股权不同，其对“行权”和“出售”两个环节进行区分：行使优先认股权认购股票时的应税收入，是买入股票时的收益，这种收益是按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当其出售股票时，其收入是资本收益，适用长期资本收益税率。

（四）鼓励性优先认股权：恢复与宽容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442A条和《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的补充创设了鼓励性优先认股权。它不仅恢复了1976年废除的有保留的优先认股权，而且对纳税人更加宽容。享受鼓励性优先认股权的待遇所具备的条件：

1.依据优先认股权购得的股份在优先认股权被授予后两年内不得出售；

2.这种股份在优先认股权被行使后一年内不得出售；

3.如果除了上述两个条件之外，本表列中的其他条件都得到了满足，那么，雇员在行使优先认股权时不必纳税，但在出售该股份时要纳税（在这个方面，它类似于税收优惠优先认股权），但是收益被视为日常收入并且公司的相应税负因此得以减免（在这些方面，它类似于无保留优先认股权）；

4.从授权之日起直至权力行使之日前三个月，优先认股权的享有人必须一直被公司雇用；

5.优先认股权计划必须明确说明依据优先认股权发行的股份数额以及哪些雇员有资格获得优先认股权；

6.在采纳优先认股权计划之前或之后的12个月内，该计划需经股东批准；

7.从计划被采纳之日或经股东批准之日（以较早的一个为准）其的10年内，公司必须授予优先认股权；

8.行使优先认股权的有效期限最多为该认股权授予之日起的10年内；

9.优先认股价格不得低于优先认股权被授予时股票的应由市场价值；

10.除非雇员死亡，优先认股权不可移转；

11.在授予优先认股权时，雇员拥有的公司各类股份的表决权不得超过总表决权的10%（对此某些微妙区别和例外）；

12.雇员必须按照授予的顺序依次行使其所得的各个优先认股权；

13.如前所述，每个雇员每年优先认购的股份有100，000美元的上限。

我们看到，在鼓励性优先认股权的情况下，其依然适用有保留优先认股权的优惠税收待遇。虽然其在第13项中有股份价值100，000美元的上限规定，而这一项并不适用与有保留的优先认股权，但是，在第2、8、11项中对于有保留优先权股权的变更，确实给纳税人带来了更多的实惠。

（五）优先认股权之间的博弈

上面我们讨论了四种优先认股权，在本质上其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无保留的优先认股权，将经理人员因优先认股权带来的收益根据实施环节的不同分成行权收益和出售收益，并且适用不同的税率；另一类是一脉相承的有限优先认股权、有保留的优先认股权和鼓励性优先认股权，其税收优惠都是不区分行权收益和出售收益，而是将所有收益都作为资本收益适用资本收益税率。

立法发展到今天，摆在所有公开公司面前的是一个貌似简答的难题：要采用股权激励措施，是选择鼓励性优先认股权还是无保留的优先认股权？对于所有公开公司而言，采用鼓励性优先认股权而非无保留的优先认股权似乎更加适当。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有限制的、有保留的或激励性的优先认股权计划是否具有经营明智性，关键取决于三种不同税率之间的关系：公司的边际收入税率、经理人员个人赢利或日常收入的边际税率以及经理人员的长期资本收益税率。公司和经理人员负担的这些税率各不相同，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时而异。[13]节税是我们选择优先认股权计划时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寻求公司和经理人员总税务支出的最小化是最重要的工作。

一方面，鼓励性优先认股权使经理人员行权时的收益免遭税率更高的个人所得税课征，为经理人员节省了一部分税收。另一方面，它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税收利益。而无保留优先认股权，虽然将雇员行权时的收益列为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但是对于这部分费用可以为公司带来可抵消的税收利益，降低其税后成本。[14]因此，优先认股权计划孰劣孰优不能简单地下定论，要根据公司的不同景况，比较三种税率的差异以及组合关系，并通过精细的计算分析，才能得到较科学和合理的结论。

三、总结与反思：公司法与税法的协调发展

两权分离的背景下，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必然成为公司法永恒的话题。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公司已经成为市场上最重要的经济主体，也必然会成为税法上最重要的纳税主体。在如何构建合理的高管薪酬机制方面，美国公司法和税法给我们提供了思路。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以公司法和税法的协调发展来促进公司机制的正常运转。

（一）现实意义：公司治理机制合理与高效的必然要求

现代公司两权分离下的集中管理，已经将股东排除在了公司的经理管理之外，经营权由管理层独享。问题就在于如何既保持管理人员对股东的其他指令义务负责，而又仍然准许他们对适当的事项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是公司法要处理的主要问题。[15]为了使经理人员更好的履行其信托忠诚义务，公司法构建了许多激励机制，本文中优先认股权就是股权激励中的一种。

公司从事经济活动必然要权衡自己的利益得失，其中税收就是公司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16]笔者主张我国公司法在激励机制的构建和操作中也应当进行税收因素的考量，寻求公司和高管税收支出的最小化。当然，这也需要税法的立法完善与技术支持，为节税和股权激励多样化提供可能性。

（二）理论研究：横向协调与纵向深入

公司法和税法研究的纵向深入，离不开横向的联系与分析。横向的协调可以可以促进纵向研究的深入。我国国有公司经过放权让利阶段，两权分离阶段和公司化改造阶段，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公司的核心特征。再加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公司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公司也不再是公司法学者研究的专属领域，它正逐步地进入各个部门法的视野，更为税法所关注。

公司法如何将公司制度细化并进行可行性构建，需要进行税收因素的考量；税法研究如何在公司领域大展拳脚，也必须遵循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学术研究、理论分析不是圈地运动，更不能闭门造车。以横向联系分析来促进纵向研究深入，保持公司法和税法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学科繁荣，保证科学立法。

参考文献

[1]陈少英.公司涉税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5，21.

[2]朱智跃.企业所得税课税理论的反思与重构[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

[3]陈少英.公司涉税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7.

[4]徐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基于中美比较分析[J].特区经济，2006（1）：133.

[5]杨光海，韩治.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国际比较及其借鉴[J].经济学情报，2000（3）：51.

[6]刘小兵.各国证券个人所得税制度比较分析[J].涉外税务，2000（3）：47.

[7]王琳.现代企业股权激励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08（8）：63.

[8]刘小兵.各国证券个人所得税制度比较分析[J].涉外税务，2000（3）：48.

[9][10][11][12][13][14][15][美]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则[M]，等译.北京：工商出版社，1999.171，166，167，167，171， 171-173，21.